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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子游  评胡平长文“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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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9 05:48: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认清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评胡平“文革”长文的肤浅

  卫子游

  2006年11月18日

   [北京大军中心编者按:今年是文革40周年,各种文章不断冒出,对文革的是是非非进行了全面分析评论,但各种观点也产生了尖锐对立。卫子游先生批评胡平的一篇文章,跳出了传统观点的桎梏,目光深邃、前瞻,极具政治学价值,值得一读。

   卫子游认为,象胡平那样用领袖人物的邪恶来解释文革历史是肤浅的,把文革描述的一无是处是不对的。这一看法非常有见地。胡平等人看不到底层革命的真实意义,其基本原因在于感情立场,在于屁股坐在哪里。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都想按自己的理想模式来改造世界,但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政治愿望和理想模式。卫子游先生“肯定中共革命的平等主义理想”,而否定其实现的方式,这一点很难能可贵。平等主义一般来说是平民大众的主义,文革后的反动,其真实是逐渐抛弃了平等主义,以致人们在今天又开始珍惜文革中的人民权利。

   现在看来,一些年轻的对中国社会有深入了解的学者的观点倒比年纪大的正确,那些带着历史岁月烙印并被某些理念窠臼化了的头脑注定要随岁月远离而去,倒不如看看这些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的文章,特别是要深刻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才会看出历史的是非曲折,仅凭经验和个人的偏好是不行的,中国改革必须引进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才能引导社会走入新时代。但很多人只是泛泛地提出宪政民主政治,如何实施,还一片茫然。

   但武振荣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何“人民文革”情未了?》提示了我们,中国改革的模式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改革的动力正在由政府转向民众,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正在转向社会主导型的改革,社会对政府的压力不断加大,旧的矛盾(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正在消失,新的矛盾(官僚体制与人民大众对立冲突)正在出现,也就是文革时期暴露的社会矛盾又在今天显现,这种新形势下的新特点值得中国中央政府认真注意。

   武先生的文章指出:“1966年的中国政治大事变有一个核心价值:即人民获得了合法地造反权与合法地在自治组织之间开展公开派别对抗之权利。”这一点很重要。合法的人民造反和反抗是人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而人民在获得这种权利时,本应该不分肤色、不分国籍、不分阶级的。但文革的错误就在于人民在获得权利打倒走资派的同时,对“阶级异己”进行了严酷的迫害。这就使文革带有两种性质:既有民众与官僚群体的矛盾,又有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迫害和政治斗争。

   今后的中国,能否在合法造反的同时避免社会内部分裂和残酷的阶级斗争,是未来中国政治进步的关键。这一切都需要宪政思想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引进,更需要一个象毛泽东一样在上层支持民众的领袖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人物,那么未来中国的政治进步就可能是另外的模式。

   总之,我国今后政治改革的任务大大加重了,新官僚群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矛盾已经形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改革初期的落后生产力与计划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转向了弱势社会群体与强权官僚体制之间的矛盾。如果新官僚群体在今后仍然得不到有效地制约,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会加剧。从而使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40年以前的社会模式又在重演。

   中国如何跳出历史的怪圈?至少需要大约50年的力量平衡。象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一样,至少使社会震荡半个世纪,社会才会趋于稳定。而中国的政治力量平衡目前看还远未形成,并且依然隐含和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较量。中国如何顺利平稳地进入现代民主政治社会?依然是一个比经济增长还要重要得多的重大任务。]


   胡平推出了他的论“文革”长文,其主要观点是:毛泽东为了活着的权力,以及死后的不被清算,而发动了文革。这种观点基本上是邓小平对“文革”的定调再进一步,把原中共归在林彪、四人邦名下的罪恶归到毛头上。这是当今海外民运对毛及文革的基本看法,“九评”也基本上是这个调子。

   胡平式的论调:用领袖人物的邪恶来解释历史是肤浅的。中共底层革命,不说它是必然的,但确实可以在当时的社会矛盾中找到根据。革命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这也不是唱几句人道主义的高调就可以避免的。所以对中国革命(包括中共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基本态度,也决定了对毛的态度。 胡平似乎是彻底否定中共革命的,而我肯定中共革命的平等主义理想,而否定其实现的方式。

   毛的“文革”,确实是在中共基本教义下,对斯大林官僚统治体制的一次反叛。这次反叛造成了无辜者的死亡与民族的灾难,但也确实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试验。这一试验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人性不可改变,只能民主宪政才是达成平等社会的惟一途径。

  一、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什么?

   说毛发动文革是“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也不能说没有根据,但问题在于这样做的主观动机是什么,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避免一生追求的理想被扑灭?如果是前者,那纯粹是权力之争,如果是后者,则就是路线之争。当然路线斗争必然涉及权力斗争,但路线斗争是不能等同于权力斗争的。

   胡平认为文革是维护独裁者个人利益的权力斗争,而路线斗争是借口。但我认为,路线斗争是根本,而权力斗争是手段。我相信毛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只有有理想的人才能做到铁面无私、才能做到冷酷无情地杀人。

  二、什么路线斗争?

   胡平问:刘少奇是资产阶级路线吗?对资产阶级的理解,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标准,而要以当时的标准。当时把一切追求生活享受都当成资产阶级思想,官僚特权、等级制、发家致富,当然也可归入资产阶级道路。在中共的语言体系中,有一些概念,是只能放到这个特定语境下才能理解的。

   正如胡平指出的,毛反对刘少奇的“复辟资本主义”,但一割资本主义尾巴,经济就几乎要崩溃。当经济崩溃时上只能后退,让陈云们主持“复辟资本主义”。但毛对复辟资本主义绝不甘心,这是毛最大的困惑与矛盾。现在我们知道共产专制体制没有达成平等的出路,但毛似乎不相信,他还是一次一次来反扑,一次一次失败。但毛冲击斯大斯体制虽然都失败了,但不能说他追求平等理想也是错的吧?

   确实如胡平列举的,阶级成份的划分就是不平等,延安时代也有等级制,城乡隔绝是在中共手中产生的、文革后期走后门猖獗,这些都是不平等。但这正是中共的悲剧:以地位、经济平等为口号的运动,最后走向了地位与经济的不平等,特别是政治地位、权力的不平等,甚至身份的不平等。悲剧的含义就在于,手段与目标冲突,崇高的理想造成了现实的灾难。张五常等经济学家已经论证了,在公有制下,为了避免利润的完全耗散,只能采用权力等级制。这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大悲剧。

  三、毛文革的目的

   胡平说斯大林的清洗也有群众揭发,所以与毛文革没有本质区别。这是很奇怪的判断。毛文革是群众直接起来造反,这与群众配合警察揭发,怎么能同日而语呢?不是没有本质区别,而是有本质性区别。斯大林的大清洗巩固了斯大林体制,而文革却打击了十七年的斯大林体制,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当然文革的结果比斯大林体制还不如,照秦晖的说法,斯大林体制是理性计划经济,而文革造成的是非理性的长官经济。但即便这样,也不能否定“文革”有冲破斯大林模式的平等主义诉求。

   胡平说,毛搞文革的目的只是要造成一个百依百顺的官僚集团,以维护他的最大的独裁。我们承认毛也确实想做惟一的独裁者,但这个独裁者的目的是什么,是带给人民平等还是要维护个人的利益?毛如一切皇帝一样,对官僚集团又爱又恨,没有官僚集团,他无法统治,但有了官僚集团,又要鱼肉百姓,无法制止。如果真如 胡平 说的,官僚集团百依百顺,完全照毛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话,这不就是一个人间天堂吗?但问题在于,官僚集团不可能不追求特权,而他们的特权也意味着人民的无权。毛无法对付这个官僚集团的特权化发展,只能寄望于群众运动,而且是无休止的群众运动。文革就是毛对付官僚集团的无办法的办法。

  四、再来一次文革的含义

   文革的含义在八十年代,基本上被定义在疯狂与残酷上,这确实也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的对立与冲突越来越大。底层民众在这种无权无势无财的状况下,才发现了文革的合理一面。教师、医生在“文革伤痕文学”中往往被描写成道德完美的人,受到造反派的无情迫害,他们原来这种宣传,否认“文革”。而现在的底层民众终于发现,这些所谓知识良心,其实也是黑心黑肺,于是他们不免对文革中打倒精英有了另一种看法。那些精英真地那么无辜?作为个人,他们有多少人是清白的?他们个人手上即便没有血债,但作为一个集团,是不是也是压在底层民众头上的压迫性势力?底层民众似乎看到了社会结构性冲突,不是那些软绵绵的人道主义的梦呓所能掩盖的。

   人民群众说希望文革再来一次,决没有胡平附会的含义,什么要有一个毛一样的领袖,要有对毛的崇拜,这真是书生之见。群众的意思很明白:文革对这些精英的打击没有错,只可惜当时打击得不够狠。如果文革再来一次,一定要整死他们。这与其说是期望文革再来一次,不如说是对文革中被打倒的精英的认识的大反转。

   这种情绪当然是暴力的、非理性的。当前精英与底层的尖锐对立,已经使底层对“文革”的看法有了一个大反转,他们不再相信善良的老知识分子、老干部之类的神话,他们比照当下的官员与知识分子,觉得文革时的这些人也好不到那里去,所以造他们的反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正义的。

   中国当下精英与底层的对立、官员与民众的对立,使八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人道主义的神话越来越不可信。这个神话说,从晚清以降,中国的民间一直是很祥和的,官绅们则都是彬彬有礼的知识阶层,只是一小撮共产革命份子闹事,搞阶级斗争,才把中国闹成这样,只要恢复人性,则中国又可重新回复祥和的状态。这样的说教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普遍信奉的,也是海外民运至今信奉的。但现实表明,社会的冲突是激烈的,这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说教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社会不作调整,则底层的反叛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的仇恨也是解不开的。这从一定意义是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否定之否定。

   我这里不是在肯定毛的阶级斗争学说,但在这个学说中,确实有部分真理。当仇恨凝聚起来时,神州大地仍会是一片血海,空洞的人性论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宪政民主制度来调和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就是为了避免社会卷入血腥的斗争。

   胡平的长文,显示了其基本历史观的浅薄,大概要归入马克思所谓的庸俗社会学、庸俗政治学一类。可惜在中国,一切都太残酷了,没有西方式的怀柔主义,庸俗学说是流行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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