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官僚主义者阶级、孙悟空和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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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官僚主义者阶级、孙悟空和蔡锷造反

作者：硬石头摘     


1 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毛泽东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记录，　1965年1月14日　。）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泽东在陈正人　1964年12月4日　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手稿，　1965年1月15日　。）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已经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
　　

2. 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　　


    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　2002年1月18日　。）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　1964年12月20日　。）“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这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他已经相隔三十六年没有回到这个当年艰辛开创革命事业的故地了，不禁心潮奔腾，写下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里面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12、213页。）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毛泽东回湖南纪实(1953—197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8页。）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当时陪同毛主席上井冈山的王卓超（当时为江西副省长，陪同人还有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等）回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1965年)的一次谈话，意义非常重大。　　  

    毛主席说：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　　  

    这话说明了一个重点。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对路线，对未来的思考比较长远。对国家的发展，与长远的政策与路线，深思熟虑比较多。可困难的是，如何正确有效地评估和平时期的国家路线呢？主席很坦白的说，这件工作比起战争时期困难的多。　　  

    主席在65年发表的这段谈话，其实可以看到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不妨由此分析一下。见识一下一个伟大的战略的思维之力量在哪里。　　  

    主席时刻在想的是：我们中国凭什么去取胜的问题。这是一个跟走什么道路非常相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席那时讲的，今天的我们才能理解到是有相当精辟而富于远见的。　　

王卓超回忆说：记得主席一边抽烟一边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3 孙悟空和蔡锷造反，今日欢呼孙大圣，“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
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1961年11月17日　

一九六四年一月，主席指示：过去封建皇帝时代，还可以据理力争。我们解放军有一条，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在伙夫手里就听伙夫的，在班长手里就服从班长的。真理不是谁的官大、官小来决定。

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许多人脑子里有这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还是要用阶级、阶级分析。这是从斯大林时候就包下来的。联共党史写了，宪法也写了，只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民一致，不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的不一致，不提还有资本主义分子，还有未改造的知识分子；此外，也不提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高薪阶层，工人贵族。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而在于这个基础，基本问题，即有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所以，只说反赫鲁晓夫不行，打倒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不只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出了修正主义，代表什么？代表工人贵族。我说工人阶级的广大贫苦阶层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少数工人贵族出修正主义。

　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主席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时的谈话：在中国，还是有保持原状的人，还有人反对我们，还有人表面上不反对我们，但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人表面上服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心里不满意。将来也还会有这样的人。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是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一个社会总是一分为二，有正面，有反面。如果我们这一代什么都改造完了，那么下一代干什么？如果说再过一万年社会改造得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的人，那么一万年之后的人干什么呢？一万年之后，还是会有量变、质变，还是会有飞跃，还是会有社会革命。我就不相信在进入共产主义后，社会经济将永远是同样的一种经济，人永远是同样的人。现在当然还没有人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就不相信会是那样。

任何社会，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不仅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分为二，而且无产阶级也一分为二。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有修正主义者好，没有就不好。这不是人为的，是自然的。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必一分为二，从来是一分为二的，从马克思的时候起，就是如此。

中国的社会是一分为二的，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不能说只有光明的一面，而没有黑暗的一面。不能说只有正确的一面，而没有错误的一面。不能说只有马列主义的一面，而没有修正主义的一面。不能说只有廉洁的一面，而没有贪污盗窃的一面。否则就不符合事实。

一九六四年三月，主席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真理，一切真理，开始的时候，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总是要受到多数人的压力。四百年以前，波兰人哥白尼，他是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发现了地球是动的。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以科学的日心地动学说，推翻了在天文学上统治了一千余年的地心天动学说。当时宗教界群起而攻之，都反对他，说他是异端，他是一直受压迫的。他的《天旋论》，一直到他临死前（一五四三年）才出版，他高兴了。当时意大利的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年），是一个卓越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赞成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意见，从一六○九年起，他自制望远镜观察天空，看星球是否动的，但是，他受到当时宗教界的迫害，受到罗马反动法庭判罪。另一个人是被火烧了。烧死一个人算什么！真理还不是在他手里头？！烧死一个人，地球还是动的。发明安眠药的是德国人，是个药店子的药剂师。他们几个人在药店试验，开始他们的目的，是想减少妇女生育的痛苦。他们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有一次八个人都中了毒，几乎死了，但终于发明了安眠药。可是德国人不准他们制造和推销。法国人买了他们的发明的专利权，把这个药剂师请到法国，开欢迎会，这才推广了。

“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苏区斗争是很激烈的，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主席说：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不行，苏联是搞了四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偶然的，苏联不是偶然的了。

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

帝国主义说，第一代没问题，第三、四代可以演变，帝国主义讲得灵不灵？如何防修？

中国党内发生修正主义，要准备公开讨论，不准许有阴谋、篡夺、政变。解放军最发扬民主，有了这一条就不怕修正主义。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于十三陵，主席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讲话：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话灵不灵？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就是第三代出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修正主义？我们怎样培养操权的接班人，…接班人就要马列主义的，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要团结大多数，要发扬民主作风，要自我批评。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有一大批被修正主义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

不过马克思主义也要读几本，修正主义的书也要读，唯心论也要读，美国实用主义也要读。不然我们就无法比较。你们如果不读结构改革论的文章和书，你们就不懂结构改革论。什么叫结构？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第一项，根本的、主要的，就是军队。你要改革它，怎么改革？意大利人发明了这个理论，说要改革结构。意大利有几十万军警，怎么改法？第二个是国会。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国会议员。国会，实际上是政府和垄断资本的代表占大多数。如果你们占了多数，他们会想办法的，什么修改选举法等等，它是有办法的。

有时候多数是错误的，少数是正确的。四百年前，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说地球是转动的，当时全欧洲人没有一个人相信。意大利的伽利略相信这个天文学，他也是物理学家。结果，和你（指细迫）一样，被关在监狱里。他是怎么出来的呢？签了一个字，说地球是不转动的。他刚出了班房，就说地球还是转动的。

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主席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肘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

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落，单对有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主席在×××反修报告会上的插话：有了修正主义，列宁主义才能万岁！

不注意一定出修正主义。注意可能出，可能不出。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武汉，主席接见老挝爱国战钱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员时的谈话：我们这个党也是不纯的。有人做官当老爷，有大老爷，有小老爷。有的支部书记，那是老爷，在一个乡当支部书记像个土皇帝，可厉害吶。特别严重。我们站在大多数农民方面，不站在少数地主、富农方面。可是他们实际上是站在地主、富农方面的。建设社会主义十五年了，还有国民党。你们两位（指宋西和副团长巴巴）年纪大一点，是能够理解的。他们（指主要演员）年纪轻，不容易理解。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嘛，还不少呢！三个指头中就有一个指头。我们现在已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还要搞几十年。把老的改造了，又产生新的出来，有些贪污分子，今天说不贪污了，退了赃，可是明天还照样贪污。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过去我们没有抓紧。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人不懂，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你们看苏联搞了四十多年现在资本主义复辟了。列宁建立的党，列宁建立的苏联，四十多年资本主义复辟，搞修正主义。我们还只搞了十五年，将来马列主义会胜利。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复辟。马克思主义不克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克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进行复辟。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你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十年几十年也不好解决。

请你们回去向你们党中央转达，我们是有希望的。赫鲁晓夫不是好人，但他帮了我们的忙，帮我们认识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变成修正主义的。他不仅帮了中国人的忙，也帮了你们的忙，帮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忙。

世界上有三种坏人：一种是帝国主义，第二种是修正主义，第三种是各国反动派。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关于总结经验的指示：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对高扬文同志的蹲点报告的批语：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不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不振起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试验，都不可能搞好。抓阶级斗争要克服各种右倾思想，不怕伤害那些四不清干部的和气，不怕触及上级领导，不怕妨碍生产。要有革命的决心，要抓住不放，要一直抓到底，做彻底的革命派。　　

随着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发展，必然要引起企业管理上一系列的革命。一些旧的口号、旧的指标已经过时了，要用新的口号、新的指标来代替，现行的管理制度（如工资制度、劳动组织、管理机构等等），凡不适应新的情况的，都要作适当的改革。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搞了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　　

    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得可凶啦！“单干凤”，邓子恢是一位，另外还有几位。有些同志听进去了；还有的听了，不答腔，不回答问题。　　

    搞社会主义，搞了许多年，而有些同志听了不答腔，不能回答问题。　　

为什么在北戴河我要讲形势？因为那时有人说，“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提出“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国的大跃进：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　　

    （转引“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主席：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例如马克思也要先学唯心论，后来才学唯物论，才搞出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是他在哲学方面的两个先生。　　

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把已经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研究提高为理论，加以宣传，把工人阶级从分散的变成为有组织的，从自发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之下生活工作，为了吃饭，那么忙，自己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不是工人，但他能看出发展的趋向，经过分析研究，把资产阶级哲学变成无产阶级哲学，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成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样来教育工人。其实，工人也读不了那么多书，读不了那么大部头的著作，先进的可能读得多一些。阶级斗争的现象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也说是有阶级斗争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把它理论化，系统化了。要斗倒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继承了资本主义的，我自己也是先学地主阶级的，六年读孔夫子的，七年读资产阶级的，共计十三年，那时二十几岁，对马克思根本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知道马克思，读马克思的书。

修正主义跟我们不同，我们依靠工人、农民中的大多数，就算工人中有百分之八到十五的坏人，坏人还是少数，而且要加以分析。农村中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可以带动中农，改造地富中的好的，再加上地富子女，使少数人孤立起来，其中有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主席去华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有关领导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指示：你们有没有钢？（答，准备搞××吨，将来再发展到×××万吨）哦，搞×××吨，那好。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但是你们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否则你们就会吃亏，会成为修正主义。一个省也造不起反来。一个省搞点钢！搞×万吨左右的钢铁厂，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但是要有条件。没有条件就不能炼钢。　　

一九六六年一月，他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　1966年1月12日　。）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转摘自一九六七年第七期《红旗》杂志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九月），转摘自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至三十日，毛泽东说：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官宫。主席最后说：“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　1966年3月30日　。）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　1966年3月30日　。见《王任重日记》，　1966年5月11日　。）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　至二十五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一是出，一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好了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

毛泽东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王任重日记》，　1966年4月29日　。）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所加的几段话：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的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2009-8-14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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