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支部生活》1967年第八期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大会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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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文革研究网

说明

　　　二月十日，上海和外地驻沪革命造反组织，胜利地举行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大会。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上海和外地在沪红卫兵等方面代表，纷纷在大会上发言，万分愤慨地揭发了陈丕显反对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推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滔天罪行。旧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市委监委副书记王仲良同志也起来造反，在会上作了揭发陈丕显罪行的发言。他的革命行动，受到了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的欢迎和支持。
　　以下是大会上的发言和书面发言。　

　　《支部生活》1967年第八期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大会专刊

向毛主席致敬电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我们，参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大会”的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和革命群众，最最忠实于您的上海人民公社社员，首先要向您老人家表达一个共同的心愿：敬祝您，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啊!在您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下，五天前，我们就在这个广场上，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今天，我们又在这个革命的广场上，高举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用铁一般的大量事实，一致愤怒地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宣判了旧上海市委的死刑。陈丕显之流的昔日威风扫地以尽，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都历史地落到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肩上。
　　敬爱的毛主席啊!您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在这里，搞“改良”、“折衷”、“和稀泥”是不行的。只有彻底地破，才能彻底地立。清理旧基地还需要打许多硬仗，谁来?我们来!建设新制度更需要加倍的艰苦奋斗，谁干?我们干!我们认定自己是革命事业的主人，是上海的主人，是公社的主人!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从不幻想锣鼓一敲，鞭炮一放，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得妥妥当当。我们清楚地知道，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决不是“一月革命”的结束，而是更大规模的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开始。公社的成立，将促使更加广大的要求革命的群众，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更坚决更迅速地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我们最坚决地响应您的伟大号召，进一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团结、大联合，全面开展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凡是人民的权力，寸权必夺，寸步不让，统统要把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回来，坚决夺回来!请毛主席您老人家放心吧!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一定不半途而废!在我们自己真正掌握了一切权力以后，千斤重担我们扛，天大困难我们闯，我们决心在彻底砸烂旧基地的基础上，不折不扣地按照您的指示，建设起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来!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大踏步地前进!
　　任何反动势力，如果胆敢组织任何形式的新反扑，我们立即坚决、彻底、全部地把它消灭干净!
　　敬爱的毛主席：让我们再一次最最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

社论：敢教日月换新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风暴中，我们庄严地宣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最近，我们又胜利地举行了彻底砸烂上海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的大会。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伟大胜利!这是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战斗风格。过去，我们发扬了“敢”字当头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把陈丕显等一伙资产阶级活阎王拉下了马。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敢”字当头的精神，去夺取夺权斗争的全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条战线传来的无数捷报，雄辩地证明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切，大长了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刚刚夺权以后，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人，就跑出来指手划脚地议论了。有的说：“你们就是想当官”。对于这种议论，我们应当挺起胸脯来回答：我们就是敢于做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当仁不让，怕什么!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个阶级掌权，就是那个阶级掌权j谁也不掌权，那只是无政府主义的反动幻想。有些人，在陈丕显之流资产阶级官老爷统治的时候，俯首贴耳，屁也不放一个；而无产阶级一起来掌权，却马上攻击说什么“想当官”。其实说穿了，这种人就是妄想我们把经过艰苦斗争夺来的大权，拱手让还给资产阶级。这决计办不到!我们是为革命夺权，为无产阶级掌权，我们决不走资产阶级当官做老爷的老路，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接受群众监督的。做这样的人民勤务员，是无上的光荣。
　　“这些人干本行还可以，当领导不是这块料。”这又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同陈丕显之流一鼻孔出气。陈丕显这些家伙从来就是用资产阶级老爷的观点看待群众的。我们说，不，“卑贱者最聪明”，打倒了你们这些老爷，我们劳动者、我们革命群众的聪明才智，将干倍万倍地进发出来。“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这是革命的真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生就一副铁肩，完全能够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担子，完全能够掌好权，用好权。当然，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会遇到困难，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也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只要我们在斗争中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迅速改正。如果有些别有用心的混蛋，妄想借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来攻击和搞垮我们革命造反派，我们就砸它个稀巴烂!
　　无畏来自无私。“敢”字当头，一定要建立在“公”字当头的基础上。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打倒了修正主义的旧市委，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还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肃清刘邓反动路线的余毒，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斗争的风雨中，实现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最近，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在夺权斗争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我们一定要切实地贯彻执行，敢于在灵魂深处拚刺刀，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真正做到“公”字当头，打倒“私”字，丢掉一切从“私”字出发的资产阶级的脏东西。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具有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闯将，冲锋陷阵，无往不胜。
“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要创建的新天地，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天、毛泽东思想的地!我们要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普照全上海，普照全中国，普照全世界!让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一切奇谈怪论去见他妈的鬼吧!

　　彻底清算陈丕显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发言

　　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战士们，同志们：
　　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庄严地宣判了以陈丕显为首的旧上海市委的死刑。我们革命造反派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教导，乘胜追击，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控诉、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一贯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一)疯狂地贬低、攻击毛主席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对毛主席却极端仇视，他利用一切机会，疯狂地贬低和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当陈丕显看到“我们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口号时，就很反感地责令秘书要查出这句口号的出处。就在这一年“三八”妇女节的前几天，陈丕显看到他的臭老婆谢志成带回家的一份“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说“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太阳”，这是一句千准万确的真理，可是，陈丕显却非常不满意，竟然狗胆包天，亲自动手把报告中的这一句话划去。陈丕显，你可以用魔爪划去这句话，但是，魔掌决不可能遮住红太阳，决不可能夺走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一九六五年六月，陈丕显在审查《年青的一代》这一部电影样片时说：“开始序幕的帐篷上有一个主席像不清楚，有什么办法拿掉它?涂掉行不行?整个镜头可以保留，是不是在看到毛主席像的地方剪掉一些。”那些混账导演把陈丕显的这一黑指示当作圣旨，立即把影片中的毛主席像和看到毛主席像的地方统统剪掉了。但是，有一张毛主席在火车上照的相没有剪掉，在第二次审查这部电影时，陈丕显这个狗东西看到后，又找借口要把这一张毛主席像也剪掉。类似这样的情况还很多。仅仅从这几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是如何疯狂地仇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陈丕显还含沙射影地疯狂攻击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一月，在一次高级干部子弟座谈会上，陈丕显胡说
　　什么“我们党内不是那么统一的，有很多人反对毛主席，像张国焘、王明、彭德怀、高岗，想做领袖，都反对毛主席。”“中央委员中就有好些人反对过毛主席的，当然也有不服的，像彭德怀、王明到现在还是不服的，但是毛主席就是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陈丕显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不向干部子弟宣传全国人民无比热爱毛主席的大量事实，却津津乐道地宣扬一小撮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可耻的犯罪行为，以腐蚀干部子弟，这是陈丕显狼子野心的大暴露。
　　尤其不能使人容忍的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公布以后的一九六三年春节，陈丕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建，在联欢晚会上演出大毒草京剧《贺后骂殿》，通过这一出戏与大毒草《海瑞骂皇帝》相呼应，恶毒地影射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陈丕显反对毛主席已经达到何等猖狂的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砸烂陈丕显的狗头!
　　(二)竭力抵制和反对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广大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心明眼亮，能够识破一切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因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最怕广大工农兵掌握毛泽东思想，他竭力阻挠和反对广大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陈丕显狂妄叫嚣：“每次会议都要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有什么必要?”“每次会议都要学，这不行!”有些群众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地联系思想，改造主观世界，被陈丕显等混蛋恶毒地诬蔑为“变相的整群众”，这比帝国王义污蔑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洗脑筋”的论调，更加反动。有一次，他看到一篇报告中提出要青年大学毛主席著作，陈丕显就十分恶毒地说：“‘大’是没有底的，请大家注意，已犯过的毛病要改。”陈丕显就是这样极端害怕广大工农兵、广大青年群众大学毛主席著作，他恨不得一家伙把它压下去。
　　广大革命群众把毛主席的著作看作是革命宝书，是命根子，是“粮食”，是“方向盘”。每一个革命群众，都渴望能有一部《毛泽东选集》。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却胡说什么“学‘毛选’人手一册是形式主义”。他同陆定一、周扬等人唱的是一个调子。过去上海毛主席著作为什么印得这么少，书店长期脱销，罪魁祸首就是陈丕显!陈丕显不仅反对多印“毛选”，还反对多印毛主席语录，说什么“语录印一点，不要太多，我是怕印多了……”等等。陈丕显前几年对印刷刘少奇的那本臭名远扬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厌其多，大开绿灯；对印刷毛主席著作，却百般阻挠。陈丕显到底拥护谁、反对谁，不是非常明显吗?在陈丕显这个混蛋的心目中，根本没有毛主席的地位。一九六二年他去无锡休养，身边不带毛主席著作，却带了《三国演义》等连环画五六十本。看，陈丕显就是这样一个大混蛋!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还利用他窃踞的旧市委第一书记这个要职，采取行政措施来扼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一九六四年年底，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当大家谈到最近在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时，陈丕显竟说：“还是结合实际学吧，好好学习少奇同志给江渭清的信。”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高潮兴起时，陈丕显慌了手脚，赤膊上阵，狂妄叫嚣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乱箭齐发’，造成了基层忙乱，增加群众负担，各级党委要关闸，克服忙乱现象。”当时，旧市委就根据陈丕显的这一黑指示，作了一项扼杀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规定。在这同时，陈丕显还大力宣扬旧中宣部阎王殿的黑指示，污蔑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说什么每逢遇到较重的任务就组织职工学习《愚公移山》是“向群众压任务”。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拼命仇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越加热爱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他，就砸烂他的狗头!
　　(三)拼命攻击和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处处极力攻击和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把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矛头，针对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一九六零年五月，陈丕显到福建龙岩老家跑了一趟，回来后放了大量的毒，胡说他的家乡“在办了人民公社后，由于征购了过头粮，许多人家揭不开锅了”。他别有用心地散布：“福建的形势不好，农民没饭吃，到处逃荒，饿死很多人。”他还造谣说：“自己同农民一起吃过树皮草根”，并且还像煞有介事地把树叶子保存在身边，拿给别人看。事实上陈丕显回家只有一天，吃的大米、抽的香烟都是地委供应的，接触的都是地主富农，哪里吃过树皮草根!这只能证明陈丕显是恶意地向党猖狂进攻。更可恨的是，直到一九六六年，陈丕显在干部子女座谈会上又大讲这件事，煽动青年对党不满。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上午，杨士法问陈丕显：“过去困难的原因是灾荒为主，还是主观原因为主?”陈竟回答说：“我们没有讲过灾荒是主要的。”在这里，陈丕显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完全唱一个调子，把矛头指向党，指向三面红旗。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陈丕显在市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拋出一个黑报告，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攻击三面红旗，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陈丕显完全同意刘少奇的观点，宣扬说：“当时存在着‘左’的和右的情形，‘左’比较多些，但是反了右，没有反‘左’是个问题。”陈丕显还说：“北京的会议开得很好，有人比之为‘七大’，大家都是满意的。”在陈丕显的唆使下，常委会的一些狐群狗党，纷纷大放厥词。王一平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冯国柱跳出来说：“一九六零年搞生产是‘倾家荡产’的做法，用‘抗旱’来维持。”曹荻秋说：“我们对缺点和错误看得少了一些。高速度还要按比例发展，速度搞得太快，就比例不起来。”陈丕显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进一步煽风点火，说什么“决不应该把工作一厢情愿寄托在‘快’字上，今后要力求稳一些，决不能主观臆断，自以为是，乱出点子，或者病急乱投医，增加新的困难，当摄氏三十八度、三十九度的热度的时候，不实事求是，口号就变成空话了”。又胡说什么“三面红旗不能完全抗拒天灾”，“过去只有数量跃进，质量指标完不成”，等等，等等。
　　看!这群混账王八蛋就是利用市委的黑会，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伟大的三面红旗，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怀着剥削阶级没落的悲观失败情绪，为困难所吓倒，把大跃进的成绩说成漆黑一团，妄图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陈丕显对毛主席这样重要的指示，也是丧心病狂地加以反对、抵制和歪曲。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七日，陈丕显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工业问题的会上胡说什么：“学习解放军过硬，首先要质量过硬，没有这一条，学什么解放军，”陈丕显还拼命反对工业学大庆，反对突出政治。他不准印发大庆油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大肆诬蔑大庆经验说：“大庆油田经验就是不一分为二，只讲好的，不讲缺点，难道他们工作中一点缺点也没有吗?”陈丕显又特别限定：“农村里根本不要去念大庆油田的文件。”对于学大寨，陈丕显也是大唱反调，极力要上海向北京郊区学习，跟着彭真跑。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两次指示，要改革高干医院，取消保健制度，干部医院向群众开放，干部看病同群众一样排队挂号就诊。陈丕显却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拒不执行。华东医院表面上虽然换了招牌，但实际上还扩大了高干住院病房和高干专用医疗设备。当有人问他时，他竟说：“主席的指示，没有执行的多得很哩!主席讲的，难道你们都执行了?”大家看，陈丕显对抗毛主席的气焰达到了何等嚣张的程度!
　　特别严重的是，陈丕显还千方百计对抗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毛主席批转了青岛市一位副市长揭发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挑动工人农民斗学生的情况报告，中央还为此发了不准挑动工人、农民与学生之间的斗争，不准工人农民干预学生革命活动的决定。陈丕显看了毛主席的批示和中央决定后，竟狂妄地说：“我就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副市长自己就不是好东西!”陈丕显与魏文伯还多次别有用心地说：“‘青岛事件’是坏人在背后捣鬼，不是张敬焘的错误。”
　　陈丕显对毛泽东思想是恨之入骨的。谁拥护毛主席，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他就反对谁。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千方百计地攻击柯庆施同志。柯庆施同志刚刚调来上海不久，陈丕显就诬蔑“柯老有神经质”，还通过他的老婆谢志成的嘴巴，放出空气，来打击柯庆施同志的威信。最可恶的是，一九六四年公安局四清运动中，有人揭发市委负责人在劳改处做衣服，搞特殊化，问题反映到中央以后，陈丕显跑到北京谎称劳改处的衣服是柯老做的。柯老发现了这个问题，亲自调查，实际上就是陈丕显这个狗东西干的坏事。自己干了坏事，还嫁祸于柯庆施同志，可见，陈丕显的灵魂多么丑恶，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柯庆施同志逝世以后，陈丕显还不择手段地进行攻击。在书记处会议和市委常委会议上，陈丕显多次污蔑说“民主集中制问题柯老没有解决好，柯老就是不讲民主”。有些同志怀念柯庆施同志，说柯老如何如何好，陈丕显就大发雷霆，恶狠狠地说：“柯老死了，上海市委还在!”陈丕显这样仇恨柯庆施同志，正是表明了他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端仇恨!
以上种种，充分说明了陈丕显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国内外阶级敌人一道，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种滔天罪行是我们绝对不能饶恕的。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砸烂陈丕显的狗头!


声讨陈丕显在工业交通战线推行刘邓反动路线的罪恶勾当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发言

　　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志们：
　　陈丕显长期以来就是刘少奇的死党，一贯得到刘少奇的赏识。早在延安时期，刘少奇就夸奖他说：“阿丕有两手。”全国解放后，刘少奇就想把陈丕显调往北京，放在自己的身边，后来因故作罢。陈丕显人虽然没有到刘少奇身边，心还是紧跟刘少奇的，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为刘少奇效忠。
现在我来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在上海工业交通战线上推行刘邓黑货的三大罪状。
　　第一条罪状，竭力推行修正主义企业管理黑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早在上海解放初期，陈丕显这个大坏蛋，就反对党委集体领导制，紧跟刘少奇，在上海工厂企业中推行修正主义的所谓“一长制”。在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当有个常委委员汇报“一长制”问题时，陈丕显听了不耐烦地说：“实行就实行，慢慢推，慢慢推，我看是迟了。”他又说：“解放以后一定要搞党委制，是值得研究，我是唱反调的。”真是狗胆包天，他竟敢公开反对毛主席肯定的党委集体领导制，狂妄地叫喊要同毛主席“唱反调”。接着他又杀气腾腾地说：“现在工厂已不适用党委之下厂长负责制，应退出舞台了，这样才能克服一揽子作风。”他下令“国营厂要普遍推行一长制”，他还反复叮嘱“这是个基本问题”。不错，党委制和一长制是个基本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夺权的大问题。你陈丕显妄图用“克服一揽子作风”的黑话，来反对毛主席，取消党的领导，这是白日做梦。陈丕显所以要竭力推行“一长制”，是为了在企业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亲口说过：“对这些人(就是指担任厂长职务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支持，要提高他们的威信，不然他们的技术拿不出来，最后还是工人阶级倒霉。”陈丕显这个叛徒，对资产阶级关怀备至，充分暴露了他是个道道地地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是资产阶级的忠实走卒!
　　一九六二年，邓小平拋出了修正主义办企业的“工业七十条”，同毛主席的“鞍钢宪法”相对抗。陈丕显接到主子命令后，极力在上海推销。当时不少人反对这个办企业的修正主义纲领，认为“工业七十条是从苏修那里搬来的”，但是陈丕显却说“工业七十条是总书记亲自抓的，意见不要再提了!”以此来封住下面的嘴巴，为主子推行黑货开绿灯。现在我们看清楚了，这个总书记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总书记，而是资产阶级的总书记，是刘记黑司令部的总书记!
一九六五年，刘少奇派了他的另一员大将薄一波到上海来推销资本主义臭货托辣斯。所谓托辣斯，就是搞利润挂帅，搞垄断，搞残酷剥削，搞复辟资本主义。当时有人反对，陈丕显这个混蛋却说：“办托辣斯的好处应该承认，时间长一点好处就多一点，少奇同志提出办托辣斯六条好处，办好了意义很大，我们应该坚决拥护，办托辣斯方向是肯定的，我也赞成，基本问题是个体制问题。”同志们，请注意“是个体制问题”这句话，这就是刘少奇日夜在追求的在上海进而在全国恢复资本主义的体制。陈丕显秉承主子刘少奇的意图，大搞托辣斯，就是要把上海工业交通企业引上资本主义的轨道!

　　第二条罪状，抵制毛主席制订的方针，破坏内地建设，大造楼、馆、堂、所。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指示我们要建设一个攻不垮、打不烂的世界革命大后方。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内地一天建设不好，我就一天睡不好觉。
　　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却千方百计抵制和对抗“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忠实地执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内地建设。一九六四年中央根据内地建设布局，决定由上海一个工厂负责在某地筹建一个大型工厂，并指定这个厂的厂长负责这项工作。陈丕显知道后极为不满，立即推翻了这个决定，把这个厂的厂长留下。陈丕显还借口“上海要发展尖端，有困难”，“内地建设要勤俭办厂，自力更生”，把一些关键设备打埋伏，不予调走。一九六五年夏天，他亲自出马到这个工厂召开黑会，说：“影响生产的设备坚决不拆。”他还通过干将马一行，提出什么“新设备不来旧设备不拆”、“新的来了拆旧的”等黑口号。结果把一些破破烂烂的设备运去内地，而把一些关键设备留了下来，使这个厂推迟投产，严重影响了内地建设的部署。这是陈丕显搞独立王国，要挟中央，对抗“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破坏内地建设的铁证。
陈丕显一方面叫喊支持内地建设有困难，一方面却在上海借口发展新兴工业，继续大兴土木，大搞基本建设，特别严重的是不惜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大搞楼、馆、堂、所的建设。一九六四年初，陈丕显就策划在人民广场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高达十五层楼的市人委大楼，两旁还有宴会厅、大剧场，还有一个接见厅，约需投资千万元以上。由于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建造楼、馆、堂、所，于是，在陈丕显的授意下，改头换面，以建造检阅台为名，只提投资三百万元，骗取了国务院的批准，但是实际上还是按原定的规划开始建设，地基就是按十五层楼的设计打桩的。弄虚作假的诡计被中央发现后，陈丕显还不甘心，又花了五百多万元造了一座不象样子的大楼，多花的钱，就巧立名目，在其它项目内开支。陈丕显还企图用各种名目建造宴会厅、歌剧院，作为他们寻欢作乐的场所。去年春天，陈丕显提出要给刘少奇在西郊建造一座别墅。陈丕显在生病期间还多次催促动工。这一切充分说明陈丕显对抗毛主席的方针是那么狠心，而对主子刘少奇却是那么忠心，完全暴露出陈丕显修正主义的真面目!陈丕显是对抗毛主席、对抗中央、破坏内地建设的罪魁祸首!

　　第三条罪状，按照刘邓旨意，大搞上海的“桃园”经验。
　　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带着他的臭婆娘王光美来上海，介绍臭名昭著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桃园”经验。陈丕显为他的主子百般吹捧，说什么：“光美同志的报告十分重要，要我做是做不出来的”，“光美同志是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去搞的，大家应该认真学习这些经验。”他觉得口头上的吹捧还不足以得到刘少奇的赏识，就下定决心，要亲自动手，搞一个上海的“桃园”经验，一则表达自己对刘少奇的忠诚，二则以此作为政治资本向主子请赏。
　　当年六、七月间，陈丕显带了一批黑秀才，到综合仪器厂蹲点，其中有旧党刊编辑室主任丁柯、前新华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杨瑛、前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夏其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的是在短期内，能突击泡制出一套“桃园”式的城市四清经验。运动前期，他不顾队员和职工群众的抵制，拼命推行“桃园”所谓扎根串连的经验，大整群众，搞得人心惶惶，坐立不安。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四清运动。当时参加会议的陈丕显，顽固地站在刘少奇一边，疯狂地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反扑。他特地叫在上海的丁柯专程赶往北京，为他起草一份介绍综合仪器厂运动做法的简报发给会议，对毛主席施加压力，为刘少奇帮腔。并且要上海收集刘少奇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扎根串连的材料。陈丕显毫不掩饰地说：“扎根串连问题会上争论很尖锐，我们不提扎根串连，压力太大。”
　　乌云遮不住太阳。刘少奇、陈丕显这批跳梁小丑的反毛主席的罪恶活动，只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终于取得了胜利，伟大的《二十三条》冲破重重阻力诞生了。陈丕显这个家伙，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从北京回上海以后，仍然采取了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手法，拒不执行《二十三条》。陈丕显回到综合厂，拼命地保党内一小撮定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白色恐怖，大整革命群众。有一个工人三番五次“放包袱”，过不了关，发了一句牢骚，陈丕显一句话，就把他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公安局关了起来。陈丕显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
四清运动期间，陈丕显要他的吹鼓手丁柯到处作报告，推行他的“综合经验”。运动结束后，又集中了丁柯、杨瑛等黑秀才，化了两、三个月时间，写了一份欺骗毛主席、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所谓总结报告，大吹其牛，说什么在运动中，“厂内出现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行了企业管理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前十五天全面、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等等。。这一切都是吹牛。陈丕显这个混蛋，做贼心虚，不敢把这个报告拿到职工群众中去讨论，就偷偷摸摸地送到他主子刘少奇那儿邀功请赏去了。看，陈丕显这个大混蛋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了：打倒上海的头号大坏蛋陈丕显!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的狗头!


控诉陈丕显在郊区农村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滔天罪行

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代表的发言

　　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志们：
　　现在我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在农村工作方面竭力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一，陈丕显在合作化期间，就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忠实执行刘少奇的反动路线。
　　土地改革以后，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响应毛主席的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伟大号召，大办互助组、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春，全国农村出现了一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高潮。这时，刘少奇惊慌万状，急忙指示邓子恢大砍合作社。陈丕显一伙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呼应，大肆攻击郊区合作化的步子“太快了”，“脱离了干部的经验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胡说什么“出现了七处冒火、八处冒烟的情况，再发展会出更大的乱子”等等，采取了“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错误方针。仅在老郊区(即现在的上海、宝山、嘉定、川沙四县的一部分)就被砍掉了二百五十八个合作社。
　　二，陈丕显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积极鼓吹单干。
　　在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积极参与反革命大合唱，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他胡说什么：“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二年，产生带有路线性的错误。”攻击大跃进是“头脑发热”，“只追求数量，不管质量”。还恶毒地说：“三年大跃进，我们上了许多当。”积极宣扬“三年五年生产力恢复不了，十年才能恢复”的反动论调。陈丕显这个混蛋非常欣赏安徽的“责任田”(即包产到户)的做法。他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公然布置调查郊区“搞责任田行不行”，“那些可以实行包产到户”，明目张胆地妄想瓦解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陈丕显还积极追随陈云，反对集体养猪，鼓吹私人养猪的“优越性”，提出了养猪“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反动方针。一九六二年，陈丕显还要旧市委农村工作部起草一个提倡私人养猪的通知，后来柯庆施同志知道后提出严厉的批评，才未能得逞。
　　三，在郊区农村四清运动中，陈丕显和他的主子刘少奇完全是一鼻孔出气，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陈丕显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传达十中全会精神时，竟然公开地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恶毒地污蔑说：“不要把阶级斗争庸俗化，一讲到阶级斗争就什么都是阶级斗争，一讲到两条道路斗争，就什么都是两条道路斗争。”一九六四年的三、四月份，陈丕显多次在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上胡说什么“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问题已经解决了，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打退了”。又说：“从长期来讲，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但阶级斗争是时起时伏的，并不是什么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突出的地方要搞。”就在一九六四年，陈丕显在县委书记会议上部署四清运功时反复强调说：“点上运动，实际上是三大段：揭生产斗争盖子，干部革命化，组织建设。”连阶级斗争四个字也不敢提。告诉你，陈丕显!你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他的狗头!
　　陈丕显忠实执行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公开对抗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第一个《十条》和《二十三条》。一九六三年夏，他去金山县王钱大队“蹲点”，只字不讲阶级斗争，搞什么“减少统购任务”，“增加社员口粮”，并提出“一两年内解决口粮，两三年内解决资金”的修正主义口号，妄图用以对抗毛主席提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真理。一九六四年春，陈丕显到嘉定县徐行公社去，起劲地在那里搞评工记分、经营管理，根本不抓阶级斗争，并组织人写了一份“经验报告”，胡说“农村的社教运动主要解决经营管理方面和干部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猖狂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陈丕显还把这份黑报告发到各县、公社党委参照执行，使郊区面上四清运动走到邪路上去。
　　一九六四年七月，刘少奇为了推行他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亲自带了他的臭婆娘——王光美来到上海。陈丕显百般迎合，请王光美给十七级以上干部作了一个又臭又长的黑报告，介绍形“左”实右的所谓“桃园经验”。刘少奇公然污蔑毛主席的调查研究方法现在“不适用了”，现在要用蹲点的办法，一蹲到底。对这些黑货，陈丕显奉若圣旨，大加吹捧。为了博得主子的赞赏，他又下命令要所有的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前收听和学习这个黑报告，不遗余力地推销刘少奇的黑货。
　　就在同一个时候，陈丕显在他亲自签发的一个黑报告中，更是露骨地反对毛主席。胡说什么“地富反坏右分子听了中央《决定》草案(即第一个十条)，多半表现沉默；听了《规定》草案(即第二个十条)后，情绪有了变化，多数人对党的政策深受感动，称它是一盏指路明灯。”陈丕显这个大混蛋，与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疯狂反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第一个十条，对刘少奇搞的第二个十条，大肆吹捧，比作“指路明灯”，他究竟是什么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是很清楚了吗?
　　在《二十三条》制订后，以陈丕显为首的旧上海市委，仍然拼命对抗，极力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郊区第二批八个县的四清运动一开始，就作了这样一个部署，说什么：“县委领导是可以依靠的，运动一开始，工作团就可以同他们结合起来。”因此，县社两级主要领导干部从运动一开始就担任了工作团、王作队的团长和队长。陈丕显还要嘉定县徐行公社创造所谓“由党委自觉革命的经验”。就这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陈丕显之流的庇护下，一个个混过了关。在郊区县、社两级的主要领导干部中，竟没有揪出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荒谬的是，这伙漏网的坏蛋，在运动后期还大批升了“官”。
　　陈丕显还反对毛主席制订的党的阶级路线，搞乱农村阶级阵营。在陈丕显一伙人的庇护下，不仅漏划和漏网了一批地富反坏分子，而且在革命队伍中，混进了一批阶级异己分子，埋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
从上面揭发的陈丕显在郊区农村犯下的滔天罪行，可以看出陈丕显完全是刘记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上海的黑司令。我们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痛打落水狗，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陈丕显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彻底砸烂陈丕显的狗头!


斩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伸向部队的黑手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代表的发言

　　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全体同志，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积极支持革命左派，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打倒以陈丕显为首的旧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是刘、邓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上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镇压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魁祸首。他作恶多端，干尽了坏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竟胆大包天，向我们部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现将他的罪行初步揭发如下：
　　第一，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疯狂反对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一九六五年四月底五月初，在民兵工作会议上，陈丕显充分暴露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狰狞面目。他竭力反对把组织民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为民兵工作的根本，反对把坚持四个第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作为今后民兵工作的首要任务，胡说什么“这些东西空得很，没有用。”陈丕显的心腹马达、苏超，也出来帮腔说：“内部写报告，不要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一类话。”陈丕显听了非常得意。这就暴露了陈丕显的内心世界，对毛泽东思想有着刻骨的仇恨。
　　二，民兵王作会议结束后，在起草向中央的报告时，我们为了实现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突出民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建设，故将民兵防空工作列为第三项任务。对此，陈丕显暴跳如雷，狂妄地质问我们：“市委提出的防空工作为什么放在第三位，你们对市委指示如何看待?”看!陈丕显这个大混蛋，竟然抬出“市委指示”来压最高指示，看他猖狂到什么程度!后来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仅将此报告扣压不发，反而仗势压人，说我们欠了他一笔账。陈丕显，老实告诉你：欠债的不是我们，而是你，是你这个混蛋对人民欠下了一笔又一笔的债，我们一定要向你清算。
三，有一次，我们汇报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情况时，以陈丕显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口叫嚣：“民兵、工会、妇女、青年团都抓学习毛主席著作，那么，市委宣传部干什么?! 你们都抓了，那么，我们市委又干什么?!”这些魔鬼极端地仇视毛泽东思想，疯狂反对革命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其用心何其毒也!
　　第二，竭力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
　　一，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很早就发出了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的伟大号召，一九六二年提出了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一九六四年又提出了全党抓军事的要求。陈丕显这个混蛋，竟然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使上海地区的民兵工作长期排不上“队”，挂不上“号”，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他还到处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黑货，只搞城市防空工作，在他们看来，上海只要组织一些民兵防空师，配上一些高射武器，上海的民兵工作就算做好了，而不要其它，以此来对抗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
　　二，一九六五年，毛主席提出“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的指示后，我们多次提出贯彻执行意见，都被陈丕显扣压不发。陈丕显一伙，对毛主席的指示竭力反对，而对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分子罗瑞卿关于部队干部在地方四清运动中不赋予做民兵王作任务的黑指示奉为圣旨，倍加赞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陈丕显与罗瑞卿是同类黑货。
三，在以陈丕显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治下的报刊，极力抵制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宣传，长期扣压全军民兵工作会议的报道，不反映上海地区的民兵活动。
　　第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妄图把革命群众的斗争锋芒引向军队。
　　一，为了破坏文化大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曾多次以加强“警卫”为名，行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之实。例如，去年九月，陈丕显曾对驻沪三军下黑指示：华东局、市委被红卫兵冲得很厉害，你们三军要派七百人“保护”。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了我们严正拒绝。
　　二，去年十二月上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但又不甘心被打倒，竟敢向我们提出所谓组织机动部队，准备接管市委的黑要求。这是一个大阴谋!他的真心实意是：要我们准备部队镇压革命群众，保护以他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他的乌纱帽。这是白日作梦!
　　三，今年一月，我们根据有关单位革命群众的揭发，发现陈丕显一伙利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去年九月四日《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竟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掺杂在机密文件、档案中，一起送到军队来暂时保管，妄图把罪责推给军队。
　　四，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军队排长以上干部，要分期分批地参加地方四清运动，每期半年。林副主席指示：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四清，不担任正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竟敢篡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说什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要军队干部担任正职；一搞就是一年，有的搞了两年；第一批还没有归队，就催第二批下去。去年十二月，总政治部鉴于地方上全面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定：“现已派出参加地方四清工作队的人员，应即与地方协商，迅速全部撤回。”但是，陈丕显一伙不闻不问，置之不理，致使大批军队干部不能按时回部队工作。再是，中央指示：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一般的不要揪回去斗。而陈丕显、曹荻秋为了逃避罪责，转移矛头，竟然发出通知，说：“凡是基层单位的任何革命群众组织，有意见要求回去检查的，必须回去检查。”由于陈丕显、曹荻秋的这一规定，现在，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大批军队干部，还在地方上检讨，有的已经检讨了几个月，不能归队工作。所有这些，严重地影响了部队战备和其它任务的完成，严重地破坏了军民关系，严重地损害了我军的荣誉。
　　五，违抗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示，挑动某些群众组织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去年十二月初，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批转了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大意是：一切转
　　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丕显一伙不仅不贯彻这个批示，反而制造混乱，在陈丕显、曹荻秋的阴谋策划下，于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印发了通知，重申了：上海转业复员军人组成的单独组织是合法的组织，可以继续进行活动，公然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示相对抗。他们并且狂妄地叫嚣：“待中央有新规定后按中央规定办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示。这样，就挑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专职武装干部和解放军。
　　六，去冬以来，尽管我们警告陈丕显、曹荻秋一伙不得到部队里来躲藏，但是，这些混蛋仍旧厚颜无耻地多次往部队跑。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在被斗期间，曾跑到我某连驻地躲藏，被哨兵拦阻，这个混蛋还盛气凌人地说：我是你们的政委，你们不认识吗?陈丕显、曹荻秋几次向驻沪三军负责人提出，给他们一些过去部队领导同志住过的、现在空闲的房子，妄图以此作为他们的落脚点和防空洞。他们以传达某会议或作检查为名，多次向我们驻沪三军借会场开会。他们还多次闯入延安饭店，打电话，开会，策划阴谋。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妄图逃避革命群众的斗争，并恶毒地阴谋挑起广大革命群众对部队的不满，把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锋芒引向部队，因而激起了我军指战员的强烈反对。
　　陈丕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必须彻底予以清算，彻底肃清他在驻沪部队和上海地区民兵组织中的恶劣影响，坚决把他打倒，踩上一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同志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军队。我们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彻底肃清他们的遗毒。谁敢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谁敢对我们人民解放军放毒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支持!支持!坚决支持!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以及一切牛鬼蛇神，专政!专政!坚决专政!只准左派夺权，不许右派翻天。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和临时委员会第一号通令，严守岗位，加强战备，随时准备迎头痛击任何敌人的挑衅，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上海人民公社。


陈丕显炮打中央文革，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责难逃

上海和外地在沪红卫兵代表的发言

　　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志们：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取得了“一月革命”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
　　可是，陈丕显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妄想反攻倒算，进行反夺权。这里，我们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炮打中央文革、收买红卫兵、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疯狂地破坏革命大串连
　　陈丕显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恨得要死，对大串连怕得要命!
　　去年九月初，陈丕显曾对旧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布置说：“市委书记处要坚持下去，不行了就要常委坚持下去，常委不行了，就要市委委员坚持下去。最后剩下一个委员也要坚持下去。”并要苏超向书记处传达部署。陈丕显对市委办公厅保皇组织也是这样指示：“你们的主任、处长倒了，就让科长顶下去，科长不行了，就你们自己干。”可见，陈丕显早有准备，顽强反扑，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跟毛主席对抗到底。
　　正当毛主席支持红卫兵进行革命大串连时，陈丕显恶狠狠地骂红卫兵“是一帮猴子，不好惹。”还说：“总有一天，大串连搞不下去。”陈丕显还同魏文伯合谋，要中央在国庆节后停止革命大串连。在他们的控制下，华东各省都向各地发出了电报，
　　要把外出串连的学生全部调回原地。
　　更令人气愤的是，从陈丕显的保险箱里搜出了陈丕显窝藏的恶毒攻击革命大串连的许多反动对联。譬如：
　　名串连，实反党，令人发指
　　既恶毒，又下流，臭名昭彰
　　横批：反动透顶
　　借串连，结狐群，反党反人民
　　用辱骂，耍流氓，进行反革命
　　横批：遗臭万年
　　假串连，真破坏，千里奔跑
　　想变天，搞颠覆，到处放毒
　　横批：臭名远扬
　　实指望，这次南下，能捞到一点油水
　　又谁知，到处碰壁，没抓到一根稻草
　　横批：可恶可悲
　　陈丕显把这样的反动对联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其用心之狠毒，不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吗!
　　恶毒地收买腐蚀红卫兵
　　陈丕显对付红卫兵首先是拼命压制，当听到有人要罢陈丕显的官时，他暴跳如雷，说什么：“他们要罢我的官，我说还要毛主席亲自来罢呢!他们造不了我的反。”又说什么：“造反派要打倒市委，如果市委打倒以后，他们来干，也没有经验，工业、农业、交通，还有政治，他们管不了。”在硬的一套压制不住时，就凭着他惯用的反革命伎俩，采用拉拢和收买的手法来腐蚀红卫兵。对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张××，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去年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陈丕显就让苏超打电话通知旧市委组织部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士法，说他要在锦江饭店接见北京电影学院张××等同学。陈丕显暗暗对杨说：“现在中央支持少数派，要做少数派工作，取得他们信任，不要搞对立。”又说：“历次学生运动都和工人运动结合的，要有思想准备。”
　　接见时，陈丕显假装热情，并迫不及待地向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表白自己是一直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说什么自己“从一九六六年以来一直在养病，医生不让我工作，市委的工作主要是曹荻秋主持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基本没有过问。”
　　其实，陈丕显一直在幕后积极操纵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充当了反革命的黑司令。运动开始后，他就通过爪牙大肆活动，布置市委各级组织要层层顶住，并大量收集北京红卫兵的活动材料，派遣“特务”上北京搞情报。在陈丕显的住地经常召开书记处会议，每次决定重大问题都有陈丕显的意见，连谢志成这个臭婆娘也出席会议，指指点点。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连串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重大事情，都是由陈丕显、曹荻秋等人一手策划的。警告你，陈丕显，你这笔账是绝对赖不掉的!
　　陈丕显在同北京电影学院同学接触中，知道他们想排演节目，马上就说：“我给你们创造演出条件。”当陈丕显了解到有人想出去长征时，又说：“长征好嘛!我可以帮你们找几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给你们传授经验。”
　　陈丕显为什么对北京电影学院张××等如此热心呢?从旧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厉敏之的一些谈话中就可以看出来。十月二十五日，上海东北地区红卫兵冲进市委机关大楼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厉敏之受陈丕显和曹荻秋的指使，代表市委与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张××，以及东北地区红卫兵代表进行几次谈判。后来，厉敏之对别人说：“东北地区红卫兵主要是听张××的。”“张××他们来，是想大干一番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就可能要制造一些事件，来看市委的态度，抓市委的问题。”
　　以后，厉敏之就经常与张××保持联系。厉敏之还关照联络组的两同志：“你们要多去几次，去的次数多了，慢慢就会熟悉了，那时，他们什么话都会给你讲”；“对他们物质上的要求，应该答应他们，答应以后，便于工作。”并且还经常查问：“他们那里有些什么人?”“还有别的什么人去那里?是上海的，还是北京的?”在陈丕显等家伙的授意下，厉敏222之对张××他们提出的物质要求，基本上有求必应。如不付钱吃饭，吃面包要人送到楼前，外出拍照以及出外调查乘出租汽车等费用都全部报销，还给他们弄来两用机器脚踏车、拍照用的镁光灯，给张××本人还买了球裤，送了鞋子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拉拢和收买。
　　大刮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陈丕显狗胆包天，公开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矛头指向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同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陈丕显经常污蔑陈伯达、江青等同志的讲话“只是轰，不讲政策”。而另一方面，却为刘少奇、邓小平的假检讨很惋惜，说：“现在弄得这两个老头子都要出来检讨了，真痛心。”看，陈丕显对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邓小平是何等体贴关心!这正是他们共同的反革命本性所决定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陈丕显的臭婆娘谢志成对陈丕显的秘书于宝年说：“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没有实践工作经验，下面运动的情况不一定能反映到主席那里去”。当于宝年问到陈丕显时，陈丕显说：“这话是魏文伯同陶铸通电话时，陶铸说的，陶说：‘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实践经验，张春桥就是没有群众运动的经验’。”
　　“安亭事件”发生后，陈丕显、曹荻秋等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签字的五条恨得要命，破口大骂：“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要华东局、市委负责呢?”甚至还说：“我怀疑主席是不是知道下面运动的真实情况。”陈丕显这个老混蛋，明明知道毛主席批准张春桥同志签字的五条，他就是这样公然地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真是疯狂到了极点!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旬，陈丕显在梁国斌、李家齐面前讲起了一件事：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打电报给中央，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康生同志打电话批评刘俊秀，指出江西省委电报中的错误，刘俊秀在电话中公然与康生同志对抗说：“康老呀!现在满街贴了我们的大字报，我才给你发了一份电报有什么不可以呀!”陈丕显在讲完这件事后得意洋洋地夸奖说：“还是江西的老俵敢讲话，有风格。我们也要多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我们的意见’。”
　　陈丕显不放掉任何一个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机会，早在去年十一月份，陈丕显在接见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的造反派时，就同意他们通过搞市委写作班来搞张春桥同志。为了攻击张春桥同志，陈丕显甚至不择手段地要苏超搜集张春桥同志大女儿打人的材料，还气势汹汹地说：“把事情弄清楚，告诉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女儿竟然也打人!”直到今年一月十六日，红革会头头要陈丕显批一万元钱，陈丕显照批了，以此来拉拢和腐蚀革命组织，鼓励他们炮打中央文革小组。
　　陈丕显妄想把手伸进中央文革小组，企图从张春桥同志那里探听消息，张春桥同志不予理睬，他便大发牢骚。还通过他老婆谢志成的嘴，恶毒地说：“春桥现在获得中央的信任，就目中无人，不关心市委的工作了。”
　　陈丕显还大搞反革命的经济主义，转移斗争大方向。去年十一月中旬，张春桥同志回上海，再三讲过，文化革命中各群众组织应本着勤俭办事的原则。但陈丕显公然对抗，提出“物质上的要求要放宽”的方针，说：“各方面要求解决的物资，应该充分给予满足。文化大革命，多花点钱，不要去计较”。根据陈丕显的黑指示，财贸系统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物资供应站。
　　今年一月间，陈丕显亲自出谋划策，召开了许多黑会，以“改变所有制”、“统一归口”等名义，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的通知，这就是在上海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根源。
同志们，从上面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对张春桥同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的黑根不是别人，就是陈丕显!陈丕显是上海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公安局反革命复辟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陈丕显!

旧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市委监委副书记王仲良同志的发言

　　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革命的同志们：
　　根据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我庄严地宣布：坚决同革命造反派的战友站在一起，起来造反，一反到底!人造旧上海市委以陈丕显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彻底清算旧市委的滔天罪行，砸它个稀巴烂!
　　现在，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会控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之流，把旧市委监委作为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的御用工具的反革命罪行。
　　陈丕显之流，利用他们手里掌握的党权，通过他的得力干将、窃踞市委常委、监委副书记职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秦昆，反对毛泽东思想，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对陈丕显的一些得力干将，竭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能事，进行百般包庇，把监察机关当作牛鬼蛇神的“防空洞”、“庇护所”，使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逍遥法外，没有得到应得的纪律处分。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旧市委以陈丕显为首的一小撮坏蛋，一手策划的公安局反革命复辟的事件。
　　旧上海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黄赤波和副局长杜蔚然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结党营私，为非作歹，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恶昭著，民愤极大。可是，陈丕显之流，却视黄赤波为至宝，千方百计地加以包庇，并对敢于揭发问题的革命同志实行政治陷害，残酷地镇压革命。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在彭真、罗瑞卿、陈丕显的密谋策划和直接指挥下，利用伟大的四清运动，派出“工作团”到公安局，包庇右派，镇压左派，大肆反攻倒算，制造白色恐怖，扑灭革命烈火。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九六四年，公安劳改机关开展四清运动的时候，革命群众揪出了杜蔚然这个大坏蛋，陈丕显就背后指使黄赤波派工作队到劳改处搞假四清，说：“劳改处的问题党组不解决，党组被动，市委不解决，市委被动。”于是，黄赤波就派工作队到劳改处去，假揭发、真包庇。工作队进去以后，就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群众同大多数工作队员，冲破重重阻力，在十月下旬举行了控诉杜蔚然的九天大会。这次大会，不仅暴露了杜蔚然的真面目，而且打开了市公安局党组问题的缺口，揪出了黄赤波，根子追到了市委书记处。就在这时，陈丕显下了一道黑命令，说：“劳改局工作队就是劳改局工作队，运动可以向下发展，党组问题市委另作考虑。”企图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公安局的革命干部参加了九天大会，压抑不住愤怒的心情，经过同党组的反复斗争，终于在十二月下旬，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对黄赤波面对面地员开斗争。黄赤波的问题大暴露，根子追到了市委书记处和大野心家罗瑞卿，形势大好，而罗瑞卿、陈丕显之流却震惊万状。陈丕显特地乘专机赴京，同彭真、罗瑞卿在北京密谋策划，决定派出“四清工作团”，灭火保黄，反攻倒算。
　　在彭、罗、陈的密谋策划下，派出了一个阵营庞大的公安局四清工作团，有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公安部副部长(后任市委书记处书记)梁国斌，华东局监察组长郑平，市委常委、监委副书记秦昆，市委副秘书长刘夫畅等。他们到公安局大搞反革命复辟。
　　第一，工作团为黄赤波定调子。
　　经过彭、罗、陈密谋，由罗瑞卿写了一封黑信作为对黄赤波问题的依据。这封黑信里，提出了三点：(一)黄赤波对党忠心耿耿，对敌斗争坚决；(二)对黄要作历史地全面的分析，有缺点、错误，但是把他作为敌我矛盾是错误的；(三)要保护黄赤波过关。陈丕显、王一平、梁国斌、秦昆这些混蛋，就按着这个调子到处当“说客”，吹嘘黄“对敌斗争坚决”、“反杨帆有功”、“保卫毛主席有功”等等。黄赤波的所谓“下楼检查”，经过市委书记处专门讨论，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达亲自修改。黄检查后，梁国斌当场表示“黄赤波同志的检查是深刻的，我完全同意”。秦昆更无耻地说：“黄的检查是典范，大家要向他学习。”黄被包庇“下楼”以后，在国际饭店设宴“欢庆”，梁国斌还去祝贺。
　　第二，对革命同志反攻倒算、疯狂镇压。
　　陈丕显、王一平、梁国斌、郑平等人，到处散布前一段运动“过火了”、“过头了”、“气味不对头”、“有个人情绪”等等，诬蔑积极分子“顶多是个勇敢分子”。有的同志揭发黄赤波办假农场欺骗毛主席的罪行以后，陈丕显竟横加威胁，说：“你们这样追根，是不是要追到毛主席身上去!”并要王一平、梁国斌负责追查是谁在追根，为什么要追根。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公安局。
　　第三，对公安机关内的一些革命干部进行所谓“大整顿”，千方百计保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御用工具。
　　他们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把黄赤波、杜蔚然两人调到工厂去搞“四清”运动，名为锻炼，实际上是转移视线，准备伺机纵虎归山。(二)在公安机关内又安下新的定时炸弹。把岁瑞卿的亲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政调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把陈丕显的亲信、原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青浦县委书记、反革命两面派丁明新调任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他们两人，一人对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一人对机关内部实行特务统治。(三)他们已经提出并部分实行了政治部大换班、“大整顿”的方案，同时，对当时起来揭发问题的几位同志陆续调出公安局，并对一时来不及调的同志加强控制，陈丕显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多次追问一些人的动向，并将当时的一些积极分子打成反革命。
　　第四，特别严重的是，四清工作团公开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毛主席。
　　劳改局四清工作队员中的许多解放军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到处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根据劳改部门广大群众的要求，选印了一部分毛主席语录，发给学习小组。工作团知道以后，不仅不支持，相反指责我们“违反中央规定”，追查是谁批准的，责令马上收回，做出检查，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上通报批评。
革命造反派同志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下，我决心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刻苦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同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站在一起，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在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展开全市的夺权斗争，把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揭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谢志成的丑恶本质

上海市委机关工人革命造反队、上海市公安局红色警卫员革命造反队代表联合发言

　　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革命的同志们：
　　今天，我要在这里揭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和他的臭老婆谢志成的丑恶本质。
　　一、腐朽糜烂的官僚资产阶级生活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谢志成却长期以来骑在人民头上，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陈丕显、谢志成，是过着怎样的奢侈糜烂的生活呢?他们吃的饭菜点心都是锦江饭店一级厨师为他们烧的，每天吃的点心，要一天换一个花样，一个星期不重样。他们一家五口，每月伙食费平均六百多元。特别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谢志成还嫌标准面粉粗糙咽不下口，要到大饭店去买精白面粉吃。他们要我们专门到上海县三林塘买浜瓜，到南汇县装水蜜桃，到青浦拉大螃蟹、活鲫鱼，在西瓜落市桔子还没有上市的时候，甚至用飞机到广州、重庆、福建、浙江等地运西瓜、桔子。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一次谢志成吃蒸蛋白，她嫌烫了些，就大发脾气，连碗都一起摔了。同志们!这与地主婆有什么两样!又有一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为了要吃甲鱼，市场上买不到，特地与金山、松江、青浦、奉贤等县联系，其中川沙县还兴师动众特地为他车干了河水捉甲鱼。他们人参不离口，每天起床吃枣子人参汤，官老爷做报告参汤也要送到讲台上，连娇小姐也补药不离口。他们三年来共吃了人参补药五万多元。
　　陈丕显在休养期间的生活更是糜烂透顶。在医院治病仅仅三个月，就吃了一百零五只童子鸡，七十只老母鸡。出院休养期间吃了二百零九只鸡，花了九百元水果费。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大厦光吃一盆鸡脑子，就杀了几十只鸡。大家看，他们的生活腐朽到什么程度!同志们，这些费用是陈丕显自己付的吗?不，不是!完全是公家负担的。陈丕显每天伙食费八、九元，自己只付一元五角。他们是吃我们劳动人民的血汗，是吸血鬼!
　　陈丕显任意挥霍国家财产，花公家的钱，一点也不心痛。很好的家具不用，要定做一套全新的家具，加工以后，正巧三反运动开始，问陈丕显拿不拿，他做贼心虚地说：“不拿，现在三反拿它做什么。”结果放在仓库里被大水冲坏。三反运动过后不久，他们却又要了，还大发脾气说：“我要东西，你们拖拖拉拉，等要了三反来了。”他们极力追求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经发展到对抗三反运动的程度。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谢志成灵魂十分空虚，把精神寄托在打扑克、听黄色音乐、看毒草电影、养鸟玩狗上面。他们热衷于看《状元媒》、《珍珠塔》、《打金枝》等旧戏，不仅如此，他们还点名要看西方黄色恐怖片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特地向大混蛋陈云借来一套“三笑”评弹唱片，要广播电台录音来听!
　　二、陈丕显、谢志成对我们工人进行奴隶主义教育，实行愚民政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可是，陈丕显、谢志成，与毛主席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他们经常贯彻
　　的是奴隶主义教育。对我们说什么：“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呀，要你们为首长服务，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呀!应该好好为党工作。你们为我们服务就是完成党交给你们的任务。”陈丕显还说：“你们不但我的话要听．谢同志的话要听，小孩子的话也要听”等等。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而陈丕显却要我们听他臭老婆的话，听小孩子的话，真是混蛋透顶!
　　陈丕显、谢志成这些混蛋拼命地搞奴隶主义教育，其目的，就是对我们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请看，他们是怎样压迫我们工人的。一九六一年，江西景德镇送给陈丕显一只芭蕾舞姑娘的瓷像，一直放在书橱上面，日子一久瓷像上有一点灰，公务员吕光明同志好心，想把灰抹掉，可是一不小心，把瓷像弄坏了一点。为了这件事情，他们暴跳如雷，一定要吕光明同志滚蛋。谢志成还把管理科一个同志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说一定要赔。这可急坏了这个同志，他通过招待处、市人委交际处、江西省交际处，了解到江西还有一只。于是急急忙忙到南昌去取。为了保护瓷像，特地在江西做了一只木箱，用棉花垫好，为了减少震动，回上海时不坐硬席坐软席，在车上一直抱着这只瓷像，熬了一天一夜，总算到了上海。同志们!象这样的事是说不尽的!
　　更严重的是，一九五三年前后，几个警卫员同志看不惯陈丕显、谢志成的资产阶级生活，受不了他们的压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联名写了一封控告信给《解放日报》。不料信落到了他们手里，陈丕显亲自出马，训了我们警卫员不算，还要当时的秘书长王尧山、马万杰和机关党委丁明新出面开会，整我们警卫员同志，讲我们无法无天，要搞书记。我们有一些同志就这样被他们一脚踢出去了。有的同志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放下包袱，得到解放。这是毛主席救了我们!
　　三、敌我不分，与牛鬼蛇神勾结一起，妄想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陈丕显、谢志成就是反革命派。他们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和对工人的种种迫害，决不是偶然的，是同他们一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分不开的。
　　陈丕显的岳父谢兆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察局长，地主，流氓分子，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像这样一个人，靠了陈丕显的大红伞，解放后仍不老实，干尽了坏事。一九六三年，这个已经七十五岁的老混蛋，在百乐商场调戏妇女，被群众抓住，送交公安局，陈丕显从公安局里把这个老混蛋不加任何处理保了出来，还封锁消息。这个老混蛋在陈丕显的百般包庇下，思想更加反动，坚持反革命立场。有一次，对工人顾富生同志不满，竟然要持刀杀他。去年，这个老混蛋回到无锡原籍，又在一个剧场里调戏女经理。陈丕显知道后，就派小轿车，把他接回上海，安排在青东农场，成了一个特殊的劳改犯，让他和机关干部住在一起，每月给他二十五元生活费，还派秘书、小孩去看望，照顾得无微不至，施尽“孝心”。一九六二年陈丕显在无锡休养时，为了给他的地主岳母扫墓，连夜要有关部门赶修原有道路，全家专车前往上坟，还献了花圈，全家还在地主婆墓前照相。陈丕显、谢志成是道道地地的地主、反革命的“孝子贤孙”。
　　陈丕显的叔父陈鸿春是伪保长、富农分子，解放后被管制。陈丕显同他关系密切，一九六零年为了开脱他这个叔父的罪责，找了福建上杭县委书记，以后就撤消了管制。
　　为了保他们自己的狗命，陈丕显还利用职权，在一九六四年，通过黄赤波从宁波专门找了一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反革命分子，来为他的臭婆娘治病。陈丕显对这个反革命分子特别优待，不但派小汽车从宁波接来，而且还让他参加了国庆观礼。
　　陈丕显你这个混蛋!同牛鬼蛇神勾勾搭搭，打得火热，居心何在?
　　不仅如此，一九六零年，正当国家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陈丕显居然干出封建士大夫式的“衣锦荣归，光耀门庭”的丑事。当时村上男女老少敲锣打鼓远道相迎，陈丕显威风凛凛，神气活现，逢人发香烟，挨户送糖果，大肆挥霍国家财产，还招待近邻远亲大吃一顿，阔老爷陈丕显分文不付，费用都是当地人民公社开支。陈丕显还走访了为他长期传递信件的反动地主陈国光，并且同他的管制分子叔父陈鸿春一起照相留念。陈丕显竟然还与这些乌龟王八蛋搞封建续家谱的勾当。当他翻开家谱时，得意忘形地说什么：“我的老家是在扬州，几代之前是做官的。”在这本反动的封建家谱中，大肆宣扬那些封建官僚、地主、名儒、节女的“德政”、“节操”。在这本反动的家谱中，有一个名字叫陈家煌的，就是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陈丕显对这本反动家谱非常重视，说什么“原文很宝贵，不能弄坏”，“这本家谱很有意思，看看很有趣，可以给孩子看看。”最后还要秘书足足化了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百十四页，重新誊写了一份。
从以上大量的事实中，充分证明陈丕显和谢志成是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砸烂谢志成!


看，陈丕显、曹荻秋怎样在财贸战线上拼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

上海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代表的发言

　　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志们：
我代表上海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愤怒控诉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旧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在财贸战线上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
　　开放自由市场，为资本主义势力鸣锣开道
　　正当我们由于自然灾害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刘少奇这个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号代理人，积极鼓吹自由市场的好处。他说：“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社会上有点资产阶级分子也好”。陈丕显、曹荻秋与刘少奇一鼻孔出气，在上海大搞自由市场。柯庆施同志是始终反对在城市开放自由市场的．但是陈丕显、曹荻秋却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柯庆施同志抓的时候，他们敷衍一下；柯庆施同志一离开，他们就为自由市场鸣锣开道。
　　一九六一年初，陈丕显签发了一个文件，规定在市区开放农副产品的自由市场。“市区”两字是曹荻秋修改时加上去的。这是他们打开社会主义市场缺口的第一炮．使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得到了“通行证”，纷纷出笼，扰乱市场，国内外阶级敌人为之兴高采烈。后来，由于柯庆施同志的反对，才被迫取缔。
　　到了下半年，市区自由市场又蔓延起来。陈丕显说：“看来现在不开放不行”。曹荻秋说：“自由市场禁也禁不了，要有领导地搞”。他们决定在自由市场上给“黄牛”提供所谓“自产自销的场所”。曹荻秋还派人到外地去学习大搞自由市场的“经验”，在市区设立了一批代理行、代销店，把非法的交易合法化了。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前后，在自由市场活动的就有九万人。粮食、油料、日用工业品在自由市场上漫天要价，公开买卖。
就这样，在陈丕显、曹荻秋等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支持下，资本主义势力猖狂一时。这笔账一定要彻底清算!


　　实行高价政策，推行资本主义
　　在一九六一年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又拋出了另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措施，就是对一部分商品实行高价供应。陈丕显、曹荻秋也拍手叫好，极力推行。陈丕显宣扬高价政策可以“稳定人心”等等。曹荻秋也帮腔，说现在“市场过死，要网开一面，社会主义要越过越舒畅”。他们所说的“稳定人心”，就是稳定有钞票的资产阶级的人心；他们说的“要越过越舒畅”，就是要使资产阶级分子越过越舒畅。
　　在陈丕显、曹荻秋的直接策划下，糖果、糕点、饮食、自行车、针棉织品等高价商品，纷纷投入市场，为资产阶级服务。对这种做法，广大劳动人民是坚决反对的。
在高价政策的影响下，在饮食、旅馆、理发、沐浴、服装加工等服务行业，也刮起了一阵资本主义复辟的妖风，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所谓“服务特色”纷纷恢复，什么夜花园啊，黄色音乐啊，“三包一尖”啊，为“太太”、“小姐”们画眉毛啊等等都出现了．这不仅助长资产阶级在生活领域里对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而且把一部分社会主义商业推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轨道。
　　以改进商品分配为名，为既得利益集团效劳
　　一九六一年，刘少奇对商业部门的商品分配问题作了不少黑指示。他说：“要搞点按劳分配，货币(指工资)要同商品供应配合起来，才能克服平均主义”。他这个所谓“按劳分配”，所谓“克服平均主义”，实质就是要在物资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让少数高工资的人得到更多的商品。
　　陈丕显秉承刘少奇的旨意，积极在上海实行日用工业品凭购货券供应的办法。他露骨地表示就是要“照顾钱多的人”。后来规定按工资每十元发一张购货券，不论地、富、反、坏，牛鬼蛇神，那些拿几百元、千把元高工资、保留工资的人，都可以拿几十张、上百张购货券。可是，对不拿国家工资的里弄生产服务人员、三轮车工人、民办学校教师等五十万集体事业劳动者和其它劳动者，陈丕显、曹荻秋根本不顾他们的生活需要，决定不发给购货券。陈丕显对资产阶级、高薪阶层照顾备至，而对辛勤劳动的广大劳动人民，却如此漠不关心。更恶劣的是，陈丕显还向旧市人委财办拿了几千张购货券放在手头，供私自享用和讨好别人。
　　发展单干，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旧市委以精简财贸职工为名，把国营、合营商店的上万名从业人员退回合作商店。在合作商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提出了“为搞垮合作商店而奋斗”的口号，采取“颠破船，好上岸”的办法，千方百计搞垮集体所有制，好几千人不辞而别，离职去搞单干。陈丕显、曹荻秋还亲自去南汇县惠南镇，以试点为名，搞资本主义复辟。在他们的策划下，全市已经实现集体所有制的一千四百多户老虎灶，全部退回单干。经过他们同意，又对近三万名自由市场的商贩发给了“营业许可证”，正式承认了一大批单干的个体经济。陈丕显、曹荻秋还在文教方面允许私人办学，在卫生事业方面允许私人医生开业，在农村提倡私人养猪。这些都充分证明，陈丕显、曹荻秋就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理人!


　　在经济上搞独立王国，对中央施加压力
　　陈丕显、曹荻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顾国家在粮食、油料、日用工业品方面的困难，欺上瞒下，搞两本账。他们一面大喊大叫，要中央紧急调拨粮食，支持上海；一面却利用职权，玩弄手法，大搞黑库存。一九六零年，在陈丕显亲自策划下，以留集体饲料地为借口，向中央瞒报粮田十万亩，粮食约五、六千万斤。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专门做出了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规定国家粮食要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而陈丕显却继续进行对抗，他叫市粮食局只向中央报市区粮食库存，不报郊区库存。一九六四年郊区粮食增产，国家征购粮食超额完成。当时经办人员如实上报中央，陈丕显大为不满，责令粮食局写假报告，谎称这笔粮食是“集体储备”。
　　除了粮食以外，在油料、日用工业品等方面，也是蓄意弄虚作假，对抗中央。中央在一九六一年底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对上海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进行了批评。回来以后，曹荻秋在常委会上说：“上海就是有些不服气。”并继续对抗中央，制造人为紧张，加重市场供应的困难，企图压制中央，用心是极其险恶的。
陈丕显、曹荻秋执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的黑指示，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一贯的。他们恶贯满盈，罪恶滔天。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一定要彻底清算的!


　　陈丕显是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

　　统战部、外办、妇联革命造反队代表联合发言

　　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志们：
　　我代表市委统战部革命造反队、外办革命造反队和市妇联革命造反队，揭发和控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在统战工作中反对毛主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大搞投降主义，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在国际阶级斗争中吹捧赫鲁晓夫，向苏联修正主义屈膝投降，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滔天罪行。
　　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千方百计包庇牛鬼蛇神，充当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长期以来在统战工作方面，一贯对抗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抵制毛主席亲自确定的“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的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而积极地、忠实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维汉的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死心塌地紧跟主子刘少奇，积极贩卖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货。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同主子刘少奇一唱一和，说什么 “国内当前的主要矛盾，即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同样在上海很集中地反映出来。”并宣称“企业公私合营以及定息确定以后，资产阶级的情况就有了质的变化了。”陈丕显的所谓资产阶级的“质的变化”，实际上就是说资产阶级已经改造好了。这是道道地地的修正主义黑货。
　　一九六四年，陈丕显公然在市人代会五届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四届一次会议报告中大肆放毒，说什么：“工商业资本家、知识分子也是一分为二。有些人的确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虽然有时思想还有毛病，但是既然他们决心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决心搞社会主义，有毛病注意克服，认真改正就好，……我们相信，多数人是要求进步，这就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又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使全国人民的觉悟，共产党员的觉悟，工人的觉悟，贫下中农的觉悟，劳动人民的觉悟，知识分子的觉悟，工商业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的改造和觉悟统统提高一步，大家团结起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好。”陈丕显赤裸裸地鼓吹阶级调和，这些滥调并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是苏修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的翻版，这就充分暴露了他同苏修遥相呼应，狼狈为奸，一鼻孔出气的丑恶嘴脸。
　　在对待民主党派的问题上，陈丕显恶毒地歪曲毛主席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在一次市民盟盟员大会上胡说什么“首先不是监督你们，而是监督我们共产党……。”还说什么“要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这是明目张胆地否定党的领导，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
　　陈丕显之流一贯来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只讲团结，不搞斗争，强调服务，唯恐他们反党积极性不高，说什么：“调动他们积极性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挫伤他们积极性只要一句话。”因此处处不敢碰他们，而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炮制出来的“神仙会”则大为赞赏。他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市政协常委会上，大肆吹嘘“神仙会”的所谓“成功”和“经验”，说什么“和风细雨，我们有经验了，这是我们年会学习的成绩，还要发扬”。又说“神仙会”很好，愈开愈有滋味，愈谈愈起劲，说明这种“神仙会”的方式是受大家欢迎的。为了进一步推行“自由化”，他甚至公开讲：“不但不能打棍子、抓辫子、戴帽子，就是幌一幌也不行，因为这是影响‘敞’的。”陈丕显之流肆无忌惮地煽动资产阶级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企图里应外合，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要警告陈丕显这个混蛋，你这是白日做梦．这是万万办不到的!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陈丕显却仍公然对抗，在市政协常委会上说：“阶级斗争是一个社会科学，不允许用庸俗化的态度”，继续竭力鼓吹“神仙会”的作用。不仅如此，陈丕显对于资产阶级家属的改造，也作了不少黑指示，反对柯庆施同志提出的通过劳动达到改造的目的，而强调通过“学习”达到改造的目的。这样，妇联就成了资产阶级家属的安乐窝、防空洞，美其名又“学习”，实际上是放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和毛主席，成为传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市场。他还以便于领导资产阶级家属改造为幌子，竟然决定在市、区、县民建会、工商联家属工作委员会中要有妇联同志担任副主任或委员，这样妇联的分管统战工作的主任和部长，长期和资产阶级家属和平共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溶为一体，把革命的群众团体搞成资产阶级家属的“娘家”。
　　一九六四年，正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全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牛鬼蛇神过关，竟然指示统战部组织一批吸血鬼、寄生虫之流，包括摘帽右派、国民党官僚、反共老手等等到崇明参加四清运动，充当工作队员。这是对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陈丕显之流反对毛主席、对抗《二十三条》的最恶毒、最露骨的猖狂进攻。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在生活上也是对资产阶级关怀备至，死心塌地为他们服务。他打着“政治上从严，生活上从宽”的幌子，积极贯彻刘少奇的所谓“包一头，包到底”的黑指示，对资产阶级的生活照顾，真是无所不包，无微不至。臭名昭彰的政协文化俱乐部就是一个例证。政协文化俱乐部是专供资产阶级老爷们吃喝玩乐、自由放毒的场所，实际上是个“裴多菲俱乐部”。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陈丕显为了满足吸血鬼们的腐朽生活，决定文化俱乐部大批发展会员，发就餐券，吃饭不收粮票，糕点敞开供应。还有各种特殊照顾，如香烟、水果、副食品等等，应有尽有。当时广大劳动人民极为气愤，纷纷写信要求取消这种特殊化，关闭文化俱乐部。但陈丕显之流却置若罔闻，竟然在去年还计划投资四十万元进行扩建，装置冷气设备，挥霍国家资金、劳动人民的血汗，以便博取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欢心。真是可恶之极!尤其可恶的是，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竭力抵制改造，准备逃往港、澳、国外，陈丕显公开支持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叛国行为，说什么“有些人认为外面生活好，或者怕国内思想改造，做检查，也可出去，也可以来往自由……。”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的狗头!
　　陈丕显在国际阶级斗争中，对苏修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叛徒、大卖国贼。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我们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在对外工作中，应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传遍全世界。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却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恨之入骨，在国际阶级斗争中，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三面红旗。他在宴请苏联修正主义分子时，高喊“为赫鲁晓夫干杯”，偏偏不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干杯。这是陈丕显一贯蓄意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又一铁证!更加恶毒的是，他还有意把讲话稿中提到毛主席领导、提到三面红旗的内容统统砍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三面红旗。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恨之入骨，而对现代修正主义却大力吹捧，卑躬屈膝，奉承讨好，干尽了丧权辱国的罪恶勾当。
　　一九六零年，赫鲁晓夫这个狗崽子明目张胆地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在我国边境搞颠覆活动。他们一方面勾结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大搞反华大合唱，一方面又欺骗苏联人民，作出假友好的姿态，邀请上海市派代表团到列宁格勒庆祝五一劳动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就急急忙忙带了上海市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当时，中央以及柯庆施同志都指示，到苏联以后，要向苏联人民宣传我国人民和上海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反击帝、修、反的造谣污蔑。但是，陈丕显到苏联以后，早就把中央的指示和柯庆施同志的指示丢在脑后，不仅没有向苏联人民宣传我国的巨大成就，相反，要代表团成员忍受苏修的挑衅，使我国蒙受奇耻大辱，完全是一副投降主义者的嘴脸。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陈丕显等到达莫斯科，苏修故意冷淡，不派人迎接，不安排住宿，并扬言说：“你们是列宁格勒的客人，在莫斯科不安排参观活动。”苏修这种露骨的挑衅行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完全是一副奴才相。
　　在列宁格勒，苏修对我代表团也实行了种种限制，故意不满足我方参观要求，不让我们接触苏联人民，在新闻报道中贬低我们，有意大量地散布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的谬论，代表团其它同志都很气愤，要向苏修开展斗争，但是，由于苏修的狗奴才陈丕显本身就是一个“战争残酷”论者，因此就本能地站出来为苏修辩解，说什么“大家要从大的方面去看问题”。
　　代表团在列宁格勒访问时，吃饭都是固定在餐厅的主桌上，桌上插着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但是，苏修为了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一天，竟然有意在我国代表团的餐桌上插上美国国旗，将中国国旗搬到旁边次要的桌子上，这是严重的政治挑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对苏修这种明目张胆的极端严重的政治挑衅事件，陈丕显这个卖国贼既不抗议，也不斗争，完全默认下来，使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受了奇耻大辱。陈丕显你这个洋奴才、卖国贼、大叛徒，你胆敢出卖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们一定把你的狗头砸个稀巴烂!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在出国期间干尽了丧权辱国的丑事，在国内接待外宾工作中也完全是一副叛徒的嘴脸。一九六一年九月底，苏修积极筹备召开二十二大，准备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对马列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风。就在苏修越走越远，赫鲁晓夫准备大肆反华的情况下，苏修于一九六一年十月派来了一个苏中友协列宁格勒分会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利用一切机会，吹嘘他们的所谓“成就”，吹捧赫鲁晓夫，鼓吹二十二大。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也和苏修一唱一和，一鼻孔出气，大肆吹捧赫鲁晓大修正主义，百般赞扬苏修的“成就”。在一次去上海柴油机厂参观前，苏修代表团长拿出一个“波罗的海”号轮船图案的纪念章送给陈丕显，并且别有用心地说：“这是和平的纪念章，赫鲁晓夫就是乘这艘船到美国去的。”陈丕显完全领会了他主子的旨意，无耻地说：“好，我们现在就乘这艘船到柴油机厂去。”显然，陈丕显把自己比作赫鲁晓夫，把我们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柴油机厂比作美国，这就彻底暴露了陈丕显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陈丕显这个卖国贼，为了向苏修效劳，公然以座谈为名，向苏修领事馆人员出卖情报、泄露了大量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为了讨好苏修，他竟然大摆宴席，大献殷勤，赠送名贵的野山人参，为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延长狗命。更可耻的是，这个洋奴才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与那些东欧修正主义国家的臭婆娘勾勾搭搭，丑态百出，真是一个十足的流氓，一个彻头彻尾的赫鲁晓夫式的小丑。
陈丕显，告诉你，中国的修正主义已经要完蛋了，世界上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寿命也已经不长了!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帝国主义的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把中国的修正主义、苏联修正主义、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把全世界一切反动派，统统打倒．彻底砸烂，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戳穿陈丕显的复辟大阴谋，砸烂陈丕显的黑班子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的发言

　　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革命的同志们：
　　长期以来，以陈丕显为首的一小撮混蛋们，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和建党路线，忠实地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和建党路线，千方百计地收罗、包庇和重用大叛徒、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广大党员进行修正主义的思想毒害，把那些乌七八糟的家伙拉入党内，窃踞要职，使我们的党变成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工具。拼凑修正主义的黑干部班子.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柯庆施同志生前曾经说过，“我身边有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陈丕显当权一定搞修正主义。”正是这样，陈丕显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柯庆施同志在世时，他阳奉阴违，活动比较隐蔽；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他就一意孤行，放肆地推行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在这里，我们要揭发陈丕显、曹荻秋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上下串通，结成死党，极力扶植和提拔亲信，把他们安插在各个部门，窃踞了党、政、经济和文化的大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量的事实说明，陈丕显、曹荻秋已经拼凑了一套修正主义的黑干部班子，为反革命复辟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首先，陈丕显和前副市长、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勾结得非常紧。潘汉年被揪出来以后，陈在许多场合吹嘘自己与潘有分歧，与潘有斗争，这是欺骗群众，欺骗中央。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就在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被逮捕的前几个月，陈丕显还在全市党员会议上说：“我同汉年同志(请看，陈与反革命分子是多么亲热!) 的关系，两年来原则态度上是正确的，但根拒四中全会决议检查，也有错误的，力针是尊重、学习、团结在一起，共同搞好工作，这是我们相处的态度。汉年同志党的斗争历史很长，我认为他是老前辈，所以要尊重他。他搞过文化工作，救亡运动，民主运动，统战工作……对党很有贡献，有许多成绩，值得我们尊重、尊敬的。”同志们，请看陈丕显对这个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真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左一个学习，右一个团结，一个尊重不够，又加一个尊敬，真是肉麻到了极点。
　　陈丕显调来上海时，早已打好了算盘，带来了一批狐群狗党，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季文、黄赤波、陈一诚、丁正铎、苏超、谢志成，大叛徒马一行、顾风，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党分子赵明新等，把他们安插在各个重要岗位上。柯庆施同志在世时已觉察到陈丕显的阴谋，陆续从上海调走了几个人。从现在留在上海的十一个人看，已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家伙就有九人，其它两人也有严重的问题。现有的市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半数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余的也大多是有严重问题和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陈家黑店里的主要成员：书记处曹荻秋、杨西光，组织部杨士法、张文豹，监委秦昆，教育卫生工作部常溪萍，宣传部杨永直，公安局黄赤波、杜蔚然，统战部陈同生，外事小组冯国柱，市人委宋季文，总工会张祺，工业政治部夏明芳，计委马一行，科委舒文，农村政治部刘杰，政治研究室魏克明，党校陈一诚，团市委张浩波，解放日报社马达等，这些都是已经被揭露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丕显为了制造反革命复辟的舆论，还特别在市委办公厅(包括党刊编辑室)、宣传部(包括报社)、政治研究室等收罗了一批黑秀才，如李家齐、方扬、丁柯、苏超、吴云溥、冯岗等等。这些混蛋专门为陈丕显、曹荻秋这班老爷们起草黑报告，写黑文章，吹捧他们的主子，散布修正主义的黑货。这些铁的事实说明，以陈丕显为首的旧上海市委，贯彻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彻底砸烂!
　　现在，我们揭发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刘记司令部在上海的黑司令陈丕显，采用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法，包庇和重用这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
　　一、对上封锁。早在一九五五年，就有人写信给陈丕显，检举魏文伯在一九二七年武汉大屠杀时脱党．
　　先后四次被捕，情况尚未审查清楚。他看信后，既不报告中央和柯庆施同志，又不审理，擅自扣压下来，．让大叛徒魏文伯窃踞了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要职。一九六五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丕显这个混蛋又与大叛徒魏文伯串通一气，合伙包庇叛徒曹荻秋，把一份有关曹荻秋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捕后，在狱中向敌人表示今后“不干预政治”，被敌人表扬为“态度尚佳”的材料，隐瞒下来，不上报中央，让曹荻秋窃踞了上海市市长的职务。
　　二、群众造反就镇压。这是陈丕显之流惯用的伎俩，他们对群众实行的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赤波，是陈丕显从苏南区带来的，群众称他是“黄老虎”、“公安一霸”。一九六一年七月，公安局干部写信给市委，控告黄赤波，要求转呈毛主席。陈丕显为了包庇他，竟狗胆包天，扣压了这封信，对毛主席封锁消息。一九六三年，市委组织部和政法部干部再次写信给中央，揭发黄赤波的罪行，信转到陈丕显手里以后，他立即派亲信、当时的组织部长黄庆熙去镇压。陈丕显还不放心，唯恐黄赤波被揪出来，于是又赤膊上阵，亲自训斥了有关同志。四清运动中，群众又一次揭发了黄赤波的问题，并表示要“追根子”。陈丕显这下慌了手脚，马上找工作队长谈话，大放厥词，说什么“黄赤波对党忠诚，工作肯干，对敌斗争有成绩，只是民主作风有问题。”真是放狗屁!黄赤波明明是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却拼命包庇。后来他又派出打手王一平、梁国斌、秦昆去公安局镇压革命群众。
　　三、亲自点名提拔。陈丕显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蜕化变质分子视若珍宝，百般爱护，瞒上压下，倍加重用，尤其恶劣的是独断专行，亲自点名提拔。为了包庇和重用大叛徒张浩波，陈丕显竟指使组织部涂改张的反革命历史，把“自首叛变，出卖同志”改为“一度有过动摇行为”，把“生活腐化，调戏妇女”改为“生活上有过不严肃的缺点”，这还不算，又捏造了许多“优点”，往这个坏蛋脸上贴金。就这样，大叛徒张浩波不仅被“保”了下来，而且“升”了上去，成为市委候补委员、团市委书记。大叛徒马一行，陈丕显把他带到上海之后，不断提拔，文化大革命前不久，陈丕显甚至不顾马一行不得当第一把手使用的规定，要提他为市计委主任。陈丕显亲自点名提拔的部局级干部还有：曾被开除党籍并判刑的吕镇中，服毒自杀未死的叛党分子靳怀刚，地主分子、土匪头子王献庭等混账王八蛋。
　　不仅如此，陈丕显还大走“老婆路线”。他的臭婆娘谢志成，生活糜烂透顶，长期装病不工作，也得到跳跃式的提拔；文化大革命前，陈丕显还想把她提为市妇联副主任。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四、所谓“提拔新生力量”。柯庆施同志逝世之后，陈丕显在“提拔新生力量”的幌子下，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提拔新生力量的指示，把一些最会逢迎拍马、最听他话的家伙提拔起来，市委办公厅和市委宣传部一下手提了好多副秘书长、副部长、副主任，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丁柯，自杀叛党的蒋文焕等等。甚至连他的老部下、漏网大右派、老混蛋冯岗，也作为“新生力量”提拔为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真是可笑又可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达更是个活标本，这个家伙是个漏网右派，柯庆施同志在世时只是政治研究室的一个组长，陈丕显认为他“年轻、脑子灵、笔头快”，所以柯老逝世以后，陈丕显在一年时间内把他连提三级，成为市委副秘书长、《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红极一时。
　　五、化重为轻，不作处分。一九五九年，书记处讨论王范、魏明等十四名犯错误的局级干部处分问题时，柯庆施同志不在上海，陈丕显看了一下原市委委员、检察院检察长王范的材料，根本不考虑基层党委和市委监委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意见，也不作讨论，就决定“调动职务，不作处分”；其它十三人只看了看名单，就轻描淡写地说：“算了吧，都不处分了。”而在这次运动中，这些人大多有问题，有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这个混蛋，就是这样漠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个人决定一切，包庇坏人，培植私人势力。
　　六、变换环境。陈丕显利用他所窃踞的党权，和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相互利用，狼狈为奸。陈丕显眼看一些家伙在原单位保不下去时，便调动他们的工作，变换环境，以逃避原部门群众的监督，继续干反革命复辟的勾当。他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魏克明，从《解放日报》调到市委政治研究室后，还特地关照秘书，书记处的有关会议要让魏克明参加。有的家伙在四清中被揭发出了大量严重问题，陈就提拔他们去外地担任领导工作。陈丕显自以为这样一来，既保护了走狗，又把恶势力伸到了其它地区，时机一到，便可以遥相呼应，相互配合，实行反革命复辟。
　　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会同我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陈丕显也是这样。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耍阴谋，放暗箭，刮妖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企图保存他的修正主义黑干部班子，以便积蓄力量，伺机再起。但是，陈丕显的阴谋一个一个地被戳穿了。他的主子，他的走狗和他自己，都一个一个地被揪出来了，打倒了! 揪得好!打得好!
　　向刘、邓输送黑干部
　　陈丕显保这、保那，实质是为了保自己，保市委，保自己、保市委，又是为了保他们的“祖师爷”刘少奇、邓小平!
　　刘、邓问题被公开揭发出来之后，陈丕显便急急忙忙地跳了出来，大讲“少奇、小平同志的问题是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给群众划框框、定调子；同时，竭力割断自己同刘、邓的联系。但是，陈丕显的任何狡辩和抵赖，都是改变不了铁的事实的：大量事实说明，陈丕显一贯地死心塌地地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
　　陈丕显是怎么到上海来的?陈丕显是一九五三年由刘少奇亲自点名从苏南区党委调来上海的。陈丕显是刘少奇的老部下，早就为刘少奇所赏识，在延安时，刘少奇夸奖陈丕显说：“阿丕有两手”。皖南事变后，又称赞陈是“优秀的、年青有为的领导干部”。陈丕显对刘少奇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除了在上海为自己组织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干部班子外，还积极地响应刘少奇“出人才”的黑号召，为刘、邓培养修正主义干部，输送修正主义人才。近几年来，陈丕显确实为刘、邓卖了大力，给他们送去了大批心腹之人，刘、邓对这些人十分器重．委以重任，让他们统揽大权。请看：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述周、石西民，分别担任中央统战部和文化部的副部长：原市委组织部长黄庆熙，任内务部副部长；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徐平羽，被破格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被破格提拔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原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在中央对外文协被重用。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多数被安插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积极为刘、邓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这是他们阴谋的一个大暴露!
　　陈丕显、曹荻秋紧跟刘、邓，充当了刘、邓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同时与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打得火热。我们简单地揭发几点事实：
　　(1)陈丕显的干将、大叛徒常溪萍，向彭真出卖了北大的社教运动。
　　(2)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陈丕显与彭真、罗瑞卿商量了黄赤波的问题之后，梁国斌就来到了上海。
　　(3)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没几天，罗瑞卿到上海来，陈丕显立即把发表文章的背景、过程和毛主席对批判吴晗的指示，都告诉了罗瑞卿，罗当晚打电话要么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捞取政治资本。毛主席关于批判吴晗的部署当时是绝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陈丕显实际是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在上海的坐探!
　　(4)去年春天，杨尚昆来上海，陈丕显明知他有严重问题，还是去拜访他，联络感情。他还对冯文彬说：“杨尚昆来上海是摸底的，因为当时主席在上海。我招待归招待。”
　　(5)一九六二年九月，陆定一写信给陈丕显，要安排他的表姐做市文史馆馆员，陈立即要组织部办理，不仅安排了她本人，而且还把她儿媳从大连调来上海。
　　陈丕显保刘少奇、邓小平，保曹荻秋、杨西光，保自己，归根结底，就是保一套修正主义的黑干部班子，妄图有朝一日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企图把党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陈丕显忠实地执行刘、邓路线，一面积极地组织修正主义的黑干部班子，一面千方百计地把反共老手、反动的“学术权威”、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专家、演员、工程师等，一批一批地拉进党内。据统计，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拉入党内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就有三干多人，仅一九五六年一年，就发展了一千一百多人，占发展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陈丕显还嫌不够，去年上半年，又多次对他的干将张文豹说：“你们组织部对工农中发展党员注意了，知识分子还未注意抓。”不久前，他还三番五次催促把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进党内。去年初，组织部在一份报告中谈到，“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要解决世界观问题”，陈看了很不满意，删去了这句话，组织部第二次加上去，他又第二次删去。陈丕显这样做，正暴露了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陈丕显看来，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同样可以参加共产党，他要把我们党变成什么党，还不很清楚吗!陈丕显等一小撮混蛋，拉拢一些坏家伙入党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不顾本单位的党员和群众的坚决反对，硬把反共老手周信芳，著名的混世魔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丹，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昆剧演员俞振飞，反动的教育学“权威”刘佛年等拉入党内。这些家伙钻进党内之后，马上窃踞要职，青云直上。他们和陈丕显一起，按照资产阶级的一套来“改造”我们的党，腐蚀党员，妄图使我们的党变成资产阶级分子成堆的俱乐部，成为“全民党”，成为他实行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陈丕显、曹荻秋这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阴谋被彻底戳穿了，他们被揪出来了，打倒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胜利!“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大会通令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大会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警备区政委陈丕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长期以来，陈丕显一贯忠实奉行我国修正主义祖师爷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旨意，恶毒攻击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蓄意抵制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同时，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排除异己，阴谋变天，处心积虑地搞修正主义的独立王国，千方百计地扶植资产阶级势力，妄图配合刘、邓在上海和全国复辟资本主义。
　　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陈丕显更是狗胆包天，一直隐藏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书记处、常委会顽固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把革命左派打成“右派”、“反革命”。当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在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面前将要倒台之时，陈丕显索性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两面三刀，口蜜腹剑，包庇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当他的反革命面目逐步被揭露出来以后，他竟继续顽抗到底，对其所犯的滔天罪行不作一个字的交代，反而策划新的阴谋，亲自授意曹荻秋等混蛋大刮经济风，召开了元旦黑会，疯狂推行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其用心之险毒，无以复加；其罪孽之深重，令人发指。为此，大会特通令如下：
　　(一)从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曰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为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不再承认他所担任的其它一切职务。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将陈丕显的滔天罪行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建议中央批准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三)建议中央批准将陈丕显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四)陈丕显从即日起，交给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本人及上海市委书记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交代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
　　(五)在陈丕显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如需要陈丕显到场听取批判斗争者，由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统一安排；其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律交由原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监督安排。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