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冀德 不为纪念的纪念——我与徐景贤

tuffy05

　编者按：

　　今日登载的是陈冀德阿姨写于2009年的回忆纪念文章，我们原本考虑放进父亲第二部回忆录的附录中。由于该文触点比较敏感，香港出版社在审稿时，考虑各种因素，没敢在附录中刊用。在我们心目中，陈阿姨有着一贯敢想敢做、直言不讳、无所畏惧的性格。她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了回忆录《生逢其时》，从她所处的角度，分析看待文革时期的各种事件和经历。
　　从她的作者自述中，大家可以感受到她为人处世的鲜明性格：
　　陈冀德 生于一九三六年，俗话说：七三、八四，阎王不叫自己走，虽不敢自比圣贤，但，卒于何年，已指日可待。
　　“文革”期间，曾任《朝霞》文艺丛刊、《朝霞月刊》、《外国文艺摘译》三刊主编。老实说，当年并无这样的名份。除了在《朝霞》编辑部曾自称“助编”之外，我的实际身份，只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联系这三个刊物的负责人。今日之所以大言不惭若此，是因为，这三刊主编的职称的“评定”，是在我下岗、并被禁止再做文字工作之后的事，且与“阴谋文艺”、“四人帮”的骨干，亲信等等头衔共生。认得认，不认也得认。不认就白不认啦。当然，这种是一定让80后的人们有点看不懂，是滑稽？是幽默？还是讽刺？……其实，是悲怆！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现在的我，是一个快快乐乐每一天的老太太。因为，我曾经追求过，曾经奋斗过，曾经拥有过。生逢其时，此生无悔。
　　
　　老徐去世后的一天，有朋友问我，去不去参加遗体告别？我答以不去。朋友颇为惊讶，问，为什么？随即又释然地说，理解、理解。我不知道他说的理解是什么，但我理解他的惊讶。后又有朋友来电相问去不去？我还是答以不去。这是位有通家之好的挚友，听了我的回答以后，反问道：若是我走了，你去不去？我断然道：也不去。他说，好啊！那我就不走了。他的话让我一时语塞，但，我理解他的幽默。
　　我这大半辈子，只参加过四次葬礼。公公、婆婆、母亲和我在文学研究室工作时的领导王道乾。前三次是出于责任。在公公、婆婆的葬礼上，亲友们哭声震天，我一滴眼泪未落。为此，被亲友们把我当做教训自家媳妇的反面典型。母亲的葬礼，没有通知任何亲友，包括远在国外的外孙。就我和她的女婿张春生两人。为此，也让我的娘家人腹诽不已。王道乾的葬礼，是戴厚英硬把我拉去的。当时我问她，人死如灯灭，有意思吗？她说，不为王道乾，为他的夫人钱孝如。钱曾在作协上海分会的资料室工作，我们曾是同事。我拗不过戴厚英，去了。
　　“道是无情却有情”。1994年，我与戴厚英同去浙江奉化雪窦寺礼佛，在议论到人的生与死时，她说，每当她想到殡仪馆出租祭奠亡者的花圈，就会感到恶心。这不，刚才还放在张姓灵堂里的花圈，一会儿搬到了李姓的灵堂，再一会儿又到了王姓的灵堂……她还说，假如她死而有灵，一定会再死一次。我很有同感。此外，我还讨厌看到那些人家活着的时候往他头上死踩，死了以后又到他灵前去高唱哭丧歌的人；讨厌看到人活着的时候饱受屈辱，而死后冠以八股式的溢美之词的报导。我只想把对亲友逝去的哀伤，一炷心香，留存在记忆里。有道是千人千面，表达情感的方式，千人千种，我，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你不去参加我的葬礼吗？那我就不走啦！”老友的诙谐与幽默，也许正道出了我潜意识中的愿望：但愿人长久！
　　其实，老徐遗体告别仪式的那天，我和张春生在天平路他的家中为他守灵。徐夫人蕴芳和孩子们都去了遗体告别仪式现场，家里设有老徐的灵堂，点有香烛。我与老伴俩自告奋勇，留在天平路家中，守着灵堂。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略显昏暗的房间，中间是一张触目的大床，周边，桌、几上，乃至凳椅上，杂乱地放着许许多多的书报杂志。老徐会习惯地坐在他的老爷位子、那把嘎吱作响的摇摇椅上。胸前，捂着一件随手拖来的衣服或一块毛巾。听到我的脚步声，他从不回头或起身，只是指点着摇摇椅旁边的沙发，用他那倍感亲切而沉厚的男中音招呼道：阿德，来，这里坐。他的呼唤总会让我心里暖暖的。
　　几十年的交往呵！我们都曾是“丁学雷”中的一员；“文革”开始时我当过他的并无正式任命的秘书；以后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办公处就在贴隔壁……1969年张春生从部队复员后，在开市轮渡的船老大手下当学徒，船老大们对这个来自海军的徒工宠爱有加，经常会弄些当时非常稀罕的鱼鲜让他尝尝。这时，张会巴巴的拎着活蹦乱跳的渔鲜，从我那时住的虹口区武进路穿过半个上海拿去给住在徐汇区康平路的老徐一家子分享。而老徐知道我对当时十分流行的挂历情有独钟，每到年底总不会忘记为我留上一本……。
　　1976年10月6日那场事变后，老徐先是接受隔离审查，在上海的清查运动，以马天水，王秀珍等10人的逮捕法办宣告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据说老徐则因“态度端正，交代彻底”而被中央明文免于逮捕法办。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过了一段时间后，中央文件在上海不作用了，老徐依旧被判决徒刑18年，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服刑。我，则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半，之后，被放逐到工厂劳动。在这十八年中，我从未去提篮桥探过监，但，我们两家人却并未因此而断了往来。当然，来来去去，分享的只是彼此的伤痛和苦涩。
　　1992年，老徐在服刑十五年后，因病保外就医。这时的我与他都已过了退休年龄，尽管彼此都已有病在身，却依然庆幸彼此总算还活着，背后都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作支撑，并且，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可他竟先我走了，而且是连招呼也不打一声，走的这么突然！
　　此时此刻，摇摇椅上已是空空的，再也听不到那亲切的呼唤。只有那白百合花散发出的芬芳，充满着整间屋子，老徐略带微笑的半身遗像高高的挂在灵台之上。老徐走的匆忙，没有为家人、为朋友、为自己留下片言只语，这可不像他的风格。而，他想说却又被他永远地带走了的会是什么呢？我没有落眼泪，却不无伤感。记忆的闸门由此打开……
　　那是上世纪的1960年，全国第三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和老徐，还有当时《萌芽》编辑部主任施燕平，利用会议间歇，同去颐和园昆明湖上划船游玩，船到湖心，老徐兴之所至，放下船桨，一跃入水，在湖中畅游起来。我不会游泳，即便会，也绝不敢跳下水去。也许，就在这跳与不跳的瞬间，蕴含着有朝一日，我们会在各自的人生观上各行其是的宿命？
　　果然，十几年后，1974年发生的《朝霞》事件【注】把我们在人生观上的分歧突现了出来。它犹如横亘在我和老徐间的一堵墙。一股本出同源的水，由它而各向东西。说实在的，我不想一而再而三的去提起它。总归是伤心事。但又无法不一而再而三的提起它。因为，人们，乃至有些朋友，至今对老徐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难以释怀。
　　事实上，老徐并非《朝霞》事件的主谋。这在事发后，我找上门去责问他时，看到他那一脸的无奈，就已有所感觉。还由此而联想到了巴金在《家》中塑造的那个典型形象——高觉新。在作品中，作为长房长孙的他，身受封建专制家长制的桎梏，所爱不能去爱，所护不能去护。一边竭尽全力奉行着高家老太爷的旨意，一边又心有不甘、不平。在他身上，被扭曲的人性，使他在把痛苦加之于别人的同时，自己承受得更多。高觉新是个反面形象的典型吗？不。更多时候他只是个弱者、牺牲的典型。然而，又是什么，使得堂堂的共产党市委书记的老徐会表现出“高觉新式”的懦弱来呢？就是他头顶上那款市委书记的乌纱帽啊！市委书记的头衔，约束着、干扰着、打乱着他的人性的正常的思维。而人性，又以自身顽强的张力，不时的与桎梏着它的这顶乌纱帽抗争着。“高觉新式”的懦弱就成功地被创造出来了。话又要说回来，所谓的懦弱与刚强，只不过是极其复杂的人性中的一个对立面。而且，可以说，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的、永远的刚强或者懦弱。有着“高觉新式”的怯懦的老徐，能够在提篮桥坚持15年的牢狱生活，足以显现他刚强的一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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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发表于原文写于2009年徐景贤去世近两周年之际

tuffy05

　（续上）

　　也许有人要问，我怎么可能与老徐各行其是，站在，或者是不自觉的被推到了他的对立面上去的？很简单，我的头上没有沉沉的乌纱帽的桎梏。或者，更为主要的是我的心中没有乌纱帽的存在和欲望。人性与乌纱帽，实在是势不两立的东西啊！
　　把我和老徐的分歧扩张至极端的，是1980年底，他在审判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上出庭作证的有些证词。其一，他自认是1976年10月“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主要组织者和发动者。而参与者们何在？武装叛乱的现场证据何在？武装叛乱的矛头所向是什么？他都没说。唯一作为证据出示的，是他当时从工作手册上撕下来的一页纸，纸上写着请民兵指挥部集中部分兵力待命，并派人去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等字样。这么严重、甚至有着国际反响的重大政治案件，就这么一页纸上写的那几个字，能作为证据的全部？能说明什么？再仔细看看，他要民兵指挥部派人去干什么？不是去“攻打”电台、报社，恰恰相反，是要他们去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这究竟是发动武装叛乱的手令，还是政府责任人发布的避免和防止社会动乱的应急措施？其二，他在证词中，指证姚文元为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这就更加的胡说八道了。姚文元在1976年5月谈及它事而引用的恩格斯“还是暴力解决问题”的话，怎么就成了1976年10月上海武装叛乱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了呢？
　　必须说明的是，老徐在特别法庭上的证词，内容不止于这两条，但，就是这两条与我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辩证其真伪，义不容辞，既是我应尽的责任，也是我应有的权利！
　　先说所谓“上海武装叛乱”。1983年，上海市检察院在下达给我的免予起诉书中，有一条诉称，我在1976年10月“参加了上海的武装叛乱”。证据呢？没有。我在想，抓一小偷，尚且要人赃俱获才能将其坐实。更何况是参与反革命武装叛乱这么大的政治要案，光凭红口白牙这么一说，能站得住吗？谁参加反革命武装叛乱了？而且，在特别法庭上，自称“武装叛乱组织者”的不止老徐一个，我想问，既然都自称是发动者和组织者，那就请把被组织和被发动的建制实体以及如何行动的计划拿出来示众啊！我看这号称武装叛乱的建制实体，别说是师、团、营、连、排，只怕连一个班都子虚乌有。难道所谓的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只存在于徐景贤等人的交代材料之中？这样的政治玩笑，岂不是开得大了一点？！
　　再说对姚文元的指证。老徐证词上提到的有关姚引用恩格斯的那句话，是姚1976年5月在北京与我的谈话中，因说到别的事情而偶然提及。当月，我回上海以后，向朱永嘉等写作组头头转达时，老徐也在现场。退一万步说，就算姚的这些话可以被认为是五个月以后发生在上海的武装叛乱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那么，出来作证的也应该是我这个直接证人，在法律上才算有效。老徐只是听说。间接听说来的事也可以拿来作证的吗？居然还被特别法庭所采信，作为出庭的证词，岂非咄咄怪事？！
　　本来，这些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不想再提。人，不能总是生活在阴影中。1992年，老徐因病保外就医出狱时，我们都已经是年近或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当年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偶尔相约聚聚，谈论的也都是些社会新闻、家庭琐事；吃的是素净、软烂的老人餐，想的是彼此健康长寿，好好多活上几年。特别是我，后来长辈们一个个都去世了，孩子也不在身边，家里只有老两口，每逢这样的聚会，最不爱出门的我，无不欣然前往，享受这聚会的轻松和快活。聚会时，老徐总是最活跃的一个。也许，因为他阅读的报刊杂志多，他的社会新闻也特别的多，谈笑间还颇有年轻时的风采。
　　直到2003年，老徐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发表，我和老朋友们方始知道，他在健康状况不佳，家事诸多繁杂的情况下，勤奋努力、笔耕不已，创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回忆录。我是第一批拿到书的人，当然先睹为快。
　　可是，十分意外，在书的目录中竟又看到了老徐1980年底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那篇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题的证词。我对1980—1981年特别法庭对两案的审判曾经充满期望。我想知道他们被指控的篡党夺权的真凭实据。尤其为这次审判反复强调：“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激动不已，仿佛看到了法制社会的曙光。可惜，当我被传召至北京，要我为上面提到的那条姚文元的莫须有的“罪行”出庭作证时，感到的是失望、和重重疑虑。及至听到、看到老徐在特别法庭上的证词时，彻底的失望了。虽自觉还不是法盲，但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法律，只觉得法律在我的心目中是那样的庄严和神圣；而司法者，就是法律的守护神。司法的过程自然不允许也不可能有点滴的疏漏。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特别法庭审判席上满座的法律专家们，怎么能让老徐这种证据不足、真伪难辨的证词公之于世的！且不说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就是在当下，都觉得“大兴”得很。
　　好在，经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大兴”不“大兴”，反正，这一页在我的生活中早就翻过去了。
　　现在，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老徐却又在回忆录里把它翻了出来。为什么？他在想什么？他又要干什么？于是，隐藏在我个性中的幼稚且固执的疯劲又上来了。为此，我又跑去天平路责问老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徐的回答，是坦率的。他说，当年是迫不得已。以为政治运动，思想批判从严，所以，上纲上线，拔高主题，一心想争取组织处理从宽。现在，还是迫不得已。内心希望能借此得到有关领导的认可，允许《十年一梦》在大陆能够出版、发行。听他这么一说，我又没词了。因为，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往往就是这个样子的。谁也不能说他从来没有迫不得已的时候。谁也不能说他从未做过本不想做而迫不得已才去做的事情。问题是，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行为与日俱进。昨是而今非，昔日信誓旦旦，今朝南辕北辙的人和事，比比皆是。又何必守着这“迫不得已”而“死不悔改”呢！更何况这样的委曲求全，目的达到了没有？特别法庭因为你“态度端正，交代彻底”，愿意出庭作证而从轻发落了没有？送上去的《十年一梦》的书稿，有关领导因此而允许在大陆出版、发行了没有？老徐的梦，其实未醒。
　　当然，这些话我都没说。不是不敢，而是不该、不忍。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老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说完全不在同一圆上，毕竟是小同大异。社会关系的不同，决定了由此而总和的人的千人千面。实际上，人性的不同，行为的各异，不会都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求别人，我的朋友们，为人处事都和我一个样，我没有那么蠢。更何况，彼此都已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又何苦再在他的伤口上去撒把盐？
　　还是和而不同。朋友归朋友，分歧归分歧。彼此都不要勉强的好。
　　
　　那天傍晚，蕴芳带着她的孩子们参加完了遗体告别仪式回来了。我和老伴也该回自己的家了。回望墙上老徐的遗像，他那微微的笑意，是在表示赞许呢，还是在笑我依然幼稚？不管了。我想告诉他的是：我这一辈子，有一个异姓的妹妹。她才华横溢，性格张扬，浑身是刺，见谁都要戳上一枪，却有着一副菩萨心肠。她的名字叫戴厚英。此外，还有一个异姓的兄长。他曾经做过大官。在这顶乌纱帽的桎梏下，人性受到了扭曲。而他因此而受到的委屈和伤害，更甚于被他伤害和委屈的人。他也有着一副菩萨心肠。他的名字叫徐景贤。
　　他们都已先后离我而去。我会记着他们、想着他们，直到我没有记忆，不再思想的那一天。
　　
　　【注】《朝霞》是“文革”期间的一份文艺刊物，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主办，分工由我主管。1974年《朝霞》月刊第一期出版发行后，当时的上海市委三位书记，根据市总工会方面的一封读者举报信，以该期刊物上发表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为由，共同圈阅并批示《朝霞》编辑部停刊整顿，写作组已派员至《朝霞》编辑部部署整顿事宜，市总工会方面也发动和组织了对所谓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的规模巨大的批判活动和批判会。在北京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得悉此讯后，通过写信给上海市委和打电话给写作组组长朱永嘉，阻止了这一事态的继续发展。此，即被称之为《朝霞》事件。详情请参阅拙作《生逢其时》。

　　（完）

原文 发表于原文写于2009年徐景贤去世近两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