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

tuffy05

唐少杰

　　１９６６年６月，一支由５２８人组成的全国最庞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接管了清华“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权。工作组进校后，清华大学各级干部被挂职审查。即使在工作组撤走之后，清华校内出现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也未能解决干部问题。在短短的４个月里，广大干部及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同年１２月１９日，清华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在当时一统清华“文革”的“井冈山兵团”成立。不久，兵团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对包括干部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分歧日益加剧。１９６７年３月《红旗》杂志第５期发表了关于清华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调查报告（见本期通讯——编注）及评论员文章，以此为契机，清华４月１４日出现了辩论干部问题的串联会，亦称“四一四革命串联会”。５月底，“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四派”）成立，形成了与兵团总部（团派）对立的局面。直到次年发生了闻名全国的清华七二七事件，两派不仅进行了铁与血的武斗，而且经历了颇具“文革”群众问题代表性的论战。

　　当时，两派的分歧和冲突，既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明显的政治背景，也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思想影响。如《四一四思潮必胜》所言：“清华大学四一四与‘团派’的原则分歧和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注：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专刊〕的确，全国性的“四派”诸如河南“河造总”、成都“红成”、重庆“八一五”及四川“产业军”、长沙“高司”、哈尔滨“山上派”，甚至还有武汉“百万雄师”等等，全国性的“团派”诸如河南“二七公社”、成都“八二六”、重庆“反到底”、长沙“湘江风雷”、哈尔滨“炮轰派”、武汉“工造总”等等，都可在清华两派的论战中或多或少地发现相应的影子或痕迹。即使在３０年后的今天来看，清华两派的论战也是“文革”群众运动中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分歧、分裂直至双方由武斗走向消解的历史命运的非常典型、鲜明和很有意义的案例。

一

　　清华两派不可能提出各自独有的理论，而是根据流行的正统“文革”理论加以应用和发挥，通过大字报等形式的论战提出或形成了各自的思潮。所谓思潮，即介乎系统理论与日常认识之间的流行于一定时期的观点或见解。任何群众运动都具有贯穿、调整及重新组合该运动的群众心理和群众行为的某种思潮。清华两派的论战正是在彼此的思潮交锋中体现出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这集中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

　　“四派”认为，“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其目的是部份改善和加强这一专政，因此，那些要彻底改善这一专政而否定或打倒一切的言行都是十分错误的。“四派”的观点主要体现在１９６７年８月出版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注：《井冈山》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专刊〕。该文针对“团派”所代表的观点，强调“文革”与其他革命的区别在于它是共产党执政下的大革命，成为其对象的走资派“只是一小撮”。走资派在党内、在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此，“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是基本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无论“文革”中阶级关系有何变化，“也决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文革”中，阶级关系是基本不变的。基于阶级阵线的不变，“四派”把“文革”的主要对象看作两个：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

　　这篇文章还着重指出，“文革”中的极左思想由否认“文革”与其他革命的区别而夸大阶级关系的变化，把人民内部少数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作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大翻个的过程，断言在“文革”后财产和权力必须再分配，进而从“左”的方面复辟资本主义。正是由此问题，“四派”与“团派”分道扬镳。这个问题也是“文革”中全国绝大部份地区的造反派分裂并形成所谓两支造反派队伍的分歧焦点，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尽管两派在解决同走资派的矛盾时是统一的并在斗争中结为战友，“但是在夺权问题上，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团结谁，镇压谁这个阶级路线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就急剧地爆发、激化，发展为组织上的分裂，有的地方以致于发生激烈的武斗。几乎在每个地区，当文化革命的主要矛盾稍稍下降时，四一四派和团派在思潮上的分歧就会迅速上升。”这就造成了两派对“文革”的任务、策略、目的等问题上的对立。“文革”在解决了走资派问题之后，两派及其思潮谁战胜谁的问题就会迅速提到日程上来，两派的分歧和斗争使“文革”出现了复杂的情况，走资派问题被群众派别之间的矛盾激化所超越，“文革”由最初的清洗走资派转向群众派别的内战。

　　“四派”指出，“团派”在１９６７年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夺军权时错误地认为，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已不可避免，“文化大革命”已演变为“武化大革命”。殊不知军权牢牢掌握在毛主席手里，绝不能像以往冲击省市委而夺权那样去冲击军区而夺军权。“文革”的进程绝不是像“团派”所想像的那样，“全国内战是打不起来的”。

　　与“四派”的理解截然相反，“团派”强调，“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即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注：《井冈山》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专刊〕。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依据，团派著文认为：“文革”与１９４９年前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的根本问题，革命的实质问题上”是相同的。“四派”提出“文革”和民主革命的“根本不同论”，“就是否认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政权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就是否认对走资派篡夺了的部份国家机器（也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实行彻底打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一句话，‘根本不同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取消论’！”〔注：《井冈山》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专刊〕

　　“团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最主要的敌人，混杂在我们的队伍中”〔注：红代会清华井冈山联合总部原四一四干部办公室编《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三），第１５页，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四派”看不到这一点，否定作为“文革”理论基础之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提出关于十七年以及“文革”之际“阶级关系不变论”作为自己的根本主张，力图把同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斗争与同走资派的阶级斗争相提并论。因此，“团派”和“四派”的斗争，“归根到底，也就是……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的问题，承认不承认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的问题，总之承认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要继续革命，并且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注：《井冈山》第１５１期，１９６８年７月５日〕。“四派”的“阶级关系不变论”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按照这种“不变论”的逻辑，“中国就根本没有走资派，就根本不存在修正主义路线，就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篡夺政权的烂掉了的单位，就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注：《井冈山》第１５１期，１９６８年７月５日〕

　　实际上，两派关于如何理解“文革”的论战不但源于各自的现实利益，而且一开始就来自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主张与部署的矛盾及缺陷。〔注：例如，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１月通过上海一月夺权发出全国性夺权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经过毛泽东审批的总结夺权经验的《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３期社论中称：“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但是，毛泽东在同年２月１２日召见张春桥、姚文元时指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份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并提出了包括一些原有干部在内的组成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原则。然而，到１９６８年４月，毛泽东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显然，四一四思潮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是相抵触的。从清华两派看全国“文革”，造反派与保守派理解“文革”的主要分歧是各自所持的“阶级关系大变动论”与“阶级关系不变动论”的对立。两派都囿于阶级斗争及阶级关系的理论套式，这不仅表明两派的局限，而且从同一理论套式和“文革”理论中推演出了截然相反的理解，正显示出进行“文革”所依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

　　二、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

　　“团派”声称，清华大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据点之一。清华十七年来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烂掉的单位，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注：《井冈山》第７７期，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８月２６日专刊〕。因此，对于旧清华十七年不仅要在组织上“大翻个儿”，而且要在头脑中彻底砸烂〔注：《井冈山》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１日增刊〕。要坚决反对旧清华“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坚决反对旧清华“上黑下红论”。

　　“四派”指出，清华“文革”前十七年虽然有一些缺点，但是，“十七年来，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清华”〔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一），第１１页。〕。因此，不能对清华的十七年一概否定。应坚决反对旧清华“黑线上下连续论”。谁要把十七年说得一团漆黑，谁就是否定十七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往我们党的脸上抹黑。“四派”还强调，“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们党内是占统治地位的，近几年来也是这样。”〔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一），第２页〕不仅如此，即使“对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二”〔注：上海市上海中学编：《历史的判决》，载《思潮集》，１９６８年〕。

　　如何评价“十七年”的问题几乎是两派在一切关于“文革”问题上对立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评价“十七年”，实质上关系到如何理解和如何进行“文革”。两派群众所采取的立场、策略、行为和评价，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在十七年中这样那样的经历和直接间接的利益。从清华到全国，造反派几乎无一例外地大造“十七年”的“反”，而保守派却反其道而行之。然而，不但保守派是由“十七年”塑造的，即使是造反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十七年”所塑造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种因对“十七年”评价各异而产生两派分裂的巨大历史创伤时，更应该对“十七年”作出全面的、历史的评价。

　　三、如何对待干部队伍

　　“团派”认为，说清华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不能回避他们过去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因为他们在“文革”前的表现不足取，他们绝不是左派，绝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而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清华干部大都是中间派，摇摆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之间，充当了教育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清华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是复辟旧清华的社会基础”〔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一），第５页〕。

　　“团派”根据毛泽东以及林彪的有关讲话，把“文革”当作一场批判干部的运动。不仅“文革的群众批干运动天然合理”，而且批判干部才是“文革”的真谛，“否定批干运动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今后的文化大革命，大约都会伴随一场群众批干运动”〔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三），第１８页〕。所以，清华大多数干部都应降职使用或当老百姓，更不能让走资派混入三结合机构，否则资本主义复辟随时都是可能的〔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三），第１４页〕。“如果不正确对待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看不到解决清华干部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就有使文化大革命走过场的危险。”〔注：《井冈山》第３６期，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８日〕

　　“四派”则指出：“对干部问题上的分歧，追其根源，最根本的是对十七年国家政权性质的估计不同，对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认识不同。”〔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一），第２页〕毛主席关于团结９５％的干部的指示依然适用于清华。清华广大干部无论在以往斗争及历次政治运动中还是在本职工作中，基本上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二），第１８页〕。他们是革命的好干部，他们有错误和缺点，应允许他们改正，允许他们投入革命，不能把他们作为打击对象，对他们要“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只有保住他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胜利”〔注：《井冈山》１９６７年７月５日新３号〕。

　　“四派”认为：能否解放和大胆使用干部，关系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大批革命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红卫兵小将夺的权就有可能丧失，因为小将自身有许多缺陷。大胆使用干部就必须使革命小将让权、放权。没有一大片干部的彻底解放，没有一大批革命干部作为权力机构的领导和中坚，而由“团派”来独揽大权，肯定是行不通的〔注：《大字报选编一·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三），第９页〕。随之，“四派”提出的“造反派只能夺权而不能掌权”，即“造反派不能坐江山论”在全国不少地方及群众派别中流行开来。

　　“文革”发展到一定阶段，两派都无法绕过干部问题。这一问题由于两派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不仅变得日益严重和突出，而且带有全局性的影响。“文革”初期，几乎每一单位、部门和地区，干部问题都成为关系到谁来掌握运动的主导权的问题。若问什么是“文革”两派认识的主要分歧？回答应当是干部问题。

二

　　界定对立的群众组织及划分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是“文革”研究中一个颇为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实际上，群众组织中，既有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也有两派各自内部的分化，例如，十分明显的就是造反派内的激进者与温和者之分，更有两派的交叉、渗透甚至部份重合。所以，纯粹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是不成立的。因为，常常出现的是，两派对“文革”的一些理论、策略和行动等有所认同，但是，一旦涉及到两派各自的根本利益时，会泾渭分明地列出自己的阵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造反派”与“保守派”是可以划分的。

　　清华大学两派的对立表明：以“团派”为代表的所谓造反派是“文革”的骨干力量。它的产生既得益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意图和支持，又符合“文革”自身的性质和要求。在此意义上，若是没有造反派，“文革”很难成为全国规模的、关系到亿万人民生活的群众性运动，很难成为触及到社会制度及国家政权的“大革命”（或曰“大造反”）。因而，“造反派”大体上可指拒斥过去本单位或本地区的领导体制，否定已有的干部权威和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群众派别。但是，造反派在行动上的异常激进最终导致它自身走向消亡的归宿。在一定程度上说，造反派的兴起与消亡是“文革”的一个缩影。

　　以“四派”为代表的保守派是“文革”当时的所谓“修正主义”力量。无论从全局还是某一局部，保守派都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文革”理论，都不可能进入“文革”实践的主流。尽管说“四派”具有“代表了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最完整、最系统的理论体系”有点言过其实，但它所掀起的“四一四思潮”的确成为“文革”中“河归旧道十七年”〔注：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二十一世纪》（香港），１９９６年８月号第３６期。〕的主流。相比于诸多类型的极左思潮，四一四思潮成为“文革”中非常少有而又影响到全国的所谓右派思潮。这一派从种种方面对“文革”的疑虑、困惑、批评和失望，不断从思想上销蚀着“文革”理论，从实践上动摇“文革”的正统权威，最终在其著名的四一四思潮中否定了“团派”主张的“文革”。

　　那么，“文革”作为所谓“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运动为什么必然会出现群众的对立和冲突呢？亦即群众问题的根本方面是什么？对此虽有不同解说，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可从“文革”前和“文革”时的群众利益来把握，具体地讲，可从群众为了自身的利益驱动和利益分化来把握。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文革”两派的结构大致上显示出：造反派主要是由出身相对低下、“文革”前或“文革”最初本人遭受挫折或家人经历坎坷以及竭力在“文革”中改变自己地位的激进群众所组成；而保守派主要是由受原有干部影响和作用的，或在“文革”前本人经历较顺或家人处境较佳的群众所组成。两派的结构如此不同，他们就必然对“文革”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行动。所以，“文革”两派的利益既涉及“文革”前的利益格局，也涉及“文革”中的利益转换；既包括有形的物质利益，也包括无形的精神利益；既有不同阶层群众交织在一起的不同利益，也有相同阶层群众分化开来的相同利益。当然，这种种利益在群众中表现得非常广泛、复杂、曲折甚至隐晦，但其表现途径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与非群众性的上层利益有关；二是与“文革”前作为群众顶头上司的干部利益有关；三是与“文革”中因运动的开展暂时无职无权的干部利益有关；四是与对立的群众利益有关。

　　“文革”两派的利益渊源还表明：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自都不可能摆脱“文革”理论的羁绊，但是两派都能从这一理论自身的破绽或弊端中找到各自的依据而采取不同的立场参加运动。“文革”理论主要由三个内容及相应的衍生方面所构成：一是“阶级斗争论”及“继续革命论”；二是“群众运动论”及“全面专政论”；三是领袖个人崇拜及领袖极权权威。不过，这三个内容及衍生方面从未形成完全契合的有机体系，而是更多地散见于党的文件、报刊社论、首长讲话甚至鼓动口号之中，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文革”一系列的指示中。两派都从“文革”理论的巨大矛盾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并进而从事旨在打击对方的“武器的批判”。“文革”两派之间既无真正的胜利者，也无彻底的失败者，两派彼此消解，同归于尽，因为两派都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文革”领导者利用、制衡，甚至制裁。尽管如此，两派对“文革”理论的不同解释，更重要的是不同应用，充份显示出“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特有的认识背景、理论底蕴和思潮氛围。

　　“文革”两派的对立还告诉人们，群众组织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在它们存在的相当短的时间里，组织内的相对有序性和组织外的绝对无序性之间的矛盾。“有序性”往往表现为造反派处在一种夺权后自身变为“准政权”的状态，而保守派处在一种与造反派问鼎大权的“影子政权”的状态，亦即两派都具有在结构上力求健全、功能上不断强化甚至使整个组织准军事化的特点。“无序性”则使这些组织无一例外地既对自己在“文革”中的地位和角色不能自主，又对自己的命运乃至整个“文革”的命运无能为力。同时，“文革”群众组织必然带有暴力的特性，“武斗”就是其集中的表现。这种暴力性证明了这些群众组织远不像国外某些“文革”研究者所说的是什么民主组织，而是某种集体的或大众的具有专制性因素和特征的组织。另外，这些群众组织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传统意义上的群众组织。

　　“文革”两派的斗争焦点在于：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和如何对待本单位、部门或地区原有的中、基层干部。“文革”的悖论之一在于部份地否认“文革”前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至少是断定教育界等领域存在着资产阶级专政，“文革”由此才显得必要。否定十七年还是肯定十七年，这是清华两派关系的一个死结，更是全国各地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纠纷的一个顽症。“否定十七年”一直贯穿于整个清华“文革”的过程之中。这就使清华“文革”初期带有如下的特色：“否定十七年”必然否定十七年中任职或成长起来的各级干部。因此，“文革”又可以说是“文革”崛起的造反派与“文革”前的干部队伍的一场较量。

　　“文革”初期，群众派别、干部势力和军队的介入，常常构成某一地区或单位格局的鼎立之势。随着形势的发展，不管是上至毛泽东本人还是下至各个地方或单位临时权力机构，都没有彻底地解决广大中、基层干部的“归属”问题，这些干部一时处在所谓走资派与普通群众之间的“夹缝”地带。他们无法主导现实，无法退回到过去，只能要求“解放”、要求平反、要求工作，渴望置身于“文革”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同把“文革”当作一种批干运动的造反派相冲突，利用各种机会和施展各种才能与之进行难以调和的斗争，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与造反派对立的群众组织。就清华而言，干部问题成为“文革”初期不可逾越、不可化解的难题；就全国而言，干部问题使得“文革”群众问题格外复杂和沉重。所以，“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问题不可能是纯群众性的。

　　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不到两个月时致信江青，他写道：“文革”作为“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和“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注：《“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６页〕。然而，“顷刻瓦解”只是由于来自党内上层的高压才使北大、清华等校的党政系统陷于瘫痪。例如，清华两派论战时，有人就责问：原高等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于１９６６年６月被罢免，究竟是由下层群众“揪”出来的，还是由上层领导“抛”出来的呢？显然，对于干部队伍的重大打击肇始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和策略，而广大群众不可能是使干部队伍陷于“顷刻瓦解”的发端者，他们只不过是尽其所能地甚至尽其所需地把上述意图和策略加以转换、扩大而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毛泽东所说的“瓦解”难以成立，至少就清华而言，“文革”刚刚进行了１０个月，以广大中、基层干部为中坚的群众组织——“四派”的成立和运行说明了清华干部队伍没有“瓦解”。这些干部经过“文革”初步的“洗礼”后“死而复生”，他们所发挥的政治功能及所释放的政治能量，致使“文革”战车在清华园里不可能完全循着毛泽东及“文革”的推波助澜者所指定的轨道行驶下去，不得不屡遭缓滞。

　　目前，在国外研究“文革”的学者中流行“两个文革说”。仅从学理上讲，这种把“文革”划分成“领袖文革”与“群众文革”的说法有可能大大激活对“文革”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可能把关注“文革”更大地投向人民群众之中，因而“两个文革说”仿佛成为１９９６年“文革”爆发３０周年、结束２０周年之际国际上“文革”研究的热点。但是，我认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不存在一个脱离毛泽东、形成全国规模的和群众独立、自主、自觉、自为的所谓“群众文革”。在“文革”这场历史剧中，作为发动者和领导者的“编剧兼导演”与作为人民群众的“演员”或“观众”中间不可能是彼此平等或并列的关系，不可能是互相独立或互相反对的关系，更不可能是舍弃了该剧的时空条件而只有后来的评论者们所界定的关系。

　　在清华“文革”中，所谓“群众文革”从来就不是统一的，从来就没有什么范式，从来就不是由群众主宰的，而是矛盾多样并带有深厚的宿命色彩。的确，包括清华在内的群众斗争使“文革”之始相对短暂的斗黑帮、揪走资派很快被毛泽东等人未曾预料到的持久的群众对立和巨大的群众冲突所代替，对此，能说存在着一个所谓“领袖文革”面对着无数个相互矛盾甚至敌对的所谓“群众文革”吗？也正是由于毛泽东一声令下，在不到２０个小时里，数万名工宣队员开进清华园，一下子扭转了清华“文革”进程，给全国“文革”带来了转折性的影响，而那些把所谓“群众文革”加以夸大甚至绝对化的论者对此该当何论呢？“两个文革说”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我们应该不断地研究并解答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全部问题中，群众问题是最深重、最具有持久影响力的问题。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二期，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