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四四派秦喜昌答问录（节选）

yangharrylg

原名：
草根出身的红卫兵四四派领军人物秦喜昌答问录（节选）

    说明：秦喜昌作为北京中学文革时期红卫兵四四派领军人物之一，早想为母校北京25中老三届同学的《老育英与老三届》撰写点回忆资料。但由于他工作一直很忙，他希望我协助他完成写作。与他相识几十年，又曾共同在首都兵团、中学红代会工作过，我一直很钦佩他的为人与工作能力。虽觉此事力所不逮，但我还是很高兴协助他。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领导与李东民、秦喜昌等红卫兵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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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出身的红卫兵四四派领军人物

秦喜昌答问录（节选）

5、首都兵团究竟是怎么成立的？你是怎么参予的？负责什么？主要做了哪些事？
答：由于时间比较长了，有些事情记得不是很清楚，因此今天不是系统介绍，只讲些还记得的片段吧。
首都兵团领导核心人物是25中与2中的，最初兵团的核心人物是李冬民、刘龙江和臧振彪，初期他们做了好多工作。后来是李冬民、刘龙江和我。刘龙江的三哥刘绍宾，是清华大学414兵团的，信息比较灵通，给我们当参谋，时不时为我们指点指点。李冬民作为兵团总负责人，名义上的兵团司令，但他只具体负责首都兵团的喉舌《兵团战报》。我和李冬民性格都比较直率，而刘龙江性格随和而中庸，经常在我们二人之间做些调和联系工作。
首都兵团初期，如同其它新生事物成长一样，也出现了一些曲折，走了一些弯路。我到兵团总部进入核心组之后，看不惯疲沓、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就开始兵团的改组集训和革命化建设，从而使得兵团进一步发展壮大。
当时我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抓整顿，二是抓组织各区县分团。先说抓整顿。兵团成立后不久，组织内部工作人员在工作生活中形成了的一些不良风气，我比较正统，看不惯那些不良风气，就提倡思想革命化，被说成了一次“小政变”，其实是整顿兵团总部的风气。总之，要求兵团的人员，该出勤的出勤，该写大字报的写大字报，该出操的出操，该工作工作，不能那么随随便便。那些人觉得不像过去那么自由散漫了，就离开了兵团总部。通过这次|“小政变”，就把一些表现不好人员清理了出去，一改无序的、脏乱差的面貌，工作才走上正轨。二是建立抓首都兵团各区县的组织建设。我深知，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是人，只有组织起来更多的学生才有力量，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去办我们想办的事。
我带人下到各区县，如良乡、丰台啊，都是坐公交车、长途车去的，从11月跑到12月，在全市18个区县建立了建立了联络站，成立了首都兵团的分团。另外也有区县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来主动联系、投奔。他们对首都兵团很信任，甚至比较崇拜，说可找到你们了，因为他们也受到老红卫兵的压制，他们也觉得首都兵团的宣言、想法很好，符合他们的思想。如朝阳区原来有个红旗兵团后来改旗号了，就叫首都兵团朝阳分团了。那时是基于我们共同的处境和命运，对文革的共同认知而走到一起的。首都兵团由此迅速发展壮大。
（插话：那时首都兵团不仅在北京有影响，在外地也有一定的名气。67年初，我随高中陆、牟新艇、冯建民等人到大连，我们把旅大市受压制中学红卫兵组织起来，成立了首都兵团旅大分团。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组织一样对那里的文化革命进程产生了影响。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们都是反军的，我们是唯一支持旅大警备区工作的，被认为是支持了保守派）。
首都兵团总部设在鼓楼的方砖厂胡同。我去了兵团总部后主要负责组织部工作。它的职能主要是发展各区县的分团、组织各种大批判宣传教育活动。那时一些大的会议、大的行动，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中学红代会的会务、秘书工作都是我负责。那时首都兵团虽然设有政治部、宣传部、组织部，还有纠察队。但只有组织部对区县红卫兵组织有领导职能。那些各区县的分团都是我带组织部的人建立的，多数负责人都是我委任和联系的。那时兵团组织人数众多，涵盖广泛。较其它依附于大专院校的中学组织，具有较强的组织运作能力。所以中央文革一发现首都兵团这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就非常重视，并加以重用。那时兵团组织正规、人员正派。出于发展组织和大批判的需要，我从各校调来了一些有组织协调能力、写作能力较强的人员充实组织部。记得有男3中的范长江、31中的丁有奇、35中的王歧山（参与了其中工作，但时间不长）、40中的赵向东、女12中的孟莉、师大女附中的齐进军和黎秀梅。组织部的这些人员，为人正直，而且写作水平很高，他们为首都兵团的组织发展，宣传批判做了大量的工作。如齐进军和黎秀梅负责起草了首都兵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和中学红代会成立大会的全部文件。经审查后大家都很满意。应该说，那是除《兵团战报》编辑部之外的另一套写作班子。他们为首都兵团和红代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后来他们大都成了社会精英。
那时大家有个说法，叫“秦喜昌的力气、李冬民的名气、刘龙江的才气”。我们从不同角度为首都兵团的努力工作，维护了它的正常运转。

6、“鼎盛时期”的首都兵团是什么样子？有哪些具史料价值的人和事？
答：如果说首都兵团有“鼎盛时期”，大概是1966年12月与中央文革接触比较多以后到67年3月下旬红代会成立这段时间。那段时间我们经常搞些大的活动。如在66年12月，为了批判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我们组织了全市性的行动，在市区张贴了许多大标语，记得有“对联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大棒的”、“坚决批判血统论”等口号，北京城内都贴满了，在全市造成很大影响。
这些活动还包括组织筹备一些有影响的大会。如1966年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筹备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等。
1966年12月11日，中央文革召集首都兵团人员召开座谈会，了解北京市中学的文革形势，我们去了十几个人，反映了我们认为存在的工作组问题以及血统论制造的红色恐怖问题，并准备在12月16日召开一次批判中学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我们邀请中央领导参加，他们当时就答应了。我们加紧了会议准备工作，会议文件由我负责的组织部的写作班子起草。1966年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大会由我主持的。那个大会，除了毛主席、林彪，其他中央领导如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人都参加了。在主席台上就坐时我座位就在江青、康生中间。大会开始前，我向江青介绍了大会的程序，大会怎么开。那次大会上江青点名批判了雍文涛、周荣鑫、王任重，说他们支持纵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西城、东城、海淀纠察队，并且当场让雍文涛、周荣鑫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之后在主席台上我向江青请示对雍文涛批判要掌握到一个什么尺度。她说，你们红卫兵小将怎么批判都有道理。第二天雍文涛就到首都兵团做了检查。
1967年初，由于首都兵团的红卫兵大都是工农子弟和少数革命干部子女组成，他们绝大部分都具有听话、老实本分、无出格行为的特点。所以首都兵团被中央文革确定为即将成立的北京中学红代会的主体。那时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把我和李冬民、刘龙江找到他的卫戍区办公室，说你们就是红代会核心组的成员。李冬民见状，连忙表态说，我和秦喜昌都是25中的，一个学校只出一个人吧。当时我还算是有自知之明吧，马上就表态说：“还是让李冬民吧，我就不参加了。”当然在以首都兵团为主的前提下，后来红代会的筹委会委员和红代会的正式委员也都是首都兵团在各校的负责人，也都是我们间接选出的人员。他们也就成为我延续作为红代会组织部负责人和四四派代表人物的人脉基础。
北京中学红代会筹备时，李冬民、刘龙江和我都是筹备组负责人。李冬民负责面上与对中央文革、市委、卫戍区的联系。刘龙江负责审查红代会委员的资格。我负责筹备起草会议文件以及会务工作，包括大会程序的安排和全部文稿撰写、审查。当时具体参加起草文件的是首都兵团原来组织部的人员，有女12中、男31中，师大女附中的。期间卫戍区作训处的刘丰等人也来指导过。
首都中学红代会成立大会1967年3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我是大会主持人。中央对这次大会也很重视，除了毛主席、林彪，很多中央领导都参加了。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江青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周恩来代表毛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到会祝贺并且作了重要指示。大会通过了《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告全国中学学校红卫兵书》。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北京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北京革命职工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的代表发言，对中学红代会表示祝贺与支持。后来我任红代会常委，那时红代会设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按惯例我还是分管组织部。
回想那时首都兵团搞得比较大的活动，都不是自发的，而是中央文革、市委、或卫戍区布置的。在活动前，都召集我们开会，提出建议和要求。中央文革的接见也可以叫做吹风会吧。现在我还记得与我们工作联系较多人员。中央文革是戚本禹的秘书张根成、闫长贵；市委是文教书记赵维理；卫戍区是副司令李钟奇，作训处长刘丰、张秀芳。那时中央领导接见首都兵团比较多。记得有一次在中南海小礼堂开会，我去晚了，别处没有座位了，只有周总理旁边有个座位，因此我就坐在总理旁边，总理很和蔼，并和我寒暄，甚至问起了我的家庭出身。那时中央文革的每次开会接见，都要我到场，时间再晚也要把我找到。甚至听人说，有一次我没到，江青就问那个漂亮的小伙子来了吗？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就是首都兵团还保护过胡耀邦。有一次首都兵团从大学的红卫兵的“二司”得知，工人造反派要把胡耀邦带到工人体育馆去批斗，然后再送到“二司”下属的学校组织继续批斗。因首都兵团负责人之一的刘龙江的父亲与团中央的领导王关系挺好，也很比较熟悉，就决定把胡耀邦他们保护起来。在工人造反派批斗完之后，首都兵团就派人冒充“二司”的人把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等用车拉到鼓楼的首都兵团总部。我与兵团核心组的李冬民、刘龙江等人与他们谈话聊天，说不是要批斗他们，他们才放心了。

7、后来的中学文革怎么产生了“四·三”与“四·四”之争？你当时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答：回答此问题前，先交代一个背景情况，就是当时北京中学的军训。1967年2月，毛主席对北京卫戍区《关于五所高等学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作出批示后，出于稳定形势的需要，北京市中学普遍开展了军训。红代会成立之初，也没有分什么派。红代会以及各区县下属分团（特别是东城学校的多数原首都兵团的组织）大都积极配合卫戍区军训团的军训工作，真心希望搞好军训与复课。我们与主管军训的李钟奇副司令员关系也很好。而西城的几个学校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受大学红代会蒯大富的三司影响比较多，造反精神比较强。他们的代表人物有李丰、康典、王宇、侯瑛等。那时我与他们有工作上的联系。
“四·三”与“四·四”之争，主要是两派对文革期间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和问题，如对军训、对“复课闹革命”、对中学红代会、对老红卫兵等政治态度不同造成的。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他们（后来的四三派）不服从军训，而军训部队自认为是执行毛主席的军训指示，客观上对他们实行了压制。中央文革闻讯后，准备在67年4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各校代表座谈会。会议的目的事后才知道是纠正军训对于“革命小将”的压制问题。记得当时我在红代会，考虑28中离大会堂比较近，我通知了28中的后来被称为四三派领军人物的王宇等人安排人员参加会议。但他们安排大都是对军训有意见的人到会。“四·三”那天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一看大都是些不满意军训的人，包括蒯大富支持的三司下边的中学中专部红卫兵那些人。他们批判了军训团，把军训说得一无是处。说解放军支持保守派、支持联动，很是猖狂。中央文革片面听取了他们的发言后，江青在大会批评了解放军的军训工作，批评李钟奇为什么压制革命小将，并把他叫起来站着。李钟奇必恭必敬，立正站着低着头，压低帽檐，很紧张。也许周总理后来觉得批评过了头，说了一些肯定军训的话，还说不要把讲话传出去。但四三派觉得讲话对他们有利，就连夜贴出了“炮轰”军训的大字报。第二天很多学校军训团都被冲了，都在轰赶解放军。4月3日晚上我们就分析，开会发言的人主要是4中、6中、28中的比较偏激的红卫兵，他们被大学红代会的个别人利用了。我们就把情况反映给中央文革。他们可能也觉得毛主席部署的军训被搞乱了，事态有些严重，决定第二天，4月4日晚再召开会议纠偏。我与军训团负责人交换了意见，他们说，你们4月3号人去得太少，也太保守，在首长面前不敢说话。我觉得，军训团在批评我们，看来责任在我了。于是4号我有意识组织拥护军训的红代会下属组织代表参加会议。会上江青、周总理讲了话，对“四·三”讲话进行了的纠偏，批评了28中王宇等人，不听中央劝告，私自写大字报上街，公布四三讲话。我们的代表发言，指出军训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能否定，批评了3日发言的代表反映问题的片面性，并且批评了他们违背中央领导要求，把3日讲话公开后造成的不良后果。那天两派的学生吵得比较厉害。中央文革的表态实际是上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两派就正式形成了，由此拉开了斗争的序幕。总的看来，四三派能量比较大，四四派比较温和。

8、四三派反应那么大，是不是与你在组织上排斥他们有关？有人说你把持组织部，排斥四三派的人？
答：不能这样讲，这有个自然过程，就是原来与我联系组织，比较了解我就批了。联系少的，因不怎么了解就没有批。当时各区都有军训团，各区也有红代会的委员，都是部队找的，部队也有倾向性，红代会各区的分会也是军训团组织的，我就是御用的。后来吴德、丁国钰受到影响。丁国钰支持四三派可以说是旗帜鲜明，支持得很厉害，他是给军训部队不断施压力的。

9、问：那时发生的“炮轰丁国钰”、“冲击人民大会堂”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67年的夏天发生的。有一天丁国钰突然通知中央文革要接见，那时中学红代会的核心领导层，事实上也分成了四三、四四两派。由于四四派的领导人李冬民、刘龙江不在市内，值班的四三派的程金香、薛玉峰只是通知了各学校四三派的人去参加会议。北京卫戍区军训团指挥部知道消息后，认为有可能重蹈四三会议的覆辙，会给他们的军训工作再造成巨大压力，就把消息透露给我。我们交换情况后，就决定在中央文革接见时炮轰丁国钰。当时我布置了西城、宣武区等学校的上千人准备到大会堂会场，贴横幅喊口号炮轰丁国钰，现场具体指挥是范占江，我没有到场。那天晚上，他们把横幅标语贴到了大会堂的东门、北门，高喊着“支持军训、打倒丁国钰”等口号，平时一向保守的四四派也居然一些人冲进了大会堂。并来到了会场。那时中央文革的人以及谢富治、丁国钰与都在会场。我们的人员到会后纷纷表达了我们的观点看法。这件事虽然影响很大，但当时没有受到追究。实际上是军训解放军在支持我们，我们的做法反映了大多数学生和部队的呼声，因为他们的军训也受到很大的压制，当时郑维山也让他们弄得没法办。
事后丁国钰对李冬民说，你们要怎么样吧？要我下台我马上就走。李冬民说我们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只是对否定军训不理解。通过这件事，我们把丁国钰得罪了，也为我们多年后的牢狱之灾埋下了伏笔。1977年我因写悼念周总理的文章，与李冬民、刘龙江被诬陷参予一个被华国锋钦定的反革命集团，而被分别非法监禁了两年半、一年半。后来虽然平反了，但对于我们的后半生都有不可弥补的负面影响。当时市委分管这个案件的正是丁国钰。正应验了那句俗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是后话了。
至此中央文革、市委对军训的指责和压力大减。那时军训干部觉得出了口怨气。四四派也觉得扬眉吐气。后来某部的一个副司令员在西山特意设宴款待了我。席间赞扬之辞不绝于耳。炮轰丁国钰这次冲击大会堂大概是所谓的四三四四派的最后较量。
由于我敢说敢干，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支持解放军的军训工作，四三派的一些人就把我当成了四四派的核心铁杆儿代表人物，他们对军训的怨恨迁怒于我，他们管我叫“秦始皇”、“秦大拿”，一些区县还把“打倒、油炸、火烧秦喜娼”的标语贴到大街上，也让我享受了只有“走资派”才有的被|“打倒”的待遇。“四·三”与“四·四”之争表面是两派红卫兵是开展军训、复习课闹革命、安定团结还是继续造反的两种主张的争议，实际上间接地反映了中央内部革与保的路线之争吧，也暴露了军训解放军对中央文革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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