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守福：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tuffy05

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梁守福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第十章：“浪遏轻舟”，标题为编
者所加。〕

批林批孔因何搞起，它不像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舆论准备工作
。批陈、批林已经搞几年了，没有什么新鲜话题，群众对此已无兴趣。从批林突然
与批孔联系起来，至少我当时感到没来由。我记得最早的发端是“走后门”的问题
，什么“后门兵”、“后门工”等等。以后突然批起了“中庸之道”，还有一篇份
量比较重的文章叫《孔丘其人》，这篇文章的出现，有些像《评新编历史剧“海瑞
罢官”》，接着又要清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

这场运动又是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为名。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谁也不愿意再当保守派了，大火一下就漫延起来，大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之势。因
为毛泽东说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这样的话。从六六年搞文化大革命算起，到七
四年已有七年多的时间，群众作这样的理解无可厚非。但这次运动目标并不明确，
只好参照六六年的“经验”，炮轰省委总是没有错。但也有人把“孔丘”、“周公
”这些见诸报端的话与周恩来联系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但这在当时不占主
流思潮。主流思潮是要揭以李德生为首的安徽省委、省革委会的盖子。一时间，合
肥又是大字报满天飞。由于李德生、宋佩章等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是军队的，林
彪一直主持军委工作许多年，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群众把批的矛头指向
李德生、宋佩章等是很自然的。结果省委的工作很被动，加上地方革命领导干部有
了六六年的经验教训，谁也不敢说半句压制群众的话。常委中的几个青年干部除郭
宏杰外，其余无实权，也不能站出来说话。有点实权的郭宏杰是农民出身，又是李
德生培养的，他的大字报比李德生的还多。在这种情况下，宋佩章又想到我和其他
几个青年代表。大约是七四年三月中旬，宋佩章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问我
对形势有什么看法？省委怎么做比较好？

我当时主要建议省委常委要分担子，不能大会、小会都是你一个人讲话。常委
中的王有香、吴从树等他们也可以说话。他们讲，群众有意见，你可以出来转弯子
；你讲话，群众不理解，把矛头指向你，谁来给你转弯子？总不能叫李主任来吧？
这样，你说话越多，群众意见越大，反而更乱。宋插话说：“我让他们站出来讲，
谁都不站出来，我有什么办法？”

我接着说：“那你尽量少讲话，群众运动失掉了靶子闹不长”。宋佩章认为我
的建议很好，但他做不到。听到不同意见，就要顶，而且在大会上与群众顶牛。这
样安徽的局面更乱，派性也开始抬头。这次派性抬头有个重要特点，就是没被“三
结合”的部分造反派头头同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头头之间产生矛盾。在他们看
来，被结合的都是被招安的宋江式的人物。我们这些被结合进“两委会”的头头说
话没有力量，而且有的还成了革命对象。合肥的局面官方控制不了，民间也无权威
控制，不像六六年的局面。街头上出现：“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
政治部主任”等直接指向周恩来的大标语。但由于周总理在群众的心目中享有崇高
的威望，这股炮打周恩来的思潮受到多数群众的抵制，至少我在“两委”成员中，
在一部分群众中就多次表示过：“如果这次批林批孔运动是打倒周总理，我就解甲
归田当农民。总理辛辛苦苦为革命一辈子，连个亲生子女都没有，最后落个被打倒
的下场，政治有什么干头，不如当农民。学陶源明终身不从政。”

七三年底，由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李德生从北京军区调到沈阳军区任司令，
但仍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总政治部主任也未免去。在批林批孔期间，总政的
不少传闻也传到了安徽。什么李德生是“大军阀”、“李德生吹捧林彪”之类的消
息。当时批林批孔又是打着毛主席发动并领导的旗号，为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我
和李胜利、曹在凤等人联名写了几份李德生的大字报。尽管大字报中没有什么重要
内容，但在当时条件下，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其实这件事我很快就感到后悔，我
后悔并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做人的原则。李德生处处保我，多次为我说话，我怎么
可以跟风落井下石呢？实在感到愧对于他。所以，在七五年元月召开四届人大时，
李德生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看安徽代表，我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去看他。因为我这个
代表就是李德生在周总理那里为我争取的。但李德生并未因为我的过错而不高兴，
他让其他代表去喊我，说要看看我。我带着非常愧疚的心情去看他。我不好意思地
站在门外，李一定要我到他面前去。我觉得这一刻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受的一刻，有
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在去会议室拍纪录片的路上，他把我拉在他的身边，问我在
那里工作，没等我回答，宋佩章就回答说：“省电子局副局长。”李只是“嗯”了
一声。这一声“嗯！”对我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李德生为他扯起的风帆打了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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