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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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和展开“‘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这一课题的研究时，我充分意识到坚持历史原则与学术立场的重要，尤其是当我面对关于“五四”的解释从来就充满分歧这样的研究历史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同叙述与阐释,不仅曾经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也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思想文化史的不同层面，并且因此呈现了“中国问题”的阶段特征(1)。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但知识分子只要打开窗户，就会感受到“五四”的日照。我们现在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能够反顾自身、反顾那个叫做历史的东西，并且在这种反顾中摸索或者预示那个称为未来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思想的蓝天高悬着“五四”的太阳。

就像对“五四”的解释从来就充满分歧一样，现在各翼对“文革”的解释似乎也有大相径庭的现象(2)。无论是在“文革”当中还是“文革”结束以后，“文革”都与“五四”牵扯到一起。今天讨论“文革”与“五四”的关系，我觉得首先不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而是对一种历史存在的思考。本文无意对“五四”与“文革”作整体分析研究，也不准备专门比较“文革”与“五四”的异同，在“文革”与“五四”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时，我想从另外一条路径进入这一领域做些工作，即重点关注“文革”如何叙述与阐释“五四”及“现代文艺”。在我看来，只有了解“文革”如何来理解“五四”，才能发现“文革”思潮与“五四”精神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差异。这样的企图与思路，显然表明了我本人对一段时期以来关于“文革”与“五四”关系研究的不同看法。“文革”与“五四”关系的焦点问题，在一些人那里已经简略为“文革”是否是“五四”激进主义思潮延续的结果。这一问题牵涉到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不是作简单的结论可以一说了之的。在“是”与“否”之间，我们不能仅仅为某一种观点辩护，而是需要以史为据的论证。我和一些学者有着相同的看法：“文革”与“五四”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文革”与“五四”完全是两种本质不同的运动；“五四”精神不能用“激进主义”来论定，即使我们赞成用“激进主义”来指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某思潮，也不能因此“逻辑”地认为“文革”思潮就是“五四”式的“激进主义”。我不想急于论证这一基本想法，我觉得现在需要对“历史”作些还原，这种“还原”未必能够抵达历史真实的深处，但也许比从概念、命题出发去解释局部现象更科学些。我尝试着这样做，也包含了我对研究上述一些问题的方法上的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是新文学运动。“文革”通常把“五四”到“文革”前的文艺称为“现代文艺”，并且把1942年以来的文艺史看成是“五四”以来文艺界阶级斗争的延续，“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艺史被解释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这个解释确立了“文革文学”的路向：既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那么“文革文学”只能是这些斗争的延续和发展。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将会拓展“现代文艺”的研究空间。因此本文的下篇是研究“文革”如何叙述和阐释“现代文艺”。

对于我现在研究的这段历史，我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目击者。我曾经跟在抄家的队伍后面，也似懂非懂地看着自己的小学老师打派仗，被大人允许戴一次红卫兵袖章那是多么的兴奋，这就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关于“革命”的记忆。我们不是主体，但我们切实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欢。准确地说，对“文革”的记忆我是从“九大”开始的，我紧随在游行队伍中放着小鞭炮。我们没有真正参与“文革”，但“文革”在塑造着我们，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以及反潮流成了我们的功课。我们开始成长的时代，是对鲁迅最隔膜甚至也是最歪曲的时代。今天，当我们把“文革”当作一段历史加以叙述时，当许多人动情地讲述“文革”中的遭遇时，其实，仔细想想，在“文革”中遭遇最不幸的当是鲁迅。一个被歪曲了的鲁迅填补着我们当时的精神空洞，因此我们从来没有接受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就精神家园而言，我们曾经“丧家”而且“乏”。思想上的这种成长经历对我们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我们是在复制语言的环境中学习写作与言语的。语言的暴力敲打的是人的灵魂，“打倒”，“踏上一只脚”之类的话教会我们的不是一个句式，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政治运作。在语言的复制中，我们的作文就成了那个时期语言文化的一部分，尽管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但它是我们写作的开始。我现在仍然没有把握肯定，少年时开始的这样一种状态是否已经彻底摆脱，因为我还时常从我同辈人（以及更为年轻的一辈）身上看到当年的蛛丝马迹。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始终是尴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风云变幻之际，但六十年代不属于我们，我们属于六十年代。我们不是各种故事的主角，因此，二十世纪的宏大叙事中没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往事。我们已经长于解嘲和自我解嘲，并且学会了与社会“调情”的手段，但这不应当是我们的本质。对今天的许多问题，我们有着言说的欲望，但我们缺少对重大思想文化问题的命名能力和解析能力。但这不意味着有理由放弃对重大思想文化问题的命名与解析。尽管我们在残缺的背景上成长，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各种力量的挤压中，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寻找抵达历史深处之途的努力。


上篇


“五四”与“文革”的“五四”

1966年的5月4日，并没有很多文章来纪念“五四运动”。这固然与国内的注意力已经转到正在发动之中的“文化革命”有关，但也是知识分子丧失话语权的结果。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对“五四”的纪念，通常是以主流媒体的社论为主调，间或有一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知识分子的回忆，这些回忆文章的主要观点不免此一时彼一时。在当代史上，对于已经成为传统的“五四”，在诸多方面（譬如文化背景、思想倾向和历史理念等）存在差异的解释者们，常常会在相同的现实处境中发出异口同声的说法或者最终趋向一致，丰富的“五四”遗产于是在趋同中逐渐变质和流失。当对“五四”的解释已经等同于对中国革命史的解释时，无疑存在话语权的问题。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短期的甚至也不是局部的。一个整体的“五四”仿佛存在着，但是在不同阶段对“五四”所作的叙述与阐释又在摧毁着那个整体的“五四”；如果说对“五四”的解释还存在什么标准的话，那只能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五四”在“文革”中的遭遇就是这样。

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报纸的《光明日报》，5月4日发表社论《积极参加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这篇社论当然不可能系统地论述正在发动之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出来之前，通常的表述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或“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一革命被解释为“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社论还初步比较了“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与“五四”运动的不同。“要取得这场兴无灭资斗争的胜利，还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毛主席说：‘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我们今天进行的革命，却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是要从根本上铲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最彻底的革命。无产阶级敢于打倒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创造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同在哪里？“五四”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正在发生的“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文革”是否是一场革命的问题，在今天已经不需要作什么讨论了。社论这样的表述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包含了要破除对“五四”的迷信这一层意思。

但是，破除迷信与批判局限都不意味着丢弃“五四”，而只是突出了现实所需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当然也是一种思想认识的结果。1965年出版的《辞海》对“五四运动”所作的解释要点有：一、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它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国内工人阶级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二、在6月3、4两日上海等地罢工、罢市以后，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其开始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运动，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是为“六三”运动。三、五四运动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深入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罢工斗争，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些主要的观点和以及“文革”中对“五四”局限的认识，源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经典着作，在建国后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也成为认识中国革命史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建国以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已经被放弃。尽管“文革”中所有关于“五四运动”的解释名义上都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经典着作为依据，但实际上已经偏离了一些原则，并且强化了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原本已经存在着的矛盾之处。由于从特定的政治斗争需要出发，“文革”关于“五四”的阐释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更多的是借“五四”来确证今天的“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这时的“五四”与毛泽东在他的经典着作中阐释的“五四”也不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文革”对“五四”的叙述与阐释，不仅是某种思想的延续，也是“五四”的新的遭遇。

既然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里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也就预示了“文革”会从什么角度来叙述和阐释“五四”。为了能更好地理解“文革”叙述与阐释“五四”及“现代文艺”的语境，我们简要提及“文革”文献对“文革”的解释。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说：“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文革”期间所说的“斗批改”。

这些关键性的论点，譬如“专政”与“斗批改”等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区别于“五四”。在当代，“五四”不仅被视为政治运动而且被视为“文化革命”，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化革命”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并且最终以“文化革命”来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显然也表明了当代政治利用“五四”的重点。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既是“文革”的目的，也是“文革”叙述和阐释“五四”的全部思想所在。由此，我们可以寻绎出“文革”叙述和阐释“五四”的思路及重点：一、突出“五四”作为“文化革命”的意义，由“文化革命”进行政治运动成为当代中国常见的政治斗争方式，胡适当年感到困扰的政治对文化的干扰在“文革”中不再是一个问题；二、“文化革命”不等同于“思想启蒙”，对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五四”作为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三、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中的“统一战线”中的作用被降到最低以至抹杀；四、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出发来解释“五四”是最基本的思路；五、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文革”叙述和解释“五四”的政治制高点。这些当然不是“文革”叙述和阐释“五四”的全部要点。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五四”的涵义在“文革”中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于是，就有了“运动”初期的“五四”，上山下乡运动的“五四”，“批林批孔”的“五四”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五四”等。

“文革”对“五四”的叙述与阐释存在最根本的盲点，就是对“民主”与“科学”的回避和歪曲。在文化领域的“专政”导致了十年的文化专制。在“文革”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任何思想都已经失去合法性，灵魂深处的“革命”其实是扼杀思想自由的一种方式，而思想自由与独立精神是互动的。尽管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民主”、“科学”的精神在“文革”中不再被视为“五四”精神。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在“文革”中是不存在的。

无疑，“文革”是反传统的，即使有人认为“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继承了传统中的某些思想因素，但这不能否认“文革”反传统的基本属性。后期“文革”仍然断章取义地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论述来推动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在我看来，“文革”的反传统，其实不仅仅是个“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它还是使“文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策略，在“文革”的不同阶段，对传统的批判总是与突出“文革”的“划时代”意义联系在一起的。在长期的研究中，人们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多年来，在谈到“文革”的反传统问题时，通常是用“革命”概括“反传统”的特征，这一概括或揭示，只是原则性的，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革命大批判”，“革命大批判”是“文革”反传统的基本特征。比较“文革”与“五四”反传统的异同，实际是比较“革命大批判”与“重估一切价值”的异同。我不赞同林毓生等关于“文革”是五四反传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的看法。“文革”反传统与“五四”反传统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在出发点、根本方向、目标上是相反的。即便是林毓生先生自己在谈到“五四”目标时也说：“什么是五四目标？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最初是一个内除国贼外御强权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它的基本目标是：使国家强盛。五四运动是在合理、合乎人道、合乎发展丰富文明的原则下进行的爱国运动。所以它是与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目标分不开的。”(3)而“文革”虽然也声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但事实上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一场内乱。它否定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启蒙精神，抛弃了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目标，在“革命”的名义下反人道、摧残人的尊严与人格，而国民经济也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提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是一片空白”这样的论调时，“文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和“五四”先驱试图把中国置于世界文明潮流之中不同，“文革”时的中国被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即使是当时评价红卫兵运动也提到这一运动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在这里涉及“文革”时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五四”以后的中国之所以称为“现代中国”，包含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确立。我们都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重新组合中成立的，东西方两个集团的对垒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在西方的“现代性”和苏联的“现代性”之间只能选择后者，新中国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对“西方”的反抗。这当然还有历史的原因，中国近代以降，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在这样的历史中建立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不可能亲近西方。到了五十年代，中国对如何走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开始有所探索。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了中苏联盟破裂，并孕育了发动“文革”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认为中国社会既有“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又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文革”的重要文献始终不断地阐述这样的预设。

“革命中心”论的出现，当然与西方左翼学者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对“文革”的评价有关。“文化革命”的中国一开始就引起世界的注意，西方一些左翼学者敏锐地把“文革”与“现代性”的重建联系在一起。在日本，1967年2月5日的《朝日周刊》介绍过日本左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革”具有两个侧面，一个是具有从普及毛泽东思想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出发而开展的党内整风运动，另一个是具有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积极建设的侧面，而且把“文革”这场斗争看作是“世纪性实验”。藤村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一书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提出了即使在世界史中也是遥遥领先的大问题”。他认为，“文革”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旨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他高度评价“文革”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让群众自由讨论，放手发动他们，让他们搞斗批改，并使他们在运动中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解放。把克服落后条件所作的努力与“消灭三大差别”直接联系起来是当时对“文革”评价的特点。这就是说，“西方”对“文革”的理解包含了克服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欲望，把“文革”看成是对现代性重建的思路与观念，是在中国“文革”开始时便产生的西方话语。山田在《问未来》中通过对“文革”的解释得出结论：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在分工过细的体制下，人们的存在被隔裂开来，生存的目的被忽视；中国从相反方向克服落后性的体制，通过发展这种体制，向作为现代的最困难的课题提出了挑战，克服“近代”问题的契机也许就潜藏在那里(4)。西方学者在“文革”开始时对“文革”现代性的理解，后来逐渐概括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也被看成“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5)。

无论是“民主”与“科学”、“全盘反传统”与“全盘西化”，还是“人的发现”（陈独秀曾说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不是“狗的运动”），都涉及到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文革”时的中国是怎样理解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呢？“文革”期间“现代化”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但是“文化大革命”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系问题在许多重要文献中都有大同小异的论述，其核心论点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正式恢复“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提法是在1975年4月四届人大会议上。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有一篇重要的文章是不能疏忽的，在建国二十周年前夕，北京市革委会写作小组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系统论述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这样的论题在“文革”时期是很少见的。这篇文章对中国现代化状况的评价是：“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高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伟大红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已经由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变为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残缺不全，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差不多建立了独立的现代化工业体系；高速度地发展了现代科学技术，攻克了一系列科学难题；培养了一支革命化的工人阶级队伍和科学技术队伍。”文章的关键之处是突出了“文革”通行的观点，即以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就是在这种斗争中前进的。如果我们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人民得到一切或者丧失一切的头等重大问题。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证工业化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忘记了阶级斗争，不搞革命，片面地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变质成为资本主义企业，政权就要改变颜色，经济建设的一切成果，就会被资产阶级吞食，用来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因此，首先必须搞好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具体到“文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实现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大普及，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阶级性和创造性像火山爆发一样地迸发出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将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6)。

知识分子（此时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不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已经不被提及。这当然与“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定性有关。既然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文革”又要对资产阶级实现专政，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历史使命的承担也就失去了合法性。“文革”时知识分子身份的转换和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剥夺，改写了知识分子的历史，知识分子“启蒙与救亡”的冲突，转换成了“‘再教育’与‘全面专政’”的统一（既要实行“全面专政”又要通过“再教育”给出路）。我们都知道，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精英以立国先立人的思想解决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冲突，在他们看来，立人是根本，而要立人就必须启蒙，启蒙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因此即使是在后来的“革命文学”那里，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已经被否定、工农大众成为新的主体，但是在文学中工农大众仍然是被唤醒而后由不觉悟到觉悟再到斗争直至最后胜利的主体。但是，把“启蒙”仅仅看成是“唤醒”，而忽略知识分子的“觉醒”，忽略了“立人”这个“人”应当是包含自己在内的“人”，因此，知识分子的脆弱其实是有自身原因的。当然，在体制之中，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定性成为决定知识分子命运最为关键的问题。“文革”中，“再教育”虽然是为了“给出路”，但是它的前提仍然是把知识分子归到资产阶级那里。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红旗》杂志发表《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编者按语：“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7)按照这篇评论员文章的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后期”，“接近全面胜利”，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必须提起注意的一个问题”。与“文革”初期相比，此时关于知识分子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已经有一些变化，但在本质上仍然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一个重要环节(8)。

在“全面专政”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不仅失去了思想的权利，还失去了思想的能力（尽管在民间在地下还有为数不多的思想者），在这样的情形下，主流媒体虽然也有思想解放的字样，也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表述，实际上只剩下字面的意思。1976年的《辞海》文艺条目（征求意见稿）在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突出了“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一目的。于是，相对于“五四”那样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文革”没有留下真正的思想遗产，我们不能把它的负面启示当成思想遗产。“文革”是一个漫长的思想冬天，但知识分子不是按照自然规律进入冬眠状态的。这在后来被看成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耻辱。但是当所有的指责都变成了道德的义愤时，思想界还没有真正从“文革”的思维中摆脱出来。当年知识分子被“改造”时，也曾遭到指责，只是说法不同而已。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剧，给八十年代的思想界预留了一个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所有回到常识的思想都可能被当作思想解放的成果，这正是因为在我们的身后有过“文革”。

“文革”已经走到“五四”的反面。


青年节：红卫兵与“五四”

自从有了那份叫《新青年》的杂志后，“新青年”就永远蛊惑着那些青年。

可以设想一下，在1966年，突然有这么一天，“革命”终于由历史由传奇变成了现实时，“红卫兵小将”们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一革命的“急先锋”该是怎样的疯狂。这使我常常想到梁小斌的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他在诗中写道：“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我觉得“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是红卫兵运动一个非常形象的写照，而丢失与寻找“钥匙”可以用来描述相当一部分红卫兵的思想历程。

那些认为自己错过了“大革命”年代的青年学生，此时想到了“五四”运动。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写道：“多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已在我头脑中形成了关于革命青年学生的固定形象。那就是雕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图像，以及画报、宣传画中几乎一成不变的形象：一群学生，男同学有的戴眼镜，有的披围巾，女同学短发，长裙；他们手持话筒，或挥洒传单，在街头巷尾宣传革命道理；工农群众、商贩店员则若有所悟地倾听着。这是宣传中典型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革命学生形象。今天，我们不是和前辈完全一样吗？”(9)毫无疑问，“五四”又在蛊惑着红卫兵。当想象中的“五四”仿佛要成为现实的“五四”时，“文革”就成了青年学生的狂欢。

这个想象中的“五四”，正是当代教育的逻辑结果。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青年学生运动都有着光荣的传统。建国以后，这个传统中所包含的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成为青年学生的榜样。我们可以从红卫兵当年的宣言和行为中清楚地找到这一明显的历史因素。但是，青年学生受到的思想教育是矛盾的。要求青年学生“做党的驯服工具”、“做螺丝钉”，在“文革”中就有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集体行为。这样的教育与青年学生运动所体现的精神是矛盾的，甚至是不同方向的。这种矛盾的教育和不断掀起的政治运动交互作用，不仅在思想意识上而且在实践的层面上塑造着这一代人。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左倾，“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阶级斗争教育成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源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和极左思潮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斗争实践，给这一代人形成了一个相当牢固的政治文化背景，并赋予青年学生以这一背景为依托的关于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革命与反革命等等相关的知识体系，观察与思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思维方式），从事阶级斗争、参与政治运动的欲望等等，而这一切都使青年学生能够在操纵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先锋作用。当这种作用发挥愈大时，青年学生在长期的教育中所形成的精神矛盾也就转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不仅破坏了社会，而且也撕裂着青年学生自身。“文革”结束以后，一些青年学生的信仰危机，正是原有的充满矛盾的教育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结果。当我们的教育仍然不能正视和克服这些矛盾时，面对这样的危机只能无可奈何。

其实，在“文革”发动之前，毛泽东就多次表示了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但毛泽东本人和党内部分人士认为教育的危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文革”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所谓“斗批改”的“改”就包括“改革教育”，改革教育是“文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而红卫兵就是在“改革教育”的声浪中浮出地表并且成为“文革”初期的先锋与主力。红卫兵们“砸烂旧学校”，而所谓的“旧学校”则是他们成长的摇篮；但是，在“旧学校”砸烂之后，红卫兵根本没有成为“改革教育”的主力，而是很快也被划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并成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这个道理在当时很简单，因为红卫兵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所以也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具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缺点。关于十七年教育的“两个估计”，其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另外一种表述。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兴衰与角色转换，当然有政治人物的谋略，但实质上是“文革”发动理论实际的结果，当“思想”可以成为划分阶级的依据时，青年学生就会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而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对青年知识分子作用的评价，还是源于对“五四运动”本身的理解。施瓦支曾谈到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以作为参考：“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知识分子必须抛弃五四批判一切的观念，学会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为了使他的告诫更明确，毛泽东以赞扬‘六三运动’结束了对五四运动的评价，这样就取消了北大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代之以全国范围的支持学生运动的大罢工。通过这样有选择的纪念五四，毛泽东能宣告知识分子的运动‘它的失败是必然的’。”(10)对青年学生在运动中的作用，在1968年之前曾经用“某种先锋队作用”加以肯定，但此后，强调得比较多的是以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来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与否。尽管在1968年之前，特别是在1966、1967年，虽然也提倡与工农相结合，但侧重在要求工农兵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行动。

我在前面提到的《光明日报》的那篇社论，号召知识分子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投入文化革命的熔炉来纪念“五四”：“‘五四’运动以来，一向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起了某种先锋队作用的我国青年，在这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也正在起着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的作用。我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参加学术批判的大论战，投进文化革命的大熔炉，在这场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并使自己得到战斗的锻炼，是对‘五四’青年节最好的纪念。”在这段文字中，关于青年的作用有两处措辞不可轻易滑过：“某种先锋队作用”、“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的作用”，这样的修饰限定，表明了“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身份的尴尬，他们既是青年又是知识分子。社论作这样的表述和毛泽东当年谈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意义和语境都不一样(11)。

1967年对五四的纪念还是以“闹革命”为主调。这一年，青年运动的历史被解释为“路线斗争”的历史，“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年《北京日报》纪念五四青年节的社论题为《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彻底闹革命！》社论对“青年运动”的两条路线作了概括：“毛主席指出的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归根结底，就是要我们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忠实儿子，虚心地向劳动人民学习，全心全意地为劳动人民服务，一时一刻不脱离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彻底改造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把自己锻炼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青年运动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大的代表……他宣扬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归根结底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剥削阶级的升官发财之道，是脱离工农，压迫工农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方向。他的目的是要把青年培养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成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妄图扼杀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恶毒咒骂红卫兵是‘非法的组织’。”社论还论述了毛泽东与红卫兵的关系以及红卫兵的丰功伟绩：“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给青年运动指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在首都北京，毛主席首先发现和支持了红卫兵这个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一个空前规模的革命青年运动——震撼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千百万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以革命的先锋的姿态，杀向社会，深入工厂、农村，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摧毁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一个个顽固堡垒，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创建了丰功伟绩。”

也就在把“红卫兵运动”视为震撼世界的“青年革命运动”，并且提出这个运动的“丰功伟绩”时，主流媒体文章对红卫兵的评价与着眼点已经悄悄变化。和一段时间一味的吹捧不同，开始指出并且批评红卫兵本身的缺点，要求他们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1967年5月3日，上海万余红卫兵隆重集会纪念“五四”青年节。《文汇报》的报道称：上海的革命红卫兵“热血沸腾，斗志昂扬，表示要永远紧跟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奋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大造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剥削阶级的反，大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但是，这次集会的重点内容则在“告全市革命红卫兵书”。大会通过的“告全市革命红卫兵书”，号召“广大红卫兵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破私立公，努力向解放军学习，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加强团结，为成立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红代会而奋斗”。这个号召是针对红卫兵的“内战”和派性发出的(12)。

这个变化既与红卫兵运动自身的分化，也与“文革”发展后的新的政治格局有关。本来以为“许多事学生一冲就解决了”，但全国动乱的形势也随之而来，学生组织已经到了失控的境地，工宣队不得不进驻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又被强调。纪念“五四”的文章，开始强调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扬“五四”精神。

历史是残酷和尴尬的。进入1968年的“革命小将”们其“身份”发生了转换。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的五位学生组织的头头，毛泽东对他们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泽东的讲话为工宣队进驻学校扫除了障碍。事实上，因为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后，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在“文革”中的使命；另一方面，红卫兵的种种行为，已越出毛泽东预设的轨道并影响到毛泽东对“文革”的控制。毛泽东会见红卫兵几大领袖，批评他们“全身浮肿”，“脱离了农民，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做了现代蠢事、错事，乃至犯罪的事”。有了这样的批评，红卫兵运动开始彻底走下坡路。需要指出的是，“红卫兵运动”的这些问题，并非“五四”青年运动的缺点，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又不得不从“五四运动”那里来寻找经验，这样，与工农相结合道路问题开始成为纪念“五四”的主要内容。所以，“五四”对“文革”来说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存在。

1968年8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红卫兵运动随着工宣队进驻学校而结束。“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被强调，这意味着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先锋”性已经不复存在。姚文元在8月26日发表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对红卫兵提出了批评，说他们“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姚文元指出，“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以及其他任务”，只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才能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1969年7月17日《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的报告中对“红卫兵小将”的评价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投入战斗，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进行革命的大串连，开展革命大批判，立下了功勋。但是，在运动的中、后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北大成为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内战’不休的‘老大难’单位”。在其后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提出了对红卫兵“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和“改造”，因为他们“过去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

因此，到了1968年，红卫兵也就由“闹革命”的“先锋”成为“再教育”的对象。“九大”召开以后，对红卫兵的评价基本限定在“接受再教育”这样的框架之中，青年运动的方向不再等同于红卫兵运动的方向，而是重新回到和工农相结合的方向上来，尽管此前同样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但结合的侧重点有根本的差异，1968年之前强调的是与工农兵一起“闹革命”，而现在的结合是去接受“再教育”，并且把这个结合看成是革命小将永葆革命青春、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道路(13)。

以1968年为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1967年、1969年《北京日报》两篇纪念“五四”青年节社论在谈到红卫兵问题时的差异。1967年的社论说：“坚持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彻底闹革命，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的大课堂中，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当工农群众的小学生，正确地对待自己，彻底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个人同无产阶级事业的关系，个人同工农群众的关系，做一个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在1969年的社论中，没有提关系的处理，因为“再教育”的提出已经剥夺了红卫兵曾经被赋予的“革命性”和政治资本，成长的目标则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锤炼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对红卫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存在问题也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要求他们“彻底清除‘读书作官论’以及怕苦怕累、好逸恶劳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同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克服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毅然决然地打起背包，走出城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9年五四运动五十周年，在纪念五四运动时，“九大”已经召开，“文革”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变化中，红卫兵在运动中的角色则由“急先锋”变成了“再教育”的对象，与工农相结合的含义也和“文革”发动初期不一样了。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重新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年》，把“逐步同工农革命相结合”视为“国际范围内的革命青年运动空前蓬勃发展”的特征，并肯定了“红卫兵运动”：“五十年来，中国革命的青年运动沿着毛主席指出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又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但社论的重点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号召青年学生、红卫兵小将去革别人的命，而是强调红卫兵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侧重点发生了大的变化。两报一刊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青年知识分子，红卫兵小将，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他们同样要走五四运动以来革命知识分子必走的道路——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革命事业需要有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参加，但是许多知识分子表现出动摇性和革命不彻底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革命不彻底的弱点，只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够得到克服。知识分子一定要下决心，长期地、老实地拜工农兵为师，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坚定地在这条正确道路上走下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工农兵服务，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再次成为区分青年人革命与否的标准。于是，红卫兵运动变成了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成了青年运动。此后，关于“五四”青年节的纪念，也就成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宣示，至少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它成为纪念“五四”的主调。而“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究竟给一代知识分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仍然充满了争议。我们已经习惯从“反面”找出“正面”，青年学生重新走上启蒙之路似乎从上山下乡开始了。这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1976年的“四五运动”预告了“四人帮”的垮台和“文革”的结束，写下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篇章，并且因此有了“四五一代知识分子”。那一年是“五四运动”五十七周年。这个运动在当时被当成“对五四运动的反动”，这是“文革”对“五四”青年节最后的纪念与阐释。

鲁迅是如何“介入”“文革”的

在回溯“文革”对“五四”的叙述与阐释时，我们自然要提到“文革”对鲁迅的“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及并且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今天再说鲁迅，似乎有些凑热闹。在这里我想简略叙述一下鲁迅是如何“介入”“文革”的，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事。

“文革”初始和“文革”后期是“研究”鲁迅最为活跃的阶段。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编辑、出版鲁迅着作的一些情况。1967年红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看今朝》编辑部编辑出版《鲁迅手册》，1967年10月江西省文艺界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文艺战线》编辑部编辑《鲁迅先生言论辑录》，1967年10月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交流站编辑《鲁迅言论辑录》，1967年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鲁迅纵队编印《鲁迅语录》，1967年10月开封“八二四”《造反有理报》编辑部编印《鲁迅精神》，1967年10月武汉毛泽东思想中学红教工、毛泽东思想红艺军合编《鲁迅言论辑录》，1967年10月西北大学中文系“战地黄花兵团”、西安《文艺战线》编辑部合编《鲁迅语录》，1967年10月中南民族学院钢二司宣传部、三司革联《鏖战急》编辑部合编《鲁迅语录》，1967年10月南京大学《红卫兵》编辑部编印《鲁迅言论摘录》，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呐喊》、《彷徨》等单行本并出版《鲁迅全集》，1973年11月北京图书馆编印《鲁迅反对尊孔复古言论选辑》，1974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1974年不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批孔反儒之类的文选，197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关于〈水浒〉的论述》，等等。鲁迅是怎样被扭曲的，可以从他的着作编辑出版的情况看出。

当然，鲁迅在“文革”中的“出场”有过很长时间的铺垫，这个过程构成了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关系。1966年10月31日，七万多人在北京集会，隆重纪念鲁迅。新华社新闻稿称：“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工农兵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共七万多文化革命大军，今天下午举行盛大集会，隆重纪念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到会革命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以鲁迅为榜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承和发扬鲁迅的大无畏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横眉冷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横眉冷对以苏共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横眉冷对各国反动派，俯首甘为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牛，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鲁迅精神被概括为“大无畏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成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力。这一概括，抽去了鲁迅精神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鲁迅成为“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鲁迅之成为“文革”的工具由此开始。

在大会上，姚文元等五人作了发言。姚文元在长篇讲话中说：“鲁迅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的灵魂，它的核心，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抛弃鲁迅的革命精神，就是抛弃了鲁迅的灵魂，也就是抛弃了整个鲁迅。纪念鲁迅，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大发扬这种大无畏的、彻底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锻炼出一身无产阶级的钢筋铁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同那些反华大合唱中乱跳乱叫的啦啦队、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同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到底。”在对鲁迅精神作了如此解释之后，姚文元突出了《纪要》的“深远历史意义”：“今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问题，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在这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座谈会的《纪要》中，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许多重大问题，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三十年代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揭露、批判了周扬篡改历史、打击鲁迅的阴谋，揭露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这是一场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姚文元的这篇讲话是“文革”时期鲁迅研究的“导言”。

在大会上许广平作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假设让许多人颇费思量。许广平先生假设的答案是：“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许先生说：“今天，在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召开这样的大会，隆重纪念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使我感到无比激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全国燃起了文化革命的燎原烈火，震动了整个世界。鲁迅要是能够活到今天，亲眼看见这一切，该是多么兴奋啊！”“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公开宣告自己能作为毛主席的一个同志，是很大的光荣。当时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关于鲁迅与党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许先生在文章中说：“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他自己的革命活动，叫做听取‘将令’的行动，把自己的革命文学叫做‘遵命文学’。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革命人民的命令，是无产阶级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他自己的全副精力放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作上。”许广平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化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引导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没有作过考证，也无从知道这一发言是否出自许广平之手；我无法了解和揣测许广平先生当年真实的心境，但由这篇发言可以多少感受到鲁迅在“文革”中的独特地位带给她的尴尬处境。她应当是了解鲁迅的，但她又是那样依据“文革”主流意识形态来解读鲁迅，我不知道她这样做时是否痛苦，或者还有别的什么感觉。在她逝世后，聂元梓和周海婴都曾撰文纪念她。聂元梓在《悼念许广平同志，学习她的革命精神》中说：“许广平同志以鲁迅为榜样，努力做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她是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忠诚的。”根据聂元梓的叙述，在“文革”中，许广平先生不止一次“激动”地对别人说：“无论在过去和今天，最关心鲁迅，最了解鲁迅，对鲁迅作出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评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相反，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对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一切牛鬼蛇神，她是深恶痛绝，万分憎恨的。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她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彻底摧毁刘邓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拿起笔做刀枪，参加批判大会，写批判文章，口诛笔伐，愤怒声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一伙的滔天罪行。”聂元梓在文章中还提到了许先生一篇未发表的文章：许广平先生“病重住院以后，她仍未停止战斗。她在医院里，写出了《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等战斗文章，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走狗周扬之流，包庇汉奸、重用叛徒、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的反革命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出院不久，她又应新北大《文化批判》的要求，着手撰写另一篇文章，揭露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一伙利用叛徒瞿秋白贬低鲁迅攻击毛主席的罪行。身体愈来愈不支了，她仍然坚持战斗。她对人说：‘我有病，不能去机关工作，但我不能停止战斗，我要把自己仅有的这点力量贡献给文化大革命。’就在逝世前的一个多星期，她完成了这篇一万多字的长文章向一些同志征求意见，准备再一次修改，不料，文章还未发表，她就与世长辞了。”(14)据此来评价“文革”中的许先生当然是不周全的。但聂元梓的这篇文章至少表明许广平先生在“文革”中被扭曲和被利用。周海婴在纪念他妈妈的文章中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妈妈，你更以全副精力投入了战斗。你反复学习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亲自向江青同志写信，表示了你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热爱，以及坚决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决心。你对我们说：‘我一生是在战斗中度过的。对刘少奇、瞿秋白、周扬这些坏人的反动面目，我也不是一下子识破的。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参加斗争，把他们批倒、批臭。’你虽然抱病在身，但你不仅积极参加了文艺界革命的群众斗争，而且亲自几次撰文，批判刘少奇、周扬、瞿秋白、周作人之流的罪行。就是你卧病在床或住在医院，你还认真地给新北大撰写，并且总是热切地关心着运动的发展，尽力要跟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力所能及的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5)周先生这段话大概是当时的应景之作，其实他并不了解他的妈妈。在我结束这篇文章时，我读到一篇访谈录。周先生在回答记者会不会写母亲的回忆录时说：“我不会再写母亲。我对母亲不是太了解。解放前我们住在一起，后来我去念书，她在国务院当副秘书长；后来我工作了，住在郊外的中关村，母亲生病是和我住在一起，但是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16)

许广平关于鲁迅活到“文革”的假设只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却成为所有研究鲁迅者的假设。这个活到“文革”的“鲁迅”距离那个真实的鲁迅究竟有多远？


北京大学：“五四”与“文革”

“五四”使北大有了旧北大与新北大之分，“文革”亦然。

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又曾经被认为是“文革”的“策源地”(17)。在“文革”发动时，1957年曾经认为“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芜了”的北大的那些学子早已消失，而民主广场也没有他们期待的“一万朵美丽的花”。北京大学与“文革”的关系，显然不是本文有能力研究解决的问题，我所关心的是：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文革”时是如何叙述与阐释“五四运动”的，对这一问题的清理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文革”与“五四”的关系，把握“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历程。

有这样一个事件常常为人们所忽略：1966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校文革集会纪念“六一”——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发表之日——五周月，聂元梓在会上建议将“六一”作为北大校庆日。1966年5月聂元梓等人贴出了那张着名的大字报。在大字报贴出后的27、28日两天，北大贴大字报五百多张，其中批“三家村”的一百多张，批聂元梓的近四百张。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1966年6月1日不久成为一个重要的时间。1967年6月，校文革举办“庆祝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周年”的七万人大会，会上宣布《校文革关于正式通过“六一”为新北大校庆日的决定》。这个“纪念日”的确定，意味着“五四”的北大变成了“文革”的北大。此时的北大已经不必再谈什么政治与学术的边界等问题，还有边界吗？北京大学终于像陈伯达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文化革命斗争中，北京大学站在最前面。”在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的两周内，各地来北大大串联的约三万六千个单位，七十一万八千多人次。8月17日毛泽东题写“新北大”。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以“六一”为校庆日的这个“新北大”与“旧北大”的区别在哪里呢？新华社1969年10月5日电讯《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报道了北京大学的变化：“旧北京大学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反动堡垒，彻底摧毁旧北京大学的资产阶级专政，由工人阶级把它占领下来，经历了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北京大学写的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的巨大鼓舞下，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夺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北大的代理人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揭露和批判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他们在北大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1968年7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一年来，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驻进学校后，使北大的面貌在迅速发生变化。在党的‘九大’精神的鼓舞下，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革命的大联合不断巩固和发展。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团结对敌，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工作，许多犯有错误而又有了觉悟的干部及时得到解放。”也就是在确定“六一”为校庆日的六月，由“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编辑的《文艺批判》出版。这份后来改名为《文化批判》的刊物在今天独具研究价值。自“五四”以来，“文化批判”一直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在当代“五四”被称为“文化革命”，而正在发生的这场“文化革命”，又是如何来张扬“文化批判”的旗帜的？这份刊物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

《文艺批判》创刊号除了登载“毛主席文艺语录”外，载有《发刊词》、聂元梓《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阮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等。参加编辑这本刊物的不少人，后来在新时期仍然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他们当初编辑这本刊物对文化教育的理解当然大不相同了。《发刊词》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响彻云霄的凯歌声中，在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发动总攻击的进军号中，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光辉节日里，《文艺批判》迎着阶级斗争的暴风雨诞生了！”刊物的宗旨是：“《文艺批判》诞生的崇高的历史使命就是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她战斗的指路明灯。”“《文艺批判》是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冲锋陷阵的红色战士。它将以战斗的姿态，呼啸着，奔腾着，大喊大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在谈到刊物的“战斗任务”时，又说：“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我们文艺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今天，是我们杀过去了！我们要刮起十二级革命的大风，把他们搅个‘周天寒彻’，杀它个人仰马翻！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什么‘名流学者’，‘专家权威’，都要一齐打倒，统统都在扫荡之列！在文艺界来个大批判，大扫荡，铲除这些毒草，荡涤这些污垢，彻底批判刘邓文艺黑线，这是《文艺批判》的战斗任务。”关于“战斗任务”的这段文字，体现了典型的“文革文体”的特点和横扫一切的语体风格，这样一种文体在“文革”时期大行其道。

1968年3月，《文艺批判》改刊为《文化批判》，“作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大批判刊物继续出刊”，编辑者也改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批判的领域则由“文艺”扩大到“文化”：“《文化批判》要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对文艺、历史、哲学及意识形态其他部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展开彻底批判。目前仍以文艺批判为主，逐渐扩及别样。”事实上，《文化批判》开始由文艺而扩及其他了。譬如《文化批判》第二期发表了批判冯友兰的文章《剥下反共老手、蒋贼御用哲学家冯友兰的画皮》，第五期发表了《池深王八多——看旧北大校务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势力》、《翦伯赞是法西斯主义的辩护士》、《朱光潜是蒋介石的乏走狗》、《“四开党”季羡林的罪恶史》等，第八期发表了《胡乔木〈三十年〉的要害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文艺批判》改刊为《文化批判》虽然只易一字，却是为了“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改刊致读者”从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国内和北大校内的形势，以此突出《文化批判》在推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展开”中的重要作用(18)。就此而言，《文化批判》不是真正文化意义上的批判，而是“革命大批判”。

《文化批判》所获得的话语权是与“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特殊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政治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又体现在它与江青的关系上。《文化批判》有相当的篇目和篇幅是颂扬江青的。《文艺批判》的“发刊词”有专门的一段文字称颂江青；《文化批判》第三期发表了中文系文革教学小组的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第八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学习江青同志，向文艺黑线勇猛冲杀》，这一期还刊载《新北大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报告会》的消息，消息称“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展开学习江青同志的活动，《文化批判》将出版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专号”；第十期是“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专号，发表颂青《英勇的旗手伟大的战士》、殷承宗《江青同志指挥我们战斗》、刘春华《以江青同志为榜样，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奋勇前进》等文章。

北大知识分子卷入“文革”者甚多。在“文革”结束后，批评者的眼光大多盯着“梁效”与冯友兰先生，而忽略一些“集体行为”。在讨论“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时，讨论者常常从学术良知或独立人格这样的概念出发来解释，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文革”的发生还使许多一直要求进步的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进一步左翼化，这正如有一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以后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一样。如果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甚至不能完全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道路，以及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一些思潮产生的背景。

在这里我想关注曾经参加过“五四”而“文革”时仍然健在的知识分子。我想用一定的篇幅比较北京大学教授杨晦先生写于五十年代和“文革”时的两篇回忆“五四”的文章。一篇文章是《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收入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光辉的五四》一书。除了史实的叙述以外，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这次运动就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由杨晦先生表达的这些论点，我们能够看出，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是接受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性质的论述的。因此虽然是个人的纪念，但表达的却不是个人的思想。和当时对中国革命史的评价一样，杨晦先生还突出了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以及李大钊对《新青年》的贡献，而回避陈独秀的作用：“……历史最久、传播民主主义文化最有影响的刊物是《新青年》……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同志，他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都发表在《新青年》这个刊物上面。李大钊同志正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说的那种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先进分子。这个中国的先进分子庄严地向中国人民宣告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这就是说，指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不是别的，正是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青年》这个刊物，主要是李大钊，在这个刊物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也是李大钊首先用马克思主义跟胡适的改良主义展开了斗争，这就是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杨先生已经能非常娴熟地用革命史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现代史，这通常被看成建国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

但是面对同一个“五四”，杨晦先生在“文革”批林批孔时期却发生了一些变化。1974年5月5日，杨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回忆五四运动，深入批林批孔》，其时，杨先生已经七十五岁了。也许，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篇应景文章，而类似的应景文章在“文革”时不计其数。我当然没有苛求杨先生的意思，但是，描述这样一个事实，也许更能够让我们思考“文革”与“五四”的关系，并进而突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这根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除了对时局的评价之外，杨先生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与前一篇文章没有差异，但强调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走到工农中去，马列主义逐步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五四运动就这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对“五四”的解释有基本不变的一条线索。杨先生这篇文章的变化在哪里呢？首先，在谈新思想的启蒙时，除了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外，突出了批孔对思想觉醒所起的作用，当然“民主”与“科学”的作用同样是避而不谈的。在谈到“五四”人物对新文化运动所起的作用时，文章突出了鲁迅的作用。其次，强调了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并且提出了“老一辈要向青年一辈学习”。文章这样写道：“今天，中国广大青年，正在继续发扬五四革命精神，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就以我的子女来说，四个儿子分别在农村、工厂、边疆，和广大青年一道战天斗地。最小的孩子在边疆锻炼了几年，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近两年经过贫下中农推荐，两个孩子上了大学。看看眼前，想想过去，我感到无比欣慰。”杨先生觉得新的年轻一代胜过老一辈，理由是“五四当年，我们方朦胧感受到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现在的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满腔热情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老一辈要向青年一辈学习”。杨先生在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其实正吻合了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再教育”的理论。

对“五四”的不同回忆与解释，又凸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五四的“启示”对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究竟是思想“原点”还是“工具”？“回忆”是叙述五四运动的一种方式，它的目的不在回忆，而在纪念。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说，“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知识分子为了论证自己的启蒙和革命的主张，对五四有着不同的说法”。“各取所需地回忆五四，这同五四本来的历史使命是背道而驰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正如施瓦支所说，“在动荡的年代，当前的‘逻辑’几乎压倒了过去的‘逻辑’”。在当前的“逻辑”中，知识分子回忆五四历史的真实程度取决于他面对现实政治压力的自主程度。施瓦支认为，“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纪念和回忆一直错综复杂地联系着。个人的回忆从未摆脱社会历史的需要，1949年之后更是如此”(19)。因此，即使在知识分子那里，关于“五四”的回忆也存在一个政治立场与策略问题

北大青年一代对“五四”的纪念则是直接参与政治运动，他们把这看成是“发扬‘五四’革命传统”。1967年8月19日，聂元梓召集、发起成立北大“红卫兵”组织大会。从8月18日至10月15日，北大出现的各类红卫兵组织、战斗队、战斗组共九十二个，参加者约三千余人，其中较大的组织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新北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北大红卫兵”等。“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在校内外“横扫四旧”，抄家没收家产、文物、书籍等。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校内被抄家的有五百三十六户（教授百分之五十三、中层干部百分之八十以上均被抄家）。红卫兵还以反“四旧”的名义，改临湖轩为“解放院”，燕南园为“反修园”，南阁为“五二五楼”，俄语系一度改为“反修系”。在1974年“批林批孔”时，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这样叙述北大青年学生是如何发扬“五四”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广大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曾经向美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遵照毛主席关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伟大指示，奋起造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盘根错节的封资修势力顷刻瓦解。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我们工农兵学员进一步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反潮流精神，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哪里有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就在哪里反击。在党的十大精神鼓舞下，我们工农兵学员最早贴出了反击修正主义回潮的大字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校革命青年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一起，痛斥了阶级敌人反对批林批孔的种种反动谬论，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狠批了‘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的“发扬”当然不是北大青年一代的全部(20)。显然，1957年的“传统”被排除在外，而在1957年，有一批北大学生说：“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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