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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戚本禹《回忆文革与江青》的几点感想
王希哲
一,戚文再有力地证明了老王一贯坚持的看法:文革后至今数十年,右翼精英和反共右派们最能煽动民众情感控诉文革,咒骂文革,仇恨文革的文革初起的“抓右派学生”,“斗争殴打打死老师”,“迫害致死知名作家艺术家”,直至打人、抄家、乱杀人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八月”恐怖......,都不是文革,都不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发动文革所要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要的,是发动群众向上斗争“走资派”(实际变成了普遍揪斗“当权派”)。不甘被揪斗的“当权派”及其部分子女们为保护自己,蓄意转移方向,打着文革的旗号,推行了上述“红色恐怖”(恰是毛泽东称之为白色恐怖。戚本禹甚至暗示,这红色恐怖背后很可能有周恩来的操作)。因此,今日右翼精英和反共右派们嘴中凡控诉咒骂文革三句话必不离的一切,都不是文革,恰是反文革,是文革中发生的反文革事件。
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扭转运动方向后,社会的文革运动锋芒,已经根本不是什么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路线”,而是批判斗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当权派们“抓右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被“横扫”的“牛鬼蛇神”是谁?这样,毛泽东,中央文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够依靠和事实依靠的(撇开特殊人物),只能是社会中长期对共产党的统治多少心怀不满的那些阶层和群众,是这些阶层和群众,构成了文革“造反派”的基本队伍。中央文革组织了他们和支持了他们,称他们为“左派革命群众”。而保共产党当权派们的典型组织:“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这些共产党政权传统的阶级群众基础倒成了被毛泽东中央文革打击瓦解的“保守”对象。共产党革命和政权最坚决的柱石解放军当然不能接受这种颠倒,这就解释了整个文革中无论毛泽东中央文革怎样一再严令解放军“支左”,支造反派,解放军就是软硬抗命,要支持“保守派”扫荡造反派的根本性阶级原因。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看到了,还是撇开特殊人物,当年的造反派基本群众们,今天大多都是站在咒骂文革和反共的立场。无论他们当年怎样都曾扯着“红色暴动”类的革命高调。人们的阶级属性终归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举个最典型的例吧。戚本禹提到,“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
当年这个带头造反,组织“全红总”夺了全国总工会权的“临时工”运动领袖,正是今日的海外“中国工党”主席方圆。现在,他是坚决的反毛反共反文革,自然反江青的海外“民运”人物。那末,文革当年他们是真拥共的,后来才“醒悟”的么?怎么“醒悟”得如此彻底?仇恨得如此刻骨?反共“革命家”徐水良,当年也是毛泽东中央文革支持的浙江“红暴”头头之一的他解释说,他和红暴的许多领袖们当年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心里都是反毛反共的。真的?但是,老王问他们,正是毛泽东江青们的文革,才为你们这些反共右派创造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运动机会的啊!就凭这一点,站在反共的立场,你们也不应该“彻底否定文革”的呀!总有点好处吧?江青毕竟真心支持过你们,甚至“看了你们的材料”为你们的处境“难过得哭了”呀!你们今日一句好话没有。难道你们的良心真的全都被狗吃了!
三、文革的基本路线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条基本路线事实是被否定了。它被否定,不是什么人包括后来邓小平的主观决定,而是文革的广大参与群众无论哪派,他们的斗争,都不是去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反对当面压迫他们的当权派,管它这当权派什么“道路”。甚至戚文我们看到(当年李一哲也早就看到),即便毛泽东中央文革要打倒什么人,也未必是他真走了什么“道路”,而是看他是或曾是“谁的人”(“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本来从发动群众起来造当权派反这里,还是可以作一些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制度的探索的。这样做了,文革才真有了意义。戚文说,“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但从整个戚本禹的文革回忆,我看不出这点来。
奇异的倒是“改开”3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文革的基本路线,才显示出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意义了。
几点感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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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文革与江青》简要:
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不过贪腐的事情他倒没有.王任重的后面是陶铸在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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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关戚三个人中只有我可以经常与主席见面,我可以最早听到主席的指示。所以关锋说,什么王关戚,倒过来,是戚关王。我和王力都是听戚本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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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开始对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不怎么反对,他认为那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他和彭真也有矛盾。可后来一看,广大学生和群众轰然起来大造各级党委和领导人的反,有些事甚至牵涉到他们自己.就觉得不行了。当时由他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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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主持写的,那时他刚受中央的命令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江青不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讨论过这个社论。所以这个社论并不反映中央文革的态度.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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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破四旧进而乱抄家的事情,中央文革也不好怎么反对,因为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要破四旧,当然要表示支持。但是中央文革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反对走资派。开始是反“彭陆罗杨”,批“三家村”。后来就是反对刘邓的资反路线.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
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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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明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信访办主任,是孔原的夫人,她的儿子孔丹是联动的一个领头人.许明是个能力很强的女同志。因为当时党中央的信访工作是我管的,而国务院的信访工作是许明在管,所以我和许明的工作接触很多,也很谈得来,相互之间都是很信任的。会后,许明非常紧张。她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孔丹搞的事,具体情况总理都不知道,孔原也不知道的。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给予了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她还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叫她停职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救救她.要我去跟江青说说.她在电话里都哭了.我心里是很同情她的,答应她说一定找个机会跟江青说.当天晚上我见到江青时,我向江青汇报了许明的来电,并说许明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孔丹做的事.我看就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也同意.还说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可是,就在与我通了电话的第二天,许明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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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中央文革就直接支持各学校造反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在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他们都是听我们中央文革的,我和他们联系的最多,所以被他们叫做“戚大帅”。他们一起来,联动就吃不开了。三司和中学红代会,对付联动很有办法。他们人多,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上去把他们一围,联动说也说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碰到他们就只有赶紧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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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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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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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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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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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 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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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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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
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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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要“大联合”。方针改变了。像上海那样的以一派压倒另一派的夺权模式不行了。武汉模式更不行,那是军队出来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视察以后,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联合”。各派都要参加掌权。主席提出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个战略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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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派工宣队进清华,北大,把造反派也压下去,这样大局就稳定下来了。
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
2015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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