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文革亲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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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亲历》出版《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作者：邱心伟,程维康来源：《清华文革亲历》来源日期：2009-6-9

◇　邱心伟：向大家介绍我们的书
　　二十多年前，在美国有一部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电影“South　and　North”，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并把录像带了回国。这是通过两个家庭的故事刻画了美国南北战争历史的大场面和个人的命运，爱情和人性的片子。我第一遍看后就想：中国若能把文化大革命拍成这样的“作品”就好了。
　　十三年前，有人问我要原清华文革中派“头头”和“知名人士”电话号码，说是美国有人关心文革，要采访他们。我虽给了电话号码，却立即不满意起来：清华人自己的事，为什么要让别人去写呢？！于是我见了沈如槐，见了老蒯，见了我所熟识的文革中积极参与的人，不断鼓动他们“写书”和“写文章”，不断地寻找清华文革的“遗迹”。
　　十年前来到北京，我在美术馆看了“中国百年油画展”，程丛林等人描绘文化革命学生武斗场面的几幅油画“伤痕艺术”作品，又触动了我的心。
　　两年多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校友孙维藩保存的文革时期的照片和日记，我惊喜万分，和几个校友策划，帮他出版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断地收集和追踪资料，最终形成了这本资料性的书：《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
　　我和校友原蜀育在收集资料和整编资料方面是既不专业，又不职业的。这本书出得很粗糙，仅仅希望它是一块砖，引出更多的玉；希望它像扔进池塘的一块石，在研究清华文革这一平静的池塘中掀起点水波。
　　我邀请马雨农、陈育延、唐伟、汲鹏、陆小宝校友们为该书写了“校友赠言”。今后当大家看到这本书时也请提意见。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35万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程维康：祝贺《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出版
　　衷心祝贺邱心伟与原蜀育收集、编辑、整理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顺利出版！的确，他们是为母校、为社会作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马雨农、陈育延、唐伟三位校友的赠言，也情真意切，提供了很有用的史料价值。陈育延如今能将得所保存完好的日记、笔记、照片和信件奉献出来，相信当初叶志江兄的《救美》也功不可没。
　　年轻时曾听同学说起心伟“歌美、人美、心地美”，后又听她的同学、同事赞美她是位无私的女孩。对此，我都有所体会。去年十月在北京，心伟陪我去参观电影博物馆，晚上又一起参加游泳队聚会。那天，她向我详细介绍了正在编著着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多年来，她白天需要专注工作。为了完成这件大事，她几乎牺牲了所有的业余时间，也花费了许多自己并不富裕的积蓄。她的真诚、执着、毅力、细心与耐心让我对她更加钦佩与刮目相看。感谢二位的辛勤劳动，相信你们的汗水不会白流！尽管我们都知道这本书的回报是不能以商业价值来衡量的。
　　近年来，海外有宋永毅、王友琴等学者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2年出版于香港），据说文字近3000万，包括文革中不少领导人讲话、红卫兵运动起源、发展、没落及全国各地的重大事件。我没看过这些光盘，但估计它们不可能复盖清华文革的细节。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有机会看到心伟二位的书。尽管它仍可能无法涵盖全部历史，但相信清华学子读后都会更加认清阿忆、孟固、金汕、陈义风一些无聊之辈关于清华文革的胡言乱语，还历史一个真相。
　　顺便提一下，那部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Mini　Series（共三部，全部演出近24小时）“North　and　South”，是改编于John　Jakes的小说，原作就是三部。电影一、二部公演于1986年，约20小时。我也觉得很好看，当时全部都录下来了。第三部是几年后公演的，写的是战后重建，两位原男主角已不再，故事就逊色许多。很可惜，那位演南方男主人公的演员Patrick　Swayze（曾任Dirty　Dancing，Ghost等电影主角），不幸于08年初出诊断出胰脏癌四期。前些时在ABC　Barbara　Walters的节目中看到他，已瘦得人影全无，据说只剩105磅。也是物是人非，人生无常，不由感慨嘘吁。


【书刊评论】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陆小宝·
　　清华校友编辑了一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书，我在一次次翻阅这本书稿时，感到有些兴奋，又有点沉重。这本书里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这段历史是我们亲身参加了的。我们见证了这段历史，我们经历了这段历史，我们改变了这段历史。这是记录在历史书上的“我们自己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认为，翻阅“我们自己的历史”是别有趣味的一件事。老同学们“一壶浊酒喜相逢”，几多文革事，俱付笑谈中。但是，我心里沉甸甸的，实在有点笑谈不起来。对这段“我们自己的历史”，我常常感到不堪回首，不敢回首，甚至有点羞于回首。眼前这本书把我们当年经历的事情一件件、一天天地陈列了出来。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庄严而荒谬、多么的虔诚而幼稚、多么的疯狂而惨烈，无可否认，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当时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这本书在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历史，需要我们这些亲历者鼓起勇气，去认真地直面。
　　直面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回顾、解读和反思清华的文革历史，对研究中国的文革历史真相，和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有着重要的意义。
◇　清华文革是研究中国文革史不可缺少的样本
　　当年有人说，清华大学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橱窗和样本，可见清华大学在中国文革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外文革史专家将清华文革作为研究的重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有扎实依据的资料，现在流行的不少关于清华文革的文章是失真的。为了举例，我在网上游走，随手抓了两篇文章，都是讲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
　　第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变态整人记》，其中涉及清华大学的内容不少，其开头是这样写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捋了毛的虎须。面对临头大祸，王光美没有像有的夫人那样劝丈夫向毛磕头请罪，反而与丈夫配合默契，协助丈夫巩固地位，使毛难以对他下手。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学校挑起暴力时，刘想制止混乱，派“工作组”进校管理。王光美成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
　　另一篇是一个电视台的专访节目，题目叫《水木清华九十年——大革文化命》，是采访吴晗外甥女的。主持人叫陈晓楠，其中一段，她说道：“1967年，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分裂，分化出贾春旺的‘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1968年，蒯大富指挥井冈山兵团，掀起‘百日大武斗’，把贾春旺分割围困在清华各个建筑之中，致使武斗剧烈升级。蒯大富没有想到，这时他作茧自缚，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
　　相信所有参加过文革的清华学生一眼就可看出，这些文章的作者对清华文革的历史实在是知之太少。可是他们却能说得如此有根有梢，有名有姓，似是而非，而又义正词严。遗憾的是，在现在的媒体上，类似这样的现象实在太多了。
　　这次《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清华文革公开资料不足的缺口，为深入研究清华文革史铺设了坚实的路基。清华大学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橱窗和样本，而这本《大事日志》提供了这个研究样本的原生态的记录资料，虽然它不够完整，还不够深入，但在现有的条件下，以它为线索，还可以再引发出更多的资料，更多的回忆，将清华文革乃至全国的文革研究进一步扩展开来，深入下去。
　　我们说，清华文革是研究中国文革历史的不可缺少的样本，一个重要原因，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央高层各种力量相互争夺的制高点，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谢富治，江青、王光美、张春桥，到薄一波、贺龙、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几乎所有文革“中央首长”统统在清华文革的历史剧中充当过角色。清华学生中还有众多高干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李井泉儿子李黎风、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等，在文革初期非常活跃。所以，清华文革也是观察中央最高层内部动态的窥视口。离开清华大学，中国文革的许多事情就无法说得清楚。
　　众所周知，文化革命的最重大的政治斗争就是毛泽东发起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打倒了刘少奇。王光美是清华文革工作组的幕后主使者，清华大学就成了毛泽东袭击刘少奇的触发点。现在许多文革研究者似乎认为，派工作组是毛泽东罗织刘少奇罪名的一个口实，刘少奇则是一个无辜入罪的受害者。仔细阅读清华文革《大事日志》的话，你可以看到，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刘少奇一方也进行了种种的抵抗、反攻和挣扎，而这些反抗行动大都是接过毛泽东文革的口号，顺其势将运动推到更荒谬的极端，力图将斗争的矛头引向下层干部和底层百姓，从而把文革运动搞得更加扩大、更加污黑、更加残暴。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记录了刘少奇所派工作组在清华大学主要活动的全过程。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组先是抛出蒋南翔，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华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接着又在反蒯斗争中将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逼出了几条人命。工作组依靠的核心对象是高干子女，打倒的是众多无辜的干部和学生群众。不管毛泽东的动机如何，刘少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早就不得人心，当时清华大多数同学对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后期对江青的反感程度，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这本《大事日志》中，附有刘涛的揭发材料，和王光美给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写的书面检查，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史料。特别是王光美在检查中承认，她“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造成了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的反蒯斗争。在这份检查中，她并没有太多给自己上纲，而是一件一件地就事论事，应该说基本上反映了事实。
　　这本《大事日志》基本上是按天记事，但也有几天格外详细，精确到按小时记事。正是这几天，是清华文革史中的重点。1966年8月24日，就是按小时记事的一天。
　　这一天，许多清华人认为，应列为校耻记念日。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在这一天被推倒的。当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刚开始外传，清华校园中出现了一批反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中有不少其实是干部子女们自己写的，或者一些学生们看着这些高干子弟们的言行，猜测着毛泽东的意图写的。在中央高层某人的示意下，几位高干部子女策划、调动了12座中学的2000多红卫兵进校镇压。他们的镇压，是借用“破四旧”和“打黑帮”的名义而进行的。他们制造红色恐怖，推毁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对强迫劳动的清华党政干部“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进行毒打，场面极为凄厉吓人。这本大事日志真实地记下了这一史实。解剖这一个典型，对全国文革前期红卫兵运动中那些“破四旧”、“揪黑帮”、“打黑五类”、抄家、打人等种种暴行的真相和实质含意，也就可以看得更加明白了。
◇　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是文革大折腾的思想根源
　　这本书还翔实地记录了清华文革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从发起、成长、壮大、分化，内哄、武斗直到同归于尽的全过程。文化革命的一个重大特征是“运动群众”巨手操纵下的“群众运动”，这本书提供的清华井冈山团派和四一四派的群众组织的研究样本，十分珍贵。说它珍贵，有两个原因：其一，清华的群众组织受到中央高层的直接操控和影响，分析清华群众运动可以明显看出背后“运动群众”的官方痕迹；其二，清华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其群众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清华学生，他们被认为是当时社会的精英。清华两派制造了不少派性观点和派性理论。这些派性观点和派性理论，大多是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引伸出来的，其显著特征是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分析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产生的原因和重大危害，可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总结文革教训，进一步将文革的研究引向深入。
　　如果说，权力之争是文化革命的实质的话，那末，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则是它的思想支柱。在中央是这样，在基层也是这样。在目前的文革研究中，人们往往将比较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高层权力之争和对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揭示的工作上，而对文革中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危害性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清华两派争论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本《大事日志》，一次次记下某省某省成立了革委会的消息，并非闲笔。仔细分析后可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单位成立革委会，清华两派的斗争也随着急速升级。蒯大富尽管在全国是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在清华校内却始终搞不掂一个四一四，成立不了革委会。这是他最大的心病。为了建立他的“红色政权”，他下的赌本也越来越大。
　　清华两派争论的内容，是各趋极端的思想观点。文革中外校许多人都爱到清华来看大字报，说是清华才子多，大字报水平高。确实，清华的大字报诗词对联，五彩纷呈，更重要的是两派都有一批核心战斗组，经常制造出一批批的理论文章来。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理论中真正有创见性的思想并不多，基本上是被时行的报刊社论和中央文革首长的讲话牵着鼻子走。团派和四一四在思想观点上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两派各执一端，你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你引你的毛泽东语录，我引我的毛泽东语录。为了证明对方荒谬，团派攻击四一四是“复辟”，四一四攻击团派是“大翻个”。奇怪的是，为了旗帜鲜明，两派笔杆子都索性认下了对方给自己演绎到极端的观点：你说我要复辟，我就正是要复辟；你说我是大翻个，我就正是要大翻个。就这样，双方观点越来越极端，双方的情绪越来越对立。
　　当然并不是说，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派之间的一切争论，都是毫无意义。事实上，四一四和团派在干部问题上一场大辩论，“理论含量”且深且广，对17年的评价、文革中的极左行为，以及文革后中国往何处去，等等，都可以打包到干部问题中来辩论。干部问题的辩论，说到头，是对文革本身的辩论，也可以说，这是清华部分造反派对文革提出了最早的反思。这样的反思，不能完全否定。
　　但是，事实证明，两派的思想都不能说是正确的。文革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既不是“复辟”完全回到十七年，也不是“大翻个”完全否定十七年。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理论，只要一极端化，必定是谬误，必定是罪恶。因为这种极端的观点，不把事实作为依据，没有客观的标准，永远都不会有统一的认识，争论只会越争越烈，走进死胡同。争不出结果，最后兵戎相见，残酷的清华百日武斗就是这种派性观点争论的必然结果。
　　清华从68年4月23日起开始了“百日武斗”，其规模在全国武斗中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在首都北京，在全国最高学府，双方千余人披坚执锐，从最原始的长矛短剑、攻楼云梯，发石机、毒箭，到现代化武器手榴弹、燃烧弹、穿甲弹，一个接一个的学生死于自己的同学之手，不少人造成终身残疾。它历时之长，景象之惨烈，真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本大事记中，1968　年7月27日这一天，也是按小时记事的。在这一天，数万首都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事态使得全国文革从群众运动时期切换到工宣队时期，工人和军队占领了上层建筑，从而宣告了轰轰烈烈、历时三年的学生文革运动的全面终结。用四一四头头沈如槐的话说，是“两派同归于尽”了。
　　清华两派同归于尽了，但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同归于尽。文化革命结束三十多年了，这种以权力之争为实质、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为思想支柱的争论，至今还没有结束。
　　不久前，胡锦涛提出“不折腾”的政治主张，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究竟“不折腾”的含义是什么？什么叫“折腾”？什么叫“不折腾”？过去为什么会“折腾”？以后怎么样才能“不折腾”？对这些问题，各个阶层、各类人士却有很不相同的理解。
　　我认为，胡锦涛的话绝对不是无的放矢，目前在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也确实存在着发生某种折腾的可能性，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仍然是隐藏在权力之争背后的思想支柱。例如，有一部分人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否定改革三十年，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部分人主张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他们将西方的民主自由看作是普世价值，主张彻底走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政治主张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却有一个十分相似的特征，这就是先抱定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绝对化，走极端，非此即彼，不断地否定历史，不断地“矫枉过正”、“推倒重来”。从根子上看，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文革遗风。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文化革命中，有人提出否定十七年。当时在清华两派争论中，叫做“大翻个”理论。文革后，有人提出否定改革前三十年，事实上，也是一种“大翻个”。走到现在，争来吵去，有的提出否定改革后三十年，有的提出否定解放后六十年，甚至否定中华三千年文化的历史，竟然还是“大翻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得起这样反复的否定和“折腾”。“矫枉过正”就像一根铁线，大幅度地弯过来又弯过去，反复扭曲，“金属疲劳”后，最后一定崩断。大家都痛恨文化革命的折腾，想不到过了三十年，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难道，我们就绕不出这个文化革命的“折腾怪圈”了吗？
　　怎样才能“不折腾”呢？“不折腾”不等于无所作为，也不等于“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隐盖矛盾、躲避矛盾的做法，不能真正防止折腾，相反只会使矛盾越积越深，越积越大，最终造成社会的大动荡和大折腾。“不折腾”不等于不辨是非，也不等于“不争论”。事实上，在“不争论”的名义下，公然塞进违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极端意识形态的政策，本身就是折腾。
　　看来，要绕出文化革命的“折腾怪圈”，还要从正确认识和总结文革教训入手。首先，我们应该透过文革的种种荒谬现象和惨重后果，重新认识文革运动的某些合理内核，认识人民群众利用民主权力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阻止党内腐败现象的恶化膨胀，是避免社会发生动乱和折腾的根本。同时，我们还要透过文革的失败和巨大破坏性，重新认识文革的历史教训，认识“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和“矫枉过正”思想方式的危险性，才能清除反复折腾的思想根源。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立足中国实际，放弃任何原教旨主义的完美模式，探索走出我们自己的发展路子来。
◇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现在不少清华学生开始写回忆文革的文章。这本清华文革《大事日志》，提供了不少当时的情景和线索，可以帮助校友们记忆，让更多的同学都参加到反思文革的队伍中来。
　　在汇编这本文革大事日志的时候，有的校友对《大事日志》中写出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提出疑义。他们耽心同学间重新引发派性斗争。事实上，的确有一些同学不希望在文革资料中出现他们的真实名字，有的人或许是害怕回首自己所受的心灵创伤，也有的人恐怕是不愿意让自己当年所做的事情重新曝光。这样的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要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首先必须还原文革的真实面目。还原真实的历史很不容易，有时可能会揭开伤疤，刺痛心灵。我们要直面自己的历史，敢不敢去直面，考验着我们的勇气。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要有一个的严肃态度：如实回忆、认真思考，求真，求实，不媚俗，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清华文革的历史是我们大家写的，在文革中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反思的形式、内容和结论也不可能相同，但是，凑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真实而清晰的历史画面。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并不等于完全否定我们的过去，也不意味着要刻意地抹黑自己的历史。整个来说，文革是错误的，但是，并不是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文革是荒谬的，并不是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文革中的有一些东西，我们应该肯定和坚持。
　　也许有人要问，在文革这样的荒谬运动中，你们还有什么可以肯定和坚持的？我认为，我们要肯定和坚持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清华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我们的探索精神和牺牲精神。这是当时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的共同特质。文革初期，我们是正面理解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积极参加运动的。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有某些合理的内核，我们跟着做的某些行为，也有其合理的成份。文革中，我们为了中国前途，争吵、辩论、甚至付出生命。我们的这种精神绝不是愚昧的，虚无的。文革时期的清华学生中，后来不但有胡锦涛、吴邦国为代表的一大批体制内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也出了一批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不懈探索者。有的同学用诗歌的形式呼吁为刘少奇平反，有的同学写了全国第一本揭露反右斗争真相的书籍，也有的同学在全国首次以详细资料揭开三年大饥馑的历史盖子。他们政治观点虽不相同，甚至相反，但他们探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宗旨和精神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都是我们清华的骄傲。
　　从某种角度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促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
　　今天，我们回忆文革，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要反省我们自己。
　　在这本大事日志中，1968年5月30日，也是按小时记事的。这一天，两派几百人摆开决战的阵容，在东大操场和东区浴室拼死搏杀，用长矛和毒箭，血淋淋地将自己的同学置于死命。最近，我看到一篇谈到清华530的网上文章，文章作者责问道：“这些被杀和杀人的，都是中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中国人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除非中国人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另件’。”
　　实在说，看到后人这样的责问，我的心灵在颤抖。这些为什么，正是我们这些清华文革亲历者应该责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文革研究，不能只关注揭露高层内幕，反思文革，也要反思我们自己。
　　文革后，不少清华学生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觉得自己做了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感叹自己“受骗”了，甚至说，被人家“耍了”。也许，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抱怨不无道理。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呢？我们是文革的受害者，我们还是文革的参加者，毕竟是我们的行为本身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侵害。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将来，我们有必要反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文革中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应该总结出我们自己的历史教训，告诫后代，不要再犯我们在文革中犯过的错误。
　　文革中我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暴露了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的不少严重问题，也暴露了解放后清华大学在教育方面的不少严重问题。我们当时接受的都是传统共产主义的正面教育，宣传和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意识形态和理想的成份太多，内容太单向太封闭。这种单向和封闭，一旦决堤，逆反效应就会化为丧失人性的泛滥洪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叫我们做“党的驯服工具”，对我们影响不容低估。文革初期的造反是“奉命造反”，是甘愿的盲从。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在社会上努力表现自己的愿望，但不能不说在接受清华教育时“厚德载物”的“厚”字上有所欠缺：我们缺乏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也缺乏宽厚的传统道德素养。陈寅恪先生提倡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其实也应该列为清华的校训，但我们那个时代的清华教育对此却是完全排斥的。这是清华教育史上应该总结的一个教训。
　　在文革中，还有一些更加恶劣的现象。血腥的暴力，是人性的丧失，是知识分子的耻辱。为了“政治进步”或者保护自己，对同事和同学进行陷害或告发，是知识分子基本人格的丧失。对权威盲目随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更可怕的，是对权力的主动迎合，这是知识分子道德灵魂的丧失。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取向，又是知识分子学术灵魂的丧失。所有这些，我们必须痛切反省。
　　我们对文革的反省，不只是为了自身的灵魂救赎，而是为了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过去我一直认为，研究文革的任务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主要是留下史料，而解读真相、总结教训的那部分工作，只能留给后人去做。现在看来，对后人寄以过高希望的想法，本身就不可靠。要靠，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历史，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整理和诠解。
　　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的运动。群众运动的历史，最好能让更多的人都来写。我们应该、能够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史料；我们也应该和能够给后人留下我们的反思。我们整理的原始史料，是我们的切肤所感；我们总结的文革教训，是我们的铭心之痛。其实，对文革的反思能否做到公允和可靠，不在于是“当时人”，还是“后来人”，主要是看这个人是否能够跳出个人的是非恩怨，是否能够跳出个人眼皮下的政治、经济利害的小圈圈。我们已经老了，不必再斤斤计较文革派性的你对我错，争名夺利的人间俗务也应已逐渐淡化。在文革中，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国家造成灾难，我们自己也蒙受不少不公正的待遇和损害。今天，我们应该把自己感受最深痛的、文化革命中最内在的历史教训挖掘出来，告诉我们的后代。
2009年3月　于纽约
□　原载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17－25页，据清华校友网文本。
【亲历者说】
　　　　　　　　　　　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
　　　　　　　　　　　　　　·唐　伟·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后面简称为《大事日志》）付梓出版了，编者几乎全凭个人的力量完成了资料收集、筛选和编纂工作。他们为母校、为社会做了一件极为有益的大事。
　　《大事日志》记录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底两年多时间，发生在清华大学里的众多事件，可以弥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在二○○一年出版的《清华大学九十年》中，对十年文革记载的许多遗漏和失实。
　　最早回忆清华文革的书，当数刘冰的《风雨岁月》，最早进行文革学术研究的是唐少杰。随后沈如槐出版了《清华文化大革命纪实·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周泉缨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孙维藩出版了《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他们都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并展示了各自视线内所闻所见的清华文革。本书编辑的《大事日志》逐日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采集了当时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既不垄断真相，也不粉饰恶行，史料价值不容低估。
◇　关于清华文化大革命的分期
　　陆小宝校友曾将清华文化大革命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工作组进校到八月中旬工作组撤离学校；
第二个时期：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七日工宣队、军宣队进校；
第三个时期：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
　　在工作组进校前约一个月的时间，是清华党委领导师生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小宝的划分是准确的有利于看清运动的发展和走向。
◇　关于清华的学生领袖
　　清华没有学生领袖，只有派头头。
　　刘涛、贺鹏飞是最早贴蒋南翔大字报的人，他们是工作组指定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小组”的头头。“八八串联会”出现后第二天，他们成立了“八九串联会”，八月十九日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八九派的头头除刘涛、贺鹏飞外，还应包括刘菊芬、李黎风、袁塞风等人，他们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八二四”事件是这个组织销声匿迹之前最后的一次疯狂大行动。
　　“八八串联会”（后面简称“八八”）的头头是唐伟、陈育延、吴栋。八八是清华园里第一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团体，主要任务是组织同学和工作组、临时筹委会辩论，辩论题目是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否正确。各系自发组织有分会，八八的头头人数在几天内发展到了八、九个人，包括了陈楚三、刘万章、陈继芳等人。头头们只起联络和与“临筹”沟通的作用。八月廿二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员也大致是这些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廿四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发起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三总部（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合并。蒯大富派人抢占了“八八”控制的校广播站，二十一日单方面公布了20个总部《筹委会》名单。三天后唐伟、朱德明、许胜利公开宣布退出井冈山红卫兵总部。联合的同时发生了分裂，出现了三个“纵队”和“28团”。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四一四串联会”成立，五月二十九日四一四总部成立，总部委员有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陈楚三、刘万章、王永县、周泉缨、宿长忠等人。原拟五月三十日两派大联合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由于四一四的抵制和周恩来总理临时不到场而流产。
　　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后清华师生陆续外出串联，六八年百日武斗时在校参加运动的两派人员不到师生员工的10％。蒯大富是钦点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但实际上他在清华也只是一个派头头。汲鹏曾对蒯大富说：“你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就是在全国普及了一个“蒯”字。”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是地质学院的周永璋和清华唐伟策划成立的。“一司”是干部子弟成立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一司”　漏掉的一些干部子弟，与地院、清华等红卫兵组织成立了“二司”。唐伟、周永璋没有参加“二司”，而是联络了一些院校反工作组的红卫兵成立了“三司”。中央办公厅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办公地点放在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座大殿里。三司总指挥由地院派人担任，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派人任副总指挥。工化系教师唐晋出任了副总指挥，后由陈育延接任。蒯大富是六六年底三总部大联合前夕进入三司的，“蒯司令”的叫法也是从那时自校外开始的。
◇　关于清华的恶性事件
　　工作组时期的“反蒯”，大致历时五十天，抓了500个右派学生，逼死了3条人命。
　　“八一九”附中红卫兵冲击大礼堂辩论会，到“八二四”抄家、打人、砸二校门。清华园中第一次听到毒打人的惨叫，有的干部、教师被打得浑身是血，还要去清理砸毁的二校门的石块。吴德在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这些都是蒯大富干的，其实是刘菊芬、贺鹏飞等“八九”成员纠集了外校红卫兵干的。多年以后刘菊芬说：“不要再提那件事了，那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所谓“智擒王光美”和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陪斗的领导干部包括蒋南翔等数十人。尽管后面这次大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但仍是两起恶性事件。
　　“百日武斗”以及期间发生的“抬尸游行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蒯大富抢来徐向前的保险柜；私自扣押刘志坚等等。
　　“七·二七”打死、打伤工宣队、军宣队成员。
　　特别应当指出的，迟群、谢静宜把持清华的八年中，清华师生非正常死亡人数是最多的。如工化系四个主要系级领导中，总支副书记黄志冲、副系主任李文才两人都是在“清队”中被逼自杀身亡。七零年开始的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有意安排清华教师干部在血吸虫病区“斗私批修”，使数百教师染上了血吸虫病，其罪行胜于武斗。
◇　关于伸向清华的“黑手”
　　过问和到过清华的中央领导有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王任重、康生、江青、薄一波、谢富治等人。
　　干部子弟活跃时期有王光美为顾问的工作组掌控清华，他们的后台显而易见。我和沈如槐都有一个《光明日报》的记者朋友，他们都是中央联络员。到一九六七年初，我还有周总理秘书孙岳的电话，紧急事情可以与孙岳通话。多年后我曾问过陈楚三：“四一四肯定没有后台，如果真有，就是你陈楚三有。到底有没有？”可惜陈楚三没有回答我问题。
　　在工作组“反蒯”的日子里，关锋、戚本禹曾到新斋（蒯大富的宿舍）看过蒯大富。二十多年后蒯大富应聘到山东蓬莱乡镇企业工作，戚本禹（现改名戚文）不落款寄信给蒯，开头即说：“我是除毛泽东外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人。”蒯收到信后即去上海看望戚本禹。
　　六六年七月廿九、三十日两个晚上，周恩来在甲所召见蒯大富，第二次见面，周总理与蒯大富谈了一个通宵。和蒯大富来往最密切的当数谢富治，老蒯提到他时，常常自豪地说：“我和谢富治特哥们儿。”江青多次来过清华，老蒯这样描述江青的头发：“外边传言江青戴假发套，其实江青同志一头秀发。”情深意长，溢于言表。
　　林彪与清华相关的事有两件。一是四一四选了一段林彪语录，配上杀气腾腾的音乐，成了《四一四战歌》，也叫“完蛋歌”。谢富治看后说，林彪同志绝不会说这种流氓语言，于是陈楚三被指认伪造林副主席语录被抓进了班房。后经查证，确是林彪语录，才将陈楚三放了出来。二是二校门被毁以后，井冈山红卫兵在原址建了一个毛主席塑像。蒯大富拟稿后，请林彪书写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彪手迹就刻在了这座塑像的基座上。
　　蒯大富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工人，一九七零年被召回学校接受隔离审查，一九七九年随同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审判，判刑十七年，服刑期从一九七零年起算。我曾两次询问蒯大富：“你被隔离审查时毛主席还未过世，江青等人正得势，你就这样被抛弃了，你就没有一点怨恨之心？”每次他都作思索状，没有回答。
　　去年韩爱晶在香港杂志上发表文章《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其中写道：“告别时，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我曾向几个团派核心人物求证，他们都说蒯大富当年传达时并没有这些话。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七日工宣队进校后，清华武斗中的团派落荒而逃，若有“一句顶万句”的救命稻草，蒯大富还不会充分利用？我也曾当面询问蒯大富，蒯仍作沉思状不置可否。可见韩爱晶的说法，可信度不高。如这类大事，有待知情者补充。
　　毛泽东在接见“五大领袖”时对蒯大富说过：“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手发动、亲自领导的，中央领导和几乎全国军民都在紧跟，清华文革也在他的御林军8341部队的掌控之中，我们没有理由将伟人的坦陈，看成是伟大的谦虚。
◇　关于陆小宝和他的《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在《孙维藩日记》那本书中，陆小宝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获得众多校友的好评。这本《大事日志》中，陆小宝又写了一篇《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陆小宝的文笔好，思考到位，文章耐看，我为他不断提升的认识而折服。文革中，小宝只是汲鹏《轮机兵》战斗组中一个怪论不休、特立独行的小角色，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中他都只是一位观众，但他却始终保有乡村孩子的纯真朴诚和一个诗人的火焰般热情。工科院校的专业训练，让小宝拥有了强大的数理逻辑能力。因此，他的文章展现了一种可贵的风骨，这种风骨就是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清华精神。
　　七零年，小宝被分配到青海西宁钢厂轧钢车间做翻叉工，住在该厂肮脏的“洗煤楼”里。我曾在钢花四溅、尘土飞扬的车间里见到小宝。他身着帆布工装，戴着石棉帽子和手套，手持钢叉，在高温的灼烤下汗流满面。只有他的单薄身架和高度近视眼镜在提醒我：站在我面前的小宝其实还是一个地道的江南文人。
　　我为什么如此推崇小宝呢？因为他的文章代表了我们这一代文革亲历者的认识高度。
　　文化革命中，许多头头都是中共预备党员。沈如槐、汲鹏、陈育延、吴栋、陈楚三、陈继芳、唐伟、刘涛、刘菊芬……党吹响了冲锋号，这些人一马当先，也是必然的选择。我曾说过，我们是“奉旨造反”，或者叫“跪着造反”的人，经常想的决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不要成了五七年的右派，不要被打成反革命。而像沈如槐等四一四派同学，坚持武斗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毛泽东当年确说过：“蒯大富可以当清华校长嘛。”谁知蒯大富现今的表白更凄惨：“我是想当奴隶而不可得呀！”
　　事实上，派头头们不仅在劫难逃，还牵连了这些人的父母。我、楚三、吴栋都是烈士子弟，陈育延，汲鹏都是干部子弟，父母给了我们反对“血统论”的盾牌，但也是因为我们的表现成了老一辈革命家眼中　“别人家的孩子”。因为“血统论”根子不在谭立夫，在上面、在历史的深处。刘邦当年说过：“非刘氏而王者，诛。”所以革命接班人的标准中就没有说过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对了的人。
　　我们是幸运的，多少惊涛骇浪后还继续快乐地活着。人生的时光原来可以这样度过：一生的境遇要为青春买单；一生的命运叫做“自我救赎”。自控系研究生和统，武斗时路过学校被抓、被打。毕业后报国无门，一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最终在美国安了家，皈依了基督教。每见他餐前虔诚地祈祷，我的心中也会说：“和统，阿门！”
　　我们在认识社会的丑恶、政治斗争的污秽时，也应当勇于承认自己的顽劣，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培养善待人生的悲悯情怀，在拷问历史的同时拷问自己的灵魂。这本《大事日志》是一条导火索，点燃的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大学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思想文化更新的中心。大学生活对人生很重要，对培养健全的人格尤为重要。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幸福，真理的获得是幸福的最大源泉之一，而真理的基点就是真相。感谢邱心伟、原蜀育的辛勤劳作，也钦佩他们数十年来从不褪色的那份真诚！
二○○九年三月三十日于深圳
□　原载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9－14页，据清华校友网文本。
【读书感言】
　　　　　　　　　　　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
　　　　　　　　　　　　　　　·汲　鹏·
　　本书的编者让我写篇“校友感言”，我不爱写东西。但他们不依不挠，几乎把我周围的人都发动起来了，三番五次打电话来说项，看来我不说几句也不行了。
　　虽然被他们搅得不安宁，其实我从内心佩服他们的这股百折不挠的劲道，也十分支持他们编写、出版这本书。认真、执着、认准了一个理儿就非要做出个实际的东西来不可，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清华人干事的精神。当年文革时，我们用这种精神，干的事有的是对的，大多数错了。现在我们还用这种精神，将我们当年所作所为一一清理出来，认真总结我们的教训，这对我们国家将来的发展大有好处。干这个事肯定是对的，不会错了。
　　反思文革这件事，从去年开始，经几个人一搅活，许多人都动起来了。有的人在回忆，有的人在搜集资料，有的人在校友网上写文章，还有几个人正在准备出书。但是，有些最该动的人还没有动。这本书出版以后，肯定有更多的人会动起来。
　　文革是我们这辈子经历中最大的一件事，更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这个巨人站起来后，偏执地朝着一个方向走。美国不能让它改变方向，苏联不能让它改变方向，三年困难时期不能让它改变方向。文化大革命中举国欲狂，大家疯狂了一阵，朝着这个方向走到了极端，让全党全民都看到了偏激地向一个方向走的危险性，终于让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也许同发动者的初衷相反，文化革命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改革开放，上应天理，下合民心。我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想起文革中所做的事，有时真是羞愧难当，看到文革后今天中国走的路，我又是十分欣慰，打心眼里非常拥护。
　　文革的历史，完全印证了“物极必反”这四个字。文革时我们经常批评对方说：上帝叫他灭亡，先要叫他疯狂。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只要走上极端，就肯定疯狂；一旦走上疯狂，离死亡就不远了。这个道理，今天我们真该好好总结总结。
　　许多同学还记得我在文革中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清华文革的这段经历，我们自己也不能当成大理石来乱雕，还要防止别人乱雕。社会上不少人对清华文革的事儿很感兴趣，有的人是搞研究，有的人是猎奇，还有的人把它看成生财的门路。前些日子，有一帮子小年轻曾经策划过将蒯大富包装起来，泡制一本叫做《蒯大富的下半生》的畅销书。一听这事，我当真急了，蒯大富夫人也急了。我跑去对蒯大富说：自己不写，人家就会打主意，要写你自己赶快写。写回忆录，一定要说实话，真正触及触及灵魂，不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也不要糟贱自己；不要媚上，也不要媚俗。这阵子我听到了好消息，蒯大富已经开始动手写了。
　　我这个人自己不乐意写文章，却十分乐意看大家写的文章。我希望早日看到蒯大富的文革回忆录，也希望看到同学们写出更多反思文革的好文章。
二○○九年四月四日于北京
【痛定思痛】
　　　　　　　　　　　　　亲历者的责任
　　　　　——读《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有感
　　　　　　　　　　　　　　·马雨农·
（一）
　　十年文革，被称之为当代中国的一场“内乱”，一场“浩劫”。它是共和国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它所造成的灾难，实在难以估量。文革十年，极左思潮盛行，封建主义泛滥，国家法制废置，人性道德泯灭，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文化教育备受摧残，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历数往事，不堪回首，但又不能不回首！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然过去30多年了，它留下的后遗症时至今日仍有隐现，其对中国社会文化、道德精神的伤害，是几代人都难以弥补的。研究文革的历史，记取文革的教训，清除文革的影响，这是当代国人尤其是所有亲历者的历史责任，也是真正“彻底否定文革”、保证中国不再有文革式“折腾”的一件要事。
　　巴金先生劫后复出，曾痛定思痛，多次提出：“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为此，他一再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全国人民正视这段历史，永远记取惨痛教训，防止恶梦重来。可惜，他老人家的善意良言一直未受足够重视，回首文革依然还是敏感的话题，文革研究至今仍有不少禁忌。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当时无奈的表白，如今成了至理名言。文革的历史，毕竟还需由人民来书写，只能由人民来写。多年来，中国民间的文革研究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过：报刊上记述、研究文革历史的文章，时有所见；一些专著出版物每年也都有问世；更有一些有心人，倾注财力，办起了私人文革博物馆。就连与文革　历史相关的一些物品，也都成了众多收藏爱好者的热门藏品、研究课题，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效应。
　　在此潮流中，曾经在文革“风口浪尖”上经历过狂风暴雨的清华人，又重现了活跃的身影。一些校友相继出版了个人回忆录和研究论著，这些亲历者的回忆，都弥足珍贵。而由邱心伟、原蜀育两位校友历时多年收集素材、几经整合编辑出版的这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以下简称《大事日志》），更是一部难得的资料汇编，填补了有关清华文革史籍的空白，为深入进行清华文革史乃至整个中国文革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和邱心伟虽不同系，却是同届，毕业分配在一个单位，曾共事过4年多时间。为筹划出版本书，她曾与我联系过几次，可惜我因为还有不少事务缠身，没有能帮上她的忙。但我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曾建议她分步走，先汇集资料，出个内部征求意见稿就行了。没想到她和原蜀育两人这么快就完成了这项庞大的工程，足见他们的能量之大，劲头之足，责任心之强！这中间究竟经历　了多少辛苦，旁人并不知道。但翻看她给我传来的稿样中标着五颜六色的各种引文，就可以想见，他们从一份份史料的收集、核对，到按日期摘录、组合，汇编成书，再从第1稿到第12稿的反复补充和修改，实在做了极为艰巨而繁琐的工作。他们默默无闻，尽心尽责，为清华的校史建设增添了砖瓦。他们乐于奉献，甘做铺　路石，为广大读者了解、研究清华的文革史，提供了便利。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对于推动文革史料的收集，促进文革历史的研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二）
　　我们这代人，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在清华园这个特殊的“角斗场”，亲身经历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种种磨难，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如今年逾花甲，回首往事，这段经历，也算是一笔财富。确实应该有所作为，为反思这段历史尽到一份责任。记录历史，留存于世，可作镜鉴。它们不只是个人的命运际遇，也是十年文革这段重要历史的民间记忆，有助于丰富文革的历史细节。恩格斯说：“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取得更大进步，没有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来得更快。”有感于此，我们更珍视这本《大事日志》所体现的特殊价值以及它给人留下的宝贵启示。
　　《大事日志》收集了清华从1966年4月到1969年1月文革初期将近3年　时间的丰富史料，汇编了从批判“三家村”，到文革运动全面爆发，校党委垮台，工作组进校而又被撤走，红卫兵“横空出世”，两大派论战，直到“百日武斗”、工宣队进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全程记录。在学校保留的档案资料，如今尚不开放的情况下，这本民间汇编的《大事日志》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工具书，能给读者了解、研究清华文革史提供极为珍贵的帮助。
　　说其珍贵，最主要的是真实，是完完全全的“史料直录”。不像有些史书，史料经过转述、过滤，甚至刻意取舍，原本的事实已走了样。这里呈现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史料，录自当年各派文革组织编印的“小报”、“动态简报”等原始材料，有的还录自个人所写的各类文字材料，包括迫于形势在强权威迫下违心写下的材料。这些史料，留有当年特定的政治痕迹和语境，是构成清华文革历史不可或缺的事证。这样客观采集，不作修饰，按时间顺序编列出来，有助于多侧面较完整地还原清华文革历史的发展过程，真实地展示这段历史的原貌。稍感缺憾的是，编者没有分别标明每段引文的出处，以使读者可以分辩某个史料的具体来源，便于研究者进一步查找第一手史料。如能这样苛求，可能会更好。
　　要做到这样还原真实，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从书中看到，涉及一些人物的姓名、称谓，包括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等，编者大多原样保留了。这是今天出版这类书籍最为棘手的问题，很多出版物出于种种顾虑，往往都是隐去其名。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一些历史事件看起来变得模糊不清，有损于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周恩来曾说：“只有忠于真实，才能忠于真理”。既然作为史料汇编出版，只要确保事实没有错误，如实披露，应是最佳的选择。本书的编者是这样做的。我由衷地钦佩编者敢于说　真话、讲真实、求真理的勇气，珍视这本书不同寻常的参考价值。文革结束已30多年了，现在大多亲历者也会以平常之心来看待当年的事情；相信读者有足够的智慧和辨别能力，能明辨是非，作出正确的判断。
　　清华的文革历史，确有代表性，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堪称研究文革历史的典型样本。其典型性就在于，清华文革的重大事件，都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与中央上层的斗争有着直接关联。毛泽东与刘少奇，所谓“两个司令部”的主要领袖，都直接插手了清华的运动，精心培育了他们的“试点”。《大事日志》虽然较少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但仍能看到相关的脉络。刘少奇委派其夫人王光美直接指导了清华的文革工作组；毛泽东则直接支持了清华附中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激励和引导青年学生举起“革命造反”的旗帜，走上文革的历史舞台，同时又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的运动（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毛泽东身边中央警卫团和中央办公厅的迟群、谢静宜直接出任了清华党委的负责人）。对照其他文革史籍、专著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探寻到上下左右的联系，从文革大政治背景下清华的特殊视角，解析清华与中央高层台前幕后的源流互动，研判文革一些重大事件的由来始末、内外成因，加深感悟与思考。
　　回首清华的文革历史，犹如乱世闹剧，痛感荒唐。特别是两派势不两立的持续争斗，直至百日武斗、血腥厮杀，十多人死于非命，真是一幕悲剧。如今反思，我们无需再纠缠于我是你非的个人恩怨。对于大多数当时的清华学子来说，都是受运动的群众，虚耗了青春。热潮退后，随着一些内幕的披露不难发现，为发动文革而高举的“反修防修”旗帜后面，并非全然都是路线、道路的理论之争，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天真的想象。当年时兴一切都“突出政治”，但那时候我们究竟懂得多少　政治？作为身处基层的普通亲历者，今天我们需要自我反省，总结各自的教训，但更需要的是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来反思这段历史，关注和深思相对宏观层面的问题。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为什么会有狂热的造神运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无知的盲从？它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些当时看来理所当然、绝对正确的事情，现在看来何以滑稽可笑？一些当时认为极端错误、批倒批臭的东西，今天何以又发现不乏真谛？这种人为“折腾”的教训，或许更是我们值得深刻反思的。文革中被摧毁的清华标志性建筑二校门，文革后已恢复重建，这是比较容易的；而要真正吸取文革的教训，清除文革发生的土壤，就极不容易了。
　　1986　年8月，杨尚昆曾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之约，专门就张闻天与毛泽东的话题，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他说：“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下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　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引文见《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张培森整理，《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第36页）
　　杨尚昆说“‘文化大革命’留下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可能是实情，也可能是碍于他的身份不便于明说。但我相信他介绍的有关毛泽东的情况是真实的。这些史料，对于理解文革发生发展的由来、反思文革的教训是很有助益的。杨尚昆文革前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文革前夕被贬，又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头子，文革后复出，后来曾荣任国家主席。像他这样身居核心高位的领导人尚且对文革还有“很多问题”“想不通”，可见研究文革历史是何等艰难！
　　文革留下值得思考的问题，确实太多太多。考察这段历史，有研究不尽的课题。我有时在想，一部《红楼梦》小说，引发建立了一门“红学”，多少年来，有那么多学者在持续不断地解读、研究；对十年文革这样一段影响国家进程的刻骨铭心的历史，难道不该多一点回忆、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研究，乃至建立一门学科吗？发此奇想，并非乐于回顾，而是希望更好地前瞻，希望不再有文革式的“折腾”，诚如巴金先生所言，真正“做未来的主人”。而要有此作为，首先急需的是抢救史料，这是最基础的重要工作。感谢《大事日志》的两位编者，以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又以他们自身的表率行为，激发起更多亲历者的共鸣与响应。希望能见到更多《大事日志》这样的书籍问世。
2009年4月5日于杭州
□　原载《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3－7页，据清华校友网文本。
【史实辨正】
　　　　　　　　　　我所了解的清华文革初期大事记
　　　　　　　　　　　　　　·魏义祥·
　　最近1963社区针对史轩关于清华文革文章的失实进行热烈讨论，其中涉及文革初期许多具体事件。我无法在那里留言，贴在本社区供参考。
　　史轩关于清华文革的描述缺乏文革的起码常识，稍微问问周围的老“清华人”就不至于此。作为专门写校史的官方“班子”难道忘了校风中“严谨、求实”而只顾“创新”了？这其实更是有关主管领导的责任，毕竟领导中不少就是我们当年的同学。文革十年也是历史，如此随随便便，难道学校就不怕后人笑话吗？
　　先写几点大家讨论中提到关于文革初期的具体史实：
　　1、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8时30分，电台播出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2、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凌晨1时清华园出现第一张大字报，晨3时出现景松（侯启孝）大字报“关于反右斗争时人民日报摘抄”，后形成大字报高潮，反党委大字报中西区房9、东区压00很抢眼。晚饭后保党委大字报铺天盖地。晚上重放蒋南翔5月11日庆祝五四大会讲话录音。
　　3、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同时刊登史绍宾编选的《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校医院揭发出李岩、刘汉中反党集团。下午4时，电台播出任命李雪峰、吴德为新市委第一、二书记。
　　4、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上午8时传达李雪峰报告。大字报内部馆开放。清华出现自控系廖先的大字报“清华党委是三家村黑店的分号”。晚7时自9刘涛等7人反蒋大字报“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
　　5、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上午9时，出现贺鹏飞、乔宗淮、刘涛、胡劲波、袁塞风等高干子弟的反蒋大字报。上午11时，听蒋南翔《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充分发动群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下午讨论蒋校长报告。
　　6、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要点》。工物系总支书记许纯儒给支委干部作报告。
　　7、66年6月7日，“六七事件》：北大生物系杨涛到清华贴反党委大字报，与清华学生发生争论并扩大，以致升级到西阶、大礼堂成为辩论会。会上邓晓岚、黄志冲、寇世琪、遇平静等发言成围攻杨涛之势。会议大长保蒋派志气，到12点半方散。
　　8、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反蒋、保蒋大字报辩论激烈。
　　9、66年6月9日：“晚，新市委联络组进驻我校”。“许多人见联络组进校就来了180°转弯”。
　　10、66年6月10日：学校开始大规模批蒋，“高沂揭发蒋南翔的大字报也传到清华”。“清华园沸腾了”。所记大字报有：工物系张XX等8人贴出“在文化大革命中蒋南翔和校党委搞得什么鬼？”及方惠坚为首团委以及文艺社团、代表队干部揭发蒋南翔的材料。
　　11、66年6月11日：早8点，工物系工作组长刘韬传达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共讲五点，四条意见（详略）。校学生会叶X等四人揭发“六七”事件幕后活动的大字报（艾知生指挥，方惠坚、承宪康、朱志武、刘小石、刁会光、陈圣信坐镇，详略）。
　　12、66年6月13日：清华大学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1）工作组长叶林讲话（三点）；（2）北京市新市委书记郭影秋讲话，代表新市委宣布三项决定；（3）本校工人、学生、教师、干部代表讲话（物0石晓梅代表学生讲话）（详略）。
　　13、66年6月14日：出现力94王铁成、物理教研组李世权、电9丁纪楠大字报。
　　14、关于清华红卫兵起源：红卫兵的“三论”应为根源：《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6月24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7月4日），《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7月27日）。《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1966年8月1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百万人参加，17日晚11时集合乘火车到复兴门外道口，18日三时进入会场，六时达指定位置。大会七时半开始，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周恩来讲话，聂元梓、彭小蒙等代表讲话。毛主席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对宋彬彬说“要武嘛”）。刘少奇等参加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游行。此后红卫兵运动走向社会。后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26日毛主席又多次接见红卫兵。（以上根据当年日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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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

编者的话

本书内容包括1966年到1968年清华大学文革前期的大事日记和相关史料。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小报”、“大字报选编”、“动态”，战斗小组自编的《大事记》、有些个人的日记和“交待回忆”。此外，我们也采用了香港中文大学编辑出版的《中国文革资料库》中与清华有关的部分资料，以及一些清华校友如唐少杰、沈如槐等公开出版的文章内容。本书所收录的资料目录，详见后面清单。我们已将原始资料扫描留存，以备查核。
我们收集的资料来源真实可靠，所述的内容大多真实，但也有一些由于当时派性使然，对事件的描述有失准确或有所扭曲。本书只对原始资料进行汇编和整合，不改编文字，也不考证内容的真实性。因为它们毕竟是当年清华园里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证，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可作参考。把一些派性痕迹浓重的原文组合在一起，难免出现上下行文欠连贯、语言风格不统一的现象。为保持资料的“原生态”和“真实”，我们尽量保留原语句风格，不加修饰，顶多删掉一些太多、太啰嗦的文革字眼，比如：叫嚣、恶毒攻击、污蔑、可耻行径、竟然造谣、幸灾乐祸，等等。
原始资料中，涉及一些清华的干部、教师和学生的真实人名，我们大部分把它们原封不动地登出来了。这也许是让有的人深感忌讳的事，可是为了保持史料的原貌和真实性，我们别无选择。这些原始资料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记录，谁也无法垄断，我们今天不用，今后的研究者也会使用。现在，绝大多数当事人都还健在，如有发现书中所录与他当时的所言所为有所不符，正可有机会写文章更正，避免以后的研究者单凭原始资料来推断是非。本书的出版，对大多当事人来说，也许还是一件好事。
本书中所收录的资料，记述的大多是清华文革中的一些公开活动。至于当时各派组织的幕后活动，少数头头与中央上层的联系，以及清华对外地文革的介入等，基本没有涉及。研究清华文革，单凭本书这些内容还是远远不够的。现在，许多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已经纷纷开始写文章反思这段难忘的历史，我们希望这本大事日志能够起到提供回忆线索的作用。也希望有更多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校友，提供线索，奉献资料，特别是本书涉及的当事人能费心补充、修改、纠正，以便有机会再版时使之更加全面、完善，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感 谢】
本书的完成，得到许多校友的帮助。他们或出资赞助，或参加讨论策划，或贡献资料，或帮助校核文字，或扫描复印及打印资料……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按字母排序）
包 薇、但 燊、丁正明、甘乃元、何宇平、胡耀明、胡逢淦、胡辛莲、黄文梅、蒋雪青、罗征启、谭昌龄、王允方、颜慧中、叶志江、于 火、张蔼玲、郑洪如、周宏余等。
编者联系邮箱： qhwgq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