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田家英命案”印证与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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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鹏池：“田家英命案”印证与梳理（上）


作者按语：

　　史料永远是芜杂的，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即使是“铁的事实”也需要历史学家的解读。正确而准确地解读历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常识的合理性与逻辑的致密性。

　　在当今许多真实史料未被启封的条件下，唯有致密的逻辑推理才能帮助我们掀开一扇扇历史的暗窗；在现时对历史的解读各说各话、莫衷一是之时，唯有丰富而合理的常识解读，才能使多数读者们相信里面所表现的一切正是这样发生的，而不可能按照另外的样子发生。啊！历史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一节、1966年5月22日下午和晚上

　　对于自杀者，生死往往系于一念。

　　尽管田家英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弃儿了，尽管田家英在越来越阴霾的政治空气中已经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即便是“弃儿”，也仍有生存的权利与空间。

　　其时之江青，依托她男人的权势，在满朝文武中拉拢了康生这一巨奸，利用了陈伯达这一小人，纠合了上海滩张姚两瘪三、菌集了北京城王关戚三爬虫，羽翼渐丰，中央文革小组的雏形初成【注1】。别以为“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名字叫得堂皇，以江青为首的这一团伙其实才是披着文革外衣，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谋权害命的真正“黑杀帮”。他们心黑手黑，对于吴晗、邓拓、老舍、翦伯赞------这一类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也不放过的；对于田家英，这个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的共产党内难得的好官，这个不谄腴、敢直言，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气节的文化人，更是视作为横亘于他们篡党夺权之路之天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第一步的措施就是抓住所谓的“篡改毛主席语录”事件大做文章，向毛进谗言、递材料，直接导致了田家英被“停职审查”。第二步又将是什么呢？按照文革发展的路数，将来必然是交由群众批斗，拘禁，密捕，押解至秦城监狱，永无天日------

　　田家英骂他们是恶人，咒他们恶人必有恶报。“因果相报”不过是佛教的诳语，现实生活中，好人总是斗不过恶人的，何况这群恶小的背后站着强大无比、被神化了的毛。只要毛存活于世，恶人的罪恶昭著与好人的平反昭雪都是无所期的事，田家英了清这一点，想不开，等不及，绝望而自杀了。

　　一、蝼蚁尚且偷生

　　蝼蚁尚且偷生，况且是一个大活人！

　　中国的老百姓差不多人人都会说这句话，劝慰别人也阿Q自己，它通俗而深刻的反映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对于生存权的呻吟与呐唤。对于一些有历史责任感与政治操守、道德底线的知识分子却不肯这样“阿Q”般地活下去，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生如行尸走肉，毫无意义了。田家英也这样。

　　田家英的人生观以两个古人为标杆，一个是谭嗣同，另一个是林则徐。谭嗣同的书斋叫“莽苍苍斋”，田家英给自己的书斋起名“小苍莽莽斋”。起这样的斋名其实是对历史的“宣言书”，言下之意我田家英虽不期望能做谭嗣同这样的民族大英雄，但要做像谭嗣同这种类型的小英雄。田家英还有一枚印章，刻着林则徐的诗句：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让笔者触动了少年的回忆。笔者11岁上初中，那是1956年。初中一年级时通过语文课本所接受到的人生中第一条座右铭也正是林则徐的这两句话，由此由懵懂而启蒙，这才知道一个人的生命要“为国家”才有意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天地有正气，------沛乎塞苍穹”；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一系列的格言铺垫了我们这一代人“为国家”、“为百姓”的人生观的基础，染就了我们人生的底色，成了我们这一辈子人性守望的底线。到了高中、大学年代，“为国家”、“为人民”的人生观逐渐被“为革命”所代替。“国家”的概念是说得清的，就是“中国”；“为人民”的概念也能说得清，就是“老百姓”；革命的概念却说不清。“苟利国家生死以”既可以召唤一个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的献身精神，也可以作为日常平淡生活的行为准则。如果将刘玄德的“勿以善小而莫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作为补充，那就更完整了。那时，“为革命”的格言似乎也并不多，全都是一句一句的口号：为革命，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革命，甘洒热血献春秋------。1962年笔者高中毕业时班主任老师送给我的毕业题词就算是文字隽美的了：活着，应该是火，是烈火，在燃烧，用战斗的青春跟着红旗跑！

　　“为革命”的人生观拒绝平淡平凡，崇尚轰轰烈烈，燃烧自己也燃烧别人。民主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战争年代“扒火车、炸桥梁”，我们都没有能赶上，但我们“幸福”地赶上了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了。

　　毛时代的“为革命”都以“砸烂旧世界”为目的。1949年的建国不是标志着“旧世界”已经砸烂了吗？新中国不是毛领导建立起来的“新世界”吗？怎么还要砸呢？我们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没有想，反正毛领袖号召砸，砸就砸。文革开始前，我们那一代的青年人就都已具备了一颗燥动不安的心，文革的邪火就是在这样的“干柴”上点燃的。我们当年一点怀疑也没有，或是还没有来得及怀疑，就二杆子似地跟着他跑了。

　　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毛当年将文革搞得稍稍温和一些，稍稍像个人干的事，也许我们今天仍然是“海枯石烂不变心”。无奈这一场革命真是太荒唐了，太残暴了，太无常识了，也太无人性了，所以仅仅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就已经徬徨了，实在看不懂文化大革命这个“百变金刚”了。由徬徨而厌倦，由厌倦而逍遥。

　　逍遥派也不都是“群居终日，无所事事”，许多逍遥派都是孜孜以求地学习与思考。思考着“人这一生该怎样过”与“中国向何处去”？

　　六十年代末，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写的《多余的话》得以在厌倦了文革的逍遥派中流行。秋白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证明了他就是一名堂堂正正的烈士。蒋介石认为瞿秋白不是共的叛徒也不会当共的叛徒，这才将他杀害了。然而30多年后，瞿的旧相识，“八七会议”时的属下，三十年代江西时期的同被左倾路线排斥而落难的战友毛同志，仅凭一篇《多余的话》认定他是叛徒而掘棺鞭尸。

　　当时，对文革处于厌倦状态的我细读了这篇文章的手抄本，它是那么地委婉曲折，那么地愁肠百结，最令人叫绝的是在这篇长达万言的“多余的话”中最后一句多余的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掩卷长思，这才感悟到“拒死恋生”原来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多余的话》中多次释放出了对生命的眷恋，可惜的是那个重武轻文的蒋介石看不懂。文章的主旨确实不是高唱革命的赞歌，而是表达了秋白在人生最后几年对革命的颓唐。颓唐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当了国民党的俘虏，而是厌倦了共产国际的文过饰非，革命队伍里的明争暗斗以及马列主义的是非莫名。

　　我那时就在想，如果人生能让秋白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他会做什么呢？他还会去做革命者吗？他不会了，他很可能会选择农夫或书蠹而苟活于乱世。

　　瞿秋白曾经这样问：“人如果有灵魂，还要这个躯壳干什么呢？人如果没有灵魂，有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呢？”乔布斯说“死亡是生命最捧的发明”。这些是“名言”，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自杀”才是人生在被动状态下主动选择的最终答卷。

　　对任何人而言，自杀都是最艰难的抉择。一般而言，选择自杀，放弃今生，都是因为客观上活不下去了，才有了主观上的不想活了。毛时代的政治人，为什么客观上“活不下去了”呢？全都是因为重重的政治坎儿迈不过去了，写检查过不去，交待问题过不去，作贱自己过不去，检举别人也仍然过不去。

　　毛特别喜欢让手下人做检查，而且是书面检查，然后将其装在保险箱里，以备不时之需。这是毛整人的独特手段，田家英深知主公的这一嗜好，深恶痛绝这一点。他也是做过检查的，有如饮寒冰般的切身体会。庐山会议后期，他虽然痛苦万分，却仍然不得不作了检查才得以“涉险过关”的。田在“庐山”遇到的是“遭遇战”；而文革这一次遇到的是“伏击战”。田本能地意识到这一次靠“检查与检举”是混不过去了。轻了，是“假检查，真进攻”；重了呢？害了自己也救不了别人，或是害了别人也救不了自己；不轻不重呢？神仙也掌握不了这个尺度。无论轻与重，最终仍然逃不脱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但毛的阳光却将他这一类人的生路屏蔽了。

　　有一种哀怨叫做“实在受不了”！平白无故让众人指着鼻子骂，受尽污言秽语；查成份、挖祖坟，芝麻绿豆般的屁事，上纲上线得无限高，实在受不了；有一种哀号叫做“实在吃不消”！拿一根细钢丝拴了一块十几斤、几十斤重的大牌子，有哪一根肉做的脖子吃得消？

　　“吃不消”是肉体上的；“受不了”是精神上的；二者迭加，“绝望”就诞生了。对自己绝望，对事业绝望，对社会绝望，对主义绝望，对领袖绝望，对未来绝望，前程漆黑一团，只能一死了之了。但凡生活中有那么一点点萤火之光，谁又能抛得下父母妻儿而与人世决绝？

　　当然也有的人想以自己的奋力一死，唤醒他人或唤醒社会对某件事、某个人、某个主义、某种思想、某条道路的觉悟，号召大家，这样的人也即是所谓的“仁人志士”了。但抱有这种目的而自杀的人是少之又少的，活着不也可以干同样的事吗！

　　瞿秋白死的时候才35岁，虽然他身陷牢樊，又有吐血症的病根子，他仍然想着中国的豆腐最好吃，他也可以自杀但并没有自杀。田家英死时44岁，正是七情六欲旺盛的中年人。他有妻，感情虽然不是很好，但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对妻子儿女的亲情与责任就是一个成年男子留恋尘世的最重要的理由。豆腐再好吃，没得吃也就罢了；儿女岂是一个当父亲的说舍弃就能舍弃得了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想法，田家英是有的；仁人志士的气质，田家英也有；但他似乎还不是那种以已身之一死唤醒天下的烈士，他不到那种程度，所以我也不赞成将他的自杀誉之为“英雄之举”，说来说去，仍然是绝望而无奈之举罢了。

　　二、永福堂来了三个不速之鬼

　　闲话扯过一箩。且说1966年5月4日，异乎寻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北京紧锣密鼓地召开着，而毛却早从去年11月25日就专列外出，一路武汉、长沙、上海巡游去了，直至笠年的7月18日才回到北京。此刻的毛正留连在杭州“胖西湖”的湖光山色里。

　　毛的一生最嗜玩弄这样的小把戏，布置好开会，让你们一帮子人去开，自己超然物外，独自忘情山水。表面上是放手让你们干，其实给你们卖上一个空档，他则冷眼一侧考察着每个人的立场、观点与态度，“横挑鼻子竖挑眼”，一旦认为出了他认为的“问题”，回来就收拾，或留待“秋后算账”也不迟。

　　他的属下与同僚们的心情如何呢？可能只能用“忐忑”二字来形容。如今的“忐忑”成了一首潇洒而狂野的歌了，那个时代的“忐忑”哪有这样的内涵意义？一方面毛不在，较好议政办事，说话也稍无顾忌；另一方面，毛虽不在，可毛的狗无处不在，说话办事全都得看他们的“狗脸色”。但就是没法子！布置好的会不开也得开，份内是你的事不做也得做，于是就“忐忑”了。

　　当了20多年储君的刘少奇按惯例主持了这次会，但形势与以往的任一次会大不相同了。康生秉承毛的旨意作传达，为毛向与会人众打招呼：“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还说“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注2】；林彪则端着枪杆子在监会，嚎叫着“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注3】，并现场以陆定一作“示范”。这样的阵势以前何曾有过，刘少奇的大鼻子哼都不敢哼，犹如刘盆子般只能做泥塑木雕之傀儡。

　　会议进行到第13天，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其实是敲响了史无前例的“丧钟”。这“丧钟”为谁而敲呢？为陆定一的“阎王殿”中宣部，为周扬的“才子佳人”文化部，为彭真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为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黑店”，为老舍、傅雷、赵树理-----当然也为田家英等“牛鬼蛇神”；但最主要的还是为刘少奇，这个“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无论将来的历史如何评判毛，人们对毛的手段却不得不佩服。毛居然就能做到让那些将要被埋葬的人自己去掘自己的墓坑，让那些将要完蛋的人自己去敲自己的丧钟。

　　毛的这套把戏玩得溜溜转。71年的又一次庐山会议上，他就让林彪主持会议批判黄吴叶李邱，其实就是林彪主持会议批自己；74年他又让周恩来主持批判周恩来的会。手法如出一辙，目的大同小异，凭的就是一颗“冷酷的心”。

　　1966年年中的刘少奇已是一筹莫展，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毛的矛头所向，刘不可能一无所知。但刘除了紧跟、装傻充楞图侥幸外，他一筹莫展。他也确实没有第二条路可供选择了。

　　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同时，将“彭罗陆杨”定为反党集团；并做出了处理上述四人及田家英的部署，分别成立了专案委员会（据说当时叫专门工作组）。周恩来是这个总专案委员会的主任，彭真专案组组长是康生（有说是周恩来兼），陆定一专案组组长陈伯达，杨尚昆的专案组组长汪东兴（有说是康生），罗瑞卿大将的专案组另由中央军委组成，上将杨成武为负责人。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知多少？由此而肇始【注4】。田家英的专案组组长是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组员是王力和戚本禹。除安子文是白区这条线上的，算是刘的人外，王和戚都是眼下在毛江面前窜红之人。田的专案组一俟成立，周恩来指定田的工作和资料全部移交给戚本禹。

　　据戚本禹回忆：

　　“196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的两三天，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三人的各种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本文笔者注：可能涉及英的一个哥哥的问题，他有一个哥哥在香港），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注5】

　　表面看来，“田家英专案”的成立是由于“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两件事引起的，毛也只是“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并没有拿出具体的处理意见。但正如文中所说由于田是毛秘书的特殊地位，所有的大主意当然得听从三千里之外的毛。汪东兴负责中南海的警卫工作，他的工作又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所以涉及“田家英专案”的具体指示与行动，哪些是毛泽东的直接指示？哪些是周恩来的？哪些是汪东兴的布置？又有哪些是江青通过戚本禹搞的鬼？至今并没有搞清楚。

　　田家英曾经常参加中央的这一类会，但那已经是过去的回忆。眼下他对会议情况基本无知。就在5月21日午夜至22日凌晨，他与老朋友梅行有一次不寻常的会面。梅行告诉他，彭罗陆杨都已经被打成“反党集团”了。田家英听了这个消息很惊愕，说了几句气愤的话，由此知道自己的政治环境更恶劣了【注6】。

　　1966年的5月22日【注7】是个星期天，又有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午饭后，田家英与他的秘书逄先知溜达到瀛台散步。“瀛台”曾是慈禧囚禁光绪的地方，田在瀛台散步想到光绪也想到自己，都是两个倒霉的人，心情好不起来。逄是他比较信得过的秘书，跟他也已17年了。说是谈谈事情，说不定就会冒出一些犯忌的“黑话”来。凌晨从梅行处得知的消息更增加了他的忧虑，心中的愤懑积累得快要爆炸了。田家英生来就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性格，有话就想说，有屁就要放，也就越来越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

　　有人曾说田家英是“大嘴巴”，常犯“自由主义”。从他在庐山会议上多次给朋友通风报信的行径，还有被“揭露”出来的对毛的种种的“背后议论”看，他也确有“大嘴巴”的性格特点。但是，他的“大嘴巴”并没有搬弄是非，更没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劣行。田家英是“物不平则鸣”，“有不得已而后言之”，既有侠义之担当、又有道德之底线，这样的“大嘴巴”，间有华夏之正声。正因为他有正气，由于他有主见，由于他对毛有刻木三分的了解，所以与其说他是“大嘴巴”，不如说他是“犀利哥”。

　　野外散步不用担心隔墙有耳，灌丛中也没有窃听器，牢骚尽管发，黑话适可而止。五月是一个多么好的季节啊！春阳温暖，春风和熙，中南海也一样是碧波荡漾的，岸边春草碧丝，杨柳依依，田家英有限地释放了一点点郁闷的心绪。这时他还压根儿没有想到死。

　　田与逄散步后回到“永福堂”寓所兼办公室时已经是下午3点半了，推门而入，家中赫然坐着三只“不速之鬼”，妻子董边静坐一侧。斜阳射进了深深的屋子，屋里笼罩了死一般的寂静，田心头一紧，立刻涌上一层不祥的阴影。

　　以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半小时前突然来到此间。

　　安子文：时任中组部部长【注8】。安长期在刘少奇手下工作，谁都知道他是“白区党”这条线上的重要人物。当时，被认为是刘系山头的第一号人物彭真在刘出国访问期间已被揪出，安差不多就是二号，其覆灭指日可待。可此时刘还在台上苟延残喘，安也就暂没事儿。

　　王力：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写作班子成员，从1960年开始已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此时势头正炙，几天后将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最初成员之一，是“王八七讲话”的始作甬者，“武汉事件”的肇事者之一，“王关戚”系列中排名第一的“小爬虫”。

　　戚本禹：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一名处级干部，曾是田家英手下一名不安分的下属。因写了多篇重量级的伪史文章受到毛大力赏识，成为江青的嫡系亲信，中央文革小组的最初成员，“王关戚”小爬虫系列中的小三子，却曾是一只最受毛江夫妻挡宠爱的小爬虫。毛在最初下令打倒王力、关锋时，刻意保留了戚本禹以观后效，五个月后毛忽地一日心血来潮，改了主意，下令一块掐死算了。

　　毛在党内斗争中有一招式，笔者将其总结为“拉郎配”。他一度喜欢的数字是“四”，庐山会议用“拉郎配”招式揪出反党集团是“彭黄张周”，文革初是“彭罗陆杨”，到了文革中则喜欢“三三制”，刘邓陶、王关戚、杨余傅，都是“三”。不是三就是四，不三不四，颠三倒四，老百姓好记。

　　安子文招呼大家坐下后，对田的妻子董边说：“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吧。”大家坐停当后，安打开文件照本宣科：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现在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注9】

　　三人小组的这一宣布对田家英是致命的打击，超出了他最坏的预计。

　　在凌晨与梅行谈话中，梅行虽然告诉了他“彭罗陆杨”的事，但梅并不知道中央对田家英也已经采取了措施。田虽然意识到形势的险恶，但他又同时认为“自己历史与社会关系清清白白，参加革命20多年的工作没有出什么错，这些毛主席都很清楚，没有什么可怕的。”以为自己清白，以为自己没犯错，以为毛泽东全都很清楚，没想到所有的这些“自以为”全都没有用，他曾经热爱的老主公最终还是对他动了刀子，他居然荣幸的成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五人了。

　　安放下文件又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

　　安讲完，戚本禹问：主席的手稿有多少？

　　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田又问安，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

　　安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

　　安子文的态度还算是平和的，并没有呼斥，只说田家英有错误要检查。

　　据戚本禹后来的回忆，这次谈话并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到公安部的报告，也没有当场要田搬出中南海的话。

　　当时，王力、戚本禹基本上没插言，田家英的妻子董边和秘书逄先知更没说话。在这样一种严肃恐怖的政治场合下，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

　　田家英对所谓“思想一贯右倾”罪名是有心理准备的，毛已不只一次地就此批评过他，可现在却又加上一条“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是中办主任，田是中办副主任，两人的工作联系当然比较多。什么叫做“不正常”？又如何才是“正常”？“不正常”是什么罪名呢？

　　岳飞身上的“莫须有”，在田家英的身上演变成了“不正常”。

　　戚回忆说在谈话的时候，他在田家英处用红机子与汪东兴通话，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汪则派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并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工作。下午四点左右，王妙琼到场，和逄先知一起登记、清点文件。安子文与王力分别乘车返回，稍后戚本禹也回中央办公厅甲楼找汪通报情况。文件清点到6点钟左右，王妙琼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就走了

　　但是王凡的文章中说“后来田家英亲属向王妙琼询问情况时，她回忆说，她到永福堂清点文件是后来的事。所谓‘后来’，是指田家英去世之后。”【注10】这个情节不是很重要，只能暂且放过了。

　　三、夜未央

　　《小雅》：夜如何其？夜未央。

　　整个晚上，田家英都在继续清点文件，董边在一旁帮着他。

　　晚上七点多钟，汪东兴在西楼会议室召开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由戚本禹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汪在会上还讲了田的各种错误，以及所谓的他与田家英的斗争，还讲了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批评。

　　这个会的规模不算大，参加的人也并不算多。戚本禹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关于这个会议的详情，笔者至今没有见到更详细的资料。戚本禹在同一篇回忆中说：他（汪东兴）讲话的有些内容是我知道的，但是许多内容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我离开中南海的两年间（1964～1966）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以上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请读者注意，戚在此处无端插入马芷荪这个女人来，不知弦外之音若何？

　　董边后来对于5月22日晚上的回忆全都是关于与田在一起整理文件的情况。哪些文件要交？哪些文件又舍不得交？哪些文件怕交出去会惹不必要的麻烦？董边说不怕，最终还是交了。这里有一些细节，本文不予赘述。

　　午夜11点过后，田家英与戚本禹通了一次电话。通话是肯定的，谁先打给谁？却争论不清。通话时，董边就在田家英身边。董边后来回忆田家英在电话的这一头只听而不说一句话，董边虽然侧耳倾听，却也无法听清对方说了些什么？董边只见最后田愤愤地摔下了电话，抬起头迎着董边询问的目光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董边见丈夫的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还没有吃晚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田家英站着没有动，这一晚，他粒米未进。过了片刻，他像是在对着董边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注11】

　　田家英将江青与陈伯达列入了恶人之列，他没有将主公列入其内。其实他当然清楚，没有主公的同意，那是谁也不可能将他停职反省的。

　　田家英摔电话后所说的这两段话后来通过董边的回忆被公诸于世。无庸讳言，这两段话对戚本禹的形象是很不利的，戚不仅被田骂了“算什么东西”，也被田归入了“恶人”之列。

　　戚要维护自己声誉，他后来在两个问题上作了“澄清”。

　　第一个问题：电话究竟是谁打的？

　　董边的回忆说是戚打来的，甚至用了“电话铃声响起来”的细节。但戚在文章中否认这件事，他说电话是田家英主动打给他的：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后来田家英的亲属和某作家写文章，说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类似日本推理小说的叙述，作为无聊的街头闲谈，倒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交代文件，这属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凶恶，因而也不会有不肯签字等事情。”【注12】

　　戚的这段回忆很详细，讲清了电话是田打来的，又插播了一段田“违规操作”的情节，意指田家英主动打电话的动机是为了向他探消息。戚还回顾了他与田关系的历史，分析了田敢于“违规操作”的原因，也为自己“未循私情”作了解释。

　　戚文中的“某作家”是指王凡，这是一位在中南海长大的孩子，据说他的父亲是“八司马”之一。“八司马”是指中直机关的八个年轻人：林克、李公绰、戚本禹、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其中只有一位王象乾姓王，王凡是不是他的儿子呢？

　　董与戚的回忆大相径庭，各说各话。

　　戚本禹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渣余孽，他的人品及行为在文革中有充分的表演。笔者认为他这样的人为了洗刷自己，在细节上造假不是不可能。

　　笔者又认为董边为了提升亡夫的形象，好话容易听得进，不利的话则往往背耳朵，也有可能将模糊的记忆当成确切的回忆，在细节上作出没有充分证据的描述。所以董边的话也是不能全信的。

　　但就“谁打电话”这件事，以及关于“违规操作”的叙述，笔者原来是相信戚的，毕竟他是活着的当事人，说得又是那么的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再有一层，这么多年过去了，戚本禹似乎没有造假的必要啊！

　　其实，戚的这段回忆既不能改变田家英的形象，也不能改变戚本禹自身的形象。无论电话是谁打的，也不能否定在电话的这一头田家英在摔了电话后对董边说的那两段骂戚本禹的话就不存在。

　　王凡在看到上述戚文后，又写了一篇《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因真相》，针对戚文的这一段进行了驳斥，指出所谓的“违规操作”是捏造。王凡说：

　　对此，戚本禹几次对笔者说，他没有在当日午夜主动给田家英打过电话，而是田家英主动给他打的电话，要他到田家去。他遂叫上了王妙琼一同到了田家英家。田家英拿出了一些遗留的文件，因交接要经过秘书逄先知，他就到东厢去找逄先知。田家英趁此机会，马上跟过去悄悄问戚本禹是谁在害他。但戚本禹因几天前刚在对待田家英的问题上挨了批评，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没敢说什么话。

　　戚本禹对笔者说，田家英对他有恩，他不可能对田家英有不敬的言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他曾评价笔者与田家英子女合作文章中关于摔电话的叙述类似“推理小说”。

　　笔者为此找相关人士就戚本禹的说法做了核实，几位相关人士都说不记得戚本禹当夜到过永福堂。田家英的夫人董边（生前的追忆）、田家英当时的秘书逄先知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王妙琼亦在田家亲属就此事向她询问时说，她也没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的印象。【注13】

　　王凡还说：“笔者将核实的结果当面告诉了戚本禹，但戚本禹仍坚持他自己的记忆。”【注14】

　　如果，说得活灵活现的所谓“违规操作”之事竟是戚本禹伪造的话，那么他真是再一次现眼了，这个人的话还有什么可相信的？

　　在王凡的追逼下，戚本禹至今沉默，或至今只能沉默。

　　在戚没有对王凡的文章作出进一步答复前，在王凡与戚本禹之间，你相信哪一个呢？

　　有一则历史事实能帮助我们作出选择。

　　田家英自杀后，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江青、陈伯达都知道这样的消息是不能泄露的。因为一旦泄露出去的话，后果很不好。人们会很容易产生联想，最起码的联想就是：连毛的那位当了18年的秘书都自杀了，你说毛这人怎么样吧？更进一步就会联想到蒋介石，蒋的秘书陈布雷也是自杀的。陈布雷的自杀说明连蒋介石的秘书都背叛了蒋介石，雄辩的证明了蒋介石“失道寡助”，是众叛亲离的独夫，那么田家英的自杀又说明了什么呢？

　　无论怎样厉害的专制与独裁，你能封住众人之口，你也能封住众人之笔，但你却无法阻止众人心中之联想。也正因为此，所以在文革中田家英并没有象“彭罗陆杨”一样遭到报刊的公开点名批判。无论是初期的红卫兵小将，还是后来的造反派们，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这回事。唯有戚本禹却三番五次的以中央首长的名义向造反派们谈起田家英。

　　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这样点名批判田家英：“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很积极的。这个人已经被揪出来了……”

　　1967年4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接待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时，戚本禹又谈及田家英：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注15】

　　文革小报中这一段话非常引人注目。

　　2008年12月上旬、下旬，戚本禹因事来京，他与江青的首任秘书阎长贵先生见过几次面，谈到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后来，阎长贵将其择要整理成文。其中：

　　阎：重庆有个研究文革的人来信说，有个要写田家英传的人，说田生前曾说过“刘公为什么不造反？”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告诉他，田家英恐怕还没到这种程度。“刘公”即刘少奇。至于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我看主要原因可能有两条：一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觉得没希望了；二是他在生活作风方面似不够检点，这在当时是很丢人的事情。当然，田家英自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毛主席不要他了。

　　戚：我认为你分析得对。田家英自杀的原因确实主要是这两条。【注16】

　　接下来，然后，戚本禹就这两条原因展开了分析，而回避了“田家英策反刘少奇”这件事。戚既未证实，也未证伪，更没有讲他自己有没有讲过那样的话。

　　虽说，当年的文革小报上所刊登的信息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但刊登所谓的“中央首长讲话”一般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无论这件事有没有，戚本禹是批判田家英最多的“文革首长”却是可信的事实。

　　你说这个戚本禹是真傻还是假傻？他难道不知道“拔出萝卜带出泥”这样普通的常识吗？他难道连伟大领袖的脸面都不顾吗？

　　答案只有一个，他想借造反派之手对田家英“鞭尸”，发泄他的阴暗心理。

　　所以，戚本禹在前述回忆中大“秀”田对他的帮助，他与田的旧谊，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他出于感恩心情是不可能对田加害的。其实戚本禹与逄先知都曾担任过田的秘书，都曾在田的领导下搞农村调查，但田信任并重用的是逄先知而不是他戚本禹。文革前夜，戚本禹写的那些伪史文章也数次受到田家英的狙击。的确，诚如戚本禹自己表白的那样，在田戚之间存在着诸多的恩怨，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问题是你戚本禹记的是恩，还是记的是仇？

　　在进行了以上的历史回顾及分析后，再来看戚本禹为一方，董边与王凡为另一方的回忆，我们能相信哪一方？我偏向于相信董边与王凡了。

　　在当年的“王关戚”小爬虫系列中，按说这个戚本禹只是小三子，可是在文革中戚所写的文章，所做的事情，与毛江的关系，对造反派的发号司令，远远超过了王力与关锋，他实际上是“小爬虫”系列中负能量最大，起的坏作用最大，寿命也最长的小爬虫。戚这样的品性，对文革如此痴迷，对毛江这般的投靠，怎么可能还会念着旧恩情向田通风报信呢？

　　田家英死后，尽管毛泽东对田有诸多的不满，但基本上没有用过侮辱性的字眼；可是对戚本禹呢？小爬虫一个！并被广大群众基础所公认。

　　“小爬虫”的字眼含有伟大领袖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他多少的轻蔑与不屑。在这一点上，人民群众与伟大领袖是一致的。

　　当今这个时代，党史学界混乱得很，分歧也很大。有人要为林彪平反；也有人为陈伯达说好话；甚至还有人要为高岗、饶漱石平反；但是有没有人要为“王关戚”平反的？有还是有，只有极个别。

　　戚本禹由小人而奸臣，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奸臣，是属于易牙、竖刁、开方之类的阉竖式的奸臣，他已经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注释：

　　【注1】：附件6：胡鹏池《中央文革小组的前世今生》

　　【注2】：《王力反思录》：政治局开会主要是康生传达。他连毛主席说的“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也说了，说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我们都很惊讶，这个怎么能传达？

　　【注3】：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五一八讲话”）：“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注4】：附件7：胡鹏池《中央专案组知多少？》

　　【注5】：戚本禹《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

　　【注6】：田家英的好友、时任周恩来通讯秘书的梅行在《对家英的一点纪念》一文中回忆说：

　　“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五天，即5月21日，那时还保密不准外传，恰好我在一个开会的宾馆结束工作，已经是晚上11点多，准备回家，忽然想起要给家英打个电话-----。临近12点，他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还拿出从宾馆买来的两瓶茅台，很想让他高兴一下，消除一下心中的积郁。但那天他似乎心情紧张，不想喝酒，很想谈谈当前的形势。当我告诉他彭、罗、陆、杨都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后，他开始有点惊愕，说了几句气愤的话。接着他表示，他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是清清白白的，他参加革命后20多年的工作没有出什么错，这些毛主席都很清楚，他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他那时的心境已极不平静，当我送他下楼的时候，他还喃喃地讲他并没有对不起党的地方。当时，我确实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竟是我们的永诀。过了两三天，我同他总是联系不上，心中很是惶惑，但仍没有想到他在我们见面后的第2天，即5月23日，竟毫不留恋，毫无牵挂地离开了这个他曾经热爱并献出了大量心血的世界。

　　摘自董边等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146页

　　【注7】：作家陈小雅认为三人小组找田谈话是在5月21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存在较多的漏洞，不予采信。

　　【注8】：安子文：时任中组部部长，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人。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1月至1966年8月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66年8月即被打倒，随即又因“61人叛徒集团案”遭残酷迫害，1968年1月被捕入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文革中，真正忠于刘少奇的高干并不太多，安却自始至终坚决不肯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这句话，因而竟被专案组人员打掉了几颗牙。

　　见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三联书店2013年4月北京第1版115页

　　【注9】：王凡《历史聆听细节》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153页

　　【注10】：王凡《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因真相》，《羊城晚报》2010-10-09。

　　【注11】：董边书297页“我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叶永烈书第297页将“恶人”的“恶”字删掉了，不知是失误还是故意。

　　【注12】：戚本禹《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

　　【注13】：王凡《毛泽东的秘书死亡真相》羊城晚报，发表时间：2010-10-09

　　【注14】：同上

　　【注15】：叶永烈《关于田家英之死》《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

　　【注16】：阎长贵《戚本禹阎长贵说“文革”》《往事》第119期2013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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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鹏池：“田家英命案”印证与梳理（中）


第二节、5月23日上午与下午（上）

　　作者按：本节的头绪比较复杂，特地列了一个提纲

　　一、静夜思里对死亡的设计

　　二、天时地利人和，该死了！

　　三、《田家英命案》细节梳理16条

　　（一）、陈义国外出的时间是9点许，回来的时间是11点左右

　　（二）、5月23日上午的时间表；田家英“悬带”时间是10点45分

　　（三）、陈义国等人发现田家英上吊的时间是11点45分

　　（四）、第一时间现场几个人？应是六个人

　　（五）、最不重要的情节：砸锁还是砸窗？也有三种说法

　　（六）、田家英的尸体是什么时候放下来的？有没有抢救？

　　（七）、电话打给了谁？

　　（八）、是谁回中南海处理后事？

　　（九）、遗书是如何被发现的？

　　（十）、汪东兴、杨德忠在现场做了什么事？

　　（十一）、汪东兴回到人大会堂后

　　（十二）、汪东兴第二次再回中南海

　　（十三）、安子文向董边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

　　（十四）、董边接了几次电话？

　　（十五）、董边看尸后，离开永福堂

　　（十六）、田家英的尸体是怎样处理的？

　　四、一份较完整的“5月23日时间表”

　　五、对两位重要当事人逄先知、戚本禹的期盼

　　（一）、逄先知先生为何沉默不语？

　　（二）、戚本禹先生为何话中有话？

　　一、静夜思里对死亡的设计

　　静夜思，深邃而不安定，就像嵌在夜幕上的星星，神秘地眨着鬼眼睛。

　　从22日晚延伸至23日拂晓的整个夜，田家英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虽然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在这漫长的“静夜思”里，田家英决定了“马上死”。

　　回首平生，参加革命二十余年，勤恳忠勉，仰俯无愧怍于天地，悠悠此心，天日可表，却终遭主公之弃，受恶人之诬，连小人一个的戚也是儿逼似地颐指气使。田家英在这个不眠之夜愤懑填膺，无法平静。

　　“士可杀而不可辱”！一整夜，田家英的脑子里盘来盘去就是这句话。至于什么“以死抗争”、“死谏”之类的动机，客观效果是有的，但这并不代表主观上的动机。

　　死的方法和地点？也是在这个不眠之夜设计的。

　　方式只能是悬梁。

　　地点就选定在永福堂西厢房毛泽东的藏书房。

　　在所有的自杀方式中痛苦最小的首推服安眠药。将足够量的安眠药吞下去，不久药力发作，昏沉沉地睡过去了，不再醒来，永远离开这邪恶的世界。精神彻底麻木，肉体也就没有痛苦感受。所以这种方式成为无数文革自杀者们的首选，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前赴者邓拓、后继者李立三、翦伯赞-----数不清的自杀者们全都首选了这种方式。但是田家英没有条件选用，他太年轻了，身体也好，平时不吃安眠药，临时搞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一下子也搞不来许多，慢慢积累吧？已经等不及了！既然决定了死，那就马上死，拖泥带水没出息。眼下的条件只能作悬梁计。悬梁就悬梁！悬梁有一个过程，过程有一些痛苦，田家英想起刚好还有一瓶茅台酒，那是老朋友梅行昨天凌晨刚送的。

　　田家英能饮酒，酒量也颇大。在以往写文章时，尤其是写那种几天几夜不睡觉的大文章，他常常需要借酒力壮笔力。他的朋友毛崇横知道他的规律，曾经故意逗他说：“夫子一要茅台，就是要赶大文章了。”他哈哈大笑：“我这点底都叫你给摸去了，知我者，毛崇横也！”【注1】梅行也知道他这个特点，但是梅行兄啊，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你送的这瓶茅台酒却帮助我写下了这生命中最后一篇大文章。

　　田家英为什么要选定在毛泽东的藏书房里呢？

　　也许这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地点。永福堂的房子高大轩敞，即使是厢房也有一定的高度，足以拴那根结束生命的绳子。不！不是绳子，所有的追思、回忆的文章中都说是“带子”，带子与绳子是不一样的概念，裤腰带，没有人说成“裤腰绳”吧！但却没说这是一根什么质料的带子？更没有说有多宽有多长？是在哪里找到的？

　　这个地方就近方便啊！不用出院门。又比较安静，只要预先将有关人员打发了，就不会被干扰，不至于半途而废。悬梁这种方式不比跳楼，跳楼不仅有初速度，还有每秒9.8米的重力加速度，即使是初速为零的自由落体运动，百米高楼往下跳也只要几秒钟就粉身碎骨了。悬梁却必需有一个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过程。倘若在过程完成前被发现而中途而废，必然落下“以自杀抗拒党”的罪名。死没死成，平空又添加罪名，那就偷鸡不成蚀把米，划不来了！所以必须得找一个绝对安静的地点并选择一个绝对安全的时间。

　　静夜思常常会有浪漫的灵光迸发。田家英也许想，要死还是在老主公的藏书房里比较好，弃儿的冤魂也能永远地留在那里！

　　留在那里派什么用呢？难道想如李慧娘似的变成厉鬼向贾似道去索命；难道想像黑旋风李逵似的吃了宋江倒给他的毒酒后发出豪情大笑：“哥哥啊！我生是哥哥的人，死是哥哥的鬼！”

　　倘若是在八年前，田家英或许也会有李逵这样的忠心与豪情：“主公啊！我生是主公的人，死是主公的鬼”。但是，自从“庐山会议”以降的这八年来，主公已将田家英心中的这点豪情与忠心折腾干净了。何况这位曾如父亲似的主公不仅将他弃绝了，居然还下了黑手，田家英的心中不再有幻想，不可能再自作多情地将热脸往冷屁股上贴。

　　也许，田家英的心里只是想给他的老主公留下一点点淡淡的“念想”而已。

　　好歹我跟你18年了，你可以抛弃我，但是你不能就这样忘了我！

　　你不能够！你做不到！

　　二、天时地利人和：该死了！

　　5月23日凌晨5点多，妻子醒来起身到丈夫的卧室，见田家英斜倚在床上。一夜间，眼睛黑了一圈，人瘦了一圈。彻夜无眠的田家英神情恍惚迷离，仍然陷入在无边的思绪里。董边趋前劝慰道：“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的好心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倍加酸楚，却无言相告。傻女人啊！我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了，你还提他做什么呀？一切的一切难道还不都是秉承着他的意旨吗？

　　田家英错开话题，竭力装着若无其事地问了妻一声：“中午还回不回来？”

　　“检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来。”妻答道。

　　田家英的妻子董边同志也是一位“三八式”的老革命了，与他一起喝过那清凉的延安水。她比田家英大四岁，女人男相，长着一张“寅次郎”般的四方脸，性格也像“阿寅”似的天真而冒傻、直率而粗心【注2】。这个女人可是长期当领导的，是一个会上做报告，会下做别人政治思想工作，一向代表组织把握方向、执行政策的角色。多年后，他们的女儿写过她的故事：单位上的群众揪斗她，让她上台做检查，她竟然大摇大摆地一手执着一只大茶缸子，一手拿着几页检查稿，大摇大摆的跑上讲台像以往一样的做报告。这件事被机关里的人当作经久的笑料常常提起。这样的女人与女人的温柔绝缘，夫妻之间感情又由于丈夫的绯闻而隔膜了，隔膜更增加了她的粗心。

　　董边同志就是这样一个粗心得冒傻的女人。她难道没听说五天前那个“三家村”的邓拓已经服安眠药身亡了？居然就没有一点警觉吗？

　　当时，董边同志没有将问题想得多么严重，她丝毫没有觉察到她的丈夫已经大主意拿定，反倒感觉田鸡同志【注3】似乎比昨晚还平静了一些。况且，董边同志在中国妇联与《中国妇女》杂志社两个单位都有任职，已经焦头烂额，有两大屁股的烂事儿要处理。董边同志匆匆的扒了几口稀饭，对田鸡同志说：“稀饭在锅里，还热着呢，你也赶紧吃点”，便神色匆匆，行色也匆匆地上班去了。上班前，她还到东厢房与逄先知说了点事。董边同志向逄秘书说了些什么呢？逄秘书却至今没有写出这一回忆。董边同志这一去，从此与田鸡同志阴阳相隔，永不相聚了。

　　可以确定，田家英在早晨8点左右上的班。所谓的上班也就是在永福堂正殿的书房兼办公室里。到中午11点半左右人们在永福堂西厢房毛泽东的藏书室发现田死时，腔内已经全无一丝游气了。那么田鸡同志的脖子至少也在11点左右悬在那根带子上的。

　　通常人们叙述某某人上了吊，一般都是脖子“套”在绳圈里，而戚本禹的回忆里却在此处别出心裁地用了一个“悬”字【注4】。更奇怪的是在各种人物的各种追思、回忆的文章中也全都用了这个“悬”字。难道田家英上吊也与一般人不一样吗？他竟没有将这根带子绕成一个“圈”？他居然去繁就简地将脖子往带子上一“悬”，就这样也能了事吗？笔者至今没有搞明白。

　　田家英是如何度过这弃世前的最后3个多小时的呢？

　　较早的一种说法见于著名的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的笔下：

　　“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

　　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他已接到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注5】

　　没有一个来访者，没有一个电话！但这仅仅是叶作家的一种描写，一种推测，并没有可靠的证据。

　　多年后，田家英的女儿曾自与作家王凡合作写了长篇回忆文章，直接否定了叶作家的说法。曾自与王凡说：

　　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有没有人给田家英挂电话，肯定或否定，我们现在还都不好下断定。但在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永福堂”寓所看望过田家英。【注6】

　　来人叫何均，与田家英有着非同一般的知己朋友关系。何均是朱德的现任政治秘书，早在延安时就与家英共过事，建国后也始终是关系密切的好朋友。

　　5月23日上午8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已风闻田家英停职反省的消息，他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了解更确切的情况，安慰安慰老朋友。

　　那天太阳挺好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全都不大好。【注7】

　　这两位当领导秘书的全都感觉很不好。春风和熙，他们看出的是“山雨欲来”；阳光普照，他们感到的是“黑云压城”。料定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地相对无语。

　　“你来啦！”

　　“你还好吗？”开场白平平。

　　“还好！你呢？”

　　“也还好！”

　　“务必凡事要想开一点啊！”

　　“是！想不开又能怎样呢？------唉！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这是那个年代在政治风雨中比较知己的朋友之间的常规问候，再多再深的问候不大可能。即使很知己，许多话也问不出口，于是才有长长的留白。

　　年轻的读者莫以为笔者在此“故弄玄虚”。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真是很难体会出那个时代处于政治旋涡中的人的心绪。丹田总像有一块铅块似压着，脑子就像如今北京城的雾霾，心呢总是提到嗓子眼儿。千肠百结，进退失裾。无论你怎样小心地说话与谨慎地做事，最终的结果总是错的。即使你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仍然“是祸躲不过”。

　　“主席说什么啦？”

　　“谁知道？”

　　“主席知道这件事吗？”

　　“能不知道吗？有什么事他不知道！”

　这就是带着郁愤情绪的田家英可能的回答。又留白。

　　“主席会为你说话的。”

　　“他能不说吗？他早已说了。”

　　“他说什么呢？”

　　“能是好话吗！”又留白。偶尔两人交换一两句，都觉得堵得慌。要说的千言万语，能说的很难找到。

　　何均对老朋友说：“你好好检查吧！写得诚恳一点。”

　　田家英对老朋友说：“诚恳管用吗？------士可杀而不可辱。”

　　前面的对白都是笔者的臆造，合理不合理取决于读者们各自的体悟。只有这一句“士可杀而不可辱”见之于曾自与王凡合作的书。王凡在写书时采访过何均，这也是何均对那次谈话中唯一的记忆。

　　何均感受到田家英的不苟且妥协的决心，却没有往他可能自杀上想。

　　何均可能会这样劝说：“你不要这样想，什么可辱不可辱的？”

　　何均也可能这样安慰：“相信组织，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对你是了解的。”

　　面对这样的劝说与安慰，田家英只能苦笑而已。

　　两人又枯坐了好大一会儿，何均起身欲别。

　　田家英郁郁地说：“再坐会儿吧？”

　　何均又坐下。坐下后，依然是无语。

　　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

　　其实，这是田家英对生命的最后眷恋啊！这时的田家英或许是在下意识的寻找着他不死的理由，然而他没有找到。

　　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还有些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如果何均在那个上午逗留的时间长一点，更长点，也许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如果除了何均外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人------来看望田家英，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发生了。可惜，何均只是那天上午的唯一，最多也就呆了半个多小时。

　　然而，戚本禹却说“那天上午到过永福堂的不止一个人”【注8】。那么还有谁呢？却至今不说还有谁？也不知当下已经80多岁的老戚还在玩着什么关马子？估计又涉嫌什么“个人隐私”了。

　　其实，何均也有可能是担心时间长了会受到怀疑和牵连。要是有人问：“你和田家英秘密串连都说了些什么”？该如何回答？要是有人问：“这样的形势下你还去看田家英，你俩关系不正常啊？”又该如何解释呢？这是那个非常年代的非常心态，因为极普遍，大家都这样，所以也可说是“正常心态”了。既不说明当事人的怯懦，更不说明当事人的卑微，只能说明那个时代太下流无耻了。

　　田家英起身送何均，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情。送出很远了，几乎要到了何均的办公室，相互摆了一下手，这才胀然若失地返身回了寓。

　　田家英心里长叹一声：“不死也得死啊！”

　　田家英上班八时许，何均来永福堂也是八时许，两人谈话有几许？田家英送何均后回到永福堂，这个时间又该是几许呢？半个小时不止吧，但有一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笔者由此推测：田家英回到永福堂是九时左右。

　　这一天上午，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无巧不巧”外出写材料去了。“田主任”已经停职了，昨晚刚刚交接完的文件，作为秘书的逄先知还有什么材料可写呢？可是他偏偏就是“外出写材料去了”。要写也可能是写“检查”或“揭发材料”了。

　　这一天上午，田家英的专职勤务员陈义国同志却没有什么“无巧不巧”的事。他正常上班，按照日常程序整理好了办公室，无非是扫地抹桌打开水。田家英送何均返回时，陈义国已经做好了一切事，此刻正一个人呆在自己的耳房里听候有没有什么吩咐。田家英将陈义国唤了进来，装着没事儿似的吩咐陈外出办点杂事。杂事有一大堆，去西单烫衣服、取衣服，买香烟------

　　田家英就这样将陈义国打发出了门，此时应该就是九时许了。

　　望着陈的背影消失在拐角，田家英拿了几样东西：比如那根带子，比如那瓶茅台------走出永福堂正房，从容的走向了那个黑呼呼的西厢房，他立即就将门儿反锁了。

　　骄阳下的“永福堂”笼罩在一片寂静中。不远处的菊香书屋的主人正在三千里之外的“胖西湖”领略着人间江南四月天，因此没有多少人与车来往；出西门不远的西楼平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用于开会的地方，偏偏今天那儿也没有什么会，因为大家都去人大会堂开会去了；隔壁的“增福堂”更是杳无声息，那里原本住着陆定一家，可陆的夫人严慰冰已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陆本人于5月8日从合肥回京后，在5月20日（1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的羞辱与恶骂，当即被逐出中南海，软禁于北京安儿胡同一号，据说有一个班的士兵正看守着他。永福堂东厢房住着逄先知，此时“无巧不巧”地外出写材料去了。董边同志上班了，田家英的孩子们及逄先知的孩子也都上学去了，院内院外就只剩下田家英一个人。

　　不能说是万籁无声。院外的树上有许多麻雀儿在喳喳叫，草丛中有许多蚱蜢子在欢跳，永福堂院内却死一般的寂静。

　　一切都如精确的算计，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此时给出了同一个信号：该死了！

　　三、“田家英命案”细节梳理16条

　　接下来，应该梳理一下“田家英命案”中的诸多细节：如上吊的时间、发现的时间，发现的过程，现场的人员、后事的处理------

　　目前所流行的描写、叙述、结论可说是众说纷纭，各说各话、矛盾百出，笔者选取了其中影响较大，有一定代表性的六家八篇：

　　一：陈小雅一篇

　　《田家英命案探幽》，写作时间为2007年6月5日。

　　二：王凡两篇：

　　1、《永福堂内的一幕悲剧--一些老熟人对田家英最后岁月的追述》。这篇文章是1994年时王凡与田家英女儿曾自合写。后收于王凡《聆听历史细节》的第七章：《当“秀才”遇上政治--一些老熟人对田家英最后岁月的追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2、《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因真相》，《羊城晚报》2010-10-09。网上查询这篇文章还有另一个题目《田家英之死：“文革”开始后的第二位牺牲者》。

　　三：叶永烈两篇：

　　1、《毛泽东与秘书田家英》，收于《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2、《关于田家英之死》《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

　　四、戚本禹一篇：

　　《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

　　五、王力一篇：

　　《田家英之死》，2001年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录》的其中一节，392页。

　　六、阎长贵一篇：

　　《戚本禹、阎长贵说“文革”》，《往事》第119期，2013年3月29日。

　　下面主要根据上述六家的八篇文章中有关“田家英命案”中的细节进行比照、印证与梳理，涉及其它作者的文章另加注解。

　　（一）、陈义国外出的时间是9点许，回来的时间是11点左右

　　陈小雅说：

　　5月23日，清晨5时，董边醒来，发现图书室里的灯仍然亮着，田家英一夜未眠，未吃，依然呆呆地坐在那里。

　　董边按往常的作息时间，7点照常上班。去单位前，她去找了逄先知。

　　上午八、九时左右，田家英向他的勤务员陈义国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如烫衣服、取衣服，买香烟和其它东西，把陈打发出了门，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

　　约十时许，勤务员陈义国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将自己反锁在毛泽东藏书室内，叫门不开，绕道窗口，发现田家英的头悬在一根拴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上吊死亡了。

　　陈义国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汪东兴报告。汪等立即报告了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随后，安子文、王力、汪东兴、戚本禹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但董边没能赶来。

　　来人观察田家英的遗体，舌头外伸，脖子上有绳索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在他身上没有发现枪伤，在毛泽东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也没有发现手枪和任何血迹。根据现场遗物判断，田家英死前曾喝了一瓶茅台酒，并留下了遗书。

　　中央来人在观察了现场之后，征得家属同意，决定由中央警卫局派人把田家英遗体送殡仪馆火化。并安排安子文、戚本禹、汪东兴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泽东、江青等人汇报情况。江青回京后曾大骂汪东兴，责备他们没有早做防备，对田采取监护措施。

　　关于田家英“遗书”的内容，至今披露于世的是这样一句话：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陈小雅在这一段叙述的前后强调了两点：

　　1、这是她对于董边、曾自、叶永烈、戚本禹、王力等人的文章提供的细节所作的综合。

　　2、她同样认为各种陈述互相矛盾，而她在所获得的细节基础上根据时间逻辑拼缀整个事件过程时，舍弃了大量互相矛盾和不合逻辑的说法。所以，她说她的叙述是“进行了‘抛光’处理的结果。”

　　笔者认为：

　　1、陈小雅将田家英吩咐陈义国外出办事的时间定为“上午八、九时左右”，这是由于她在写文章时不了解或不认同有“何均来访”这回事，因此没有将因何均来访所延搁的时间计算在内。

　　笔者认同有“何均来访”这回事，所以将这个时间确定为“九时许”。

　　由于陈小雅将这个重要的起始时间提前了一小时左右，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也随之提前一小时左右。

　　2、陈小雅说：“约十时许，勤务员陈义国从西单回来------”

　　如果陈义国八时许离开，那么十时许回来是可能的。而陈义国是九时许才离开的，所以不可能在“约十时许”回来。从中南海到西单去办“一大堆事”，一小时是不够用的。况且办公室也并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等着陈义国，他在外面逛商店不需要赶时间，大可款款儿的办事买东西，他只要在午饭前赶回来就行了。

　　由此，笔者认定陈义国从西单回到永福堂的时间应为上午十一时左右，而不可能是“约十时许”。

　　（二）、5月23日上午，田家英的时间表；田家英“悬带”的时间是10点45分左右

　　一、田家英8点左右上班。

　　二、8点许，何均来访。两人谈话约半小时；田送何均至何的办公室，来回总得十几分钟吧。

　　三、9点左右，返回永福堂。

　　四、9点多，支走勤务员陈义国去西单办事。

　　五、9点多开始，田家英一人在永福堂西厢房毛泽东的藏书室进行自杀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有：

　　1、寻找一根能承重100多斤的长带子。

　　2、选择一个能系上这根带子的具体地点并进行操作。他选择系在两个高大的书架上，他站在凳子上将带子系好了。

　　3、烧了一些文件。烧文件需要选择，因此也是需要花不少时间的。

　　4、写好一纸遗书。写遗书的过程也是需要费一点时间考虑的，写什么不写什么？长还是短？抬头是谁？写给组织还是董边？一封还是两封？

　　管他妈的！写了一辈子大文章，厌倦透了。临终前他很可能选择了最简单的那一种：内容三言两语，格式无头无尾。

　　5、喝完了梅行送的哪瓶茅台酒。虽然可以大口大口的往下灌，但最花时间的也许就是喝完这瓶酒了。也许是遗书写好了再喝酒，也有可能边喝边想边写着。

六、估计在10点半至11点之间，这一切完成了。

　　醉乎乎的田家英感到酒劲已经上来了，自己有点晕乎乎，于是才将脑袋“悬”在了那根带子上。

　　至此，全部程序完成了。

　　纯属为了叙述方便起见，笔者在10点半至11点之间选择一个中间值：10点45分。

　　此后叙述的内容即与田家英本人无关了。

　　（三）、陈义国等人发现田家英上吊的时间是11点45分

　　陈小雅将发现田家英之死归结为陈义国的个人行为：“叫门不开，绕道窗口，发现田家英的头悬在一根拴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上吊死亡了”。

　　按小雅的叙述陈义国仅在窗外就已发现：田上吊了；头悬在带子里；带子是拴在两个书柜之间；“上吊死亡了”。

　　小雅的描述粗糙了，也有悖于常识。

　　第一、明确说是在窗外的发现；而藏书室的光线并不好。

　　第二、既已发现田上吊了，陈义国的心情肯定既紧张又慌乱，不大可能冷静地观察到一些细节。而且陈义国人都没有入内，怎么可能断定“死亡了”呢？

　　根据王凡第二篇，陈义国并不是从西单一回来就单独发现田家英“上吊死亡了”，这个发现有一个稍稍曲折的“过程”：

　　吃午饭的时候，公务员陈义国从小灶给田家英打好了饭菜，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田家英来吃。田家英没有外出的事先安排，也没有任何交代就不见人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随即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的办公室，报告“主任不见了”。

　　当时秘书室主管行政的科长也在陈秉忱的办公室，他们一面让陈义国继续寻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询问。然而，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们都参加汪东兴召集的通风会，都知道田主任出问题了，但谁也没往更坏的情况上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来报告说：永福堂院内毛泽东书房里好像有人。但因为书房内很暗，白天进去都要开灯，所以看不清楚。陈秉忱、行政主管带了一位行政干事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前，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他们砸开锁才进入到书房，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令他们都惊呆了……

　　对王凡的这一段叙述，笔者作如下分析：

　　1、陈义国从西单回来，因为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所以他没有先回永福堂，而直接去了机关食堂。

　　2、机关食堂中午开饭时间一般为11点半，但也有11点左右就开饭的。陈义国能够打上饭，这就反证了陈义国从西单回来是11点左右了，食堂快要正式开饭或已经开饭了。

　　3、即使是在食堂开饭的第一时间陈义国打好了饭，左等右等，等等不见田主任踪影，喊了喊，找了找，这才去向秘书室报告。所以陈义国报告的时间应是11点半左右。

　　4、陈义国第一次报告的内容是“田主任不见了”，并不是像陈小雅所说的“上吊死亡了”。显然陈小雅文章中的这一段不合理，王凡的叙述才是合理的。

　　5、等到陈义国第二次到秘书室报告，随即与陈秉忱等人来到永福堂砸锁进屋，这才发现田家英上吊死了。

　　这个时间是在11点半-12点之间。

　　为叙述方便起见，也取一个中间值：11点45分。

　　（四）、第一时间现场几个人？应是六个人。

　　根据陈小雅文“陈义国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跑到永福堂-----”，现场为三个人加上一个“等”：陈义国、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陈小雅的文章中没有交待王象乾的身份。

　　根据王凡的第二篇文章，现场则是四个人：陈义国本人、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秘书室主管行政的科长路辉，路辉还带上了一位不知姓名的行政干事。

　　在王凡的两篇文章中，都没有出现王象乾的名字。但陈小雅的文章中有，戚本禹的文章也有。戚的文章中不仅有王象乾的名字，还特意交待了他是“八司马之一”。鉴于戚是“八司马”为首的，他对王象乾当然很熟悉，所以戚说王象乾在场是可信的。

　　那么，王凡又为什么略去王象乾的名字呢？也许正因为他是王象乾的儿子，所以，他也许是不想让父亲在他的文章中抛头露面了。

　　王象乾当时的身份与职务是什么？他与那位不知姓名的行政科干事是不是同一个人？笔者认为王的资格要老一点，地位也要高一点，所以他不大可能是干事。他有可能只是偶然来到秘书处。

　　那么加上王象乾，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永福堂现场的则是五个人了。

　　王凡的第二篇文章中没有提到逄先知，但在第一篇文章中有。“临近午饭时，田家英的勤务员陈义国，突然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告知”田主任不见了“。陈秉忱、秘书室行政负责人、逢先知经商议后，一面让陈义国继续找，同时分头往回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也就是说逄先知不仅在场，而且一块儿商议，分头打电话的也有他。

　　王凡的第一篇文章是与曾自合写的，他们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也进行了诸多采访，比如前面提到的何均。所以说逄先知的出现不大可能是无中生有或记忆失误，很可能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将其回避了。

　　那么再加上逄先知，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永福堂现场的则是六个人：陈义国、陈秉忱、路辉、逄先知、王秉乾和不知名的行政干事。

　　本文所指的现场人员不包括与本案无关的人员。

　　（五）、最不重要的情节：砸锁还是砸窗？也有三种说法：

　　陈小雅说：“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没有“砸锁”这个情节。

　　戚本禹的说法与陈小雅完全相同，都是八个字：“从窗口跳进藏书室”。

　　而王凡的两篇文章都说是“------发现门反锁着。砸开锁进入书房”。

　　叶永烈的文章则说：“他（陈义国）试着推了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他等了一会儿，又喊了一阵子，屋里仍没有任何反响。陈义国觉得情况有点异常，他找人拿钥匙开了门。”

　　四位专家，相互矛盾的三种说法。其中最令人怀疑的是叶永烈的说法。你想呀，田家英在屋内从事“自杀”的勾当，他能不反锁门吗？门被反锁，外面的人能用钥匙打得开吗？

　　在此案中，这是最不重要的细节。但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命案”的细节，不是推理分析，所以这是不可以瞎说的。对于案件的细节如不能“证实”，那就“证伪”，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那就只能“存疑”。这是做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这里也是马虎不得的。某些作家只图着出手快，于是经常出些粗制滥造的东西。

　　（六）、田家英的尸体是什么时候放下来的？有没有抢救？

　　陈小雅的文章说：陈义国、王象乾、路辉等“飞快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

　　戚本禹的文章说：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

　　王凡的文章说：“当人们发现田家英上吊后------到场的人没敢擅自决定把田家英解下来，而是立即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情况。”

　　叶永烈的文章写道：（陈义国）顿时触电似地尖叫起来：“啊哟--！”

　　表面上看，王凡的叙述有悖情理，这不是见死不救吗？如果此时的田家英还没有完全断气呢？如果抢救得及时呢？如果就地进行人工呼吸呢？如果送医院呢？------

　　其实，王凡叙述有其合理性。虽然没有放下来抢救，但是大家的眼睛看到田的舌头已经伸出来了；用手去摸一下身体已经僵硬了；用手去探了一下口鼻已经没有游气了。所以这不是见死不救，而是没有必要放下来抢救了。

　　如果不能确定田已死了，无法抢救了，那么在场的有几个人如陈秉忱、逄先知、王象乾等都与田家英有较深的感情，应该是不会放弃抢救的。尤其是陈秉忱，年纪比田家英还要大，长久在田的领导下工作，二人经常一起跑旧书店，感情相当深。读者可以再去看看曾自的回忆，就知道陈秉忱与田家英的感情最为深厚了。

　　既然已经无法起死回生了，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将尸体马上放下来了。还是等领导来了再说吧！

　　这才开始给领导打电话。这时应该是中午12点左右了。

　　注释：

　　【注1】：毛崇横：《记忆中的田家英》，载于《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247页

　　【注2】：日本电视连续剧《寅次郎的故事》中的主角车寅次郎，又叫阿寅。

　　【注3】：田鸡是田家英在延安时期就有的外号，据说董边在家里从来不叫田家英或家英，而只叫“田鸡”的。在那个早晨，并没有意识到生死离别的董边不至于改称呼吧？

　　【注4】：戚本禹：《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

　　【注5】：叶永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第30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注6】：王凡《聆听历史细节》第15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注7】：李唯的小说《跟我的前妻谈恋爱》的常用句型，《北京文学》2006年第3期

　　【注8】：戚的这一段话见于：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3081019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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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鹏池：“田家英命案”印证与梳理（下）

第三节、5月23日上午与下午（下）

　　（七）、电话打给了谁？

　　中午12点左右，第一时间在场的六个人商量着给中央领导打电话。

　　笔者猜测，打电话的可能是年龄较大、职位较高、老成持重的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注1】，用的是永福堂的红机子。

　　打电话的人不重要，打给谁才是重要的。

　　电话打给谁？当然是汪东兴。自从1965年11月杨尚昆下台，中办主任由汪东兴继任。由于毛泽东的信任，也由于汪东兴的自身能力，他很快成为中办有权威的现职领导人。

　　电话不可能直接打给周恩来，隔了一级。电话也不大可能打给其它人。

　　可是，戚本禹说电话是同时打给他和汪东兴的：“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注2】

　　看看王力是怎么说的？王力说：“23日继续开会，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田家英自杀了”【注3】。王力没有提到戚本禹。

　　陈小雅：“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汪东兴报告。汪等立即报告了会议主持人周恩来。”也只提汪东兴，没提戚本禹。

　　王凡第二篇：“显然，田家英吊在那里已经较长时间了，但到场的人没敢擅自决定把田家英解下来，而是立即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情况。汪东兴隔了一段时间才到永福堂。”同样只提汪东兴。

　　虽说昨晚汪东兴在所召开的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的干部会上已经宣布：中央决定由戚本禹接替田家英的工作，继任中办副主任的职务，戚也就算是中办的一名领导了。可是宣布之时戚也不在现场，没有新领导与群众见面的场面。而且，刚过去十几个小时，戚这位文革新贵忙得屁股冒烟，哪有时间履新。又考虑到那个时代通讯设备的落后，电话打给汪又同时打给戚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八）、谁回中南海处理后事？

　　《王力回忆录》中说：“二十三日在大会堂继续开会，讨论通过政治局扩大会作出的组织处理决定------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了几句，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如烫衣服、取衣服、买这样、买那样，很长时间才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说家英怎么这样，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这时安子文也是自身难保，六神无主。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觉得他死得很可惜，审查以后可以继续工作嘛！整理毛主席的东西他最合适。戚本禹也吓呆了------”【注4】

　　王力说回中南海的是“田家英专案组”的三个人：安、王、戚，而且是总理派他们去的。王力还写了三个人的具体表情：“安之文光叹气------”，“------我觉他死得很可惜”，“戚本禹也吓呆了------”。王力的的回忆似乎可信。

　　戚本禹却说：“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戚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说当时回中南海处理后事的并没有他。

　　戚的这则回忆让王力的上述回忆立刻变得不可信或不可全信。

　　陈小雅：“汪等立即报告了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随后，安子文、王力、汪东兴、戚本禹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

　　陈文与戚文行文方式与内容极为雷同。陈文在前，戚文在后，笔者怀疑戚本禹在写这一段时先将陈文进行了复制、粘贴，然后修改。将“汪等”改成“我们”；将“会议主持人周恩来”的“周恩来”删去，因为他知道会议主持人不是周恩来而是刘少奇；将“随后”改成“接着”；将“戚本禹”的名字删去，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去现场。

　　王凡的文章与以上诸位大不同。王凡第一篇说“汪东兴接到电话马上就到了，跟着他的还有杨德忠。”【注5】

　　王凡第二篇与第一篇相同之处在于都有汪东兴，都没有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篇说汪东兴“马上就到了”，第二篇却说是“汪东兴隔了一段时间才到永福堂”。

　　我们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啊！汪东兴回中南海永福堂现场是为了处理后事，要安与王、戚这两个秀才跟随着去有什么用呢？只要带上警卫局局长杨德中（笔者注：有的文章写的是杨德忠，其实是一个人），布置安全警卫就行了。

　　（九）、遗书是如何被发现的？

　　陈小雅文章扬长避短，刻意回避了遗书的发现过程，只说：“根据现场遗物判断，田家英死前曾喝了一瓶茅台酒，并留下了遗书。”

　　陈小雅没有谈“遗书”这件事“，戚本禹也不谈。前已指出，戚本禹的有关田家英的文字常与陈小雅雷同，此处又是一例。

　　王凡第一篇谈了这件事：砸开锁进入书房，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使他们都惊呆了------他们在田家英的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文字并不太多，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文中的“他们”意指此时在“现场的人”，而不是确定的某一个人。

　　前已分析，第一时间到现场的是陈义国、陈秉忱、路辉、王象乾、行政干事、逄先知六人。六个人中谁也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性，如果真是第一时间发现的话，那么遗书很可能会在六人中传来传去，你也看，我也看。假如当初的这六人都看了，为何至今只流传了这两句话呢？

　　多年后的王凡第二篇否定了第一篇的说法：“当人们发现田家英上吊后------到场的人没敢擅自决定把田家英解下来，而是立即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情况。汪东兴隔了一段时间才到永福堂------在汪东兴指示下，秘书室的人才把田家英解下来。田家英穿的是一件薄衬衫，汪东兴让检查一下田家英身上有没有东西，秘书室行政主管在衬衫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文字并不太多，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这就是说“遗书”并不是在第一时间由那六个人发现的，而是在第二时间，汪东兴与杨德中来到永福堂现场后，由汪指令，由秘书室行政主管路辉搜尸时才发现的。至于是在将尸体放下前还是放下后？搞得清楚最好，搞不清楚也没关系，这不重要。

　　那么，路辉搜到遗书后会有怎样的动作呢？如果没有汪东兴、杨德中这两个大人物在场的话，路辉很可能自己先看了再递给陈秉忱及其它人看。但有汪在场就不一样了，路辉很可能自己看也不看就交给了汪；汪看了后会递给杨德中；杨看完后递还给汪，汪就将遗书收起来了。这样的“反革命传单”是不会扩散的，现场的人不大可能得到传阅的机会。在场的一般干部陈秉忱与路辉有没有看过？一般说来也不会，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王凡第二篇是2010年发表的，时间在后，情节上也更合理。

　　（十）、汪东兴、杨德中在现场做了什么事？

　　汪东兴与杨德中是在中午12点多从人大会堂赶过去的。

　　人大会堂离中南海七、八公里，那时没有手机、大哥大，所以他们在路上不可能有什么遥控指挥。

　　他们到达永福堂应在12点半左右。到后，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1、会同陈秉忱等六人，将田的尸体放了下来，平躺在地上；在田的卧室里找来了一条他平时用的被单遮上。叶永烈的文章中说这条床单是灰色的，曾自、王凡文章中说是兰色的。

　　2、发现了田家英的遗书。

　　3、杨德中布置了永福堂内及附近的警卫。

　　叶永烈说：“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个解放军。”

　　王凡说：笔者至今还记得，那天中午12点多，我从学校回到中南海吃午饭。拐向西大灶的胡同正对着永福堂西边的通道前，我一眼瞟到永福堂西门前站了一名卫兵。以前那条路上从没有岗哨，当时感觉奇怪，所以印象较深。后来，在同一饭桌吃饭的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孩子也来到食堂。他悄声告诉我，他家住的院子有卫兵守着，不让进去。他又绕到后门想进到院子里，发现后门从里面锁上了，也进不去。我们当时都感到有些不对劲，但谁也没想到田伯伯出了意外……

　　王凡今年60多岁，那时已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他能够注意到岗哨变化的细节，他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

　　4、向周恩来作了电话汇报。

　　王凡第一篇说：“汪东兴接到电话马上赶到了，跟着他的还有杨德中，当他们确认田家英已经死亡后，商议的结果是立即通报周恩来，再由周恩来转告尚在南方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这里的“他们”是指汪东兴与杨德中。

　　在以上这些事务处理后，尤其院内的三、四名警卫到位后，第一时间在现场的人员就散了，都该回家去吃中饭了，汪、杨很可能也在中南海食堂吃了便饭。饭后，顾不上休息，驱车回人大会堂。

　　（十一）、汪东兴回到人大会堂后

　　汪回到人大会堂应该是下午两点左右。

　　王力回忆：“当天他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约2点左右，汪东兴匆匆赶到会场。过了一会儿，会议主持人向在座的人宣布：田家英自杀了。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被通知去中南海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安子文大概是在这之后得到的通知负责这一突发事件的处理。”（见于王凡第一篇）

　　戚本禹写道：5月2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里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列席的中央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众多的年轻的警卫、服务人员都可以看到：汪东兴一早就在中央开会的现场，而且直到十点半中接到田家英死亡报告电话时，都没有离开。他难道有分身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两个距离七八公里的空间（中南海永福堂和人民大会堂）？

　　戚本禹在那天上午没有看到汪东兴离开，这很正常，正说明了上午并没有来电话。但是十二点左右，电话来了，在周恩来指示下，汪东兴很快就与杨德中匆匆离开了。

　　两点左右，重回大会堂的汪向会议主持人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等汇报了情况，刘随即向在座人员作了宣布：“田家英自杀了”。

　　（十二）、汪东兴第二次再回中南海

　　在大会堂，刘、周、汪等商议后，由汪东兴再次回到中南海。这一次的随行人员中才有安子文、王力，但仍然没有戚本禹。为什么仍然没有戚？并不是不相信他，他正窜红呢，很可能是因为会上走不开。

　　戚本禹、王力，也包括陈小雅之所以产生混乱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有“汪东兴两回中南海”这个重要的情节。

　　汪一行回到中南海后首先仍然到永福堂现场看了看。对于汪东兴而言，这是他第二次到现场，但对于王力、安子文，这是他们第一次到现场。这就解释了在王力的书中为什么会写到在现场自己的心情以及安子文的表情。

　　至于王力也写到戚本禹的表情。笔者认为那是王力在记忆不清的情况下为他当年的“小爬虫”朋友顺便说的一句好话。

　　这时的永福堂外有增加了岗哨，永福堂内也已经有了三、四名警卫值班，没有闲杂人员，没有发生任何新情况。

　　这以后，三人就来到了西楼会客厅给董边打电话。

　　（十三）、安子文向董边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

　　王凡第一篇：

　　下午3时左右，惦记着丈夫的董边，刚把机关的事情了清，准备早些回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董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声音，要她立即到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董边猜测大概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王力等人已在室内。------

　　就在这个小会客厅，安子文代表组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

　　（十四）、董边接了几次电话？

　　笔者在这里再强调一下，王凡第一篇文章是与田家英的女儿曾自合作的，过程讲得清楚，代表着家人的回忆。

　　但是，戚本禹的说法又不一样了。戚说：他们（指第一时间在现场的那几个人）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

　　“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这句话很让人费解。

　　难道安子文等给董边打过两次电话吗？如果是两次，那么第一次没能来。第二次才来了。

　　笔者发现，原来这里又与陈小雅文发生了了高度雷同。

　　陈文如下：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汪东兴报告。汪等立即报告了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随后，安子文、王力、汪东兴、戚本禹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但董边没能赶来。

　　丈夫死了，通知妻子了，妻子不到现场来，原因是“很悲伤”。第二次再通知，这才来了。既然是“很悲伤”，那当然是已经明确告诉“你的丈夫自杀了”。而董边居然因“很悲伤”而“没能赶来”。

　　这个情节虽小，却离奇。是情节本身离奇，还是写得离奇，抄得离奇呢？

　　（十五）、董边看尸后，离开永福堂

　　王凡第一篇：

　　“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无语凝咽------

　　有关负责人一定要董边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有多远，出院墙东门，下高台阶斜对着的就是永福堂西门，但董边已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畏罪自杀”的事实……

　　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那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楚和悲愤。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董边耳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她匆匆地拿了几样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还简单，连抽屉里的工资都未带走一分，就这样离开了永福堂。“

　　王凡第二篇：“田家英的子女在许多年后对笔者回忆说，他们家当天晚上就搬出了中南海。而一个星期后，所有住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干部家庭，也都搬出了中南海。”

　　戚本禹却说：“事发后，田家英的家属和秘书仍住永福堂，也没有人发现那里有杀过人的异象。”

　　对此，笔者也不能断然认为戚本禹又在搅混水，但这终究不是一句话就能了事的。

　　（十六）、田家英的尸体是怎样处理的？

　　王凡第一篇：据传闻，田家英的尸体，还是在做了解剖之后处理的，没有留下一点遗骸。

　　戚本禹说：中央来的人，在观察现场以后决定由警卫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遗体送殡仪馆火化（送前征得家属同意）。

　　王力说：田家英死后火化了，在八宝山，中办有几个友好还去送葬，陈秉忱嚎啕大哭。陈作过潍县专员，同田家英在文物上有交往。【注6】

　　王力的回忆似乎说清楚了，但笔者还有一系列的疑问：

　　1、在八宝山火化，并不等于在八宝山开追悼会。“送葬”也并不是参加追悼会。中办有几个好友去送葬，董边及儿女们有没有参加？送葬后的骨灰归于何处？文革中骨灰的遭遇又如何？

　　2、早在1980年3月，中央已为田家英正式平反了。而王凡第一篇远在十多年后才问世，何以对田家英尸体处理一事搞不清？

　　四、5月23日，一份较为完整的时间表

　　现将“田家英命案”5月23日的时间表重新排列一下：

　　1、田家英8点左右上班。

　　2、8点许何均来访，两人谈话半小时左右，然后田送何。

　　3、9点左右，田返回永福堂。

　　4、9点多，田打发勤务员陈义国去西单办事。

　　5、9点多开始，田在毛泽东的藏书室进行自杀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拴带子--写遗书--烧了一些文件或遗书草稿--喝了一瓶茅台酒。

　　6、10点45分左右，悬带自杀。

　　7、11点左右陈义国从西单回来。

　　8、11点15分左右陈义国打好饭，等田不来，喊田无人应，找田找不到。

　　9、11点20分左右陈义国第一次向秘书室汇报。

　　10、11点30分左右陈义国第二次向秘书室汇报。

　　11、11点45分左右，陈义国与秘书室等六人人赶到现场，砸锁进门，发现人已死，身体僵硬，无法挽救。

　　第一时间，在现场有6个人。

　　12、12点左右，现场的人用永福堂的红机子给在大会堂开会的汪东兴打电话。

　　13、12点30分左右，汪东兴、杨德中赶到现场，放下尸体，发现遗书，给周恩来打电话，布置警卫。

　　第二时间，在现场有8个人。

　　14、下午2点左右，汪东兴从中南海赶回大会堂，再次向会议主持人刘少奇及周恩来汇报。

　　15、2点-2点30分，下午的会将要开始，主持人向在坐的人通报：田家英自杀身亡。

　　16、2点半左右，汪东兴第二次回中南海，安子文、王力同行。先复看了永福堂现场，再至西楼会客室。

　　第三时间，在现场只有三个人。

　　17、3点给董边打电话；

　　18、3点30分左右，董边赶到。由安子文向她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的消息。

　　五、对两位重要当事人逄先知、戚本禹的期盼

　　关于“田家英之死”，目前出现的资料中存在重要的缺陷：

　　1、没有披露遗嘱全文，更没有影印件，只有没头没尾的两句话。

　　2、没有尸检？为什么没有尸检？

　　3、没有现场报告，没有现场目击证人的笔录。

　　以上三点是官方行为，谁也没办法。

　　目前所披露的一些情况，既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司法机关，全都是家属（董边、曾自、曾立）、同事与朋友（胡乔木、吴冷西、李锐、胡绳、梅行、何均、逄先知等）、涉案人员（汪东兴、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等）的回忆，再加上作家与学者（叶永烈、陈小雅、罗冰、王凡、阎长贵等）的整理与演绎。

　　4、没有跟随田家英17年的秘书逄先知先生有关的现场的详细回忆。

　　5、当事人戚本禹先生虽然多次写文章、发言，但其欲言又止，话中有话，态度莫测高深。

　　（一）、逄先知先生为何沉默不语？

　　如果逄先知先生对当时现场有详细回忆，他至少应该涉及以下问题：

　　1、5月22日午夜，他有没有重返永福堂？

　　虽然在王凡文章里提到了“田家英当时的秘书逄先知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但笔者认为逄先生还是有必要作一次正面的回答。

　　2、5月23日七时左右，董边在上班前与他说了什么话？

　　3、5月23日上午，他究竟去哪里了？是不是外出写材料？为什么田家英都被停职审查了，他还有什么材料要写？写什么材料？谁布置的？为什么写材料要外出？又外出到何处？

　　4、戚本禹说那天上午去过永福堂的不止一个人。你认同戚的这种说法吗？如果认同，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是你逄先知呢，还是你的夫人马芷荪呢？

　　5、中午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后首先去了什么地方？如是首先去了秘书处，为什么不首先去永福堂呢？

　　6、在自杀现场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7、当在第一时间六个人赶到现场时田的尸体究竟有没有僵硬？谁作此判断与结论？

　　8、什么人的命令或指挥，在什么时间将尸体放下来的？是汪东兴到来前还是到来后？

　　9、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发现了遗书？遗书里写了什么？什么人看到了遗书？

　　逄先知先生早在1989年7月就写下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的长篇回忆，笔者再三拜读，洋洋数万言，水平很高，价值也很高，但为何对田家英之死的细节只字不提呢？

　　超脱吗？我看不见得！

　　能这样超脱吗？我看不能够。

　　田家英是毛泽东18年的秘书，逄先知是田家英17年的秘书啊！

　　（二）、戚本禹先生为何话焉不详？

　　十年前，戚本禹说：

　　“田家英案的详情和一些值得追索的疑点，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田家英和毛泽东，田家英和彭德怀、刘少奇，田家英和杨尚昆、汪东兴，田家英和江青、陈伯达，田家英和我等等，其恩恩怨怨，是非曲直，也要细说才弄得明白。还有，田家英的真正错误和他自杀的原因，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些，只能待有机会时再说了。”

　　“最后，我只想再补充几句话：我以为田家英案之所以被弄得扑朔迷离，除了上面说的别有用心的人在制造谣言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几个亦应为此案负历史责任的人，却为掩饰与其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东西，不断在胡编乱造。他们过去为某种目的把田家英描绘成魔鬼，现在又为某种目的把田家英描绘成圣人。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有光点，也有暗点，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历史总有其显露真山真水的时候，田家英的子女也都年轻，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一切。”【注7】

　　戚本禹说：“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有光点，也有暗点，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这样的评价对今天的读者是很容易接受的。

　　自从几十年前将毛泽东从“伟人”的宝座上赶下来后，这几十年，陆续披露的史料也将周恩来从“圣人”的位置上请下来了，一介书生田家英又岂能成“圣人”？

　　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戚并没有分歧。问题是什么样的别有用心的人制造了什么样的谣言？什么样的负有历史责任的人胡编乱造了什么样的历史细节？戚本禹语焉不详，话中有话。

　　据阎长贵先生的一篇文章披露，今年三月在北京，当阎长贵先生与戚谈及《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一文时，戚说：

　　那篇文章我只讲了不到田家英问题的三分之一，关于田家英问题我还有很多话要说。【注8】

　　戚本禹先生今年已经80多了，出狱也已20多年了，对于这样颇为重要的历史问题此时不说，更待何时？别卖关子啦，究竟是有话说还是无话说？乘着脑筋还好使，老老实实面对历史，这比什么都要紧。

　　（全文完）2014-3-10第三稿

　　注释：

　　【注1】：陈秉忱(1903～1986)，山东潍坊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5月赴延安。1941年入党。1942年至1945年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厅、作战部秘书，办公厅科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6年调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迫害，被遣往干校劳动。1978年平反后，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起，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办公室顾问。1982年离休，1986年1月22日在北京逝世。年83岁。

　　【注2】：戚本禹：《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

　　【注3】：2001年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录》392页

　　【注4】：同上

　　【注5】：杨德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第一副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5月晋升为上将军衔。

　　【注6】：同【注3】

　　【注7】：同【注2】

　　【注8】：阎长贵：《戚本禹、阎长贵说“文革”》《往事》第119期2013年3月29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3131023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