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仁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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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很幸运，除在解放前，从1937年至1949年4月解放，我的家分别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两次搞得家破人亡，逃过难、住过土地庙，至解放前夕，身患重症血吸虫病晚期。1949年4月23日夜，毛主席领导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从此我获得解放，从去见阎王的路上回到了人间，并成了堂堂正正的农村干部、大学毕业生、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直到毛主席去世，我同全国毛派的革命干部一样，被走资派非法剥夺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利，被非法关押17个月，于1981年，年仅49岁就被强行作为我军“老干部”“退休”养了起来。在28年的毛泽东时代，在科研工作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并积极投入了各次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政治运动。从毛主席去世后，走资派叛徒集团篡权后，在科研和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仍尽力做了一点义务工作。可见我一生的黄金时代即中、青年时代，是在毛泽东时代幸福地度过的。在此，仅介绍我在文革中。
我在文革中，可概括为：既是知名造反派；又是铁桿“保皇派”。即：敢革、敢保。而决不是“一贯正确”。 从文革至今，我始终不赞同军队成立群众组织以及同地方搞串联(军队院校、文工团、体工队除外)。并且不赞同把群众组织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但由于走资派篡权后把“造反派”诬蔑得“无恶不作”后，我才站出来自称“知名造反派”，以及某些“左派”挑起大批判“保皇派”，我才宣布我是“保皇派”。可见，我是乐意当被批判的把子的人，因文革期两次被打成“反革命”，一次非法关押我3个多月，第二次非法关押我17个月。第一次是周总理于1971年亲自到国防科委来处理，定性为：反党集团制造的假案，随即得到彻底平反；第二次是邓小平上台后，邓小平命令快把人放了，否则很被动，我才从张爱萍非法私建的监狱走了出来，同时中央定性为天大的冤案，黄克诚、罗瑞卿、万里、余秋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督促国防科委解决这天大冤案，但至今沒有平反。因此，我还怕第三次打成“造反派”或“保皇帝”遭大批判吗？另外，我从不拉山头、搞宗派，非常崇拜毛主席的跟路线、不跟人。我的个性是敢想、敢说、敢干、敢承担责任；和同志相处，乐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话实说，欣赏不同意见，但不赞赏同志间公开上纲上线点名道姓大批判(注：对我本人除外，不怕旁人大批判)。从这篇文章，欢迎同志们评论我对自己的认识是否客观？文章的题目较大，在此只能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好在本人己出版了《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两本书，介绍了我在文革的情况和本人简历和家庭以及社会关系方面的情况；另外出版了六册本人文集即内部参考，介绍了我对有关时政的态度和我在军事高科技方面研究成果等。

1.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
1960年，经周总理批准，从大学四年级中选拔一些德才兼优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支援国防尖端科技建设，我有幸被选中分配到国防部国防科技情报资料研究所工作，当时委托第五研究院(即七机部前身)代管，情报所还负责全军科技情报工作的协调，仿照美国三军武装技术情报局的建制。至1964年，五院划国务院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成为地方编制。而情报所同国防科委情报局即九局合并，仍属军队编制。(在此补充几句：从农村干部到学校学习，初中成绩优，高中后为优、良，但学校生活很不习惯，尤其到了大学，更不适应，我两次打报告申请退学回农村当干部，两次均系总支书记找我谈话：现在党急需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耐心劝我不要退学)。
当时本人的情况特殊一点，在情报所调进第一批理工大学毕业生中，当过农村干部，从减租减息、土改，直到镇反开始，完成了全区土改清册编制，同时兼任乡团书记、区秋征粮库总会计兼总保管，1957年反右任反右中心组长，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在当时很少，加上本人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一清二白，从当今某些人鼓吹的是标准的“红后代”，而且本人于1951年由镇江地委介绍到省立镇江中学挿入初中二读书时，当地组织给我两年多农村工作的结论是：阶级立场坚定，工作能力强。所以我一到情报所报到后，政委兼党委书记刘毅民很快亲自找我谈话，讲了不少鼓励和希望的话，并立即送我挿入到本所英语训练班学习两个多月(大学外语课是俄语)，接看就送我到高教部和国防部联合举办的火箭导弹师资训练班学习半年结业(注：本人在大学学的无线电工程，该训练班主要为地方院校培养火箭导弹师资)。由于刘毅民经常找我个别谈话，话题慢慢转入群众对他的一些反映即意见，我都用第一人称对他讲，决不讲是哪些群众的意见。开始他还很虚心，还表示谢谢我。随着话题深入，逐步明确批评他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毫不留情批评他不走群众路线，爱听几个人“打的小报告”，对上奉承拍马、对下压制批评……，就谈崩了。直到1964年初，他通过我所在研究室支部书记宋某某找我谈话：组织决定，让你参加工厂、农村“四清”，希望通过“四清”，搞好同领导的关系，解决组织问题……。我一听就发火了，说：“四清”我去，这是毛主席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精神，但我决不会为成为吹捧刘毅民而入党，并宣布撤销原入党审请。我分别参加了工厂和农村“四清”工作。于1965年国庆节前后结束回所，回所的当天晚上，刘毅民找我谈话，问我“四清”有什么收获？我干脆地说：我沒有完成你交给的任务，通过“四清”反而认为你犯了严重政治路线错误，一下就谈崩了。在我去农村“四清”期间，刘毅民打肿脸充胖子，在全所搞“自查”，结果他树的“标兵”、“先进”等几乎全线垮台，但他不检讨自己的责任。紧接着就是文革，我贴了全所第一张大字报，矛头集中对了刘毅民。大字报我把他在政治、组织路线等方面的问题，归纳为10几个大问题即大“？”号。他看了十分恼火，组织几个处、室干部到他家里开会，组织围攻我，并外调，企图抓“右派”。更严重的是让刚调来不久的领导在全所于部大会上训话：谁要是不听话，我就是师级干部，有权对营以下干部处分……。当场一位女同志对如此训话表示反对而离开了会场。刘毅民竟当即召开党委会对这位女同志作岀了：“警告处分”决定，向全所干部公布。并召开围攻我的全研究室会议，要我交代大字报中那些问号是什么意思？我明确答复：你说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坦率讲：刘毅民这一手，非常愚蠢。不久，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在国防部南门(科委大门外)静坐28昼夜，要求科委领导解决派驻北航镇压师生的问题。惊动了毛主席作了批示：(给静坐学生)搭个篷子、给水喝。聂荣臻被迫承认执行了刘、邓资反路线，但背后将整师生的黑材料转移到同院子的总政藏起来。但把刘毅民吓得魂不附体，匆忙找我谈话说：请快出来组织文革小组，领导运动……。我说：我没有旁的意思，希望你领导大家批判你的错误，同时搞好各项工作，千万不能撒手不干。并答应我提出的上述被处分的女同志以及被围攻的一些同志公开平反。但遗憾的是之后不久，他召开党委会，作出了改组党委决定，刘毅民落选，新党委经科委批准成立。
在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的聂荣臻承认执行资反路线后，我分别找比我更造反的几位战友谈心，我说：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成立群众组织，让刘毅民自己领导我们批他执行的资反路线，我们很主动；另外，就是批他的路线错误，要注意，千万别一批判就定性为走资派打倒，他的错误还不到这个地步，他妈妈是由于他参加了革命，而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的……；还谈了不能把受刘毅民蒙蔽的群众当“保皇派”斗，以及反对给犯错误的干部进行抄家、戴高帽、游街……，这都有损党的威信和形象。我这些意见，均被他们否决。他们说：照我的说法，就沒有什么好搞的了。接着是群众组织一个个起来，斗“保皇派”、戴高帽、游街……，一样也沒有缺少，他们对外忙于串联，对内既批资反路线，又斗“保皇派”。我只得除批资反路线外，其余一律不参与。
但“好景”不长，大家熟知的1967年5月13日，在北京展览馆由驻京部队陆、海、空文艺团体(当时称“保守派”)以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名义演出了节目。而另一部分群众和北京一些知名造反派群众去冲了这次演出。随后又安排林彪观看了演出的这些节目，从而组成了黄、吴、李、邱、聂(荣臻)为后台的“北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大三军”，把去冲了5.13演出的群众组织称为“小三军”即“反动组织”。而当时，本人正好一年一个月休假在江苏老家，对此一无所知。休假期满回到北京，方知科委成立了聂荣臻为后台并直接指挥的以伪保队副张某(隐瞒了约20年)为头子的“国防科委三军无革派总勤务站”，把本所新党委书记扣上“小三军后台”而非法关了起来，上述群众组织被打成“小三军”而纷纷仃止活动，几乎所有骨干从此一厥不振而被动挨整，个别干脆投靠了“总勤务站”。而“总勤务站”每天把一车车中层干部接去搞“站队教育”。刘毅民被选拔为科委“审干组”组长，篡夺了科委政治部领导权(注：聂荣臻依靠伪保队副“总勤务站”在砸烂情报所党委而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下把情报所彻底搞瘫痪的同时，砸烂了科委政治部处于瘫痪状态)。这一切，刘毅民功不可沒，由此他逐步堕落为不可改悔的走资派和反党犯罪分子(后面逐步介绍)。伪保队副打着“大三军”的招牌，在聂荣臻的指挥下，办起了《红旗漫卷西风》内部杂志，我们称其“西风”杂志，一面全力鼓吹和大树特树“林(彪)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是“科技战线红司令”，同时大力批判“黑线”人物罗瑞卿等等一大批老同志，并用箩筐把罗瑞卿同志抬来进行残酷斗争。与这同时，挿手在京科研院所，狂热吹捧聂荣臻，迫害轰聂群众组织，支一派，压一派，几乎把所有在京科研院所搞成了北京地区闻名的“老大难”单位。我回京后，经认真调查后，事实证明，情报所根本沒有人知道5.13北京展览馆有什么演出，更不存在谁去看了演出的“大三军”，和去冲了或反对演出的“小三军”。所谓“大三军”和“小三军”，完全是刘毅民同伪保队副密谋，在聂荣臻支持下，凭空捏造的。情报所的实际情况是：当得知展览馆演出并有人去冲了以后，有人认为凭一场演出而划分“革命”与“反革命”持赞同或反对态度，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站在今天看，刘毅民、伪保队副以此划线，显然不仅荒唐而是别有用心。
当我调查清楚事实真相后，又得知消息：刘毅民同伪保队副策划在我所召开“大三军”誓师大会，计划在此会上逮捕新党委书记和“造反兵团”组织的头头。我当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了一下，果端采取以下措施：
1)通令刘毅民回所参加运动，接受群众批判；
2)组织了三卡车造反派约160人左右，学习聂荣臻“总勤务站”随便关人，晚饭后去科委司令部宿舍，揪伪保队副张某某，揪来关起来让科委常委来领走。遗憾的是他得知情报所那么多人进院子找他，他逃跑了；
就在这天晚上，情报所造反派还出一条新闻：我们去揪伪保队副张某的同时，在刘毅民煽动下，“斗批筹小组”部分同志去抄一位所政治部领导、新党委委员李某同志的家，激起了院子里中、小学生(其中不少是“斗批筹”派的儿子)的反对，发生了流血武斗，去抄家的有两名同志头被打破流血。留在所里的造反派几乎全部被惊动到院子里，我进入武斗现场，组织造反派把武斗双方隔开，制止了武斗。结果他们有人又去打被非法关押的新党委书记，同样沒占便宜。一些中学生身体强壮，抄家的打不过他们。但很快被造反派分隔平息。武斗结果，去抄家的两人被打，但轻伤，去打党委书记的不知被谁胸部打了一拳，但无伤。一场武斗被我指挥平息。造反派沒有一人动手，也就沒有一人受伤。这是我所唯一一次武斗。军人同中小学生武斗，其中不少还是他们自己的儿子，在全国都称得上新闻。

3)利用科委在总政礼堂召开干部大会的机会，留下100多人，同常委当场辩论：凭什么手续和证据非法关押情报所新党委书记和委员？如果拿不岀合法手续和讲不出理由就可随便关人，剥夺人身自由，是否请你们自动跟我们到情报所去，你们自己体验一下关押的滋味？
我们把他们围在科委大门口院子里，让他们都坐着，我们全部站着。罗舜初、刘华清、蔡顺礼三位常委委员(注：聂荣臻及其伪保队副“总勤务站”把科委党委常委打倒了仅剩下罗舜初一人，只得从海军调来刘华清、从昆明军区调来蔡顺礼，揍成了常委会)，始终沒有一个人回答问题，僵持了一通宵，大院的卫戍区警卫营长夜里亲自找我对我说：你们在院子里怎么同他们辩论，我们都不管，但千万不能把他们拉走，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很坦率对他们讲：你们放心，好好休息，我们不是傻瓜，把他们弄走了不是自找麻烦嘛！关人容易，放人难，这正是他们干的混蛋事。
也就是这一次，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陪同我们一起呆了一宵，但她沒有讲话。也正是李敏同志这次同我们共同战斗一宵，埋下了后来聂荣臻宣称：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照样抓。为此，凡聂荣臻迫害李敏同志，我都是第一个被牵连的“重犯”，这是后话。还谢谢国防工办的同志给我们送来茶水。
就这以上三招，不几天后，聂常委只得请我们去坐下来同我们谈判。谈判最后，罗舜初代表常委：承认随便关人是错误的；支持我们把刘毅民召回所参加运动；情报所的运动由常委直接领导，“总勤务站”不再挿手情报所的运动。
以上，就是我这个又造反、又“保皇”的人，如实介绍了亲历的一段文革中最关键的斗争历史，既沒有讲理论、也沒有评论人，仅把事实和盘托出，听凭朋友们评说。但为说明问题，从调查群众组织同5.13演出的关系，以及查清两名被非法关押的人的问题，约花了半年多时间。上述“三招”行动均在1968年5月以后的事。

2.聂“王国”的垮台
直至1968年初，国防科委是聂“王国”鼎盛期。除上述把科委政治部和情报所彻底砸烂搞瘫痪外，科委司令部从秘书长(后来改为参谋长)到各局领导，自杀的自杀、打倒的打倒，所剩无几，处于半瘫痪状态，即便科委常委会，仅剩罗舜初一人沒有打倒，这么重要的单位，让一名隐瞒了20来年的国民党伪保队副乱折腾，在中共史上是罕见的。仅科委机关，最多一天，从科委副主任到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由蔡顺礼兼)、几乎组织部等各部均有一名部长或副部长、司令部好几名局长，共计一长串10几名均一字形排着被喷气式批斗。我当即在科委大门内贴了大字报“科委的干部还够斗几次？”的署名大字报。对外，他联合所谓的“大三军”，也是批斗彭德怀、肖华、杨勇等10几位一长串军队老干部，均搞喷气式等残酷体罚。一个隐瞒了身份的国民党伪保队副是在搞文革、还是搞阶级报复？我这个“保皇派”该不该挺身而出给予反击？由于聂荣臻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毛主席和中央的关注，周总理挺身而岀，严厉批评了聂荣臻，全文如下：
1968年10月13日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聂荣臻的批评：“(1)、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学生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结果使七机部长期武斗；(2)、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园；(3)、聂荣臻藉口保护干部子弟，说我们是‘不教而诛’，实质上是关心‘联动’； (4)、聂荣臻同志不但对9.15、9.16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于死的程度；(5)、‘多中心论’ ，是聂荣臻搞的。但聂荣臻检查说这个‘多中心论’是杨成武灌输的，是受杨成武的影响。其实，是聂荣臻搞的‘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闹起来了，杨成武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6)、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关于保护老干部问题，周总理：“(1)、聂(荣臻)、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荣臻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托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燒，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是谁保护了老干部？(2)、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不滿。也保过陈毅、徐向前，都不滿，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实际上几个元帅两次接见、两次讲话后，群众要他们检讨，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事后，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周总理最后说：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参见司马清扬、欧阳龙门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新发现的周恩来》第324至326页)
在这前，即1968年4月，聂荣臻精心策划了拥护“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学毛著积代会”，大树聂荣臻，这是聂“王国”的顶峰。本人到大会上宣读了反对大树聂的“派代会”的署名声明，七机部一部分群众坚决抵制这个“派代会”，批判聂荣臻，大会无法开下去，情况反映到了毛主席那里，中央委托周总理来处理这个问题，下面是周总理现场讲话记录：
4月20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主要是来处理“学代会”的问题。总理发表了有名的4.20长篇讲话，现仅摘几段有关“学代会”内容如下：“同志们，我好久没有同科技界的同志们见面了。我首先声明，不是我好管闲事，是形势逼着我要同你们讲几句，听听你们的意见。国防科委召集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生了一些问题，你们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反映到林副主席那里去了，在中央开会时，要我帮助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决这个问题”。总理问：“(七机部军管会主任)阎奎耀同志来了没有？”阎答：来了。总理：“选积极分子代表时有一条标准提到‘要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阎答：有。总理：“同意这个就选，不同意就不选”？阎答：对。总理：“按这一条来选就必然出问题，…。聂荣臻同志我也熟悉，我们是老战友，我知道他不是一贯正确的，是有错误的嘛！当然啰，今天没必要在这里讲。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想跟他提几点意见，帮助他。在三月底，杨、余、傅问题出来后，他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有一封信，也抄了一封给我，毛主席加了批语，然后准备继续写一份检讨。他自己感到不安，他写了一份检讨在我这里，我打算给他提几点意见。他是四月十六日写的，我还没有提意见，毛主席要我帮助他，我就帮嘛！”中间有人揭发“科委机关压制群众，我们要到科委机关点火”。总理：“你们不要管科委机关的事，要相信机关的群众自己会起来，你们怎么起来的”。聂荣臻的行为证明，他不可教、不思改悔，才引起前述周总理在中央全会更严厉的批评。
聂荣臻的“派代会”，成了他抓鸡不着，反倒蚀了一把米，“积代会”变成了批聂氏独立王国会。中央立即把批准聂荣臻搞山头的建18个研究院的大体制报告，改为部院合并，研究院所划归国务院，同相关工业部合并，科委成了仅有几个试验基地的空架子。这之后不久，李敏和八局的一些同志贴了“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随后成立了“卫东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周总理表示支持，并赞扬。中央支持了整个科委系统批聂氏“多中心论”高潮。毛主席亲自指示：炮轰(聂荣臻)，是客气的。
最后，聂荣臻的科委，堕落成了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借用力量，白纸黑字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中央决定彻底改组了轰常委，罗舜初调离北京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刘华清退回诲军、蔡顺礼退回了昆明军区，逮捕了聂调进不久的王秉璋等二人，并令：聂荣臻不得再挿手科委事务。

3.聂荣臻镇压炮轰聂荣臻派
聂荣臻大抓“反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国防口‘516’”，是毛主席在世时，聂荣臻最后一次对人民群众的大反扑。聂荣臻始终对批判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怀恨在心。前面介绍了李敏同志在周总理“4.20讲话”鼓励下，带头成立了科委司、政、后“卫东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贴了“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随后，李敏同志亲自把我邀请到她家里，向我介绍说：现在有人反毛主席，你看怎么办？我毫不含糊讲：谁反毛主席，就反对谁。接着她说：你们在外面(不在国防部大院)，一些地方上的造反派可能会通过你们了解“卫东”的情况，社会上的情况比较复杂，要警惕，不要同他们联系……。她讲的这些正好同我不赞同和地方串联完全一致，所不同的仅是我始终不赞同军队成立群众组织，但表示我全力支持“卫东”。 两人谈话都很简短，这是我唯一同李敏同志单独讨论问题的全部内容，前述她陪同一通宵同科委常委辩论，是唯一两人一起战斗的全过程。我们两人再无其它单独商量的事项。因此，后面介绍聂荣臻也好、张爱萍也好，他们迫害李敏同志编造的恽某同李敏“密谋”等“罪行”，我都能理直气壮针锋相对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我顺便介绍一下情况，李敏同志为什么要找我商量？科委机关(不计情报所)仅150多人，而“卫东”即炮轰聂荣臻派还是少数，而情报所总计约500人(含工厂)，而炮轰派占92％以上。而伪保队副“总勤务站”在情报所成立了“斗批筹备小组”，仅40人左右。伪保队副尽管把中层干部分批接到科委进行“站队教育”(拥护聂荣臻)，派人到情报所召开群众“座谈会”，结果中层干部、群众跟了他们“站队”的了了无几，其中比我更造反的站过去仅一人。另外，由于本人反对分“造反派”、“保守派”，更反对批斗“保皇派”。因此，我同“斗批筹备组”大多数同志尤其是头头，关系比较好。尽管观点不同，但有时双方还可连笑带说互相批评几句。仅少数几位因本人打派仗而伤害了他们而有隔阂。因此，李敏为首的“卫东革命造反派”同情报所的联合，在科委机关就成了绝对多数派。
1969年国庆前夕，聂荣臻借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把司、政、后包括九局即情报局在科委司令部办公的一个处，大部分人员(炮轰派几乎全部)“一锅端”到河南遂平县“干校”，情报所大部分“一锅端”到辽宁锦县渤海湾芦苇塘大有“干校”(炮轰派骨干无一人留所)。两地同北京完全隔绝。李敏同志去了遂平“干校”，本人去了大有“干校”。对大有“干校”，聂荣臻精心派驻了罗舜初曾任过纵队司令后改称四十军进行军管，从锦州石油六厂派来“工宣队”，我军历史上少有军队、“工宣队”双重管理一个解放军师级单位。一切安排好后，聂荣臻从1970年下半年动手大抓前述“反聂国防口516”。用法西斯手段，在某研究所对反聂骨干，仿照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智审阮平一幕：招认在全国有十几个联络点的口供，逼迫某骨干他是“国防口516”的“联络部长”，并编造岀他在全国“设了10几个联络点”……。把一位在中央举办的批聂学习班的同志参加批判聂荣臻站在蒋介石像前作报告的批聂大会，用逼供信改编成参加批聂大会的人在蒋介石像前“集体宣誓参加国防口516”……，把这些精心导演逼出来的口供，均制成录音磁带。另外，不明他们从哪里弄来的“516后台”王、关、戚“迫害江青同志”的长篇宣讲材料。
这一切外围工作就绪后，他们着手在科委机关抓“516”，矛头直指李敏同志。这就是前面介绍的聂荣臻声言：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照样抓。但毕竟毛主席、周总理健在，他不敢直掏李敏同志。而把突破口选在本人头上，可见把科委机关分两地隔绝来往，对情报所搞到渤海湾四周芦苇塘，既军管、又工宣，用心良苦。1970年下半年开始，他们挑选了几个同北航造反派有亲友等关系或参加了前述中央办批聂学习班的轰聂派同志。其中有造反劲头远比我大而“一贯正确”的。军管对他们办“学习班”，同我们完全隔离。同时组织对我搞人身攻击的“516罪行”漫画展(注：当时我一概不知)，组织群众参观，并向北京“报喜”(注：此时刘毅民早己调回北京配合军管并传递上述逼供信材料)。这一切完成后，于1971年约7月，军管突然召开控诉“国防口516”“罪行”大会。开始放前述北京送去的逼供信搞岀的录音带，接着宣讲“516黑后台王、关、戚迫害江青同志”等材料。最后突然让本所某同志上台控诉“恽某是如何发展他参加国防口516……”，由于他声音低沉，我又坐在后排，根本沒听清他讲什么？沒讲几句，就有人站岀来要我上台交代：如何发展那位控诉人参加516的？这一下，让我完全弄明白了聂荣臻精心搞岀的那些录音带、宣讲材科以及某人的“控诉”是些什么东西。让我大大增长了对聂荣臻的认识。我抬头挺胸走上台去，理直气壮宣布：如果我恽某是“516”，就立即枪毙！其它沒有什么要说的。我无愧地告诉大家：恽某人就凭这两句话，彻底粉碎了毛主席称他死后要闹事而出军中赫鲁晓夫的老帅聂荣臻精心策划了将近一年之久的全部“成果”，再也沒能开成全“干校”批斗大会。
后来，军管组持异见的一位同志请我抽烟，一定要同我谈谈心，他开门见山说：那天揪斗你的大会上，一听你的表态，就知道赵育群(军管组长，四十军一个师的副参谋长)碰在钉子上了，搞不下去了……，接着他介绍赵育群原打算把我打成“国防口516组织部长”，建议四十军先逮捕后审查；但四十军管运动的副政委不支持赵育群的一些做法，还介绍一些赵育群作风腐败等事。聂荣臻抓“反聂516”的高峰就是揪斗我的大会，也是他在毛泽东时代给他敲的丧钟。搞不下去，就把我非法关起来，小会的斗争更激烈，让我把他们搞得无地可占。监护我的同志对我说：你躺下就睡着了，而我们反好久不能入睡。可如实告诉大家，这就是毛主席所说：对一个革命者，坐牢是很好的休息。后来张爱萍非法关我17个月，我的体重很快从92市斤恢复到120市斤，这在后面介绍。还看了不少马列毛的书。当一个人不怕死的时候，确实正如京剧《红灯记》李玉和的唱词：浑身是胆雄纠纠！我如此同他们斗，除有两人按我头要我“低头认罪”遭我坚决抵制外，没一个人敢动我一个手指、沒一个人敢高声训斥我，甚至个别“工宣队”寻衅想挑起对我动武，竟无一人支持，只得失败告终。不久林彪折戟沉沙，聂荣臻彻底失败告终。周总理亲自调查后结论：国防口五一六，是反党集团制造的假案。立即对受害人进行彻底平反，并全部接回北京。
很遗憾，在揪斗我前，聂荣臻凡选一个把子，几乎无一例外，都乖乖乱招口供顺竿爬，尤其更比我有造反劲头的很轻松就服服贴贴糊乱招供。大家可以设想：如果我恽某顺竿爬，糊乱招供是“组织部长”，则李敏同志是什么？坑害了李敏同志，我对得起毛主席吗？还有脸做人吗。正因我顶住了，李敏同志等才太平无事，但周总理查获的聂荣臻编制的“国防口五一六”黑名单，白纸黑字有李敏等等同志的名字。后来，我对那些乱招供的同志说：好好自己总结点教训，你们一软，反皮肉吃了不少苦头，而我顶住了他们，他们反小指头都不敢碰一碰，有的“军管”等人还让我讽刺得无地可占。
如实略介绍了上述情况，我同聂荣臻前世无仇、今世无恨怨，而是对党对人民实事求是作了介绍。有的知名老同志公开号召学习聂荣臻、批乌有……。不知是学聂荣臻反党集团、还是学聂荣臻当“林立果‘五七一工程’借用力量”？我坦率讲，我转不了这个弯。宣扬或批判一个人，究竟是以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或危害为标准、还是私情为标准？望指教！利于统一认识。

4.本人参加领导班子而主持工作的情况
聂荣臻常委彻底铲掉后，中央调陶鲁茄、陈彬、李光军、钱学森、朱光亚、马杰……，组成新常委。陶鲁茄同志任主任兼党委书记，陈彬等同志为副主任兼常委委员。
1974年2月10日，江青同志给我写信(注：科委和情报所两级纪委对我给江青同志的信的调查结论：属一般反映情况的信，不必作检讨)，科委在首都体育馆开了万人大会，传达了江青同志的信。本人在会上有个简短发言，因江青同志在信中批评我“不要再闹资产阶级派性了”。因此，我的发言一半是表示积极投入运动，一半是检讨派性错误。
这年4月，陶鲁笳和钱学森两位领导同志到情报所蹲点，大会上，好几位同志建议增补本人参加所领导班子，经向全所征求意见，除2人反对3人弃权外，一致赞同。从此任所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实行一元化领导。自科委下文批准我任副组长后，前面介绍刘毅民(核心组组长)的情况，在上、下均严重失去威信，而他有一犯错误就基本躺倒不干的个性。我成了主持工作的角色，在文革期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一般结合的年轻干部大多不掌实权。
我主持工作后，正值批林批孔，本所因前述遭聂荣臻伪保队副“总勤站”破坏，彻底瘫痪长达3年多。运动怎么搞？都是在陶、钱两位领导和我共同商量拿出的意见，我再提请核心组讨论，而后召集各处室代表开学习班，请大家发表意见，再经核心组讨论通过，而后实施。这样做的好处是上、下心中都清楚怎么干。有些矛盾在学习班就解决了，不影响全局。就不细介绍了，概括讲一下：这样搞的结果，实践中强调在文革期各人的经验或教训，各人自己总结、斗私批修，劝说大家不要互相大批判、贴大字报，尽量做到各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牢牢按中央要求，抓住批林、批孔这个大方向；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各项工作，运动搞得好不好？就看生产和各项工作促上去沒有？强调业余闹革命，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进行，不得成立群众组织。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尤其主持工作的领导带头。进一步肃清派性，领导干部带头消除派性，全所由我带头检讨派性……。
经三个多月上下齐努力，取得了较好效果，各方面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整个运动，沒有一张大字报、批判发言稿打横炮挑动内斗的，都集中批林、批孔，有两份批判稿被解放军报选登，是本所前所未有；没有让任何人写检查交代材料、沒有批斗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在业务方面，有两篇论文：即激光引爆氢弹和海水提炼铀，受到中央副主席批示有关部门落实，本人也是这期间发明全新概念的巨型相控阵预警雷达。这些，均是情报所前所未有。家属工厂、幼儿园、防空洞……，都有较大进展和改观。特别是人之间关系大改善，调动了全所98％以上干部和群众团结一致抓革命、促生产。像刘毅民有抵触情绪的全所不超过10人。这套做法，被国防科委推广，本人在约200多厂、所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介绍，并上報中央。
为说明问题，仅举两例介绍一下。
我主持工作后，遇上中央把林彪的女儿分配给我们所，刘毅民不敢批，我批准同意调进。可能我主持工作前的惯性影响，有人贴她的大字报。她来找我，我对她说：你来本所，是我批准的，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大字报你看也行，不看也行，不用管它。事后我找有关同志说：林彪的女儿就不该给工作，这是谁家的政策？从此，再不见打横炮的。
我在处室干部会上宣布：凡抓“516”时，批判了我的、贴了大字报的、专案组的、按了一下我的头的……，概不算问题，绝不能影响他们的入党和使用……。但总有人煽风点火，说我点名发展某人入党、不赞同先发展某人(即按了一下我头的)入党。这纯属造谣生事，该同志各方面都是很好的同志，文革期观点虽不同，但很谈得来，不知在回小组批判时，为什么按了一下我的头，要我低头“认罪”。结果他是该处第一个发展入党，核心组决定我代表党组找他谈话。他一进我办公室，问我找他什么事？略显紧张。我说：你们支部已通过你入党，按手续核心组得找你谈话，我代表核心组同你谈。我开门见山说：你不要把抓“516”的事，搁在心上，聂荣臻编造出那么多“516滔天大罪”，如果不是搞在我头上，怎么会相信一个元帅会搞徦的，我也会表示无比愤恨的，所以千万别当回事，思想上可总结总结，是个提高。接着讲了些按规矩该讲的话。他高高兴兴离开。
紧接着，科委把我派驻两个研究院任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实话实说，从上述介绍可知，本人的名气在外，虽其实难符，但干部、群众找工作组，基本上找我。搞的办法同上述解决我们所的问题，基本上是一套路子，也还都是三个多月解决的问题。
所不同是这两个单位是周总理限令科委尽快解决这两个文革期的“老大难”单位的问题。为节约文字，仅举两例：
例1.该研究院一部分领导干部一起议论王洪文同志。一部分群众认为这是“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进行批斗，一部分反对。聂荣臻曾派过军管等，均沒有解决问题。我向陶鲁茄同志等汇报说：就这么件事，闹了几年，王洪文那么年轻，同我同岁，一下提那么高，一些“有资格”的老同志不服气，背后议论几句，不必大惊小怪，批评一下，不要犯自由主义，有意见可向中央提，背后乱议论不好，今后不再议就行。闹了几年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有的老同志对既不要他公开检讨、又不要写检讨材料，一下感动得掉了眼泪。因我不赞同文革期“公安六条”个别条款，它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例2.这个研究院领导班子派性十分严重，背后都有一部分群众。我一进去，第一次参加他们的常委会，竟吵得开不下去。对此，我建议陶鲁茄同志，把其中闹得最凶的，请到科委来，组织几个常委参加，由我发言批评他。他让我批得满头冒汗。最后说怎么处理此事，看他回去后改正的态度而定。他走后，陶提出还能让他在领导位置吗？我说：不能动他的位置，另一派的沒有批他，难道派性就小？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你抹掉了他的职务，实际上起到了压一派的作用，势必引起两派群众斗，一派反工作组、一派保工作组，反而更麻烦。而狠狠批评了他，思想上有压力，但又不处理他，感到批评是爱护，就不敢再犯。陶鲁茄同志等采纳了我的意见。还真解决了问题。
但对1975年底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思想跟不上，我作为本所主持工作的领导，沒有作一个动员报告。而且对政治部领导说：上面的文件、指示等一律照本向下传达，但不得随意加进所党的核心组任何意见。所以持这一态度，是因为1975年初四届人大传达了“人才难得”，批了好多年的另一个最大走资派，一下成了“人才难得”，我跟不上。而又过了几个月，“人才难得”又成了“还在走的走资派”，我确实思想跟不上。直到毛主席去世，他篡权后的表演，我才认识到上述自己的错误。
仅介绍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本人处理一个重大案子的细节：
1975年，張爱萍背了组织布置刘毅民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并说切勿外传。刘毅民背了党组，组织10多名多种语种外文翻译人员，搜集了10多篇内容十分反动的恶毒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并报告了张爱萍。张手谕刘继续搜集，再次嘱切勿外传。
有一天，在我办公室门口，一位翻译遇到我问我：刘毅民布置他们从外国进口报刊搜集我中央领导的材料，我们己公开发表的不要，你知道这事吗？我答：不知道。他就走了。
话虽两句，政治敏感使我很重现，刘毅民除核心组开会他主持外，几乎什么事都不管。但为什么背了组织干这事？我隨即给陶鲁茄同志打电话：我有件事得当面向你报告。他说：你来吧。去后，陶和陈彬同志在座。我把那位翻译讲的话几乎一字不漏作了回报。陶说：这事常委不知道，是张主任背了常委干的。陈问：他搜集这些干什么？我说：不清楚。陈说：你是不是把这个情况写一下？我说：不能写，就那么两句话，写了算什么呀。这是汇报的全部内容。约2至3天后，陶给我打电话说：那件事，报告了中央领导(李先念)，中央领导说不要管它。他重复讲了两次。
约一星期后，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指示李先念：张爱萍问题不少，要好好组织批。(会后了解到，中央由李先念为组长，组织了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陶鲁茄等领导组成的对張爱萍幫促小组，由于张爱萍态度不好，中央决定扩大范围批张爱萍)。
听了传达批張爱萍的会议后，所党的核心组开会讨论会议精神，钱学森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讨论过程中，一位丁某参加组织搜集上述材料的核心组成员揭发张爱萍这件事，他沒讲几句话。我一听便说：这件事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指示别管这件事。即把陶在电话里给我讲的话讲了一下。这位丁某当即离开会场，回办公室给科委政治部主任打电话，揭发此事(当时我不知道他回办公室打电话揭发)。
第二天上午刚上班，科委办公室电话通知：所党的核心组全体成员立即到科委小会议室开会。去后，陶鲁茄、陈彬、马杰、李光军四位常委在座。陶鲁茄同志说：昨天下午，你们丁某同志向政治部揭发张主任的问题，政治部报告了我，这事是张主任背了党组织搞的，由他个人负责；这件事，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指示不要管它，今天把你们都找来，中央领导指示不要管它，你们回去后，也别再议论这事。他把后面几句话重复讲了两遍。就在这天，刘毅民夜里加班写揭发材料，于第二天上班后，交丁某上报(他写揭发材料和上报，当时我不知道)。
我本以为此事到此了结。但之后约半个月，陶鲁茄同志通知我去科委，陶、陈彬和陶的秘书在座。去后，陶先把刘毅民写的揭发材料让我看。我一看材料，张爱萍如何布置他搜集、以及刘组织人员搜集的情况、刘突击加班加点搜集到了材料后向张汇报的电话记录、张给刘的手谕等等，材料、证据较完整而清楚。我看完后，陶问我怎么办？我想了一下说：这同我原来知道的那两句话情况大不一样了，可以说证据充分可靠、性质严重，谁敢把这材料压在手里，而刘毅民本人又如此积极揭发，我看唯一办法就是上报中央。都一致赞同我的建议。陶要我写个旁证(注：我基本摘了刘毅民的揭发材料)，并吩咐我把刘毅民的揭发材料复制几份，交给他(注：本人留了一份)。科委上报后，就是前面讲的中央领导批示：一定要查清楚，查清后报中央。
继续介绍我处理这事，在中央批复前，我在刘毅民面前只当不知道他揭发了这事，也没告知其他任何核心组成员。约1976年3月科委和七机部两级党委常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批张爱萍的情况(邓小平在座)，当汇报到张爱萍搜集了恶毒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时，江青同志生气得发了脾气，这就是后来张爱萍定为陶鲁茄同志等“大闹政治局”的事实真相。紧接着约5月份，科委常委开扩大会揭批张爱萍，本来都是常委们揭发，刘毅民抢过话筒，揭发张爱萍布置他搜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一下把3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炸了锅，许多同志站出来要求常委们当即表态“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注：当时刚传达中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无法开下去，一直僵持到晚上七点只得散会。这就是科委常委作了妥协于当晚作了“撤销张爱萍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来龙去脉。
事至此地步，我仍坚持刘毅民主持核心组会议，只当没有这事。但刘毅民坐不住，除在下面放风等待处分，还两次同他的夫人一大早呆在我大门外，见到我后他说：你是不是开个会，把他的问题解决一下。我说：上级党组织沒有授权我开这个会，而你是核心组组长，又有这个要求，应当你召集开这个会，但我断定他绝对不会召开这个会。在此，我就不讲下去了，我如此处理是对、是错？请大家指教！
我组织服从和贯彻、执行了李先念的“不管它”的指示，但我认为李先念在沒弄清事实真相时，下如此草率不负责任的指示是错误的。而李先念又是解决张爱萍问题五人“帮促小组”组长，他这种态度、立场，我担心他不可能实事求是正确处理张爱萍的问题。约在1976年6月底，我给毛主席写信揭发了張爱萍的问题，内容主要摘自刘毅民的揭发材料(包括物证)，仅增加了不点名表示不赞同“不管它”这种错误态度。但不久唐山地震……。直到毛主席去世后，张爱萍对我疯狂打击报复时，当时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告诫他们：恽仁祥的问题，中央知道，毛主席还有批示；这个人不能搞他，谁搞谁倒霉。当面听了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讲话的同志把这告诉了我，我才知道毛主席有批示。我一生直接给毛主席一人写信，这是唯一的一封信。从上述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讲话，基本可肯定毛主席支持了我的意见，但至今不知具体批示内容。我在发表的文章中，几次讲幸好沒有来得及传达毛主席批示，否则我起码是16年牢狱之灾，有几个毛主席亲自支持不被判刑的。但事实证明，我对李先念的判断是正确的。凭我翻阅的大量资料可见：李先念和吴德两人是华国锋等叛党篡权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均至死不见一句悔过的话。吴德更是把毛主席批评江青，大多是邓小平向毛主席告江青同志的状时批的，抽掉了这一前提，就成了毛主席专门批江青同志这一假象。作为高级政治干部，做这种手脚是别有用心的。
根据上述事实，张爱萍背了组织非法搜集恶毒攻击和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如果共产党允许如此猖狂的非组织活动，这个党必亡无疑。刘毅民揭发张爱萍是正确的，应当说是实事求是的揭发，仅个别重要情节有隐瞒(内容略)，但背了组织搞如此严重非组织活动，特别是把自己揭发张爱萍嫁祸栽赃给李敏、恽某二人，并诬陷为“诬告”，严重触犯了刑律。因此，在此文开头我说刘毅民逐步堕落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一定性是否恰当？我作为主持工作的一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对他们采取了一看、二帮、三等待，做到了仁至义尽，我于心无愧，对得起党和人民，也对得起这伙不可救药的混在共产党内的败类。
因此，我一再说，解放后自土改、反右(我不赞同在青年学生中抓右派)、工厂和农村“四清”，尤其文革期，我一手主持解决了两个师级单位和一个军级单位“老大难”(即聂荣臻一再派驻军管、工作组解决不了)问题，凡我处理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冤假错案、沒有一个人上访。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经得起检验。但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本事，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正确的政策，靠上级党委的领导，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

5.遭张爱萍残酷打击报复

对科委和七机部集中200左右大多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同志，集中在京西宾馆开常委扩大会批张爱萍，而张爱萍本人在301医院养着。这种马拉松会我几次公开提出异议。实际上科委哪位常委到这个会就批哪个。但由于我是在张爱萍小本上留有姓名的人物，特别是1975年，张爱萍刚升为科委主任兼党委第一书记，陶鲁茄同志改任政委兼第二书记。张爱萍一张小纸条，想把他的情妇塞进情报所。科委司、政好几位师以上干部打电话劝我不能接受他的情妇，影响很不好。我在他的纸条上批：挡案退张爱萍同志，人员请另行安排。签了我的姓名。另一件事是前面己介绍他背了党组织，命刘毅民从进口报刊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当刘毅民得知毛主席指示批张爱萍后，加班加点写揭发张爱萍这个问题的材料，连同张爱萍的手谕，他上报后，当时主持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的华国锋、陈锡联批示科委：一定要查清楚，查清后报中央。因当时我主持工作，我掌握这些材料，包括科委给中央的调查报告。因此，张爱萍必欲灭口，置我死地。为此，他凭空捏造了“国防科委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并专门派品质恶劣的常勇(文革初任科委21基地政委，是科委系统唯一动刀枪搞武斗夺权的人物，被调离科委到七机部五院任政委，七机部副部长曹光琳同志得知常勇到我所而对我說：常勇品质不好，你防着点。五院政治部一位同志专门找到我对我说：常勇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夜间千万不要单独出门。常勇后被踢出七机部，回科委待分配)到我所任工作组组长，张爱萍交代他“要把权夺回来”。 于是张爱萍、常勇、刘毅民绞尽脑汁凭空捏造了：恽仁祥同李敏、陶鲁茄“合谋，整死了肖向荣同志(科委副政委)”、“恽仁祥同李敏合谋诬告张爱萍(搜集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共五大罪状。这两条是置人死地的。张爱萍非法把当时在任的全国人大代表，用捏造罪状等卑鄙手段，把我非法关进他私建的黑监狱长达17个月，直到邓小平令他快把人放了、否则很被动，我才从他的黑监狱走了出来。后经科委、情报所两级纪委核实，五大“罪状”纯属子虚乌有。特别是刘毅民揭发张爱萍，竟公然栽赃给了恽仁祥和李敏二人，可以说李敏同志至今不一定知道此事。罗瑞鄉同志气愤地表示：等他去德国看病回来，他亲自来处理这一天大的冤案(注：前面己介绍邓小平上台后，中央把“李敏小帮派”一案定性为天大的冤案)，遗憾他没有能回来，而在德国去世了。如他到科委来处理，我一定坚持要求追究张爱萍、常勇、刘毅民的法律责任。我曾向总政控告他们，总政答复说：他们无权处理，只好转有关部门。并安慰我说：老同志受冤屈了，还是养好身体最重要。所以，张爱萍迫害我的细节就不必多花笔墨介绍了。仅介绍一些有探讨意义的情节。
1967年7月16日，张爱萍召开约1000多人参加的批斗“李敏‘四人帮’小帮派”群众大会，李敏同志因在上海而沒有到会。会上精心按排了情报所积极追随张爱萍搜集恶毒攻击和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的三处副处长张凡宣读了前述“恽仁祥同李敏、陶鲁笳密谋整死了肖向荣科委副政委”、“恽仁祥同李敏密谋诬告張爱萍(搜集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等“五大罪状”的长篇发言，科委当即宣布对我“隔离审查”，押送至张爱萍私建在北京通县黑监狱，派一个排的武装监押。张爱萍隨即把他的情妇调进了情报所。同我一同被关的还有科委政治部一位同志，关他的原因是他住在李敏同志对门，怕他给李敏同志通消息。后相继关进了科委司、政、后几位同志，总计关了8位“李敏帮派骨干”。直到1969年元旦前，张爱萍精心策划了第二次批斗李敏大会，计划在会上宣布对我开除军藉、党藉，押送原藉监督劳动。在他们向中央请示这次批斗大会时，叶剑英说：李敏的事你们别管了。邓小平说：快把人放了，否则很被动。本人才走出张爱萍的黑监狱。在这前，万里同志代表中央向李敏同志的爱人孔令华同志传达了中央决定：把李敏搞成“四人帮”，根本不合逻辑，是天大的冤案，问题必须解决。由于张爱萍等抵制，至今沒有平反。
关押我后，开始监督深严，但不几天，警卫排战士等发现，审查的真正对像是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加上“专暗组”找我谈话，均让我训斥得无言以答，他们突然醒悟，公开对我们说：他妈的，看的是日本《望乡》黄色电影，审查的是毛主席的女儿，共产党是不是变天啦！当即对我们说：只要科委不来人，你们的门不关了。随即搬来两段大木料和木工工具。对我们说：你们做点小家具，带回去可作个纪念，还锻炼了身体。还专门对我说：以后你们“专暗组”来，你老恽怎么对付他们都行，只要不打起来，而禁止他们不得高声……。
张爱萍正如陈彬同志向我介绍：搞打击报复心狠手毒。但他就在我身上，创造了我们党史上少见的新闻。除前面讲了他整我时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告诫他们的话；他搞的对我的处分决定，为履行“合法手续”，对我过组织生活的党支部，逐个动员每个党员参加对我作处理决定的支部大会，结果是全体党员罢会，始终没有开成党支部大会，而且文革期同我不同观点的党员抵制得最坚决；情报所党委拒绝盖公章(注：把我关押后，改组了核心小组，改为党委，书记等由常勇等单位调来)，而张爱萍威胁：情报所为什么对恽仁祥处理不下去？所党委只得被迫盖章，但心不服，因此把张爱萍令刘毅民搜集材料的一段重要内容加进了“处理决定”，就成了张爱萍打击报复的铁证；在科委常委讨论时，张爱萍见有公章就一个人说了算，旁的常委委员无一人发言。列席这次常委会的我所党委书记回到所就对我说：真沒想到这么大单位的党委常委会，张爱萍一个人说了就叫“党委决定”。他接着说：原处分材料沒有“复员回原藉”，是张爱萍一个人说了算加的，劝我作好思想准备，如回老家有困难，他可帮忙安排到山东他的家乡，能安排好一点。我说：听便张爱萍闹下去。结果派人到江苏武进市安排，民政局有关领导一看材料说：这是一起性质十分严重的打击报复案，凡一反了，我们兜不起，我们不接受他复员回来，并劝部队要慎重。第二次改为转业回原藉，民政局仍拒收。第三次改为退休回原藉，民政局同意接受，并说：按中央规定，地方政府按规定发退休金和安排好医疗等生活，政治问题仍有原部队负责。包括张爱萍本人快死之前，专们让秘书到301医院对正在住院的我们所原政治部主任鞠芳同志说：张主任让我来向你表示，情报所的问题，他偏听偏信，表示歉意(注：均同他本人直接相关，糊得过去吗？)张爱萍为我而演出了这么多党史上少见的精彩节目。因此，我早就宣布，这一切都是非法的，是对党纪的污辱，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还应补充的是，这次常勇的工作组，就不是聂荣臻派的“军管”那么舒服。聂“军管”毕竟搞成了几个逼供信，而常勇一进我们所就寸步难行，而是到处碰壁，不少同志拍桌子责问常勇，以至常勇到某单位吹嘘在情报所搞得怎样怎样。当场有同志站出来责问他：你吹什么，你把情报所折腾成了什么样子？而他本人也在他们内部说：刘毅民怎么扶他也扶不起来，有的人这么搞他也搞不臭。追随常勇的，也就是我前面介绍的以刘毅民为代表的不到10个人的文革的反对派。张爱萍、常勇、刘毅民迫害陶鲁笳、李敏和本人的“罪证”，只好他们自己亲手凭空捏造。从这些事例可见，在前面介绍的批林批孔时，强调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同志，自己总结教训，不允许群众批斗群众，群众间的分歧，除本人带头检讨派性外，多次举办学习班，把各方分歧大的群众召集到一起，面对面心平气和交换意见，终于使全所98％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成了文革派，齐心协力抓革命、促生产……。实践证明，特别是张爱萍、常勇专横跋扈遭到群众坚决抵制，证明这些促进团结的措施是正确而有效的。对上述这些新闻，欢迎一些非常革命的同志多批评、指正。
仅这些情节就够精彩的了。然而聂荣臻、张爱萍这伙“老革命”，他们篡权后，有诉不完的受文革、造反派“残酷迫害”的“辛酸泪”。但从上述事实证明，文革期他们沒少享一天福，而中央和群众批评他们的，沒有一件不是证据确凿。相反，他们对下属干部和群众反攻倒算时，没有一件事(即“罪行”)不是他们凭空捏造的。这伙混入共产党内的“老革命”，就是如此控诉“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造反派“残酷迫害他们这些老干部”……。共产党让他们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除掉腐败，还能有什么旁的结果。我要问：这伙人还有资格对文革和造反派说三道四吗？
在文革中，如前述，本人三次遭迫害，但我不仅对文革无怨言，而深感文革中受到了由生以来最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为能积极参加文革而自豪，感到无比光荣。就凭这一点，我这名普通解放军战士，有一点理由嘲笑聂荣臻、张爱萍这类“老革命”的无知和渺小，无非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他们是到革命队伍来找升官发财出路的假革命！如若不信，请去查查聂荣臻等人的后代干了什么、张爱萍等的糜烂生活。无数事实证明，正如毛主席所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伙占了毛泽东的光做过一点好事的人，一旦离了毛主席、反毛主席，无一不成了遗臭万年的狗屎堆。
文革派应理直气壮宣传在抓革命、促生产各个领域作出的贡献，彻底粉碎攻击文革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边缘”这一谬论。在前些时本人发表了《文革的成就不容抹煞》一文。因此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文革尽管遭到了走资派惨痛的破坏(注：请参见本人发表的《是谁把文革搞乱的》一文) 。但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创造了中华民族史上，各方面最辉煌的一页，这一事实，连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都不得不承认。因此，一旦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闻到一点中国哪里有点“文革味道”，就合力绞杀。帝国主义更是叫嚣：不怕中国现代化，就怕中国毛泽东化。一些糊涂人，也跟看散布“文革失败论”，个别“老革命”也散布说什么：“文革不会再发生”。因此，实事求是宣传文革成就意义十分重大，揭露走资派及一切反动势力破坏文革的罪行同样十分重大。我不谦虚地讲，文革对于我个人，就科研而言，是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文革期绝大部分科技干部，都全力扑在科研上，而且互相无保留的协作，研究课题时，就像农村等一人有难题众人帮。不像现在把知识私有化，为个人名利而“保密”、申请“专利”……。文革期开夜车搞课题，政工干部自家做好半夜歺送到办公室、其他同志帮助到图书馆借资料，请教国内知名专家都能无保留大力支持……，可以说这都是本人和大多科技干部亲历的事。因此，文革是我们民族出各种成果的黄金期。
就我个人而言，在文革前，经研究提出无线电制导在战术导弹等有用武之地，必须研究，该技术报告当时五院(即七机部前身)院长王秉璋批示后，二分院立即成立了无线电制导研究室。文革期发明了全新慨念的巨型相控阵预警雷达，解决了该雷达当时存在的不能移动而易被摧毁、造价高、维修费用高等严重问题，见报道：该雷达敌方导弹不易突防；完成了钱学森同志交给的我国要不要建测控船的论证工作(同另一同志合作完成)；搞出了测地下目标雷达方案(是翻阅大量资料和请教专家完成)，现己用于探矿、考古和送上月球测月球地下目标。即便被迫退休后，还支持农民把飞机搞上了天，在人民大会堂发表公报，陶鲁笳同志和李佩瑶、王光英两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杨成武同志委托夫人、美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等出席了会议，美、英、新加坡、日以及港、台都报道了这一新闻，国内许多报纸、广播台报道了这一新闻，北京日报和电台报道中还报道了国防科委退休干部恽某某……。从美国成立了网战司令部后，一再建议中央必须重视关系到民族、国家安危的网络安全问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和大内参总编，十分重视我们的呼声，专门召集我们座谈后把情况报给了中央，十八大后的新领导重视这一问题，成立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今天补充讲一件遗憾的事：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同个别老战友商讨时，讲了我考虑一种新型反导弹的设想，他支持我的观点。但当时走资派早己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这个设想无法动手。后在电视上见钱学森同志病重，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除向他汇报了前述相控阵雷达等等，其中谈了一句关于我考虑的新型反导问题。但他不久去世，估计石沉大海。根据目前国际科技水平，我的设想很有可能是可行的。对此，唯表示遗憾，因我无权、无条件研究此技术。
据报导：文革期搞成的世界公认的成果两弹一星外，还有闻名世界的杂交水稻、电子排版印刷术、人工合成胰岛素……几大发明，特别是近日轰动世界的中国获得第一枚科技成果诺贝尔奖：屠呦呦同志研制成功的青篙素。为中华民族锦上添花。可喜的是这些成果都是毛泽东时代文革期搞成功的。
实践有力地再一次证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有力地批判了那些高喊“改革开放”是“科学的春天”口头革命派，“改开”的结果是培植了像聂荣臻的女婿这类抄袭嫖窃腐败“院士”，培植了不少党校“教授”反党、马列主义“教授”反马列，培植了一批有“博士”、“教授”等头衔的反动腐败官员和资本家……。唯独“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毛泽东时代成就了“三无”(无教授、博士、院士头衔)屠呦呦同志反得了诺贝尔科技奖获，有力地讽刺了“改开”搞的“尊重人才”的“技术职称”。世界尤其中国“特色”就是如此丰富多彩。目前农业面临的形势是，不仅缺3亿人的口粮，而是真正面临崩溃的边缘；工业、经济危机己十分严重，邓三科留给十八大后的新领导就是这么个摊子。
从上述，是否能说明我在文革中是“知名造反派”和铁杆“保皇派”的特点？是否做到了不怕掉脑袋坚决批斗一小撮走资派？是否不仅全力保卫了毛主席及其后代和党中央、以及全力保护了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是否尽力做到对人一看、二帮、三等待这一毛主席教导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望那些非常革命的朋友多多指教！

6.谈谈对当前在反腐败第一线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看法

谈这个问题，已超出本文主题，但形势逼人，不得不发表点意见。因好多问题尚未看透，因此我建议一些熟悉的朋友按毛主席一贯坚持的“一看、二帮、三等待”方针对待当前反腐第一线的两位中央领导同志。在我发表的文章中也阐明过这个观点。结果有些朋友给我扣上“保皇帝”的帽子，个别知名人物还写诗进行疯刺、挖苦，煽动要打倒谁、推翻共产党，才是“毛派”。 坦率讲，从上述我在文革中的情况，这些棍子、帽子对我无所谓，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些。而这两位领导同志我素不相识，但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不能回避。
我公开发表了以下这些观点：
(1).十八大后，最大问题是延续了己被实践证明是一条造成全方位腐败的反动路线，尽管某些领导也直率讲一点这方面的严重问题，但行动上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清算其危害。但应实事求是，十八大后，在内政、外交等都有不少变化，尤其是反腐败，是历来最广泛的一次，应予支持，而不应抓住某些不足或错误全盘否定；尤其中央集权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是对多党制、分权制的否定，尤其废除了连续30多年的“垂帘听政”这种封建制度。
(2).十八大后，中央出现了能听取一些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具体事例以后介绍)，初步否定了“不争论”的个人独裁专制，但能否做到基本上受人民群众监督？差距还甚远。但从中央到地方，党内积极因素在增加(具体事例以后介绍)。
(3).十八大后，最突出的变化是，十八大前的中央同反动腐败官员是穿一条裤子。而十八大后，主持反腐的两位领导人，是反动腐败官员的仇敌，网上也偶见有他们被人暗害的报道，可以设想反动腐败官员狠不得立即把他们除掉而后快。但由于他们执行的路线和举的旗是错误的，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意见也很大，但同反动腐败官员同他们的矛盾是有原则区别的。
我还在一些场合和文章中，建议毛派理直气壮宣传党内健康力量，不是乌鸦一般黑，坏人是少数，但能量大；要勇敢地同阴谋推翻共产党的走资派、极右派、一切反动分子坚决斗争！
在此不可能对上述观点展开讨论，篇幅太长会冲淡本文主题，只能讲一两个有研究探讨价值的观点。
1)关于他们执行的路线和举的旗
大多毛派认为他们的路线和举的旗是错误的，从网上的文章看，似乎分歧不大。但为什么这样？几乎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是他们一上台就根本不想否定邓三科，还是有别的原因？坦率讲，我现在下不了结论，所以说写此文早了。但不妨谈点看法。
有些同志可能在网上看到了去年12月16日，我寄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的公开信。建议中央复查1976年清明节打、砸、烧事件，毛主席和中央对策划此事的邓某人作的处分决定是不是毛主席制造了冤案？全信内容主要是境内外互联网公开传播了1至2年的《杨尚昆日记》。这个内容，师东兵同志公开发表的图书早己向公众公开。日记的主要内容：一位是毛主席去世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胡耀邦、一位是国家主席杨尚昆，揭发邓某人策划天安门打、砸、烧事件。这些年，强调无条件同中央保持一致。因此，我把原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揭发的材料(其中包括总书记胡耀邦的交代内容)寄给当今总书记和政治局，是负责任的态度。只要看了《杨尚昆日记》，就能看懂“邓小平理论”。信发出后，中央沒有回音这在估计之中，因那个“理论”是写在党章和宪法里的。但发生了两大变化：从此，互联网上发表批邓某的文章不再删(造谣、人身攻击的除外) ；另外，凡本人亲自接触到的“维稳”干部，从高级到基层，凡我同他们谈到这事，都赞赏把《杨尚昆日记》寄给中央，为毛主席讨公道。事实证明：现中央对此类事的态度同十八大前不一样。证明党内健康力量在增长。
另外，有的网站曾发文：几代政府都“踢开党委闹革命”。 网上曾一度热传的反毛派余孽发表两篇十分值得重视的文章：《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十八大变局是做出来的---且看温家宝的渐进民主化努力》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年来一直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最积极的倡导者。网络舆论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中心后，这意味着温家宝可以通过国务院新闻办的权力管理职能，对互联网上民主自由言论施加极大的保护作用，使之在中宣部保守势力的压力下茁壮成长。虽然一些敏感言论如六四问题仍然是禁区,但互联网依然代替了传统南方报系报刊仍然成为了传播自由主义理念的最大也更加有效率的平台。假如互联网管理权力像报刊领域一样被中宣部把控，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说明“踢开党委闹革命”，并非全是空话。
另外，这两位领导同志讲了大量毛主席的原话和一些重大政策，如群众路线到目前人民法院恢复人民陪审员制度……。最近还严正提出贫富差距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
还都宣传并强调学习焦裕禄同志。王岐山在28日上午与河南省有关领导干部的座谈会上指出，必须紧紧抓住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个关键环节，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和红旗渠精神。3月29日，王岐山调研结束后的第二天，中纪委监察部官网专门刊文《红旗渠50年前的工程账本记述了什么?》，其中特别提到，修渠10年，林县县委动用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但从没有发生过一宗请客送礼、挥霍浪费的情况，也没有一个干部贪污挪用一丝一毫的钱粮物资。
不足处是，他们虽看到并谈到了这些存在的危及党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也采取了某些措施，但不敢公开讲造成这些严重腐败危机是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就只能治表不治本，搞折衷。至今，唯见到某领导转了圈说：有人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话倒过来说就好了。他讲这话，正好是大内参发表了“网络战脑控武器”一文后，文中引用了座谈时我们批邓某这一谬论。
我负责任地向大家介绍，我曾以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给王岐山同志写信反应涉及十几万人利益的事，他亲笔批示北京有关部门办理。有关部门领导拿了他的批示来找我，争取意见如何落实？最后落实后，还让我在他们给王岐山同志回复上签署意见。坦率讲，这都是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处理人民来信的规矩。
尽管他们干了不少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但为什么他们至今不敢否定和批判己不必作调查就清楚的邓修论、甚至还当作护身符？我认为作结论尚早，但可设想，急转弯很容易翻车。但我既不反对、也不赞同某些高水平、老资格的朋友对这两位领导同志作全盘否定的结论。

2)反腐败问题
两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反腐方面确实下了功夫，取得成绩不小，这是事实，应肯定。但反腐的政策和路线存在严重问题，也是事实。但同十八大前的中央同腐败官员穿一条裤子，是本质的不同。目前两位反腐领导同志是所有腐败官员包括还没有揪出来的，可以说同他们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伙腐败分子大多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极右派以及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可见，如果反腐不彻底，这两位领导同志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从各种媒体常见报道他们千方百计想谋害这两位领导同志，把不得立即除掉；甚至有报道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企图除掉这两位领导同志。尽管这些消息无法核对，但搞过点政治工作的同志，对这两位领导同志承担的风险都可分析得出来。大凡有点良志的同志都应支持他们反腐，并建议或帮助他们把反腐搞好、搞彻底。但我无法理解极个别熟读马列的老革命竟“不自觉”地配合那些腐败分子欲置他们死地而后快。讲到这里，顺便介绍我同一些同志的谈心内容。因有些人指名道姓批斗他们。我劝这些同志不要以牙还牙，尤其对有的同志说：你有些观点确实是错的，但我不主张批你，因共产党腐败到今天这个程度，并不是你那几句错话造成的。有的人讲主要矛盾比我们的水平高，但他那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决定了他不去抓主要矛盾，而抓你那几句无关大局的错话，进行放大了批，显示他的理论水平高，你以牙还牙不也是要证明你的水平高嘛。好几位同志让我劝说得不搞以牙还牙。挿这段话是想说：如果你自己在那两位领导同志的位子，会怎么干？千万不要否认他们接手的是一个冰冻三尺、无法最腐败而腐败透了的烂摊子，什么“科学的春天”是骗人的。我在文章中常讲，我们这些人，不在其位，随便选两段语录，议论议论，既不腰酸也不腿痛。是劝一些朋友别学那些走资派自认为水平比毛主席高，结果上去一试，连狗屁也不是。人应有自知之明。
对那些任选几条语录，迫使旁人表态，划分“革命”、“反革命”花招的理论家，我们在文革中充分领教了“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尤其陈伯达从马恩列精选的“天才论”，难道谁还能超过陈伯达的水平吗？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我们集中反击走资派、极右派公开宣称“挖共产党祖坟”推翻共产党时，要防止掩盖另一种倾向，以极左面貌怀疑一切，推翻共产党。现在是山中无老虎，我们这些没有学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很容易上陈伯达这类“天才理论家”骗子的当,他们随便选几条语录、喊句口号，就把我们糊住了。因此，我非常赞同多学马列毛的原著，慎防上当受骗。
对某些人煽动推翻共产党、谁上台就打倒谁、怀疑一切就不杯疑自己的“唯我独革”、“一贯正确”的人，本人坚决持反对态度。
最后介绍毛主席在七大上的一段讲话；“我在这里再举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例子，国际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第一国际时，为着团结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群众，曾经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也曾经同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合作，同马志尼(注：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共和国领袖)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这样的榜样，这就告诉我们要避免宗派主义，因为实质上是一个广大群众的问题。那个时候，无政府主义者有很多的群众，因此要同他们合作，逐渐来改造他们，感化他们。后来无政府者分裂了，意大利民主分子也不干了，但这并不损伤马克思主义，你不干就不干吧！”(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第106页)。建议朋友们最好把毛主席在七大上的报告和讲话多看几遍，对当前有着十分重要意义。毛主席这段话，似乎也是治目前新“‘左派’幼稚病患者”的良药。
因文章写得太长了，到此搁笔。

恽仁祥    2015年10月10日


转自 红色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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