田润民：我的1965和1966年（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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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而短暂的一年


1965年7月中旬的一天，大队书记姚占魁笑吟吟地走进我家，看着母亲正在院子里缝被子，他问道：“三姨，你知道了？”母亲一头雾水，不知他此话何意。姚书记接着说：“大热天，你缝被子，看来是为润民做准备的。”母亲说：“是啊，润民准备到穆家岭去包山（指种地），我给他做准备哩！”“是到北京去包山哩！” “润民考上大学了！”姚书记绕了半天弯子，这才把一个好消息说了出来。原来，高考的结果出来以后，我所在的旬邑县中学首先打电话通知考生所在的生产大队，姚书记是获知这一好消息的第一人。当我拿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入学录取通知书以后，把它看了又看，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这个厚厚的大信封将改变我的人生命运。我是当年我们那个偏僻而闭塞的陕西旬邑县考进北京的唯一一个大学生，全县轰动，老师、同学都为我高兴。8月的一天，父亲赶着小毛驴驮着行李把我送到县城，第二天坐汽车赶到西安，接着坐火车前往北京报到。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感到既新鲜又好奇。那火车车厢非常整洁，不那么拥挤。和蔼可亲的列车员一会儿用墩布拖地，一会儿又给乘客端茶倒水，其中一位女列车员胸前佩带的是“唐山铁道学院”的校徽，热情，文静而又彬彬有礼。几十年来我乘坐过无数次火车，似乎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周到热情的服务。

同行的还有一位邻县的同学，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同乘一辆汽车到乾县参加高考，现在又同乘一列火车到同一个大学去报到。后来分配工作时又被分到同一个系统（第三机械工业部），世上难得有这么巧的事！现在，只见他头上戴一顶陕西农民夏天常戴的大草帽，背着个铺盖卷，躬着腰上了火车，然后，把铺盖卷往地上一放，坐在上面，就这样在铺盖卷上坐了一路，不时地还用那大草帽扇风。那模样真像一个外出打工的农民（他叫尚三续，入学以后被分配到法语系）；我的形象比他强不了多少，当时上身穿一件我母亲亲手缝制的白色粗布对襟衫，下身是一条蓝裤子，脚上穿的是我母亲做的黑布千层底鞋，和那位同学所不同的只是没有戴草帽，也没有坐在铺盖卷上。

火车从西安出发，开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六七点钟的样子，终于到了北京。火车到站那一刹那，我又激动又紧张，激动是终于到了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了，紧张的是我能不能找到要去的学校。当我走出车厢时，一个醒目的大牌子闪入我的眼帘，上面写着“北京外国语学院新生接待站”，我喜出望外，赶紧朝那块牌子走去，并自我介绍道：“我是来报到的新生。”那举牌子的两个校友十分热情地帮我拿行李，领我出站，其中一个叫全振福，陕西洋县人；此时此地，遇到老乡，感到格外亲切。前几年，我在首都机场还遇到过他，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是快60岁的人了，在茫茫人海中，彼此相见，一眼还能认出来。可见当初新生接待站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

本文作者大学入学照

一辆敞篷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刚到的几个新生送到位于北京西郊魏公村的外语学院。虽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却毫无倦意，站在这敞篷汽车上贪婪地欣赏着沿路北京的夜景。司机也善解人意，特意路过天安门，让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新生一下火车就能看到这座雄伟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建筑物：这就是毛主席经常出现的那个地方，乡下的农民误以为他就住在那里呢。今天我亲眼看见了它，心里禁不住问：“我们那个偏僻小县有几个人到过北京、看见过天安门？”接着是笔直而宽阔的长安街，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我只觉得眼睛不够使。到了学校，英语系负责接待我们，当晚把我们安排在5号楼439室；从此我在这间小屋子里度过了三年五个月的大学生活。

第二天，负责接待我们的英语系二年级张少平等同学带我们到苏州街那个唯一的小商店买了脸盆、毛巾、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具，又到生活科领了饭票，还陪着我们到校园走了走，熟悉周围的环境。外语学院分为东西两院；东院的南面从西往东1、2、3号楼，是部分教师、干部、工人的宿舍楼；北面从西往东数，4号楼是俄语系、东欧语系、亚非语系的学生宿舍楼，5号楼是英语系学生宿舍楼，6号楼是法语系和西班牙语系学生宿舍楼；宿舍楼高达五层，顶部为中式结构大屋檐，排水、隔热效果好，是首都高校中少有的中西结合的建筑，据说它出自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50年代的设计思想。两排宿舍楼中间、靠西朝东矗立着一座六层楼，是学院的主教学楼，是“北外”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大屋顶，很气派。当年盖成以后周恩来总理曾登上顶层，俯瞰周围，发现它竟是北京西郊最高最漂亮的一座大楼，掌管着六亿人口家业的总理在赞叹它的雄伟壮观之余又不免有点心疼，批评道：一个大学盖这样阔气的大楼未免太奢侈了。令总理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年以后的“文革”中，以打倒他为目标的“六一六”红卫兵组织的总部就设在这座楼的顶层。

主教学楼前面是一片开阔地，这是学院的大操场，操场的正面有个用水泥砌的主席台，是全院开大会的地方，平时学生们在这里上体育课、锻炼身体。每个周末，大操场挂起银幕，放一次电影。大操场因为大、能容纳的人多，“文革”中成了“北外”最热闹的地方，在这里曾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陈毅副总理在这里讲过话，班禅大师在这里挨过斗，“北外”许多著名教授、学者、学院院长、书记在这里“坐过喷气式”，蒙受人格侮辱和身体摧残。与此同时，“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以及军宣队、工宣队的头头都曾在这里登台亮相，或辩论，或演讲，出尽了风头。1968年的10月份左右，工宣队进校后不久，在主席台的对面修建了一座绘有“毛主席去安源”画像的石碑；那是“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在“文革”中给“北外”留下的的纪念物，军、工宣传队和他们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曾强迫几乎所有的教授和一部分老干部每天在那里向伟大领袖“请罪”。这个石碑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真应该永久保存。可惜，在那个反复无常、变化莫测的年月里，这类东西如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一样，上得快，下得也快；“工宣队”所留下的这个水泥建筑物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拿掉了。

大操场朝东的尽头是游泳池。游泳池靠操场这一头栽种着一些树，小树之间是一些用水泥砌成的小石桌和小石凳，还有几张简易乒乓球案。夏季，男女大学生们有的在这里打乒乓球，有的围坐在小石桌边谈天说地，不时地发出一阵快乐的笑声。游泳池里，那些从大城市来的同学在水中自由地穿梭，有几个女同学身穿三点式泳装站在高高的跳台上练习跳水。“游泳池”及其周围的小树林、石桌、石凳是当年许多男女学生经常幽会的地方，因此给许多校友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68年12月初，北外校园合影（左二是作者，背景即那座绘有《毛主席去安源》画像的石碑）

在3号楼对面，也就是东院的东、南侧，坐落着两个饭厅，即“一饭厅”和“二饭厅”，“一饭厅”是教职员工食堂，“二饭厅”是学生食堂。外语学院的伙食在北京高校中因办得好曾经多次获奖。许多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感觉在这里吃饭好像天天在过年。当时我们每人每个月伙食标准是15.5元，大部分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我每月助学金是18元，扣除伙食费剩余2.5元。人们形容大学生的生活是三个点：宿舍-教室-食堂，生活中好像没有更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助学金基本够用。每年家里的补贴不超过100元。

这两个饭厅本来是大家吃饭的地方，“文革”中却成为两派斗争的另一个热点，持不同观点的学生曾在这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那些重要的大字报、大标语往往贴在“二饭厅”前面。在两个饭厅上面是学院的大礼堂，本是学院开大会、表演节目的场所，“文革”中成了仅次于大操场的开批判会、斗争会的地方。

出了学院西大门，穿过马路，是外语学院的西院。西院实际上是两个学院共用，一部分属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一部分属于北京语言学院（后来搬迁到原北京矿业学院即现在的地址，并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院实际上是从“北外”原来的“留学生预备部”（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出国前学习外语）分出去的，后来增加了一个“来华部”（专为外国人教授汉语），两个部合在一起成为北京语言学院。“文革”中一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揭发说：“北京语言学院是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背着中央搞的‘第三外国语学院’，是为彭真搞政变培养外事人才的，是个没有‘户口’的黑学校。”起因是那位炙手可热的“文革”顾问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听到“北京语言学院”这个名字时，反问道：“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个大学？”康生一句话把一个大学打成一个“黑学校”和“反党黑店”，这是那个年代为了整人所制造出来的诸多天方夜潭式奇闻中的一个。西院属于外语学院这一块主要有两座楼，一座是靠北的英语系教学楼，另一座是位于院中的学院院部办公大楼。在西北角，有两座当时专供外国留学生学习和住宿的楼，属于“禁区”，一般人很少进入。在西院的西南角，坐落着两座灰色的四层楼，那是学院一部分干部和教师的住宅楼，著名的教授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等就住在那里。从北面的语言学院留学生楼到南面的外语学院家属楼，从东面的院部办公楼一直到西面的围墙尽头，是一大片空地，当时用作操场。语言学院的学生和住在西院的教师、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经常在那里锻炼身体、散步、做游戏。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北外”密密匝匝的宿舍楼。

东、西两院原来分属两个不同的学院，东院原来叫“北京俄语学院”，西院叫“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俄语学院是50年代中苏关系处在“蜜月”时期建立起来的，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紧张，俄语人才需求减少，于是，俄语学院撤消，和西院的外语学校合并。两院合并对于外语人才的培养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没有想到，从此却为两院干部之间埋下了矛盾的火种，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干部之间互相争斗的历史根源，到了“文革”期间，这种历史上的纠葛和矛盾和“两条路线”挂在一起，演变成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所有这些，我们这些刚入校的新生当然一无所知。1965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尤其展现在我们这些新生面前的，到处都是笑脸，老师是那么和蔼可亲，同学之间是那么友善，高年级同学把我们当小弟弟、小妹妹一样看待，生活上给予很多照顾。漫步在校园里，绿荫遮挡着炙热的阳光，鲜花吐着芳香，处处是琅琅读书声。女同学那鲜艳的花裙子和银铃般声音把校园装点得更加妩媚。“北外”女生的衣着打扮和天生丽质在首都高校中颇有名气，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住在6号楼有一位法语系女同学，长得细高个儿，瓜子脸，皮肤白皙，气质高雅，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股古典美的气息，被称为林黛玉式的美女。尤其她夏天穿一件鲜艳的百褶裙，把她那苗条的身段和漂亮的脸庞衬托得更加美丽。她所住的6号楼对面是北京工业学院（现改为北京理工大学）的宿舍楼，中间只隔着一条马路。时间一久，不知是对面楼里哪位有心男子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突然发现了马路对面这座楼里竟然有这么一位美丽的女子，他隔着窗户看呀看，越看心里越激动，终于忍不住写了一封求爱信，并准确地观察好了“林黛玉”所在楼层和房间，穿过马路，亲自把信从门缝里塞进去。“林黛玉”当然不会答应这位冒失的求爱者，不仅如此，而且从此将窗帘拉了个严严实实。

教育部文件

入学以后，学院首先为我们安排了“新生入学教育”；主管教学的李棣华副院长给我们做报告。他简要地介绍了学院的情况：“北外”在校学生3000人左右，教职员工不到1000人，规模不算大，是一所全国重点文科大学。学校归外交部直属领导，毕业生大部分分配到外交部、外贸部、外经部以及其他外事部门。今年的新生是从参加高考的考生中经过严格的政审和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中挑选出来的。学院的教学设备是第一流的，有先进的电化教研室，平均每个班配有一台录音机；师资队伍也是第一流的，集中了全国外语界著名的学者、教授，还聘请有许多外国专家。“北外”还是全国外语院校中的“龙头老大”；其他外语院校都以“北外”的教材为样本，还经常派人来“取经”。不仅仅在全国，就是在亚洲，“北外”也是有名的，当时的蒙古和朝鲜派留学生在我们学院学习英语；这些虽然和我们一样是黄皮肤但衣着打扮、举止行为十分特殊的留学生就住在我们5号楼。外国人在英语非本国语言的国家学习英语，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十分罕见，足以说明“北外”英语教学水平之高。许国璋教授主编的英语教材不仅成为全国外语院校的权威教材，还被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等国翻译过去，成为他们本国的英语教材。

李院长在他的“新生入学教育”报告中还特意对北外设置专科一事做了说明。1964年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后，中央预测我国对外关系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而当时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人才缺口较大，满足不了需要。同时，毛主席1964年春节就教育问题有个讲话，大意是：教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据此精神，外交部决定，1964年、1965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法语系、西班牙语系设立3年制专科。李院长强调说，设置3年制专科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合格的初级外交翻译人才，专科学生在3年内外语上课时间等于甚至超过5年本科生，因为专科学生不参加“四清”运动（本科学生必须到农村参加一年“四清”），课程设置只有3门：外语、政治、体育。李院长还强调说：3年制专科属于试验性质，如果不成功，仍恢复5年本科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外的专科试验中止，3年后，学生离校毕业，工资按照大专对待。1980年6月，国家教育部发文予以纠正，规定这两届3年制专科试验学生工资按本科大学生定级。

李院长给我们这些新生画了一幅多么美好而又令人向往的人生蓝图，使我们大家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之中！能在这样一个大学学习，我们是多么自豪！

不到一年，李院长本人连同他对我们所作的“入学教育报告”都受到了批判；他被打成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北外”的代表人物，运动一开始，就被院党委抛了出来。好在他在两院干部的矛盾中比较超脱，不久，被视作“死老虎”，虽然偶尔上台挨挨斗，但只是“配角”而已。运动后期，他不幸得了直肠癌，做了手术。有一次，我看见他拄着拐杖，沿着魏公村那条小路向学院东门缓缓地走去；李院长素以谨小慎微出名，胆子特别小；显然这场来势凶猛而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给他精神上打击不小，加上疾病的折磨，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入学以后不久，几乎所有的新生都参加了1965年国庆节天安门仪仗队训练，另一部分同学则参加《东方红》大歌舞合唱队。仪仗队的训练十分辛苦，适值8月，正是北京最热的季节，烈日当头，把大地烤得抓一把土都烫手，我们每天顶着酷暑在大操场练习正步走，腿要求抬得一样高，队形要保持整齐划一。虽然辛苦，但一想到能见到毛主席，大家什么苦都能够忍受。10月1日那一天，当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天安门广场走过时，远远望去，看到的是城楼上影影绰绰模糊的人影，只能从位置上判断哪一位是毛主席的身影。如今，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那年北京市的西红柿既好吃又便宜，我们每人花了一角钱买了一大网兜，在天安门等候期间拿它既解馋，又解渴。

国庆节以后，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学习了。我所在的班是英语系一年级专科四班，共有13名同学，分别来自陕西、山西、安徽、辽宁、浙江五省。教我们班的老师是张文君、奚宝芬，1966年初，又增加了石成惠老师。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在中学学的是俄语，一点儿英语基础都没有，要从ABC开始。而这一年我们正好赶上学校实行教学改革，采用“听说领先”情景式教学方法，这个方法在上一年级已试行过，效果显著。因此，老师们热情很高，教课时十分投入、卖力。在教语音时，没有课本，老师要求每人买一面小镜子，先听老师的发音，然后模仿，对着镜子矫正口型。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带着各自的地方口音，普通话还讲不好，学起英语来格外吃力，因此老师每堂课要用很多时间来纠正大家的发音。有时碰到某个难发的音，怎么学都学不会，老师怎么纠正都纠正不过来，有的看到其他同学都会了，而自己还卡在那里，心里别提多么难受。有的同学为了某个音发不好，急得掉下了眼泪，有的失去信心，怀疑自己是不是学习英语的料。好在老师并不歧视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一边鼓励，一边不厌其烦地纠正、辅导。“北外”的老师，或者说“北外”的传统，对语音的要求特别严格，要求学生发音一定要规范，绝对不能马虎。我们年级教研室主任夏祖奎老师是语音课专家，教一年级很有经验，他给我们讲大课时特别要求同学们重视语音，并强调说：“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门面，不要怕枯燥，要多练。”还举了他年轻时冬天在树底下练习发音时的情景，曾被人误以为是神经病。在课堂上，老师基本上不讲中文，逼着我们去听，同时逼着我们说一些简单的英语，还要求我们互相之间用英语对话。那情景，就像幼儿园的阿姨教小朋友学说话一样。在上大课（即每四个班或者全年级在一起上课）时，老师千方百计营造一个语言环境，徐静渊老师有一次上课带了个大书包，从里面拿出盒子、书、笔记本、镜子，等等，每拿出一件东西，就用英语问：“这是什么？”同时要求大家用英语回答。杨勋老师平时待人和气，又很幽默，他在课堂上给我们用英语表演坐公共汽车的情景。老师们还用英语排演过戏剧小品《半夜鸡叫》，夏祖奎老师扮演剧中的周扒皮。到了第二学期，我们还欣赏过赵家蟾和马元曦两位老师表演的英语戏剧小品《一百分不算满分》，她们两位都是英语系骨干教师，英语口语流利而纯正，其戏剧表演才能也令人叹服。赵老师后来调到外交部担任高级翻译，改革开放以后定居美国，自己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随着学习的进展，学习的内容和方式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刚刚配成英文的电影《天山的红花》《女跳水员》等作为教学片首先给我们放映。焦裕禄的事迹被报道以后，马上被改写成为英语，由付丰贵老师给我们讲演。付老师也是“北外”培养出来的一名尖子人才，英语“字正腔圆”，其夫人吴璞是“又红又专”的典型，担任英语系党总支副书记，是院、系两级的后备干部。付老师用英语给我们讲焦裕录的事迹，十分投入，充满感情，讲着讲着，竟然哽咽起来。可惜这样一位人才，“文革”中其夫人含恨自杀，本人受到株连，最后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离开这个使他伤心的地方。英语系有一位英国老太太，名叫Margrate Turner，中文名字叫陈梅洁，当年50出头，讲一口纯正的“皇家英语”，她给我们上过大课。陈梅洁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她本人终生未婚，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英语教学事业。“文革”前，她灌有很多英语教学唱片，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听她的录音。可惜，这位除了教英语以外似乎没有其他需求的善良而慈祥的洋老太太被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吓坏了，跳楼摔断了腿。“文革”后期，当我再看见她的时候，她拄着双拐走路，样子十分可怜。每想起她，我心里禁不住要诅咒“文革”，这场荒唐的“革命”害了多少好人！

“北外”的英语教学真是形式多样。除了课堂教学以外，还让同学们互相结成对子，课后练习对话；还可以随时到电教室去听录音。每个班都有一台当时还很稀罕的录音机，同学们可以随时随地去听。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锻炼听和说的能力。这样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就敢和二年级那些大哥哥们用英语对话，常常使他们大吃一惊。

“北外”这短暂的两个学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它给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英语基础，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有可能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1970年12月，我正式分配工作，先后在哈尔滨122厂（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石油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文化部外联局、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从事翻译。2012年12月，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我“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荣誉证书

回顾北外宝贵的两个学期，我体会最深的是，做学问也罢，学一门本事也罢，最重要的是打好基础。同时我也体会到，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现在社会上有许多所谓的英语“速成班”，还有许多五花八门自称能让人“快速”入门的英语教科书，声言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能学会英语。我本人对这些不相信，也常常劝我周围的朋友不要去信。因为我是学英语专业的，参加工作以后也一直和英语打交道，深知不可能“速成”；我和我的同学们虽然不能算是“尖子”学生，但至少是经过“文革”前严格的高考而筛选出来专门学习外语的大学生，我们这些人学起来都那么不容易，老师教起来还那么费劲，一般人怎么能那么轻而易举地把英语学好呢？再说，如果真的有什么捷径和速成法，国家还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办专门的外语大学干什么？如此明白而简单的道理，竟然有那么多人于不顾，宁愿相信那些所谓的“速成法”和“捷径”，真让人不可思议。

大字报吓疯了一个老师


1966年的四五月份，北京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报上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文章连篇累牍，而且调门越来越高，人们的心情十分压抑。年龄大一点的人预感到，中国大地上又要刮起一场政治风暴了，但是，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场风暴后来刮得那么猛、持续的时间那么长。从5月底开始，我们除了正常上课以外，还帮助学院图书馆搬家。学院原来的图书馆位于4号楼和5号楼之间，是一个4层平顶楼。这个旧图书馆楼一年以后名扬“北外”，它成了“红旗革命造反团”的总部，其顶层架着数枚高音喇叭，不分昼夜地喊叫，使我们住在5号楼的同学饱受了失眠之苦，其地下室曾关押过一些干部和群众，他们在那里饱受折磨。楼前面那一条不长的水泥马路，在武斗最激烈的日子里，成了两派之间的“三八线”，其对立面——“红旗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不敢轻易穿越，否则，就会成为“人质”或“俘虏”。1967年10月17日，两派在这座楼前展开了一场武斗，久居中国的外国专家柯鲁克夫妇出于好奇，在旧图书馆楼前观看，被“造反团”发现，马上扭送公安局，罪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外国特务”，克鲁柯被无辜送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5年，他的夫人伊莎白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在校内被“监护”。

新建成的图书馆坐落在6号楼前面和游泳池旁边，那些日子，我们下课以后来到旧图书馆楼里，抱起一摞摞图书沿着楼前那条水泥马路一直向新图书馆楼走去。教研室主任夏祖奎老师也在我们中间，只见他抱着图书默默地走着，头上的汗水沿着他那发白的鬓角往下流着。每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都是首当其冲，从夏老师那忧郁的神色和凝重的脸色上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又要倒霉了。

6月1日是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的节日。可是，一张大字报亵渎了这个美好日子。一大早，广播里传来北京大学那张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们吃惊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中央的电台竟然播放大字报？” 而且大字报公开点了北大校长陆平、党委书记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负责人吴子牧、宋硕等人的名字，这等于宣布了这几个人政治上的死刑。大字报称他们是“反革命黑帮”，“黑帮”一词大概由此而来，并迅速传播开来。大字报的作者是一个名叫聂元梓的女人，开始人们都以为她是个学生，后来也一直被称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实际上她当年已50出头，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行政级别12级，属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其他几位真正的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相比，应该是后者的妈妈一般大的老太太了，“文革”后期，北京大学一派学生组织送了她一个不大好听的外号“老佛爷”。这张大字报被广播标志着“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这一下，“北外”就有点震动，人心慌乱，不到一个星期，正式停课。

“北外”的“文革”初期几乎是仿效“北大”的样子打“黑帮”。几乎一夜之间，学院四处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集中点了三个人的名字：刘柯、郝金禄、石春来，称他们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反革命黑帮”。“打倒刘、郝、石！”、“粉碎刘、郝、石反党集团！”、“揪出刘、郝、石在外院的黑爪牙！”大字报以各种各样的标题或批判、声讨这三个人，他们的名字成了“北外”“文革”期间大字报、广播、大小批判会上出现最多的名字。大字报归纳他们的主要罪行是：1.秉承彭真的旨意，抗拒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领导。事实之一：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彭真指示刘柯布置外语学院收听美国之音等西方国家电台的评论和反应。彭真越过了外交部和新华社，找外语学院的刘柯，说明刘是他的死党，同时说明他妄图夺外交大权。2.积极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3.打击、排斥工农干部，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除了这三个“黑帮”头子以外，基层还有大大小小他们的爪牙，这些人分别是：英语系党总支副书记关化，法语系总支书记杨淦春，西班牙语系总支书记凌志，俄语系总支书记梁克，东欧语系总支副书记张紫霞（郝金禄夫人）、亚非语系副主任陈振宜、院部办公室王助、图书馆支部书记史明、学生科科长陈某、外语附小校长张沁。除了“黑帮爪牙”以外，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也未能逃脱，被冠以“黑帮亲信”或者“黑帮干将”，如英语系总支副书记吴璞和一年级党总支书记郑刚，法语系的汪家荣和宋宝昌。大字报勒令这些“黑帮爪牙和亲信”们交代问题。

以上大字报所点的这些“黑帮头子”及其“爪牙亲信”几乎清一色是原北京外国语学校即“西院”的干部，普通学生根本不认识他们，更不知道大字报所披露的那些“罪行”，显然这是学院党委精心部署的。

有必要介绍一下刘、郝、石三人的简要情况。

刘柯，辽宁省昌图县人。30年代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大学新闻系，和黄华、龚澎（乔冠华前夫人）是同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参加进步组织“民先”（抗日民族先锋队的简称）。1936年，应张学良之邀赴西安办报，担任《西京民报》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军区从事外事工作，做过白求恩大夫短期翻译，陪同过英国友好人士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克夫妇。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担任《东北日报》主编。解放初期，任昆明外事处处长。50年代初，任北京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两院合并以后担任第二书记兼副院长。1963年前后，离职养病，“文革”开始前，正在北京医院住院。

郝金禄，原北京外国语学校副书记，后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主管后勤工作。“文革”开始前已经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党组副书记，“文革”开始时正参加亚非作家协会会议。

石春来，秦皇岛市人。解放初期，是“华北革大”的学生，后调入北京外国语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两院合并以后，担任英语系党总支书记、学院党委常委。1963年左右，调到外交部任亚洲司副处长。“文革”开始那一年36岁。

显然，运动初期院党委所定的这三个“黑帮头子”要么不在领导岗位、要么已经调离外语学院，而这个“黑帮集团”的其他成员都是当时外语学院的基层领导，最高职位为系党总支书记。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几乎和打“黑帮”同步进行。几乎所有的教授、副教授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名教授更是首当其冲。英语系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被打成“洋三家村”，罪名是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利用外语教学阵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许国璋教授所主编的那套英语教材（即目前社会上所畅销的“许国璋英语”）被批为修正主义大毒草，周珏良教授曾写了一篇介绍英国诗人济慈的“西风颂”的文章，被说成是和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唱对台戏。教师队伍被重新排了一下队，以英语系为例，王、许、周三位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中的老一辈，接着是年龄比他们稍微小一点的副教授，被称为是“中权威”，这些人包括刘世沐、刘承沛、薄冰、张道真、杨树勋、危东亚、王晋熙、邓炎昌等。接着，是讲师一级的，凡是业务尖子和教学骨干都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如青年教师梅仁毅、吴千之、张仲载、章含之、袁鹤年、马元曦、张载良等，他们既是反动学术权威王、许、周的得意门生，又是“黑帮”分子石春来的“八大金刚”，其罪行之一是曾排演过《奥塞罗》《认真的重要》《造谣学校》等外国戏剧，以此毒害青年学生。这样以来，英语系的师资队伍几乎没有多少好人了，老师们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给这些教授、讲师们贴大字报的主要是高年级学生和一部分青年教师，我们一年级学生对大字报所披露的内容一无所知，对涉及的人对不上号，大多数同学在一旁看热闹。然而，一年级个别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其中一位写的大字报导致一位年轻女老师精神失常。大字报的作者看到高年级学生贴那些教授、讲师的大字报，大概受到了鼓舞，于是把矛头对准了教他的一位老师——王世芬。这王老师来自江南水乡，皮肤白皙，长得端庄秀丽，称得上是一位美女老师。她从北外毕业不久留校任教，“文革”开始前一个月左右给我们上过大课。贴她大字报的这位学生是从农村来的，带有比较重的地方口音，英语发音有点吃力。王老师大概是第一次教农村来的学生，听到那浓重的山西口音觉得有点奇怪，忍不住乐了，这一笑使这位同学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认为这是嘲笑他。“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表现之一就是打击迫害工农子弟。于是，这位同学借助“文革”初期所刮起的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风暴，把王世芬老师这一笑上纲为对工农子弟的歧视和侮辱，说她是“歧视工农子弟的资产阶级臭小姐”，甚至骂她是“王世臭”，结尾时威胁道：“不管你是王世芬还是李世芬，我们都要把你揪出来批倒批臭……”
有一天，王世芬老师站在这张大字报前，默默地看着。
不久，传来消息说她疯了。
章含之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对王世芬被吓疯一事做了详细记述：“当天晚上，首都体育馆的工地打电话到学院说有一个女疯子是外语学院的，在他们那里，要学校去接。工作组想起我向他们反映过，于是派了一辆车叫我和另外一个人去把王世芬接回来。当我们赶到首都体育馆时见到的王世芬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铁丝网正在对一群旁观者声嘶力竭地演讲。她不知什么时候记住了那么多当时时髦的口号，什么打倒旧市委，揪出黑帮；什么去新市委请愿之类。我们走上前去劝她跟我们回去。她向周围的围观者大声呼救，说我们是黑帮，要迫害她。那时的许多人好像都丧失了理性。明明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讲疯话，却竟然有众多的人响应，要跟着王世芬向‘新市委’进军，并且阻拦我们把她带走。王世芬双手抓着带刺的铁丝网，鲜血直流。回校后，她的宿舍在我的隔壁，一整夜都听见她在叫喊。一个文静优雅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变成了失去理智的女疯子，我无论如何难以面对这个现实。”
我和王世芬老师不是很熟，印象中仅有两次接触，除了她给我们上大课那次以外，另一次是1966年初，我们在参加修建京密运河工地劳动时走在一个队列中，有一天正好我和她并列走在一起。那时候我们这些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学生胆子真大，竟敢用刚刚学会的那几句英语和老师对话。我一边走，一边向她请教，她十分耐心地回答我的提问，看不出她对我这个农村来的学生有任何歧视，相反，态度十分和蔼。实话实说，我当时的陕西口音很重，有一次在课堂上冷不防说了一句陕西话，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自己虽然觉得有点难为情和不好意思，但并没有认为老师和同学是嘲笑自己。实事求是地讲，当年外语学院的领导和老师对我们这届学生尤其是从农村来的学生给予了特别关照，倾注了一片真心和感情，配备了很强的师资力量，10多个人一个班配备2至3名老师，老师们个个都很负责任。要说他们中谁歧视工农子弟，那真是冤枉。王世芬老师面对那张大字报，久久无语，我想，她内心该是多么痛苦！
几十年以后，我经常回想“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情，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是要借助群众的力量来打击他们政治上的对手，而在群众中间，一些人则利用当时的政治口号发泄私愤，借“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报自己的“一箭之仇”，而不考虑后果。那位给王世芬老师贴大字报的人心里可能痛快一时，但却毁了一个年轻老师的一生。
没有想到，这一事件对章含之老师刺激很大，促使她给毛主席写信。章含之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章士钊是毛主席终生所尊重和信赖的党外朋友，章含之本人“文革”前给毛主席教过英语。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她才敢给毛主席写信表达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她在信中详细描述了“文革”初期所出现的暴力和野蛮行为，重点讲了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挨斗受批的情况，希望伟大领袖能够出面制止。一个星期后，毛主席叫秘书给章含之打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毛主席的第一句话那是见诸于报端的革命词语，听起来耳熟能详，第二句话很难想象是出自伟大领袖之口，因为他老人家在“文革”中号召人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章含之不解其意，还是饱经历史沧桑的章士钊老先生悟出了其中的含义，他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国又要大乱。”（参见《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32页，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

     《传记文学》 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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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润民

工作队进校

院党委本来想抛出一些人作为这次运动的斗争对象，引导大家去揭发、批判。没有想到却引发了一部分学生心中的极端情绪。他们认为，这些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既然这样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应该把他们揪出来斗争，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特别是黑帮头子之一郝金禄竟然堂而皇之地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更是不能容忍！这部分学生言辞之激烈、调门之高远远超过了院党委所策划的大字报，而且，他们不仅有言论，还有行动——公开发表演说。外交部得知这一情况以后，派出了以教育司司长雷阳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学院，协助院党委领导运动。这位后来在波兰当临时代办被美国大使追到厕所要套近乎而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人物，宣布了要内外有别、不许游街、不许乱揪斗人等限制性的措施，一下子遭到学生们的围攻。紧接着，外交部又派出了王越毅来加强工作组。6月9日这一天中午，法语系一拨学生敲锣打鼓举着“揪出大骗子”的标语从6号楼出来，他们向着5号楼方向走来，在游泳池旁边向南拐向2号楼，提出要见王越毅，两位女生登台讲话，其中一位以激昂的语调批评院党委领导运动不力，束缚群众的手脚，质问“外语学院的党委是哪家的党委？”王越毅，这位刚从地方上调到外交部不久、正在外交学院高干班进修的未来外交官，还没有同洋人交手首先遇到了一帮造反的学生，他用外交辞令回答学生们的质问：“外语学院的党委和《人民日报》的党属于一个党。”《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你们不是最相信《人民日报》吗？我这样回答看你们怎么反驳？”王越毅心里这样想。但他的回答并没有让学生们满意，在一阵激昂的口号声中，学生们散去了，但矛盾并没有解决。

院党委抛出了“刘、郝、石”，本来是要放火去烧别人，不料，火却烧到了自己头上。

学生们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希望工作组支持他们，不料工作组和院党委是站在一起的。于是，愤怒的学生决心要赶走工作组。

1966年6月，是一个骚动不安、酝酿着各种“事件”的月份。

那些天，校园里经常有一部分学生聚集在一起议论学院的“文革”状况，由对“黑帮”的愤恨变成对院党委的怀疑，由对院党委的不信任变成对工作组的不满。年轻的学生们对毛主席无比热爱，对于反毛主席的人刻骨仇恨，他们听说学院有人反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义愤填膺，决心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那时候，不仅青年学生，而且全中国大多数人对毛主席怀有宗教一样的虔诚，毛主席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神”，不要说公开地反对他，就是对他稍微有些不恭不敬都被看作是反革命，轻则抓起来，送进监狱，重则会被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书籍、报刊、杂志、电影、各种文艺作品都被彻底审查，看有没有反毛主席的文字，如果没有直接反的，有没有间接反的？有没有用隐晦的曲折的含沙射影的手法反对毛主席的？这种群众性的怀疑和审查已经到了捕风捉影的神经质地步，因此酿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无数的文字狱。“文革”初期，有人拿着一张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张半身像，说主席旁边那个石栏杆上花纹有点像打靶的图，那花纹一圈一圈正好把毛主席的身子圈在了靶心的位置。还有的人竟然能从那张像上用放大镜找出反毛主席的反革命标语。更有人拿着一张毛主席的侧面画像愤愤地说：“这张毛主席像为什么只有一只耳朵？这显然是阶级敌人攻击伟大领袖偏听偏信！”历史学家吴晗写了一本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认为是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邓拓、吴晗、廖沫沙以“马南屯”笔名写了一本书叫《燕山夜话》，也被认为是指桑骂槐地骂毛主席，结果，这三个人成为“文革”第一批牺牲品。邓拓自杀，吴晗遭受了数不清的惨无人道批斗和折磨，最后病死在狱中，只有廖沫沙历经磨难活到了“文革”结束。这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神化是伴随着无数人的灾难甚至生命的代价。有人说“文革”是一场“造神”运动，是要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其实，“造神”早从50年代就开始了，否则，就不会有“文革”的发生。“文革”则是通过群众运动来大规模地“造神”，以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最早起来造反的学生援引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要像当年斗争土豪劣绅那样，给“黑帮分子”们戴高帽子，游街。而工作组和院党委强调运动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能上街游行，更不能随便抓人、斗人，给人带高帽子、游街，特别是外语学院有不少外国教师和外籍专家，要注意影响，要内外有别。一部分激进学生则认为这是“捂盖子，定调子，划框子，束缚群众的手脚”，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以毛主席的语录和当时报纸上的文章为武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鼓动人心，这股思潮很快发展成为小规模的集会、游行。工作组怕事态扩大，千方百计制止这种行为，于是一部分学生和工作组矛盾越来越尖锐。以D同学为首的一小部分人一不做二不休，于6月l6日这一天跑到中南海去上访，据说是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赵毅敏接见了他们，并讲了一番话，肯定了学生们的革命热情，也讲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D同学如获至宝，马上赶回学校要向全院传达。工作组和院党委不允许，D十分恼火，“你们敢阻挠中央的声音！？”傍晚时分，这几个学生在游泳池旁架起了临时广播，开始传达“中央首长指示”，并要求和工作组辩论，激奋之下，有人喊出“要工作组滚出外语学院”的口号。这一下激怒了工作组。在院方的支持下，在大操场通过高音喇叭向全院广播，要求同学们听从工作组和院党委的领导，不要听信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不要听信谣言。一方是自称从中南海传来的“中央首长指示”，一方是外交部派来的正在行使权力的工作组，一下子使人心大乱。这就是后来被工作队定的“六·一六反革命事件”。

代表工作组向全院发布广播的那个人名叫彭有明，也是外交学院高干班的调干生——未来的外交官；这些人在没有走上外交仕途之前毫无例外先经受了一番“文革”洗礼。令彭有明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以后，形势大变，学生们把他揪回外语学院，要他站在同样的地方重复他6月16日晚上那篇广播词，以此来羞辱他，彭不得不照学生的要求做，但完全没有了当时演讲的那番语调和气势。彭有明那晚的广播词更加激怒了学生，“怎么把我们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呢？”游泳池这边部分学生的临时广播站音量虽然压不过大操场的大喇叭，但听起来似乎更带有煽动性和号召力，许多学生纷纷往这边跑。这一夜，外语学院非常混乱，人们心情都很紧张，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许多人无法入眠。消息很快传到了外交部，外交部很快做出了反应，派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刘新权担任工作队队长。

刘新权，四川人，1916年出生。很小时参加红四方面军，被称为是“红小鬼”出身的老革命。后来到了林彪麾下的“四野”，长期在军内做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1964年，在向解放军学习、加强政治工作的形势下被调到外交部，成为外交部最年轻的一名副部长，时年50岁。此时此刻，正是这位刚脱下军装的副部长仕途看好之时，因为他掌管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人事大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深得陈毅副总理的器重和信任。此时到北外担任工作队队长就是陈老总亲自点将，“受命于危难之时”，行前，陈老总对他特有一番交代：“一定要顶住；你是个军人，军人要服从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回来！”假如不是后来伟大领袖亲自下令撤消工作组，刘副部长的这次北外之行可能会成为他人生的另一个辉煌点。

刘新权6月16日深夜进驻北外，当晚，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全院发表广播讲话：“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师生员工同志们，我是刘新权，陈老总派我来领导外国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

那些对工作组不满的学生天真地以为外交部副部长的到来是他们斗争的胜利，新来的工作队负责人会站在他们一边。游泳池旁的广播停了下来，看热闹的人群逐渐散去，人们终于入睡了。

刘新权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工作队，平均每个年级都有一个工作队队员，系里的工作队负责人级别都很高，差不多都是司局级干部，英语系工作队负责人是周伯萍，70年代初担任驻坦桑尼亚大使。

刘新权进驻北外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在大操场向全院师生做动员报告，在介绍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以后，以严厉的口吻要求全院革命干部、教师、工人、学生动员起来，扫清障碍，排除干扰，揪出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小撮坏人，揭发“六·九”、“六·一六”事件的头面人物及其幕后黑手。

历时40天的“扫障碍，抓游鱼”运动开始了。

7月初的一天，又一位大人物来到北外。他是中央外事办公室政治部副主任王屏。他和刘新权几乎有着相似的经历：老红军出身，1919年出生，江西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担任四野某独立师政委，后任某军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长期在军内做政治工作。1964年，也是在向军队学习加强政治工作的形势下，从沈阳军区调到中央外办。王屏来北外的主要目的是传达“中央指示”，同时给刘新权撑腰。他在大操场向全院传达邓小平总书记和陈毅副总理对北外的指示，大意是：正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去冲击；谁如果胆敢去冲，就是现行反革命，就要立即逮捕。接着，他谈到北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所出现的种种“越轨”现象时，愤怒地说：“我听说以后，头发都要竖起来啦。我还听说，我们食堂的大师傅说：‘你们再这么闹下去，我们就不给你们做饭了。’我们的大师傅说得多么好啊！我们的工人阶级觉悟就是高！”这位刚脱下军装不久的老军人个子不高，但讲话的嗓门特别大，颇有威慑力和煽动性。最后，他向全院师生进一步介绍了刘新权，说：“我可以告诉大家，刘新权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要求大家在刘副部长的领导下把外国语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同样，令这位老军人没有想到是，几个月以后，风云突变。那年的冬天，他又出现在这个大操场的主席台上，不过地位发生了变化，由批判别人变成被人批判，其神情、心境大不一样。

两次“扫障碍，抓游鱼”的动员报告所造成的高压态势使外语学院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工作队成员大多来自外交学院高干班的调干生，这些人都是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对付几个学生娃娃自然不成问题。但光有这些人还不行，还必须依靠知根知底的本校力量。于是，除了院党委定的那些“黑帮分子及其亲信爪牙”以外，院、系两级所有的政工干部包括总支书记、委员、年级政治辅导员都成了工作队依靠的对象，这些人大多是“东院”即原北京俄语学院的干部，在这些人的协助下，前一段闹事的学生基本上搞清楚了，他们是亚非语系五年级学生张千里，俄语系四年级的王佑菊，俄语系三年级的李冷、丁武文、刘利安，英语系汉语师资班的丁全斗、万全国、刘春生、赵单也，以及法语系一年级学生刘司旋；这些人被工作队定性为“右派学生”，是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游鱼”。按照工作队的部署，全院师生对这些人要展开揭发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受蒙蔽的同学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反戈一击。英语系汉语师资班的丁全斗、万全国、刘春生当时已经是30岁或接近30岁的成年人，又是党员，工作队认为他们和20来岁涉事不深的青年学生不同，是在背后摇羽毛扇、出谋划策的人物，于是把他们定为“丁、万、刘反党小集团”，在小范围内进行了批判斗争。丁武文，在六，九“揪大骗子”和“六·一六”事件中十分活跃，她频繁往来于各系中间进行串联，四处游说，发表讲演，到中南海告工作队状的就是她，大字报上称她是“上窜下跳的跳梁小丑”。王佑菊，尽管长得并不漂亮，但因为观点激进，被大字报喻为“化成美女的毒蛇”。张千里，大字报上揭发他说过这样的话：“不能像马克思那样流芳百世，也要像拿破仑那样遗臭万年！”工作队拿他作为例子，教育其他学生说：“你们看，像这样的人不是野心家是什么？他们要利用这次运动出名，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所有这几个“大游鱼”中，由于张千里的“出格”言论比较多，因此揭发他的大字报也最多，在“扫障碍”中被搞得最臭。但是，他有一张出身“革干”家庭的护身符，力图用出身好来保护自己。刘新权为了打掉他这最后一张王牌，亲自找他谈话：“你不要以为你出身什么革命干部家庭，你父亲和我们很长时间已经没有联系了。你的家庭是不是革命干部还是个问号？”原来张的父亲很早就被派出国从事秘密工作去了，这个情况一般不能公开。在后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张千里激愤地说：“刘新权为了整我，不惜暴露国家机密！”刘司旋是这些“游鱼”中年龄最小的，当时不过20岁的样子，可是大字报上揭发他的野心不小，声称“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当大使、外交部长的”，而且反工作队的言论也十分“出格”。刘新权为了打他的态度，特意把他的父亲请到学校来做他的工作；刘的父亲当时是福州军区一名空军中校，正在前线值班。大概就是这一做法在刘令凯心目中播下了对工作队仇恨的种子。工作队撤出学院不久，他是第一个给工作队贴大字报的人，而且调门十分高，其标题是：“工作队——大黑帮！”李冷，这位戴副白框眼镜、细高个儿俄语系三年级学生是一个近乎病态的狂热分子，就是他主张去冲击亚非作家会议揪郝金禄。似乎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按照他的思路来进行，后来据说在西直门火车站卧轨自杀了。

没有多久，工作队就把这些“游鱼”搞臭了。为此，他们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和力量。查家庭出身，查平时的表现，动员群众尤其是知情者揭发，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政策攻心。

工作队还对所有的学生进行了一次排队，根据在运动中的表现划分为左、中、右三种人。“左派”就是那些拥护院党委和工作队的，立场很坚定，旗帜很鲜明，这些人人数比较少，一般都是学生干部。“右派”指的是那些积极参与了那几次闹事活动的，有突出的反工作队和院党委言论和行动的人，这些人数量也不多。大部分是“中间派”，在两派之间持观望态度，在“六，九”和“六，一六”事件中跟着看热闹。

除了对“右派”即大大小小的“游鱼”们进行揭发、批判、斗争以外，还要对“中间派”即所谓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进行帮助教育，工作队要求每个人都要进行检查、反省，查思想，查行动，挖根源。“你为什么跟着去看热闹？为什么跟着喊口号？为什么不和他们斗争？为什么和那些人思想上产生共鸣？”你要是不主动说出自己那几天的表现，那别人就要揭发，说你某月某日说过什么话，参加过什么活动，那问题就严重了，于是就得老老实实地坦白，承认自己说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然后找根源，家庭出身不好的，那肯定是受了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家庭出身好的是在“北外”这个“大染缸”里受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毒害。一二年级学生是忘了本，高年级学生是变了质。至于教师，被批得更要厉害一些。“北外”的教师大多数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那就得上联家庭，下联个人，还不能过多地强调客观因素，因为伟大领袖早就教导我们说：“客观因素是通过主观因素起作用的，主观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怎么办？那就得“灵魂深处闹革命”，寻找思想深处肮脏的东西：想出风头，一鸣惊人；给自己带上这样一顶“帽子”往往通不过，太轻了。再往深处挖：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还差不多，但分量还不够。想往上爬，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总之，把自己说得怎么丑恶怎么反动就怎么说，说得好像是阶级敌人似乎才能让人信服。平时令我们所尊敬的Y老师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向党交心，说他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向往腐朽的西方生活方式，有投敌叛国的念头，将来如有出国机会，就不想再回国了。Y老师的自我坦白和交代让我们大吃一惊，使我们看到，教师队伍中竟然有这种想投敌叛国的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不就在我们眼前吗？ “文化大革命”不搞确实不行啊！

历次政治运动尽管背景不同、打击的对象不同，但整人的手法基本相同。先开动员大会，由领导做报告，讲形势，摆敌情，激起大家的义愤，这叫发动群众阶段。接着，揭发、批判所谓的打击对象，从政治观点到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言论、家庭出身乃至个人的私生活，等等，上纲上线，罗织罪名，这是第二阶段。

运动的第三阶段就是教育群众，使广大群众和所谓的阶级敌人在思想上划清界限，提高觉悟。后来的清查“五，一六”以及1969年在学校里和唐山军垦农场学生连所搞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整人运动的第三阶段实际上是给没有问题的人找问题，所谓的自我教育听起来好听，实际上是从精神上折磨人，是自己批判自己， 自己否定自己， 自己贬低自己。有些擅长整人的人就是要通过这种手段进一步“深挖”，要挖出所谓“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这些人据说是善于伪装，不通过群众运动，不通过人人过关的办法很容易让这些敌人漏掉，也就是抓漏网之鱼。Y老师就是用这种方法被“钓”上来的一条“鱼”。1968年8月，工宣队进校以后采用同样的办法迫使英语系B教授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年轻的W讲师也向工宣队坦白自己是“美国特务”。要不是章含之1968年年底和1969年5月先后两次给毛主席写信告状，北外还不知道要搞出多少“外国特务”。当噩梦般的政治风暴过去之后，W老师赴美国进修，这位在国内没有学位的“北外”讲师据说在美国进修期间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接着，没有费多大力气拿下了博士。往事不堪回首，“文革”对他的心灵刺激和伤害让他刻骨铭心，他不知道这样的灾难还会不会变着花样在中国重演，于是后来定居在了美国。

历次政治运动借抓一小撮阶级敌人而整大多数无辜群众，基于这样一种荒谬的理论：“中间派”有时候比“右派”还坏，可以起到阶级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们往往是阶级敌人存在的土壤和保护伞。于是，这“一大片”实际上比那“一小撮”还要危险。所以，运动的领导者们千方百计逼着广大群众向组织“交心”，把“思想深处见不得人的东西亮出来”，而当你“交了心”以后，自惭形秽，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阶级敌人了，用不着别人再去揭发，于是，你就像罪人一样低着头走路。Y老师就是这样， 自从他亮出了“隐藏在灵魂深处最肮脏的东西”以后，不好意思见我们这些学生了，要么低着头，要么转过脸。“文化大革命”的罪恶除了对所谓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人格侮辱和身体摧残以外，对普通群众来说就是那个“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实际上是折磨人的灵魂，使人失去了尊严，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很丑恶，人真地成了圣经上所说的“罪人”。

我相信，凡是“文革”过来的人，没有做过检讨的人大概没有。经过一次次各种各样运动，人差不多已经没有了灵魂，不能谈论自由，不能谈论爱，因为这些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有害的东西，更不能谈论私，因为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人已经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了。

这种以整人为目的甚至为乐趣的“群众运动”究竟是何人发明？始干何时？有人认为，它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个“文革”顾问康生。1942年，他在延安搞了个“抢救运动”，大抓“特务”，用刑讯逼供的办法逼迫从国统区来的学生和干部坦白交代自己的“特务罪行”，一时，小小的延安城竟然“特务如麻”。非常荒唐的是，那些坦白交代好的，竟然披红戴花到处作报告，还可以吃上等伙食。那些拒不坦白的，有的被逼得上吊自杀。因此，陈毅副总理在1967年2月的中央碰头会议上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整人和1942年的“延安整风”相比，指出，那次运动留下的后遗症多少年都没有能够消除。陈毅这一发言刺到了康生的痛处，表达了对“文革”“打击一大片”的不满，因而遭到康生和中央“文革”的疯狂报复，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在“扫障碍”最紧张的日子里，6号楼发生了一起跳楼事件。一天中午，从6楼三层一个房间里，一名女生纵身往下一跳，不曾想，楼下一棵小树从中拦了一下，使她在着地时的重力得到了缓冲，因而没有死成。跳楼人不但没有人同情，反而受到更严厉的声讨，很快，6号楼贴出了大字报：“张秋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决无好下场！”张秋菊是西班牙语系三年级学生，长得比较漂亮，平时很注意衣着打扮，日常生活中免不了说些爱美、向往浪漫生活的话，也免不了流露出吟诗唱歌的“小资”情调，心目中也肯定有她喜欢的“白马王子”。这样的人往往孤芳自赏、清高自负，容易引人嫉妒。“文化大革命”以来，她的漂亮、爱美、衣着打扮、兴趣爱好一下子都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再加上她有反工作队的言论和行动，在“扫障碍”中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大字报用最恶毒的语言来形容她，说她是“化成美女的毒蛇”、是“资产阶级臭小姐”、“生活腐化、堕落”，还公布了她平时的一些不合潮流的话。张秋菊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遂以自杀来抗争。

“北外”“文化大革命”每一个阶段都有非正常死人和自杀事件的发生。张秋菊跳楼是工作队“扫障碍”阶段所发生的一起影响较大的自杀未遂事件。

7月16日，《人民日报》登出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大幅照片，并报道说伟大领袖已经回到北京。在听取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以后，最高统帅做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一周以后，刘新权所率领的工作队仓促撤出了外语学院。工作队临走的那一天，全院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欢送仪式，在大操场南侧那条水泥路上，站满了欢送的学生，两旁贴着充满感情的大标语“挥泪送别工作队，感谢亲人刘新权！”当刘新权率领的工作队员从欢送的人群夹道中走过时，顿时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刘新权和站在前列的学生们一一握手告别，不少学生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的感情也许是真挚的。要不是刘副部长和工作队指明方向、揪出坏人，他们中许多人难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刘新权被这种场面深深地感动了，他虽然没有掉下眼泪，明显地眼眶湿润了。此时此刻，大概谁也没有想到，刘新权和他的工作队员们三个月以后又会回到外语学院，迎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场面：愤怒的声讨和控诉。“文化大革命”真地就像唱戏一样，各种人物轮换着登台表演。有的人一会儿是正面角色，在主席台上一本正经地代表党组织做决定许多人命运的报告；一会儿又成了反面角色，做检查，甚至低着头、弯着腰向群众低头认罪。在“北外”的“文化大革命”舞台上，这仅仅是开始；刘新权和他的工作队仅仅是这出戏中的第一批这样的角色，随着运动向前推进，紧接着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派驻“北外”的工宣队乃至“8341部队”宣传队也都先后扮演了类似这样先正后反的角色。

7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北京城气温不断地在升高。中南海里两条路线的斗争使得政治斗争的温度也在不断地攀升。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陈毅副总理的高级轿车出现在校园里，人们对这位元帅、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一身兼数职的国家领导人向来充满敬意。今天，他大驾光临北外，师生们又惊又喜，都盼望能听听他对这场运动的高见。大操场主席台上临时安置了一张桌子，电教站工作人员很快安好了话筒和扩音器，请陈老总讲话。陈老总身体胖，怕热，那年头还没有那么多移动式电扇，细致周到的郑平教务长赶紧命人端来一盆凉水并准备了毛巾，把浸湿的毛巾递给陈老总擦汗。陈老总那天主要讲了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他首先讲，中央出了彭（彭真）、 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他们是修正主义，是反毛主席的，要揭发批判他们的罪行。接着，他用很长的篇幅讲真革命和假革命的问题，讲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问题，比如，彭真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认为是“反修英雄”，现在真面目暴露出来了，实际上是修正主义分子，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彭、罗、陆、杨历史上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所以人们一直认为他们是拥护毛主席的，是我们党的接班人，现在一揭露，才知道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说到这里，陈老总坦率地承认，他过去在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撤过毛主席的职务，后来认识到错了，又亲自把毛主席请回来。他说，他这个人有两点好处，一是知错改错，二是不搞两面派，所以毛主席原谅了他，照样重用他。他还说，革命道路是很曲折复杂的，搞革命难免犯错误，同志之间有时候会发生一些误会，这就要互相原谅，不能记仇。说到这里，他又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他奉命到江西一个红军游击队去传达中央指示，请游击队下山参加抗日。结果，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把他当作叛徒和国民党的奸细抓了起来，捆绑吊打，用烟袋锅敲他的脑壳。后来弄清了真相以后，谭余保多次向他赔礼道歉，他不但没有责备还表扬他警惕性高。他说，作为一个革命者，就得有这样的胸怀，不能记个人之间的私仇。

这是学生们面对面地聆听一位国家领导人即兴式的讲话，除了开头那段关于“彭、罗、陆、杨”问题带有点“官话”的味道以外，其余的话听起来就像一个长辈对晚辈唠家常、谈心一样亲切。陈毅在这里讲“彭、罗、陆、杨”问题，实际上，按他一贯的思想未必真心赞成打倒这四位国家领导人，但“彭、罗、陆、杨”是毛主席点名定性的，是当时的党中央批准的“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的对象，陈毅不得不按中央的口径讲他们的所谓问题，但他讲“彭、罗、陆、杨”问题的口气显然是希望这场运动能够局限在这几个人范围内，不要再扩大，而且还有自己的用意。他以自己的革命经历告诫青年学生：谁都可能犯错误，不要揪住人家的错误不放，要胸怀宽广，懂得原谅人，希望青年学生不要感情冲动。他反反复复讲真革命和假革命的问题，实际上是暗示学生们不要看表面，不要被假象所迷惑，以为谁语录背得多、万岁喊的多就是拥护毛主席。9月2日，陈老总在外交部接见北外部分学生时又以不同的方式说了同样内容的话，他说：“我经常见毛主席，难道一见就喊‘万岁’？”又说：“有人说，我是和稀泥，我看人民内部矛盾和点稀泥好。”可惜，学生们并没有理解这位革命老前辈的良苦用心和讲话的深刻含义。随着运动的深入，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陈老总在北外这篇不合时宜的讲话被当作“大毒草”来批判。一年以后，他在“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所有的“尖端言论”被收集在一起，以“陈毅答记者问”的形式、由一位学生模仿他的四川口音录成音，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广播。紧接着，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他两次批判会，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在职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公开被批斗，在“文革”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陈毅早年留学法国，井冈山时期曾经是红军中仅次于朱德的二号人物，红军长征以后，他留在南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解放以后是第一任上海市市长。他是我党少有的文武兼备的领导人，也是少有的敢讲真话的中央领导人，因此，深受知识分子的爱戴。1962年，他在广州对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讲话，对建国以来整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十分反感，对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提出批评，并代表党中央给与会的科学家、文艺家行脱帽礼，称这些人是“国宝”，称赞他们为国家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应该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保护。他还说过这样的大实话：“你们谁能给我造出原子弹，我就给你磕头，喊你万岁！”“有了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在外国人面前说话才硬气。”他的讲话既有军人的豪爽、坦荡、痛快淋漓，又有文人深刻的思想性和独到见解。随着运动的发展，形势越来越混乱，陈毅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也越来越明显，他利用各种场合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在运动的矛头快要指向刘少奇的时候，他说：“在党内，我最佩服的人是毛主席，还有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少奇同志是我的老师”。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风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对一些造反派说：“现在我们这个党没有几个好人了，除了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的同志以外，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如果一个党就这么几个干净的人，我宁可不要这个干净。”针对有些大字报说朱德是“大军阀”、贺龙是“大土匪”，他愤慨地说：“这样搞，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是过河拆桥’！”实际上，他是借第三者的口吻说给毛主席听的。他批评“中央文革”某些人，说：“你要当政治局委员就当嘛，何必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现在动不动就给人戴高帽子、游街、低头、弯腰……千千万万个老干部被打到了，我心里很难过……”纵观陈老总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讲话，他是敢于公开批评这场运动的唯一一个中央高层领导人；他借批彭真暗指林彪，由“文革”想到延安的“抢救运动”，揭康生的老底。在毛主席被神化的岁月里，他置自己身家安危于不顾，敢于挑战最高领袖所发动的这场所谓的革命，实在令人钦佩。

1972年1月6日，陈毅因病在北京逝世。

陈毅当时属于被“半打倒”的对象。追悼会原定的规格很低。那天早晨，毛主席知道了这一消息，“走，我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最高指示，无人敢于阻拦。有一张未经加工处理的照片真实地再显了当时的情景：伟大领袖下巴颏上几根稀疏的胡子清晰可见，腿脚处露出大衣下面的睡衣；由于时间仓促，他老人家既没有来得及刮胡子，又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在追悼会上，毛主席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了这样几句话：“陈毅是个好同志，他不搞阴谋，不搞两面派。”一言九鼎，主席的话等于给陈毅盖棺论定。

陈毅是毛主席生前出席过追悼会的最后一个人，可谓死后殊荣。

这些当然都是“文革”后期发生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把日历翻到1966年7月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首都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三位中央领导人就“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问题做了报告，实际上是做检讨，就派工作组问题做自我批评。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派工作组压制了群众，阻挠了群众的积极性，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那么工作组撤走以后怎么办？他自问自答地说“文化革命怎么搞？你们问我，我老老实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在刘少奇讲话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出现了，刘少奇带头高呼：“毛主席万岁！”全场欢声雷动。

三位领导人就“文化大革命”运动下一步怎么搞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笼统地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这次会议的实况录音各单位都进行了播放。这个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搞？群众到底怎么样自己解放自己？连国家主席、党内二号人物都不晓得，普通干部和群众更不用说了。

（待续）

责任编辑／赵柔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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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graph]

（下）

“八· 一八”以后，“北外”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首先，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筹委会”支持下的多数派成立了北外当时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因为他们是保工作队的，被称为“保皇派”，和以批判工作队为主要目的的少数派组织“红旗战斗大队”形成对抗。北外红卫兵的组成以干部子女和学生中的党员、干部为骨干，他们的主攻方向是“黑帮”和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他们在大操场举行了批判和声讨北外黑帮大会，“黑帮头子”刘柯被揪到了批斗台上示众。郝金禄也终于被揪回来了。8月是北京一年中最热的月份，而中午又是一天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在这最热的月份最热的时间段里，北外两个女红卫兵押送着郝金禄在校园里游街，最让人吃惊的是，郝金禄除了脖子上挂着“打倒黑帮分子郝金禄”的大牌子以外，身上还披了个大棉被，郝金禄低着头，满脸淌着汗，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种折磨。又有一天，西班牙语系教授孟复被几个红卫兵押送着在校园里游街，老教授脖子上挂着一双皮鞋，脸上被画了几个黑道，一边走一边敲着一面破锣，自报家门，自己喊打倒自己的口号。他的罪名除了“反动学术权威”以外，还有一条是国民党的外交官；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政府驻某外国使馆当过三等秘书。与他一起游街的还有西班牙语系主任熊健，他的父亲熊斌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北平市市长，父辈欠下的孽债子孙偿还，“文革”把中国封建社会“一人犯罪，全家遭殃”株连九族的做法照搬过来。“黑帮头子”之一石春来被从外交部揪回来了，一天，在5号楼前，英语系的筹委会和红卫兵包括部分教师举行了批判和声讨石春来的大会，石春来脖子上套着一张画有口吐毒液的毒蛇的漫画，有人说，那位英籍专家陈梅洁（Magret Turner）就是看到这个场面后吓得神经失常。也是这8月的一天中午，二饭厅前临时搭起了一张桌子，桌子上站着一个人，几个红卫兵按着他的脑袋，强行把他的头发推成光头，他脖子上挂的牌子上写着“大流氓曾铁耕”。曾铁耕本是北外图书馆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时年30多岁，尚未结婚。平时衣着打扮很是讲究，头发梳的整齐，一丝不乱，皮鞋擦得锃亮，在全国人民几乎都穿中山装的年代里，他经常穿一身笔挺的西装，显得有点“另类”，早晨起来还手捧一本书津津有味地在校园里朗诵。曾铁耕只不过是生活方式和举止行为不符合当时时代潮流的普通知识分子，此时竟被当作“牛鬼蛇神”拉出来示众。他因为既无历史问题又无现行问题，于是站在那张桌子上理直气壮地和红卫兵争辩说：“我不是当权派，你们斗我大方向错了！”台下没有人和他争论，只是一片哄笑。斗争曾铁耕这样的人只是“文革”中红卫兵上演的无数恐怖剧中的幕间滑稽，或者说是恶作剧。运动后期，北外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都要下“五七干校”，当军代表动员他去时，他问：“干校有没有牛奶？没有牛奶喝我不去。”那个年代，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连干净的饮用水都没有，哪里还有牛奶？后来他因病逝世于海淀医院，享年40岁左右。他死后，没有亲属料理后事，也没有什么值钱的遗物，只有一套西装、一顶鸭舌帽、一双皮鞋这些生前给他带来麻烦的“行头”。海淀医院向学校发布了曾铁耕的死亡通知，学校派校医务室一名医生前去处理。一位可笑又可悲的图书管理员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要不是红卫兵当初把他当作“牛鬼蛇神”拉上批斗台，北外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
在这血腥的8月，伴随着游街、批斗、抄家，北外相继发生了几起自杀事件。一天，我到校医务室去看病，走廊里墙上一张大字报闪入我的眼帘，那张大字报的标题为“历史反革命黄XX自杀罪有应得”。黄某是校医务室一名老医生，一年前，我们刚入学时举行例行身体检查，老头给我检查完说了几句客气话言犹在耳，给我的印象是位和蔼可亲的老者。不曾想，“文革”这一关他没有过得了，起因是红卫兵在抄他家时抄出了一身少将军服。原来老头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军医，而且由于医术高超被授予少将军衔，老医生遂保留下来作为一个纪念。可红卫兵说这是他要变天的物证，是准备有朝一日蒋介石反攻大陆时穿的。老医生心里明白，这身将军服和“变天”、“蒋介石反攻大陆”联系在一起等待他的是什么，于是用那双给人治病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那身将军服则作为红卫兵的战果，除了在北外展出以外，还与从熊健家里抄出来的一把日本刀并列在一起，陈列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首都红卫兵扫四旧成果”展览中，作为阶级斗争的活教材，激发人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
英语系教授水天同是解放前我国在国外学习比较文学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此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水梓是甘肃有名的教育家，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时期甘肃省的教育厅长，蒋介石曾为其题写“西北完人”条幅。仅此一条，就可以定为“牛鬼蛇神”，何况他还是1957年的“右派”。罪上加罪，他还有一个日本老婆，大有外国特务的嫌疑。当红卫兵进入他家抄家时，一听说他老婆是日本人，少不了“老实交代”“砸烂狗头”几句警告，这日本女人哪里见过这场面？遂吓得上吊自杀。水天同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1975年，我见到他的时候，谈起他那日本妻子的自杀，伤感地说，他本人当时死的念头也有了。
在“筹委会”及其支持下的红卫兵热火朝天地扫“四旧”、打黑帮的同时，少数派“红旗战斗大队”显然对他们这些所作所为不感兴趣，认为“你们搞的这些牛鬼蛇神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他们大多数都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搞过的对象，是死老虎，你打他们算什么英雄呀？”其中对他们这种打人、抄家、搞变相武斗的做法从内心里很反感，但又不能公开批评。“红旗战斗大队”认为：当前运动的主要方向应该是揭发批判以刘新权为首的工作队在“扫障碍”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为被整的学生平反。于是，多数派，即北外的临时权力机构“筹委会”及其支持下的红卫兵认为：“红旗战斗大队不打黑帮不打牛鬼蛇神，而把矛头对准工作队，其大方向错了。”他们的逻辑是：刘新权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老革命，工作队是外交部派来的，外交部是陈毅领导的“红线”。你们不打黑帮，而攻“红线”，究竟要干什么？“红旗战斗大队”反驳道：“工作组（队）犯了压制群众的方向路线错误，要批判，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是最高指示，你们所谓的打黑帮才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围绕着到底是打黑帮还是批工作队，北外的学生、教师、干部、工人要么支持红旗战斗大队，要么支持筹委会和红卫兵，观点越来越尖锐，情绪越来越对立。这边批工作队的大字报刚一贴出，那边则用批刘、郝、石的大字报盖上。你批工作队的调门越高，我打黑帮的劲越大，多数派还说：“我们打在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身上，痛在某些人的心上。”
“红旗战斗大队”刚成立时，因为是少数派，受掌权的筹委会压制，其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很多时候在西院语言学院饭厅开会。人数虽少，但士气旺盛，只见他们常常打着红旗，唱着“红旗，红旗，革命的旗……”的队歌，排着整齐的队伍从东院向西院走去，那些饱受多数派批斗的“黑帮”及“牛鬼蛇神”虽然不敢公开站出来支持这个组织，但从内心里对这个组织抱有好感，甚至把他们个人的命运寄托在这个当时前途未卜的群众组织上，有的通过他们的子女或者亲属传递同情、支持的信息。多数派嗅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大字报上攻击“红旗大队”成员大多出身不好，“黑五类”据多，背后有黑帮分子支持。
8月底9月初，“红旗大队”开始走向社会，他们派出一部分人先到位于沙滩的中宣部，要求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陶铸接见，反映北外“文革”的情况，希望得到支持，但陶铸始终没有露面。后来又到东交民巷的外交部政治部，要求陈毅接见。9月2日，陈毅在参加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庆招待会后赶来接见并讲了话，陈毅讲话的基调是劝同学们要冷静，他不主张两派对立、互相指摘、谩骂，认为都是革命群众，应该团结，不要结仇。有人说，他这是和稀泥，陈毅说：“我看，人民内部矛盾和点稀泥好。”
这个时期，“红旗大队”主要负责人是法语系的陈伯，西班牙语系三年级的伍望生，英语系三年级的陆幼甫，汉语师资班的赵双之，英语系二年级的宋远利等人，像张万安、丁金国、丁文棋等这些“大游鱼”因为“扫障碍”已被搞得名声较臭，不便公开出面活动。刘令凯、王佐兰则似乎认为“红旗大队”造反的力度不够，缩手缩脚，因此，有意识与之保持距离。伍望生是当时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的女儿，当时各派群众组织都在有意识地物色一些高干子女担任他们的头头，以此增强号召力。“红旗大队”因为有伍望生这么一个出身高干而人缘又不错的人当头头顿时增添了不少人气，多数派对此很头痛，却又抓不着伍望生的什么把柄，于是派人特意走访了伍修权。9 月15日，六号楼从顶层往下悬挂着一张大标语式的大字报，上面写着：“经调查，伍修权同志不知道其女儿伍望生担任北外红旗大队负责人一事，他还说，如有，此事和他无关。”这幅费尽心机的大字报并没有对瓦解“红旗大队”的军心起多大作用。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伍修权也受到了冲击，伍望生为了不因为她而牵连“红旗大队”主动辞去了负责人的职务，并退出“红旗大队”组织。不久，康生和江青点了伍修权的名，说他和彭真、林枫结成“桃园三结义”，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反对林彪，伍修权从此被关了起来，伍望生不但没有和父亲划清界限，反而为其辩护，成了“保爹保妈派”，自己的身价随之一落千丈，由“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红五类”一下子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1968年的春天，军训团进校以后，伍望生出现在北外“黑帮”、“牛鬼蛇神”队伍中，和刘柯等人一起在校园里劳动改造，其罪名是有反江青和康生的言论。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伍修权被“解放”，伍望生又恢复了她“高干”子女的身份。伍望生“文革”中的经历颇有代表性，她由“红”变“黑”，再由“黑”还原成“红”，反映了很多干部子女在那个荒唐岁月里的荒诞人生，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他们本人表现如何，他们的命运不可抗拒地和他们的父母联系在一起。
进入9月，各大学围绕着工作组问题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9月底10月初，《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十三期社论，正式把工作组的错误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篇社论还没有正式发表，宋远利等人就已经通过内部渠道搞到了社论的清样，“红旗大队”欢喜若狂，认为这是他们斗争的胜利。
1966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再次检阅了红卫兵，林彪发表讲话，号召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全国掀起了批判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北外的多数派开始崩溃，其中一部分人避开风头趁机到外地串联去了，有一部分红卫兵开始反戈一击，加入“红旗大队”，只有少数“死硬分子”还在“负隅顽抗”，他们不服气的主要原因是“红旗大队组织不纯，里面有许多出身不好和本人表现不好的人”。“筹委会”所把持的“喉舌”—— 广播站还在继续播音。10月下旬的一天，“红旗大队”决心拿下这个多数派的最后“堡垒”，于是派出以武XX、段XX为首的小分队冲上二饭厅二楼，强行砸开广播室的门，里面有两个值班人员，其中一个人交出了钥匙，忿忿不平的走了，剩下一个人死活不走，送来的饭也不吃，手里捧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在默默地念叨，颇有点儿“革命气节”和“宁死不屈”的样子。紧接着，由翟XX率领一拨人冲向西院的院部办公大楼二楼，郑平教务长和其他一些院领导正在开会，翟站在开会的桌子上当场宣布：由于院党委和工作队一起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即日起，停止其一切活动。与此同时，“红旗大队”在各年级、系开始有组织地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年级政治辅导员、系党政干部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和“资反路线”的活靶子，挨整的学生纷纷起来控诉。在基层批判会的基础上，全院举行了多次批判大会，张万安、王佐兰、刘令凯、丁金国、刘于来等被工作队定的“大游鱼”进行了控诉，王佐兰说着说着，泣不成声，刘于来拿出了他在挨整期间向党表示忠诚的血书。法语系钟XX是印尼归国华侨，他在大会上讲了他怎样摆脱印尼反动统治的迫害，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回到祖国怀抱，没有想到工作队把他打成反革命。这些批判会激起了大家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义愤，教育了大多数，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些人不是反革命，而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要革命的学生。张万安针对工作队整理他的所谓反动言论，在大会上说：“我敢说，每个在大学待上五年的学生，如果把你平时所说的话整理出来，每个人都能给你整理厚厚几大本，如果再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一整理，每个人都可以被打成反革命。”他的话引起了台下所有的人一片喝彩。
“红旗战斗大队”主要成员是学生，成立初期几乎没有教职员工。北外的教师、职员大部分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运动中其家庭及本人多属于被整对象，即使思想上同情或者支持“红旗大队”的观点，也不敢轻易表达出来，更不敢公开加入，“红旗大队”也不敢轻易要这些人。他们有家有业，顾虑多，胆子小，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往往眼睛都盯着他们的顶头上司，而他们的顶头上司即那些各级政工干部几乎都是跟随工作队和院党委的，工作队撤走以后，这些人又大多看院“筹委会”眼色行事。对于“红旗大队”举行的各种活动和批判会，他们内心里同情，但不敢公开表露，只能远远地看热闹。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局势逐渐明朗以后，一潭死水的教职员工队伍才开始起了波澜。第一个站在“红旗大队”所召开的批判大会讲台上的是王XX，他是院部办公室一名普通干部，她揭发批判的对象是她的顶头上司——院办主任于一夫以及教务长郑平。接着是总务处一名科长，他揭发批判总务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种种表现，特别是为他老婆鸣冤叫屈，他老婆是校医务室一名护士，运动初期不知因为什么问题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游了街。不久，北外的教职员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起名为“二·七大队”，其主要成员有汉语教研室的张XX，英语系教师潘绍中，司机班的于锡凯、王学让等，成为“红旗大队”的同盟军。
“红旗大队”在二饭厅楼上举行了多次批判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诉大会，其中两次影响很大。在一次大会上，请来了《北京日报》一名记者，他的妻子是北京市某中学的一名教师，运动初期被红卫兵多次批斗、殴打并施以酷刑，最后被折磨而死。记者在控诉发言时带着他的小女儿，满含悲愤，详细叙说了妻子遭受残酷折磨如头被剃光、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情景，说着说着，泣不成声，女儿在旁边不时发出一阵阵“妈妈”的哭叫。大会的主持者赵双之和台下的听众无一不掉眼泪。接着发言的是本院英语系党总支副书记吴璞，被聂元梓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旧北京市委“黑帮分子”吴子牧是她的亲戚，她本人是本院“黑帮分子”石春来的大红人，因此被定为“刘、郝、石反党集团在英语系的黑干将”，其丈夫付丰贵因为英语好被称为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因此，她本人及其家庭在运动初期以及红卫兵“打黑帮”阶段受到了冲击。吴璞口齿伶俐，发言有根有据，逻辑性强，目标直指英语系紧跟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的党总支书记蔡XX和副书记张XX，博得了台下听众的同情。不幸的是，1968年12月，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以后，吴璞又成了被整的对象。吴璞是一个清高、自尊心很强、又有个性的知识型女性，英语系整她的人和军、工宣传队不断地给她施压，想从她身上榨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1969年春季，在离北外不远的京密运河岸边打捞上来一具女尸，其怀里还揣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死者就是吴璞，她以死来洗刷泼在她身上的脏水并表示她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可整她的人并没有原谅这个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的刚烈女子，就在自杀现场举行了一个批判会，声讨她“畏罪自杀”的新罪行，她的丈夫也被迫参加批判，还要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吴璞！”的口号。多年以后，北外的老人谈起吴璞的死都感到惋惜，很多人认为：吴璞是个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如果她能活到今天，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位置很有可能是她。
“红旗大队”在二饭厅召开的第二次有影响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其实和所谓的“资反路线”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借一个“文革”前被开除的工人的事件来打运动以来未受到触及而且还在掌权的当权派——主管行政和后勤的副院长熊正阳以及总务处处长贾XX。那位工人原是北外学生食堂的炊事员，“文革”前几年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被开除，被发落在内蒙古一个偏僻的地方落户，在那里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文革”开始以后，有人把这个情况透露给“红旗大队”，希望借助群众组织的力量解决这个工人的问题。“文革”是工、农、兵即工人、农民、军人备受赞美和倚重的年代，一听说这件事，“红旗大队”认为这是北外总务系统当权派迫害工人阶级的严重事件，于是派了两位工农出身的学生满怀阶级感情前往内蒙古把老工人全家接回北京。批判会上，这位工人“字字血，声声泪”地哭诉他的悲惨遭遇，激起台下听众的一片同情和义愤。不料，这位工人在发言过程中情绪失控，对熊正阳和贾处长动了手，而且他是学过武术的人，下手很重，一下子把熊、贾二人打倒在地，这时台下发出一声“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喊声，还有人接着喊：“不要打人嘛！”接着台上出现了两个外校16岁的女红卫兵，她们手拿皮带，不由分说，对着熊正阳和贾某劈头盖脑地乱打，一下子打出了血，同时还勒令他们跪下。好在会议的主持者还算理智，采取了措施，打人到此为止，否则，那天非出人命不可。
那位报了仇、雪了恨的工人又回到他以前的工作岗位上，后来还被安排住在西院南楼一处三居室房子里，与那些名教授、院长、书记们为邻。老工人工作之余仍然没有忘记练练拳脚，经常在校园的树阴下挥拳踢腿。可是，不久，他半边身子瘫痪，一条胳臂再也抬不起来了。
被打的熊正阳副院长在处理这个老工人的问题上到底该负多大的责任，没有人说得清。在后来你死我活而又惊心动魄的两派斗争中，这件事情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可是，熊正阳这个人的资历值得一提，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和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和总书记的赵紫阳是平级，两个人当时在一个抗日根据地一起共事，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县长。在赵紫阳“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大字报要他揭发赵的问题。这也是“文革”中揭发他的唯一的历史问题。
这次批判会对原东院以及后来从外交部和其他渠道调进来的干部、即“文革”开始以来紧跟院党委和工作队的这部分人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和威慑，他们担心自己过去工作上的什么失误会被“红旗大队”抓住，加上“资反路线”的错误，被“新账老账一起算”，于是，开始“夹起尾巴做人”。而“红旗大队”则毫不客气地将这些人中一些在“扫障碍”中跟得紧、保工作队中跳得高的当权派拉出来游了街，他们中级别和职务最高的是教务长郑平。
该是工作队回到学校做检查的时候了。
11月份，工作队队员们陆陆续续回到北外。这些昔日的整人者如今成了挨整者，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除了写检查、接受批判以外，在学生宿舍扫地、打扫厕所。
刘新权也回来了。
某日，“红旗大队”在二饭厅举行了“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议的主角是“红旗大队”负责人赵双之和刘新权。赵的位置在主席台的左侧，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又像是主审法官；刘新权的位置在右侧，给他面前放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让他坐着。在“文革”中，这是不多见的非常文明的批判会。赵双之要求刘新权就工作队的问题进行彻底检查、深刻检讨，还要他揭发陈毅；当时社会上已经公开地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国务院各口在批判“资反路线”的同时都已经把矛头对准了几位副总理；农林口在批谭震林，财贸口在批李先念，工交口在批薄一波，外事口当然要批陈毅，称他们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口的代理人。刘新权面对赵双之的质问，反来复去就是那么几句话：“我有错误，欢迎同学们批判，我愿意做检查。”“我向挨整的同学赔礼道歉，我对不住同学们。”当赵双之问他：“是谁派你来的？”刘新权不做声了，“你6月16日那天晚上是怎么向全院广播的？怎么连这个都忘了？”刘新权沉思片刻后说：“是陈总派我来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大家都能听得清楚，全场发出一阵笑声。
赵双之接着说，“你当初到外语学院来第一句话就说你是陈毅派来的，怎么现在支支吾吾连这都不承认呢？”接着，有人带头高呼口号：“刘新权必须老实交代！”“负隅顽抗，死路一条！”赵双之又问：“陈毅是怎么给你交代的？给了你什么指示？”面对这个问题，刘新权干脆闭上了嘴，什么也不说了，逼急了，他又是那几句“车轱辘”话：“我犯了错误，我愿意检讨，我向同学们承认错误。”赵双之反驳道：“你的错误当然要检查。但是，你的错误就是你的错误，代替不了你的后台老板！各有各的账！”接着，他面向台下的听众激昂地说：“同学们，刘新权今天如不老实揭发交代，我们不放他走，这个会就这么开下去！”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这时候，刘令凯带着几个人走上了讲台，企图对刘新权动手，但被会议的主持者劝阻住了，因为事前说好，这是一次“说理斗争会”，不搞体罚。刘令凯虽然没有再坚持，却气愤难消，因为他是被刘新权抓出来的“大游鱼”，是内定的“反革命右派学生”，今天两人相见，好比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大会主持人考虑到他的情况，让他发言，一是借此出出气，二是给刘新权增加点压力。刘令凯一上来先带领大家读《毛主席语录》，他自己并没有带那本“红宝书”，而是大声对着台下讲：“请大家翻到《毛主席语录》第XX页，”然后他自己先朗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台下的听众按照他所说的翻到语录本那一页一看，果然和他朗读的一个字不差，可见他把《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都背下来了，许多人对刘令凯开始刮目相看，其中一些工人包括食堂的大师傅以为这个能把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背下来的青年人最忠于毛主席，后来竟然参加了刘令凯组织的那个以打倒周恩来总理为目标的“六一六”组织而误入歧途。刘令凯接着声色俱厉地对着刘新权说：“现在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被揪出来了，你的后台老板算什么？”

1968年国庆节，本文作者班13人的合影照

在以后的几年中，刘令凯始终坚持反周恩来总理的反动立场，干了一系列坏事，成为中央点名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最后被逮捕入狱。这个时候，他的真实面目虽然还没有完全暴露，但那种故作革命的极端行为引起“红旗大队”大多数人的反感。
刘令凯发完言以后，批判会又恢复到赵双之和刘新权之间的“说理斗争”。刘新权一再强调：“工作队在外语学院的错误主要由我来负责。”赵双之反问道：“你能负得了这个责吗？”
这个“说理斗争会”一直开到第二天清晨，持续了一个通宵。刘新权只字没有揭发陈毅。
到了1967年的8月，整个外事口批判陈毅掀起高潮的时候，有一天，刘新权突然站出来激动地说：“我也要揭发……”当大家等着这个沉默了一年多的副部长“爆出猛料”时，却没有了下文。等到那股“八月黑风”刮过之后，事实又证明这位要揭发却没有揭发的副部长做对了，他在关键时刻没有“倒戈”。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念之差将决定一个人大半生的命运。刘新权因为在“文革”中的表现，后来很快被“解放”，先后被派往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担任大使（副部级），“文革”结束以后，担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他的两个副手也因为“文革”中的表现各异，其后半生的命运迥然不同。
有人把政治斗争比做赌博和押宝，输和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这个形象化的比喻在“文革”期间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完)

转自：传记文学,2014,(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