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贵州“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问题

tuffy05

《贵阳文史》2005年第01期


　　1964年下半年，在贵州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这就是贵州家喻户晓的“四清运动”。这场运动迄今已30年的时间过去了，但那段往事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作为一个当事人，就自己的经历，谈谈在那段历史中，一些至今仍鲜为人知的经过。

　　一

　　1964年下半年的第四季度，贵州省开展了一场耸人听闻、宣称“贵州烂了”、中央在全国各省、市抽调干部支黔的“四清运动”。这个运动是由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同志直接指挥，西南局常务书记(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同志、中央监委书记钱英为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长的——中央西南局工作团。参如工作团的是从中央各部和军队派来的100多名师局级干部和来自西南局各部、局的大部分领导干部组成的—个庞大的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贵州，掀起了这场祸及全省、轰动全国的运动。

    他们一到贵州，立即责成省委召开县以上的“四清”大会，中央西南局工作团数百人坐在会场，当时气氛非常严重，有如临大敌之感！大会开始，工作团某团长要我检讨，我这个身为西南局的成员，确不知这数百人组成的中央西南局工作团要干什么？我仍诚诚恳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谁知报告后，某团长板住着面孔，指责我检讨不能过关，决定由某某同志向大会作报告。

    次日，我坐在旁听席上，恭听一整日，晚上思量，不觉晃然有所悟！原来这是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对贵州大兴问罪之师的宣言，好一篇文章。某某同志在报告中把贵州的情况归结为三点，一是根子不正(指贵州建党)；二是两个不彻底(指土改、清匪)；三是三关未把好(指肃反、内清、清理中层干部)。这个估计，出自西南局常务书记的报告中，使当时在场的贵州县以上的干部大为震惊！难怪贺龙同志在京得知贵州四清的情况后，找到当时在京参加全国人代会的某某同志，曾对此大发脾气说：你说贵州烂了，你把原西南局领导置于何地？

    然而，对贵州的这个估计，是何根据呢？是根据某某的诬告，诬告中咬定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同志包庇市公安局贪污黄金大案，贵阳市市长秦天真同志是反革命等等，以此宣称贵阳市烂了，是小台湾、是贵州的缩影。这事轰动效应之大，使中央震惊。刘少奇主席适从国外访问归来，在昆明停留。李井泉同志率西南三省地委书记前往，并请某同志传授“桃园经验”，晚间向刘少奇主席汇报贵州的“四清”情况；不通知我参加，我感到事态严重。后得知贵州的“四清”运动，决定从全国抽调3000名干部，对贵州区以上领导实行夺权等等。

    从昆明回来，由于贵州的“四清运动”得到中央某领导的点头，“四清”工作团负责同志在省委会上，步步进逼，并要某某到会上揭发，我指出这是编造谣言，恶意中伤。对贵阳市公安局贪污黄金之事，查来查去无实据，于是，抄了市委书记伍嘉谟同志的家。据悉在他家中的报纸堆中，发现写有“×××××”反动口号，就以此认定这是反革命的证据，下令逮捕了伍嘉谟同志、市公安局长孙敦善同志。

    “四清”工作团进驻贵州，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成立了以李大章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钱英为第二书记，梁国斌、陈刚为书记的新省委。贵州大批干部顷刻间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停职、革职、开除党籍、逮捕，我这个省委第一书记被停职反省，兼任的省长一职也由李立接替，苗春亭、赵欲樵等同志被停职，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同志被逮捕，夏页文同志被斗争，运动波及面之广，受害者之多，造成的灾难之大，真是实属罕见。

    二

    1964年年底，中央召开全国人代会，贵州组成了以新省委为主的代表团，进京开会。然而，在开会期间，贵州代表团并没有按贯例作大会发言。周总理得知贵州代表团无人作大会发言报告，问参会的贵州李大章是何故！李大章回答说，“贵州烂了”，不必发言，周总理很生气，不赞成他的说法，并指定安排徐健生同志代表贵州作大会发言。

    在贵州代表团进京期间，我曾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份申述报告，由省委机要科送交邓小平同志处。报告内容：工作错误我都作检讨，但对强加于人的许多指控，如“贵州是一个根子不正；二个不彻底；三关未把好”等，均予以驳斥。特别不同意在全省进行夺权。小平同志将我的报告批给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报告毛主席。因此，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在贵州的所作所为，在京的中央领导才知道。毛主席得知贵州“四清运动”的情况，找在京的西南局的几位同志去谈话，问及贵州“四清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很生气！并当面宣布：“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四清工作团，贵州省委周林复职。”李井泉向毛主席报告说：周林在贵州已被搞臭，不如调回西南局，派贾启允任贵州第一书记为妥。由此可见，毛主席、周总理、邓总书记及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同志对贵州的“四清运动”是不赞成的。毛主席随即起草了二十三条，否定了十七条。可以说，贵州的“四清”问题，毛主席已经解决了。但为什么当时贵州“四清运动”的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其原因是工作团的几个负责人，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

    三

    由于人代会期间，贵州的“四清运动”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并要求立即撤出工作团，恢复我的职务。这无疑使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处于相当难看的境地。

    1965年2月，工作团一面作撤回的准备，并在贵阳召开大会，在会上，避而不谈中央对贵州四清工作的指示，而是开始为“四清运动”寻找作结论的理由。李大章同志在大会上作报告说：贵州农村有70%包产到户。认为这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坚持要对贵州的“四清运动”下这样的结论。对此，我坚决反对他们给贵州这些年来的工作下这样的结论。

    众所周知，贵州与全国一样，也遭遇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灾害。早在1960年，贵州省委就对遵义饿死人事件，向中央作了检查，中央免于处分。此后，贵州省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很快克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其原因是，贵州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的方针和政策，并结合贵州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开放自由市场，放宽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留地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生产自救措施。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贵州的工农业很快得到恢复(这些都是有史料可查的)。而这些措施恰恰与他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他们认为我是“央倒搞”，是右倾。

    同年3月，李井泉同志到贵阳，首先找我谈话，要我承认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我当即不同意，我始终认为“四清运动”是错误的，这并非是属于简单的个人问题。其时贵州各地被工作团害得太苦，可谓结怨难平。

    四

    工作团撤走之前，曾召开省委常委和工作团—些人参加的会议，并通知我去参加。这次会实际是谈所谓“贵州四清结论”，在会上，对他们强加的种种罪状，我一一加以驳斥，对一些同志发言中的非难，都给予了答复，这次会议在没有达到他们压服的目的情况下，不欢而散。

    同年7月，贵州新省委贾启允同志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西南局李大章来电，要省委将“四清运动”的结论上报中央，问我对结论有何意见？我知道他们要去中央开会，便早准备好了给中央的第二封信，是针对贵州“四清运动”结论写的。我这封信征求了汪小川同志的意见。我答复说，你报告你们的，我有权上控。紧接着第二封报告由省委机要科，送到了邓小平同志处。7月中旬，我到西南局报到，听说他们去向邓总书记汇报，碰了壁。过后，李井泉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说；“贵州的‘四清’问题，小平同志说不作结论了”。显然，这是小平对他们所作的“贵州四清运动”的结论的否定。此后，贵州的“四清运动”，也就不了了之。我这个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贵州省省长，就被这样的一场“四清运动”搞下台，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结论。

    五


    往事依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首这段贵州1964年“四清运动”的历史，这是贵州历史上的又一大灾难，它早于文化大革命两年但错误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位经历这次运动的人，有责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回顾这段历史。“四清运动”，伤害一大批有贡献的干部，许多同志因此而吃尽苦头，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多数同志已经中央平反。1975年我与李井泉同志在广东从化相遇，李井泉同志对贵州的“四清运动”当面向我道歉！我对他很赞赏！他比有些人死不认错好得多。李井泉同志是个好同志。我已是80多岁的人了，本着认真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其历史本来的面目，以便在此基础上，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让后人以此为鉴，这便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相信历史永远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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