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清：林彪“紧急指示”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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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紧急指示”前后

李根清


　　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20世纪60年代，由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引发的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恶化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苏联沿中苏、中蒙边境苏、蒙一侧陈兵百万，不断挑起边境冲突和摩擦。1969年3月2日和15日，苏军入侵我乌苏里江中的一个小岛——珍宝岛，中方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我方获胜，击毙击伤苏军百余人，击毁、击伤苏坦克、装甲车十余辆，并把一辆沉入江底的苏Τ62新式坦克捞上来，运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展览。苏方寻机报复。8月13日，在新疆塔城铁列提克地区，苏军出动一个营的兵力，在坦克、装甲车及武装直升机支援下，伏击我一个30人的边防巡逻分队，我方人员全部牺牲。
　　这期间，我方获取的情报显示：苏打算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多方面的情报表明，当时的苏联确实动了对我动武的念头。
　　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指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按照这个精神，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战备活动。毛泽东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苏修”的“乌龟壳”。
　　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双方商定互派代表团，10月20日开始在北京进行边界谈判。但是战争阴霾并没有被驱散，我方仍不断获取情报，苏方没有放弃对我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企图，仍在继续加紧战争准备。中国领导人担心，苏联可能利用谈判做烟雾对我国实施入侵，因而对苏联可能发动的包括对北京在内的核打击保持高度戒备。这一时期，林彪从中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苏军一旦发动进攻可能采用的方式、主要突击方向，到我方可采取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在敌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兵力部署、战略设防等，都做出过指示。

　　关注“三北”

　　我国“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是与苏、与蒙边境接壤地区，尤其是“北线”（华北地区），由于苏在蒙古驻扎军队，建立军事基地，距离北京最近，大部地区地形地貌比较适宜敌机械化部队运动，对我安全威胁最大。所以，林彪指示，加强“三北”地区的防御要以“北线”为战略防御的主要方向。林彪还认为，苏如果对我动武，很可能会像一年前入侵捷克那样，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他说，苏军一旦入侵，就会天上地下一起像洪水一样铺天盖地压过来。他指示有关部门切实加强情报工作，及时发现、报告敌对我发动突然袭击的蛛丝马迹，事大事小都要报。由他提议设立的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防突办”，设在总参作战部），及总参情报部专门向林办派资深参谋，随时联络报告情况。林彪让“防突办”搜集整理“二战”以来突然袭击的战例，如德国闪击波兰、日本偷袭珍珠港、盟军诺曼底登陆、中东“六七”战争等，特别嘱咐要把苏联入侵捷克编进去。《二战以来突然袭击战例》编成后，分送给毛泽东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林彪自己研究，还特地要我送给林立果一本。林立果组织人写了一篇《要准备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文章，登在《空军报》上，还找来一些“二战”中突然袭击战例的电影资料片放给林彪看。林彪提出，加强部队“三打三防”（打飞机、打坦克、打伞兵，防原子、防化学、防空降）训练，加强战略预备队建设，加强防空体系建设。9月下旬，军委办事组主持召开“三北”作战会议，全面部署战备工作。林彪在会上讲话，要求全军“用准备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北京地铁开通那天，林彪乘地铁视察，指示说，地铁是战时重要运兵和疏散通道，要充分利用。林彪还让秘书通知有关部门，让他们搜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苏联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的个人信息资料。他认为，苏联领导人的性格、经历和个人品质会影响战争与和平的取向，以及战略战术的运用，对指导战争十分重要。
　　国庆20周年前夕，林彪特意坐车到北京西郊机场转车，回到住地毛家湾便叫秘书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前来开会。林彪对他们说：“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蒙古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10月1日、2日、3日，1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林彪特别强调：“只有我们准备充分了，敌人才不敢贸然发动进攻。”
　　按照林彪的指示，军委办事组和空军连夜组织实施，国庆节的战备方案也报到了林办。
　　国庆节前，林彪住地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地下工事内进一步完善了工作、通信、生活设施；重要文件和机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了地下；秘书安排了战备值班，内勤研究了林彪紧急避险方案。

　　视察华北

　　国庆20周年庆典是在表面平静、欢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种外松内紧到了何种程度：“三北”部队奉命高度戒备，中远程雷达不间断侦测敌方动态；总参作战部一名副部长等人带着电台在天安门城楼值守，随时联络报告情况；天安门城楼电梯设专人守护，确保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随时撤离；故宫午门外空地上一架直升机随时待命；有关内卫人员都被告知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这一切只为争取7～9分钟——那天留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从天安门上撤离的时间只有7～9分钟！因为，苏军如果从伊尔库茨克或在蒙古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到达北京上空只需飞行7～9分钟。
　国庆节平安度过了。可林彪认为，在10月19日以副外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每天都存在着苏军入侵的威胁。他甚至担心，一年前发生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会在北京重演——从降落在首都机场的苏联飞机上走下来的不是友好使者，而是荷枪实弹的苏军特种兵！
　　国庆节一过，10月5日，林彪就在吴法宪、阎仲川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参谋长马卫华等人陪同下，乘飞机视察北京北部地区及张家口、大同、雁门关一带地形，接见当地驻军负责人，对北线的战备工作做出指示。几天后，又专门听取北京军区关于北线设防问题的汇报，并就在山口地区如何阻滞和歼灭敌机械化部队谈了自己的意见。
　　大战之前看地图、看地形，将未来战场情况熟记于心，是林彪指挥打仗的一贯做法，他曾把这一条当作打胜仗的诀窍向他人传授。在这次备战部署中，林彪也认真研读了“三北”地图，在空中看地形的几个地方也是他亲自选定的。
　　国庆节前，也就是在“三北”作战会议期间，林彪接连几天看“三北”地图。这幅长宽都有4米多，质地柔软，印刷清晰，装裱精美，带轴的百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是总参作战部专门为林彪绘制的，卷起来有碗口粗，扛起来有20多斤重，平时就放在保密室文件柜上。那天，一听内勤说林彪要看“三北”地图，我赶忙把地图取下来送到林彪那里。因为图幅太长，办公楼通往客厅的走廊无法通过，我是从东院绕道西院从大门扛进客厅的。地图挂不到墙上，只能铺在客厅的地毯上。
　　林彪站在地图前端详了一会儿，先让我报告比例尺，然后就开始点地名。他每说出一个地方，我就在地图上指出它的位置，并按照林彪的要求，用米尺在图上量一下这个地方到北京城的大致直线距离，然后报告给他。
　　“居庸关。”这是林彪点的第一个地名。我立即用打台球的球杆，指出居庸关在地图上的位置并向他报告：“居庸关。”然后把量出的居庸关到北京城的大概直线距离报告给他。
　　“南口。”林彪点了第二个地名，我又马上指出南口的位置并报告南口距北京城的距离。
　　“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林彪接着点，我就接着报。
　　这几个地方及它们与北京的距离，林彪并不陌生，20年前他指挥平津战役时就是知道的，但我还是按照他的要求一一报告给他。南口、居庸关是京城的北大门，战时必守之地。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则是北京市的水源，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战时一旦遭敌机轰炸造成溃坝也会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危害。为此，林彪曾建议排水，后请示周总理，周派人调查后认为，水库只有“半盆水”，“对北京影响不大”，遂放弃排水。
　　接着，林彪又相继点了张家口、大同、五台山、雁门关这几个地方和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几个长城沿线的口子，还点了紫荆关。
　　内蒙古一线，林彪先让我指出的是从蒙古经二连、集宁、大同、张家口通往北京的铁路、公路及两侧地形情况，然后让我指出包头、呼和浩特、集宁、多伦、赤峰、通辽这一线的草原、沙地，及通辽到沈阳、通辽到长春一带的地形。林彪看这些地方的地图时，长时间蹲在那里拿着放大镜看，边看边喃喃自语地说：“草场、沙地是畅通无阻的哟！”他可能是担心苏军会利用有利地形，以大集群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突然从正面向北京扑过来，同时从东、西两面迂回威胁北京。
　　蒙古方面，林彪提到的是乌兰巴托和乔巴山这两个地方。节前他同黄、吴、李、邱谈话时说：“苏联设在蒙古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林彪说的苏军在蒙古的基地中就有乔巴山。从地图上看，就在北京北方不远的地方。
　　苏蒙边界一线，林彪首先点到的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然后是赤塔。我随即指出这两个地方，并把到北京的距离报告给他。这两个地方都是苏联东部地区的军事重镇，伊尔库茨克还是苏联后贝加尔军区所在地，我方不少有关苏军活动的报告中经常提到这两个地方。林彪关注苏军在远东和蒙古的军事动向，自然重视伊尔库茨克和赤塔。
　　林彪踩在地图上，随着我的球杆不停地挪动着脚步。一会儿站着让我指着地名地形报告给他，一会儿又蹲下来拿着放大镜自己看，往往一蹲下去就看许久，我搀着他才站得起来。开饭了，地图仍摆在地毯上不让动，下午继续看，直到他说不看了，我才能把地图收走，第二天接着看。叶群则抓紧时机，叫摄影师为林彪照相。
　　一连几天，林彪就这样看“三北”地图。他不仅对重要城镇名称张口叫得出来，而且对山脉、隘口、河流、平原、草场、沙地、铁路、公路等也不陌生，连京西阳原、京东迁安这样的小地方都能随口说出。如果我平时不是一个地图迷，曾几次研读过“三北”地图，真不知道会怎样尴尬。林彪研读地图的方法和细心、耐心都是我不曾想到的。
　　看地图的那几天，林彪还不时口述几句话让我记录下来。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在敌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必经的山口地区，可采取炸山抛石、挖壕、凿洞等办法，构筑工事，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多个层次，多种火力，立体设防，以阻敌滞敌，为大量歼敌和加强纵深防御赢取时间。
　　后来，我方搞了不少“卡口子”工程，就是根据林彪这一指示进行的。林彪还提出加紧研制、生产反坦克武器，加强部队打坦克、打飞机的技术战术训练等，都很快得到落实。

　　“紧急指示”

　　毛泽东也担心苏联人甩导弹、原子弹。他指示：中央领导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下来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分散到外地。根据这一指示，10月14日，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由周恩来、汪东兴研究提出疏散方案，汪东兴负责具体实施。中央要求，除周恩来、黄永胜留京主持工作外，其他人在10月20日前必须全部撤离北京。黄、吴、李、邱等人组成军委前指进入西山指挥所。
　　我看到，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报告的疏散方案是：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陶铸去合肥，刘少奇去开封，朱德、李富春去从化，邓小平、陈云去南昌，董必武去广州，叶剑英去长沙，刘伯承去汉口，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长辛店……这是中央在临战前采取的保障领导人安全的一项措施。
　　10月14日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便动身去了武汉。林彪10月16日到达苏州，18日下午5时许向秘书张云生口述了一份给黄永胜的电话稿，部署当前战备工作。主要内容是：一、要防止苏联利用边界谈判做烟雾对我进行突然袭击，特别是10月19日、20日要高度警惕；二、对重型武器装备、飞机、舰船等要立即采取疏散、隐蔽措施；三、要设法确保武器弹药的供应，特别要加强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四、二炮（战略导弹部队）要做好发射准备，随时待命；五、要组成精干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要加强作战值班，保证通信联络畅通。
　　张云生给林彪口授的电话稿写的标题是《首长让我给黄总长去电话》。经请示林彪后，他与叶群商定，“压两个小时”，由叶群将“六条”报告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由张云生传给在北京的黄永胜。事后回忆时，张云生坚定地认为，“按叶群平时一贯突出主席的心态，她打这个电话的时间不会比我晚”（见张云生《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第568页）。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说，叶群没有通过他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看到的是中央从北京转送到武汉的“电话记录传阅件”，这样，就给林彪加了一个“背着”毛泽东“擅自”发布战备命令的罪名。那些年，汪东兴与林彪、叶群的关系是密切的，往来也十分频繁，通过他向毛泽东报告事情是常有的事。另外，林彪事先已表示此事要向毛泽东报告，叶群并说由她向毛泽东报告，就不可能不报告，也不可能将“六条”先传给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再由周恩来批出“电话记录传阅件”，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紧急军情不可能这样辗转。汪东兴这样说，是想躲避在“一号令”问题上他与林彪有关联。当然，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档案中得到证实，即使毛泽东看过林彪的“六条”就“烧掉”了，但作为“传阅件”，传阅过程还是有据可查的。
　　1969年10月18日20时44分，军委前指开始以电报形式将林彪的指示下发全军执行。下发时做了文字加工，更具体、更明白、更便于执行了。总参作战部的高参们给电报写了标题、编了号，因为是军委前指进驻西山指挥所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所以叫作“《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之后又陆续发出第二个号令、第三个号令。第二天一早，林办便陆续收到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报告，几乎所有这类报告上都把贯彻执行第一个号令情况作为标题。
　　10月19日，即苏联代表团由伊尔库茨克经蒙古入境那天，林彪打破午休习惯，在客厅来回踱步，让秘书张云生保持与总参作战部的电话联系，随时向他报告苏军动态和苏联代表团所乘飞机的飞行状况，直到听秘书报告说苏联代表团飞抵首都机场，机上人员已从飞机上走下来，库兹涅佐夫由我方人员陪同乘车离开机场，我国“三北”边境无异常情况，才肯去休息。
　　那些天，我们留守在北京的林办秘书与在苏州的秘书天天互通情况，在苏州的秘书把林彪的“六条”用保密电话传回了毛家湾，我们才知道“一号令”的详细内容。我给苏州传回来的“六条”做了个标题，叫作《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誊清并交几个秘书传阅后存入档案。第二年4月26日，林彪从苏州回到北京，张云生把他记录的《首长让我给黄总长去电话》原稿移交给我，一并归档。
　　“九一三”事件后，发布“紧急指示”成了林彪的罪行并向全党公布。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24号”所公布的林彪罪证材料里，没有采用张云生的原始记录，而是采用了我命名为《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和总参前指的发电稿《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中央文件上这样写道：“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这是“紧急指示”上的时间，我是根据苏州电传记录的。这个时间比军委前指下达“一号令”的日期早一天——作者），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十月十八日，由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人们被这种说法误导，对当年的战备工作进行口诛笔伐，阎仲川甚至因为搞了“第一个号令”这个编号而被审查多年，并遭贬职。
　　1980年“两案”审理时，没有采纳那个说法把林彪发布“紧急指示”定为罪行。林彪分管军事工作，在国家面临外敌可能突然入侵的危机时刻，断然采取防范措施，是职责所系，是对国家安全负责任的表现，不应该受到指责。按程序，林彪的命令是应该先报毛泽东批准后再发布实施。但由于距苏联代表团抵京只有十几个小时了，时间紧迫（这也是我把林彪口授的电话稿定名为“紧急指示”的原因——作者），林彪临机决断，边斩边奏，也不能说不可以。毛泽东并没有制止命令的下达，也没有制止命令的执行。再说，毛泽东本人在4天前就做出了紧急疏散在京老干部的决定。
　　林彪发布“紧急指示”也并不表明他认为中苏之间一定会爆发战争。其实，林彪真实的判断是“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他强调“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战备工作”，“要做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完全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思考。准备打仗，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打仗。整军备战，严阵以待，常常是扼制敌人侵犯的有效手段。


炎黄春秋 201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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