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剑桥大学版文化大革命图像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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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荣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以下简称《剑桥史》）实质上是一本“文化大革命史”。所以，我以为所有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具有研究兴趣的人，最好是读一读。这本书的汉译本，我在国内时，就购买并拜读过，作了不少的眉批。出国后，在韩国某一家中文图书馆又遇到了它，再一次借阅后，写作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批评》一文，于去年8月发表，文章中我对这一套丛书中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说这些看法是一个曾经热情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的看法的话，那么它肯定和这一套丛书的编者们（他们都是外国人）的意见不完全一致，所以在他们的意见之外，我提出了自己的某些见解。

    情况即使这样，我还是要说明，正因为参加这一套丛书编写的作者们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历史学家，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重视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在中国之外世界上出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一流作品的话，一点也没有恭维的意思。正是本着这样的看法和想法，我才写作这一篇文章。

    如果说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中国人在说到文化大革命时所用的一个词很有价值，那就属于“史无前例”。到今天为止，人们不评价运动本身，而仅仅就近300年以来的中外政治运动史来看，说文化大革命在规模和影响方面是“史无前例”的，这话也是对的。也许正因为它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任何人在研究它时，都没有一个现成的可以作参考的“参照物”，这样，任何人要说出它的意义，就得运用自己的方式和方法；要不然，在论述文化大革命时，你不是“入毛”，就是“入邓”。“入毛”你大不了说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入邓”，你充其量也只能说个“社会大动乱”，一句话，你总是上不到点子上，就好象一个从事打靶的人射出去的子弹总是脱靶一样。这样的情况就往往会促使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去问：人们在一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其脑海里首先出现一幅什么样的图像？如果说在我们这个已经被人称之为“读图时代”，“想”——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可以用一个又一个的图画的片段来构成和解析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图像到底是什么？这就变成了研究的开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剑桥史》中所刻画出的图像是文化大革命的“正版图像”：

     “文化大革命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些直观的强烈印象：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拥塞着身穿军人式服装（笔者注：应该是“红卫服”）的年轻的红卫兵，他们欣喜若狂，满含热泪地接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伟大舵手的检阅；在个大城市里，党的老干部被当作‘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挂牌子，跟在卡车后面结队而行，被他们年轻三分之二的红卫兵驱赶着他们游街；还有充实着把个级领导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内容的大字报。红卫兵随身携带的小红本——一部用红塑料皮包装的《毛主席语录》成了他们象权威造反的‘武器’”。

    好了，这是一幅多么真切的文化大革命的图像啊！我想，每一个说到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应该想象出这样的一幅图像。既然是这样，我的任务就是来解读上述图像。在解读它之前，我得先强调上述图像是世界上一流历史学家“刻画”出来的，因此，我们在分析时对之应有一个基本的尊重，也就是说我们得承认这是一幅很好的同时也是很逼真的文化大革命图像，如果把这个意思要表达得清楚一点，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图像，或者“标准”图像，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解读它。我的解读如下：

    A：广场政治

    图像中的第一个出现的显著的画面就是“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所以在人物还未出场时，我们先看见的是“场地”，如果说天安门广场是图像中的人物活动的有代表意义的场地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的位置是在首都北京，是在中国政治的“中心地带”，与它直接发生关系的首先是各“大城市”，因此，图像中虽然没有出现上海、重庆、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但是北京这个具有“代表城市”的图像的出现，事实上也囊括了所有的大、中城市。仔细的分析你就会发现，那时中国各大、中城市没有一个不是没有如天安门那样的“广场”的，于是，图像告诉给人们的意思无非是说，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最先在这些“广场”地带上演的。因此我用“广场政治”这个意义去解读它，想必是正确的。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广场政治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的中国确存在着一个“革命”的意义亟须解读，问题是：它要“革”谁的“命”呢？我的看法和回答是：要“革”“山沟里的政治”的“命”。谁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山沟里革命”的“行家里手”，因此这一次“革命”是针对它（共产党）而发生的——就是剑桥版文化大革命图像中所包含的中心意义，如果有人感觉我的解读不对的话，那么，你继续看图……“党的老干部被当作‘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挂牌子，跟在卡车后面……游街”，“充实”全国各地的大字报把他们“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图像就已经表现出了这个意思，因此它不是我自己的想象。

    就在上述我认为是中心意义的问题上，你如果是一个善于研究和思考的人，那么，你就会接受我这样的一种看法，即毛泽东个人（而不是共产党）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种“革命”，并且运用了他认为的“革命方式”来搞，好象就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那么“邪恶”的了（包括毛的秘书李锐的“文革有罪”说）；如果说这种“革命”是冲着共产党制度的官僚化和当权的共产党人的“蜕化变质”而来的，那么它作为“诱因”诱发了66人民运动就是一个可以解读出来的意义了。这样以来，在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上，你就用不着拄“毛泽东阴谋”这样的老拐杖了，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摈弃它，另辟蹊径。

    既然是广场政治，那么，反映这种政治的图像没有画出“枪杆子”就是图画的作者们的特别用意了，如果对这样的用意你不理睬，而是把它说成是“暴力革命”，那就是你理解方面的偏差了，与这一幅图像的作者们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如果你有举一反三的能力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广场政治所要反对的“山沟里的革命”才是真正的“暴力主义的革命”。因此，你把“暴力革命”的传统图像（这种图像你是熟悉的）去套在这一幅新的图像上就是完全错误的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你如果仔细地瞧这一幅图像的话，那么，它上面的确也画出了一种“武器”——用马克思的话说“不是武器的批判，而是批判的武器”——只是你看得不认真罢了，“红卫兵随身携带着的小红本——一部用塑料皮包装的《毛主席语录》成了他们……的‘武器’”。好了，既然了解了在1966年的“政治战场”上和“政治战斗”中红卫兵使用的是什么“武器”，那么，剑桥版文革图像就没有画出某些中国人所说的“暴力革命”的场面的事情就是历史事实对历史学家们的要求，而在这种要求面前，所有负责任的历史学家们都不能够凭自己的好恶去随便地描写这一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这一幅出于第一流历史学家之手笔的文化大革命图像就不是我们中国那些多如牛毛的三流、四流有关描写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们”的作品所能够比拟的。把这样的一个现象和我们中国的那一群没有多少历史知识或政治知识，只善于跟着别人“瞎起哄”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所发表的那些极不负责任的观点对比地来看，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需要一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对40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看法，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了。它事实上关乎着我们如果看待广场政治和由广场政治所表现的民主政治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一幅由世界上的著名大学的历史学家们所描绘的文革图像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好好地去读，如果说我们是中国人，而文化大革命就发生在中国，那么在解读这一幅图像时，我们就应当记住“旁观者清，当时者迷”这一句中国格言！

    B、毛泽东：公众人物

    与广场政治相关的是上述图像中的最显耀的人物——毛泽东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因此如果我们要解读这一幅图像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图像中的毛泽东是“中心人物”这一点用不着否定，图像已经明确地表现出他这个时候的身份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伟大舵手”，如果你要解读他，那么你就必须研究在这幅图像中，毛是谁的舵手？是共产党的、“老干部”的？还是红卫兵和那些隐藏在红卫兵身后还是没有出现在图像中的亿万中国造反派的？只有这样，你才会对图像中的人和事作出不错误的理解；要不然的话，你认为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舵手”的话，你就被关在理解1966年中国伟大事变的大门之外，何谈“窥其堂奥”。

    如果说你从对这一幅图画的分析中发现毛泽东在17年（1949-1966）的时间中，只有这一次公开地站出来“直接”“指挥”人民群众的话，那么，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1952年的“土改运动”中，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中和1963年的“四清运动”、1965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都没有以个人身份和个人面貌出现的话，这一次他“个人”的出现，并且象他自己“号召”的那样“直接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则是共产党社会中的一个多少带有“革命”性质的事件；而如果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现代条件下的现代政治运动的话，那么，毛的这种身份的变化虽然在共产党范围内是“违犯”了“党法”的，但是在社会上它却是运用“革命的方式”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的一种现代化变革；在这一变革中毛也就由一个制度性人物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了。1966年其所以中国社会发生了人民的政治大解放运动，毛在这个时候竭力主张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一定要发展成为“人民群众的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对于这个环节的把握，就使《剑桥史》一书的作者“创作”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图像具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具代表性的意义。在这里，如果我运用本书的作者们的原话来解释画面中的毛泽东，那么你就会听到这样的议论：“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样的一场政治危机是由这个政权的领导人有意引导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提出疑问的是毛本人，动员社会力量从下至上搞垮他建立起来的政府是毛本人，为造反派提供政治和理论的还是毛本人。这位曾经进行过反对旧中国政权的革命的人物，如今却寻求发动一场革命来反对他自己创立起来的新的政治体制”。我只补充一句，他在“反对”时，把这个“新的政治体制”也放在了“旧事物”当中去了——这就是他的思想的新“发展”。

    正因为是这样，朋友们，你们在议论1966年的毛泽东的时候，就一定要把他当成一位从共产党“旧制度”中用“孙猴子72变”的方式“跳了出来”的公众人物来对待，如果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个人意义被发挥到了一个公众人物的极端水平上的话，那么，你们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或者66运动时，放过毛的“公众”性，而又热衷于研究那些非常隐秘的又完全地属于毛的个人私生活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研究又得翻阅那些至今还没有解密的秘密档案，你们的功夫不就是下错了地方的吗？在这个意义上，被西方某些人捧得很红的李志绥的《我给毛泽东当医生》、张戎的《毛泽东——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一类“曝隐私”、“揭老底”的书，我是不敢恭维的。我认为：在21世纪特别是我们中国再还需要一个伟大的民主化的运动来推动我们民族的民主化进程时，与其说我们中国人要研究“不为人知的毛”，把对毛泽东的研究要引导到秘密境地，不如说我们需要研究“公众人物”的毛，进一步地解读“已为人知的毛”之意义，并且真正地作到底科学的、历史的批判他。现在我们对于“公众人物”的毛也就是“已为人知的毛”没有说出多少有价值的话，却对于暴露毛的隐私表现出了那么大的兴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因此，只要我们肯用心地研究一下剑桥版的毛泽东的这一幅公众人物的画像，我想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的理解就不会出太大的格了（参阅拙文《论已为人知的毛和鲜为人知的毛》）。

    C 、红卫兵：新型人物和新型组织

    在A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上述文革图像所画出的是一幅广场政治的图画，在B中，我们又知道了画中的毛泽东是一个公众人物，由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说画面中的红卫兵也是广场政治中的一种新型人物，不然的话，我们对这一幅图像中的人物就不会产生出正确的看法的。要说到红卫兵是新型人物的问题，我们就得一定要看他们不是20世纪2-40年代的军人，因此他们既不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人，也不是共产党军队中的人，而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政治人，这是其一；其二，红卫兵组织不是军队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同法西斯党、纳粹党和共产党这样的半军队化的政党完全不一样，是一种非军队的松散的政治组织，因此它同民主国家的政党具有同一性质，不研究这样的实际性问题，把红卫兵看成是类似于共产党或者纳粹党的组织就是完全地不对了。

    自从66运动发生后，到今天为止，我发现许多人都在谈论红卫兵，但是却没有多少人对红卫兵的性质能够说出一个符合它的本质的看法的，有鉴于此，我认为把我在21年前写作的《66运动论说》一书中对红卫兵所说的话拿来同朋友们商量一下，很有必要：“红卫兵是一种青少年人的全新的政治身份，这种身份既不是共产党人，又不是共青团员，也不是学生会会员，而是对上述三种官方身份的超出，是一个基层有组织而最上头空缺的松散组织中的松散身份，就现象来看，他们好象是“兵”（军事组织），但是，事实上他们是‘自由’的‘兵’，是自行其事的和只向自己负责的‘兵’，因为它缺乏一个“中央”，并且在一出现时就四分五裂。这样的组织除了‘解放’自己以外，它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目的。”因此当这样的组织因着自治和自由原则行事时就造成了对共产党政治传统的完全地超脱。

    如果说红卫兵组织从一出世到结束的过程整个地表现为两大派的对立和冲突的话，那么民主和自由就存在于它之中了。多元化、多党制这些东西说到底也不外乎是和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和冲突共同存在之物。因此，如果说我们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自由化也同样会发生如红卫兵运动一般的政治分化的话，那么我们从红卫兵运动总结我们民族在40年前的经验与教训就不只是“向后看”了，有谁今天能够否认它就是我们前进道路上必然要再一次地遇到的问题呢？明白了这个道理，你然后去分析图像中出现的这些人为什么“欣喜若狂，”以至于在行为的时候“满含热泪”你就会懂得1966年红卫兵运动的主要价值了。当自由在被人“融化在血液里”的时候，是“血液”的性质使他们变得张狂！无论怎么说他们已经是民主政治中的新人物了。因此，可以这样说，那个66运动前的“旧”的奴隶式人物的“摸子”已经被彻底地“打碎”了，红卫兵变成解放了的人；而设想一个解放了的人和目前我们这些正在作奴隶的人一样地四平八稳，可能吗？

    红卫兵没有“中央”这样的一级组织，它是省区范围内的同派观点组合的结果，不但如此，它在每一个省区内都是存在着派别的对立，于是，政治上导致专制、独裁局面的可能性因素就已经被克服掉了，所以红卫兵运动自始至终地运行在民主和自由的路线上，红卫兵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了政治上的整合，但是整合的结果是组织的自治性质的加强而不是它的削弱。举例子来说吧，我那时是我是于阡中学的“中造司”派，在兴平县上属于“联总”派，在陕西省属于“工总司”派，但是在1年多甚至2年的时间内除了能够接到开会的通知外来自于上面的什么文件都没有接收过，也就是说上一级的组织从来就没有干涉过下面的组织的具体要干什么事情的问题，自治组织的内在法则使每一级组织都严格地按照“自治原则”行事。与此相应的是，各级组织的领导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连一个任命的都没有！因此，我在说到这里的时候，也就顺便地解释了红卫兵组织的为什么没有产生出如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捷尔任斯基、蒋介石之流的人物，所以，我认为把红卫兵运动跟产生了上述人物的那种专制组织以及专制运动扯在一起，就没有任何的意义，而剑桥版文革史和文革图像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类比和意思。

    如果你仔细读上述图像就会发现红卫兵是赶着共产党“老干部”“游街”的，如果说这些“老干部”都是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17年时间中对中国人民实行专政的人，那么，红卫兵的行为别说在40年前是“革命”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是“革命”的啊！在《66运动论说》那一本书稿中，我把66运动定义为一个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如果说我的定义不是错误的话，那么我就可以说剑桥版的文革图像支持了我的定义：“党的老干部”被他们“年轻三分之二的红卫兵驱赶着”“游街”的这一笔就画出了红卫兵运动的中心意思。

    读到这里，读者们如果产生了如下的疑问，情况会怎么样呢？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为什么这个图画中只出现了学生的红卫兵而没有出现工人、农民这些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的画面呢？这是不是作者们的疏忽？我的回答是这样：不，一点也不是，图画是有象征性意义的，因此它不能够在一个有限的画面上画出一切，这是一；二，在1966年出现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市民运动、干部运动都是红卫兵运动在各界的“克隆”，因此，解读这一幅发生于中国学生中的红卫兵运动图像，对它的意义有了一个正确的了解，那么你就可以顺便地了解其它各界的运动。

    D、共产党人：过时的人物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运动，但是我上面说到的剑桥版文革图像却貌似简单，职此之故，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的图像我也画得出来”。其实呢？我看并非如此。有的时候，一个非常简单的图像或者图画却可以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我所解读的这个版本的图像就是这样。举例子来说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毛泽东给“打烂”的事实可以说是瞒了许多人的眼目，使文化大革命中的人都好象感觉到“党中央”是完整、完好地存在着，其实这是人们政治上的一种错觉，完全与事实不符。如果剑桥版的文革图像却隐寓着这样的意思的话，那么你仔细地观看图像的画面，就会发现它上面没有共产党的符号，如果说所有的共产党人的遭遇和命运都被图像中的“党的老干部”被“游街”所表现了的话，图像就用艺术上的“空灵”的手法勾画出来的“跟在卡车后面”（这和中国共产党一贯图画中的“火车头”图像相抵制）的场面就已经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过时了的人物。

    文化大革命中，“各省都乌乎哀哉了”（毛泽东语），大家都看得见，各县、各支部也都乌乎哀哉了，大家也看得见，但是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把“中央委员会”给“打烂”了的事实，有几个人看见呢？就在这么的一“炮”后，中央的6个副主席，除了林彪一个外，全都被“打”得无踪无影了，此后，再就没有一个人被称为副主席的了（文革，周恩来虽然也是红人，可是没有人称他为“周副主席”）不就是明摆着的事实吗？，直到1969年4月九大会议前，中央连一次全会也没有召开过，也是事实，因此，所谓的“党中央”也不过是毛的私人班子的一个别名。对于共产党来讲这样的一种极不民主，也不极公正的事情，但是对于全国人民来讲却意味着一个政治上解放的福音，全国人民的政治大解放运动的兴起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福音”出现。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被“打烂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被解放之时”——这样的道理我们一些民运人士竟然不懂，还是在40年后的今天，竟然要作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的保皇派”，为它遭到毛的“炮打”而抱不平，都不感觉到自己落伍吗？要知道毛泽东“炮打”“中央”和人民“炮打”地方当权派的行为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内，于是伟大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才有可能形成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最后地席卷全国。关于这样的意思，你只要用心地分析上面的图画，“把各级领导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的那一笔不就是点出了这个主题吗？

    在这一幅图画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打了个颠倒，用毛泽东的话说：“以前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而我说的政治解放，也就发生在这个时间中和这个场合中，别说是40年前是这样，就是在今天如果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上述的“颠倒”，你说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运动，难道问题还不清楚吗？如果说在图画中，“伟大舵手”没有“检阅”共产党的队伍，而是“检阅”红卫兵的队伍就为我们中国人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视角，因此，我劝那些在邓小平的视角点上站得太久的人，你们最好是换一个视角，这样你们发现的“动乱的图像”就和“民主运动的图像”有了重叠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图像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的前苏联、东欧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运动中，人们不是都看见过吗？在一个极端专制的社会中，民主化运动所需要的力量和它的形式不仅仅取决于要求民主的人民，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取决于统治者的行为；就此你去研究1966年的毛泽东不但不主张镇压人民运动，反而把主张镇压的人斥之为“反动派”不是说没有意义的，只是这样的意义在毛泽东消解了66运动之后，他使自己变成了66运动前的传统的统治者的时候，我们就解读不出来罢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历史——我看就“终结”在1966年，因此1969年“复辟”了的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思想上和精神上全面“崩溃”了的党。因此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共产党统治已经没有任何的现代意义可言的了，它完全是古老的统治的翻版，关于这一点，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德沃金说得好：“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应当担心的是一种更老式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迫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过去它一向就是这样。”

    在1966年8月，中国伟大事变的焦点是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转变成为在政治上解放人民的运动，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上述的图画中完全地发现其意义的话，那么在《剑桥史》一书中，作者们却特意地作了这样的交代：“部分原因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被引导向了必然要离开8届11中全会最初设想的轨道，主要承担这场运动的主体不再是党委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而是那些把运动作为否定党的权威、权力和责任的红卫兵组织”。因此在上述的图像中和在《剑桥史》的书中，作者们虽然不象我在那样直率地说66运动就是一个反对共产党的运动（高级学者们一般不这样地说话），但是与这相同的意思却贯穿在全书之中，因此这本书虽然也出现了“动乱”的字样，但是它的意义仅仅是“政治动乱”而不是“社会动乱”，如果说失败了66运动没有使这些外国作者们发现民主的话，那么共产党政治社会和政治秩序被一场全国性的“动乱”所破坏，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了。

    E、对文革画面上未曾出现的人物的说明

    解读上述文革图像的时候，我们们发现它之中没有出现那个时期社会上用百分比划出来的特定的不幸的人，即当时所谓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画面，又该作何解释呢？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这些社会上这些不幸的人，被一心想“转移”文化大革命“大方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当权派和由他们操纵的“党办红卫兵”当成了运动的“重点”来打击的行为的确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摧残人的事件，值得人们认真的批评和批判，因此，我就有理由认为任何一个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能够放过它，尽管在3年的运动中，它最多都没有超过3个月，但是却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强烈的直观印象”，以至于到今天为止，许多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的图像就定格在它上面。从这样的意义上分析，在剑桥版的文革图像中没有出现这些人受难的画面是不是又是作者们的一种疏忽呢？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文化大革命是具有自己性质的运动，因此能够准确反映它的性质的图像当然就得要作出一些必要的排除，而那些不能够算作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的人和事不出现在图像中就有着一个原因可以讨论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在初期阶段，它是根据共产党政治运动的一贯传统设计出来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在1966年8月以前不光是整“地、富、反、坏、右”，就连那些想起来自己搞的红卫兵学生们在内，也变成了被“整”的对象，因此，如果不是毛泽东站出来以个人的权威改变了运动的这个方向，那些将会有更多、更多的人变成运动的牺牲品，就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问题了。可见，如果说在1966年“史无前例”的中国政治大事变中的确存在着一个“整人”的运动运动到“解放人”的人民运动的转化阶段的话，那么这一幅剑桥版的文革图像仅仅是描绘已经定性了的文化大革命，而不可能刻画变化过程中的政治运动就不至是出于“技术”意义上的考虑了吗？我的意见是，这种考虑是高于我们中国那些“否定文革”的人的理解水平的。

    明白了上述的问题，那么我就可以这样说，所有把1966年的政治运动定格在“整”社会上不幸的人的画面上的认识，都是浅薄的，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们把变化中的事物的某一个特殊阶段当成了已经定性了的事物来看待，就这个意思去批评中国社会上“搞民主”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看法，我们就不可能说他们其所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口诛笔伐”并不是要在政治上故意和已经死亡多年的邓小平“保持一致”“口径”，而是他们的错误的认识把他们推向了邓小平理论的一边，谁都知道邓小平理论是建立在“翻”“文革”之“案”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不希望中国人的民主知识也建立在“翻案”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剑桥版文革图像有助于纠正我所批评的上述现象，只要人们对它作出了认真的而不是敷衍了事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