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清扬 谈想象力在党史考证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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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蒋健《回望“九一三”－－偶然的摔死，必然的失败（一）》
                      兼谈想象力在党史考证中的应用

                             司马清扬


    时值“九一三”四十周年之际，蒋健所作《回望“九一三”——偶然的摔死，
必然的失败（一）》（发表在何蜀、吴迪主编的电子杂志《记忆》２０１１年第１
３期，总第７８期。该文甚长，可见网页：Http://www.linbiao.org/forum/
viewtopic.php?F=4&t=1253----笔者注）一文颇引起反响。有不少的人认为考据严
谨，也有的人是当作侦探小说去读。笔者近期就针对文中的一个说法和蒋健打起了
笔墨仗。笔者本来是想把这笔墨仗的来往近十余封信按照时间顺序、毫无删减的作
为一个主题展开或者作为附录放到《实证主义才是研究党史的必由之路——评《回
望“九一三”——偶然的摔死，必然的失败（一）》后面，但是由于蒋健以私人信
件为由不同意，因此本人想偷懒都不成，只好另起炉灶了。

    蒋健在文中开篇（宗）明义说：“笔者还认为，历史留给我们的信息，特别是
‘九一三事件’这段历史，不是全部而只是有限的片段，甚至还有一些虚假的片段
。历史研究人员不得不立足这些信息，但同时要超越它们的限制，去伪存真且补白
。换言之，对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来说，正确的思维方法和丰富的想象力都是不可或
缺的。”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蒋健在文中作了充分发挥。于是文章中出现了如下之
段落：笔者推测叶群当时对林彪是这样说的：“育容，快起来吧，总理同意你现在
就去大连休养，国庆节前回北京开会。吴胖子已经坐飞机来接你了。”

    作者用胡适的话来为自己辩护——胡适说：“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
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前者用以“严格的评判史料”，近于
科学；后者则偏于艺术。正因“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那没
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有时“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
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

    一、如何理解胡适的话

    就笔者来说，蒋健用这段话来为自己制造类似“密室对话”辩护是否合适呢？
笔者认为，蒋健显然是没有深入理解这些话。

    其实就笔者所知，胡适的第一句话：“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
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这是胡适１９２３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
言时所讲。请注意胡适在这文中所论述的内容：国学研究（特别是古学研究）。胡
适整段话是：这是一个总系统。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
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
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请读者注意的是：
胡适这里说的想象力是用来构造历史的系统。

    胡适对历史学的“科学”内涵，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他指出，“史学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
解释。”而所谓“艺术的”，亦即“大胆的想象力”。胡适还说：因为“史料总不
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
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历史书》，见《古史辨》第
２册。又见《胡适日记》１９２１年８月１３日，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按照胡适的说法，胡适对于想象力的应用还是在史事的叙述和解释上。至于史
料的空缺，胡适本人有没有用想象力去构造呢？

    就胡适本人来说，亦力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坚决主张“拿出证据
来”，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胡适大传》，安
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实际上，傅斯年在史学论上和胡适具有很多共同
之处。（见胡逢祥：《胡适、傅斯年两家史学论方法析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９６年第４期）傅斯年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
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其实纵观胡适本人的研究：以胡适而论，其史学活动除讲论方法以外，大多集
中于史料或史实考据。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和《红楼梦》、《水浒传》
、《水经注》等考证，有关版本的讨论均占了大量的篇幅。

    但是就如胡逢祥在文中所指：“胡适的方法论可以说没有超出形式逻辑的范围
”，“可以把古籍中的一些文句辩得头头是道”。但是就胡适所有的工作而言，笔
者从来没有发现胡适在论史时制造出“密室对话”形式的史料。所谓胡适说的“那
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胡适是用阐述的方式
去弥补，而不是用自己“创造的史料”去补充的。即胡适的想象力始终局限于叙述
和解释上，而非具体的史料的创造。

    二、对于想象力在史学中的具体应用事例

    比如胡适就有一经典案例。胡适认为庄子具有生物进化论之思想。在《庄子·
秋水篇》中有这么一句话：“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
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胡适评论说：“‘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
进化论的大旨。”。在《庄子·寓言篇》中还有这么十一个字：“万物皆种也，以
不同形相禅。”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
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
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胡
适：《中国哲学大纲》，第２２８页。）胡适的想象力够丰富的。胡适的这种解释
有人提出异议。

    梁启超在为北京大学哲学社所作的题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演
讲中就说：“胡先生讲的庄子，我也不甚佩服。……《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
不同形相禅’这两句，章太炎先生拿佛家‘业力流注’的意义来解释，胡先生拿生
物进化的意义来解释，我想还是章先生说得对。章先生的名著《齐物论释》用唯识
解庄子，虽然有些比附太过，却是这个门庭里出来的东西；胡先生拿出唯物观的眼
光看庄子，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

    但是胡适在证明庄子具有进化论思想的时候，没有提供任何一个具体的实证，
譬如胡适制造出一个“庄子同某人谈论过某物种是从某物种进化而来的”来证明。

    就是现代史学包括党史中亦不乏想象力。譬如林彪事件中三叉戟是因何种原因
坠落的，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假说。诸如有导弹击落说、炸弹爆炸说、油量不够说
等不一而足。王年一署名的《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中提出：“从飞机残骸上留
下的大洞和目击者看到的飞机着陆前二十分钟己起火的事实，基本可以否定‘飞机
迫降时爆炸起火’的结论，应是遭攻击后爆炸坠毁。”至于是否逻辑严密暂且不管
。笔者要论证的是：王年一是想象出来的“导弹击落”这个桥梁去构建连接飞机从
空中飞行到着火坠地这两个客观史实。这在某种意义上即是胡适的“那没有史料的
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的具体应用。

    但是王年一并没有假设如下一段话：某苏联或者蒙古领导人说……把飞机给我
打下来！

    这就是历史事件的阐述与解释和具体例证的区别。

    三、密室对话之类似形式的实证应该完全杜绝

    丁学良在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而作的“四十年研磨出这部著作”中称，麦
克法夸尔曾对一些流传于中国大陆的“文革记事”发出疑问：“‘这些作者当时并
没有机会与当事人接触，他们是怎么获知那些人内心的思考和情绪的？’按照严格
的学术研究规范，那些文章的作者不能在这个关节点上毫无交代——你是通过阅读
当事人的日记或遗嘱得知的？你是通过采访当事人的直系家属或狱中难友得知的？
你是通过查阅当年审问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得知的？你总得说清楚你的资料来源”。
“这种实证主义的治史态度，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里时时显现：有几分资料，
就说几分话；在资料不充分的关节点上就提出一种以上的可能性，让读者比较和判
别哪种可能性的更高或更低。这种审慎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特别值得当代中国作
政治史研究的人看齐，在落笔的时候，不要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变成钻进铁扇公主肚
子里的孙大圣，具有看穿别人内心活动的特异功能”（关心译、唐少杰校，麦克法
夸尔、沈迈克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４月第一版，第ＸＩＸ页。）

    笔者不禁要问一声：那些能听到密室对话的人难道也有特异功能可以隔墙甚至
千里、百年之后听到当事人的对话？


    这种特殊的材料未必不可以出现，但是一定要告诉读者资料来源，以利于读者
进行辨识。《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有如下记载：（１９７１年
）三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
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
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由于林彪和林立果都已经去世，资料
是何人提供，本应当告诉读者，但是《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编篡
者并没有提供资料来源，这样林彪和林立果的对话也就如密室对话一般了。

    丁凯文针对高华在《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高
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二十一世纪》，２０
０８年５月号）一文中大量引用辛子陵书中类似密室对话时的材料而评论道：“这
哪里是在研究历史，根本就是一个流行章回小说的说书先生不断抛出‘噱头’的唱
本，高先生如此大量引用毫无根据的野史资料，其文还有什么客观价值可言吗？仅
就此点而言，高先生实在缺乏一个专业历史学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丁凯文
：《“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先生商榷》，《华夏文摘》增刊，第五
六六期，二○○七年四月三日出版。）

    事实如此，对于创造出一个密室对话实证的作者，真的要对其史学素养质疑了。

    因为在材料基础上，进行一些逻辑的辩证是允许的，而且进而可以提出一些假
设。但是蒋健如此信口开河的杜撰出叶群和林彪的对话内容则是天下奇闻了，同高
华引用辛子陵的密室对话如出一辙。（详见：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８年５月号；辛子陵：《林彪正
传》，香港利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国内学者孙焕英在一篇《他们何以听到林彪夫妇的私房话？》中说：“在我看
到的关于林彪传记性的文字中，最显得丰富多彩的，是林彪和叶群两口子的私房话
。不但写得具体——那些话都是加了引号的原话，而且连说话时四体的动作、五官
的表情、声音的高低、腔调的抑扬也都写得生动，使读者好像在看纪录片。不过，
我读这类东西多了，反而迷茫起来。例如，有一篇写林彪的文字，有记述林彪和叶
群私下议论对付毛泽东的段落。在这段落中，林彪话是怎么说的，叶群话是怎么接
的；林彪是怎么哭的，叶群是怎么叹的，有鼻子有眼。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林彪和
叶群的私房话，‘作者’们是怎么知道的？”“关于林彪和叶群的私房话，传到‘
作者’们的耳朵里，如果有一百个可能，那么，就有一百二十个否定在等着它们。
而事实上，那些‘作者’们虽然对林彪和叶群的私房话言之凿凿，而根据却是证之
空空。这类‘作者’，是名副其实的‘作’者；这类‘纪实’，是名副其实的虚构
。”孙先生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咱们的中国，有人死了，关于他们就可以任
意编，因为死无对证；有人坏了，关于他们就可以随便骂，因为不算诽谤。所以，
在咱们的大中国，历来是野史多而信史缺。‘改写历史’，也就成了一句伟大的号
召。”（孙焕英：《他们何以听到林彪夫妇的私房话？》，《文学自由谈》，２０
０４年第４期。）

    无论是自编自说的“密室对话”，还是不加辨析的随意引用他人的“密室对话
”，都是缺乏一个专业历史学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的表现。

    四、蒋健是否知道密室对话这种写法不对？

    蒋健在文中对舒云专著提出质疑，比如“叶群认为黄永胜被抓起来了，她才临
时决定连夜走，把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大叫快走，有人来抓你了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５２５页）”。蒋健在与笔者的交流中也如此说过
。蒋健更是在论坛上经常说舒云编造，比如在评价舒云推测谁给潘景寅的电话时就
说舒云是在编造。蒋健由此提出批评：“舒云在这里只有大胆的假设，不见小心的
求证。”

    既然如此，请问，蒋健本人又有什么资料去证实“惊骇之下的林彪脱口大骂了
毛泽东……”实际上作者本来已经做的相当完美，因为蒋健已经在文中说了“笔者
认为，一定是林彪当时的某个言行让李文普觉得林彪原来是和叶群、林立果一伙的
。”这就是对事情不确定性的一种论述，但是后来的“脱口大骂”则是具体例证了
。可见真理再进一步就是谬误。诚然不虚也。

    事实上，根据笔者和蒋健的私下讨论，蒋健曾经说过师东兵是闭门造车，辛子
陵的东西不可信，就是因为类似密室对话这种东西太多，以至没有诚信度。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千百年来，难道果真如此？还是自己
放火的时候就是州官，指责同一个事情的时候，所牵涉的主人翁就是百姓了？

http://www.cnd.org/CR/ZK11/cr660.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