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吴法宪回忆录》读后感

tuffy05

萧武

今年春节回家的路上带的是《吴法宪回忆录》。本以为这个书写得是比较平实轻松的，看起来应该不会太慢，来回两趟在车上就能看完了，在家的时候海学来我家，坐在我家一天就看完了，说明一天把这个看完是完全可能的。没想到看起来还是比较累的，看一会就睡着了，大概是车上晃得太厉害了。所以看到现在才只看了上部，而且还剩了一点，速度是比较慢的。

吴同志的文风还是不错的，很干净，不拖泥带水，不夹缠枝蔓，像是经历过毛主席时代教育的同志，这种基本的素质还是在的。虽然吴同志是林副帅的粉丝，对毛主席的感情是比较反动的，但是毛主席给他们这种人打上的烙印还是在骨子里的，只要一开口说话，一下笔写字就能看得出来，即使观点和意见上的分歧再大，在表达方式上还是很明显的毛体白话文。毛主席的白话文是自有白话文以来写的最好的两个人之一，所以经历了毛主席那个年代的同志们写的白话文大多数还是比较不错的，不像后来去蛮夷之国喝了两天洋墨水的同志们，文风欧化得太厉害，动不动就上百字才一个句号，定语一大堆，基本的语法素质太差了。光凭这一点，吴同志对毛主席极尽诬蔑之能事就已经是数典忘祖、吃水忘了挖井人了。

就像海学看完后得出的第一个印象那样，吴同志的偶像是林副帅。对林副帅的崇拜大概是他从一参军就有的，因为他从一参军就一直在一军团，是林副帅的部下。抗战的时候林副帅暂时脱离部队，他先是跟着八路军混，后来转为新四军，但还是以一军团的人自居的。到后来去东北之后就又跟着林副帅混了，林副帅对他也不错，部队几次改编，他的地位都还算是保住了，没有怎么下降。旅被改编的时候他成了纵队首长，纵队编成兵团的时候，他又成了兵团干部。

在部队里，他一直搞政治工作，不是政委、副政委，就是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没有担任过军事主官。从这一点上说，右派的同志们过分地吹捧他的吴将军身份是意义不太大的，就象过分吹捧李慎之同志的副部长身份一样，属于拿着鸡毛当令箭。

不过很明显，他属于很能混的那种人，参军不久就成了文化干事，然后就不断上升。他逐渐转成政治干部，他从最基层的班排干部上升到营团级干部，还是在长征的时候。那时候部队减员大，牺牲多，好党员牺牲的尤其多尤其快，所以像吴同志这样认识几个字的同志上升得速度就特别快。俗话说“知识就是财富”，对那个时候的红军来说，也可以说能识字就是干部。我见过一些老红军后人，很多人就没有吴同志这样的机会，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当时不识字，属于最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贫下中农那种人。

但是吴同志对林副帅的过分吹捧并没有给我心目中的林副帅增加多少分数，反倒起了更多的负面作用。比如说在东北的作战，吴同志的描述还是比较翔实的，看得出来他是在努力地宣传林副帅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杰出天赋。但是，与他的意图相反，从他的描述里并没有看出林副帅的军事能力有什么过人之处。与其说是他的军事指挥能力过人，不如说是当时共军的政治工作能力和根据地建设能力比较强。

最能体现一个军事统帅的军事指挥水平的毫无疑问是在劣势状态下以多胜少的能力，但是吴同志笔下的林副统帅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能力。正当粟裕带着他的三万人在苏中七战七捷的时候，林副统帅手握十万重兵，虽然面对着三十多万国军，但是却没有打出一个像样的歼灭战，最后拿出来的办法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放开大路，占领两厢”，搞根据地建设去了。由于共军超强的根据地建设能力，经过仅仅半年的时间，各个军区就都搞出了一大批部队，部队在数量上开始逐渐拉近与国军的差距，占有的战争资源也逐渐与国军缩小了差距，这个时候林副帅才开始拉网，发动攻势来将国军向交通线和大中城市压缩。而这个时候的粟裕却每每以多胜少，仗越打越大，一直发展到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在内线作战的不利态势下取得全歼国军主力中的主力整编七十四师的战绩。

当然，林副帅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但更多的还是象三三制、四快一慢这样的基础战术素质。每次战役结束后都能总结出一些类似这样的基础战术原则供基层战士训练和使用，提高了部队的素质。从这个角度说，林副帅更强的能力是整训军队，而不是大兵团战役指挥，至少可以说，相比于他整训部队的能力来，他的大兵团作战指挥能力显得并没有那么出色。尤其让林粉扼腕的是，在辽沈战役最关键的打锦州的问题上，林副帅不仅没有自己主动提出，反而在中央军委已经明确之后三番四次的推三阻四，不肯执行，一直到毛主席严令执行才不情不愿地执行了。而恰恰是这一点，连被俘的范汉杰都说这种大手笔没有特别的气魄是做不出来的。相比之下，粟裕在兵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下敢于几次改变中央军委的战略安排，主动要求在内线打几个胜仗、主动提出淮海战役的计划。在这样的比较之下，林粟的大兵团作战指挥能力就高下立判了。

对于右派同志们来说，当然这些都是他们无所谓的，他们更关心的是吴同志所提供的别人不能提供的比如红军在长征路上也有纪律不好的时候，在打了胜仗的时候会出现不执行政策的情况，诸如此类。这样的猛料对右派同志们来说当然是更“真实”的历史。但是，对于在这支部队里成长起来的吴同志来说，他作出这样的中正平和的姿态不但不能让人觉得他的立场比别人公正，反而让人觉得他的人品存在很大的问题。

总体上说，吴同志这样的同志是没什么觉悟可言的，他们从参军到后来混来混去，不断升官，始终不变的都是他们的投机分子本色。很幸运的是作为政治干部，他在战争年代没有负过伤，也没有经受过很重大的考研，否则他早就坐了叛徒了。如果当初他没有跟着主力红军长征，而是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或者是跟着粟裕在浙南打游击，任何看过这本书的人想必都会同意，吴同志是一定会当叛徒的。

以前看完徐帅的回忆录，我曾说过，徐帅是个厚道人，好人。这两天看吴法宪回忆录，吴法宪讲了几件徐帅在文革中的事情，更加让我确信自己的这个判断了。

吴法宪回忆录分两部分，一半讲文革以前，主要是战争年代的事情，十七年他在空军时期的工作情况所占比重非常小，后面的一半纯粹讲文革，再有一小部分他自己对自己的辩护，还有为林副统帅开脱。作为一个军事将领的回忆录来说，他不太对得起右派同志们尊称他的那一声吴将军，战争年代的事情讲得不太好，也没看出来他对战争、作战和指挥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到哪儿都是跟着别人混。在军事将领的回忆录里，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的人不太多，比如徐帅的回忆录主要的部分都是战争年代，只有在最后一章讲了他在文革中的一点事情，聂帅的回忆录对建国后的事情着墨算是比较多的了，但是主要的也仍然是抗美援朝期间他在后方为战争提供服务的事情，还有他负责国防科技的时候的一些事情，粟裕和杨尚昆的回忆录最好，讲到建国就结束了，杨尚昆后来还有日记啊什么的留下来，粟裕最干脆，建国后的事情一点什么东西都没留下，没参与政治斗争，也没说什么人事恩怨，端的是好人品。

军队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由肖华和刘志坚负责，罗瑞卿被打倒以后，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对军队文革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最主要的负责人还是刘志坚。按照吴同志的说法，军队当时主要是由林副统帅掌舵，叶吕端是军委秘书长，日常工作主要是他负责。林副统帅跟部队里的干部们都一样，认为部队应该保持稳定，做好战备工作，不应该搞四大，不能搞乱了，也不能掺和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但是后来由于肖华和刘志坚被批评，杨成武被打倒，林副帅就改变态度，要求部队支左了。

在军委开会批判肖华的时候，陈伯达上纲上线的很厉害，批判肖华的话讲得很重，叶吕端十分不满，当即拍桌子质问陈伯达，问他这样污蔑解放军，污蔑肖华，是要干什么？后来传闻比较多的叶吕端拍桌子拍断了手指的就是指这次，是把小拇指拍断了。陈伯达当时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主要是想批评军队里的文革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没想到引起叶吕端这么强烈的反应，顿时会场上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而这个时候军队里面的分裂还不严重，如果陈伯达将这个情况汇报给毛主席，势必引起中央文革与军委的对立。这个时候徐帅突然就出了一个奇招。叶吕端维护肖华，说肖华维持部队稳定是对的，没什么问题。徐帅为了缓和气氛，却将批评的矛头转向了肖华，说肖华自己的工作没有搞好，影响了解放军的名誉。

林副统帅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陈伯达批评军队、批评军委的话当然被他理解成了是对自己的批评，所以就很生气，立刻打电话把江青叫去，大骂了一通江青，并且还要跟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去对质，说要是毛主席也认为军队的工作没做好，他就辞职不干了。江青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叶主任就出场了，表现很好，充分反应了她作为一个有心机的女人的风度，并且使出了她作为女人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大哭。后来林副统帅遇到什么事情，她就跑出来大哭，毛主席找她谈话的时候她也哭，毛主席心软，说既然林彪身体不好，那就让叶主任代替林彪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回去传达一下，此后叶主任就名正言顺地参加中央高层的会议了。

林副统帅大骂江青的第二天晚上，军委继续开会。当时的军委会其实就是给各军区的军头们提供一个避难所，为了不让他们闲着，就给他们找了个开会的名义。实际上当时军头们就是住在北京京西宾馆避难，逃避造反派的揪斗。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破天荒地开了三个月。按照吴同志的说法，也作出了很多贡献，制订了一些文件，保证了军队的稳定。这次江青没去，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去了，向军委道歉，表示陈伯达的话只代表他自己的意见，不代表中央文革，也不代表江青。军头们一看中央文革理亏认输了，马上来了劲，纷纷发言猛批江青。黄永胜同志表现最积极，发言斥责康生、陈伯达和江青等中央文革不尊重军队，不尊重林副统帅，也当然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中央文革检讨。关锋同志比较敏感，立刻打断了黄同志的发言，质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责江青同志，是不是反对江青同志。

关锋这么一问，黄同志也不知道怎么说了，要是搞不好，中央文革就又要跟中央文革对立起来了。这个时候如果是叶吕端之流，当然二话不说，立刻表态支持黄同志了，会强烈要求中央文革道歉，最好能借此机会一举把中央文革小组解散，把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都抓起来。与此相配合的当然是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遭到军队的镇压，无数人会因此而掉脑袋，无数人被关押。但是这个时候徐帅仍然是军委文革小组的组长，所以他立刻站出来打了圆场，也很巧妙。实际上，徐帅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回答了黄同志发言的设问，也从侧面替黄同志回答了关锋的质问。徐帅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样，关锋就无话可说了，一个危机就被化解了。

当然，站在一个革命左派的立场上说，这时的党官僚已经被造反派打垮了，军头们实际上就是这一时期造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文革的成败就在此一举，这是当权派与造反派的大决战，这一天迟早都是要来的。但是，这个时候的造反派毫无疑问还不成熟，紧接着发生的青海事件和内蒙事件、武汉七二零事件都反应出了这一点，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与军头们过分对立就等于在1947年打淮海战役，结果肯定是造反派输得一塌糊涂。徐帅两次化解这个危机，既保全了军头们，从客观上说，其实推迟了造反派与军头们的决战，从而减轻了造反派的损失。从这一点看，与叶吕端之流相比，徐帅的大局观是很强的，不愿意轻易对群众对立，境界要比叶吕端之流高很多。

不过，由于中央文革的不成熟，军队与造反派的决战还是很快就发生了，二月逆流就是证明。虽然二月逆流中中央文革取得了胜利，但是军队却是最大的赢家，只不过那些在怀仁堂炮轰中央文革的老军头们被打倒了，而新一批的军头们却马上补充上来了，然后就开始在全国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文革就进入了军管阶段，文革最轰轰烈烈的时期也就这样结束了。徐帅在二月逆流中站在军头们一边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无可非议，毕竟能有谢富治这样的觉悟的同志是少数，以徐帅的身份而言，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文革与官僚体系斗争

通过吴同志的叙述，我也重新认识了文革期间的政治斗争线索。

在建国后形成的政治体系里，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已经基本上分开，行政官僚集团与军功集团大体上形成了一个均势。政治干部逐渐转型为行政官僚，军队里也迅速地官僚化，形成了一个军事官僚集团。行政官僚集团与军事官僚集团之间的分工合作，就形成了建国后的官僚体系。这两个集团之间虽然也有经常性的矛盾冲突，但整体上结构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中间经历了高饶事件、反右、反教条主义、庐山会议等等，但这个均势基本上是稳定的，不变的，一直在变的只是处于这个结构中的人在变动，人事变动并没有对这个结构形成太大的冲击。

随着这个结构形成，也就出现了文革中所谓的“17年黑线专政”，这里所谓的黑线其实也就是官僚体系。在这个结构中，行政官僚明显处于优势，而军事官僚处于劣势。所以军事官僚是不太满意的，时常会有反抗行动。最典型的就是庐山会议。而庐山会议的结果表明，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下，军队已经从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中退出去了，军事官僚集团的地位也就相应地下降了。

文革第一阶段，也就是三支两军之前，文革的主要对象是行政官僚们。这一阶段，军事官僚体系虽然也有参与，但更多的只是观望，卷入并不深。这一方面是因为军事官僚体系实际上也对行政官僚们长期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主导军事官僚体系的老帅们在政治上相对而言比较谨慎，趋于保守。但是，随着行政官僚体系的逐渐垮塌，军事官僚体系在政治上的卷入也越来越深。同时，由于中央文革急于冲击军事官僚体系，军事官僚体系与行政官僚体系开始结盟，行政官僚体系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军事官僚体系，而军事官僚体系也越来越多地支持行政官僚与中央文革斗争。二月逆流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结构下的冲突，中央文革为一方，军事官僚与行政官僚为另一方，双方直接冲突。不过，二月逆流的结果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原来的军事官僚在中央的代表中央军委的老帅们靠边站了，另一方面却是在地方上军队实际上接管了原由行政官僚拥有的权力。最明显的是，许多军区司令员都兼任了本省或本地区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这样，在原来的老军头们倒下的同时，新的军头们不仅继承了原来的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而且有相当程度的扩大。

而在另一边，即中央文革一方，随着大规模大范围的群众造反运动在七二零之后进入低潮，以王关戚的被捕为标志，中央文革在与军事官僚的斗争中实际上已经输掉了一个回合。这一时期，虽然看起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的地位仍然在上升，但实际上失去了群众基础的他们已经没有了与官僚体系对抗的武器，因此在斗争中只好经常性地借助于毛主席的权威。到九大时，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达到了顶点，按照吴法宪的回忆录所说，军队代表占九大代表的一半以上，而文革造反派与原来的行政官僚体系的代表加起来还不到一半。在这种实力对比失衡的条件下，江青等人实际上无法替代行政官僚来约束军事官僚，以致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居然站到了军事官僚体系一边去，汪东兴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军事官僚仍然没有满足，意图彻底清除文革新势力。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与康生、张春桥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军事官僚体系驱逐文革新势力的最后决战。

作为文革中崛起的新军事官僚体系在九一三之后土崩瓦解了，老行政官僚体系里的一部分人被重新起用，登上政治舞台。不过，老军事官僚体系并没有得到恢复，而是一批立场相对模糊、政治上倾向于中立的人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度靠边站了的叶吕端重新成为军委实际上的负责人，而其他老帅并没有被一起重新起用。而重新获得权力的行政官僚体系也没有完全恢复，只是恢复了一部分人的权力，而是一批政治立场模糊的人进入了最高权力中心。这些新崛起的代表人物便是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和许世友等人。但是他们也未能形成对老行政官僚的有效制约，老行政官僚在1971年到1976年迅速膨胀，直至最后形成“右倾翻案风”。文革新势力在此过程中虽然地位也在上升，但是政治经验并没有增加多少，在与老官僚体系的斗争中仍然处于下风。文革新势力的政治不成熟将政治上中立的华国锋等人推向了老官僚一边，而中立派也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致于最后发生了怀仁堂政变。

到1980年，陈锡联、汪东兴、吴德、李德生、纪登奎等人退出历史舞台，为老官僚体系的恢复重建立下汗马功劳的中立派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以徐向前卸任国防部长为标志，老的军事官僚体系实际上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样，老官僚体系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完成了对政治领域的统一。不过，应该说明的是，即使是在老官僚体系的权力下降到谷底的时候，老官僚们也没有像军事官僚体系或其他势力一样完全退出过历史舞台，比如陈云、李先念等人，始终都在政治舞台的中心。

林彪反革命集团与江青反革命集团

四人帮被捕后，吴同志是很高兴的。他觉得黄吴李邱被抓起来都是四人帮搞的鬼，既然四人帮被抓起来了，那么他就应该被放出去了。换句话说，吴同志认为，已经复辟了的老官僚与他们黄吴李邱是一个战壕里的。应该说，他的这个看法基本上是对的，后来事情的发展基本上印证了他的这个看法。唯一他猜错了的是，他不知道抓四人帮的是中立派为主的，而不是他预料中的老官僚们。所以，他所期望的事情并没有马上发生。在华国锋、汪东兴等中立派仍然在台上的时候，四人帮虽然被抓了，但他们与四人帮一样，没有经过公开处理，还是被关着，而且从原来的北京卫戍区给换到秦城去了，不但没有被释放，而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犯人，连生活待遇都降低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跟他所预料的差不多的是，在中立派被老官僚们清除掉之后，黄吴李邱的春天就很快到来了。1981年，经过公开审判之后，他被判的是有期徒刑，而且在短暂的监押之后，就被保外就医了，享受的还是省级干部离休的待遇，到济南过他的平淡生活、安度晚年去了。

相比之下，四人帮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从1976年被抓起来之后，他们的生活待遇就一直都不好，在1981年的审判中判处的刑罚也要比黄吴李邱严重很多，更说不上保外就医了。吴同志说，他在秦城的时候，跟江腾蛟、邱会作、王洪文关在一个走廊上，看守的同志们怕他们长时间不说话，出去了连话都不会说了，所以就允许他们四个人没事的时候一起打牌。按照吴同志的感觉，王洪文此时对他还多少怀有一点歉意，经常帮他做一点事情，以此来表示弥补。不过，大概也就是王洪文同志会被跟他关在一起，张春桥同志就不太可能跟他关在一起了。

从待遇的不同上就能看出来，复辟后的老官僚们是很清楚的，像黄吴李邱这样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的军事官僚与他们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是可以调和的，而且他们也不怕这些人能干出什么事情来，所以敢把他们放到群众中去。而对四人帮，尤其是张春桥和江青，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纯粹的敌我矛盾了，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他们也很清楚，黄吴李邱跑到群众中去做老百姓是无所谓的，而四人帮是不行的。试想，如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同志们也能够像吴同志一样被保外就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会是个什么结果？恐怕井冈山的红旗又要满卷西风了。

法律与政治

在审判的时候，吴同志很清楚，他不管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这不过是个形式，他们就是来配合人家走个过场，演一场法律戏罢了。所以他对对他的控诉什么的都没有提出太多异议，也很配合，叫找律师就找了律师，叫认罪就认罪，怎么样都行，态度非常好。这也就是说，吴同志其实是很清楚的，这是政治问题，所谓的法律程序只是个装饰，没什么实质性意义。作为一个曾经在政治舞台中心活动过的同志来说，虽然他还算不上什么政治家，甚至连个三流政客都算不上，但是他还是应该很清楚地知道，既然这是政治斗争，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法律好讲的。对他来说，认罪伏法更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承认自己是否犯法，而是要承认对手的胜利和自己的失败，还有承认对方的胜利的正义性。但是，吴同志却一再反复地为自己辩护说，给他定的所有罪名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还举出了很多具体的证据来证明，还说没什么证据能够证实他的那些罪行。

反观这一点，张春桥和江青同志的表现就好多了，他们都知道这是政治，跟法律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都没怎么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张春桥拒绝配合这场法律表演，江青则把这个机会当成了宣传自己的舞台。用张春桥的话说，就是法律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既然政治斗争已经输了，还玩法律这一套就显得太虚伪了，完全没必要。

由此也可以引申到东京审判上去。前年《东京审判》这个片子播出的时候，很多不懂事的同志们说，天朝的代表们都是在胡闹，破坏了法律的程序正义，让英美一路的程序主义法律没有完美地表演。这就跟吴同志的水平一样了，等于要用法律程序来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辩护。如果说吴同志基于法律的这些自我辩护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倭国的那些畜生也同样可以为自己辩护，可以说自己没有犯罪。用法律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是比较愚蠢的选择，很多事情都会因此而变得很混乱，基本的正义与非正义也会被遮蔽掉。比如说南京大屠杀，倭寇就一直在跟天朝纠缠到底死了多少人的问题，到底该不该由他们负责，但是，德国人敢在欧洲跟犹太人计较奥斯维辛的数据么，敢说这个问题不应该由他们负责么？

从根子上说，这种普遍主义的法律观念本身就是愚蠢的，错误的。法律只有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当政治上已经不正义的时候，法律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已经被判定不正义，那么就不需要通过法律来定罪，而应该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说来，相比之下，天朝1981年的大公审虽然性质比较反动，但是在政治上还是要比东京审判强很多的，至少更接近用政治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这一基本原则。

文革期间的受害人数据

这个数据是吴同志的回忆录里的，他说是从别的书上看来的，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书到底是什么书，没看见过。但是我认为这个数字比那些动不动说害死五千万的说法还是要负责很多，也更可靠一点。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是“不完全统计”。

在文革中，全国共有73万人遭到诬陷迫害，其中有3.48万人被迫害致死，平均每个省有26071人遭到迫害，平均每个省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是1242人。军队方面是8万人受到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其中据以为吴同志定罪的空军被迫害致死的人的数字是174人。


吴同志的人品

从总体上说，吴同志显然属于很能混的那种人，八面玲珑。比如说，按照他的说法，因为空军是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所以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人都把子女安排在空军工作。所以林立果同志去空军工作并不奇怪。通过这种方式，吴同志当然就跟各方面的官僚的关系还不错，比较受欢迎。不过，也给自己带来过一点麻烦，比如按照他的回忆，杨成武被打倒就与他在空军工作的女儿有关系。本来林副帅对杨同志还比较喜欢，但是，因为他女儿在空军里与一个男同志发生了作风问题，该男同志是林立果同志很喜欢的人。这个男同志的老婆找到了空军去，吴同志在处理的时候比较照顾林立果方面，而对杨同志方面没照顾上。这样，林副帅对杨同志也就有了看法，后来就把杨同志给搞掉了。

吴同志的性格属于比较随和的那种人，到哪儿都能人缘比较好，不管在监狱里，还是晚年在济南，都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但是在政治问题上，他自己的方向感很差，更多的时候需要像林副帅这样的人来给他指引方向，然后他才能前进。所以说，他动不动说自己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之类的话，未免就有些言过其实了。他是经历过战争年代，但是他始终是政治主官，并不是军事主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混的。而且从他的回忆录里也看不出一点点他的作战指挥能力。不过，这种人恰巧就是官僚系统里大多数人的基本状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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