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清华不是毛刘角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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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学者杨继绳在为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所写的“序言”《从清华大学看文革》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
　　“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杨学长进一步发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
　　杨学长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还认为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是为了推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用来对抗毛泽东的“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既然毛刘已经形成角斗，而且还是刘少奇先出招，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从逻辑上讲就是合理的。
　　所以，这一命题的正确与否?关系十分重大，涉及对整个文革的分析与定位。
　　笔者认为：如果这一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必须以以下两个条件为前提：
　　① 毛刘互为对手;
　　② 毛刘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无几，只有这样才能斗得起来呀。
　　先考察第①个条件：毛刘是否互为对手?
　　无论是在文革前的人们认识，还是在文革中、文革后所揭露与挖掘出来的无数的史料与史实，人们都不可能得出“毛刘互为对手”的结论，无论是官方的宣传还是老百姓的感觉都只能得出“刘是毛的助手”的结论。
　　刘是毛在1942年春，为了准备开展“延安整风”而特地从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岗位上越级提拔起来的。“延安整风”以批判“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名整了众多党内在位大佬，同时还清算了包括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认了党内始终存在着一条从来正确、一贯正确、唯一正确的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同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命题，进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有最后决定权”的绝对领导地位。在这整个过程中，刘少奇始终是毛泽东的最为得心应手的助手。
　　“七大”后直至建国后，刘的地位虽然延续了小幅上升的势头，但“助手”的地位始终没有变。即使当了两届“国主席”，但“国”是“党”领导的，所以这个“国主席”的地位仍然是“党主席”的助手，并没有出现实质上的“一国两君、一山两虎”的局面。
　　刘与毛的建国理念虽然在一些具体的细节的问题上有所不同，但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大局方针上，刘始终追随着毛;即使受到毛的多次批评，但并没有不服从的表示，更没有背后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凡毛明确表态后，刘总是服从与紧跟的。
　　俗话说“若要人像我，除非两个我”，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事事、时时、处处与毛完全一致。客观公正地说，在与毛泽东保持高度一致这方面，刘少奇就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做得比他差的人有的是，做得比他好的人也许只有一个周恩来，那也是在后期。
　　刘对毛的方针政策持有不同意见的地方虽然有，但有意见不等于会反对;刘在受到毛批评后也不见得没有怨气，但有怨气也不等于有怨言;从文革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看，刘少奇基本上连怨言也没有，公开场合固然没有，私下场合也没有。刘少奇是守纪律的模范，他回到家里对亲爱的王光美也从来没有说过毛的什么“不”字，坏话更没有，连一条也没有。
　　所以说“毛刘互为对手”是一个伪命题。
　　再考察第②个条件：毛刘双方的力量对比。
　　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众所共识的事实是刘与毛的力量是远远不能匹配的。
　　虽属两主席，一是君来一是臣，“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虽说是二十世纪了，虽说我们这个国家也叫做“人民共和国”了，其实也正如毛泽东一言道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毛泽东不是还有一句话吗：总统、主席、皇帝，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既不是双方角斗的必然结果，更不是“刘少奇先出招”的合理结果，而是毛泽东单方面的行动。

　　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打倒刘少奇的?
　　这就有各种说法，各种分析。有人认为早在建国之初，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为据;有毛泽东曾让高岗秘密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为证;有人认为起意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有“赫鲁晓夫情结” 为心理分析。
　　所谓的“赫鲁晓夫情结”是指毛怀疑谁会在自己身后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所谓的“斯大林情结”是指毛担心自己身后会不会像斯大林一样遭批判。
　　这两个情结是指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两个方面，只有毛泽东才具有，别人不会有，连“有”的资格也没有。所以毛泽东才会经常说、不断地说“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正睡在我们身边，正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
　　从有据可查的资料分析，毛对刘的严重不满是从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开始的;又隔了两年多，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才开始有所行动，有所布置，其标志就是毛泽东授意江青去上海组织班子批《海瑞罢官》。
　　所以，毛泽东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才开始的，而认为是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
　　毛自己既清醒、又自信地估计到自己的力量强大无比，与刘根本不是处于一个数量级别，所以他才会当面对刘说只需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那口气与神态对自己充满了自傲，对刘则充满了轻鄙。
　　话虽这样说，毛在一旦付诸行动却谨慎得多。刘毕竟与“彭罗陆杨”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不能象打倒“彭罗陆杨”那样随随便便;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国主席”，又当了这么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几十年的接班人。打倒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向中国人民与世界舆论进行“无缝解释”?如何向历史交账?
　　毛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的就是历史。“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但他喝令不了历史。他虽然不怕人们骂他是秦始皇，但内心深处还是盼望人们歌颂“六亿神州尽舜尧”。
　　这才实在是一件大难事。所以毛不仅需要寻找机会、抓住机会，还需要制造机会;更需要制造口实、制造理论，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烂事”搞得神乎其神，似乎真是为了“反修防修，百年大计”崇高目的似的。
　　毛为发动文革所做的全部准备工作都是为了“无缝解释”与“历史交账”这个目的。
　　直至1966年6月，毛泽东终于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8月初，毛抓住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写了一张200多字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开了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将几年来密谋策划的“打倒刘少奇”这件事办成了。
　　诚如“一个指头”所言哉!打倒刘少奇，只花了两个月，但“无缝解释”与“历史交账”却花了八年也没有能完成，直至死，也没有把这件事解释清楚。在老百姓的心中留下了什么印象呢?最多也就是似信非信;而历史呢?历史早把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了。
　　所以说，从文革前的态势及事后的结果看，刘少奇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刘在毛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甚至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但刘也没有叩头倒蒜、屈膝投降，只是一副“死猪不怕开火烫”模样。
　　不是对手，哪来的角斗?没有角斗，哪来的角斗场?更没有所谓的“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的问题。并不能认为刘少奇派了王光美到清华工作组就是什么“先出招”了。杨继绳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只是他认识及表达上的误区。
　　1966年中的毛刘关系不是对手的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可供参考：猫鼠关系。
　　清华也不是什么毛刘的角斗场，只是猫鼠的游戏场，是一只老鼠奢望着老猫开恩、企图捞取最后救命稻草，进行最后挣扎的最后场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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