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蕙《毛泽东文集》编辑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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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编辑记事

冯蕙，《党的文献》 2002年1期


[摘要]《毛泽东文集》共收入毛泽东文稿803篇，是继《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选集这个空缺。《文集》的编辑工作历时8年，分3次出齐。《文集》只选内容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文稿。对手稿和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编辑工作主要是作史实的核查考订和文字、标点的校订。对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还要花较大的工夫进行文字上的技术性整理。《文集》的注释，大量的是对人物、事件、引语、文件等的注释，还有通过注释介绍与正文内容有联系的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或通过注释订正不准确的地方。我们广查资料、请教专家、严谨考证，力求把注释作得更完满。

[关键词]毛泽东文集；选稿；编辑；注释

[中图分类号]A84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1597(2002)01-0076-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100017)


《毛泽东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的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从1992年开始，至1999年全部完成，历时8年。《文集》共八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3次陆续出齐。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第一、二卷，1996年毛泽东逝世20周年时出版第三、四、五卷，1999年7月1日出版第六、七、八卷。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全部选稿803篇，其中民主革命时期504篇，社会主义时期299篇。
我作为《毛泽东文集》编辑组的成员，参加了《文集》第一至八卷的编辑工作。下面就我所接触到的工作情况和个人的体会，对编辑工作分三个方面作一些介绍。

选稿

《文集》的选稿方针，是只选内容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稿，内容基本正确的文稿选入时要从严掌握。《文集》的选稿，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难度较大，选不选，如何选，全文选入还是节选，单独成篇还是集纳成篇，这些问题颇费斟酌，花了不少工夫。在选稿中，我们尽可能地保持文稿的完整性，其中有的留下了某些历史痕迹；有的文稿不得已作了节选；有的文稿，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单独成篇选入，只好将几篇文稿中关于某一个主题的段落选出，集纳成为一篇。《文集》选稿的时间范围，从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直到1976年他逝世为止。开卷篇是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由于1976年没有可以选入的文稿，所以终卷篇是1975年7月《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文集》不收入毛泽东的诗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的多种专集，这些专集中的精华和比较重要的篇目，都选入了《文集》。另外还编辑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内部发行)，其中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实质性内容的文稿，也选入了《文集》。已于1982年停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原选入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70篇，这次从中选入《文集》的是相当的一部分。这些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略有调整。例如，集纳几段或许多段文字为一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集纳的文字比《毛选》第五卷有增加或减少。《毛选》第五卷中《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这一篇，集纳了6段文字；《文集》第六卷中《关于“三反”、“五反”》这一篇，除了这6段文字外，又增选了13段，共集纳19段文字。《毛选》第五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这一篇，选了43条按语；《文集》第六卷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这一篇，只选了32条按语，其中与《毛选》第五卷相同的有24条，那些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机会主义邪气等的按语，《文集》不选入，而又增选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和发展生产的一些按语。《毛选》第五卷中单独成篇的文稿，有的选入《文集》时也有所调整。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是节选，《文集》第七卷是全文选入。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讲话，《毛选》第五卷选了1月18日和1月27日的讲话，《文集》只选1月27日讲话，并删去其中第五点“闹事问题”，1月18日讲话的一些内容不宜选入《文集》。《毛选》第五卷选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文集》只选了这次讲话中的一段，拟题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关于《文集》的选稿，还可以从以下方面作些分析和介绍。

第一，自从《毛选》第五卷于1982年停售后，我们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要求编辑出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文集》第六、七、八卷的出版，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选集这个空缺。这三卷文集在选稿的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毛选》第五卷，共选稿299篇，《毛选》第五卷选稿只有70篇；在选稿的时限上《文集》比《毛选》第五卷也大大延伸了，《毛选》第五卷选稿截止于1957年，《文集》延伸了18年，截止于1975年。特别是《文集》的选稿，剔除了《毛选》第五卷中一些观点不正确或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文稿。

第二，《文集》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许多讲话和谈话记录稿，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思想观点。单以《文集》第六、七、八卷来说，讲话和谈话记录稿就有几十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7月29日)、《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954年12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年4月28日)、《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1959年5月7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24日)，等等。

第三，《文集》的有些选稿，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党史上的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党在某一方面的方针政策。例如，《文集》第三卷选入了毛泽东在七大作的五篇报告和讲话，加上选入的七大召开前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和七大闭幕后不久他在七大代表参加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演说，就是七篇。如果将《毛选》第三卷中的七大开幕词、闭幕词和《论联合政府》也计算进去，那毛泽东关于七大的报告和讲话，就有十篇之多。在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作这么多次的报告和讲话(内容十分丰富，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观点)，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在编辑《文集》的过程中，曾将这十篇报告和讲话出了一本专集，题名《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受到好评。又如，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单是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文集》就选了四篇。这些谈话，深刻而具体地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从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原则，谈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定息问题、对资本家的安排问题，再谈到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些谈话，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有的选稿是经过考订确认为毛泽东所起草而选入《文集》的。例如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封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在实际政策上的重大转变，是国共关系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献。毛泽东称这封信是“我们新的宣言”，认为它提出了实现国共联合抗日的具体方案。我们分析这封信很可能是毛泽东起草的，因为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联合抗日而发出的致国民党中央的某些当权人士和地方实力派人士的信，大部分是毛泽东执笔的；另外这封信的论理和文风，也很像是毛泽东的手笔。但是，这些分析还不是作出判断的直接依据。判断这封信是毛泽东起草的直接依据，是从周恩来1945年4月30日在七大作的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中找到的。他在发言中说：“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周恩来引用的“爱国有罪……”这句话，正是出自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第五，《文集》的选稿中，包含了毛泽东有些涵义深刻、不少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下面举两三个例子。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三卷《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三卷《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段话出自《文集》第七卷《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958年6月17日在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上的批语)。

最后，谈一下“文革”时期的选稿问题。“文革”是一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一时期他的一些主体性的论述，都无法选入《文集》。但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在其他某些具体政策上也作了一些调整，我们挑出这些方面的五篇文稿选入《文集》，其中四篇是关于国际问题、外交问题的，一篇是关于文艺政策问题的。

正文的编辑工作

《毛泽东文集》的正文编辑工作，因文稿的稿本情况不同而有一些差别。稿本的情况，主要指是手稿原件(或是手稿的抄件、油印件、铅印件)还是讲话、谈话的记录稿，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还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对手稿和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我们的编辑工作主要是作史实的核查考订和文字、标点的校订。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除了作史实方面的核查考订外，还要花较大的工夫进行文字上的技术性的整理。下面分别作一些介绍。

一、史实的考订

史实的考订，是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稿，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拿过来放入要编的文集中就算了事，而是要多次地阅看，看看有无需要校订的史实等。史实的考订工作，反映了编辑人员的知识水平，反映了编辑工作的严细作风。在这方面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1.《文集》第一卷《给傅作义的信》(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留有手稿，其中有一句话是：“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韩团长将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这句话中的韩团长是谁？信中用的是“托韩团长”，这似乎说明这个韩团长大概不是红军中的团长，而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团长，并且还应与阎锡山(字百川)有点关系。据史料记载，1936年春红军东征时，4月在山西省中阳县境内的师庄、三角庄同阎锡山部第166师第196旅作战中，曾俘虏了第392团团长郭登瀛。在整个东征战役中，俘虏阎锡山部的团长就只有这一个。那末，信中的“韩团长”是不是“郭团长”的笔误呢？我们认为有这种可能，但还需要佐证。我们又从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信中，查到这样一段话：“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这段话印证了《给傅作义的信》中所说的“百川先生处”，“夏时又托韩团长将意”，只是“郭团长”被误写为“韩团长”了。这样，《文集》就将信中的“韩团长”订正为“郭团长”。

2.《文集》第二卷《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在延安中央学习组的讲话)，在这篇讲话的记录稿中，有一个提法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那时是作为一个团体参加国民党的”。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是作为一个组织参加中国国民党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这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有明确的说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至于李大钊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声明，对这个问题就说得更清楚了，声明说：“我们加入本党(指中国国民党。——引者)，是一个一个的加入，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根据以上材料，《文集》将前述提法订正为“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

3.《文集》第六卷《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1954年12月11日)的记录稿中，毛泽东说：“你们国家(指缅甸。——引者)的面积很大，相当于九个到十个新西兰。”经查核，这个说法有误。关于缅甸的国土面积，据1979版《辞海》是670000平方公里，据地图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是60余万平方公里；关于新西兰的国土面积，据1979版《辞海》是268600平方公里，据地图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269202平方公里。这些数据说明缅甸的国土面积不可能是九个到十个新西兰，谈话记录稿中的“新西兰”显然有误，应当是另外某一个国家。根据我们编辑文献的经验，讲话、谈话记录稿中的差错，有的是出现在读音相近的词语。与“新西兰”读音相近的国名是“锡兰”(今斯里兰卡)。于是，我们查核了锡兰的国土面积，据1979版《辞海》是65600平方公里，据地图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是65584平方公里。这样，说缅甸的国土面积是九个到十个锡兰倒是可以的，于是《文集》将谈话记录稿中的“新西兰”订正为“锡兰”。

4.《文集》第八卷《中法之间有共同点》(1964年1月30日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这篇谈话记录稿中，毛泽东说：“我们同英国已有十五年的外交关系”。我们查阅了中国和英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材料，中英建交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早，在1950年1月。接着，英国派胡阶森作为代表来北京谈判建交问题。胡阶森只是谈判中英建交的英国谈判代表(当时也称临时代办)，不具有外交代表身份。3月初谈判开始，由于英方缺乏诚意，建交谈判搁浅，无法继续进行。1954年6月17日，中英两国达成互相派遣外交代办的协议。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将本国驻对方的外交代表机构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这就是中英建交的过程。那末，中英建立外交关系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呢？我们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外交部的有关部门，他们答复说：1954年互派外交代办可以说是半建交，严格地说中英建交是1972年互派大使。毛泽东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这次谈话是在1964年，即使从中英半建交的1954年算起，到1964年中国同英国有外交关系也才只有10年。根据以上情况，《文集》将“十五年”订正为“十来年”。

5.《文集》第八卷《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1964年6月23日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这篇谈话的记录稿中，毛泽东说：“吴庭艳是被美国肯尼迪政府杀掉的，没过几个月，肯尼迪也见上帝去了。”我们查核了有关材料，吴庭艳是1963年11月1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被击毙的，肯尼迪是1963年11月23日被刺身亡的。从11月1日到11月23日，应当说是没过一个月，说“没过几个月”是不准确的。《文集》将“没过几个月”订正为“没过一个月”。

6.《文集》第八卷《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同亚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宾的谈话)，这篇谈话的记录稿中，毛泽东说：“当时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四年仗，从过去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三百多万。”根据有关材料，这里说的“三百多万”不准确。我们同蒋介石打了4年仗，这4年的起止日期如何算，应当是起于1946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全面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自卫作战，全国解放战争从此开始，止于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阶段完成。起止日期的这种计算是有根据的，1950年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解放战争四年综合战绩》公报，“四年”的下限就是1950年6月。那末，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发展到多少人了呢？聂荣臻1950年5月31日在全军参谋会议闭幕会上的总结报告中说：“我们随着全国形势的胜利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数目扩大到五百五十万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一书中也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追击阶段完成时，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550万人。这样，“三百多万”的说法应当订正，《文集》订正为“五百多万”。

《毛泽东文集》的编辑工作中，所作的史实考订还有一些，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二、引语的查核

毛泽东文稿中的引语，涉及的面十分广泛。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到外国一些名人的言论，从中国的经史古籍、古诗词、古典小说到鲁迅的著作及其他现代文学家的论述，等等。有些引语查起来相当费事，还有的虽然用了不少工夫进行查核但最终也未能查到出处。下面用两个未能查到出处的引语，作为例子来谈谈。

1.《文集》第二卷《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年4月28日)中，毛泽东说：“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对徐志摩的这句话，我们作的注释中说：“他的这句话，没有查到出处。”“没有查到出处”这几个字，绝不是轻易写上的，而是多方查找未获结果留下的遗憾。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就整理过毛泽东的这篇讲话记录稿，为查找徐志摩的这句话，可以说费了不少的工夫。当时，我们请教过著名的专家卞之琳先生、唐先生，他们一时也记不起来徐志摩的这句话，但告诉我们北京图书馆保存有商务印书馆排印的徐志摩全集的清样，可以去查一查。我们去查阅了这部清样，但没有找到这句话。后来，从鲁迅《华盖集续编》中的《有趣的消息》这篇文章中，发现了一点线索。在《有趣的消息》中，鲁迅说：“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去。”当时我们看到“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几个字，产生一种兴奋的感觉，而这里所说的“《晨报副刊》上”又是指的徐志摩1926年1月13日在《晨报副刊》第1423号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这样就以为可能有希望查到出处了。我们仔细阅读了徐志摩的这篇文章，文中确实谈到“闲话先生”(陈源)的家事，也有他妹妹对他讲的那些话，但却找不到“银铃之响于幽谷”这样的话。查找徐志摩的“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的线索又断了。对“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我们也感到费解。银针是很细小的，即使被风吹落在幽谷中，恐怕也很难发出能让人听得见的声音。这句引文本身是否有差错呢？由于没有查清楚，只好保持原貌不动，绝对不能妄改。正是在这样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在注释中说明这句话没有查到出处。这样作注，在我们的编辑工作中是极少的。这样作注，一是体现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有向社会上的专家学者请教的意思；三是说明这是我们存疑的一个问题，今后在工作中还要继续留心这个问题。

2.《文集》第二卷《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对这句话，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也查找过，从研究拿破仑的书籍中和向著名的专家的请教，都没有查出出处。我们认为这句话很有特色，应当说是一句名言，怎么就查不到出处呢？而且毛泽东在别的地方还提到这句话，1936年他写给丁玲的词《临江仙》中说“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就是化用的这句话。有没有可能是毛泽东记错了，这句话是别人说的，不是拿破仑的话。当时，我们最大的担心是在这里，而不是怀疑这句话本身的意思有什么问题。后来，从《孙中山全集》中见到两处与拿破仑这句话有联系的论述。一处是孙中山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孙中山在谈话中说：“欲得真正统一，尚须大家奋斗，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与“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是很接近的，但孙中山用的是“常言谓”，没有说是谁说的。虽然这个“常言谓”不能排除这句话是拿破仑说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毕竟还是不能确定。另一处是孙中山1922年10月17日《致<觉民日报>函》，孙中山在这封信中说：“夙仰贵报为吾党之喉舌，作侨界导师，大声疾呼，发聋振久矣，尽宣传之巨责，收文字之奇功，一纸风行，万流景仰。……拿氏谓：‘报纸功力胜于三千毛瑟’，斯言殆可为贵报道矣，感甚佩甚!”这里明确指出是拿破仑说的，但话中的“报纸功力”与“一支笔”还是有差别的。孙中山的这两段论述，虽然都不能作为毛泽东讲话中引用的拿破仑说的“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的直接出处，但作为拿破仑讲过这类意思的话的佐证，却是有价值的，说明毛泽东没有记错。

三、词语或字的订正

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稿，保存下来的手稿很少，大多是战争年代留下的抄件或油印件，其中出现的文字上的错漏有时会多一点，因此对这类文稿的某些词语或字的校订任务就比较重一些。下面举几个《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中的例子。第71页第11行的“结穴”，在原抄件写作“结大”，“结大”不是一个组词，放在句子(“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大”)中也讲不通。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文集》将“结大”订正为“结穴”。第318页第4行的“乌吗(怎样)”，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印发的《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油印单行本上为“鸟吗(怎样)”，根据不同印本的对勘和语意分析，《文集》将“鸟吗”订正为“乌吗”，“乌”是一个疑问词，作“何”、“怎样”解释。第469页第5、6行“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一句中的“湔涤”，在原抄件上写作“煎涤”，有误，这里应用“湔涤”，是洗雪的意思。第489页第1行“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一句中的“臆测”，在发表这篇谈话的《新中华报》上印为“测”，“”字有误，订正为“臆”。

再从《文集》其他几卷中举例介绍一下。

第二卷第26页倒8、倒7行“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在仅仅剩下此一着活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中的“活棋”，在原抄件上写作“污棋”，既然是变被动为主动，怎么能说是一着“污棋”呢？从上下文的意思分析，这里应是“活棋”。“污”同“活”在字形上有某些相近，将“活棋”写成“污棋”属于抄写中出现的差错，《文集》作了订正。

第八卷《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十年总结》的一部分)的原件上，说主动权“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这个提法，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表述不准确，应当表述为“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文集》照此作了订正。

第八卷《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6月21日同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话)的谈话记录稿中，毛泽东说：“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反对英帝国主义。”“五卅惨案”，是指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在上海开枪屠杀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中国人民，制造这次惨案的是英国帝国主义，说“五卅惨案”反对英帝国主义是不准确的。这里的“五卅惨案”应改为“五卅运动”，《文集》作了订正。

我们在编辑《毛泽东文集》中，对毛泽东的遣词用字，只要意思能讲得通的，尽可能地保存他所使用的某些词语，这些词语可以说明他在用词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例如，《文集》第三卷第234页，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这里的“人工地”三个字，一般是用“人为地”，但“人工地”的意思也是清楚的，不必改。又如，《文集》第八卷第35页，毛泽东说：“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又说：“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这两处用的“清净”这个词，按一般习惯是用“干净”，但用“清净”也不会产生歧义，意思是清楚的，这样就保留下来了。再如，《文集》第七卷第358页，毛泽东说：“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还有，《文集》第八卷第321页，毛泽东说：“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两处用的“考验”这个词，按一般习惯是用“检验”，但“考验”也讲得通，“考”可以解释为检查，所以“考验”不必改为“检验”。

四、标点符号的订正

在编辑《毛泽东文集》时，对改动毛泽东手稿和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稿中的标点符号，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可改可不改的标点符号一律不改，只改动个别用得不当的标点符号，特别是因用得不当而影响了文意的标点符号。下面举两个例子。

1.《文集》第六卷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3日)，曾发表在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时，其中一句话是：“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对于句中的这个逗号，经仔细斟酌后认为用得不当，“我们很早就表示”后面用的是冒号，那就是说冒号后面句号以前的内容都是很早就表示过的。但从文意分析，句号之前的“现在还是这样”，不可能是很早表示过的，很早表示过的仅仅是“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这样，我们将“现在还是这样”前的逗号改为句号。

2.《文集》第七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公开发表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时，其中两句话是：“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在编《文集》时重读这篇讲话，读到这句话时，感到语气不太顺，觉得“新的问题”后面的句号应当是逗号或顿号。因为“新的问题”也就是“新的矛盾”，二者之间应是贯通下来，不应当句断。另外，与这句话中的“这些矛盾”相对应的是“新的矛盾”，不应在“新的矛盾”前面就句断，把“新的矛盾”放在后面一句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主要的著名著作，是经过他反复修改整理而成的，在整理过程中这个稿子在党内的一些秀才手中也是过过多遍的，为什么这里要用句号，必须查明情况。于是我们查阅了《正处》的整理过程稿。包含“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这两句话在内的那个大自然段，是在对6月1日印发的“第五稿”作修改时加上的，“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之间是逗号。在随后排印的“六月八日修正稿”和“六月十四日修正稿”上面，“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之间仍然都是逗号。但在有一份“六月十四日修正稿”上，有人将这个逗号改成了句号；在他改了这个标点符号的这份稿子的第一页上，又有另外的人写上了“六月十六日定稿”几个字。这就是“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之间的句号的由来。我们认为还是定稿前的几次过程稿中用的逗号恰当，《文集》将这个句号订正为逗号。

注释

《毛泽东文集》的注释，除了说明本篇文稿情况的题注以外，大量的是对人物、事件、引语、文件等的注释，还有通过注释介绍与正文内容有联系的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或通过注释订正正文中某个说得不准确的问题。正文中的词语，一般不作注释。但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对个别生僻的文言词语和难懂的方言作了注释，例如《文集》第一卷第467页注〔3〕对“夫己氏”的注，第一卷第244页注〔15〕对“奴古”的注。注释是反映编辑工作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作出比较满意的注释，必须有严谨的学风和执著的钻研精神，比较广博的知识水平和文从字顺的文字表达能力，必须征引确切的史料和善于做寻绎而辨的分析、考订工作。下面不是对《文集》注释工作比较全面的介绍，而是举几个例子说明一点情况。

一、力求把注释作得完满一些。例如，《文集》第七卷《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我们需要对列宁说的“学习，再学习”注明出处。最初，我们从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查到这样一句话：“为了革新我国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这句话毫无疑义是学习、再学习的意思，但在文字表述上却有差别。于是，我们继续查找，终于在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查到这样一句话：“这种学习的愿望，说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这样，我们将列宁的这两处论述都写入了注释中，比较完满地介绍列宁关于学习再学习的论述。又如，《文集》第七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为这句话作注，一般的惯例是注出见列宁的哪一篇文章。我们考虑到既然列宁引用的是克劳塞维茨的话，那末克劳塞维茨的话在他的什么著作中，又是怎样表述的，也应当提供给读者。于是在这条注释中，我们首先说明列宁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见列宁《战争与革命》这篇文章，接着又注出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所写的这句话的原文。

二、在考订工作的基础上作出注释。《文集》第三卷《给谢觉哉的信》中，毛泽东说：“此件很好，略有增删，请斟酌。”“此件”应当作注。这封信曾经选入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当时对“此件”没有查清楚，故未作注。这次编《文集》，总想弥补这个缺憾。从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看，“此件”是谢觉哉送给毛泽东的，甚至有可能就是谢觉哉写的。这样，首先要查出12月1日前谢觉哉给毛泽东送过什么文稿，或者他写过什么文稿。我们查阅了《谢觉哉日记》，发现在1944年11月25日的日记中写有：“昨天草准备参议会发言提纲。”11月28日的日记中又写有：“拟参议会发言提纲”。可是日记中没有记载把这个发言提纲送给了毛泽东，也没有记载收到了毛泽东12月1日的信。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谢觉哉用了较长的篇幅记下了这个发言提纲，约3000字。发言提纲中有一句话是：“政治民主要以经济、文化……等民主做内容，而后政治民主才为广大民众所宝贵。”毛泽东的信中有一段话是：“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这些请考虑。”毛泽东的这段话，正是对谢觉哉发言提纲中的上述那句话提出的不同意见。还有，发言提纲中有一段话是：“我们要把人民这些权利——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其他正在发展的权利，写在将来的宪法上，像苏联新宪法上写的：人民有劳动权、有休息权、有受教育权、老病者有享受物质保证权一样。因为这些在边区已经不是理想而是现实，不是恩惠而是人民自己的权利。”毛泽东信中有一段话是：“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教育权、老病保养权，还在走头一步。苏联宪法是几个五年计划的产物，在中国许多部分还是理想，不是事实。又，在我们的这类文件上，不宜提及苏联宪法，免人误会。”很明显，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谢觉哉发言提纲中的上述那一段话讲的。这样，我们认为可以基本确定毛泽东信中说的“此件”，就是指的谢觉哉的参议会发言提纲。为了做到不存丝毫疑虑，我们决定再查谢觉哉在参议会的发言是否按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我们又查阅了1944年12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谢觉哉的报告全文，发现果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作了修改。这样，我们认为可以毫无疑义地确定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此件”，就是谢觉哉代表参议会常驻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我们据此对“此件”作了注释。

三、作注时不但要查阅文献资料，还要请教某些专业机构。《文集》第三卷《入豫部队的作战方针》(1945年7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河南区党委的电报)中说：入豫部队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这里的“新黄河”需要作注。我们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对1938年国民党统治集团炸开花园口大堤致使黄河改道所流经的河道，都说得不够具体，也不很清楚。于是，我们向黄河水利委员会请教，他们不厌其烦地几次答复我们的问题。最后，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写成了“新黄河”这条注释。

关于《毛泽东文集》的编辑工作，还必须说到的是，由于我们的学识水平有限和工作中的某些疏漏，致使编辑工作出现了少量差错。对这些差错，我们严肃地面对，正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力求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进一步提高文献编辑工作的质量。

最后再说一下，这篇编辑记事不是对《毛泽东文集》编辑工作的全面反映，只是就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和一些体会写成的，难免有挂一漏万的情况，也可能有认识不当的地方，希望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冯蕙，女，1931年生，四川成都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编审。

http://www.mzdbl.cn/maoxuan/wenji1/jishi.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