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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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

——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22周年

张文木

　　作者说明：本文初稿于2012年，以《重温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为题刊发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4期。此后，随学习心得的不断深入，笔者对本文多次修订，本文是2015年进行的最新修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更多大作请查看[张文木专栏]。

　　一、国家统一
　　二、军队建设
　　三、国家利益
　　四、地缘政治
　　五、国际战略和策略
　　六、抗战统一战线
　　七、社会主义
　　八、工农联盟
　　九、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十、实事求是
　　十一、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当代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并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事实上，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重温和掌握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高国家战略能力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国家统一

　　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产生于书斋，而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实践。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摆脱不切实际的哲学思辨。1934年底“湘江之战”后，红军主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过半，近3个人中有1个掉了脑袋，于是大家就抛弃了王明、博古式的“哲学思辨”，迅速选择了毛泽东思想。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开始比较顺利地闯过一道道急流险滩，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险。
　　1944年10月9日，在欧洲战事接近结束时，丘吉尔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达成了瓜分东欧的“百分比协定”。11月19日，斯大林接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要求法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斯大林说：“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
　　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此后斯大林用对待法国共产党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重庆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些同志确实为斯大林的“威望”所吓倒，产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文件指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18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这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观点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但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坚决顶住了这种压力并说服党内纠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倾向，带领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积极的思想和武装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后，美国用李宗仁换下有那么点“半独立性” 的蒋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总统”，随后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个月前，即1948年8、9月间朝鲜半岛出现“和平民主”的东方“样板”：半岛南北正式和平裂分为两个国家。大概是受到朝鲜半岛形势的鼓舞，在中共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决定过江统一全中国的前夕，斯大林开始频繁暗示共产党军队不要南下过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转给毛泽东一封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此为毛泽东断然拒绝。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当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发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至于斯大林的真实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表示得很明白，他告诉蒋经国：“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 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事实上，在解放军准备过江的时候，也面临着巨大风险。1949年2月23日苏联已有情报称：“好象美军正在撤出朝鲜，而且大部分已经撤出;驻朝美军司令官在东京;在朝鲜只留一名准将，领导负责南朝鲜军事训练的军官组，同时指挥当地撤军。” 3月底，斯大林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苏联得到的“美国利用核打击制定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的绝密计划”复电科瓦廖夫并通过他转述中共，表示：苏联“不怕原子弹”，“但历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们准备反击”。这其实是婉转对毛泽东施压，即中共如果打过江南可能要——尽管苏联表示不怕——引发世界大战。4月17日，有情报称：“根据现有情报，预计美军于5月撤出南朝鲜，移驻日本附近岛屿，以便给南朝鲜军队行动自由，与此同时，联合国委员会也将离开朝鲜。”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彻底扫清长江北岸的残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横渡长江的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长电，再次“提醒毛泽东注意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军事干涉”。拥有原子弹的“军事干涉”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原子战争。对此，已在1945年了解日本经历核打击灾难后的毛泽东已有远高于斯大林的见解。1947年2月10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谈到原子弹时说：
　　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弹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
　　这时的毛泽东对让全世界惊骇的原子弹的“威力”何止是(斯大林说的)“不怕”，简直是蔑视!
　　此时的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予以回应。1949年4月21日即在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有比较才有鉴别。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为两个国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陆正式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印度国大党的武装力量。党没有军队，正如医生没有手术刀，其结果就是只能思考而不能行动。只有思想而无手段(武装力量)的尼赫鲁，恰如一个看到危险而又无力阻止、看到机遇又无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带有悲剧的色彩。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
　　与已经找到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不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信奉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大党不要说军队，就连必要的财力也不足。尼赫鲁手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比较成熟的毛泽东思想，又有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赞扬中印友谊之后，以中国历史为例，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进餐桌上，毛泽东告诉印度朋友：“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地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似乎是对印度甘地思想的持续反应，5月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说：“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毛泽东说“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接受参加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以及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956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政治报告文稿时，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的部分中特意加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9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进一步解释说：
　　1945年当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如打内战，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示，革命就成功了。在成功以后，我们派代表团去苏联，斯大林承认错了。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今天回首当时那段历史，我们真的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担纲和担当，我们今天才有统一的中国和在东亚洲居有主体地位的中国大版图。这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政治稳定所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逐级大幅递减趋势。与原子结构及其稳定的力学的原理一样，东亚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与此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破碎化程度则由边缘向中心逐渐上升，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过于细碎因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对欧洲历史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都出现在欧洲。明乎此，也就不难认识1949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对于未来中国发展及亚洲和平的意义，就不能不为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远大眼光所折服，并对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二、军队建设

　　学习毛泽东，就不能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而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不能回避甲午战争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1895年的“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但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却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因为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变化的不仅是日本，更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因此，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历史，即甲午战争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加以辩证总结，我们才能得到较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
　　这里提出了一问题，即甲午战争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呢?就事论事地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我们看，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没有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我们知道，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日本的军事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思想痴迷一时并以赴日学兵为贵。
　　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即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及其对中华民族的特殊贡献。
　　我们知道，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军事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会以日本为东方榜样，这更加固化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
　　这种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地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1929年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中“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他们普遍存在着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新泉就此复信林彪，批评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为了纠正这种单纯军事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泽东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此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命线。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毛泽东明确告诉抗大学员：“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决议，为此，毛泽东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4月6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向各部队发出训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
　　在此特别值得我们体会的是，与资产阶级比如普鲁士式的军人绝对和被动服从原则不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中有着鲜明的人民主体思想，具体表现为它并没有将军事及其军人机械地隶属于而是有机地融入政治，古田会议报告特别强调“官兵一致”的原则，认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比较日本甲午海战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打败美国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不能不为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关键性的贡献而赞叹。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的可能性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4月，毛泽东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如下结论性的文字：“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战之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的结局，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我们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绝不是在开玩笑。

三、国家利益

　　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初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同年中国还在内战，无力西顾，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想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想乘中国的乱局，造成西藏与中国分离的形势。没想毛泽东于1950年初便挥师西进，1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同时敦促“如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等尼赫鲁回过神来，新中国已牢牢地将西藏控制在手里了。
　　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独”分子手中，并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看看今天的台湾，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国家的西部安全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至少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难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鲁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地带——就在我们主权之内，这样在水资源分配上才有我们今天相当主动的地位。这些，假若当时按照现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认为1949年底共产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那我们中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更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东南亚国家也对新中国产生了极大的敬意。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入朝参战是由于“莫斯科施加的压力”，是被斯大林拖下水的结果，而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动机“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
　　事实并不是这样。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
　　在李自成的“种种的错误”中，造成“后来失败的大漏洞”因而最具颠覆性的错误恐怕就是从战略上忽视“关外问题”对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迫切关联性。郭沫若批评说，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丢失山海关，是“太不通政略”。
　　历史进入20世纪，这时的“关外问题”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但它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事实上，郭沫若提出的“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
　　毛泽东注意到这一历史教训。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控制华北平原的关键地带从外部看，是控制秦晋地区和东北平原。历史上，二者居其一，多有胜算，若东西二者全得者，则稳操中原胜券。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已占据陕北高原的毛泽东注意到东北的重要性。毛泽东对“关外问题”对华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早已了然于胸，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1日，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中国入朝作战，并不是“莫斯科施加的压力”的结果，说斯大林将“中国拖入战场”更是不符合事实。
　　基辛格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镇定自若，这在中国战略思维中根深蒂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即是明证。”事实上，早在朝鲜战争爆发甚至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注意到东北亚和平问题。1949年5月14日，金日成特使金一曾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双方谈到并评估了朝鲜北方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当时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建议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毛泽东还帮助金日成分析其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几种可能结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显然，当时朝鲜形势的稳定与否，是新政权能否避免李自成甲申年甫立即亡的悲剧的关键因素，也是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毛泽东回答周恩来“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上的考虑”而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此举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6月美国出兵东北亚;在此，值得我们留意学习的是：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并在金日成的邀请下出兵抗美援朝，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比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安全界限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们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这里有的同志会说：东海直抵华北平原，1840年英国就是从这里入侵中国的，难道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之于中国安全要比东海更重要?
　　的确如此。虽然东海较东北亚对中国更具直接威胁，这从东海入侵中国的势力如没有内陆沿线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和长期占领，而无大规模占领的入侵，只能攻城而不能掠地，由于从海上不能形成成建制的大规模和长期的装备和资源的持续跟进，因而从这里的入侵不能动摇中国国力的根本。东北亚则不同，从朝鲜半岛西进就是可一泻千里的东北大平原;占据东北大平原就可形成成建制的大规模和长期的装备和资源的制造和持续跟进。有了源源不断的装备跟进——而这些在海上是不能实现的，就可造成长期的地区性占领、建立傀儡政权并由此通过被侵略国家的分裂或覆灭。由于占据东北三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可以持续八年;由于没有陆基遑论东三省，19世纪40年代英国只能对中国短期侵扰。经验表明，装备跟进的规模和持续长短决定战争的成败，而陆基而非海基的大小决定装备制造及其跟进的持续时间的长短。据此观察，中国甘肃、云南和东三省对中国安全均具有全局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成政权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柏坡说：“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些“挑战和问题”——比如曾被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终由毛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还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拣软的捏”。就在中国出兵入朝参战后的第二天(10月27日)，毛泽东约民主人士周世钊和王季范谈他为什么对美国侵朝不能“置之不理”。在回答周世钊“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并认为“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
　　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同意于1953年初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中国。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9月16日，发表了双方谈判的中苏公报，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规定：根据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于1952年年底移交完毕。12月31日，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议定书签字仪式在哈尔滨举行，并发表了公告。中国长春铁路的中苏共管历史宣告结束。中央铁道部把原来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改为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应中国要求，中苏两国外长双方还签署并公布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规定：延长苏军从中国旅顺口撤退的期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和苏联同日本获致和约时为止。
　　在毛泽东的坚持和斗争下，苏联最终完全让步。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苏联军队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还中国。当时公报指出，两国鉴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和两国已经日趋巩固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这项议定。后来公报内容于1955年5月25日实现。
　　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所向披靡且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中国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中国空军并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直至2013年还有人撰文说“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事实并不是这样。
　　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基辛格，据基辛格回忆，在谈话中，毛泽东提起朝鲜战争，据基辛格记录：
　　毛泽东：联合国通过了一个美国提出的决议，说是中国侵略朝鲜。
　　基辛格：那是25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对，所以跟你没有关系，那是杜鲁门时代的事。
　　基辛格：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可是决议并没有取消。我现在还戴着这顶“侵略者”的帽子。我同样认为这是一种无上荣耀。好，好得很。
　　基辛格问：这么说我们就不应该修改这项联合国决议了?
　　毛泽东：不，不用改。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不过，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声明公之于众，或者是在你的通报里公开说一下?
　　基辛格：我想还是你公开为好。我不一定能做到历史上正确无误。
　　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临终前关于朝鲜战争最后并明确要求公开的最终结论性的看法。盖棺定论。人一生会说各种各样的话，表各种各样的态，甚至发各式各样的牢骚，但若要对其定性，当以作者最终和愿意正式公开的表态为准。显然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当以临终前表态并要求正式向全世界公开的为准。若此，前引有些人所谓“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的判断显然与毛泽东的本意不符。毛泽东至死都认为抗美援朝“无上荣耀，好，好得很”。毛泽东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会见基辛格，要求他帮着把这个声明“公之于众，或者是在你的通报里公开说一下”。2001年，已至88岁高龄的基辛格在当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披露并证实了这段谈话的真实性，没有辜负毛泽东生前的嘱托。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
　　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去，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中国东北境内。这不仅将“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压至最小，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不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据莫洛托夫回忆说赫鲁晓夫曾告诉他在访问中国结束并要“离开中国时，毛泽东在告别时向他伸小拇指说，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蒙古。”
　　但东北的事并未到此结束。
　　1958年6月7日，毛泽东读到国防部长彭德怀于6月5日提交的一份报告，称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4月18日写信给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毛泽东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段时期再说”。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明确告诉尤金大使：“这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斯大林的东西”在这里就是苏联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非法即中方不在场的情况下攫取，通过19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加给中国，并最终为毛泽东在1953年朝鲜战争后期基本收回的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军事占领大连、旅顺的“权利”。极而言之，“斯大林的东西”，也是沙皇的“东西”。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说：“他要搞共同舰队，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国家，侦察太平洋。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不仅如此，1952年3月，在苏联即将向新中国交还中东铁路的前夕，毛泽东还对斯大林提出两国合作修建从蒙古乌兰巴托至张家口一线的铁路于以婉转拒绝。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毛泽东讲这句话的背景是针对赫鲁晓夫在中国南方建设“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提议。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其实，尤金说的是实话，正因此，才有1895年俄国人联合德国人逼着日本交还辽东半岛，继而又于次年6月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强占大连旅顺港及雅尔塔秘密协定企图再占大连旅顺的事。毛泽东也不是不知道俄国海参崴基地受制于对马海峡及1905年俄国海军为日本败于对马海峡的历史，毛泽东这时生气的只是，中国刚结束的俄国霸占中国辽东的历史，你赫鲁晓夫怎么又学着维特搞起新的“华俄道胜银行”来了?这时毛泽东明白的只是：半殖民地的历史不能再次重演!毛泽东说的这篇“一万年以后发表”的文章，很可能就是这个当时不便直说的内容。毛泽东并不是想说服俄国人放弃这一非法目标，他知道俄国人的战略生态环境很难让他们放弃这一目标，而是想要告诉中国人民：朝鲜战争后期收回的辽东半岛，不能再次象1896年那样得而复失。毛泽东对尤金动情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谈到斯大林，毛泽东对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1961年11月17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印尼共产党中央主席，在谈到斯大林时再次重复两年前的观点：
　　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支持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使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在苏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迫使我们长征。另一个是，他们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事情。
　　高超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博大的胸怀及长远的历史眼光是紧密相连的。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意，斯大林也有对不住中国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仍能准确地把握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战争期间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坟墓上堆积起越来越多的“垃圾”的同时，中国却涌动起“历史之风”。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就在苏联政府摘下斯大林画像并在全苏联“声讨”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的画像还是始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说：“1956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同时毛泽东也批评党内外一些见风使舵的人：“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这时候也反得积极。我看这种人缺乏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
　　“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对毛泽东感激万分的”。中国学者袁南生认为：“实实在在地说，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泽东。”笔者深以为然。

四、地缘政治

　　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实行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从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今天回头看，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抉择——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分，也有“人谋”的因素。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在说这句话时，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心中回荡着的一定是司马迁那句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事实上，毛泽东在早年就对中国地缘政治有过深入的认识。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高级军事干部关注和研究华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鉴于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更为深刻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弃南而就北，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隅、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张国焘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晚上与汪东兴说起这段往事：
　　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
　　当然毛泽东也不是绝对否定四川的战略地位，而是说与陕西比较而言，它对于红军发展而言，不属于主要的战略方向。1936年4月毛泽东在指挥山西过河入晋部队反蒋阎围剿时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作出充分准备，他在4月22日发给林彪等电报中交代：“万一情况改变到暂时不许可我们在山西继续活动时(没有出封锁线可能时)，我们也准备暂时回到陕、甘，经营神府区域、三边区域、环水区域、渭水区域、陕南区域等次要的战略方向。”“若干时间之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南主要方向。”4月2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以东方各省为长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这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绝对否定张国焘方案合理之处，而是认为张的方案不能列为当时红军应当竭力争取的主要战略方向;只是在主要战略方向实现不了的情况下，作为退而求其次的方案，考虑比如陕南区域的次要战略方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8月，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即将解放湖北、湖南，8月19日，刘伯承、刘小平致电中央同意所部“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于回之动作，选取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放全川问题”的命令。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
　　当然也不是说，毛泽东当时就认为只有陕北才是红军落脚的唯一方向，而是说当时只有陕北最有利于红军获取并贴近中原。事实上，贴近而不是远离中原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战略方向”。1940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3月16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明确点出“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 的战略意图。4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我军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1945年日本失败已成局，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河南区党委：“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南进攻(即对顽中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
　　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使张国焘后来理解了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地缘政治意义，他在回忆录中变相地承认了毛泽东方案的正确，他说：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地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敌人的外线力量四张时在敌最安全的后方即内线的关键地带预置“冷子”，由此造成敌人的战略收缩和因此造成的形势翻转，是毛泽东军事艺术中常用的手法。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大片领土，9月13日，日本占领山西大同，10月10日，石家庄沦陷;11月8日，山西太原沦陷;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沦陷，日军准备继续向武汉挺进，国民党内出现绥靖妥协的思潮。此时毛泽东开始考虑在国民党向日本出卖民族利益最坏情况出现、国际又不能提供帮助时，如何“也能自力更生地干”的问题。2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战略方针由速战速决改变为长期进攻，目前总的目标是进攻武汉。现在日本要求中国妥协的道路还存在，如果英国出来主和，国民党便会发生和平妥协的危险。要估计到武汉、广州等地失陷后中国将发生的新的变化，要估计到国际不能帮助时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励国民党在极端困难环境之下也要继续坚持抗战。”
　　此时，他开始“为天下有变的时候”在全国关键区域预布“冷子”。1938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指示“即行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的各种条件，主要干部配备。”雾灵山，地处今河北兴隆县境，在日本占领南京后，河北继而江苏已成为或即将成为敌占“后方”。2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此解释说：“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2月9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的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2月15日，毛泽东就新四军行动原则问题复电项英、陈毅，要求：“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毛泽东立即考虑在江淮东西两翼预先布局。6月2日，毛泽东复电正在茅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项英：“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7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朱理治，要求 “对牛伏山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的工作基础。”伏牛山是中国河南省西南部山脉。东南与南阳的桐柏山相接。南出伏牛山即可控制南阳盆地并直逼黄淮平原。10月27日，武汉失陷，抗日战争形势开始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12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肯定他在皖豫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1944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已见曙光，国民党向苏区围攻加紧，日军也加大了对豫湘一线的攻势。1月12日，毛泽东复电张云逸、饶漱石，要求特别注意在接近大别山的区域配置力量，指示：“沿长江两岸，特别由安庆至九江一段尚有发展可能，应加派得力部队前去建立游击根据地。”1938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等，指示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要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 14日，日本发动豫湘战役，至8月先后占领郑州、长沙、衡阳等地。9月，日军发动柳桂战役。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南方，同时注意东北。”10月31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945年2月24日，毛泽东致电南方局：“准备大举跃进。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开始向大别山一带布局。8月4日，为中央起草电报，要求广东区党委“准备与王震、王首道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同日，起草电报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强调淮河流域的战略地位，指出：“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划。”10月22日，再次致电郑位三、李先念：“以夺取桐柏山区域为适宜，不可过早向其他区域去，反而增加你们的困难，且于大局不利。东面之豫东南(大别山)、豫东北(新黄河)，西面之豫西(伏牛山)、鄂西北，只能作几个月后之预备机动地区，不宜提在目前的计划上。”
　　1946年，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陷入胶着，大战在即，毛泽东开始考虑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后的军事布局。6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指出“全局破裂后，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十几个县城，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攻取徐州、蚌埠间若干县城，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县城之半数左右，即为有利。中原部队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华中部队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陈毅等电报，再次强调：“敌愈向北攻，敌后必愈空虚，愈有利于坚持游击战争。派部队派干部恢复淮南、淮北工作必须立即进行。”
　　挺军大别山，在大别山预置“冷子”，只是外线问题内线解决方法成功运用的最精彩的范本。
　　我们知道，在宜昌至南京的长江一线有两个南下后北折而上勾划出的三角地带。第一个即西面的三角地带是宜昌南下至岳阳北折至武汉段，第二个即东面的三角地带是由武汉南下经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较而言，后者因其东线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意义，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间的大别山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往往有着一两拨千斤的作用。从江北论，控制西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是襄阳，而控制东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就是大别山。比较二者，后者则比前者更具调动全局的意义。
　　大别山位于中国安徽、湖北、河南的交界处，西接桐柏山，东延为霍山，东西绵延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西段呈西北—东南走向，东段呈东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 500米左右，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其地形险峻且直逼长江中段：西制黄冈可扼武汉东出，东取安庆可威逼南京。然其孤悬于江淮平原，北兵驻入，若无后继，其势难久，故而风险极大，用兵此地，非高手不可为;若善用此地，据此则会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绝大的震动。1947年8月，为了打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将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一反传统的“王濬楼船下益州”即顺江而下的方式，以攻为守，果断采取“无后方外线行动”，千里大跃进攻势，派刘邓率军从民权至商丘和虞城地区分三路越过陇海路，分别向大别山疾进。这不仅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镇武汉造成绝大的震动，而且还为不久到来的淮海战役预埋了与之呼应的“冷子”。此棋似险，却力重千钧，毛泽东由此造成全国战场形势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绝大转变。
　　毛泽东熟知自古欲取长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阳。襄阳与淮甸以桐柏山为中线互为里表，控制桐柏山，尤其是控制其中的武胜关是控制淮甸流域的关键;淮甸与长江唇亡齿寒;淮甸失则长江不保。
　　1946年国共大战在即，3月4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飞抵延安，在与毛泽东交谈中，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毛泽东的回答绵里藏针，充满地缘政治的暗喻。谁都知道，淮阴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江淮平原东部，北距连云港市130公里，东南距盐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苏省会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点，扼水陆交通之要冲，自古乃兵家重地。从淮阴进南京，那是从国民党手中取天下，而现在若从延安入住南京，那只能在那里寄人篱下地陪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果读过三年后毛泽东写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就会知道，选择后者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
　　在做了上述地缘政治关键地域的力量准备后，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在接见四野军师以上干部时传达了志在必得的信心，他说：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历史上，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关外问题即全国问题，全国问题很快就会转化为西南问题。明乎此，我们理解了毛泽东40年代说“我们绝不学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强调“三线建设” 举措及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之间的战略关联。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怂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应对美苏“中间突破”的国防布局，这就是：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连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随后毛泽东向在座的同志提问并回答说：“《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这说明，毛泽东这时考虑的也是大西南的国际通道和国内从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问题。显然，缅甸在其中的战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觑。
　　毛泽东三线建设方案的提出来自对大西南地缘政治特点的深刻认识，除了来自他自身丰富的历史知识外，还与他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黔、滇、蜀北上陕甘的亲身经历有关。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毛泽东也一定有了万一北上不成如何经营黔滇川苏区并与南面国家处理关系，以及如何从西南打通国际通道的通盘考虑，这种考虑又被黔贵川地区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出的;连接国际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验证。基于这些经历，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南北夹击中国的时刻，毛泽东才会有“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即再次迁至大西南的判断并做出“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的重大决策，这与隋炀帝曾率大军北驱突厥、南下平陈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大运河对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同一个道理。1962年毛泽东西南开战，显然是为了夺取西南方向的主动权，而不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教训”印度。
　　今天的中国形势有向20世纪50年代螺旋式回归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及时做好应对未来历史再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归的可能，不要再让毛泽东曾“后悔无及”的事发生。

五、国际战略和策略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入“雪压冬云白絮飞”的困难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进入将要发生重要转折的前期。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9月15日， 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10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词用字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随后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由此恶化。1959年11月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真等同志讨论赫鲁晓夫问题，彭真说，赫鲁晓夫迷恋于西方首脑会议，西方就拿着这个首脑会议像钓鱼一样总钓着他，他总想吃。毛泽东接着说：“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11月12日，毛泽东对王稼祥等同志揭露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本质，他说：“他现在假借列宁的名义，假借列宁的所谓灵活，把锋芒去掉。”赫鲁晓夫的变节将中国置于两北两线作战困境，对此，毛泽东向同志们坚定地表示：“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并于1961年利用中国经济困难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
　　中印边境的稳定事关中国大西南的稳定，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印度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个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度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有意留待将来从长计议。
　　今天总结1962年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进战退和于瞬间，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让人体会出了毛泽东军事艺术所呈现出的那种“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的极高境界。每读史及此，令人不由击节赞叹并为之神往。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为了给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时说：“那个麦克马洪线我们不能承认，但是还承认它是实际控制线。”1962年以后，中国“三线”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毛泽东的明确回应：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早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就告诉大家：“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八大”会后，毛泽东告诉波兰同志：“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却是有增无减，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对此，毛泽东给予更坚决的回应：1969年9月23、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予以回应。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只能成为打不败的对手，才能成为美国人的朋友。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告诉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说：“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也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1959年3月3日，他告诉拉美共产党领导同志：“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交换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1959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参加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我们有两手，我们公开对美国说，反对美国阻挠我们进入联合国，实际上我们对进入联合国没有多大兴趣，再过六年，等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进入联合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我们的目的是先打扫自己的房子，再请客。”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朋友时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我们把美国的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但是，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说来也神奇，从1964年毛泽东说这话到中美于1979 年1 月1 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间相隔正好十五年。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从美国外交的困境中尽力捕捉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1969年毛泽东注意到“中苏分裂，美国高兴”。11月中旬，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传回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带来尼克松愿意与北京直接接触的口信。12月22日，周恩来告诉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请他转告叶海亚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以利用官方渠道。”1970年3月21日，毛泽东中国收到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带来的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周恩来批示：“尼克松想要采取对巴黎谈判的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8月12日，毛泽东对到访的苏丹国家领导人说：我看尼克松的日子不如你这个总统好过。你们可以观察到美国的世界战略，它的第七舰队可管得宽了，从美国的西太平洋一直延伸到日本海、台湾海峡、印度洋，到阿拉伯海。这样，真正打起来还有什么力量啊?它现在还是靠原子弹吓人。今年“五一”在天安门上我跟他们的代办说过，总有一天要和起来，老是这么闹下去不行。这个原则也可以运用到同美国、同苏联的关系，总不能永远是这么僵下去嘛。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斯诺时说：
　　他(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他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的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1972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的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1971年4月7日，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4月14日，周恩来会见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应邀访问中国的美国代表团谈话时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4月24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将此口信转达给尼克松，尼克松以口信的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邀请。5月17日，尼克松又通过巴方正式答复中国，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毛泽东面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当听到周总理要接见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据基辛格回忆：
　　第一次知道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们刚刚到达之后。我获悉周恩来要在会客厅同我见面。我到那儿后，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几个有关晚宴上活动次序的问题。周恩来一反常态，竟露出不耐烦之色，说：“毛主席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尼克松刚刚抵京的欢迎仪式上，会谈未开始，毛泽东就在向国内外人民示意他的权威了。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轿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至于媒体，也只是被事后通知。
　　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这些会谈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历史上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因为没有谁有这样多的资源。拿破仑打欧洲，打得挺顺，1812年又打了俄国，1815年败了;希特勒打欧洲挺顺，但又向俄国开战，三年后败了;日本打中国，已是很难了，但又去打美国，结果中国和美国一联合，日本也是三年便败。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什么地方?败在与中苏作对，而且劳师征远，结果使美国输得没一点面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那是真正的三国时代，不管是中国、苏联，还是美国，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珍宝岛小小的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布下了伏笔。
　　美国新世纪外交最大的败笔是再次将中国推向俄罗斯，造成中俄靠近，使美国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后两面作战的窘境。而历史上曾陷入两面作战的帝国，是没有一个不失败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已与俄罗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美国无法战胜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
　　鉴于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奥巴马政府正在回避战争，但中日冲突符合华尔街军火财团的利益，这样可以拉动亚太军火贸易。为此，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放出既要保护日本又不承认日本拥有主权的含混态度。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看，有限放纵日本以“加固”美国设在西太平洋“防波堤”，避免与中国直接冲突，将是美国选择。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美国“保护”尽管是口头的承诺后，会避免夜长梦多，急于向中国摊牌并以此拉美国下水。与此相对，中国宜采软挤压的方式即不用以国家名义直接冲突(比如朝战中的“志愿军”)的方式应日本的挑衅，这样既可给美国回避的理由，又可让日本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窘境中最终承认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日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上敌强我弱的大势虽有松动但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熬时间，不伤元气、不搞孤注一掷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六、抗战统一战线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在文章开篇处说：
　　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郭沫若说得一点没错，即使在他这篇文章发表60多年后的今天，明末甲申年，对任何一个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来说，都是不能释怀的年份。在这一年由于李自成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崇祯的招抚即建立抗清的“统一战线”的善意，最终导致李自成与崇祯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双双倒在清人脚下的悲剧。
　　17世纪40年代的明朝末年和20世纪同年代的中国历史所展现出的相似的历史逻辑，由于历史剧幕的主角群体不同，演绎出的却完全是不同的结果：毛泽东没有成为李自成，蒋介石也没有成为崇祯;日本人更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续接清祚。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
　　重温明末甲申年前后的人和事，我们不难发现促成20世纪中国避免重蹈“亡明覆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迅速抓住这个“时局转换的枢纽”、作出了与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它使中国避免了明末崇祯和李自成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最终双双倒在清人脚下的悲剧的发生。
　　事实上，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认识早在日本打入东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泽东说：“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1933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这个提议。”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认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9月8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的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主导和周恩来同志的推动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面抗战的局面由此形成。1936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说：“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
　　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当然做出了较大的牺牲，但换来的却是日本人等待坐收渔利阴谋的彻底破产。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回应美国作家史沫莱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说法时，毛泽东说：“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不这样说。要检查任何一个政策一个行动的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行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事实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生在当年7月7日，就是日本在挑拨国共继续内战无望后所做的“图穷匕见”式的摊牌。1939年日本人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抚行》一书中说得分明：“这次圣战的原因，就在于敌人的国共合作。”
　　今天看来，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下降的时期，崇祯提出的安抚为主、“培养元气”，以求阶级合作共同对外的政策，尽管不得已，但还是非常英明的。遗憾的是，这一由崇祯主动发出的与农民军建立抗清“统一战线”的正确愿望却遭到具有浓厚“流寇主义”作风的各路农民军透支性和破坏性的利用，以致双方最终走向鱼死网破的结局。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统一战线的经验总结说：“最近十年来，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
　　国共建立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作出的巨大的贡献。

七、社会主义

　　土地问题解决的好坏历来是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比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为反比存在。与其他六国政策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的扩充的话——就难以长期维持。这不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明白这个道理，继承商鞅路线而获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前230年～前207年)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从巩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权与民权相统一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仅靠“严刑峻法”加强统治，结果很快便丢掉政权。由此而论，将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归于始皇赢政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上所谓“民心”问题历来就不是一个纯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历来资产阶级帮闲文人都在回避这一问题的实质——的问题。世界近代史中能够“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横扫欧洲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拿破仑时代”，其中重要原因也不是所谓的“独裁”，而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对到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支持。”拿破仑将土地直接赋予法国和欧洲农奴，并由此使农奴转变为小私有农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与商鞅变法相似，一部《拿破仑法典》对于欧洲农民而言，就是国家将土地越过贵族直接交与农民的法典。这是与商鞅一致的路线。拿破仑旗帜，对于欧洲农民，首先对法国农民而言，就是让他们告别贵族制度和农奴身份的旗帜，是不再作农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仑获得了法国的乃至全欧洲的农民的拥戴。马克思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同样的道理，拿破仑与欧洲贵族的妥协也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将贵族的土地夺过来交与农民，利用农民的力量进入贵族行列后，又与贵族们握手言欢，其结果是拿破仑出卖了农民的同时，农民也抽掉了对拿破仑的支持并抛弃了他。
　　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并成功运用了这个规律。20世纪初中国农业及小土地农民大面积解体，毛泽东注意到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编书。“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前者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后者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了26种，有《列宁与农民》《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并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避免了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小农在获得土地后即迅速两极分化的恶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1958年4月5日，毛泽东告诉罗马尼亚友人：“旧中国一是农民每户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不在农民手里。这是个落后现象。可是这点也给我们一个好处，农民成为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这些东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农民土地还是很少，生活还很困难，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1963年1月21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说：“列宁主义最主要的是团结农民，建立工农联盟，这是最基本的统一统一战线。”
　　在此，对我们有学习意义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开始的生产资料改造工程并依此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所选择的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期，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资“禁运”也全面升级。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所有制而不象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扩大国内爱国爱党力量。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毛泽东将土地改革看作是扩大和加固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举措。1946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土地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
　　国民党统治地区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我们只有依靠人民同他们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紧，但不能常平分下去。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土地改革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强大，则能巩固地团结他们。
　　1950年1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广东省委和华东东局，要求广东和福建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指示只要广东、福建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容易对付的。5天后即11月22日，毛泽东即指示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决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三十六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11月30日，电告广东省委，要求：“今冬争取完成十一个县的土改是适当的，望照此努力实施。海南岛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实行土改。”1951年1月，毛泽东告华南、中南局，对海南岛的土改作出具体指示：“海南有老区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以较为加快，似可在1951年秋季完成一半，1952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巩固了。”
　　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现在回头看，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本质上是阶级及建立其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土改赢得了劳动人民的最坚定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如此强大不仅使共产党由此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而且还打败了支持蒋介石且已拥有核武器的美帝国主义。
　　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用苏联的经验解释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的原因也是合适的。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的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批评那种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为“总路线”认识倾向，指出：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1957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时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我们不怕它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至于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毛泽东说：“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其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这样说决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当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国人最早看到这一点。1949年8月，他们就为美国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时，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策略，当月19日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
　　失去生产资料的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新中国建立后，同样的历史难题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同志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并试图用改革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明白要保证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这在古代就是贵族——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

八、工农联盟

　　但要组织农民，就需要改革旧的农业制度，这牵扯到改革方向。历代政治家对此捉襟见肘，无能为力;殷鉴不远，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南辕北辙改革造成流民大增、国家迅速走向崩溃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外患内忧，迫使明王朝利用北方战事稍缓的间歇期起用张居正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1525～1582年)因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与万历帝之母李太后的支持，取代了高拱。穆宗死前遗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政。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即位，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为了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特别是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试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危局。改革——除其严重的负面作用外——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1582年6月(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聚集，指责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改革失败。
　　与汉、宋两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张居正的改革还是比较幸运的，他的改革适逢中原气温和北边湿润度的上升时期，这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较好的自然环境，也使其改革避免了与国家双双败落的“王莽式”结局。
　　史书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谓干济才”，但改革毕竟还是失败了，此后明祚已近尾声。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正面意义，史家论述较多，其负面后果，则多是些“功高震主”之类的泛论，也有人认为他败于财税改革。笔者认为导致张居正改革失败从而明朝衰落的关键点不是财税改革，而是以财税改革为起点的金融改革：将已与生产资料形成稳定结合关系农民转绑在货币上，用与货币的关系取代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致命原因。书载：
　　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庆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施。实施一条鞭法的显了均平赋役，它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
　　以土地为中介的农民与国家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中介的国家农民的间接关系，国家和农民同时只对货币负责，这样的好处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用现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打破了所谓“国家垄断体制”、“进一步扩大民间融资平台”，但问题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资本没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将分散无组织的小农与国家分离并转交给手握大量货币、以放息为生的高利贷者，就无异于将农民交给吸血魔鬼。因为“一条鞭法”的改革中，“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不主要是为了生产;土地所有者“由于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时又别无有效办法来获得急需的货币时，只有把土地卖掉，以换取货币”而“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中世纪欧洲受高利贷祸害至深，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此也有更深刻的研究，他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
　　张居正改革与其说解放了农民，不如说解放了长期在重农抑商政策中受到压制的金融力量。让金融摆脱对社会生产依赖并反客为主，它就会成为奴役农民和瓦解国家的力量。张居正用于“解放”农民的货币并不是近代工业资本而是比工业资本更古老的“商业资本”退而“生息资本”，由此可以解释，被货币“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象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后的农民那样转为产业工人、中国也没有象英国那样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傅筑夫先生说：
　　社会上存在有大量游资，它本身又要求‘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而社会上却又没有足够大的生产部门来吸收这些游资，使之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则是最主要的生产手段。社会上既然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便只有购买土地来使货币发挥资本的机能，使土地成为生息手段。“
　　土地不仅可以生息，而且是财富最稳妥的一种存在形态，社会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资场所，遂群起抢购土地。所以土地买卖的开始，同时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
　　生息资本需要的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农民对货币的需求，需要的不是农民而是身无分文因而对货币有强烈的终生需求的流民。大量的生息资本涌入生产领域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恶果，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包括明朝在内的许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总结一条鞭法时说：
　　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井田制度破坏了。……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
　　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写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亦即不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仅仅当作流通手段来媒介商品交换，作衡量价值尺度，执行一些普通的货币职能，当它的积累数量超过了一定限度，作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职能也都成为不必要时，这个超过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当作贮藏手段，以货币形态的财富窖藏起来。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这种财富能够增殖，在古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两途，其一，是购买土地，土地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手段，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种有利的生息资本，又是保障财富安全的一个稳妥的途径，故手有余资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去购买尽可能多的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并成为一次又一次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总根源。
　　货币存在的前提是买者与卖者的分离，这种分离的距离越大，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而社会，不管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其生产一旦依附于货币，货币持有商就可以反客为主，成为控制社会和瓦解国家的绝对力量。张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税、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大部分可用银折纳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国库的开支也用银支付。这种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导致政府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角色，原来属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简政放权”，断腕式地移交给社会资本(实则是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现在叫金融家——承包)，农民从为国家提供产品的劳动者转变为用自己的产品从货币商人手中换回货币的劳动者，朝廷和农民的、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纽带为货币所取代，“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弛，农民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这样，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反客为主——这有些类似今天华尔街银行家在美国的角色——成了社会的主人。商人一旦操纵了国家，其结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说：“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
　　社会已出现巨大的裂变危险，可明朝的学问人坐而论道的学风日益严重并使张居正改革负面恶果不能得到纠正。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元代大学者袁桷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张居正身上也是合适的。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样都解放了农民，但张居正与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将农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后交给国家，而张居正却是将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拥有大量货币的商人继而高利贷者。货币(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级——这得到明朝农民的欢迎，但货币又建立起独立于国家和生产者之外的等级，它反客为主后又将国家与农民统统踩在脚下——这使明代农民比秦汉农民更加不幸，转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 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各的不幸。张居正改革后，明国家与农民的信用关系随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而更为脆弱。崇祯五年(1632年)，国家与劳动者农民的货币链接近中断，浙江、南直隶等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税银总额的14%。
　　崇祯长于以霹雳手段迅速清除少数位高权重的“悍虎”——这有助于他打掉了魏忠贤这只“大老虎”，却短于对严惩失衡的国家进行有效调理——这却让他在李自成面前一筹莫展。
　　万历以后，西班牙银币每年输入中国达数百万之多，货币量的大规模增加，加速了社会商品和劳动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货币囤积和土地买卖的势力。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规模置地，“数量之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与今天房地产市场相似，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屯积导致用其他于交易的流通货币减少，并因此产生因货币不足造成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用断裂，其结果对政府而言，就只有镇压一途;对农民而言，除了造反，则别无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精神，但这种精神一旦与脱离实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无知结合，其结果也是很可怕的。张居正改革导致明末无钱交税抵租农民被迫求助利息竟达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贷，农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转为流民。大规模的流民出现并步入造反大军是张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恶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转入结构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纪末，也就是在张居正改革后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
　　有趣且有比较意义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形势及建国后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1930年初，毛泽东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显然他当时也感受到明末同样的问题：国民党的垮台就是20世纪30年代农民解体的结果。为了发展就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导致农业过早商品化，这导致农民大量破产。可以说，那是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是主要是蒋介石点燃的，而外资更是火上浇油。而这些与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的结果几乎如出一辙。3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他特别注意总结中国历代王朝特别是明朝张居正改革以后在农民问题上失策的教训。《明季南北略》是记载明万历至崇祯时期北方地区史实的史书，全书共二十四卷，起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此时张居正改革刚刚结束——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东北，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内容，1943年7月28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建国后毛泽东下工夫最大的也是农民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避免重复明末覆辙，防止农民变为流民。如果说，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我们的干部蜕变为“魏忠贤”，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从制度上杜绝把农民逼为“李自成”任何可能。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
　　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质疑，毛泽东说：
　　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
　　现在回头看来，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选择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义” 的“普惠”政策——为突破口团结和组织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家而言，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贡献是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果及建立其上的中国发展与工农联盟而不是与资本联盟。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是保证而不是剥夺，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着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国是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是中国工农联盟的基础。1959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农民两极分化自古都是流民大规模产生的原因。适度的农民脱离土地，可以为城市工业提供劳动力后备军，而农民过多地与土地分离，其中产生的庞大的流民队伍就会成为瓦解国家的力量。只有发展、壮大和不断巩固集体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乡间的人口形成双向即自由来回的而不是今天这样为资本驱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只有农民工的生活在城乡之间来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时，社会才能稳定，城市商品住房经营才能成为兼顾资本与消费者利益平衡的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营。而能保证进城务工人员自愿回流农村的因素，在现阶段不仅仅是家庭土地承包权，而是保证农民土地权利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权利的国家所有制。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会有稳定的工农联盟，从而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稳定。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注道：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国农村经济已有使普通劳动者与土地生产资料永久分离的危险，有些地方官员连同一些学者，为了一点“房地产”或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无视劳动者的长远利益，用所谓“城市户口”“城市房产权”，在没有充分就业保障的前提下，使进城农民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与集体所有制相分离。更有报纸发表推波助澜的“调查文章”，说“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这样舆论引导的后果显然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保障而又在农村“无立锥之地”的话，当年他们养不起耕地的困境就会迅速转化为养不起用地权换来的房权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今天卖掉房子的速度比当年卖掉土地(经营权)的速度要快得多。
　　与失去土地相比，没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对社会稳定会形成更直接的破坏力，而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天价商品房反过来又会使已涌入城市却又不能再回到农村的“市民”退为城乡地带的流民。而流民历来就是社会大动乱的温床。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样面临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1887年1月10日为《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
　　恩格斯接着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建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后消灭城乡差别。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还将长期存在。由此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些负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样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问题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国为例说：
　　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末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那么德国一定会开始攻击，而形成“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农村房主变成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旋涡”的小农的旧日的闭塞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极其低下的状况;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动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苗圃，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
　　若再结合中国目前的日益严峻的“住宅短缺”问题来看，我们便会认识到，恩格斯所指出的现象是现代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在社会转型中很难避免的。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越来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抛弃的流民转化为“光荣战斗军”，“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的历史恶果发生在当代中国。
　　当时恩格斯提出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消灭城乡对立”。目前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的时间内都做不到这一点。但资本主义国家却用转移危机的方式将本国内部的“城乡对立”转变为外部世界的“南北对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对立缓和了本国城乡对立及由此引发的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但这条道路对后发国家，尤其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已不可重复。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什么“社区花园”、慈善式的“社区服务”和言不及义的“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稳定问题。
　　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有阶级属性的行为，言不及义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泽东曾批评这样的政策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1957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同保加利亚大使交谈中总结苏联的教训说：“建设了社会主义，丢掉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掉了人民，这是不成的。”同样，我们的改革若不是维护而是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得鱼忘筌，适得其反。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能基于资本财团——这是蒋介石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应该基于工农联盟——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实践已经证明并获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部分。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产资料，而失去了生产资料，我们的人民就会转化为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形容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贫民和流民，这样党的执政基础也就名存实亡。建立在流民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就会像目前中东一些国家，一遇外来压力即刻崩溃。而农民集体所有制则是控制脱离土地的农业人口“流量”的重要杠杆。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的基础，就在工人、贫农、下中农身上。”
　　现在社会改革谈得较多的是“社保”。毛泽东也高度关注社保问题，但反对言不及义地谈社会保险，他将社会主义所有制看作是最大的社会保险。1960年1月5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这句话时，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在这里，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什么“市场化改革”作为人民群众人身保险的前提。为此，1958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时特意加写这样的警示：“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革命不能成功，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同盟军不能建设成强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而保证工农联盟的所有制基础是巩固和发展合作化集体经济。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最终形成全党全国的共识，并在1954年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形成不容动摇的国家制度。宪法“总纲”第一条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历史反复表明，国家政权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长短及其相应的抗压能力的强弱，与其所依靠的社会基础的大小为正比，而社会基础的大小又与其所依赖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纳和解放的劳动力的广泛程度为正比。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战略能力的差距，是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此前，国共合作开展北伐，实现中国统一，大得人心，这时蒋介石手头几乎有无限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可供调配，北伐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1927年始，他向工农开刀，转靠买办封建势力，这便失去工农支持，以至在1948年国共两党进行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靠“发红包”和“抓壮丁”补充军事编制，但重赏之下已无勇夫;蒋介石方面已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共产党方面则有源源不断且自觉参加的人力资源可随时投入战场。这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取得胜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团结了全国人民，才使新中国冲破国际国内的重重恶浪，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此，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
　　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
　　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
　　毛泽东同志这些思考以及恩格斯的前述指示，对今天我们正在开展的农村土地流转试点改革来说，不能不说有着巨大的警示意义。

九、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国家稳健前进的条件是要有熟悉历史，更要熟悉历史政治及其本质的领袖人物。看到赫鲁晓夫的政治极端幼稚，毛泽东汲取古今中外国家兴衰更迭教训，决定开展教育革命，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作为成熟的治国人才，除了政治立场坚定外，更需要运用国力的能力。但认识国力的存量并不难，有一些逻辑推论和数量统计就够了;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相当的政治经验。这与认识皮筋本身长短并不难，而认识皮筋可以伸展的长短及其拉长承受时间则需相当的反复拉伸的经验的道理一样。
　　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了表率。
　　毛泽东同志不仅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更有成熟的政治素养，它不仅包括制定战略的能力，而且还包括为实现战略而具备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毛泽东说：“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在这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它是实践的，物质是矛盾和变化的，所以它是辩证的。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战略是确定现实斗争方向的学问，而策略是寻找战略力量即国力运用边界(即极限和底线)的学问。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对立的方面规定的，越界是矛盾转变的标志和开始，而只有找到合理边界，其战略才是有意义和可有效实施的。基于此，毛泽东将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表达的“人民必胜”的认识归纳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命题。他1958年12月1日，他告诉全党：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毛泽东明白，压迫民族推行世界扩张政策的真正阻力来自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而它们的优势在于先进的工业技术，但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可以解决一部分矛盾，但解决不了基本矛盾，尤其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而当推行扩张政策的国家开始与世界人民为敌的时候，这个矛盾基本就是无解。正因此，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战略思想只能为与人民在一起的政党运用。脱离人民的政党或统治者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那里的统治者是为垄断资本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真理面前，由于没有人民支持，他们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推行依靠人民的政策。
　　比如美国就不乏明白人。就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的1943年，曾任陆军部长助理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1947年，李普曼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了《冷战》一书指出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
　　李普曼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的看法对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来说已难以接受，为了保住其高额垄断利润，他们宁愿选择竭泽而渔的道路，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激进建议，挥师冲向世界，这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与美国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却在中国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2年间，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约有350篇，其中全文转载李普曼观点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是1956年至1958年。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时鼓励说：“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战略拖垮美国的原因，是他为美国设计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结果让美国老虎吃天，耗尽了力气。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讲演中说：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们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这么搞的结果对我国的经济生产实力不会有好处，只不过使我们每年都不能把成百亿美元用作生产投资。这些年来，我们已被迫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这个习惯已经达到我曾大胆称之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情况下把它甩掉。除了数以百万计的穿军服的人以外，还有成百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中谋得生计。数以千计的企业靠军工维持，更不用说那些工会和社区了。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用同一方法，毛泽东看到了苏联也犯了与美国同样的错误。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指出了苏联的上述短板。在回答基辛格“目前中东的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我的意见是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
　　11月17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等谈话时说时再次强调这一点说：“苏联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讲的话：大有大的难处。”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接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听到希思说苏联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毛泽东说：“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曾两次手录清朝人严成遂《三垂冈》一诗，其意高远，当为今人认真领会。诗曰：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中国已经崛起且抗住并战胜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飞扬跋扈和软硬施压，但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仍面临西方的包围，根本无力单枪匹马地改变世界。毛泽东意在告诉我们，只要中国能够固守“昆仑”，坚持地区性守成，“深挖洞、广积粮”，不搞世界性扩张，我们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色”，最终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
　　在纷繁复杂的万象事物中，毛泽东总能敏锐找到其力量运用边界。他一生不打远仗，最远的也就到中印边界。1965年1月9日，斯诺问毛泽东为什么你总是说世界革命，毛泽东告诉斯诺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远战当速，近战可久。1950年开打朝鲜战争，一打就是三年;1962年启动对印自卫反击战，在两个月内大启大合。毛泽东明白的，远处用兵是要拉长战线并由此要有长线长时的财力支出，许多国家就是被这越来越大的费用耗倒的。苏联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不太明白这样的哲学，搞世界革命且是实打实地出兵，手伸到古巴，伸到非洲。结果把自己给拖垮了。英国衰落就是从占领印度洋开始的：为了巩固占领印度洋的战果，它打了三次阿富汗战争，打了两次对华鸦片战争，收获不少，但支出更多。进入21世纪的美国更是在英国的道路上迅速衰落的。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知道毛主席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习惯，提前一个月昼眠夜作进行练习。当听到周总理说，主席要见你。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说笑的机会：“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对此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
　　尼克松是纠正凯南战略失误的政治家——遗憾的是同期的苏联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战略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运用的边界及其国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握手，这个世界就变了。事实上，毛泽东注意到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在尼克松访华前后，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就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随尼克松来访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 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对基辛格这段话做出的的补白：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他们只会呼喊口号，他们绞尽脑汁所得出的结论，充其量也只是仅适合印在圆领衫或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标语：“要爱情，不要战争”;“不能用核武器扼杀我们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鸣笛吧”。这些愚蠢的废话大多无伤大局，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痴在街上为和平而游行或鸣喇叭，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我们的大学里教书，一些人在为报纸撰定专栏文章，一些人在电视上高谈阔论。
　　基辛格说的问题，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长期与王明“左”倾作斗争的毛泽东也看出当时中国有那么一批“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的可以为资本主义利诱的“有用的白痴”，知道这些人“造反精神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历史”，容易犯赫鲁晓夫那种“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的错误。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当月，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当年12月10日，面对赫鲁晓夫的胡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看别人，想自己。赫鲁晓夫的政治幼稚病让毛泽东对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得彩的是左派，这些人政治资本大了，将来挂帅的、可能出乱子的，也就是这些人。”
　　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最后，毛泽东要求：“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其中，干部不脱离群众并且还要善于团结群众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重要要求。1961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说：“左翼就是容易犯气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间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办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左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说服中间派，不能摆官僚的架子。”毛泽东从一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知道，没有基本群众的干部是一事无成的。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北戴河告诉毛远新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是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毛泽东教育毛远新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大学毕业?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放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从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这就是说，“老练的政治家”不是在“行小惠”活动而是在真枪实弹的斗争中产生。1967年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的导致国家毁灭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毛泽东在明十三陵考虑最多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但研究明史，就不能不注意和总结明太祖朱元璋培养接班人的经验和教训。
　　接班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人才培养和教育问题。知识分子是国家治理工作不能离开的重要人才来源，但其脱离实际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态则使他们在因见识卓越被纳入政坛的同时也带来对事业有极大破坏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谈，而这样的悖论又为尤其是建国之初的政治家所纠结。在利用这类知识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尝试。比如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杨修等，其手段最极端的大概就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付这类不成熟的干部和脱离实际而又自视精英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就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议：“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免者百无一二。”即使这样，朱元璋也没有因此而解决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问题。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对明末空议误国的教训有切实的总结：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渐尚意气。至万历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自标异。明末以廷议误国，事不胜举。要之不度时势，徒逞臆见，是非纷呶，贻误事机。举其要者，流寇既起，内外相乘，若暂和关外，犹可一意治内。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无敢主和事者。陈新甲主兵部，力持议款，帝亦向之，事泻于外，为群臣大哗，为杀新甲。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责其逗挠，朝廷屡旨促战，传庭曰：“往不返矣，然大大夫岂能再对狱吏!”遂败死。贼既渡河，有请撤吴三桂迎击者，议者责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贼势燎原，或请南幸，或请以皇储监国南京，议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终至于一无可为而止。
　　故此，钱穆先生痛陈：
　　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
　　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元代大学者袁桷说：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使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
　　毛泽东注意到这段历史教训。1964年5月12日，在一次谈话中说：“看《明史》最生气”，“除了明太祖、成祖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也面临着与让朱元璋同样纠结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与朱元璋不同，毛泽东本人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自身从知识分子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的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
　　建国初，毛泽东开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这实际上提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再学习即向人民学习的新任务。1955年8月13日和12月12日，毛泽东在审阅简报时分别批示：“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针是：坚决保护一切好人，而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必须发动群众认真清查出来，并作适当的处理。”而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1957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造就社会主义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形势，第二、第三、第四讲得都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时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
　　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他说：“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但在1958年“大鸣、大放”自由表达意见的氛围中，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而又自陷“处士横议”式清谈的缺点展露无遗，以至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释怀的“反右”运动。毛泽东也明白仅靠运动式的“反右”遑论朱皇帝“白刃不相饶”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国再陷明朝旧辙。为国家长治久，毛泽东认为，在利用知识分子的长处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终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道路，这就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
　　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
　　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1964年2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为此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未来国家接班人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谈话时再次重复自己的看法，他说：“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识分子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从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不成熟的党的领导人成长为成熟的党的领袖的过程，即使对于毛泽东来说，也不是一蹴而就式的顺利完成的。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回忆说：“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1963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湘潭。一路上，毛泽东对陪同王任重、周小舟回忆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自己从不成熟到成就的转变。他说：在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散去。革命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到犯错误的。”1968年5月8日，毛泽东说：“我们党在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邓小平说：“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1959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向摩洛哥共产党领导人介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办法，一个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杀人我们是学不会的。1927年时右，很大的失败;后来的‘左’，又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失败教会了我们。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敌人教育我们，‘左’、右倾机会主义教会我们。这是一个认识中国的过程。”
　　正反两方面的革命经验使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克服自身缺点、实现自我改造的正确方法和道路。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表达并在5月4日《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重复了这样的看法：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提出“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论断，他说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直到晚年，毛泽东都没有忽视从劳动实践中培养干部并严格用“五条标准”考察、要求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干部。197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江青谈她到农村“学了割麦子，晒麦子，访了许多农户”的来信中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看到江青工作中的无章法和乱来，11月12日，毛泽东嘱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75年1月下旬，毛泽东告诉王海容对江青的担心：“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当月毛泽东又当面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4月23日，毛泽东将对江青的批评提交政治讨论，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5月3日，毛泽东主持——这是最后一次主持——召开政治会议，会上再次批评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并重复1月批评江青的话：“要不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江青唯我一贯正确的作风使毛泽东想到因其“左”倾错误险些毁灭中国革命的王明，会上他提出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 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除了教育制度改革之外，在政治上，毛泽东尝试着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政治运动培养一些新干部。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乐观地说：“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6月16日，毛泽东在途经南昌的专列上告诉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说，他搞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谈话时告诉江西负责同志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但同时他也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7年初，“文革”进入全面“夺权”的高潮，2月5日，上海市中32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夺得上海领导权后，即筹划建立新领导机构，并声称：“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夺权的完成。”毛泽东看到这些刚开始执政就闹笑话的“左派”们的这些表现，大失所望。2月6日，他对“文革小组”痛心地说：“你们毫无政治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们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2月10日，毛泽东再次批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2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在谈到“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时，毛泽东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考虑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6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锡兰共产党领导同志时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7月13日，他对林彪、周恩来等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16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同志说：“我们的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急。”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要求社会上“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
　　一旦国家进入治理，造反起来的青年干部就显出经验不足的缺点，作为补救措施，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老干部领导工作问题。
　　1967年5月，毛泽东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6月25日，周恩来同上海干部群众代表座谈时向他们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当年8月中旬，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取党委大权。8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朋友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7月14日，毛泽东在听取河北情况汇报时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在周恩来准备返京时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贺龙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泽东在去往杭州的专列上同杨成武等同志谈话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在瑞金时，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1968年8月8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毛泽东说：“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九大前夕(1969年1月)毛泽东在读到的一封希望江青应为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1973年11月，江青要求她本人和姚文元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批示：“增补常委，不要。”1974年1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时说：“江青没有多少学问，又捞了一个左派的名声，我看也不大好。”
　　毛泽东这样的批评和帮助也不仅仅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干部，对老干部及其子弟也是一样。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
　　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记得对你说过了。早几天解放报社论末段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不知此文是否你写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论的意思并不坏，是说要让新选代表多说话，只是不宜将“官方”、“纯老百姓”这样对称起来，请加以考虑。
　　1944年4月9日，毛泽东复信陈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同日，毛泽东致信张闻天：“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太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1967年4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去。”5月28日，毛泽东审阅《要事汇编》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一文。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对江青等——同样也包括在此前后对邓小平等一些老同志——的批评尽管话重，但还是出于同志间的帮助之心，更多的是出于爱护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脱离实际的毛病、更好地成长，成为能为中国未来担当大业的“老练的政治家”，团结绝大多数党内外同志一道将共产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写：“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汇报中提到汪东兴在会上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毛泽东在晚年多次劝阻一些不成熟的同志担任要职，更多是是出于爱护、保护的目的;与此同时，毛泽东逐步将曾受过冲击的老帅们推到前台担当大任，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泽东告诫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基辛格曾提醒福特总统不要轻视毛泽东“艰涩而简练的话语”，因为“他这些人都是当年领导长征(在内战时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事业，在连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战略撤退)的沙场老将”;而对当时在中国新崛起的造反新秀，基辛格则有流露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不屑：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不少头面人物，使得他们接班无望。另外，与军界或长征老将疏于联系，让他们更无缘最高领导一职。这四人分别是影星和戏剧制作人、想问津中国历史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女性曾担当近的高位的江青，新闻记者和政治理论家张春桥，左翼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还有全无拥护基础，只因煸动工人造反工厂管理层而青云直上的无名保卫干事王洪文。
　　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的教训说明毛泽东的担忧不无道理。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以至迄今让人难以记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1967年6月26日，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有的人年轻，造反精神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历史。”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来京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时，谈到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同意将它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并评价说：“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1969年，面对苏联大兵压境的险恶形势，毛泽东考虑改变中美关系，在重大决策时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经过沙场的老帅们。他将正在下放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请回来，要求他们对研究一下国际形势并提出他们的建议;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要求那些大权在握的“娃娃”们“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深若芸、唐闻生等谈日益走近的中美关系时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对在座的青年同志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毛泽东的这些话对于今天一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不管他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娃娃”们，也是有教益的。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而政治家特定的治国能力只能在特定的国家制度中成长。在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其成长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每一次“胜利”，都会造成他们的掘墓人即中国劳苦大众人数和力量的十倍扩大。19世纪欧洲那个“共产主义幽灵”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以工农兵为公民绝对主体的国家，他们在绝对资本化的市场导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辩证结果则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是无比强大因而是无法抗拒的。因此，中国有着无产阶级政治家成长的最佳土壤，而在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也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注意到这个规律，他说“中国自从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说这话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毛泽东并没有专指这场运动，而是在总结中国历史规律，因为毛泽东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最后说，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1962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罗瑞卿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
　　毛泽东说：“错误是一笔财富，不要丢了。”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些经过那次“演习”的人们，应该总结出了相应的“教训”。尽管智者见智，但一个基本的教训用毛泽东的总结就是：要尽量避免反“左”出右，反右出“左”。而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都会逼出它的反面力量，它们在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它们对中国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国从雅各宾共和国崛起到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及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这些忽右忽左政策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与极右和“极左”斗争最坚决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在1972年——这时“文革”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会见尼克松时就不会说“我喜欢右派”，也不会于当年告诉王洪文读读《刘盆子传》。早在1966年10月，毛泽东就说过：“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深厚的实践经验，仅凭善良的动机和坚定的立场是不能担当并完成革命重任的。
　　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谈话，谈到接班人时说：“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中国高层出现那种手中只有“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或出现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那种只知“卫星上天”而不知“红旗落地”的人物。

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能力的基本要求。
　　大国崛起，当先反“普世”。今人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教条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左”的教条主义，如王明及文革后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他们不管革命或建设一律以苏联为谱世楷模;也有右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齐的认识，当然我们今天反对的也是这种认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左”或右。
　　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有效的实践。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 “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观念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王明曾将苏联经验绝对化，他们以苏联军事理论为标准，说毛泽东不会打仗;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带向湘江，出去时八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回来就剩下三万多人了。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等说：“王明路线使我们吃亏最大。”，同样的道理，在这次吃亏后，中国共产党认识进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苏联教条的迷信，自觉地站到毛泽东一边，找到了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遭受以苏联为“普世价值”派的祸害期间，毛泽东同志专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接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代表时说：“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的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了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汇报时说：“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以苏联为革命“普世”样板的认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的胜利。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也要反对以西方为范本的教条主义。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这种教条也会将中国引向灾难。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外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而是说我们不能以它们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绝对标准。
　　这里需要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开展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探索，可到70年代就为什么就搞不下去了?
　　这是由于后来那些反别人普世的人却不自觉地将毛泽东时代的成功经验连同毛泽东思想推向普世(教条)，“文革”中出现的极“左”人物及其错误多不在于否定毛泽东思想，而在于将毛泽东思想普世化。比如什么“顶峰论”“天才论”。顶峰的，自然也是普世的。毛泽东一生至死都在与这种倾向进行了不懈地斗争，1968年8月13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些东西可以供你们参考，但你们还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国际的经验应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
　　这样的态度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比比皆是。他坚决反对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普世化。毛泽东要求别人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同样也是按着实事求是原则来看待和要求自己的实践。
　　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阅沈阳人民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的公函，在 “铸毛主席铜像”处批注：“只有讽刺意义。”10月27日，毛泽东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再次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1964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到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这套经验，在有些国家就不能采取，如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胜利，然后占领大城市。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国、美国也不行。在欧洲好多国家都不行。在亚洲其他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大体说可以采取。”1966年7月12日9时，毛泽东约王任重同志谈话，说他给江青写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毛泽东说：“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7月25日，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文章时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1967年11月27日，阅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安斋文章，他认为：“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毛泽东批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两语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最高水平的”删去。8月22日、23日、24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送审的几篇稿件时明确表示：“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直接删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段落，并退回要求修改。9月1日毛泽东在审稿时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段落删去。9月26日批评外交部接待计划中“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的指示”的安排，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同时毛泽东还删去了外交部拟定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9月29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送审的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删去第二页末段工宣队“是19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明确批示：“这句不要。”毛泽东这样的批示几乎贯穿“文革”的全过程。“文革”后期，一些较好的改革经验被绝对化，连及“文革”本身被一些“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尼克松语)的人推向不容置疑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绝世样板。与其前述的“左”右普世形式不同的只是，“文革”并不以苏联也不以西方而是以自己为普世标准，结果，这样自我绝对化的作法也将“文革”推向反面。尽管毛泽东同志一直试图纠正这个偏向以至与林彪在庐山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但毕竟天不假年，力不从心，无奈他只有将这些纠偏的任务留给后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已向西方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与“文革”后期有些相似的是，今天也有些人也开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们以西方为普世标准，将美国设为绝对范本，与当年王明崇拜苏联经验一样，似乎中国改革若不合美国的标准，就统统都不达标。与“文革”的命运一样，这样的结果只能将中国的改革事业推向它的反面。如果说昨天的“文革”是被一些不成熟的政治人物推向反面的，那么今天政治不成熟即形而上学的政治主张也会葬送中国改革事业。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与“左”右普世(教条)主义斗争中成长的。革命时期多是跟“左”的“普世价值”斗争，在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看来要与右的“普世价值”进行斗争。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实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的探索精神。如果不这样，看看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的结局。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快要取得全国政权时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结果援助没到，自己却全军覆没。中国共产党走自己道路，1949年过长江的时候，斯大林不高兴，不说鼓气的话。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打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如果当时听了斯大林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南北分裂了。
　　1942年3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谈了党的创立后的经验教训，说：
　　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
　　在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们也要开展一场反对“普世价值”为幌子的洋教条主义的启蒙运动。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明白，我们改革要依靠谁、为了谁，谁是能够保证我们胜利的阶级基础?蒋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为什么走不下去呢，他没有多数人的阶级基础，他的阶级基础就是中国的少数买办，买办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们表面上是坐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根部却是接通到美国的，这样的基础当然不牢靠。毛泽东将人民作为新中国的阶级基础，这样的国家就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善于总结自己错误并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作是说：我自己也犯错误，北戴河主张大炼钢铁，提出钢铁翻一番的要求，闹人海战术。我到新乡，耿起昌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现在想想过去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听薄一波汇报，听到如何紧跟主席思想的话时，毛泽东说：什么紧紧跟上我的思想?是紧紧跟上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可能办到的就办，不可能办到的就不办。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华东局书记处成员，在听到1964年华东地区粮食产量达到1 100亿斤，1965年农业生产计划有些加码时，毛泽东说：“粮食产量不要报多了，让下面瞒一点，报多了害人，将来危险，少报些好。”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是制定决策的正确态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我们今天的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十一、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是诞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要这个时代的本质没有改变，毛泽东及与毛泽东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思想，就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用于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其压迫的基础性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及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毛泽东思想是有时代和阶级属性的，它只属于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只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及其反抗还存在，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就会是他们及率领他们寻求解放的政党的旗帜。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马克思的学说，它特别应该包括列宁的学说，因为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有了实践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讲枪杆子的，马克思的哲学配上列宁带刀子的革命实践，它就成了无产阶级取得阶级斗争胜利的法宝;不然，它就会变成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童话而不是一种政治主张。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没有别的，只有军队。”
　　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问题，充分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阶级斗争，贯穿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红线。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批评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昨天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及戈尔巴乔夫等通过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达到阉割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目的，今天屏蔽列宁主义、特别是屏蔽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就抽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宁主义灵魂的“毛泽东思想”、继而用抽掉“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理论”去麻痹劳动阶级，其结果对中国乃至中华民族而言，则是大灾难的开始。
　　1960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会议，指示在宣传上“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一定不要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同样的道理，如果在今天光讲邓小平理论而不提毛泽东思想，看起来也好像把邓小平理论抬高了，实际上也是把邓小平理论及随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降低了。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即将启航，在这个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我们：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事实上，作为我们的对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对手，美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并在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在当天的唁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一些视中国为对手的美国人说，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奋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毛泽东思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而其中的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贯通传统与现代并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是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和运用的思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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