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冯蕙、熊华源谈《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辑和出版

tuffy05

逄先知、冯蕙、熊华源谈《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辑特点和出版意义

[主持人]: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2日起在全国发行。全书共6卷，近300万字。12月24日9时，人民网党史频道邀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冯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熊华源做客人民网，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辑特点和出版意义”为主题，与广大网友交流。[17:50]
[主持人]:首先非常荣幸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三位老师，首先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年谱》一书主编逄先知老师。[09:20]
[逄先知]:网友朋友们大家好。[09:21]
[主持人]:旁边这位是我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年谱》一书主编冯蕙老师。[09:21]
[冯蕙]: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就《毛泽东年谱》同大家交流。[09:22]
[主持人]:旁边这位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年谱》一书副主编熊华源老师。[09:22]
[熊华源]:网友朋友们上午好。[09:22]
[主持人]:首先还是对三位老师今天能够从百忙之中抽空过来再次表示欢迎。我们知道咱们这部书发行之后在网上很多网友都非常关注，想先请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书的基本特点。[09:23]
[逄先知]:今天我把这部年谱带来了，请网友们看一看这部书的样子，一共是六卷，将近300万字。这部书我们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有20位同志参加，是集体创作。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反映毛泽东领导新中国27年历程的编年体著作。这部书可以为研究毛泽东这27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实践、各种各样的活动，研究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就、经验和艰苦的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由来，它形成的基础，提供大量的资料。[09:24]
[逄先知]:所以，编辑出版这部书，对今天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编辑这部书是一件很艰苦、很细致的工作，不是简单地把材料编排编排就完了。要看大量的文献资料，查很多书籍，做大量细致的研究、选编、撰写和考证工作，全书还要有严格的统一体例。年谱的灵魂就是事实准确。在编写年谱过程中，作了大量考证工作，这个考证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其实也是很艰苦，比较枯燥，但是必须要做。有时为了考证一件事实、一个年份、一个具体日子，甚至订正文献中的一个错字，要查阅很多材料、访问有关人员，往往要花大半天时间，甚至花几天的时间。我说这部书的撰写很艰苦的程度，它的甘苦只有参加编辑的人员才能体会到。[09:25]
[逄先知]:今天有幸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把这部书奉献给全国人民，感到非常荣幸。[09:25]
[主持人]:这部《年谱》写的主要是毛主席从1949年到1976年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他的一些手迹、开会的讲义之类的。可以想象到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而且还经过了这么多年，还能把它这么完备地搜罗到一起，老师们费了不少心思吧。[09:26]
[逄先知]:这首先要感谢中央档案馆，因为我们使用的档案主要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这是最权威的第一手材料，包括解放后毛泽东的大量手稿复印件和讲话记录。当然还有其他已经公开发表和未经公开的一批重要的日记等。使用这些材料也要考证一下，不是简单地拿过来用就是了。[09:26]
[主持人]:老师非常不容易，冯老师也是这部书的主编之一。这部书一共是6卷，近300万字，是一部恢弘巨作，这部书相比于以往看到毛主席其他的事迹、书、手稿之类的，有没有他自己的特点呢？[09:27]
[冯蕙]:我想这个《年谱》应该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部《年谱》内容很丰富，史料很详细。内容丰富就是说，它记载了毛主席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他逝世这27年中间的各个方面的活动，他的文章、他的讲话、他的谈话、他的批示、批语、他的题词，包括他写的书信和诗词等等，还有他同各方面人士的交往，他参加会议的情况，他下去视察、参观的情况。所以，内容非常丰富，不单是写了这部年谱的谱主毛主席的方方面面，还涉及到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党的历史的主要方面。比如，在毛主席领导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党的对内对外一些重大的政策，国内各个方面的建设，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等等，年谱还反映了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他的读书生活，他同一些亲友的交往，他的风范和心态等等。[09:27]
[冯蕙]:这部《年谱》比其他领导人的《年谱》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相当多的条目字数比较多，比较长。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想充分地反映他的思想、他的观点。因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战略家，他有很多很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应该说，这是这部《年谱》反映的灵魂。[09:27]
[冯蕙]: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也有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年谱》在取材方面，正确的当然要反映，错误的也不回避，还有一些正确、错误交叉的，这种也选入，都如实记载下来。这样的取材和编写，是符合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我们正是遵循这样一个思想原则，来编写这部《年谱》。[09:27]
[冯蕙]:毛泽东同志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他参加的会议很多，接见的人也多，会见外宾也多，总之一天到晚很忙碌。还有他自己个人的生活。这部《年谱》几乎把毛主席每天的工作情况，都记载下来。这天他参加什么会议，在会上作了什么讲话，或者他这一天同哪一位领导人谈了话，会见了什么外宾，写了什么文章、批示、批语、题词，或者给亲朋写了什么信。这一天他游泳或者爬山，要什么书，读什么书，都做了记载。所以这部《年谱》的内容非常丰富。从这部《年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27年，毛主席是怎样工作、怎样生活的，千头万绪的工作是怎样安排的。所有这些，都主要是根据档案材料写入的。[09:28]
[冯蕙]:第二个特点就是这部《年谱》叙事贯通，前后照应。文献研究室的编研工作有三大件，一个是领导人的著作集，一个是领导人的传记，一个就是领导人的年谱，这三种编研成果应该说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的价值。年谱的特点就是它的史料特别丰富。这样一部年谱，可以供读者来查某一天有什么事，或者想了解毛主席哪一天在干什么，或者了解他哪一天同谁谈话，都可以查得出来。另外，也可以把它完整地作为一个传记性的作品来读。年谱的特点是按年月日记事，他今天讲话讲了什么，第二天他又跟谁谈话谈了什么，第三天开会上他又讲了什么，或者他又写了什么批示，这样一天一天地排下来。这样就很自然地把一些事情发展的过程性显示出来了，就看出他的一些思想轨迹、思想发展。某一个重大的决策，他当初怎么想的，后来和人交谈对他有什么影响，最后他又怎么决断的、决策的。这样，对了解毛主席的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帮助的。[09:29]
[冯蕙]:我举一个例子，即大家都很熟悉毛主席的一篇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讲话是1957年2月27号讲的。我们《年谱》在这一天记载的不是后来正式发表的文本，而是当天讲话的记录稿。他在讲话以后，经过了十几次的修改，最后在6月19号才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我们把这个修改过程整个都给记录下来了。档案馆保存了历次的修改稿，我们根据档案都写进了《年谱》，这样可以看到他2月27号讲话以后，到6月19号这中间有几个月的时间，特别是这中间发生由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这样一个变化对毛主席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在他对《正处》的修改中也反映出来了。像这样一种记载，就能看出，他27号讲了话，但是在发表以前，他还有一些补充、修改，而有的补充、修改又受到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的影响。整个的过程就显示出来了。所以，叙事是连贯的，前后都是照应的。这个应该说是年谱的又一个特点。[09:31]
[冯蕙]:第三个特点就是这部年谱的北京材料的取舍，力求得当。这部年谱记载毛主席的许多文章、讲话、谈话、批语、批示等，所有这些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有背景情况的。或者他从哪个文件或什么材料了解到的情况或问题，或者有人当面向他反映了什么情况，等等。我们尽力对这些背景情况作一些说明，比如毛主席写批示，批示是针对某个部门的文件或某个地方的文件，《年谱》就对这些文件的内容要作简要介绍，这样读者就能理解他的批示针对的是什么。所以，背景材料在我们的《年谱》里面也是要写上的，但是背景材料以能够说明问题为原则，不能写得太长，要简明扼要。毛主席自己这样讲过，他说他的脑子是一个加工厂，材料都是从下面来的。他这样讲过：“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他还讲过：“没有哪一个大问题是我们主观可以想出来的，都是根据下面的意见来的。”所以，我们编写《年谱》必须反映背景材料，这个背景材料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09:33]
[冯蕙]:下面举一个例子，大跃进的时候提出要赶上英国，最早提出的是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到了1958年他又写了两年可以超英，大家都觉得怎么搞，一下怎么缩短了这么多年？这也不是他完全凭脑子想出来的，是他当时看了薄一波的一个报告。1958年，薄一波的报告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薄一波的报告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如果我们1959年钢产量达到了2500万吨的话，那么就超过英国了，因为那个时候英国的钢产量大概是年产2200万吨。这个报告影响了毛主席，他接过来两年超英的说法。[09:34]
[冯蕙]:第四个特点是谱主同他人的交流互动情况，尽量反映。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接触的人范围非常广，党内领导层的人、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还有一些就是国际上的一些政治家、知名学者，都希望要见他，他都接见。再一个就是他的一些亲朋故旧，也会向他反映一些情况。他曾提出领导人应该有几个右派朋友。为什么这样讲呢？毛主席是很注意全面观察问题的，他希望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举一个例子，当年有一个报告提出要上三峡工程，他批了一句话：需要一个反面的报告。就是说这个报告说了三峡工程的好处，它的利益在哪些方面，但是他希望还看到一个反面报告，就是这个工程上了以后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不利的地方没有。他还曾经这样说过，他说甚至一个动作都要考虑反面的情况。所以，这样一种互动情况，总的来讲，能给他全面地考虑问题提供一些帮助。在交流中，他的观点会影响别人人，别人反映的情况也会影响他。但是，这里我觉得要说明一点，当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时候，这种互动关系一般是良性的，就是说互相补充、互相提供一些情况。如果当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时候，这种互动往往造成负面的影响。如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就是一例。毛主席希望尽快改变我们国家的落后面貌，要发展快一点、增长多一点，下面也有些领导不考虑实际情况就跟领导意图，甚至还加码，这样一种循环就成为负面的了。[09:38]
[冯蕙]:另外，主持人刚才提到网友也注意到年谱的注释，应当说，这部年谱的个注释比较周详，比较周全、比较详细，注释的内容也是方方面面的。等会儿再请熊华源同志来做介绍。我就谈这些。[09:38]
[主持人]:冯老师非常全面地为我们介绍了这部书的编辑特点，从毛主席的交友情况包括很多资料的背景情况全面放了进去。这部书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想了解毛主席的，是一本很好的可以当传记一样的书去读，对于想研究党史发展的同志们来说，这部书是非常可靠的，而且是全面的理论依据。想问一下逄老，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这部书又是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了，我相信这两件事情肯定不是一个巧合，它有哪些历史意义和价值呢？[09:38]
[逄先知]:说到价值，这部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说的东西很多，我挑几个问题来说一说。在这27年中间，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处于一种主导地位。把他的思想理论研究好了，对党的这段历史的大脉络也就比较清楚了。今天研究这部《年谱》的价值在哪？我挑几个问题来讲一下。[09:42]
[逄先知]:第一个问题，关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这个内容在《年谱》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56年社会主义改革完成以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怎么搞？我们没经验，毛主席也不满意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主要是苏联经验，因为苏联经验并不是完全成功的经验，有不少错误。要自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就像当年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那样，要创造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09:42]
[逄先知]: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主要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当然，在这之前已经搞了很多建设，从1953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真正要把重要的精力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还是1956年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摆到毛主席面前，摆到全党面前，当时既没经验，又不能搬外国的。从1956年开始的这十年的时间，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论十大关系》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小平同志对它评价很高的。所以，《论十大关系》也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开始去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道路。《论十大关系》开了一个探索的好头。紧接着中共八大确定了一条正确路线，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发展生产力。但在以后的探索过程中就出现很多曲折了。在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变化，比较强调阶级斗争了，但是还没有很快地影响建设工作。不久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中心工作要转到技术革命，所谓技术革命就是搞经济建设。毛泽东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发动了“大跃进”。由于急于求成，违反客观规律，“大跃进”受了挫折。[09:50]
[逄先知]:毛泽东就很快地发现错误，在党内他是第一个发现错误的。他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订正错误。在纠正错误的过程当中，他提出一些好的思想。比如关于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说价值规律是伟大学校，这就是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当中提出来的。[09:53]
[逄先知]: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错误，痛定思痛。从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对“大跃进”不断进行总结和反思，多次作自我批评，承担主要责任。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提出很多重要思想，比如：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两条基本原则；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稳步前进；不能用过去战争年代的方法搞建设；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关于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等等。[09:56]
[逄先知]:这部书，研究我们怎么找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面的经验，也提出了严重的教训。[10:04]
[逄先知]:我再讲第二个问题，关于毛泽东如何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关系问题。和前面的问题有密切联系。这是贯穿整部年谱的一条突出线索。毛泽东处理这个问题，同一定时期内所处的国际环境、所要完成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同时又与毛泽东的主观认识密切相关。刚解放的时候，主要就是抓阶级斗争，抓革命。要完全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一些残余部队，还有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这些都是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所必需的。但是他在抓这些工作的同时，非常注意经济建设，不断地提出，要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我们三年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所以新中国的前七年，毛泽东在抓阶级斗争、抓革命的同时很注意抓经济建设。这一段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但后来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就发生偏差了。主要是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他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从这以后，他一步一步更多地注意阶级斗争问题。但是注意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忘了生产斗争，没有忘了经济建设。比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他提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要结合，他说：如果生产下降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失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结合生产进行，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好不好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你增产还是减产。[10:04]
[逄先知]:但从此以后，他就更多地注意阶级斗争，一步一步地升级。提出走资派问题，一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问题在《年谱》占有相当的篇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言论和活动。[10:05]
[逄先知]:我想讲的第三个问题是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战争的态度。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一直关注国际形势和国际动态，注重国际战略和战争战略的谋划。对于团结谁、孤立谁、打击谁，始终做到心中有数。关于世界格局，他从“中间地带”到“两个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的划分，他提出“一条线”的战略，反映了他宽阔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同美国的关系问题，同苏联的关系问题，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他都作全盘的考虑。特别是对和平的问题，他非常关心。1949年-1950年，他第一次访问苏联，向斯大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平能不能保障。毛泽东非常渴望中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集中力量搞国内建设，不断向外国来宾发出这样的信号。但是他的愿望是一回事，现实的战争威胁又是一回事。他对战争的态度就是：一反对，二不怕。你准备不好，敌人就会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国策。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开头主要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后来，苏联搞霸权主义，确定两个霸一起反，再后来随着中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国家的战略的变化，他又考虑不能两面作战，必须争取一霸、反对另一霸。60年代威胁中国最主要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而美国也受到苏联的威胁，他在欧洲、中东也受到苏联的威胁，因此，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有共同利益，一致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所以两霸不能一起来，要争取一霸、反对另一霸。所以他就提出了一条线，按照地区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世界、欧洲，正好一条线，对付苏联。到最后他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了广大的朋友。[10:07]
[逄先知]:最后我再讲一个问题，关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共产党执政以后，环境变了，地位变了，权力也大了。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的注意力比较集中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对腐败、提倡艰苦奋斗。他在二中全会就提出“两个务必”，防止“糖衣炮弹”的打击。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言师完全正确的。建国后两三年就出现严重的贪污现象。毛泽东及时发动了“三反”运动。那次运动对于防止腐败，起了积极的和相当长时间的作用。毛主席总是谆谆教育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同群众同甘共苦，说这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希望把正好传统好好发扬起来。特别要教育青年一代。第是反对官僚主义，要求干部要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就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这是毛泽东很重要的思想。他说，我最厌恶的就是官僚主义，就是摆官僚架子，在老百姓面前，在下级面前摆官僚架子。他同官僚主义斗争了一辈子。为了使我们的干部跟老百姓一样平等，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毛泽东想了很多很多办法，譬如说，干部参加劳动，搞调查研究，将军下连队当兵等等。他采取了各种办法，就是怕我们党变质。他还提出要防止出现特权阶层，还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利益集团问题。这些都是应当警惕的。第三是防止和平演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问题。当美国杜勒斯提出用和平的方式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把防止和平演变作为一个战略方针确定下来。从这个战略方针出发，提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严重偏向。[10:10]
[逄先知]:以上我从四个方面，简略地介绍了这部年谱的内容。当然，年谱的内容远远不只是这些。总之，《毛泽东年谱（1949-1976）》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国后27年的历史，是有一定价值的。[10:10]
[逄先知]:我最后再讲我们怎么样看那段历史，怎么评价那一代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还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来研究，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政策去衡量那段历史。也不能用但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程度来去要求前人。他们的探索，包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都是我们的财富。[10:11]
[主持人]:逄老师用非常明晰的四个全面的例子为我们全面分析这个《年谱》，对我们现在读这个《年谱》，而且对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发布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大家应该非常明晰了，我们说读历史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来明确前进的方向，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我们现在来回顾那27年当中发生过的一些点点滴滴，也是对我们现在以及未来如何能更好地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参考价值。[10:11]
[主持人]:我们看到这部书发布之后，很多细心网友很关注它，发现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注释，注释非常全，而且几乎每一本注释都非常多，想问一下熊老师，是怎么找到这些参考东西的？[10:11]
[熊华源]:刚才两位主编，逄主任和冯蕙同志对《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内容、特点、研究价值都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确实，这本《年谱》注释也是很有特点的。注释在领袖人物的年谱当中，我觉得也是不可缺少的。它是领袖人物年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尤其是像毛主席这样第一代领导核心，更显得重要。建国以后的《年谱》注释量是不小的，有将近30万字，占了整个书分量的十分之一。我大致做了一下统计，大概有3900来条。每一卷涉及到的光是人物条目的话，就是三四百条，有300多的，也有400来条的。注释当然首先就涉及到一个怎样去做注的问题，也就是说，注释的原则是什么？总的原则就是，正文里面不能交待的，他就必须在注释当中要作交待，以便让读者更好地去理解正文。[10:12]
[熊华源]:基于这个，我们做注释，实际上具体讲，就有这么四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注释必须依据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权威材料，在这个时候编毛主席的年谱，它有个有利条件，就是权威的工具书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掌握的就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资料，这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中央组织部掌握的组织史资料来编的。还有就是各个省的组织史资料，我们文献研究室就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是一个。还有军队的组织史资料。这是第一手材料。[10:13]
[熊华源]:再一个就是必须来自权威的研究部门、研究单位出版的人物工具书，还有就是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有关研究部门写的传记，这么一些书。在注释期间，我们找书的话，找得很多，大致我摸了一下，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我们借了五六百本书，在我室图书馆里面，借了那么多书。另外，就是要去查，查《人民日报》和检索电子版的《人民日报》，因为当时主席的活动、他接见的人、会见的人，作陪的人，当时职务一般也在那个报纸上有报道，会通过报道反映出来。第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要掌握这方面的可靠的权威材料。这是中共方面的。[10:13]
[熊华源]:国民党方面的，我们想方设法也找到一些图书资料。国民党党史研究部门编辑出版的《中国国民党职名录》，这本书是最权威的。还有就是其他方面的，国民党史方面的著作。这样相互之间印证的话，就可以尽量避免它出现的差错。第二个必须掌握的原则，就是材料来源一般不能是孤证，孤证往往容易出现差错，必须要有旁证，即便是权威的工具书或者是组织史资料，有时候也会出现差错。所以，这必须要有其他的旁证材料。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差错问题。[10:14]
[熊华源]:第三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查一个人，查不到，尤其是不知名的小人物，有时候就要借助于网络，因为网络它提供材料的渠道很多，虽然显得乱七八糟的，但各个方面的材料都有。不过，网络的成品半成品材料，只能作为参考，作为线索，绝对不能作为依据，依据它往往会出现差错。特别是对人物条目，是比较系统、比较全，而且网友自己还可以往里面添加内容。所以，这样的话就只能作为参考，但是必须要找最权威的。通过线索，比如说打电话，问省里面党史部门的人、知情者。比如说，姚文元在“文革”前夕，他在上海市委理论刊物《内部文稿》担任的职务就是我们打电话问我们文献研究室的老主任金冲及同志了解到的。这样，这一段姚文元的任职更准确了。[10:15]
[熊华源]:第四个要掌握的原则，就是注释均采取页下注的形式，一般都是作简注。要是注得太复杂，字数量不是30万字，而是60万、70万字了。注释注一些什么内容呢？注释主要是为正文服务的，便于对正文的理解。我想了一下就是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对人物的注释，人物注。《毛泽东年谱》同其他领袖人物的年谱，比如《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朱德年谱》，还有《任弼时年谱》相比，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特点。因为刚才我讲了，每一卷涉及的单是人物注就是三四百条，三四百条，你如果按照我们原来注释原则，就是主要职务发生变化就重新做注，注释的字数量太大，这样我们采取了一种创新的注法，就是每一本，这个人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既注当时的职务，但是也注这之后他主要职务发生变化之后的职务。这样大家一看就了解他当时任什么职务，以后又任什么职务。所以，这是人物注。[10:16]
[熊华源]:再一个就是对事件、会议和条约等的注释。这也在注释里面占了相当分量。对当年曾经发生的比较重要、现在读者看起来不一定清楚的事件、会议和条约等，我们都做了注。比如说《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比如说波兹南事件、“跃进号”事件，这些我们都把它一一注了下来。[10:17]
[熊华源]:第三，就是对国名、地名、机构等的注释。因为有的国家是国名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也有必要注释。比如锡兰，原来叫锡兰，后来改名斯里兰卡了。所以也要做注。整个注释，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全面、系统、规范、完整。网友朋友只要翻开一读的话，大家是会有兴致的，可以从中了解到很多关于人物、事件、会议的他想知道的、他原来不了解的内容。[10:21]
[主持人]:这一本书感觉特别像一部历史书，通过这样全面的注释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人物关系，包括一些会议的背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分析那27年发生的一些故事。[10:21]
[主持人]:今天不知不觉在这里已经聊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和三位老师在这里聊天，我是倍感荣幸，也是非常高兴。相信这一部《年谱》的问世也会为我们今后，尤其是青年一代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非常可靠，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参考价值。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这部《年谱》后续相关情况。今天我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能够来到人民网。谢谢您。[10:21]
[主持人]: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视频访谈，请继续关注我们其他的访谈节目。[10:21]


http://live.people.com.cn/note.php?id=1004131223155437_ctdzb_031



嘉宾简介

  逄先知 山东胶州人。1929年10月生，高中毕业，编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参加《毛泽东选集》（1—4卷）编辑工作。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1—4卷）第2版、《毛泽东文集》（1—8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邓小平文选》（1—3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增订本、《邓小平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
  冯蕙 1931年3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编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1—4卷）第2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担任《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副主编之一。
  熊华源 1951年4月生，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先后从事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思想生平的研究宣传工作。担任《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1975—1997）》、《周恩来》（画册）副主编。参加撰写《周恩来传》、《周恩来大辞典》、《毛泽东年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