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余习广“湖南澧县刘家远食子案”调查的质疑

tuffy05

   最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有人炒作“湖南澧县刘家远食子案”，通过百度才知道它源于余习广先生的大作，据余习广先生说，他自己亲自到了湖南澧县刘家远村里实地调查过（2009年一次，2012年再调查了一次）。
    本人通读了余先生的调查（2009年4月）和再调查（2012年4月）两篇文章，感觉有些地方并不合情理。在此特写出本人的几点质疑：
    1、在余习广先生第一次调查写出来的文章中，公布了被吃小孩（刘家远儿子）的满月照，此点似乎不合情理，因为50、60年代，农村人好象绝少有人有钱给孩子照满月照，倒是20、30年代的城里富裕人家有这种实力。本人出生于60年代，我村跟我同一时期出生（或早于我出生的）没有一个人有满月照，也几乎没有谁有周岁照。
    2、从曝光的照片看，刘家远的家境应该相当不错的，不是那个50、60年代绝大多数农村人应该拥有的富裕。从他的孩子拥有满月照和他身穿的棉袍上看不出补丁（当年的农民几乎没有谁不穿补丁衣服的）这一点我觉得刘家远的家境应该是富裕的。
   3、既然刘家远是50年退役的解放军，那么他应该会有军装（包括军棉衣）的，在部队几年，也都是穿的是军装。按道理，他应该不会再习惯对襟长袍的（那时应该有很多裁缝匠会做中山装一类的“现代”装的），再者现代这种棉袄比起对襟长袍做起来也省事、省力，穿起来也更轻便、舒服、合身。那么刘就算棉军衣穿坏了（那时农民一件衣服要穿很多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几乎是中国家庭的传统，更何况一件当年对于农民来说价格不菲的棉衣），后来再做的话，也应该会要求做成现代样式的棉袄，而不是对襟长棉袍，除非裁缝匠不会做。
    4、余习广前后两次通篇都讲到刘家远胆小怕事得很，那么他怎么敢去偷胡萝卜？还偷了那么多（从照片中看）差不多一锅（最少有五、六斤）？
    5、刘家远果真饿极了的话，那一定会地里偷吃胡萝卜的（胡萝卜可以生吃这是常识），在地里偷吃总比偷了拿回家里煮了吃要更安全可靠吧？更何况是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就更不会偷了带到家里来吃的。如果要带回来给家人吃，那就不会把儿子杀死吃肉了。这明显有悖正常的逻辑。
    6、他家还有半升谷头子。那么这半升谷头子煮了是足够刘一人吃饱一餐的。况且还偷来了那么多的胡萝卜。既然能吃饱，又何必要后来杀儿子吃呢？这又怎么说得通？
    7、再调查中，余文中讲到“他的门是用剩下的大柜一挡，俺就使劲推。推开进去，他就把个伢儿往被窝里一蒙，屋里几块砖垒的灶上，甊锅里在煮东西。俺姆妈怕他煮的是鸡子，上去把被窝一把拉开，滚下个没脑壳的伢儿”刘生涛那时才9岁，一个9岁的小孩别说吃不饱了时候，就是能吃饱吃好的时候，又有几人能够推得开用一个大柜顶着的门？不相信的可以去试试。一个空空的大柜的本身重量就有上百斤，它的四条腿在地上产生的摩擦力是不小的，再加上大门和柜子本身的重量。一个处于严重饥饿中的 9 岁小孩，能有这么大的力气推开门？是不是刘生涛当年压根就没有饿过肚子？是不是刘生涛生来就力气大得惊人？
    8、58年大炼钢时，据说所有家庭的铁器（锅、刀等）都要上交用来炼铁的，刘既然这么胆小怕事，怎么敢私藏镬（一种生铁铸造的炊器，我们这里叫吊罐）、刀等铁器而不上交呢？除非刘家远的个性完全不是余文中所述，而恰恰相反。
    9、余文中“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那么刘家远从哪里偷来的胡萝卜呢？难道集体食堂的主管人员不懂得胡萝卜叶加上适量的米，煮粥也可以充饥的么？况且，它比树皮、草根等充饥要好得多，也更有营养么？
    10、“这天，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直呻吟，眼看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刘家远偷了那么多胡萝卜、家里还有半升谷头子，这些不煮了给儿子吃，却想着杀儿子吃肉。是不是刘家远是个心智不正常的人，或者干脆就是凶残成性？“虎毒不食子”这是我们正常人的共识。我们的父辈也挨过饿，也吃过米糠，但我从没听说过我们这个地方有谁会杀自己的儿子吃的，况且我们这里（仅限我县）也从没听说过人吃人的事。
    11、既然饥饿难耐，那刘为何不食偷来的胡萝卜，而非要杀自己的儿子来食？既然饿得不行，想杀儿子吃，为什么晚上不立马吃了，而非要等到第二天才来煮了吃？难道他一晚上还搞不定这一点点事？难道他不知道“夜长梦多”这个道理？那我们汉语中的“饥不择食”该怎么解？
    12、刘既然敢去集体的地里偷胡萝卜，那为什么不敢到湖（或者水塘）里去偷鱼吃？要知道，当时我们南方的鱼是很多的，就连小水沟里都有得是小鱼、小虾，这好象也不是很难的事吧？我年少的时候，就经常在中午带上鱼篓到水渠、水沟、田埂下去抓小鲫鱼和泥鳅，一个中午一般也能搞个斤把两斤。况且“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再胆小怕事，也不至于胆小到如此吧？再看看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既然在战场上死都不怕的一个军人，还会没有这一点点胆量？别人都敢，他就不敢？自己和家人都快饿死了，他就是不敢？但却胆敢杀自己的儿子吃？是不是他真的心智不正常呀？
    13、既然他“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那么按当时社会上普遍对解放军尊重和优待的原则，再加上刘又在战场上立过几次战功，那么他复员回家，肯定不可能是一个最基本的农民群众，要不就在当时的生产队（组）、大队有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在城里做个工人（58、59有大量农民招工进城）。就算他再不济，在村里也应该会得到应有的照顾的。尤其是对待立过战功的军人，国家和地方政府无论如何都是给予合适的安排和照顾的。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经历跟刘家远相当的卢姓老军人（小学时听过他讲传统教育课），与刘不同的是，他是在淮海战役前期被俘并参加了解放军投入淮海战役，但没立过什么功。只是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并被冻伤后回国。他作为荣军，七九年以前，据说我们县里的领导都不敢轻易得罪他的，更何况公社、大队以下的小干部。我不知道“立过几次战功”的刘家远怎么就这么的窝囊？要知道，我国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军人和退役军人都是有相当不错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更何况一个“立过几次战功”的功臣呢？我就想不通怎么轮到刘家远这个功臣身上就倒了一个个呢？莫非他是一个逃兵？
     好了，这是余文中比较突出的几个疑点。希望余习广先生和有识之人能给大家一个完全合理而又圆满的解释。


http://ym1919.home.news.cn/blog/a/01010044BBDA0C476732AFFE.html

tuffy05

余习广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刘家远是一个老实人。他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还过得有些兴旺。乡亲们都说他娶了个能干泼辣的女人，刘家远家旺人兴有了指望。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牵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两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合作社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两口子意见也越来越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员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
　　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老实，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事，连老婆都护不住。
　　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邻居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1960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萝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的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永远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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