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同志在“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前后的斗争(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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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在“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前后的英勇斗争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后，掀起了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高潮。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江青同志披荆斩棘，奋不顾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对于电影这个阶级斗争空前尖锐、复杂的阵地，江青同志十分关怀、极为重视，她“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一九六五年一月，江青同志当面责成周扬、石西民召开“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周扬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串通一气，对江青同志的指示采取了阴一套、阳一套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进行抵制和破坏。他们开始故意拖延时间；后来实在拖不下去了，就推给了旧电影局副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司徒慧敏，由他出面召集各厂的摄影师，讨论过期的彩色胶片如何使用的问题，阴谋扭转方向，谈完就散。

江青同志知道这个会已召开以后，立即表示要来参加。周扬闻讯后惊恐异常，他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要通知她，她来干什么?”

第二天，江青同志来了。周扬这个两面派也假惺惺地陪同前来，并请江青同志指示。江青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她只有三句话，要与会的同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江青同志并批评了会议室挂的一张毛主席画像，指出：这张画是抽象派的画，抽象派把真实形象抽掉了，你们熟视无睹，建议你们马上将这张画摘掉。江青同志还谈到要“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破掉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制”等重要问题。这时，来参加会的摄影师们才知道开这次会的真正目的。周扬看阴谋即将败露，不得不把原订的三天会期再延长七天，并亲自出马，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白羽一唱一和，妄图抵消江青同志讲话的巨大影响。毒意歪曲江青同志提出的“标新立异”的口号，胡说什么“对三十年代文艺要一分为二”，“标新立异要从总结经验开始”。

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借题发挥说：“标新立异是任何阶级、时代共有的要求，有此要求人类才能进步。新，就是新东西；异，就是不同于过去。”“标新立异就是要有新的民族精神，新的民族形式，巨大的民族特点。”“苏加诺退出联合国也是标新立异。”他处心积虑地抹煞阶级观点，混淆阶级界限，贩卖资产阶级的私货。

江青同志提出要破“导演中心制”，周扬却说什么：“正因为导演在创作中是领导，所以才要听工农群众的意见。”周扬是把导演放在中心位置之后，再让导演以老爷的资格“听听”工农群众的意见，实质上与江青同志提的革命精神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在谈到学习问题吋，周扬胡说：“政治方向对了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千万不要轻视技巧。”“没有知识就不知道

该学习什么，反对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只有学习后才能反对它。”“模仿是始，创作是终，先模仿，后创作......”周扬就是让人们拜倒在资产阶级的脚下，当帝、修、反的走狗和奴才。是可忍，孰不可忍?

为了把会议彻底引向邪路，在会议总结时，周扬一伙又大谈要“技巧过硬”，“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就是不提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谈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次会，由于周扬等的破坏，江青同志的指示和革命精神，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反而被束之高阁，扣压下来。

同年二月，江青同志对电影摄影、电影体制等问题，亲自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江青同志说：“电影问题是复杂的，因为它是综合艺术，又是科学技术。它得通过摄影艺术才能在银幕上得到表现，单是电影摄影的问题就很多。在我看了一年多电影之后，发现：不少彩色电影摄影师的技术没过关，少数黑白电影摄影师的技术也没过关，至于技巧那就难说了。因此．使某些电影的质量降低(单就艺术和技术——即技巧来说)。为此，我曾建议中宣部和文化部召开一个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的专题会议，读了毛主席批的徐寅生的讲话，鼓励大家奋发图强，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讨论的情况还不错。他们的这些简报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指出：“为了彻底解决目前这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我建议认真解剖一个麻雀(制片厂)，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和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江青同志这封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信，判处了电影界资本主义统治的死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严密封锁消息，不让江青同志的信与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封信转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手里，他根本不加理睬，一脚踢给了旧文化部的肖望东。肖望东这个刘、邓的忠实走狗把信压了五个月之久，才假惺惺地让秘书写一张纸条，说什么要电影局提出个处理意见。后来，肖望东一伙又拖压了三个月，才勉强拼凑了一个所谓“调查组”，并指名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雪当挂名组长。

“调查组”在北影工作了五个多月，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搜集了一些资料。从这些意见和资料里，充分证实了江青同志对电影界所提出的问题，是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调查组最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雪、赵辛初、肖望东对此根本不闻不问，同时却集中全力炮制《北京农业大跃进》和《刘少奇访问回国》等美化刘少奇、彭真的大毒草影片。到了他们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便以攻为守，与北影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许里、吴小佩等人密室策划，阴谋将所谓“八个队的生产编制”强加给革命群众。

这个所谓“新编制”根本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是修正主义的“创作集体制”的翻版。唯一的区别就是把四个“创作集体”，分成八个“摄制队”。“导演中心制”不仅没有破，反而大大加强了。导演不仅是每个摄制队的艺术总负责人，而且还全部兼任队长，艺术、行政大权，独揽于一身，更便于他们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了。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没有能挽回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战役的序幕，五.一六《通知》彻底宣判了这一小撮混蛋的死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势如燎原烈火，照亮了世界革命的道路。

（《江青同志论文艺革命》，1969年8月，云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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