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一个上海77级大学生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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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木匠

1   考大学
  
1977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最要好的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庆祝我们的21周岁生日－－应该庆祝的20周岁，因为适逢国丧，禁止娱乐活动，所以只好延到21周岁。

那天晚上我们在外滩的东风饭店，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到“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看“革命杂技”。深夜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决定要去报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7、8月份就已经传开了，我们中有一个同学早就开始复习，也力劝我一起参加。可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比不上“工人阶级”响亮的称呼；另外，大学毕业生48元5角的工资，实在比我们当时满师所挣的36元、以及在这4年里可以看得到增加的工资并不具有什么诱惑力，因此尽管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可是绝大多数对高考都不感兴趣。

不过就在这9月头上，我出了一个坠落事故，差点摔死，在这生日的夜晚，感觉自己所在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实在工作太危险，还是改换一下比较好。

决心下了以后，从第二天开始就把家里过去哥哥姐姐的老课本（自己的课本早就扔掉了）拿出来，每天晚上花4、5个小时做数学题目。没有为了参加高考请过一天假。

报名以前，我所在的局为了防止过多的报名，自行组织了一次测试。记得那次测试的成绩挺不错，增强了信心。不过11月份就要考试了，自己觉得从来没有学过的物理、化学实在是来不及了，还是报考相对容易的文科算了。从此“一失足遗成千古恨”。

上海那年高考似乎是在11月10日开始，记得到考场的时候，门口有大批的围观市民在那里对进入考场的人品头论足。两天考下来，数学、史地都考得很得意，尤其是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好多人在打听“我国最近发现的大油田”那个题目，只有我是答出了“华北油田”，不由心中窃喜。考完后就去看了一场电影《女跳水队员》。

77年高考仍然沿袭了60年代以来的传统，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所以一直等到录取通知下来，才真正松了口气。

虽然号称是“77级”，但实际上到学校报到是在1978年的2月。这样就开始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的生活。

2   同学们

77级以及后来的78级、79级，堪称共和国高教史上空前绝后的几届大学生。这里集中了太多的十几年沉积下来的“读书种子”，很多同学在进大学前已经是作家、编辑、记者、书法家、摄影家，等等，有了很多发表的作品，已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尤其是在这十多年里培养出自己的看问题的眼光，有自己独立的立场。

我当然不在其内。像我这样70年代毕业的中学生，连个完整的小学都没有读过，在这个年级里只是小字辈。比我更小的还有74、75、76届中学毕业生（上海从我们这一届中学生开始把中学的学制改为4年制，而1977年考虑到恢复高考的因素，把预定在1977年毕业的77届中学生延长一年，因此参加首届高考的年纪最小的学生是76届中学生），在整个年级里人数很少，属于“追随者群体”。

年级里自然成为核心的，是“老三届”，即66、67、68三届高中生，他们已届“而立之年”，政治上、思想上已经很成熟。而66、67、68、69初中生，则构成了年级的中坚。

在一个寝室里，年纪最大的和年纪最小的，相差至少10岁。在学习上、生活上，年纪大的老三届同学很自然的就成为领导者，实际上起到了我们现在学校里设立的“导师”的作用。

记得我们年级里有一位66届高中生，原来在农场的时候就通读过马恩选集、列宁选集，后来上调到中学当老师，给全市的“工人理论队伍”做过学习6篇马列原著的辅导。他对《资本论》非常熟悉，有一次在闲谈时，他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说起过的一个观点：居住条件恶劣导致道德败坏，并用他当年所在中学为例，说是因为学生家庭居住困难，造成学生里性过错发生率非常高，每个班级都有打胎的女生。说来惭愧，我对《资本论》一点不熟，可是对于这一段却是看到过的，而且后来在工作中也亲眼观察到这样的情况。于是我们两个谈的非常投机，引得旁边的同学也听得津津有味，大概回到寝室里还加油加酱的传说了一通。于是就有阶级斗争观念强的同学去揭发我们在谈论不健康的事情，立即被警惕性更高的学校领导作为年纪大的同学在“腐蚀”我们年轻一代的纯洁心灵的典型事例。指导员来找我谈话，企图要我来做个重要旁证，开导我出面来揭发这件事，可是我平时一贯习惯于胡说八道，对于这次交谈实在是一时想不起来，一口否认有这件事。耐心的指导员足足缠了我一个小时，最终只好悻悻作罢。不过后来还是在大会上不点名的把这件事说了又说。那位同学经历过的政治风浪太多了，对此只是冷笑而已。不久他就考上了另一个大学的研究生（首次报考研究生时允许在读的77级大学生报考），离开了我们班级。

3   睡在上铺的兄弟

大学里睡在我上铺的同学，确实被大家称呼为我的兄弟。

我们年纪差不多，我略大一岁多。两个人都比较高而瘦，都戴眼镜，两个人都喜欢打球，篮球、排球是最爱，每到下午四点，我们就会一个个寝室吵过去把人轰到操场上去和我们打球。我们一起晨跑，一起吃早饭，一起到教室上课，经常穿一样的工作服，经常一起参加各种课余活动，尤其是当学校球队的拉拉队。因此大家都说我们是兄弟。

上铺兄弟只比我高一点，但是分开看总被人认为他比我高很多。暑假里在学校里住着没事，拿皮尺测量身体各部位比例，才发现我的这位兄弟身材无比的完美，所有的重要比例关系全部都符合0.618的黄金分割率：小腿与大腿，腿长与身长，肩宽与腰身，头身比更是希腊英雄雕像的1:8。一张清秀的脸，大嘴大眼，棱角分明的五官，笑起来带有很多的天真。怪不得每天晚饭后沿丽娃河散步时有那么多的女生朝我们看，原来我只是个可怜的陪衬人！

上铺兄弟原来是在农场工作的，进大学以前书读得少一点，和我一样，在我们这个积累了十年读书种子的年级里，感觉压力很大。他的用功之道是开夜车，可是按照我们寝室里专制的、比我们大十岁的老班长立下的严格规矩，十点半以后寝室必须熄灯，有要开夜车的，必须在十点以前漱洗完毕，半夜回来不得开灯、不得发出声响，只能摸黑钻被窝睡觉。上铺兄弟往往是在晚饭后不知不觉的倒在我的铺上睡过去了，等到十点我们开始漱洗才醒来，于是匆忙弄一下，就上教室去用功了。很惨的一次是他忘了钥匙，半夜里打门，老班长一怒之下将他的铺盖从气窗里扔了出去。

上铺兄弟另一件经常要被骂的事情是，他比较邋遢，袜子、内裤换下来就一扔，直到积累到无可替换时才发狠洗一通。而我们这个寝室在老班长的带领下是清洁模范寝室，就连床底下的鞋子都是放在专门命我钉成的架子上不着地的成一溜，怎能容忍如此邋遢，经常发出警告威胁，处罚他多做一天的“奴隶”，为全寝室打开水、搞卫生。

上铺兄弟也是个多情种子，中学里就有了女朋友。在到农场的日子里，分配在上海工厂工作的女友默默的支持他，终于熬到恢复高考的那一天。可是大学里，上铺兄弟又受到了另一个女同学的强烈吸引。那位女生是个矮个子，圆脸圆眼，一看就是个灵活的上海姑娘。人又是极其聪明，写得一手好字，虽然不像上铺兄弟那样经常练字，但一到书法比赛，拿奖的必定是那位女生。上铺兄弟陷入了感情危机，那个女生则勇敢地追求。有一次我从上铺兄弟那里拿了一本《邓肯自传》来看，发现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划有提示的符号和线段，是那位女生对上铺兄弟的鼓励。终于上铺兄弟终止了与中学女友的感情关系，和这位大学同学走到了一起。

毕业的时候，那位女生顺利考取了研究生，而非常勤奋努力的上铺兄弟却是名落孙山，被发配到一个中学去教书，而他是不适合于教书这一行的：虽然身材高大精干，可是在人多的场合他很容易脸红，讲话的声音微微发抖，在讲台上的动作完全失去了在球场上的潇洒，显得僵硬而笨拙。为此他发愤要走学术研究之路，在毕业后的一年里，他的论文登在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不久就考取了那位女生所在学校的研究生。而我也在这个学校就读，于是我们又到了一起，不过不再是上下铺的近距离了。

研究生毕业，我们全都留校任教，只是在两个不同的系。我们几乎同时间结了婚，同时间做了父亲。他在学校里搞到了一间房子，于是他的家就成为我们在学校里聚会的场所，有多少夜晚是在那间15平米的小房间里一起聊天度过的。

作为我们大学里100个人的年级里唯一成功的一对情人，他们俩是年级的骄傲。不过后来女生下决心要到美国去读书，在做了母亲后，自学英语（大学里我们都是学日语的），考托福，准备材料，终于得到了奖学金，越洋而去。我那上铺的兄弟也随之跟随而去。

从断断续续的通信中，我得知他和我一样没有语言的天分，英语始终不行，无法进入美国大学，带了孩子，又没有办法靠读书维持。于是将原来为小家庭练出的烹调本领发挥为存身之道，先是为中餐馆打工，后来就自己开了中餐馆。而女生则硕士、博士一路读得不亦乐乎。开始时来信总是两个人都写一点的，后来就只有上铺兄弟的了，再后来就是没有信了。

十几年过去了。我听来往于中美之间的同学说起，这对患难夫妻的缘分已经到了头。男的去了加拿大，女的博士毕业后到了一个美国大学教书，他们的女儿是由女方带领。不久听说女生已经和一个老外结婚。

20世纪最后一年里我有个公差到了美国，只有上铺兄弟的电话，他却不能进到美国来和我碰头。我们一边看着电视里的NBA决赛转播，一边打电话，谈了两三个小时。

过了一年，上铺兄弟突然回到了上海，说是有人给他在国内找了个女朋友，在上海来会面。十多年不见，当我们在一个饭店里碰头时，他那个大腹便便的样子简直让我吃惊。他还是很关心国内的学术动态，也有回到学校的想法，可是学校当局对他们的情况也很熟悉，知道他并没有一张美国的文凭，婉言拒绝他的归来。上铺兄弟只得悻悻离去，继续加拿大的打工生涯。先是有几次长时间的电话，但自从他新的妻子到了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今天收到了那位女生、上铺兄弟的前妻寄来的书，是她的博士论文。在她的附信里，简单的说到了她和我上铺兄弟爱情的结晶－－他们女儿的情况，这个女孩看来是继承了他们两个的优秀基因，考取了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物基因工程，还是学生歌剧团的台柱子。不过她没有提到我那上铺的兄弟。

一个本分的读书人，命运的播弄使他在地球的另一边成为一个大公司里的小职员。我知道这也是很好的生活道路，不过我还是想念上铺的兄弟在我们很穷的时候在他那小房间里高谈阔论的日子。

4  教授

进了大学少不了的就是坐堂上课。不过说实在的，我大概从两年级开始，就很少到教室听课了。所以现在以己度人，我给学生上课也几乎从来不点名，总是一开始就宣布允许逃课，允许看其他书，但不允许交谈影响其他同学。

为什么要逃课？理由也是很简单：如果任课教师并没有给我什么启发，我为什么要在教室里熬时间？如果是给我启发的好教授，那么我是绝对不放弃的。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教授（绝大多数还是副教授和讲师）里有一些思想很僵化，拿着发黄的、不知哪一年备课的讲义稿来照本宣科。记得我所在系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给我们上课，开口闭口拉长了调子讲“马～～～克思主义史学”，那高亢、尖锐的常州音调实在太刺激我的神经，第一节课一下课我就逃亡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好老师是很多的。

给我们上世界古代史古希腊、古罗马那一段课程的，是孙道天教授（当时是副教授）。他身材高大，高鼻深目，一表人才，一口东北腔的普通话，音调浑厚。他只是带几本外文原版书，往讲台上一放，就开讲，事件、人物、分析如滔滔江河灌将下来，一下子就把学生带到那遥远的国度和年代。尤其是他会脱离当时硬性的意识形态史学理论，提出很多自己的观点。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古希腊城邦国家形成时期海外殖民的重要因素的分析，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时划分选区的政治意义的分析，都是受用至今。

第一个学期来给我们上《历史文选》的是王春瑜教授（当时还是讲师）。他原来是复旦大学周予同先生的研究生，参加过这本教材的编写。后来不知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刚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允许上课，而且也只能上这门“技术性”的课程。他对这本教材（当时我们用的是个油印讲义）实在是太熟悉了，一上台，就用他那浓厚的苏北口音开讲“时甲子昧爽，王朝至牧野……”。100个学生坐在下面，他的音量不大，又习惯于不看着学生讲话，大家未免听得很吃力。

下课后，一些同学就对他提意见，意思是：我们这个年级古汉语程度是比较高的，请老师不必一字一句解释，可以另外讲些内容。王老师也不说，照样讲完。到了第二次上课，他带了本线装书来，请年级里的一位书法家同学，把一段古文抄在黑板上，要大家当场抄写，并断句、翻译为白话文。才两节课的时间，整整一篇《史记?庄周列传》。到了下一次，他把我们所有的作业都带来了，说：“这个是《史记.庄周列传》嘛，还不算难的嘛，不过你们还是没有一个人全部做对的嘛。”然后就逐句解说一遍，可是其中有一句他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翻译句子，很自然的自嘲道：“这个倒也是蛮难的嘛！”大家哄堂大笑。

以后他也确实就不再按照这本书来讲了，而是给我们讲如何使用文史工具书，如何查人名，如何查事件，如何查制度，如何查年代，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当时还根本没有这样的书可看，所以他的课我是一节也没有逃过。

王老师上课经常有妙语。有一次讲到编名人词典的往往喜欢把自己也编进去，“实际上方圆5里没有人知道他是哪个”。还有一次讲到某著名学者，死在文革里，他就顺口来一句评论：“这个文化大革命嘛，就是该死的把不该死的给整死了。”这是在1978年上半年，政治口号是“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搞一次”的时候，大家听了都不敢有反应，他倒是泰然自若。大概也是有警惕性高的同学汇报上去了，下一节课，我们的指导员就来旁听了。王老师还是照讲不误。不久就传出消息，说他要调北京工作了。

下一个学期确实王老师调走了，来给我们上《历史文选》的是一位姚先生，我听了一节课后就“开路”了，因为同时有一门我更感兴趣的课程。

那门课程是哲学系的“基督教”。上课的教授是刚从牢里放出来不久的徐怀启先生，据说是中国当时唯一在世的梵蒂冈神学博士。记得开始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冯契先有一个讲话：说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反面的东西也可以听一下云云。被当作反面教员的徐先生，坐在台上，面无表情。他个子很瘦小，穿一件旧中山装，架着一副黄黄的赛璐珞镜架、还用胶布粘一只脚的眼镜。经常从袖子里挖出块手帕来拧鼻涕，看上去实在是有点委琐。可是当他一讲到基督教的精义，眼睛就从镜片后放射出光芒，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当时还没有接触过《圣经》，徐先生的课实在是一场启蒙。他从一神教的发韧开始，从比较犹太教的“选民中心说”，来阐述基督教的“救赎中心说”，而且强调了保罗对于创立基督教哲学的重大贡献。我听得半懂不懂。可惜徐先生的课只讲了四、五次就结束。以后听说他招收研究生后才半年就病逝了，我们听的实际上是他唯一给本科生开的课程。

大学里给我启发最大的是王家范老师。他上的是中国古代史后半段，宋元明清。王老师当时好象还是讲师，他的脚不方便，但是脚步却很灵活，一上课就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妙语连珠。记得他开讲是元朝，一上来就脱手画一个蒙古高原的地势图，点出蒙古部落的分布，成吉思汗的统一。以后在讲元朝灭宋时，也是画地图来显示元军的大迂回战略，令人印象深刻。

王老师当时算是搞“农民战争史”的，这在当时“阶级斗争史观”意识形态统治下无可避免。但是他在讲课时，再三强调推动历史发展的是“合力”，是几个阶级、几大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是他自己的发挥了。

王老师上课很重视史料的分析，他往往不说某某事如何如何，而是说某某书是如何记载的，某某书又是如何记载的，由此推定某某事或许是如何如何的。我真正开始接触原始史料、阅读并分析原始史料，完全是受王老师课程的启发。

给我们上世界现代史的是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出名的李巨廉老师。不过我逃课很多，后来考试只得了个“中”－－那个学期我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学都是“中”，开了个“三中全会”。20多年过去，我们回校搞活动，李老师在讲话的时候还为当年打分太紧给我们道歉。

三年级有门选修课程《西方史学史》，我倒是一节不拉的听完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书好看。开课的郭圣铭先生讲话有点结巴，上课时他的中文表述很难有完整的流畅的句子，可是英文却是很流利。很多同学都没有坚持到底，我却是全部听完的－－而且只是旁听，没有参加考试拿个成绩。

多少年过去了，实际上老师们上课的内容大多忘记了，倒是老师上课时不经意之间的一句题外话、一个事例、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仍然记忆犹新，在打这段文字的时候仍然会在眼前浮现出来。人的记忆实在是太奇怪了。

5 衣食住行

77级大学生在生活上还是保持着太多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我们寝室7个人，衣架上总是7件工作服，床底下是7双翻毛高帮劳动皮鞋。上课时拿在手里做笔记的也是“工作手册”。工作服是我们上课的服装，也是打球时的运动服，直到每周末回家，才换其他的衣服。

师范学校是供应饭的，17元5毛的伙食补贴，开始时只发饭票，不发现金；而且是统一开伙，没有挑选。记得刚进学校时，天天的菜肴都是橡皮鱼，有个女同学吃这个皮肤过敏，脸上起了大片红疙瘩。后来才逐步改善，有几个菜可以挑选。再后来就改为发放现金了。

我们住在第一学生宿舍，三楼是女生，一、二楼住男生。这个宿舍楼已经是很老了，唯一的好处是离上课的文史楼才一步之遥，非常方便。开始的一两年里，很多教师带着家属住在这栋楼里，就住在我们的隔壁或者是对门。因此晚上也不强制断电熄灯。

我们寝室的朝向是正北，一年四季晒不到太阳，冬天窗上的冰花往往终日不化。我们在这样的房间里一住4年，没有改善过。不过我们寝室是个模范寝室，每天都打扫得很干净，所有的鞋子都放置在床底下班长命我钉的一长条木板上，衣服都必须洗干净，有公共的书架，有毛巾架，墙面上贴着大幅的地图。每晚10点半自觉熄灯，在这以后回到寝室的，不许发出任何声响，悄悄爬进蚊帐睡觉。早上起床，一般是我带头，因为作为体育委员，我要带大家晨跑。不过两年级以后就改为每天一个人做“奴隶”，起早为大家买来两大热水瓶的豆浆，以及14个大包子，还要去打满所有的热水瓶。

作息时间还是很有规律的：中午大家一般都午睡一小会，而我则是利用这个时候看书、做笔记。下午如果没有课的，到了4点就熬不住了，于是就要把各个寝室的人轰出去，到操场上去打球。打到5点多吃饭、擦身，开始晚自习。记得刚进学校时，有两个同学晚饭后去打了一会乒乓球，还被指导员批评一通。以后就没有这么紧张，大家比较随意了。

洗衣服全部都是自己的事，没有洗衣房的设施（三年级时才有了一个，是在教师宿舍区）。被褥也都是自己洗，然后互相帮助绞干，晾在宿舍下面的架子上，到下午干了以后，铺上棉絮，就在架子上缝起被子来。

当时工龄在5年以上的同学都是带薪的，而我们就只有伙食补贴。每年寝室里搞几次会餐，到了现在这个时节，就要吃大闸蟹。到曹家渡的农贸市场上买蟹，由一个同学拿到家里煮了带过来，大家打几斤黄酒，吃一个晚上，一般每人可以吃三个。当时大闸蟹才一两块钱一斤，穷学生还吃得起。还有是秋天可以吃毛蛤，很便宜，买上一大盆，略微洗一下，放在热水龙头下冲，壳稍有张开就行，拿到寝室里就着黄酒大吃一顿，每个人才花几毛钱。自从83（84？）年肝炎大爆发后，这样价廉物美的聚餐就再也不可能了。

6   爱情悲喜剧

报到的时候，我们寝室的一位老三届是从产科医院直接来的，妻子刚生了一个女儿。

在我们这样年龄结构的年级，入学教育居然强调“在校期间不得谈恋爱”。这当然是荒唐的。大多数同学在入学前不是结了婚，就是已经有了女朋友。

不过到了大学，社会位置变化了，感情也往往发生变化了，尤其是对于当年在农村的“小芳”们。一时间，出现了不少爱情悲情活报剧。有的来到丽娃桥头寻死觅活，有的堵住宿舍门口骂街，有的把当年的隐私照片信件在食堂里公布，更多的是到学校领导那里控告“陈世美”。在当时的环境里，这件事情完全不被认为是私人事情，有个同学就是在组织以党票为条件压力下，维持了与“小芳”的婚约－－不过现在两口子在美国据说是模范夫妻。

我们年级里女生很少，只占到1/5。而下一个年级78级100个人只有6个女生。其中漂亮伶俐点的当然都成为众多男生争夺的对象。而当时谈恋爱一般都是比较隐蔽的，比如我们这个学校靠着上海西面最大的公园，同学谈恋爱却都是舍近求远，要到上海最东边的浦东公园去约会。结果有两对同时在浦东公园撞见，赶紧互相告诫保密。

谈归谈，谈成的几乎是没有。因为同学们大多不是初恋，预计共同生活的现实考虑远远超过了情感的热度。尤其是中学毕业届数6字当头的同学，都已是要该成家的时候了，对于7字头的学妹的追求往往是理性的选择，过于直露的表白，失败的几率很大。

当年谈恋爱这种现实考虑是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我的这些同学们还是很有点激情的，我后来到了现在教书的这个大学里读研究生的时候，同寝室的一位同学，那恋爱谈的真叫一个绝：他和女朋友一起参加77年高考，因为分数较低被调剂到其他学校，情愿不去，又接下去联袂参加78年的高考，得以高中，进了同一个班级。他们两个考虑到日后分配之类的现实问题，居然伪装为刚刚认识的普通同学关系达4年之久，直到最后大家都拿了单位的报到单，才向全班同学表露他们的关系。要知道这只是个30多人的小班级，这样小的空间里能够如此隐蔽的搞地下恋爱，简直就是地下工作者的高手。初次得知他们的这项伟绩时，我随口说了句：“那你们一定是每周在浦东公园约会。”他们惊谔的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的同学还是很有点激情的。我们寝室里有一位中学毕业届数6字当头的同学，看上了同班一位7字头的学妹，于是就勇往直前的开始了追求。上课时总坐靠近那位学妹的座位，一大早起来和这位学妹一起读外语，有事没事就找她讨论问题。我们寝室的窗口可以看到女生的宿舍，有一晚他坐在桌前，抬头望着女生宿舍的窗口，不由口中喃喃道：“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这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一句台词。我们忍俊不住，大笑了一通。

一位老资格的老三届同学用利德尔.哈特《战略论》一书的名言开导他：“在战场上和情场上，间接进攻路线都是正确的。你要追求这位学妹，那就要注意争取她的周围的人们的支持，尤其是她的寝室同学，现在你只对她一人大献殷勤，对其他女生不理不睬，她即使对你有了好感，也经不起回到寝室后那些女生对你的中伤。”

这套大道理没有能够说服这位痴情的同学，猛烈的正面追求继续进行。不过结果是悲剧性的，那位女生果然没有对他发展什么关系，倒是对班级里另一位老三届同学很有点意思。两个学期后，我的那位执着的同学终于死了心，与这位女同学恢复了普通的同学关系。以后他们一起上硕士、一起读博士，却一直没有产生感情的火花，分别成家，一直保持着好同学的联系。

年级里的爱情悲喜剧发生实际后果的非常少，唯一成功的一对，就是我在“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一贴里写到的。非常遗憾的是，这一对最终还是分了手。

7   学习与研究
  
77级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实在是非常的惊人。记得刚进学校时，有个同学的豪言壮语是要在大学里学习6门外语（最后好象一门还不怎么好），有的同学则表示要背诵四书五经（这是真做到了的，至少是四书）。

入学后每门课程的教师都被我们的学习热情折服，一堂课结束后，和教师讨论问题的总是有一大批同学，弄得老师疲于应付。

有一个学期教我们世界近代史的尤天然老师布置大家写一个作业，结果收上去的几乎全都是5、6000字以上的正式论文，最长的有3万字。有的同学主要依靠英文原版材料研究英国的“掘土派”的，有的是写拿破仑军事改革的，有的是写法国革命文学的，如此等等，题目没有一个是重复的。记得我写的是比较18世纪英法两国不同的科技发展路线及原因。尤天然老师仔细看了一个寒假，直到第二个学期才给我们打成绩，并特意来讲评了一次。20多年后我们回校时，他还记得这件事，说我们当时可把他害苦了。

我这样逃课的同学不在少数，但是都是去看书自学的。我们这个年级的大多数同学都在那个不能读书的时候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很习惯做读书笔记、做资料卡片。

很多老三届同学在班级里实际上起到了导师的作用。我们班级的一位同学，每月至少看4部长篇小说，平时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很少上课。可是学习效率高得出奇，每门功课都是“优”，哪怕体育课也是“优”。平时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老三届同学往往都是最后的总结者。到了第二个学期末，允许我们这一届本科直接考研究生，100个人的班级一下子就考取了10个，大多数是老三届同学。

当时教师对于学生的关心和耐心是现在的教授们要汗颜的。记得第一个学期我接触到了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资料，对于秦国的国有奴隶现象非常感兴趣，写了一篇论文给任课的林增根老师。他仔细给我改了文章，耐心对我交代写论文的规矩，居然连着给我改了三稿！而我最终也不敢拿出去投稿。

两年级开始就有同学陆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我们这一届学生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很多老问题被发现了新的意义，而更多的新的课题被提了出来。

记得王春瑜老师写了篇《万岁考》，我们的一个同学认为他写得还不全，写了文章和他商榷。当时他已经调到北京了，还特意帮助发表了这篇文章。有一个同学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专门写了有关“人的利己性”对于社会历史的影响，可惜不能发表。有两个同学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历代的气候条件，写了论文，认为气候变为干旱的时期是游牧民族入侵、入主中原的高发期。我和另一个同学花了近两个学期的时间，仔细翻阅各类史书，试图统计中国历代官员与人民的比例，制成图表，来分析历史上的“官冗”现象。我们把历代官民的比例表发表在我们系的黑板报上，而黑板报的编辑又在另一角刊登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干部与群众的比例，结果被学校宣传部长批评是搞“影射史学”。有的同学研究华侨史，有的同学研究军事史，还有一批同学开始研究文革，十几个人花了很多时间搞了个文化大革命的大事年表（记得搞到1969年就毕业了）。由于受金观涛那篇“超稳定结构”文章的影响，有一阵子我还很迷控制论，写过一些以控制论分析中国古代制度的文章，认为实际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是个很难稳定的控制模式。

研究的成果要公开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毕竟是难的，我们就自己办了不少油印的杂志，自己写稿，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自己装订，供同学们交流。4年里好象出过不少这样的杂志，现在没有一个同学是收集完整的。

当然并非全部同学都是对学术感兴趣，也不是都对历史感兴趣。当时的专业就这么几个，很多同学是误入历史专业的。到现在20多年过去，真正还在历史专业的研究者才1/5都不到，而成为学术界有影响的权威学者的，才几个人。更多的同学转了行。

8   疯狂阅读的4年
  
1978年进了大学，好歹也有了个专业，当然需要专业阅读。那是一个读书很疯狂的年代，现在回想，自己真的阅读得不少。

作为历史专业学生，自己的外文很差，也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很早就自动选择了中国史的方向。当时我的一个想法是：历史应该是立体的，应该从各方面去把握和理解。因此就试图除了课程学习外，课外的阅读上尽量从几个角度的专业史来入手。

课程教的主要是政治史，唯物史观号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想来这个经济史是应该了解一下的。当时正在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那么科技史也应该是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应该作为阅读的一个侧重点。另外，出于原来工作单位的性质，对于建筑史的兴趣也是一直保持着的。军事是政治的延续，集中了最重要的技术手段和组织能力、最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军事史也是应该熟悉一下的。至少在和平时期，政治活动是在制度的框架里的，这个制度史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听了杨廷福先生的讲座，又特别对制度史中的法制史发生兴趣，这是在一般的历史书中很少提及的领域。制度是人建的，人是有思想的，思想史想来也是很重要的。

在大学的几年里，倒真的还是按照这几条进行了阅读。

经济史方面，先找到的都是旧书，比如李剑农的三本断代经济史稿，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加藤繁的三本《中国经济史考证》，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穿插着还看了当时新出的、很流行的傅筑夫的中国经济史大部头著作，胡如雷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等。总的印象是，老人老书的研究功底远远超过了新人新书。至少先把事情本身搞得比较清楚，而新人新书却大多都是在概念上打圈圈。

科技史方面，进大学前已经翻阅过李约瑟的名著。那是分册出版的，断断续续的阅读。从总论开始，数学、天文、地学一册册看下去。后来又找到了过去出版的旧书，比如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李俨的《中国算学史》等等。建筑史方面，大二的时候借到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居然还是个油印本，是高教部教材处作为高校交流讲义交流到我所在的学校的。刘敦桢的《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日本人伊东忠义的《支那建筑史》，以及《营造法式》、《园冶》之类的古籍，都是在大学时看的。

军事史方面，当时没有什么新编的书籍。开始看的也是旧书，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是一本入门的书，蓝永蔚的《春秋时期的步兵》当时刚出版，印象很深。还有美国人鲍威尔的《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也是当时刚出版的。总的来说当时的书太少，只好看《孙子兵法》。《湘军志》、王尔敏《淮军志》、罗尔纲《绿营兵志》、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王曾瑜的宋朝军制等名著都是到了研究生时代才读到的。

制度史方面，开始接触的也是旧书，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算是启蒙的书了。《中国官僚政治》，看完后印象寥寥。大学三、四年级开始准备向法制史方向发展，看了不少书。最重要的是日本人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这本薄薄的日文书，到现在还没有中文本，在当时是我的启蒙书。后来才借到了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4年级可以到教室阅览室看书，阅览台湾版书籍，看到了徐道邻的《中国法制史论略》，雷禄庆的《中国法制史》，张金鑑的《中国法制史概要》等等，比较为了考研而看的大陆学者张晋藩的《中国法制史》，就知道什么叫做学术高下。

思想史方面，在进大学之前，已经阅读了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大学二年级，选修了朱贻庭老师的中国思想史，很认真的听了一个学期，还试图读完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不过读完两本后，觉得前读后忘记，就放弃了。还看过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个旧版本。

作为课程布置的参考书，当然也是很努力的去看的。比如第一学期丁季华老师介绍了大汶口文化考古资料、睡虎地秦墓竹简，都曾很起劲的去阅读，做了大量的笔记。尤其是第二学期王家范老师的课程，让我知道了如何去阅读古籍。从赵翼的《廿二史剳记》开始，开始有选择阅读一些史学方面的古人笔记、专著。刘知几的《史通》，顾炎武的《日知录》，章学诚《文史通义》等等。史学史课程基本是逃课殆尽，可是老师开列的参考书还是看了的，尤其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有了很多体会的。

作为“立体”阅读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自己对于没有打算作为专业方向的世界史书籍，还是看了不少的。很相信老毛的一句话“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要了解和理解中国历史，没有一个参照系是不可能的。因此以上这几条阅读的同时，也在进行相应的外国有关专门史的阅读。比如汤普逊的《中世纪社会经济史》，比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利德尔.哈特《战略论》，陈志华《外国建筑史》，罗小未《外国建筑史图说》。西方的史学名著也曾经读过一些，至少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息底德斯《伯罗奔尼撒战史》，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都是看过的。

我当时做读书笔记是三套：

有关学术专业史方面的，是记在那种正方形的“黑面抄”笔记本；今天查了一下，大学4年里，一共做了8本。

非专业阅读的是记在各种硬面或塑料封皮的32开笔记本，这是从工作时期沿袭下来的习惯。4年里用了3本。

史料性质的比如正史、古代笔记等等，是记在卡片上，分类保存在梦游兄提到的那个皮鞋盒里，确实在4年里积了一盒。

上课的笔记是记在那种小的、可以放在工作服口袋里的工作手册。4年里大约有十几本吧。后来改用活页本了。

习惯上白天上下午的时间都是看专业类的书。每天中午吃饭－－我总是习惯把饭打回来吃的－－时候，往往弄本古人的笔记之类的书看看，觉得蛮好玩要做卡片的，就在饭后同寝室同学都睡午觉的时候，乘着静悄悄的时候写字，顺便也抵挡睡意。晚上一般是做非专业阅读笔记的时候。

这样阅读最明显的好处，是在和同学们讨论问题时，总可以找到一个别人不熟悉的角度来切入。现在想起来还潜移默化的使自己在以后的求学以及就业人生中不会陷入“偏执状态”，知道事物永远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法来诠释。

这疯狂阅读的4年，确实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

9   在80年代的阅读经历

平平网友出了个谈谈1978年后阅读经历的题目，一下子想不起来阅读的历程，只好翻出当年的读书笔记看了一下。

1978年前的业余阅读是完全随机的，偶尔落到手里的一本书，都限定时间，囫囵吞枣的翻阅一遍，印象寥寥。后来进了大学后就开始有了专业阅读和业余阅读的区分，笔记也分开来做了。这里只能谈一些业余阅读的情况了。

1978年2月进了大学，同寝室有几个有点阅读经历的同学。晚上关灯后开始聊世界名著，我好多没有看过。缩在帐子里不敢吱声。后来就逃了课，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大看了一通西方名著。读小说是不做笔记的，已经记不起来当时读了哪些小说，可以肯定的说，这样的补课，印象并不深刻。

非常惭愧的是，印象深一点的西方文学作品，倒都是一些通俗小说，比如阿瑟?黑利的企业系列小说《汽车城》、《航空港》、《金融浊流》、《超载》等等，福赛斯的系列惊险小说《豺狼的末日》、《敖德萨档案》、《战争的猛犬》、《第四种抉择》等等，赫尔曼?沃克的系列历史小说《凯恩号哗变》、《怒海千里》、《孤岛恩仇》，以及《战争风云》系列。苏联作家有关二战的小说，《围困》、《解放》等等也看得很起劲的。

阅读印象深刻的，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一些“内部书”，而读的不少的是揭露、批判苏联的书。比如《克格勃》，《赫鲁晓夫回忆录》，《俄国人的空间讹诈》，《俄国人来了》，《勃列日涅夫》，《铁托传》，《关于斯大林问题》，《莫斯科的岁月》，《让历史来审判》，《权力学》，《李森科沉浮记》，《古拉格群岛》，如此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容易受宣传影响的中学阶段，是处在仇苏恨俄的战争歇斯底里的气氛中的缘故吧。经常要进行防空紧急集合、开挖防空洞、军事训练，报纸电台天天都在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甚至英文课上也有苏联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怪怪的词汇。这样读下来，真正的作用倒是让读者看到了这个社会制度在设计上以及在实践中的种种荒唐。

我一贯不喜欢理论书籍。在单位的时候，参加过几次马列6本书的学习班，实在是看得很累，总是很习惯的把注意力集中到成书的背景、人物、派别之类的事件上去，至于那些据说了不起的学说，总是记不住要旨。到了大学，乐得不看。

主要是受金观涛文章的影响，大学里倒是很认真的大啃了一阵子控制论的书。维纳的几本书的中文本都看过一遍，《控制论》、《人有人的用处》、《上帝与高兰合股公司》有笔记为证，还是读得相当的认真。凡是图书馆有的控制论的书，几乎都借出来看过。

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主要是受寝室同学的影响。大概是性格的问题，伤痕文学并没有给我什么很大的印象。后来出现的一些分析社会问题的小说，以及80年前后，非常流行的电影文学，印象更深一点。《女贼》、《飞天》、《苦恋》等等电影剧本很有点冲击的感觉。大学毕业后，当代的小说几乎就不看了。比如王朔的书一本都没有看过，后来看了改变的影视剧才倒过来找小说浏览一下。至于后来极其风行的武侠小说，大概因为过了年纪了，一点阅读的兴致也没有。

还有一个作为业余阅读，比较喜欢的书目是名人的回忆录或传记，中西政治军事科技经济文化名人回忆录都喜欢看。随便记几句笔记，倒也乐此不疲。做不了伟大人物，看看别人的如何伟大，感叹一下“大丈夫当如是耶”，自己倒是一点没有做这样大丈夫的志向。

按照家训，俺读大学从来不买书。

书都是人写的，当时俺就有点狂妄的认为，对于那些在共和国时代完成学业的人，大概他们能写的、俺也就能写。事实上，他们写的那些东西，比起100年前的严复、梁启超他们还是要差得多。只是因为忌讳太多，所以他们只不过是在打弯弯绕，玩弄词汇与说法来迂回忌讳而已。道理还是那些道理，事情还是那些事情，只是不好说。所以我连借都不会去借这样的书来看。

俺实际上在这一点上蛮“感激”文革的，因为所有的权威都被打倒了，所以从小看书阅读就都是和作者平起平坐的感觉，从来不觉得作者有什么了不起，甚至还经常要鸡蛋挑骨头的想办法批判。老实说，在913事件后，就是看老毛的书，也只是平视之。

10 风潮与风波
  
77级进入大学以后，层层布置、人人过关式的“运动”基本不再有了。但是在社会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学校里的“小运动”还是不断。既有学生自动发起的“风潮”，也有上级意图整肃学生而导致的“风波”。

为了看场电影的罢课

刚进学校不久，我所在的系就闹了一次罢课。起因非常的微不足道：因为学校布置理科院系的学生观看“内部参考片”《阿波罗登月》，而文科不安排。

大概从1972年开始，中央内部布置了记录片以及科教片厂，组织编辑了一批各行各业的内部参考片，以科技为主，每个行业拍一部，影片来源是驻各国的使馆弄来的外国电视片、记录片、科教片，由中国人给它整一整，编成一部。组织各单位的“革命干部与群众”观看。记得在单位的时候看过有关建筑业的、邮政自动化的、卫星通讯的片子，以及这部《阿波罗登月》。

我们不少同学没有看过这些片子，听说这件事后就酝酿要罢课抗议。记得某日上午的课程上，突然有人建议罢课，到校长党委办公室去抗议，于是大家伙也就一窝蜂的涌出了教室，来到领导们办公的小楼，在走廊里如同没头苍蝇般的乱窜一通，终于得到了校方的让步，安排文科学生也观看这部片子。大家也就充满了胜利感的回去上课了。

观看的时候我就发觉这部片子的拷贝已经是非常旧了，颜色暗淡，画面模糊，看来使用过度。后来学校当局彻底想通了，各系安排看科教片时，不再严格区分专业，大礼堂里每晚放映，谁要看就进去看，门口没有控制收票的。结果反而是不大有人观看。记得有一次晚自习前去伙房打开水，见礼堂里正在放映片子，坐进去看了一晚上，那是有关核武器的科教片。

实际上文科看的很多片子倒是理科不能看的。比如作为资料片，当时集中看了《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军阀》等所谓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资料片。还连续放映了《解放》等片子，作为批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料片。本系有时还有放映外文原版片作为教学参考片的。比如记得看过一部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的传记长片，还有是英国人拍的历史仿真片－－大约是他们中学历史课的参考片，中世纪的农村生活，城堡的生活等等。后来换了学校读研究生时，仍然时常有这样的机会。记得写《战争风云》的赫尔曼?沃克带了那部电视剧长片来学校宣传过，他当时并不知道这部小说已经全部翻译为中文，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有关“洋跃进”的风波

刚进学校没多少时候，就是五届人大召开，全校新生拉到上海的人民广场上听闭幕式的拉线广播，到广播里宣布“欢呼雀跃3分钟”后，再去南京路游行了一通。

在这届人大上，英明领袖提出了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久铺天盖地的宣传学习材料发下来，在政治学习的时候要求大家领会掌握。

我们的一个同学在班级黑板报上发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好象标题是“口号与目标 诺言与现实”，说建国以来让人民激动的口号太多了，比如1958年的“赶英超美”云云，但往往都是实现不了，挫伤人民的热情和积极性。现在中国的人均GTP是100多美圆，按照现在的规划，年增长10%，到本世纪末也不过是人均1、2000美圆，只不过相当于现在的墨西哥、巴西之类国家的水平，哪里算是什么现代化国家？

黑板报是上午更新的，当天中午学校里那位嗅觉很敏锐的宣传部长就亲自来看了这篇文章。本周布置全年级大讨论，要求大家树立信心。结果是没有人发言，被逼发言的，就说支持那篇文章。那个部长弄了个好大没趣。

部长要求那个同学把文章拿出来，刊登到校刊的一个角落里，那一版的大部分版面则是另一个兄弟学校的同学写的歌颂文章。显然是把那个同学的文章当做反面教材。宣传部长还加了编者按，要求进一步开展讨论。

好在不久以后，风声就不对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以后，宣传部长就哑火了。那个同学理直气壮的去领了校刊的稿费。

“人体艺术”讲座的风波

我们有一位同学是西洋艺术史爱好者，后来曾经考取南大西洋艺术史的研究生，因为家庭原因重新回到本年级来读本科。

有一次他发起搞一个西方人体艺术史的讲座，自己辛辛苦苦收集了几百张图片，制作成幻灯片。同学们替他出了海报。到了讲座的那天，原来定的大阶梯教室根本就坐不下，只好临时转移到大礼堂，放下银幕，他一边讲，一边放映幻灯，足足讲了3个多小时，在校园里轰动一时。

自然这又引起了指导员和校领导的注意。于是又开始找谈话，从未经组织批准，到传播低级趣味，一大堆帽子扣下来，要这个同学做检讨，并且要肃清影响。大会小会里都要批评这件事。不过这种政治压力和6、7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那个同学就是顶住不检讨，也没有人跳出来揭发批判，再加上不久人体艺术被正式允许，校方才无计可施。最后的批评是因为某个教学楼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一幅淫秽的涂鸦，那就是这个讲座“社会影响不好”的证据了。

“人才学”讲座风波

大概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有个叫雷祯孝的贵州老大学生自己创立了一门“人才学”的学科，红极一时，到很多地方办讲座。有一天晚上到我们学校来讲座，大礼堂座无虚席，他一口气讲了4个多小时，演讲效果极佳。

我们很多同学都没有去听。听到回来的同学赞不绝口，不禁有点后悔，于是有的就通过团委（邀请单位）搞来了录音，在课余时间听一听。

有位老三届同学听着听着突发奇想：把这个演讲翻印出来给大家看不是更好？于是他就找了我们几个7字头的同学，放弃周日回家时间，集中全年级的盒式录音机，每人分一盘磁带，把这个报告整理为文字。又向已经离开上海的雷祯孝联系，请求允许我们整理他的讲座。

要委托学校打印社打印，就要钱。于是我们就先在校内做海报，预收油印的工本费，将来凭收据拿讲稿。这件事情没有料到非常红火，收到了太多的预定单。很多同学一定就是几十册，拿出去分给家人、朋友。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是，原来手摇油印机一张打印蜡纸最多印个5、600张，这次居然印了上千张，大大节约了成本。最后总共大约印了7000份，装订成册，流向社会。我们也获得了意料之外的一些结余的费用，得以转用在我们自己办的学生学术刊物上。

对于这个“人才学”，当局的态度好象不统一，有人认为不错，加以支持，否则也就不会有雷祯孝周游各高校演讲的事情发生。不过还有一些人明显是反对的，不久上海的一张大报就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批评这个报告里“自我设计、自我成才”是鼓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校方当然也要闻风而动，可是邀请人是团委，是学校自己批准的，这就没有办法弄。于是就追查我们这些这次演讲的整理者。不过实际上我们这次整理也是得到团委的允许的，校方只好从我们“擅自扩大散发范围”、以及收取费用中“有经济问题”这两大题目着手来搞。要不是老三届同学们想得周到，在整个过程中留下了完整的单据，所有的经手人都有签名为证，大概就会背上个黑锅了。

马哲罢考的风波

我们年级有一位开顶风船角色的同学，他是老三届的，在农村插队时，就曾撰文批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而惹祸上身，好在他所在的公社、大队领导保护，只是落得个不得上调、不得入党、不得提干的内部控制结论。

两年级时，开始上马哲课程，教材是60年代后所有高校都使用的艾思奇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位同学一开课就向任课的周文彬老师提出：他根本就反对这本书的观点，所以不打算来上课。周老师也不置可否。到了考试的时候，他又提出不参加考试，周老师劝他：总要到场，有个交代。于是他带了在插队时对于艾思奇这本书所做的一大摞批判为主的读书笔记，来到考场，等到规定的15分钟一到，在我们一片惊异的目光中，起身离去。

这件事当然又引起校方的高度关注，据说下达指示：课程成绩要做零分处理，一定要这位同学补考。然后作为典型事例予以通报。

令校方想不到的是，周文彬老师真的仔细阅读了那位同学的笔记，给了他一个“优”。

去年这位同学的这些读书笔记冠之以一个《新概念哲学》的书名正式出版了，可惜现在的读者很难想象当时批判艾思奇这套庸俗哲学所需要的勇气及代价。

直选人大代表的风波

77级经历的最大的一场风波是81年直选人大代表。

81年起基层人大代表开始直选，允许自行提出候选人，30人以上可以推选候选人。大学一般分为教师和学生两个选区，这样一来，学生里就有可能自己选出一个区县的人大代表。

这个改革在当时很被看重，学生们很真诚的相信这是民主改革的开端，很认真的参与这场政治活动。很多同学愿意推出那位开顶风船角色的同学，不过考虑到被校方接受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年级里很快达成共识，推出那位高考第一名的老三届同学为候选人。

同时，在河西的另一个文科大系也推出了他们的候选人，并且席卷了河西的不少理科专业－－理科学生对此的积极性远逊于文科，并不积极去推出自己专业的同学。而且据说校方支持这位候选人。

终于决定由两位候选人来一次公开辩论，在大礼堂进行。我们系主要由老三届同学组成的选举班子制订了严密的辩论和宣传的计划，辩论获得了意料之中的胜利。我们的那位候选人顺利当选。

不过实际上第二年我们就离校了，人大代表的那位同学做了一届以后就结束了政治生涯，到美国去进一步发展了。

11  变幻的大王旗下

套一句现在的俗话，风波与风潮都是社会大环境的产物。

我们所在的这个学校，在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极左思潮的坚强壁垒。书记是一个真正的（？）左派，后来是上海第一个被上峰抛出来给群众批斗的局级干部，也是首批跳楼身亡的死难者。当我们进校时，老的党工干部会指着连接校园与家属院的一条道路，告诉我们，这条路两侧的花圃，都是老书记亲手栽的。当年老书记每天一大早就扫这条路，扫完就整理这些花圃。当我们对食堂提意见，党工干部也会拿老书记时代的故事教育我们：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本校有一位党员饿得受不了，到自由市场“黑市”上买了油条吃，就被老书记在全校党员大会上批评，当场站起来做检查。

老书记的门徒们在我们进校后仍然在管理着这个学校。勤奋的指导员们孜孜不倦地收集着同学们的言论，分析着各种动向，总是试图找出动向后面的可以落实到人的起因。进校不久，年久失修的教学楼要粉刷，动员了所有的学生来当泥水匠。后来我们毕业前后，丽娃河开始明显发臭，对付之道居然也是发动全校学生来挖河泥，于是几个星期里，河道两侧飘扬的彩旗（为了这次伟大的共产主义义务劳动而点缀的）下一堆堆黑泥一直在散发恶臭。

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于老书记叱咤风云的时候了。

胡福明那篇“真理标准”的文章，我们在《光明日报》（那时我们寝室里自费订了参考、光明、文汇、人民4种报纸）上看到时，并没有特别注意。后来听说军报转载了，就觉得大有来头。不久，后来冠名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政治大变动开始了，一直不可怀疑的事情终于是可以怀疑了，错误果然是任何人、即使是伟人也会犯的了。“继续革命”的大革命终于被否定了，是“内乱”了。去广阔天地的青年们开始雪崩般的回到城市。街头大字报越来越多是关于政治问题的思考，而不再是简单的“打倒”。

记忆里77级大学生并没有作为一个团体去参与这场逐渐有变为真正群众运动可能的社会风潮，不过个人去参与的应该是不少的。一时没有了方向的校方开始并没有很多的干涉，在尘埃落定后，城头的旗帜鲜明了，才一如既往的发挥组织力量，来反击“某某化”，来贯彻一贯始终的原则。

无论如何，学术领域里的禁忌开始大大的褪色了。记得有一个同学在我们自己办的刊物上写过一篇《新民主主义万岁》的文章，开始从另一种可能性来设想共和国的历史。控制论、系统论、文化人类学等等理论学说都是可以一说的。突如其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吸引了我们的阅读注意力。有一阵子，寝室同学会算准时间一个个轮班到阅览室去看大型文学杂志。

风气在转变当中。记得进校不久，老校长刘佛年刚访问法国回来，给我们做了次报告。他没有什么书面的稿子，完全是随便发挥。当老先生讲到，塞纳河边的咖啡馆还和过去他留学时一样，他眯缝起眼睛的那种神往的样子，和一本正经的大会报告实在是巨大的反差。一个冬天的早晨，来上课的尤天然老师用他那好听的嗓音，带点激动的音调告诉我们：中美已经正式建交。全班同学一致鼓掌不止。有一年在纪念“一二九”的大会上，新来的一位书记，当年的浙江“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亲自给我们做报告。他也是完全撇开稿子，谈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我们惊讶的听到，他当时根本不是党员，绝大多数的学生领袖、运动的发起人都是自发的，没有接到过我们教科书上所说的无所不在的领导者的任何指示，而且那时的执政者还亲自出来接见他们。在学潮结束后，还派人来关照他们，资助留学或为国家效力。这是我听书记报告最认真的一次，也是最有收获的一次。

一切似乎都在改变，而实际上并没有一切都改变。到了毕业的时候，我们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我们很多同学后来在考研、调换单位等等人生的关头，我们才发现在我们的档案里有一些让接收单位大皱眉头的内容，比如我的就是“非某某某主义的观点较多”，这就是在为自己“小孩子嘴上无遮拦”付出代价了。

12  三十年后再次聚首丽娃河畔

感谢上苍，一切顺利之极：民航班车提前发车，到机场顺利取票过安检，7点半准时登机，8点准时起飞，准时降落到虹桥机场。就连出机场时出租车也非常的顺，只排了几分钟的队就上了车。10点3刻的时候已经跨过丽娃河上的桥，到了办公楼前。

100个同学来了70多个，从美国、日本，以及新疆、浙江等地赶来。30年前我们是在2月间到学校报到的，这次的聚会为了凑大家的假期，延后了4个月。

来到会场门口，几个同学都笑我比当了领导的同学来得还要晚，只好以身上的行李背包为证，说明是出差赶回来的。

老师讲话，当了领导的同学讲话后，时间已经不早了。最后一位还在搞历史的同学以颠覆当年历史正统理论的发言为结尾。

出来拍照，试图按照当年毕业照的位置，太阳太毒，对位置时间太长，只好随意了。

午饭是自助餐，同学们在各个桌子之间转来转去的敬酒、谈笑。大多数同学已经过了六十或“奔六”，退休的也不少了。正如当了领导的同学在讲话里说的，要抓紧多见面，还要抓紧和下代的沟通。这话真的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下午到了郊区的新校区，看了一下气派的办公楼，我们毕业的这个系，每个教师终于都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了。只可惜办公楼的质量不佳，漏雨的、裂缝的房间不少。

最后一个项目是去参观一个同学办的养狗场。这位同学经营过不少行业，后来最成功的是语言培训，以及驯养宠物。上午在介绍时，我插了一句嘴：他的功夫全在于把人训成狗、把狗训成人。引得哄堂大笑。到了实地一看，真的还是很有规模。说起来有点奇怪的是，班级里成了老板的两位，倒都是当年班级里的党员同学。

晚上全体到附近一个饭店聚餐，消耗掉不少的酒精。觥筹交错之余，感伤的话都尽在不言之中。

一个特殊时代的大学生群体，空前绝后。

当年没有什么专业可以挑选的，进入到历史系的同学们，很多人的志向并非仅限于此。现在还在教历史的，国内高校的15个人，中学12个人，国外高校6个人，其余的都转了行。而真正可以称为专家权威的，好像都在国外。  


附录1   怀念郭圣铭先生
  
昨天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读了王兄的这篇文章，很是感慨，今天特意转过来，也是一个纪念。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逃课很厉害，到了两年级下半学期，几乎很少去上课。可是惟独郭先生开的西方史学史，我是一堂课不拉的全部听了一遍的。

不知何故，郭先生中年以后口吃得很厉害，上课的时候一句话断成好几截，听起来很累，很多同学选了这门课，大多逃亡，坚持下来的大约只有我和王兄等十来个“死党”了。

我们坚持要听这门课实在是因为当时根本就找不到一本有关这个学科的书可以看，而郭先生上课总是追根寻源，耐心的给大家介绍基本的西方史学名著、名家。和大学里的大多数课程一样，具体的内容现在已经是不甚了了，可是郭先生那认真的神态、讲话结巴时涨红的脸一直留在自己的心间。

看了王兄的文章才知道郭先生曾经是那样的活跃，可是我印象里的郭先生就只有认真严肃了。

我们这批学生现在基本上也都是过了半百了，是当年郭先生给我们授课的年纪。在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我想还是尽可能的继续保持年轻、活跃的心态比较好。

附录2   狷介耿直 淡于名利 －－怀念郭圣铭先生

作者：王晴佳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郭先生的狷介和耿直，使他淡于名利。他当时决意回国效力，如果就经济而言，损失颇大，因为当年如果他不回国，便有机会到联合国从事翻译工作，退休以后，待遇将会十分优渥。而他和师母以后到美国安度晚年，则只能屈身在一房一厅的老人公寓里，与他当年没有回国的朋友的豪华住处相比，几有天壤之别，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当时的决定，仍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繁荣发展……

近年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的研究，慢慢多了起来。有些人也已经将自容闳以来到西方留学的几代中国人，加以比较研究，指出他们遭遇之不同。对于新一代的留学生，更有诸如“海归”、“海燕”和“海带”等术语，用来形容他们的种种举措和行为。的确，就留学人数和留学地区而言，自然以1980年代以来为最多。但如果以人生经历的复杂多变而言，则当数上世纪中期的一批留学生为最。本文的主角郭圣铭先生(原名郭节述，1915－2006)，便是其中的一位。的确，这批留学生，属于“五四”的学生辈，不但在文化上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也曾身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烽火，在政治上面临过国难家亡和以后“文革”的种种考验。由此意义上看，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代。可惜的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已作古。因此笔者写作本文，不但是为了表达我对郭圣铭师的深切悼念，也是为了呈现自己对这一代学术前辈的崇敬之意。

记得第一次与郭圣铭先生正式交谈，还是在二十多年以前，我即将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时候。作为“文革”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自己也为当时尊重知识、渴求知识的风气所感染，因此打算在毕业之后，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那时中国开放不久，正处在又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因此青年人对西方学术和文化，兴趣颇浓。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世界史研究，颇有声望。除了郭圣铭先生以外，尚有王养冲、林举岱等前辈学者，还有中年辈的李巨廉、王斯德先生等，在一些专门史的领域，建树亦多。我在本科求学期间，便聆听过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课程，有幸考上郭先生的研究生以后，又在他的指导下，逐字拜读了他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一书。该书是中国学者所写的有关西方史学发展的开山之作，于是郭先生开始招收这一领域的研究生，而我与几位同学，也侥幸成为他的“开门弟子”。

说道“侥幸”，是因为当时我对郭先生的生平，并不了解，而且在成为他的弟子之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夸耀自己的身世和学历。我只知道郭先生自中央大学毕业以后，曾在美国留学，1950年代初回国任教。而在平时的交往中，郭先生也从来没有故意显示他的“洋气”。他常常身着中山装，脚穿黑帮白底布鞋。我们去他家上课，喝的也是浓浓的中国茶，常常杯子里的茶叶比水还多。其实，郭先生也不有意给我们这些弟子什么特别待遇，而是他鼓励我们去上我们喜欢的课程，扩大我们的知识面。由于多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关系，当时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教师中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有时甚至可用“剑拔弩张”来形容。郭先生为人谦和、谨慎，但也有自己明确的立场，但他从来不会因此而影响我们的选课。他的教育宗旨是遵循韩愈《师说》的名言，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而他一再嘱咐的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些说法，他常常挂在嘴边，但却让人很难想像这些话出于一位喝过“洋墨水”的教授之口。那时我刚刚步入史学之门，听到这些教诲，还无法真正理解郭先生的苦心，因为很难想像自己能青出于蓝，但对郭先生的鼓励，则又铭感在心。

的确，我们这些在“文革”的风雨中长大的一代人，要想在学业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谈何容易！多年以后方才知道，郭先生出身书香之家，其祖父曾是清末的进士，父亲亦为私塾先生多年。因此郭先生早年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以后他考入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中央大学，师从朱希祖、沈刚伯等先生，前者为中国现代史学名家，后者以后亦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此郭先生可谓史学科班出身，学养深厚，远非吾辈所能及。1945年郭先生又考上教育部庚款留学英国的名额，成为那年史学门的“状元”，或“双状元”，因为那时留英和留美的名额，史学门仅取一名。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吴于廑(本名吴保安)，便是在1940年考取而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吴以后回国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亦是郭先生的老友。顺便一提的是，当今史学名家何炳棣，则是在1943年考取的史学门留学美国的名额，而一代学问宗师钱锺书，则于1935年考取的文学门庚款留学英国的名额。

但考取留英的名额以后，郭先生又将它放弃了，因为那时他已结婚，而师母又正怀有身孕，而作为留学生去英国，并没有夫人“培读”的经费。因此他又以优异成绩，考上外交官，携师母来到美国的新奥尔良，一边在领事馆工作，一边在杜伦大学(Tulane　University)研究所攻读。他考取庚款留英又将之放弃的作法，让许多人记忆犹新。譬如曾留学美国，以后长年执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孙秉莹教授，事隔多年以后，仍然能记得郭先生当年的“荣耀”及其出人意料的结果。

其实，郭先生一生中，还有不少出乎意料的举动。而这些举动，又常常能折射出当时中国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大凡认识郭先生的人，或许都会注意到他的口讷，因此很难想像他年轻时候的口若悬河，更难想像他曾是一个激进的左翼学生。譬如1936年他在中央大学，曾发表纪念鲁迅的演说，被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署名郭有光)。他还翻译了美国共产党员约翰.里德(John Reed)描述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实作品－－《震撼世界的十天》，其文笔之流畅，译文之精准，让人无法相信郭先生那时大学尚未毕业。到了美国以后，虽然他为外交部工作，但却仍然保持了左翼的立场，因此他在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常以“身在曹营心在汉”来形容。事实也的确是如此。记得他有一次对我说，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去美国治疗高血压，路经新奥尔良，曾与郭先生交谈，并希望延揽他到史语所工作。傅斯年在一年以后，随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而郭先生则积极与中共地下党接头，准备回国，报效祖国。经过多方奔走，他在1950年实现了这一愿望，携师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搭船回国了。他们是1949年之后回国留学生的第二批，也是最后一批。以后《人民画报》刊载了这批留学生的照片，郭先生一家坐在了第一排，神采奕奕，意气风发。

郭先生由于在学生时代便从事左翼学生运动，因此与不少地下党员都有来往和接触。他们一家的回国，便得到了李春晖(曾主持当时留学生事务)的协助。其他与郭先生熟识的中共领导，还有许立群、周克等。他回国的时候，带有地下党的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廖承志，并由其安排到那时还由周恩来主持的外交部工作。但郭先生到了华北革大受训之后，决定从事教育工作，因此这两封介绍信便沉入箱底，连师母都不知道，直到“文革”中抄家才得见天日。有关自己早年的“革命”经历，他从来没有与我们学生谈起过，更不要说夸耀了。以后政府曾与他谈过，认为凭他学生时代的左翼活动，他可以在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但对于这个让许多人垂涎的名誉，郭先生则轻易地将它放弃了。

郭先生的狷介和耿直，使他淡于名利。他当时决意回国效力，如果就经济而言，损失颇大，因为当年如果他不回国，便有机会到联合国从事翻译工作，退休以后，待遇将会十分优渥。而他和师母以后到美国安度晚年，则只能屈身在一房一厅的老人公寓里，与他当年没有回国的朋友的豪华住处相比，几有天壤之别，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当时的决定，仍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繁荣发展，并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命运，作出了认真的思考反省，并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仍然笔耕不辍，让吾辈钦佩不已。但他对于自己的过去，却无意夸耀。纽约圣约翰大学的李又宁教授研究郭先生这一代的留学生，希望他能写一回忆录。虽经我多次催促，郭先生仍然不愿动笔，而总是谦虚地说，自己一生平凡，不值得留下记录。

其实郭先生的学问，跨越了世界史的许多领域，为国内世界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他在回国以后，出版了多种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以外，尚有《世界古代史简编》《世界中世纪史讲稿》《世界近代史讲稿》《文艺复兴》《世界文明史纲要》等。他的译著，除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外，还有《俄国历史地图解说》和《美国独立宣言》等。得益于他中英文的造诣，他的翻译之优美，有口皆碑，信、达、雅皆备。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虽然尊敬鲁迅的人格，但他对鲁迅提倡的“直译”，却不苟同，而是信奉著名翻译家傅雷的信条，那就是“如果巴尔扎克是中国人，他就会用这样的语言”。换言之，翻译必须找出最佳的中文对应词和对应句式，表达外文的内在含义。郭先生曾对我举例说，尼赫鲁著有一部印度史的著作，其书名被译成《印度的发现》，流传甚广，因为尼赫鲁一书的英文原名是The Discovery of　India。但“印度的发现”，则不像是中文。如果以中文的动宾句式，那么应该是“发现印度”。但郭先生认为更好的译法，则该是《印度的真相》，因为尼赫鲁就是想用自己的著作，来反驳、纠正西方人对印度历史的不实描写。对于郭先生的这番见解，我的印象特别深。近年由于常常会接触翻译的问题，更感到郭先生说法的合理，并在许多场合加以宣传。我的看法是，翻译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将原来陌生的东西，加以“熟悉化”，以帮助国人加以理解，因此必须在掌握原文的意思之后，用国人最能理解的方式表达。中国的电影界在译制外国电影的时候，便有不少成功的地方，颇可借鉴。但可惜直至目前，学术界的翻译，大都过分拘泥于原文，甚至还照搬原文的标点符号，因此读起来佶屈聱牙，半通不通。这不但是一种偷懒，而且还显示其实译者对于外文的意思，没有达到深入透彻的理解，而其中文的表达，也欠缺功夫。

郭先生的学问之道，的确有过人一头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他最让人怀念的地方，还是他的为人之道。这是因为，在他的同代人中，像他那样学兼中西的学者，自然还有人在。但像他那样堂堂正正做人，忠实自己学术观点，不愿曲学阿世的人，则并不多见。他们这些在1950年代回国的学者，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而在“文革”中，更是历经磨难。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或获得某种名利和地位，便做出了对不起朋友和同事的举动。还有的人为了媚世，不断改变自己的学术立场和观点，以学术为政治服务，因而晚节不全。我们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苛求他们。事实上，也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学富五车、知书达礼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不耻举动，进而反省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黑白颠倒和荒谬绝伦。但在这同时，我们也应该对那些同样处于荒谬的年代，面对同样的考验，但却仍然正直无畏的人，表达我们应有的敬意。

郭先生在这方面，显然是一个榜样。他早年思想左倾，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如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却不居功自傲。留学回国以后，他身无半职，用师母的话来形容，“连一个三人小组长都没有担任过”，可他不以为忤，一笑置之。但对于看不惯的事情，他还是敢大胆批评。如在大跃进的时候，学校停课炼钢铁，他就批评道：“炼钢炼不出历史”。更可贵的是，在“文革”当中，他曾为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班所拉拢，参加过几次他们的会议。但他并不以此为机会，卖身投靠，以求一己之荣。相反，他不畏权势，当面与写作班的头目就学术问题争论，指出他们的不学无术和论点荒谬，因此自然遭到了排挤。古人有言，“人到无求品自高”，郭先生面对权势的无畏无惧，缘自他的“无求”。“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郭先生的耿直、正义，出于他做人的坦荡。而他学问的博大，则是因为他的谦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作为郭先生的一个学生，我与其他同学相比，与郭先生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亲近。1984年底我取得硕士以后，便留华东师大任教，担任讲授“西方史学史”等课程。在准备出国留学的时候，又得到郭先生的多种指点和强力推荐。最近的十年中，我们同在美国，虽然居住在东西两岸，但我还是有机会去拜访郭先生和师母，而郭先生也时时与我通电话，告诉我他的起居住行和阅读生活，使我继续从中得到教诲。每年年底，郭先生常常贺卡先施，用工整的字体，以“晴佳老弟如晤”起首，向我致以亲切的新年问候。遗憾的是，在他生病住院的最后三个月中，我恰好不在美国，因此未能在郭先生弥留之际，与他作最后的交谈，听到他临终的嘱咐。这也许是一种不幸，但能成为郭先生的一个弟子，亲炙他的学问道德，则又是鄙生的万幸。因为，我从郭先生那里学到的，已经会让我余生受用无穷，而他的文章楷模，更会让我铭刻在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郭先生的风骨节操，将会成为他的亲人、学生、同事和朋友的共同记忆。

愿郭圣铭先生安息！

（本文的写作，参考和引用了郭圣铭先生的公子郭景德写作的有关他父亲的大文，特此说明，并表谢忱。）

附录3   读研与读书
  
82年9月，开始在上海另一所大学读研，这是我读书历程中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我导师大概不是硕果仅存、也是凤毛麟角的保持传统书卷气的教授。他小时候背诵四书五经，到我进学的时候，仍然是提上句接下句。复试时是面试，出的一个题目是谈谈《周礼》这本书，导师的意思大概是想看看我是否知道经今古文之争，以及是否了解周礼里陈述那套制度。我那时翻阅过周礼，可是并没有底气来谈论里面的制度，才说了几句，导师就追问前后关系，弄得狼狈不堪。后来导师放了我一马，只是淡淡的说一句，“不要轻易下断语”。

进学后，导师布置，每个人先去买一套刚重印的《十三经注疏》，花一年时间阅读。每开课程，极少开列共和国时代的出版物（印象里大概只有瞿同祖先生的名著外，读研时中文本刚出版不久），都从基本史料阅读开始，辅之以明清时代的学者的研究成果。

导师并不是那种两脚书橱式的教授，他并不喜欢掉书袋。他非常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他强调掌握法学理论基础，开列了一大批西方法学名著，要求阅读。但同时他也从来不把任何理论当作是教条，他自己也总是从几方面来叙述他的观点，鼓励我们在习作中创立自己的说法，只是一定要能够自圆其说。

另外，当时日本学者开始来华交流，赠送了一些书籍。特别是仁井田陞的4大本研究专著。导师不懂日文，曾命我翻译仁井田陞成名作《唐令拾遗》的序论。对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阅读，建立了另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我过去的阅读具有游击队风格，没有很正规的体系。读研的3年，虽然杂书还是看得很多，不过专业阅读的主线不再有任何的动摇。按照导师的布置，3年里认真阅读了本学科最基本的史料、论著，留下了7本硬面抄笔记本，以及差不多一皮鞋盒的卡片。

虽然在研究生阶段只和同学合作发表了一篇会议论文，但是我们的硕士论文已经站到了学科的新领域门前。3年的读研读书，为今后的教书生涯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