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顾训中：安亭事件前后和王洪文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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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宇

　　1966年11月上旬，中央得知上海市一部分工人集体到北京请愿，他们强行登上北上的火车，被停在安亭车站。这批工人请愿者因无法去北京，遂开始卧轨，阻止京沪线上的火车通行。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十六楼大客厅开会，研究决定，派原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去处理这个突发事件。
　　时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力，亲自安排张春桥去上海，因情况紧急，为了尽快恢复京沪线通车，必须马上去上海。王力联系好从空军调一架小型客机，送张春桥去上海。考虑到张春桥的安全，也是为了工作方便，办公室决定派一位工作人员陪同张春桥一起去。办公室值班室的李奎林愿意陪同张春桥去，李奎林长时间坐办公室搞内勤，很少出差，于是，这个差使就交给了他。王力和张春桥也都同意。
　　当晚张春桥在李奎林陪同下乘飞机去上海。空军的小飞机停在北京西郊机场，从那里起飞。王力、张根成（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会务组长）和我一起为张春桥送行。我们到西郊机场时，飞机早已停在机场停机坪上待命。我们这些人从未见过小型载人客机，就一起登上飞机，参观机舱。这个小飞机我不知叫什么型号，机舱的空间不大，设有四、五个座位，靠右侧摆了一个小行军床，是给张春桥休息用的。大家参观时觉得这架小飞机很实用，完成紧急任务是很合适的。
　　送走了张春桥我们回了钓鱼台。张春桥去上海转安亭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在安亭处理上海工人卧轨事件的情况是张春桥直接向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汇报的。我们只听说，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工人卧轨事件，很快恢复了通车。过了两三天，张春桥和李奎林回钓鱼台。我们从李奎林那里得知安亭事件的大致过程，并了解到上海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在处理这个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说王洪文很有组织能力和号召力，那么多工人派别七嘴八舌、各持己见的情况下，大家都同意王洪文全权代表他们谈判，并取得成功。谈判的内容和达成协议的条款，我记不清了，主要是承认上海工人安亭卧轨行动是上海市委逼迫下做的，属于革命行动，承认了上海工总司是“造反派”等等。
　　对于王洪文其人，我只是听李奎林简单介绍的。只知道他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从未谋面。大约在1967年年初，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宋琼任组长，不久，我接到了聂元梓的一个电话，聂元梓说，上海的王洪文来北京串连，现在住在北京大学招待所，他们想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请求张春桥接见。随后聂元梓把电话听筒给了王洪文，叫王洪文直接和我通话。他说，他们上海各派工人组织的负责人一起来北京，向春桥同志汇报上海的情况，请张春桥接见。王洪文留给我一个北大招待所的电话号码。我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答应接见，让我安排接见地点后，通知王洪文等。过去我同王洪文从没打过交道，他也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聂元梓是我的老熟人，她知道我的电话，这件事是由她来牵的线。
　　我向当时的办事组长宋琼报告了张春桥要接见王洪文的事，并同他商量在什么地点接见合适。中央文革住在钓鱼台，因钓鱼台是保密单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从来没有在钓鱼台接见过人，不管是各级领导，还是造反派头头，当然指名召见的除外。接见大多都安排在中央办公厅接待室（中南海西门）或中办和国务院的联合接待室（在府右街路南，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把这两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地点。宋琼来自解放军报社，他把接见地点安排在解放军报社，于是，他就打电话通知解放军报社，给安排一个接见的房间。
　　地点定了后，我报告了张春桥。他说，不要那么多头头都来，人多了没法谈，只要王洪文等几个主要头头就行了。随后，我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告诉他在解放军报社接见，我去北大招待所接他们。当天晚上，我先去解放军报社，看了一下接见地点，在报社的二楼，这是报社的一个普通办公室临时改成的小会议室。大约只有十几平方米，有几个小沙发和座椅，一个茶几，接见几个人没有问题。然后我请解放军报社给我派了一辆吉普车。
　　我乘吉普车去北大招待所，找到了王洪文。在招待所，我看到上海的工人造反派一大群人集中在一个屋子等候。我见到王洪文后寒暄几句，就要他们动身。王洪文问我开什么车来的？我告诉他是吉普车，最多只能坐四、五个人（包括我）。王洪文考虑一下后就向他们同伙说，车坐不下，只能去四、五个人。随后王洪文一个个点名，点了四、五个人随他参加接见，另有一个头头想要参加，没有被点名，当场表现不满的情绪，人多车小，没有办法。
　　在我接王洪文等人去解放军报社的车上，我让王洪文坐前边副驾驶位子上，我和其他三、四个人挤在吉普车后座的狭小的空间，挤得喘不过气，好在时间不太长，就到了解放军报社接待室。这里顺便说一下，有的《纪实文学》说：在解放军报社密谈有“三男一女”，说陈阿大、廖祖康同王洪文三人密谈“一月革命”。还说聂元梓参加了这次接见，这是没影儿的事。我去北大招待所就没看见聂元梓，她怎么能参加接见呢？而且参加接见的绝不止三个人，至少是四个人。
　　我把王洪文等安排在接待室，不一会儿，张春桥就来了，姚文元是不是参加了接见，我记不太清楚了，即使他参加了，也没讲什么话。参加接见的人除王洪文、陈阿大我能记住名字，其他几个人我都记不得了。开会前，我让王洪文把参加人的姓名和代表哪一派组织告诉我，我都记在笔记本上。这个会我现在回忆，并不是研究怎么夺旧上海市委权，主要是王洪文等人汇报在上海各派组织如何联合，各派组织对大联合的态度，工总司的地位。各派头头向张春桥汇报，除了王洪文主要发言外，还有一个小伙子挺能讲，讲得头头是道，到会的人都讲话了，陈阿大也发了言，一口上海话，他不善言辞。他们还议论了一些头头的特点和在本组织中的威信等等。总之，主题是如何在上海造反派中搞大联合，为以后夺权做准备的会。张春桥在他们汇报时插了几句话，讲的是要他们回去搞好联合，同上海走资派斗争，以及斗争要讲策略之类的话。我在会上作了记录，如果我的记录本不被江青一伙毁灭证据，可以查到会上发言的大致内容，接见不到两个小时。
　　接见会后，我让解放军报社的司机送王洪文等人回北大招待所，我随同张春桥回了钓鱼台。
　　大约过一两天，王洪文从北大招待所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一行要回上海了，问张春桥还有什么指示？我报告给张春桥，他说没什么了，就按那天研究的回去行动吧。王洪文没放电话，我马上回复了他。王洪文这次来京都是通过我和张春桥联系的，因为张春桥的电话不对外。
　　关于上海造反派夺权的情况，我不了解。但记得为上海市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十六楼，紧急起草中央给上海市革委会成立的贺电（注：此说有误，详见本期顾训中考订文），还要以新华社名义发消息配发照片时，出现了一个插曲。
　　在审查上海市革委会成立的大会实况照片时，清晰可见“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横幅画面。主管新闻宣传的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值班室给上海张春桥等人打电话，说照片的“上海人民公社”的标语必须处理掉，否则就会出现矛盾，关锋给上海打电话时非常着急。原来是上海市造反派夺权后，新成立的政权名称叫“上海人民公社”，可就在当天，中央突然决定不要叫“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注：此说有误，详见本期顾训中考订文），报刊宣传发消息都一律称“革命委员会”，而配发的照片上却出现“上海人民公社”字样的画面，显然是不行的。后来可能对照片作了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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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1967年1月王洪文进京及上海权力机构名称变化的
　　　　　　　　　　　　　　　史实考订

　　　　　　　　　　　　　　　　顾训中

《记忆》编者发来王广宇先生《安亭事件前后和王洪文进京》一文（以下简称“王文”），嘱对其中王洪文进京及上海权力机构名称改变之事的相关史料作一核实。根据手边仅有的部分史料查对，确有一些情况与王文叙述不尽相符。兹将相关内容分叙如下：

1．关于王洪文进京及张春桥接见时间

王文称：“大约在1967年年初，中央文革办公室改为办事组，宋琼任组长，不久，我接到了聂元梓的一个电话，聂元梓说，上海的王洪文来北京串连，现在住在北京大学招待所，他们想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请求张春桥接见。”在征得张同意后，王安排了此次接见。王文没有交待王洪文此次进京以及张接见的具体时间。
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中说：“王洪文参加了（1967年1月）1日凌晨的会议，可在会上一声不吭，可能没有接到张春桥的旨意。会后他立即给张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于是在1月2日叫了陈阿大、廖祖康等坐飞机到北京，由聂元梓接待，负责联系。3日晚，他们在《解放军报》二楼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该书第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篡小组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以下简称《史话》）记载内容与陈文相似，均为1月2日赴京，1月3日晚受到接见。
另据1975年编写的《上棉十七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记载，王洪文等人在解放军报社受到张春桥接见的具体时间是1967年1月3日晚上8时30分。这与王文中提及的“当天晚上”、陈书、《史话》中的“3日夜”相印证。且上海国棉十七厂是王洪文原来的工作单位。这一时间记载应有所据。
综上所述，王洪文等人进京及张、姚接见的时间已确实无疑。

2．关于王洪文方面参加接见的人员

王文称：因车小，“王洪文一个个点名，点了四、五个人随他参加接见。”“参加接见的绝不止三个人，至少是四个人。”
据自1966年11月中旬起即参与“工总司”宣传组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李卫民的回忆，他曾与王洪文等一起参加了张、姚的接见，并明确说明：“春桥和文元同志在解放军报社接见了王洪文、陈阿大两同志和我。陪同接见的有中央文革秘书处的王广宇。”文中没有提及其他任何人。李曾于当年被北京市公安局关押过。此回忆疑为当时的交待内容，应属可信。
关于参加接见的人数及人名，其他相关资料的记载均十分笼统，仅称作“王洪文等同志”。因此，李卫民回忆仅为孤证，尚待求证。
　　王文提及，他是坐一辆解放军报社的吉普车去北京大学招待所接王洪文等人的。当时部队中普遍使用的是苏制嘎斯69式吉普。这种吉普车车厢狭小。如果按王文所称王洪文“点了四、五个人随他参加接见”属实的话，王洪文加那“四五个人”再加王广宇本人，后座将坐五六个人，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现实情况如何，尚须寻求新证。

　　3．关于张春桥的谈话内容

　　王文称此次接见的“主题是如何在上海造反派中搞大联合，为以后夺权做准备的会。张春桥在他们汇报时插了几句话，讲的是要他们回去搞好联合，同上海走资派斗争，以及斗争要讲策略之类的话”，“并不是研究怎么夺旧上海市委权”。
　　这涉及到此次王洪文等人进京见张、姚的目的，尚须说明。
　　此前，上海文革运动刚刚结束了镇压工总司的对立派“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的“康平路事件”，大批“赤卫队”工人被迫进京告状，在江苏境内的昆山与前来阻拦的“工总司”等人员发生冲突，京沪铁路再次中断，给交通运输、生产秩序、人民生活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史称“昆山事件”。在此情形下，周恩来于12月31日深夜给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来电话，要求他出面予以解决。1月1日凌晨，陈丕显召集上海各造反组织头头开会商量如何贯彻周恩来指示。代表工总司参加会议的王洪文因未得到张春桥一方的精神，在会上一言不发。这才有了陈书上述会后第二天，即1月2日，王洪文与陈阿大、廖祖康等人坐飞机赴京，向张春桥作请示之事。
据《史话》记载，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在接见中反复告诫王洪文等人不要插手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等事，而要让陈、曹（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出来表演一番”，“你们还是要抓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你们不批判，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很高兴，我看还是要加紧批判。”
正因为得到了张、姚的明确旨意，王洪文等人回到上海后，对代表“工总司”在贯彻周恩来指示精神、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签字的人大加斥责。而等毛泽东充分肯定这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号召“夺权”后，才跟着张、姚“变调”，以“解决昆山事件”、“制止经济主义妖风”的“功臣”自居，继而成为“一月革命”的“英雄”。
另据王力回忆录中的记载，毛泽东早在1月2日即决定派张、姚以中央文革调查员名义赴上海作调查研究。因此，张、姚在去上海前夜接见王洪文等人，似另有对上海情况摸底的意图。

4．关于“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由来

王文称：“上海市造反派夺权后，新成立的政权名称叫‘上海人民公社’，可就在当天，中央突然决定不要叫‘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其实，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有一个过程的。
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联合了上海当时37个造反组织一起组成的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临时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于1967年2月5日。
关于“上海人民公社”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

　　一是“群众说”：
　　据当时代表造反组织之一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机联站）参与夺权工作的朱永嘉1979年10月15日的交待：“我记得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是师大学生霍达在张春桥找火线（指当时由造反派组织成立的负责全市生产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座谈汇报工作时提出的，当时张春桥问市的机构叫什么名称好，霍达说叫人民公社好。张春桥就说这个名称好。这样就叫上海人民公社。”
另据当时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工作的王明龙1979年12月7日交待：“1967年1月中旬，王洪文为了阴谋篡党夺权，在康平路一幢小楼里，主持召集了一次阴谋策划向原中共上海市委进行反革命夺权会议，我一起参与了策划。……㈠新的权力机构名称问题，先是有的提出叫‘上海市最高权力委员会’，有的提出叫‘上海市最高权力指挥部’，有的提出叫‘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最高总指挥部’等等。但是大家对这些名称意见也不一致。后来，‘华师大’霍达在会上讲到他们学校准备按照巴黎公社原则，要搞一个‘新师大公社’的情况。大家认为上海市亦应该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王洪文同意并决定定名为‘新上海公社’。……”
　　以上两则史料说明，无论是张春桥同意、还是由王洪文最后拍板，“上海人民公社”这一名称的出现均是来自于群众，并且是对巴黎公社的仿照。

　　二是“毛泽东说”：
　　据王力回忆录中称：“二月紧接着上海炮打张春桥之后，毛主席的意见，上海要建立临时权力机构。不能把群众组织或机关干部造反联络站就作为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要建立权力机构，名称叫上海公社。这不是上海同中央文革决定的，是毛主席决定的。要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权力机构，也都是毛主席的指示。”（《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889页）他在另一处更明白地说明：“‘公社’不是上海发明的，首先是北京发明的。是北京陈伯达打电话给上海，通报北京准备成立公社了，要上海考虑成立公社。陈伯达打电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同上书第970页）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纪希晨在其《史无前例的年代》中也有类似的叙述：“（1967年）1月19日，得意忘形的张春桥在造反骨干会议上狂妄地说：上海的夺权像法国的‘巴黎公社’、苏联的‘十月革命’一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张春桥提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代替上海市委。会上有人说，这个名字不响亮。张春桥经过同陈伯达商量，得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他马上找人商量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该书上册第226页）
　　其实，这两种说法尽管在出处上有所不同，但根本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开始时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名称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这一名称的源头“北京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发明的。他在1966年6月1日批准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广播时就将其称为“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一提法在被王力称为“主席夺权思想纲领性文件”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再度重申，并加了这样一段文字予以推崇：“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了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这就明白无误地点出了将以“人民公社”作为各地夺权后新的国家机构的名称。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改变了态度，要求改名称呢？据王力说，毛对陈伯达没有向他报告上海成立公社一事不满意，也对陈、江（青）打倒陶铸的具体做法不满意。因此，2月12日，他将张、姚叫到北京，与他们进行了一次“游泳池边的谈话”。按王力的描述，毛对张说：“原来我们考虑成立北京公社，但后来想这个问题牵涉面太大，涉及到整个国家体制问题，修改宪法问题，特别是涉及外国承认问题。”王力称，“主席说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张春桥回来后对我说，我们正式成立公社时，打电话来请示主席就好了。这回主席没有怪张春桥，问了几次：改过来有困难没有？张春桥说：没有困难，回去就可以改。主席问跟群众怎么交待？张春桥说只要说主席的指示就行。主席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王力反思录》第975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2月23日，上海发布了“沪革（67）第008号《通知》”，正式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次日，上海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张春桥在会上作报告，介绍毛泽东的指示。会后，照样的敲锣打鼓，照样的盛大游行，照样的挂牌仪式，完成了换名事宜。
　　另有一事也需要订正，即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发贺电，不是给上海革委会成立，而是早于此事的1月11日致上海工总司、红革会等32个群众组织的，贺电内容是充分肯定这些组织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据王力回忆：“（讨论起草中央贺电的）会场上快定稿时毛主席来了（他就住在人民大会堂），总理问他还有什么意见，主席看了，提出这个贺电要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加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用四个名义发出。这是过去没有用过的，毛主席第一次采用四个署名。”（《王力反思录》第794页）

2008年11月7日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