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杨小凯与刘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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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杨小凯由于不屈从命运的摆弄，坐牢十年，小凯拜有学问的狱友为师，实在是读了一所“监狱大学”。1978年4月，小凯刑满释放，当时已是而立之年。他先是到湖南大学旁听了数学等课程，后来到湖南新华印刷二厂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
　　小凯的反革命罪，是于1983年在开明的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之下，予以平反的。这时，小凯已经收拾行囊，准备去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了。
　　天妒英才!小凯而立之年，已经遍尝了全能政治的酸甜苦辣。
　　天佑英才!30岁的小凯得遇贵人，到处都有伯乐助他一臂之力。
　　1978年邓大人恢复高考，小凯投考一所名牌大学，由于反革命罪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得录取;1979年投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还是由于反革命罪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得录取。1980年，在爱重人才的老干部李锐、于光远的庇护之下，侥幸成为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所的实习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是于1980年1月18日成立的。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和工业经济研究所现代化管理研究室并入后，改名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1981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刘鹰前往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进修，遇到寄人篱下但是风华绝代的小凯。
　　刘鹰老师第一时间联系经济管理系的党支部书记胡春芳。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安排中，党的系统主要是管人的;但是，大学里面的党支部书记，很少有胡春芳老师那样爱重人才的好人。这位胡春芳老师听说武汉大学的校长正在湖南召开招生会议，跟踪追击，前往湖南。这时候武汉大学的校长，就是当代的蔡元培——刘道玉。
　　胡耀邦主政的时代，大陆有四所大学走在改革的前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华中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前身)、武汉大学。
　　刘道玉是当代中国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教育家。刘道玉于1933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蔡阳乡北大刘家坡。1953年——1958年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1958年——1960年武汉大学化学系助教，1961年——1963年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学习，1963年——1966年武汉大学化学系讲师，1966年-1977年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道玉先生，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休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遥想当年，年轻的刘道玉曾是与“苏修”斗争的风云人物，1963年被迫回国的时候，由于对“苏修”斗争，勇敢无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有学者曾经分析刘道玉的平生，认为他的整体风格就是——超前。33岁出任副教务长，36岁出任党委副书记，48岁成为武汉大学的校长，55岁被免职。刘道玉被免职的年纪，很多人未必能当上校长呢?
　　能够产生刘道玉这样的人物，既是大陆大学史上的奇迹，也是武汉大学的福分。因为，属于种子选手，所以，刘道玉其实一直在风口浪尖。事实也是如此，曾经出席第十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1977年—1981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恢复高考做出不小的成绩。后来，组织部门曾先后考虑让刘道玉担任三个官职：共青团书记、教育部长、武汉市长。
　　但是，刘道玉铁了心担任武汉大学的校长，这位校长一方面很具有自知之明，另一方面，人生境界真是了得。

　　二

　　当代大陆大学校长，具有个人魅力的，可谓凤毛麟角。难得的是，刘道玉校长就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
　　下班以后，喜欢到学生宿舍溜达的校长，大陆还有吗?在校园被学生叫住，一起聊天的大学校长，大陆还有吗?喜欢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大学校长，大陆还有吗?
　　刘道玉1981—1988年执掌珞珈山，开创了许多范例。
　　话说正在湖南开招生会议的刘道玉，听到管理系党支部书记胡春芳聘请杨小凯的建议，当即拍板，事不迟疑。
　　因为杨小凯的人事关系在湖南，所以，深通中国政治生态的刘道玉校长，决定拜访一下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
　　毛致用曾经是湖南政坛的一棵常青树，老先生很具有真性情，退休后，回到自己老家过起了陶渊明的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位省委书记，听说武汉大学校长在自己的地盘开会，主动看望刘道玉校长。这可乐坏了刘校长，当即向毛致用书记表明，调杨小凯到武汉大学教书的强烈愿望。
　　这位省委书记知道有关部门不敢动杨小凯的案子，是由于当年湖南省革委会的头头已经成为英明领袖。但是，杨小凯的父亲是湖南省委的老干部，要是论资排辈，恐怕还是毛致用的老上级呢?毛致用很通达地表示：这样的安排对于改变杨小凯的处境，是有益处的。
　　办事干练、虑事周详的刘校长向毛致用书记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据说有两尺多厚)不得进档转到武汉大学;三是把杨小凯的妻子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
　　毛致用对这三条，表示欣然同意，但是后两条做得比较好，第一条是在1983年英明领袖下台以后才做成的。如果，英明领袖一直英明下去，不仅小凯到武汉大学教书没有指望，出国留学更是免谈，成为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小凯做梦都不敢奢望。
　　小凯最终以待罪之身，来到珞珈山，成为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讲师。这在以改革著称的武汉大学，都引起巨大的轰动。做过十年牢的“反革命”，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大学老师，只有在解放思想的年代，思想特别解放的人，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刚刚从武大数学系毕业留校在经济管理系工作的汤敏和左小蕾，结识了小凯。据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回忆：“一直到杨小凯由邹致庄教授的推荐赴美留学之前，我们和杨小凯是一个教研室工作的同事，也是楼上楼下居家的邻居。”〔1〕
　　“有一天外面大雪纷飞，我们在一起包饺子，工具简单，用的是煤油炉子，历时很长，最后馅都没有煮熟，我们吃了一顿夹生饺子。但是杨小凯从头到尾都在不停地说‘劳动分工’，说‘边角解’，虽然在机械似地参与‘包’的过程和‘吃’的过程，似乎根本没有注意我们缺这少那的饺子是夹生的。”〔2〕
　　“有一次杨小凯做一个讲座，来听的人方方面面都有。事后有人告到学校，说杨小凯在讲座中攻击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精髓——剩余价值论。学校派人下来调查，让我和汤敏写证明材料。我和汤敏向学校向系里以及相关部门和人员反复解释，我们不认为杨小凯的讲座除学术探讨外没有什么不对之处。”〔3〕
　　通过左小蕾的回忆，看到一个真实的小凯的身影：对学问深厚的感情，对知识的狂热。
　　“杨先生讲课时，也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他有时坐在讲台前的一排桌子上，或者靠在讲台边，扳着手指头讲述他的观点。这些，都是在那个时代与众不同的表现。因为，其他老师上课时，总是一本正经，让人感觉到有些拘束。”
　　据选修小凯的学友郑友林回忆，那是1983年上半年，刘道玉校长的改革如火如荼，学分制、选修课已经实施，小凯开设的选修课是《数理经济学》，最初人数很多，但是高深的数学让不少同学望而却步，由最初的百十多人剩到三十人。但是，郑友林同学属于知难而进的那种。小郑为考试的事情，还曾经到湖滨宿舍请教小凯师，小凯师说明写一篇论文就可以了。“我的论文题目是《经济学关于价格思想的演变》，这个题目很大很广，我觉得短时间根本无法完成，杨先生说，你尽管去做，做成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我不会责怪你。”
　　在小凯师的鼓励之下，郑友林经过两星期的奋战，写出一篇三万字的论文，小凯师批阅“很好”。
　　这样开设选修课的小凯成为郑友林学友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在郑友林的印象中，小凯师的络腮胡子，刮也刮不完。观察网上小凯的照片，倒是没有看出来。
　　小凯在武汉大学的时间，也就两年左右，但是，这却是一段充实而美好的时光。一方面，小凯的才华，得到了初步的印证，另一方面，孤独的小凯，可以与朋友们分享自己颖异的观点。
　　郑友林拜访小凯师，看到小凯师的宿舍斜对面就是厕所。左小蕾、汤敏夫妇与小凯、小娟夫妇一起包饺子，最后半生不熟，但是小凯却甘之如饴。
　　一方面表明小凯执著做学问的精神境界，一方面小凯从人间地狱走出来，这一切对于戴罪之身小凯来说，已经是不错的环境了。
　　小凯在武汉大学期间，担任了《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与此同时，他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著。小凯在监狱大学所学，已经沉甸甸的，超越了多数大陆的经济学人。小凯的著作出版后，还有许多学校经济系开设的课程叫做——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可见，小凯作为思想家的本色。
　　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至庄教授来武汉大学讲学，他与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他对小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并表示要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但是，武汉大学党委会议，开明的刘道玉校长，属于少数派，绝大部分党委常委不同意杨小凯这个“反革命”到西方国家求学。不少人愣是阻挠校长支持小凯入读普林斯顿大学。
　　刘校长建议小凯运动普林斯顿大学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高层直接写信条陈。爱才心切的邹教授立即给中国国务院总理写信，很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接到了总理外事秘书李湘鲁的信，信中授权武汉大学直接办理小凯的出国留学事宜。这样武汉大学那些昏聩的反对派，再也无话可说了。
　　这样，小凯离开武汉大学，在自由的普林斯顿大学，深入理解现代经济思想史的脉络，体贴经济学深刻的自由背景。
　　应该说，刘道玉校长对小凯是有知遇之恩的，注重情谊的小凯，一直保持与校长通信联系。
　　小凯没有想到，自己离开武汉大学，是非并没有因此止息。1983年底中国发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尽管很快就偃旗息鼓，但是，政治运动所产生的涟漪依然能够由珞珈山的东湖传导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宁静的校园。
　　武汉大学的左派要缺席批判小凯的思想。刘校长对于这件事情操了不少心，爱重人才的高层，让外事秘书李湘鲁写信给小凯，信中幽默地表示：那些左派总要找一些事情来做，否则恐怕会有点寂寞。
　　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苦读，似乎比监狱吃的苦头还要多，这里面有语言上的，有理念上的，还有年龄上的，好在开明的刘道玉校长在小凯前往美国的次年五月，就办理了小凯夫人到美国陪读的事宜，这样，有温柔、贤慧、优雅的爱人的陪伴，小凯精神上毕竟快慰不少。

　　三

　　按理说，关于杨小凯和刘道玉的话题，可以告一段落。走笔至此，情不自禁，再补充一点资料，作为后续。
　　1988年，勤奋的小凯终于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小凯当时离开武汉大学，与刘道玉校长是有诺言的，学成回国，服务母校。
　　但是，就在1988年3月6日，刘道玉校长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刘道玉校长退下来的时候，仅仅55岁。
　　还真是让人说着了，刘道玉校长一切都比别人超前，他被免职的年龄，许多大学校长恐怕还没有到达任职年龄。
　　现在，回过头来看待这件事情，好心人肯定心存侥幸：多亏刘道玉提前下来了，否则，到了1989年恐怕就不可收拾了。
　　小凯离开美国，既然没法报答老校长的情谊，就没有回国，而是远赴澳大利亚，任教于莫纳什大学。小凯离开世界学术的中心地带，前往澳大利亚，是有着自己理性思考的。在小凯看来，新的学说、新的思想，不大容易在中心地带立足，很有可能先在边缘立足，得到长足发展，然后传播到中心地带。细心想来，此举具有战略眼光。
　　小凯远在澳大利亚，并没有忘怀故国。1996年7月，邹恒甫主持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要小凯讲学，小凯不远万里，乘兴而来。在刘道玉老校长举办的私宴上，小凯感慨地说：“校长，我曾经对您表示过，只要您当武汉大学的校长，我一定回来支持您的工作。可是，您已经无端地被免职了，我回武大还有何益?”刘道玉老校长感伤地说：我们和武汉大学都没有关系了，小凯，你有能力向经济学的高峰攀登。
　　谁也没有想到，小凯回到母校讲学，发生了惊人的一幕。
　　原来，这时候武汉大学的校长，由陶德麟担任，这位校长的敌情观念牢固得很。他总觉得由邹恒甫这样的人，邀请资产阶级国家的教授，绝对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对于杨小凯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更是小心无大错。所以，在小凯住宿的招待所，加派保卫人员进行监视。热爱自由的小凯哪里受得了这种奇耻大辱，非常沮丧地离开了自己的母校。
　　写到这里，感慨不已。
　　不是什么学者留学回国，都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像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总之所有的社会科学，多少都沾“敏感学科”的边。这些学科所研究的对象都是社会问题，要求学者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在中国大陆这样的社会，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民众而言，无异于一盏明灯。
　　小凯曾经在这堵墙里，生活了35年，跨越这堵墙之后，小凯更加深切体会到，父老乡亲生活的艰难。尽管深受病痛折磨，为了播撒宪政和自由的种子，小凯还要强撑病体，回归故国讲学，可以窥见，小凯真正伟大人格。但是，却也是天鹅绝唱!
　　刘道玉老校长，于2004年7月13日，听到小凯逝世的消息，难过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老校长感伤不已，仰天长叹：天妒英才，天妒英才!
　　小凯卓越的才华、桀骜不驯的品格和传奇式的人生经历，老校长怎能忘怀!老校长彻夜难眠，7月14日晨6时30分，赋诗三首，哀悼小凯：
　　(一)
　　十年铁窗苦自学，
　　横贯中西博与约。
　　喜有伯乐识良驹，
　　珞珈山上露头角。
　　(二)
　　信仰坚定尚独行，
　　疾恶如仇不苟俗。
　　崇尚民主与自由，
　　敢为改革鼓与呼。
　　(三)
　　历经磨难成正果，
　　学术前沿勇开拓。
　　不幸罹难不治症，
　　痛惜巨星早陨落。

　　2007年8月初稿，2010年8月定稿


　　注释：
　　〔1〕左小蕾：《杨小凯二三事》，《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225页。
　　〔2〕左小蕾：《杨小凯二三事》，《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225—226页。
　　〔3〕左小蕾：《杨小凯二三事》《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226页。


　　上文来源：谢志浩的财经博客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刘道玉在自传中谈到杨小凯，笔触凝练，满含情义。下文节选自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独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见该书第六章第三节《不拘一格降人才》，第168页。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年我校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以培养大批的经济管理类人才。但是，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学尚不能输送这方面的人才。于是，从实际工作部门和留学生中招聘人才就成了一项重要措施。
　　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问题不仅大学存在，在科学研究单位表现得也很突出。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80年试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研究人员。我了解到，在他们录取的人员中，有一名叫杨小凯的人，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非常有才华。由于他和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他没有被录用。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派人到湖南，在征得杨小凯本人和所在单位同意后，很快把他和妻子吴小娟及女儿调到了武汉大学。
　　调入时，他已发表30多篇论文，翻译出版了一本书，据此，我们给他评定为讲师。他是自学成才的，而且经历是很坎坷的。他的父亲是杨弟甫，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第五号人物。"文化革命"中，他又被批斗，其母自杀身亡。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判刑10年。从17岁到27岁，在狱中，他自学了高等数学、《资本论》和英语，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
　　他调入我校之前，由中央组织部门出面，通过湖南省委为他父亲和他彻底平反。他十分感谢武汉大学对他的信任，也很珍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条件，愿意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才华和成果，引起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量经济学权威邹致庄教授的注意，发来邀请信和录取通知，接受他做博士研究生。但是，在研究和批准他出国时，却遇到了阻力，学校领导内有人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不能让其出国。我认为，既然彻底平反了，就说明没有问题，应当享受公民的权利。于是，我顶着压力，批准他于1983年赴美，次年又批准他妻女团聚。
　　实践证明，杨小凯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后又被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评为终身教授。1996年，他当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国的20多万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谢志浩，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近著有《那些有伤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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