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读《天津文革亲历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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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天津文革亲历纪事》

感谢何蜀兄赠我王辉《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兰台出版社，2013）一书电子版。我早知此书是研究天津文革重要资料但一直未得到。王辉是天津文革重要当事人。他原为天津市委办公厅干部、陈伯达主持的小站四清经验报告的起草人，文革期间任天津市革委会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文革后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他亲历了天津市四清和文革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在这本书中均详细介绍，使之成为研究天津文革的主要参考资料。他的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也在大陆作为单篇文章发表，例如《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炎黄春秋》2011年4期），还有一些在天津《今晚报》上分期发表。


真正能代表他的想法的是他的这本书。他对文革中的很多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且有较深入的分析，不随波逐流。现举几例。


天津市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是所谓“万张集团”问题。万是万晓塘，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9月19日，在一次批斗会后突然心脏病突发死亡。当时组织了相当隆重的追悼活动，被毛泽东批评为“以私人压活人”。张是张淮三，原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被揭发为“叛徒”而被长期打倒。他们后来作为“万张反党集团”，后改为“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被公开点名批判，而且株连一大批干部遭到残酷迫害，文革后才被彻底平反。


王辉在这本书中明确提出，万张冤案，既不是红卫兵制造出来的，也不是基层干部揭发的，更不是“四人帮”点名批判的。


万晓塘在一次批判会后死亡，当时有人迁怒于组织这次批判会的造反派。但是这次批判会是一次“文斗”的样板，对被批判者又给水又让座，使得万晓塘觉得意外，书记们也都有些“轻松感”。后来人们指责造反派，不过是说他们开会时不断给主席台递条子而已。


对于万的死亡，现在都认为是劳累过度。但是我看，长期紧张劳累之后突然感到轻松，对于心脏病患者也许不是好事。他是在洗澡后发病的。


至于张淮三，他因为被疑为“叛徒”，被华北局秘密送到山西。被揪回天津后，关押在反修锦纶厂。这个厂的造反派领袖张承明后来成为天津工人造反派领袖，也是后来的“大联筹”领导之一。当时他对张淮三“好吃好喝”，以至于成为他“掩护走资派”罪名而未被选为工代会领导。


那么制造这个万张集团冤案的责任归谁呢？万晓塘去世后，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根据从万家搜出几个药片说万是自杀的，后来解学恭面见周恩来时也这么说，于是就成了“叛党自杀”。


张淮三是原天津地下党领导，曾被捕过，“解放”后曾被审查。文革初期，曾参与审查的江枫贴大字报揭发他的问题，1966年11月更以群众身份贴大字报说他的叛徒。当然他也通过陈伯达向中央汇报此事，遂造成冤案。所以王辉说：“万张集团是江枫揭发的，陈伯达采纳的，周恩来同意的，当然最后要经毛泽东批准。”


所以王辉又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在运动初期真正起作用的仍是党内各级领导骨干，一般干部和群众不过是被运动、被愚弄的角色而已。”
但是当替罪羊的是参与运动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王辉也为这些人鸣不平。


天津市委公交政治部干事巴木兰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文革初期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贴出两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成为造反派组织领导。文革后的清查中，她被开除党籍。罪名之一的“造反起家”，第二是“迫害张淮三同志”，因为她参加过“万张专案组”工作。王辉说，万张既不是她揭发的，也不是她定案的，怎么能据此给她定案呢？


在文革后的清查中，在群众组织中，很多“五代会”的头头判处了十年徒刑，而“大联筹”一方的头头仅判五年徒刑。虽然一般认为“大联筹”方面参加武斗多为主动。这是因为，“大联筹”早被打了下去，而“五代会”方面掌了一段权，对迫害万张负更多的责任。在所有造反派头头中，只有“掩护”过张淮三的张承明安然无事，还当了个小官。有力说明这些文革后复职的领导干部睚眦必报的恶劣品质。


万张集团既不是造反派揪出的，也不是他们定案的。那么批斗呢？批斗当然有造反派的份儿，而且在定案之后，这批斗不可能像上述那次“文斗”那样文明。


但是造反派的批斗不管多么残酷，都赶不上驻军组织的批斗那个阵势。当时驻军组织了几次电视转播的全市批斗大会，批斗“万张集团”主要成员（除去万晓塘已死）。据“胡风分子”林希描述，“全副武装的军人站满了运动场四周，如临大敌，当年镇压反革命，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真让人毛骨悚然。”然后，八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拉着戴着手铐脚镣的被批斗者入场。批斗持续了三个小时，当然，批斗时免不了拳打脚踢。


文革后，造反派被判处或十年或五年的徒刑，这些军人却全身而退，没听说他们回部队后受到什么处分。


此外，对于天津文革，长期得不到解释的一个谜是原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为什么在文革后遭到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就省市一级领导人而言，遭到这种处分的不多，虽然和巴木兰比较，也不算亏。


王辉说，就是因为他没有后台。他是山西出身的干部，但是和中央那几位“山西帮”大佬并无深交，也不善于钻营，“四人帮”被粉碎后也不去北京活动。


解的错误，不过是当年在“批林批孔”等运动中追随“四人帮”。其实各省市领导人都是这样。但是他致命之处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继辽宁、上海、北京后，在给中央报告中抢先点了邓小平的名。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因为邓本人不是也说“永不翻案”吗，就怪不得别人了。


《三国演义》中说，官渡之战前，曹操的部下惧袁绍势大，纷纷给袁写信暗通款曲准备投降。曹操战胜后，这些效忠信被搜了出来。但是曹操没有据此搞一次清查，而是将其当众焚烧，把这批干部解脱了。他说，当初袁绍势大，连我自己都想开溜，你们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现在的领导干部缺乏这样的心胸。


此外，据解自己说，在1987年学潮后，胡耀邦被迫辞职。当时他被指责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什么对解学恭迟迟不处理。所以他的被开除党籍是和胡耀邦被解职同步进行的。至于谁说了那句话，王辉的书上没说，显然是当时的“八老”之一。所以他也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总之，王辉的这本书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见解，有深入的反思，尤其对于官场的分析，可说是入木三分。但是他对文革的观察是从上层视角出发的，因为他经历了从四清到文革后的种种运动，自己基本没倒，一直处在领导岗位，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也限制了他的视野。


例如他不同意文革后期“经济面临崩溃”的判断，说至少天津没这样。有这种独立见解自然很好，我们也同意，确实，至少在天津，经济没有面临崩溃，而且有所发展。王辉列出文革十年天津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事实说明这一点。这些数据也许是可靠的，但是另一方面，文革期间我也经常去天津。我知道，这文革十年，老百姓的生活完全没得到改善。天津靠海，老百姓喜欢吃鱼。文革前，那些“扛大个儿”的苦力，用烙饼卷小虾米就是一顿美餐。到了文革中，天津人却吃不到鱼虾，要北京的亲友给他们带。至于住房条件，由于人口增长呈恶化之势。住房之恶劣是1976年唐山地震时天津伤亡巨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特别令人不解的是，王辉这本书对于1966年“红八月”期间打死人的事几乎只字未提，虽然每个经历过文革的天津人都知道在那个时候，海河里每天漂着很多尸首。


对此，王辉书里只引了《毛泽东传》中的一段话：“从20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遣送回乡。”


在具体描述天津“红八月”中“红色恐怖”时，他仅描述了抄家、打人等暴行，并给出了8月27-29日天津市自杀人数（自杀事件117起，死79人），但未说打死人数据。而且，在这一段里，他完全使用被动语态，尽量避免提行为主体。


天津在“红八月”里打死多少人，不但王辉没给出数据，我们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这个数据。我估计，至少有几百人。这几百人，死了就死了，没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


但是王辉书中却提到了“红八月”中的一个死者。这唯一提到的死者是天津市河东区三轮二社党支部书记陈良谋。这个死亡事件构成天津市文革中著名的三轮二社事件，在王辉书中详细叙述。


但是，在王辉书中这个三轮二社事件的描述在发生时间上严重错位。事情发生在8月底9月初，是“红八月”红卫兵暴行的一名牺牲者（陈死于9月1日）。但是，王辉没在“‘红色恐怖’岁月”这段中叙述，却把它放在11月4-22日的天津市委工作会议，以及这个会议之后“转入地下的天津市委”段以后，竭力切割这一事件和“红八月”的关系，将其描述为一起独立事件。


陈良谋死于“红八月”。他应和此期间被谋杀的其他数百名牺牲者（姑且认为是几百人）同样受到悼念。但是，在这几百人中，只有陈良谋被追认为“烈士”，每年受到隆重纪念，加害他的人被判处极刑，而其它的受害者，我们不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连总的死亡数目都不知道，一切官方和民间文献，都促使我们将其遗忘，或者，将文革想象为一桩暴民围殴领导的群体事件，完全不顾那些被视为卑贱的真正受难群体。


王辉的书超越了一般文革书籍的境界，但是未能完全摆脱官方语境。他对解学恭这样一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领导干部，以及陈良谋这样一些基层干部抱有同情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应持同样的态度。但是，同样是文革中的受害者，特别是“红八月”中的受难者，对于漂流在海河里的那些尸首，我感到，他的态度比较隔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一个人的所处环境往往决定他的思想意识，即使睿智如王辉先生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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