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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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清”走向文革的一个典型

——推荐《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


中共党史出版社于今年8月出版了赵有福编著的《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一书，此书篇幅不多（只有207页），印量不大（仅1000册），但内涵却十分丰富，很值得国史特别是文革研究者重视。

当 年中共北京市委曾在通县地区组织了“四清”运动大会战，两万多工作队干部集中通县地区“打歼灭战”，其中不仅有北京市委干部（包括第二书记刘仁，书记处书 记邓拓、陈克寒等），而且有不少中央机关领导干部“蹲点”（连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也有其联系的“点”）。真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会战”。此书作者就是当年通 县“四清”会战地区总团党委成员、总团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总团《农村四清报》主编，亲历了那场“独特的重大事件”，并曾因此被作为“彭真死党”惨遭批斗迫 害。围绕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彭真、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纷纷登台亮相，彭真与陈伯达在制止还是指挥“乱斗乱打”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关锋、戚本禹 则竭力将翟里大队的“重点斗争对象”副大队长邓庆福定性为“敌我”性质，围绕“邓庆福案件”与北京市委和政法部门的复查组展开了激烈斗争，在“二十三条” 下达后形势曾一度有利于彭真一方，陈伯达还曾要求戚本禹向彭真作了检查。但后来形势又再次反复，通县“四清”中的一些问题成为彭真被打倒的重要“修正主 义”罪名。陈伯达和关、戚等人坚持要定性为“漏划富农、反革命分子”的邓庆福被“逮捕法办”（最终得到平反）。由关锋等人扶持起来的“四清”积极分子邓万 田当上了大队长。文革开始后，翟里大队群众起来翻案，夺了邓万田的权，关锋指派城里的造反派组织前去助战，将正遭群众批斗的邓万田从批斗会上抢出来，还将 其推上了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高位（但最终邓万田仍因打砸抢等劣行被拉下马来，判处有期徒刑）……总之，从“四 清”到文革，北京通县地区农村经历了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混战，从中共高层到村民底层的争斗均在此地得到了充分表演。

人们通常都只注意到文革如何从文化领域开始，而此书则使读者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农村“四清”运动如何一步步走向了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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