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关于《毛泽东最后十年》的一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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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最后十年》的一点看法

唐少杰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月再版陈长江、赵桂来著的《毛泽东最后十年》（
初版为１９９８年）一书。作者陈长江自１９５１年跟随毛泽东并自１９６２年担任毛泽
东身边的警卫队队长。该书对于了解毛泽东晚年的生平活动有一定的价值。在“再版说明
”中，出版者指出，该书作者在初版的基础上对史实进行了“一些核实订正”。通读该书
后，我就几个史实的界定提出看法，欢迎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首先，作者关于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的一
些记述与事实不符。根据我对蒯大富、韩爱晶的多次访谈，并借鉴已出版的《聂元梓回忆
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版）和韩爱晶已写成并在网络上广为流
传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的有关回忆，我认为，作者的记述有以下错误
：

　　一是作者说，在这次召见活动中，蒯大富是上述五人中第一个来到会场的（第７９页
），其实蒯大富是最后一个到达的。蒯大富是７月２８日凌晨带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残余的武斗队伍到北京航空学院“避难”，６点左右他外出返回北航时才从北航“红旗
”负责人之一戴维堤那里得知聂元梓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转告他“中央首长要接见”
，要求他尽快前往。毛泽东“七·二八”召见之所以进行了五个多小时，原因之一就是等
待蒯大富的到来，蒯大富到达时这次召见活动已进行了约一半时间。

　　二是作者说，蒯大富进入人民大会堂时受到两个哨兵一左一右的搜身检查，“经搜查
倒没有发现他带什么武器等危险物品。当然对他带的水果刀子之类小件我们并不在意”（
第８０页），陈长江说是他把蒯大富领进１１８厅会议室的。蒯大富多年前对我说，他那
天进来时随身没有也不可能带有小刀等凶器，一个哨兵走上前来很客气地问他身上带没有
带武器，蒯大富作了否定回答，他没有受到搜身。蒯大富进入人民大会堂１１８厅之前，
谢富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出来接他，一见到谢富治，经过了２０多个小时奔波和
“鏖战”的蒯大富流下了眼泪。谢富治上前给蒯大富整了整衣裤，把蒯大富那沾有泥水的
（７月２７日傍晚下雨）、挽起来的裤腿放下来后，带着蒯大富进入会议室。

　　三是作者引用哨兵的话，说蒯大富下车后告知哨兵“毛主席叫我来开会的，我要见他
……”（第７９页）、“毛主席找我研究问题……”（第８０页），蒯大富不可能说出此
话，因为他在进入１１８厅之前不知道是毛泽东召见他。７月２８日清晨５点他还在他的
同学陈育延、张树有、段永基陪同下在北京电报大楼给毛泽东等发出紧急电报，告知清华
大学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并要求毛泽东等接见。若是蒯大富知道毛泽东３点多已开始召见
，他既没有必要发出这一电报，也不会发生他进入会场时一眼看到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端
坐在沙发上，惊奇万分，百感交集，一头扑进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那一幕，也就不可能有
他当着毛泽东的面听到工人宣传队是毛泽东本人派出时脱口说出的“不可能！”。更有可
能，蒯大富若是事先知道毛泽东召见，也就等于有可能间接地知道７月２７日进入清华大
学的三万多工人宣传队是何人所派了，也就很难发生那一天的严重流血牺牲事件了。非常
值得探寻的是，为什么向清华大学派出这三万多工人宣传队这一重大事情，时先没有通知
包括蒯大富在内的清华大学任何一个人。

　　四是作者说，这次召见结束时“差不多快到中午了”（第８１页），其实是早上８点
半左右。　作者在该书中引用汪东兴的话强调毛泽东这次活动“是召见，不是接见！”（
第７９页），印证了韩爱晶在其回忆文章中谢富治对他们先来的四人所强调的也是“召见
”而不是“接见”，说明了那时毛泽东这一举措的某种特色。但是，不知为什么，作者在
该书中没有引用其多年前的有关回忆，即毛泽东７月２８日凌晨两点左右入睡不久被周恩
来打来的电话叫醒，毛泽东在电话中得知了清华大学发生的流血事件后脱口而出：“造反
派，真的反了？！”（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转引自《共和国历程
》编辑委员会编：《共和国历程》中卷第１１３３－１１３４，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
７年），毛泽东的这一反应可能更说明一些问题。

　　其次，作者提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日天安门国庆观礼时，“许多红卫兵，不少是
造反派头头，记得有著名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等所谓的学生领袖，也登上
城楼，挤来挤去，显得非常活跃”（第１０２页）。实际上，由于“文革”红卫兵和造反
派运动已在１９６８年秋季全盘衰落，聂元梓自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后就开始受到隔离审查
，蒯大富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由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３０４厂（铝
厂）工作，谭厚兰和韩爱晶也被变相“处理”，他们已不可能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登上天
安门了。

　　再则，作者在讲到毛泽东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由上海乘专列返回北京时，本打算在
１２日凌晨路过济南时约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因杨得志“到泰州检查工作”（第１
４３页）而作罢，此言差矣，杨得志当时去的是山东省南部兖州一带，而不可能是江苏省
的泰州地区。

　　另外，作者在讲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０日在毛泽东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会议
时，说到徐向前也来参加此次会议，由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林彪“一号命令”的实施，徐
向前被疏散到了外地，而此次会议是“‘九·一三’之后徐向前和毛主席第一次见面”（
第１８３页）。这里有误，因为毛泽东与徐向前在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上是见过
面的，作为“十大”主席团成员，他们的座位应该相距不远。

　　最后，作者提到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发毛泽东逝世
消息的时间是下午３点（第２３６页），此处有错，应为那天下午４点。

　　总之，尽管该书在再版的该书封面、封底分别标有醒目的“最真实记录”、“记录最
真实原貌”等字样，但是作者在“后记”中也表示欢迎读者提出意见，所以，我个人希望
作者修正上述错误，并祝愿他们有更多更好的回忆毛泽东生平活动的著作问世。


原载河北《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９年A版第九期

http://www.cnd.org/CR/ZK15/cr831.gb.htm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