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古 粮食产量、高征购、大队干部与“大饥荒”—以白鹤、三益大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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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产量、高征购、大队干部与“大饥荒”——以白鹤、三益大队为中心

刘诗古*

　　原载《学术界》2012年第4期


　　摘要：本文利用1962年无为县委农工部对襄安公社白鹤、三益两个大队的调查报告，揭示了大饥荒时期“地区间人口死亡率差异”的复杂性——大队干部个性与能力差异、微地貌差异、代食品生产等。本文并不试图提出一个具有一般性解释力的结论，而在于展示要想真正了解大饥荒时期各地的“人口死亡率差异”，就应该尽量从这种差异产生的基层单位——生产大队、公社或县一级进行仔细的分析。简言之，共同的制度引发了1959-1961年全国各地的饥荒，但地区间人口死亡率的差异则有着异常复杂的微观原因，甚至充满偶然因素。

　　关键词：无为县；粮食征购；大队干部；大饥荒；人口死亡率差异


　　一、问题的提出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曾就1959-1961年的“大饥荒”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展开过争辩。随着1950-1960年代气象资料的公布，“天灾”说已经不能成立。[1]更多的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公共食堂”等制度层面上，认定“大饥荒”主要是“人祸”的结果。[2]由于资料的限制，学界的讨论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对于“人祸”的具体过程，虽然不乏细节的描述，但仍然缺乏有深度的分析。

　　本文以安徽省无为县为讨论对象，是因为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安徽一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633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18.37%，位居全国之首。[3]据新修《无为县志》，从1958年到1960年，无为县人口净减少了约25万。在排除外流人口并考虑1959年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无为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4.5万，占灾前全县总人口的25.8%.1958年，无为全县有10万非农业人口[4]，假定非农业人口不存在规模性的非正常死亡，则1959-1960年无为县农业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率为29.4%.很显然，无为县是一个在大饥荒中人口大量死亡的县份。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饥荒成因的分析，大致存在五种不同的说法，即粮食供应量下降（FAD ）、食物获取权的丧失（EA）、公共食堂制度、粮食政策的城市与工业偏向以及政治激进主义。[5]以上说法丰富了我们对大饥荒成因的认识，但都存有缺陷。大饥荒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随着“大饥荒”研究的深入，“地区间人口死亡率差异”已成为一个新的热点讨论话题。

　　围绕大饥荒中“地区间人口死亡率差异”这一复杂命题，学术界出现了多种解释模式。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省际人口死亡率差异”的讨论最多，其中又以“政治激进主义”说最具代表性，即认为省际死亡率差异是由各省主要负责人及党员的比重不同而造成。在此基础上，林毅夫和龚启圣以各省的“解放时间”作为变量提出了修正，指出“解放时间”越迟的省份更容易走向激进，人口死亡率也就越高。[6]

　　经济学家林毅夫和杨涛用经济计量方法研究这一问题。他们发现，一省的人均粮食产出和农村人口比例是该省死亡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人均粮食产出减少越大，引起的死亡损失也就越大；城市人口越多，该省的饥荒牺牲者就越少。此即“城市偏向”说。[7]

　　曹树基曾提出“历史记忆”说，指的是深藏于人们心中的对于历史时期灾害事件的记忆以及应对灾害的行为模式。经过饥荒的地区，有着很深刻的饥荒记忆，人们会对粮食更加重视，在浮夸上较为慎重，从而减少了死亡，而未经历过饥荒的地区而反之。[8]

　　在一项关于安徽和江西两省“大跃进”及饥荒的比较研究中。陈意新依据省一级的数据及近年出版的省级负责人传记及回忆录，得出结论认为农业自然条件、农业实物税和省级领导的政治态度这三项因素的作用合在一起，决定了安徽和江西两省“大跃进”期间饥荒程度的不同和人口死亡率的差异。[9]

　　最近，龚启圣和陈硕研究发现，省际人口死亡率差异与负责人的政治激进程度相关，激进导致高征购，而政治激进程度来源于中共内部的“职业升迁与奖励机制”（Career incentives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主政的省份，由于中共内部的“职业升迁与奖励机制”的存在而并非因通常设想的意识形态或个人特质等因素，其粮食超额征购率要比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主政的省份高出3%，超额部分分摊到个人则相当于一个月的口粮消费量。另一个变量则是非正常死亡率，候补委员主政省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率要比正式委员主政的省份高出1.11‰，相对于大饥荒期间全国每年平均6.95‰的非正常死亡率而言，政治激进度可以解释非正常死亡率差异的16.83%（1.11‰/6.95‰）。[10]

　　虽然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对“省际（大区域）人口死亡率差异”做出了积极探索，并提出了符合逻辑且富有创见的解释，却无法应用于县及以下层级更小的行政单位，而县、公社乃至大队，才是人口死亡发生的基本单位。笔者在无为县档案中接触到一份1962年县委农工部所作调查，发现两个地理位置临近的生产大队之间（白鹤、三益）的人口死亡率相差悬殊。对于这两个隔河相望的生产大队而言，上述“城市偏向”、“历史记忆”、“省级领导的政治激进程度”和“农业自然条件”的适应度受到挑战。

　　本文试图通过安徽省无为县及其所辖大队及生产队等不同层面的调查材料，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其一，以安徽省农业茬口[11]改制为出发点，分析耕作制度、生产投入、粮食产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最终讨论高征购、口粮分配跟“大饥荒”之间的关系。其二，以白鹤、三益两个大队为对象，讨论在共同的政治生态下，大队干部、自留地与人口死亡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对“队际人口死亡率差异”做出微观解释。

　　1950年代的中共安徽省委，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从1955年开始了农业茬口的改制运动。其基本内容为：1.提高夏季收成比重。2.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3.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包括生产技术的改革）。[12]上述三点措施是安徽省委根据多年治理淮河的经验，由省委书记曾希圣于1953年10月份首先总结提出，并向全省推广的。由于“三改”要求改变传统耕作制度，打乱传统茬口安排，其推广过程一度遇到阻力，反对者甚众。于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反对“三改”便成为划分“右派”的重要依据。“反右”之后，“三改”继续，但不再见有公开的反对者。

　　本文所利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于1962年无为县委农工部对襄安公社白鹤、三益两个大队的调查报告，并参照同一时期无为县委农工部对石涧公社范庄大队的调查，以及1960年下半年他们对于石涧公社其他几个大队的调查报告。有意思的是，在有关三益大队的调查中，还有两个生产队——卞旭、瓦屋的相关资料，这让我们有可能从大队与生产队两个不同的层面，对本文主题进行多层次的讨论。

　　1958-1962年，白鹤大队和三益大队同隶属于襄安公社，前者地形丘陵、圩地参半，后者纯属圩地，二者隔河相望。本文所用的调查报告，主要内容有1956-1962年间大队耕地面积、农业茬口改制、劳动力数量、农具数量、耕牛数量、施肥质量、耕作质量、农副业生产以及农民口粮等情况的详细资料。白鹤大队调查年份连续性较好，但缺少具体的人口总数及死亡人数。三益大队、卞旭生产队调查材料中，数据年份不连续，但却提供各年份详细的农业茬口安排、人口、劳力变化数据。瓦屋生产队仅有人口、劳力数据，缺乏其他相关文字资料，无法进行系统分析，本文不详加讨论。


　　虽然白鹤大队缺乏具体的人口总数及死亡人数，但调查报告的开篇就有这样的文字：“无为金鸡公社[13]白鹤大队是一个半圩半丘陵地区，几年来生产力虽有一些破坏，就比较而言，较县境其他地区为好”。[14]由此推断，白鹤大队的人口死亡情况并不严重。不过庆幸的是，根据白鹤大队粮食产量、征购粮以及回销粮的数额，扣去种子预留，我们就可知道预留口粮的总额，而人均口粮有详细的数据，这样我们就可推算出白鹤大队的人口数。

　　在另一份报告中，调查员称“三益大队是一个纯圩区，几年来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15]，“卞旭劳力，虽然前几年也遭到比较严重的损失，但和整个大队其他生产队相比，那卞旭还算是劳力比较多的一个生产队”[16].比较而言，三益大队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其中三益大队有着详细的人口、劳动力数据，而卞旭生产队却仅留下了年份间断残缺数据。两个大队和卞旭生产队的各年人口数及人口净减少数，见表1.

　　从表1可知，1961年白鹤大队人口比1957年净减少469人，净减少率23.32%.五年间，三益大队净减少人口则达881人，净减少率高达43.66%，明显高于白鹤大队。考虑到1957-1960年净减少人口中有人口迁出的因素，我们采用劳动力死亡率作为另一个计算指标。1960年三益大队劳动力死亡人数达595人，占灾前即1957年劳动力总人口的30.7%，劳动力大体都是青年人，他们的死亡绝大多数上是非正常死亡。[17]卞旭生产队由于数据的残缺，只能知道1960年人口比灾前净减少了36.36%.如果加上1959年的死亡人口或劳动力，三益大队的人口死亡水平略高于无为全县。总体说来，三益与卞旭的人口死亡水平大体可以作为无为全县的代表。

　　本文的问题是，在同一个公社两个不同的大队，死亡率的巨大差异是怎么形成的？是两个大队的粮食产量或人均拥有的粮食总量决定了死亡率水平，还是其他？两个大队开始人口净减少的时间是不同的，三益大队早在1958年就已出现，白鹤则在1959年始出现。另外，在人口大规模死亡的时间上，白鹤大队主要发生在1959年，而三益大队主要出现于1960年，原因何在？

　　…………

　　六、讨论

　　从1962年中共无为县委农工部关于白鹤、三益两个大队的调查资料出发，本文对调查员和社员都强调的“茬口改制”导致粮食产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结果发现“茬口改制”并未造成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只在开始推行的1956年造成了急剧的粮食减产。不可否认，“茬口改制”造成了农业系统的紊乱，劳力、蓄力、肥料都出现了紧张和失调，并额外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不能增加粮食产量，扣去种子、用工等成本，双季稻的产量约等于一季中稻。尽管如此，调查人员和社员将“茬口改制”视作1959-1961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显然与材料本身所揭示的事实不符。

　　各级干部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虚报，粮食产量基数的翻倍扩大，上报产量与实际产量严重脱节。根据下面上报的粮食产量，就算以原来的“征购率”下达征购任务，其实际则是接近甚至超过实产，其结果必然是预留口粮的减少，更有甚者把预留的种子也上交入库。在此意义上形成的粮食“高征购”，其本质则是“浮夸风”下的粮食虚报，这是政治压力下上下“共谋”的结果。由“大跃进”而来的粮食“高征购”造成农村口粮不足，直接引发了各地普遍的饥荒，甚至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而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强制性制度，则从根本上剥夺了社员自救的机会，这些可以看作是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共因。

　　尽管1959-1961年的饥荒是全国性，但正如本文开篇既已指出的，各地因饥荒而造成的人口死亡率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襄安公社白鹤大队和三益大队的情况可知，两个大队隔河相望且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面临着大致相同的制度因素和政治压力，但二者在人口死亡率上相差甚大，这种差异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因素造成：大队负责干部的个性与能力，以及本地或外来；粮食实际征购、回销及口粮存留；微地貌下的代食品生产。上述三点中第一点最为重要，影响着后面的两个因素。

　　以三益大队为例，由于干部对上级的服从和粮食产量的虚报，“高征购”从1957年就已开始，从而导致1958年大队人口就出现了净减少，死亡实际上已经开始。由于三益大队的回销粮比白鹤大队多出12.4万斤，致使在1959年同样的“高征购”下，白鹤大队的净减少人口要略高于三益大队。但随后的1960年，三益大队继续“高征购”，且在1959年底至1960年春出现了三个月的断粮，人口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口粮安排好坏、代食品的多少、回销粮的多寡都决定着处于死亡边缘的人们的生命“去留”。大队干部在代食品生产、分配、管理上的积极努力，可以有效减轻“饥荒”对生命的剥夺。

　　在关于安徽与江西两省的比较研究中，陈意新已敏锐的指出，经济学家利用各种变量建立的统计模型，或许只在数学上完美，但在解释因饥荒而发生的人口死亡的地区差异时则捉襟见肘。[46]或者说，定量分析在宏观层面的分析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在微观研究中却显得并不适用。本文证明，在相同的制度和政策下，两个大队之间的人口死亡率差异巨大，由许多微观因素构成，诸如大队干部个性与能力差异、微地貌差异、代食品生产等。很显然，本文并不试图提出一个具有一般性解释力的结论，而是想说，如欲真正了解大饥荒时期各地的“人口死亡率差异”，就应该尽量从这种差异产生的基层单位——生产大队、公社或县一级进行仔细的分析。简言之，共同的制度引发了1959-1961年全国各地的饥荒，但地区间人口死亡率的差异则有着异常复杂的微观原因，甚至充满偶然因素。

　　作者简介：刘诗古，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通讯地址：上海市东川路800号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邮政编码：200240.邮箱：shiguliu@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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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6 14:04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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