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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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

叶永烈


◇　缘起

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１日，经上海《文汇报》记者邢晓芳的介绍，我在北京步入
胡克实家。这位当年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今已垂垂老矣。也真巧，前一天
正是他的八十大寿。虽然当年满头乌发如今已经变成灰白色，但是精神仍不错。客
厅的墙上挂着他与老伴于今在海中游泳的照片，还挂着“宁静致远”的横匾。

谈话自然是从谈那个动乱岁月开始的，但是也谈了他的经历：

胡克实与中国共产党同龄——１９２１年５月３０日出生于武昌，毕业于湖北
省立高中部。学生时代他在武汉，于１９３５年投身一二·九运动，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外围组织——武汉秘密学联。１９３７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建青
年救国团，主持武昌团部工作。１９３８年８月调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他历
任晋西北根据地区党委青年委员、晋西边区党委常委、青联常委、区地委青委书记
、四分区青联主席等职，可以说他的革命经历是从青年工作开始的。

１９４８年秋，胡克实调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青委书记，从此“专业”从事青
年工作。１９４９年春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书记。

１９５２年，３１岁的胡克实调到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候补书记。１９５３年
又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４年底，胡耀邦奉调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
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他虽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团中央日
常工作则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

胡克实说，“文革”开始之后，在青年学生中冒出了红卫兵。受极左思潮的驱
使，红卫兵闹着要取消共青团。他们宣称，共青团是“修正主义”的青年组织，必
须砸烂共青团。于是，红卫兵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青团中央。他们把大字报、大
标语贴满团中央。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最多的就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常
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三胡”的提法，就是在这时候叫开来的。

胡克实还记得，是北京海淀区一个学校的红卫兵首先在团中央贴出“打倒三胡
”的大标语。从此，“打倒三胡”的口号便响遍全国。

◇　亲历“文革”初期的激烈斗争

一提起这段往事，胡克实便沉浸于“文革”岁月的回忆之中。

胡克实说，在１９６６年六七月份，“文革”刚刚开始，北京处于非常混乱之
中。毛泽东主席那时不在北京，而在杭州。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副
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不过，就连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该怎么
搞，更不知道他俩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打倒对象。当时，刘少奇和
邓小平指定了４个人，每天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整理成文字，向毛泽东报告。

在１９６６年６月初，胡克实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克实说
，本来应该是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列席会议的，那时候胡耀邦生病，就由他列席
会议。事先报告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说那就叫胡克实来吧。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１９６４年底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
委第一书记，便到西安工作。那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刘澜涛。胡耀邦在
西北工作并不顺心。胡耀邦生病，住进西安的医院。这时，叶剑英元帅路过西安，
叶帅跟胡耀邦有很深厚的友谊，听说胡耀邦病了，便去医院看望。叶帅对胡耀邦说
，既然人家不欢迎你，你还呆在这里干什么？你不如回北京养病！胡耀邦接受了叶
帅的意见，在“文革”前夕回到了北京治病。虽然胡耀邦这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
书记，由于生病，并不过问具体工作。正因为这样，由胡克实代替他出席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胡克实记得，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会议的中心
议题是要不要派工作组。当时，北京很乱，特别是学校里，出现学生打老师、打校
长。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没有精神准备。他们用过
去的办法，即由上级部门派驻工作组。会议决定向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以及北京市的许多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
另外，还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
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
”等。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国各地也纷纷向各单位派驻工作
组。当时共青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向北京市八个城区各中
学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团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担任了各工作组负责人。北京市
西城区中学的工作组，就由胡启立负总责。

胡克实说，没想到，工作组问题成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导火线。

那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干部、群众的事件，戴高
帽、抹黑脸、罚跪、打人。派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发现之后，及时地加以制止。６
月２０日，刘少奇在关于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的简报中，肯定了北京大学
工作组的做法，批转全国执行。然而，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却认为北京大学“六·一
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
见下发文件：“中央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消这个文件。”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
各地掀起了反对、批判、揪斗工作组的浪潮。

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学
生运动”，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于是，刘少奇不得不承认：“过去派工作组，是
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
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
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
也不晓得。”

这么一来，毛刘分歧由隐蔽到完全公开。全国各地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突破口，把斗争的矛头公然指向刘少奇……

胡克实亲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斗争。他亲眼目睹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是怎样决定派工作组的，又亲耳听到刘少
奇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检讨。他说，过去一直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威望和才华，这时才
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也不一定正确。胡克实笑称“
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暗箱操作”。

◇　胡耀邦的“牛棚”岁月

胡克实说起了“文革”初期的团中央。胡克实说，那时候团中央受到的压力很
大，因为团中央直接面对青年，也派出那么多的工作组，不言而喻，受到了猛烈的
冲击。他很感叹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们被煽动起来，处于狂热状态，
真的有点像宗教的狂热、民族的狂热！大学生还好一点，毕竟年纪大一点，懂得一
点“规矩”，最没有办法的是中学生。他称中学生“没有章法”，真可以说是无法
无天。然而，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归团中央主管，理所当然受到成千上万无知的
中学生们的狂热冲击。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让红卫兵戴上“红卫兵”袖
章，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共青团中央，
“三胡”停职反省。

胡克实记得，李富春作为中央代表，奉命来到团中央，宣布“三胡”停职反省
。李富春说，“三胡”停职反省，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主要是：

第一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
第二条，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够；
第三条，走群众路线不够。

这“三个不够”，就导致“三胡”停职反省。后来，李富春本人也因为这“三
个不够”，遭到同样命运。

这时，胡耀邦不能不从医院出来，回到共青团中央进行“反省”。

由于“三胡”停职反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团中央成立了一个“临时书记
处”，主持日常工作。

在停职反省之初，“三胡”还能回家。到了后来，就只能整天呆在团中央机关
里写检讨，不能回家了。

没多久，团中央“临时书记处”又被取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李富春找团中央“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谈话，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把“三胡”保
护好，绝对不能出事；还要保护好“三胡”的家，不能让人冲击。

当时团中央“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还不错，非常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李富春的指
示。这个负责人原本是上海工厂的团委书记。１９６４年，曾经挑选一批基层团委
书记到中央部门工作，这人到了轻工业部工作。他很沉着，也很老练，后来进入共
青团中央工作。根据李富春的指示，他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大楼派了解放军岗哨。这
样，没有得到批准，红卫兵是不允许进入机关大楼，也就保证了“三胡”的人身安
全。只有经过批准，岗哨才放行，进来三两个红卫兵，找他们外调，或者问话之类
。

胡克实记得，那时共青团中央的院子里，常常挤满了狂热的红卫兵，召开批判
“三胡”的大会，坚决要求把“三胡”拉出来示众。这时，“三胡”也只是在机关
大楼的阳台上“亮相’而已。红卫兵们只能用双眼“看”着“三胡”，手够不着，
自然也就无法“武斗”。

这时，外边越来越乱，抄家、武斗成风。经常有人要求把“三胡”拉出去批斗
。

最严峻的时刻终于到来。那是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发生
武斗，打死一名教师，却被说成是工作组“挑唆”，而这所中学的工作组是由团中
央派出的。“中央文革小组”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
红卫兵大会，追悼那个死去的教师，并把矛头对准了团中央。大会结束之后，浩浩
荡荡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团中央大楼，高呼打倒“三胡”的口号，要求揪斗“三胡”
。这是红卫兵对共青团发动的一次最强大的“攻势”。

团中央派驻了军代表。军代表强调，胡耀邦有病，不能拉出去批斗。你们实在
要拉人出去，那只能拉胡克实、胡启立以及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工作组那六七个
人，不能拉胡耀邦。即使是拉胡克实他们出去，也必须文斗，不许武斗。

胡克实说，他被拉出去斗了几次。在那样混乱的状态下，狂热的红卫兵们不可
能只是“文斗”。他多次挨打。后来，连胡耀邦也被拉出去斗。胡耀邦被打得很厉
害。有的红卫兵用皮带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滚！胡克实目击了这一切，非常
感叹地说：“那时候，打手们完全没有理性了！”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大约被拉出去斗了十几次。他和胡启立挨斗，那就更多。

当时，他们在团中央被关在“牛棚”里。他们属于“牛鬼蛇神”，所以关押他
们的房子被叫做“牛棚”。那时候的“牛棚”，就是团中央机关的大房间。他们睡
在地上，一个房间住二三十个“牛鬼蛇神”。“三胡”被分开来，关押在不同的“
牛棚”之中。不过，“牛棚”挨在一起，出去解手或者接受外调时，彼此都还能看
见。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一天，忽然有几个穿军装的人把胡耀邦找走了。起初以为
是外调。过了一会儿，胡耀邦回来了，把牙刷、毛巾、换洗衣服、被子都带走了，

当时的“牛棚”看守，大都是团中央原先的司机、勤杂工等，常常给“牛鬼蛇
神”报告消息。“胡耀邦被带走”，这当然是“重大新闻’。通过看守们的嘴巴“
广播”，这一“重大新闻”立即传遍各个“牛棚”。胡耀邦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他的命运牵动着每一个“牛鬼蛇神”的心。“牛鬼蛇神”们议论纷纷，猜测是好
消息还是坏消息，是让胡耀邦回家还是进监狱关起来？

胡耀邦这一走，竟然从此离开了团中央的“牛棚”。来自看守们的“小广播”
是乐观的，他们告诉“牛鬼蛇神”们，胡耀邦是去中央开会！

这就是说，胡耀邦“解放”了！看守们说，既然胡耀邦“解放”了，你们也快
“解放”了。

后来才知道，胡耀邦出了团中央的“牛棚”，竟然被径直送进了京西宾馆！

原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是
要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
告》，通过关于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然而，由于在
“文革”中许多中共中央委员遭受迫害，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可能不足半数，
无法通过这些所谓的决议。为了凑数，就从原中共中央委员以及候补中共中央委员
之中，寻找尚未完全打倒、可出席会议者，以求能够过半数。胡耀邦是中共中央委
员，属于尚未完全打倒、可出席会议者，于是把他从“牛棚”中突然接到会议代表
住宿处——京西宾馆。

会议之后，周恩来把胡耀邦等一批刚出“牛棚”的中共中央委员趁机保护起来
，让他们留住在京西宾馆。这是因为京西宾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重要宾馆，红
卫兵、造反派们很难冲进来。胡耀邦在那里，平平安安地住了两三个月。

◇　毛泽东否定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

在“文革”中，共青团中央曾经突然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通知，要
求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前往全国各地。

工作组不是挨了批判，派工作组不是被说成是“路线错误”，怎么又要团中央
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呢？

原来，这工作组是专门去“征求意见”。“征求”什么“意见”呢？据说，共
青团已经“修”（指修正主义）到家了，已经沦为“刘（少奇）邓（小平）的爪牙
”，必须彻底改组或者干脆取消共青团。由共青团中央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就是到
全国各地听取意见，如何改组或者取消共青团。当时，江青也参加了意见，他们打
算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当时，全国各省市都在纷纷召开“红代会”（即“红卫兵
代表大会”），正在筹备召开全国性的“红代会”，成立全国性的红卫兵中央组织
。陈伯达和江青以为，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以红卫兵
取代共青团是“历史的必然”。

就在共青团中央奉命组织工作组、已经进行了两个星期，许多工作组正准备出
发，突然又接到通知，说是取消了计划，不派工作组了。

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毛泽东不赞成！

后来才明白，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毕竟是大事，陈伯达、江青必须向毛泽东请
示。毛泽东不以为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共青团，我要共青团。”毛泽东还指
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
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毛泽东一言九鼎。陈伯达、江青打消了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念头，所以也就
急急忙忙取消了向各地派遣工作组的计划。

◇　他成了“走资派好人”

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胡耀邦出了“牛棚”之后，胡克实他们在“牛棚”里也开
始松动，比过去自由、自在多了。看守们也向他们透露消息：“你们没事了，快出
‘牛棚’了。快了，快了！”

这时，军代表找胡克实谈话。军代表说，你的历史经过审查，没有问题，你在
团中央也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问题，那是“路线问题”，谁都知道的。军代表的话，
显然是“解放”胡克实的讯号。

果真，当１９６９年元旦来临的时候，胡克实就得到通知，可以回家了！从此
，他结束了“牛棚”生活。

１９６９年１月，军代表要胡克实在团中央作个检查，“往深里挖一下”，就
可以放他过关。在胡克实写好检查之后，团中央机关在礼堂里开会，胡克实照着念
了一遍，从此也就算是过关了，结束了停职反省。

在“解放”之后，没有宣布胡克实恢复团中央书记职务，但是也没有宣布取消
他原先的团中央书记的职务，而是让他参加团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算是“
结合”了的“革命干部”。

胡克实的孩子初中毕业之后，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听说要保送“工农兵学员
”上大学，他的孩子需要团中央开一份关于他的政治情况的证明。胡克实记得，军
代表在证明上写着，胡克实“属于走资派好人”！

这“走资派好人”，实际上是当时对胡克实作的政治结论。对于今日青年读者
来说，这“走资派好人”颇为费解。其实，那“走资派”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而“走资派好人”也就是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好人”！

◇　胡耀邦在家“赋闲”的日子

胡克实谈起了胡耀邦。

他跟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共事１４年，而且从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７８年做了２
３年邻居。

他说，那时候他和胡耀邦一起住在北京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六号。那是一个三
进的四合院。前院住着秘书们，中院住着胡耀邦一家，后院住着胡克实一家。

在“解放”之后，胡克实和胡耀邦都到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劳动去了。

直到１９７１年底，胡耀邦因病终于获准从河南回到北京。一个月后，胡克实
也回到北京。胡克实拿出一帧珍贵的照片，送给笔者。这张照片是他和胡耀邦在１
９７２年初的合影，就在他们所住的院子里照的。他们都穿着中式旧棉袄，表情木
然，是在那严寒的日子里最真切的写照。

他们回到北京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找他们谈话，说是分配他们前往
新的工作岗位：准备分配胡耀邦担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配胡克实担
任贵州省铝业联合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面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胡耀邦很严肃地说，作为党的干部，分配到哪
里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我作了那么久的审查，在
分配工作之前，必须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必须是中央认可的。

自从那次谈话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再也没有音讯。

从此，胡耀邦“赋闲”在北京家中。他趁这难得的“赋闲”之机，在家读了大
量的书。胡耀邦家几大书柜里的藏书，画着他的阅读记号，表明他读书非常认真。
这些书，很多是在他“赋闲”时细读的。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胡克实调任中央国家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从此，他离开
了团中央，在科技领导岗位上工作。

国家地震局本来是一个工作并不很忙的单位，但是在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发
生唐山大地震，一下子处于日夜工作状态。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召开紧急会议
，胡克实作为国家地震局党委书记出席了会议。一见面，华国锋对他格外热情。那
是因为当年胡克实在晋西北工作时，先后担任临县、离石县、方山县的县委书记，
属于“三地委”，而华国锋则担任交城县委书记，属于“八地委”，彼此早就认识
……胡克实说，华国锋是个谦厚的人。毛泽东在晚年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大
约是出于要选择一个没有二心的人。

胡耀邦在家“赋闲”了几年，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

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传来好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
理职务。１９７５年１月，邓小平又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１９７５年５月间，胡耀邦被指名来到第四期中央读书班学习。这期读书班有
四十多名学员，分成几个班，有吕正操等，都是曾经当过中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
这样级别的老干部。读书班主要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读书班的负责人虽说是
王洪文，实际上是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他们安排的，打算通过读书班学习之后
，安排这批老干部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以与“四人帮”抗衡。

◇　“人品高尚，襟怀坦白”的胡耀邦

在读书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元帅说：“该结个业吧！”于是，１９７５
年７月４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结业典礼。

在中央读书班上，胡耀邦见到在读书班另一个班学习的苏振华，特别高兴。当
年在陕北“抗大”，苏振华是大队长，胡耀邦是政委，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
他们多年未见，在结业典礼上相见，互相拥抱，兴高采烈。许多老同志见到胡耀邦
，也都跟他握手、问候。

叶剑英、邓小平、江青、王洪文来了。还没有正式开会，叶剑英就问：“怎么
没有看见胡耀邦？”

胡耀邦当时坐在后排，一听这话，赶紧站了起来：“‘参座’，我来了，在这
里！”

当年，叶剑英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胡耀邦已经叫惯他
“参座”。

叶帅马上就说：“谁把你安排在这么后边的？来，到前面来！”

叶帅其实话里有话。

叶帅跟胡耀邦有着深厚的友谊。叶帅好几次到胡耀邦家，聊天，散心。有时，
就在胡耀邦家吃饭。胡耀邦就到后院叫胡克实一起来吃饭，跟叶帅见面。

那天，胡耀邦也很高兴跟邓小平见了面。邓小平在结业典礼上作了题为《加强
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

胡耀邦早在长征时期就已经认识邓小平。在延安时期有过许多来往。１９５０
年初，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而胡耀邦担任川北行署首长，直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
作。后来，胡耀邦和邓小平同时调往北京。此后，胡耀邦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文革”中，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井冈山》在
报道打倒邓小平与胡耀邦时，曾经刊登了邓小平与胡耀邦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
的许多通信，这表明邓小平与胡耀邦在当时就存在很密切的关系。

胡克实记起，１９６２年６月１９日至７月９日，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
会。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当时党中央一月工作会议和三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精
神，讨论如何适应形势，健全团的工作，学会作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问题。会议
期间，胡耀邦邀请邓小平前来作报告。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邓小平谈到农
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以为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关系一层又一层，并不
有利于农业生产。只要能够发展农村生产，各种生产形式都可以。他说起他那句名
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言外之意，是赞成包产到户。
邓小平是在上午讲这番话的，到了晚上，他找胡耀邦，告诉他今天上午的讲话不要
往下传达。后来才知道，那天下午，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明确表示
不同意包产到户……

正是因为邓小平与胡耀邦有过很多交往，所以那天在中央读书班结业典礼上见
到胡耀邦，邓小平得知胡耀邦正“赋闲”在家，马上安排他新的工作。

在结业典礼结束之后，叶剑英约胡耀邦到北京体育馆去看比赛。叶帅对胡耀邦
说：“你这个人光喜欢看书，也该去看看体育比赛！”就在比赛进行之际，有人跑
来告诉胡耀邦，说是邓小平来电话找他。胡耀邦匆匆来到后台，用红机子跟邓小平
通话。

胡耀邦赶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中国科学院。当时院长
是郭沫若，正在病中。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就这样，胡
耀邦开始了重新工作。略早于胡耀邦，在１９７５年１月，胡克实也调到中国科学
院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于是，这两位共青团中央书记又在中国科学
院并肩工作。

胡克实说，邓小平有着锐利的目光，思想非常敏捷。邓小平平日话不多，要言
不烦，从不拖泥带水，讲话很深刻。

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文革”的“重灾区”中国科学院进行深入调查
，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在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６日向邓小平汇报。
邓小平谈了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胡耀邦进行修改，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
提纲》。邓小平认为，这一《汇报提纲》适用于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的整顿工作，
送交毛泽东，准备印发全国。但是毛泽东未表同意。

就在胡耀邦忙于整顿中国科学院的时候，邓小平受到“四人帮”的“批判”，
全国掀起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
帮”指斥为“大毒草”。胡耀邦随着邓小平的下台而下台，直到粉碎“四人帮”之
后又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是在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从富强胡同迁出的
。当时，按照工作需要，胡耀邦应该住进中南海。胡耀邦不愿住中南海，认为住在
那里朋友们来访诸多不便。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住处：那房子在中南海之
外，紧挨着中南海的红墙。他请人开了扇后门，直通中南海，便于在中央工作。然
而，房子本身在中南海之外，朋友们来访，可以从外面的大门直接进入，不必经过
中南海。直到今日，胡耀邦的家属还住在那里，只是关闭了那扇直通中南海的门。

胡克实用“人品高尚，襟怀坦白”八个大字形容他所深知的胡耀邦。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不整人。

胡耀邦早在中央苏区，小小年纪，就蒙受过所谓“ＡＢ团”的冤案。从那时候
起，十几岁的胡耀邦就亲身体验到被整之苦，冤案之苦。从此，他非常厌恶、痛恨
整人。他总是对蒙受冤屈的人，寄予很大的同情。胡耀邦一再强调，对于人的处理
必须非常小心。

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中，青年作家刘绍棠蒙受不白之冤。胡耀邦亲
自找他谈话，给予鼓励，曾经使刘绍棠在困难的时候得到温暖。

也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
曾经为平反冤假错案出了大力。

胡克实说，胡耀邦多年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跟青年心连心。胡耀邦的
性格也很年轻。他直率，真诚，乐观，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廉洁。胡耀邦除了一些
重大场合讲话拿发言稿之外，平常即席讲话，从不拿稿子。而且非常具有鼓动性，
热情洋溢，富有文采。

◇　八十大寿出版新著

就在我采访胡克实的时候，他家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大摞新书。那是中国青
年出版社刚刚印出的胡克实所著《科技工作与科技立法》一书。这本书收入胡克实
多年以来所写的关于科技工作、科技立法方面的讲话、论文。

据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李丕光告诉笔者，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两个月内赶出的
新书，为的是作为献给胡克实八十大寿的一件特殊而又最有意义的礼物。

胡克实作为团中央书记，怎么会写起《科技工作与科技立法》一书呢？

那是因为胡克实自从离开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岗位之后，一直从事科技领导工作
。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之后，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１９８３年，胡克实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后，在１９８８年再度当选。他负责科技
立法、执法检查等科技法制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时期代表科学院和全国人大出访日本、英国、法国、瑞典、瑞士、美国
、意大利等国二十余次，借鉴了许多有益经验。

胡克实的夫人于今也是延安老干部。如今，他们的子女在各自的岗位上忙于工
作，夫妇俩在北京安度晚年。胡克实在三年前曾经有过小中风，而且气喘老毛病也
一直纠缠着他，但是他的精神很好。

胡克实曾是中共第八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央文教小组成员
，中央人大政协人事安排小组成员、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亚洲议
员人口和发展论坛副主席，中国桥牌协会副会长，中国科技法学会会长，中国科技
法学会名誉会长。


《炎黄春秋》２００５．８

李筱薇

       时光如梭，转瞬之间胡克实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真可谓岁月无情，世事沧桑。

　　我在克实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并曾经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共过患难，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但是一时又难以下笔。近日欣闻要编辑《胡克实纪念文集》，编委会还邀请我作序，所以就不能不让我忆及尘封的往事，想起在克实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想起克实同志的为人，想起克实同志的做事。

　　我是在1964年作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进入团中央领导班子的。从那时起直到1966年8月，我曾在胡耀邦同志和胡克实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在此期间，克实同志平易近人、勤恳稳重、踏实认真的作风，孜孜不倦、勤奋刻苦、联系实际的学风，朴实无华、精益求精、严谨务实的文风，以及对年轻干部的循循善诱、大力扶持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

　　克实同志是在经受了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后，于1937年9月在16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从那时起，他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中。他经受了8年抗日战争和4年人民解放战争的锤炼，在不到而立之年，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这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青委副书记，重又开始做党的青年工作，并且由此进入他新中国的青年工作生涯。

　　1952年，他31岁的时候，奉调到青年团中央工作，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来又担任书记、常务书记，先后在团中央工作长达22年，直到1973年调入党的科技工作战线。应该说青年工作耗尽了他韶华之年，而他也为党的青年工作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他这种青年工作经历的，就是在老一代青年工作者中，也不多见。这种经历既表明了克实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忠贞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也充分反映出他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深厚感情。

　　党的科技工作是克实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的第二项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工作到离休。他是在经历“文革”磨难，重新恢复工作的情况下，走上党的科技工作的领导岗位的。这时，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展国家科技事业的工作之中。10年动乱结束后，克实同志精神无比振奋，被压抑多年的工作热忱强烈地迸发出来，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新知识、新观念，坚决认真贯彻党中央的科技工作方针，积极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为科技进步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奋发学习，辛勤工作，殚精竭虑，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倾注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我永远忘不了在“文革”那个疯狂年代中，耀邦、克实等同志在极大的冲击和残酷迫害面前，表现出的对党的无比坚定的信念和忠贞不屈的精神!一段时间里，我们每天都要多次被揪出来示众，每人反剪两臂，弯腰90度，“接受批斗”。克实腰部受伤，严重到不能直立，只能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姿势弯着腰勉强移动。在那样严峻的情况下，他依然神态自若，闲庭信步，并关心像我这样的青年干部。他曾悄悄地对我说：“你要挺住啊，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真理和事实总会搞清楚。”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鼓舞并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些永生难忘的艰难岁月。

　　克实同志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追随社会前进的步伐，努力站在时代的前列，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所具有的良好修养和优秀品德。可以相信这本纪念文集的出版，能够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胡克实同志，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向胡克实同志的优良作风和品德学习。为此，在这本纪念文集即将付梓之际，谨以此文来纪念克实同志85岁诞辰及逝世两周年。

　　（本文是作者为《胡克实纪念文集》作的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http://www.yhcqw.com/11/1676.html

李筱薇

“追求真理不倦学习深入实际勇于创造为青年工作贡献毕生精力，拨乱反正锐意改革尊重人才诚心服务为科技事业倾注全部心血。”这是当年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仪式现场的巨幅挽联，写照了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原常务书记，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胡克实光辉而不平凡的一生。

胡克实病逝后，记者受团中央的安排长时间专题采访过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然而，真的让记者进入采写程序时，才发现难度很大。生前，胡克实很低调，加之多病，几乎没有接受过新闻媒体的采访。为此，要找些相关资料很不容易。于是，他的夫人于今为记者开了一个大名单及其通联方式，都是胡克实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或部下等知情人。很快，记者开始了“马拉松式”的采访……

中国青运先锋与中共领导人的神交

团中央宣传部原部长黄天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团中央工作了12年。胡克实在共青团史上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做青年工作时间最长，在团中央出任书记的时间也可以说最长。”

1921年5月出生于湖北武昌的胡克实，早年就读于湖北省立高中，少年时期即投身革命。1935年参加过武汉地区声援北平学生爱国斗争活动——一二·九运动，1936年10月，他在武汉秘密参加学联工作，并是骨干成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与中国青运结缘。

1937年9月，胡克实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负责组建武汉地区的青年救国团并协助主持武昌团部的工作，出任过武昌团部总务委员、中共青救支部组织委员。1938年8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结业后，他被分配到前方，在晋西南、晋绥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年工作与党的工作，发动群众进行根据地建设，参加和领导对敌武装斗争，先后担任晋西南区党委组织部巡视员，晋西区党委青委委员，边区青联常委，四分区青联主席，中共臨县、离石、方山县委书记，晋绥三地委秘书长，中共吕梁区党委党校教育长，中共晋绥分局青委书记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团结带领根据地青年参加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为创建和巩固晋绥革命根据地殚精竭虑。

在52岁调任国家地震局之前的38年间，胡克实除了出任过几年中共县委书记及“文革”下放后，他有近30年时光奉献在共青团的事业之中。难怪，黄天祥这样说：“在团内工作如此长的时间，也许就只有胡克实他一个。可以说，他对青年工作情有独钟。”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广泛开展青年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以青年救国会为青年组织的总的形式。不久，又确定任弼时分工兼管中央青委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青年救国会完成了历史任务，为了把青年积极分子及时地组织起来，在任弼时的积极倡议下，中央决定重建青年团。1946年8月和9月，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亲自主持两次中央的座谈会，决定在各解放区试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工厂、农村和学校中分别进行试点。

在青年团重建初期，胡克实也曾对青年团工作做出过重要的贡献。1948年，陕北大捷之后，任弼时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同到了河北平山，就立刻部署组建青年团的工作。12月4日，胡克实作为晋绥解放区青委书记来到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就建团工作请示任弼时，并同任弼时作了长谈。采访中，黄天祥一边呷茶，一边咀嚼着历史：“那时候，是战争时期，接到中央青委的电报后，胡克实是骑着牲口加步行跨过山岭和河流，到平山西柏坡向任弼时同志汇报工作的。”当时，适逢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大决战，双方兵马调动频繁，国民党还有好多军队成片成线驻守。铁路不通，胡克实走山路，中间遇到过敌人封锁线，经群众和地方党带路才穿过去。

当年，任弼时听取胡克实汇报后，特别嘱咐胡克实：建团工作要加紧进行，向干部讲清楚建团工作的重要性，要全党来搞；要抓住典型，经常吸取经验，去掉盲目性；国际上青年团经验也要学习，更重要的是发挥你们的创造性，采取适合青年特点与兴趣的工作方法；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团建搞得好坏，决定于青年群众工作开展得如何。任弼时还对胡克实具体做了指示：“要加强干部，把你们的班子搭起来，应该包括能做教育、做群众工作的有经验的人才。向干部讲清楚建团的重要性，不要三心二意，要专心努力。晋绥边区有4.5万党员，可以拨出3000到5000的年轻优秀党员来建团。这是选种，种一定要选好。不是每个支部都拨出党员，要在大地区、大村庄有计划选调，还要给他们以训练，这是关系扎根子的问题。在党校，或者你们自己办学校来训练一批干部。……”

任弼时用朴实语言向胡克实讲述了青年团发展变化的过程和纠正偏向的经验。直到晚年，胡克实还深深记得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青年运动出色的领导者同自己的谈话。在他的家里，仍保存着当时解放区十分罕见的硬皮帐本裁制的笔记，本子上记录着当时同任弼时的谈话。记录本上那整洁的字迹，依然清晰如初。他整理的当年有关任弼时的讲话，也纳入了任弼时的文集。

自西柏坡返回后，胡克实在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北坡村组织召开了晋绥青年工作会议，各地青委负责干部57人和部分机关青年干部出席了会议。在会上，胡克实传达了中央建团决议和任弼时的指示，并作了建团工作报告。

1949年2月，受中共晋绥分局委派，胡克实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任筹委会委员。同年4月，带领晋绥边区青年团代表团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进行了10天，最后经过选举产生了晋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胡克实当选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

这年4月11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开幕。这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继往开来的重大节日，它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历史和共青团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工、农、兵、学各个方面，以及中国青年运动各个时期的青年代表，共340名代表欢聚一堂，代表着各条战线上19万青年团员。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朱德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次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抱病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在会上，任弼时系统地分析了形势，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分析了青年的特点，明确了青年团的基本工作原则，特别强调青年团的学习任务。后来，胡克实深感这次与会终身受益。

于今老人生前接受专访时，边介绍，边找出有关胡克实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的照片，其中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一大”代表的两张照片弥足珍贵，“稚气”未脱的胡克实出现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热烈地鼓掌，并亲聆了毛泽东对中国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这一刻，热血沸腾的胡克实受到深刻教育，决心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贡献给青年团的事业之中。

个性迥异的“二胡”互补地配合着

要写胡克实，离不开谈共青团工作，他的个人历史就是一部献给共青团工作的奋斗史。新中国成立后，胡克实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书记、青年团中南工委副书记等职，并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1952年8月，在团的一届三中全会上，胡克实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第二年7月召开团的二大时，原书记处成员中许多同志已调任党的其他工作，团的二届一中全会重新选举了团中央书记处成员，由胡耀邦、廖承志、刘导生、罗毅、王宗槐、荣高棠、章泽、胡克实为书记处书记。

1954年，胡克实率领中国的第一个青年代表团访问抗美援朝停战后的朝鲜。中国青年报社原副总编辑、当时随团同行的成员钟沛璋晚年受访时这样回忆这次出访，“克实同志亲自起草和修改在朝鲜劳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并多次向朝鲜青年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勉励朝鲜青年学习先辈革命精神，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重整被美帝国主义破坏的山河，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克实同志在心里时时想着应该怎样来培育我国的青年。”钟沛璋难忘胡克实曾与他的几次交谈：“克实同志多次与我谈到，我国传统上总是要求青年听话、顺从，把这作为好孩子、好青年的主要标志。他说，这样唯唯诺诺，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的青年，怎能肩负起建设新中国艰巨复杂的任务？克实同志指出，应该从小培养青少年有独立的意志和性格、独立的思考能力。”当时的知情人都记得，胡克实曾经主持召开过两届全国少先队代表大会，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向少先队员讲解，要学好本领、练好身体，养成坚强的意志和性格，准备建设自己亲爱的祖国。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胡克实十分重视少年先锋队的工作，主张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应当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要求，应当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他曾说，少年儿童必须全面地发展、成长，他们的兴趣和要求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对儿童的教育和培养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少年先锋队的活动应该建立在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

自1954年到1959年，朱世和一直担任胡克实的秘书，之后下放过半年，1960年回到团中央办公厅后又在工作上与胡克实经常来往。朱世和也曾在国家地震局、中国科学院这些胡克实后来工作过的单位工作过，自然他对胡克实有着一种特有的感情。“文革”以后一直到胡克实晚年，朱世和常常到胡克实家长谈，一谈就是半天，谈的都是国内国际大事。胡克实无论是在逆境中或是在顺利的时候，时刻关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命运。他对“文革”造成的灾难忧心忡忡；对邓小平的复出感到庆幸，对胡耀邦的工作十分关切。胡克实到国家地震局和中科院工作以后，对科技工作怀抱极大的热情。在他晚年与朱世和谈得最多的是科技工作和科技立法工作。自20多岁的胡克实身边的一个小青年，到后来成为同胡克实无话不谈的朋友，朱世和在采访中总是滔滔不绝。两位老人当年促膝交谈是怎样的一个场面，我们无法想象，但一定感人。在采访中，朱世和不免有些激动，泪水不时打湿双眼。

朱世和说：“胡克实对胡耀邦的为人非常敬佩，与胡耀邦的思想是一致的。”在采访现场的黄天祥插话说：“的确，在工作中他们两人相互配合得十分默契。”
胡克实与胡耀邦是两个性格与工作作风不同的人，胡耀邦想大事多，思想活跃，奔放，有激情，而胡克实稳重，细致、平实。两种类型的人，互补着很好地配合。“文革”前，两家都住在北京关东店20号（现富强胡同6号）的一个院落里，一个前院，一个后院，边上有个小门可通，他们经常往来。“文革”中相似的遭遇、相近的品格情操，使胡克实和胡耀邦渐渐成为亲密的战友，心心相印。

胡耀邦生前原秘书、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高勇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克实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时间很长，但直接接触还是在1959年以后。”据了解，当时胡耀邦在富强胡同的寓所办公，“二胡”常常就工作的事情串门交流，高勇也不时的到后院给胡克实呈送有关文件，或转达胡耀邦交办的事情。“这样几年的交往，不但同克实同志接触频繁，而且同他家的老人孩子也都很熟。”

1962年11月，胡耀邦带职下放湖南湘潭工作以后，胡克实经常叫高勇到他家，把自己听到的中央的精神或看到的重要文件，一句一句地讲给高勇听。高勇则逐字逐句、原原本本地记下来，然后在晚上用保密电话传达给在湘潭的李彦秘书，再由李彦转告胡耀邦。当时，远在湖南的胡耀邦能及时知道中央的精神，特别是有关讲话和批示，如毛泽东当时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就是用这种办法及时传达的。

1964年12月，胡耀邦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到第二年6月回到北京。离开团中央去外地任职时，胡耀邦提议并报中央批准，由胡克实主持团中央的工作。

于是，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胡克实，开始主持团中央的全面工作。在团中央，胡克实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共青团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团的独立活动”的指示，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建国以来共青团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朱世和说：“胡克实在团中央工作期間，是我国团的历史上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他总是积极配合、支持胡耀邦的工作。”

朱世和说：“胡克实强调正面教育，谆谆善诱，反对乱批、乱斗。这些主张的提出，在当时‘左的形势下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他重视青年工人的劳动、生产竞赛，注重发挥他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突击作用，为此在20世纪50年代培养、树立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典型。”朱世和强调，这些是胡耀邦的思想，也是胡克实的思想。在当初的秘书眼中，胡克实有着很大的工作热情，有着特有的创新精神。胡克实当年关于“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防止形式主义，关注青工学习”、“思想工作在做深、做细、做活”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1989年，胡耀邦逝世。向遗体告别开始时，胡克实夫妇怀着无限哀痛，缓缓地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安详地躺卧在鲜花翠柏下的昔日战友作最后的告别。

“运动”中不倒的精神与信念

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在组织和处理中，胡克实总是尽可能保护被错误批判的好同志避免受到伤害，这些受过保护的同志后来成为青年工作或文化工作的骨干。没想到，胡克实在“文革”中也首当其冲成为被打倒的对象。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时之间，乌云滚滚。“文革”初期，北京各大学中学乱作一团，造反派、红卫兵乱批乱斗乱打校长教师。6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按过去工作经验，决定由团中央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前往各学校解决问题。团中央决定由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克实和候补书记李淑铮具体负责工作组的各项工作。刘少奇当面嘱咐胡克实：“克实同志，可要掌握好形势啊！”“千万把局面维持好。”

胡克实从中央开会回来，当天就召开团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成立了由3位书记组成的领导小组，并调兵遣将，抽调了60多名干部同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一起，于当日晚至6月5日两天内，向北京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北京四中等16所中学派驻了工作组。6月7日至9日，团中央又从全国各地抽调1800多名团的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市8个区的中学派出。为加强对工作组的领导，团中央还组成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胡克实任团长，另一位书记惠庶昌任副团长。各区成立了“文化革命工作队”，由部分团中央书记、常委、部长任队长。

谁知这时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后，挥笔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全国的形势更加混乱。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从同意到怀疑、再到反对和严厉批判。这张“大字报”如火上浇油，燃烧到了工作组身上，凡是派了工作组的学校，学生们开始揪斗工作组。

毛泽东说：“团中央，不但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学生那边。”并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针对有人说胡耀邦、胡克实犯错误是“糊糊涂涂”的说法，毛泽东反驳说：“‘二胡不是糊糊涂涂，是明明白白。”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这些话已经足够置“二胡”于死地了，其“下场”可想而知。

派出的近2000人的工作组，都是从各地抽调的团干，他们是按照党的要求进驻各学校帮助搞“文化大革命”，怎么一下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来都是各级团委的骨干、党的好干部，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本来是满腔热情搞革命的，怎么一下成了“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的“反革命”了？大家一腔愤懑，十分委屈，但这话又是毛泽东说的，又不敢表示不满，更不敢反驳，实在憋屈！

胡克实也是憋了一肚子火，天天要接受大批红卫兵的质问、批判、冲击。团中央机关内部的运动倒还相对平静，院子里的大字报大都是学校批工作组的。当时机关里住了几百名红卫兵，机关干部包括家属子女都不得不为这些红卫兵服务，解决他们的住宿吃饭问题。不多久，中央文革小组责令胡克实检讨“镇压”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错误”，胡克实不得不写了一份简单的“检讨”，拿给胡耀邦看。胡耀邦粗看了一下，并未评价检讨本身，而是说：“你是太热心了，管得太多，应该赶快撒手不管。”胡耀邦知道那时不论怎么检讨也是不可能过关的，因此他根本不赞成胡克实急急忙忙做什么检讨，说：“你越这样，他们越嚣张。”于是，胡克实就没有作检讨。

从此，大批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日夜围攻胡耀邦、胡克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就从团中央“造反”开始了。团中央被稀里糊涂地改组，书记处成员一个一个被关进了牛棚。

“文革”开始后，胡克实遭受到了严重迫害。他始终不顾个人的荣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文革”中，社会上不断冲击团中央，胡克实的人格受到污辱，肉体上受到摧残，住宅不时受到抄洗。“因主持团中央工作，实际上是团中央的一把手，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冲击，那时每天被迫示众。”当时的知情人对这段伤痕历史不愿讲得太多，但记者从被访问者那听似平谈的语气中读到沉重。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当时团中央个别领导人为此感到委屈、无望而跳楼自杀，而胡克实精神不倒，气质不变，即使在运动中皮肉受伤、衣衫不整。

1969年开办“五七”干校，把以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的10多位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共1000多人，“一锅端”到了河南信陽地区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所在地是一片低洼地。“文革”中能活下来就是胜利，被打倒了的胡克实精神不垮。

在干校，胡克实干活如同工作一样一丝不苟，十分勤劳。割麦子、割稻子都抢在前面。秋收打场时，他站在离脱粒机最近、尘土最多的地方，打场下来就成了个“泥人”。普通人不敢想象，他当时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并且本身身体就不好，患有严重的肺心病而哮喘。团中央办公厅的离休干部李蓉回忆说：“尽管他体力不如年轻的同志，他干活总是打前阵。他干得挺认真。有时，还同小他9岁的我比赛劳动，他在工地也不忘发挥模范作用。”

“他们（指与胡耀邦）毕竟是经过风浪的人，非等闲之辈，最终他们是神态自若，心情平静，表现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真是君子失时不失相。”高勇说，“二胡”这种态度和表现，对团中央干校的人，是一种无声的鼓励，使那些没有经过多少人生坎坷的人顺利度过了一段非人的岁月。

经过10年动乱，人民终于粉碎了“四人帮”。胡克实调离了团中央，但是他的心还是始终与广大青年连在一起。钟沛璋说：“当我还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时，每次去看他，他总是问起青年的情况、报纸读者的情况。一直到晚年，克实同志始终是一代又一代青年最忠诚的朋友和导师。”

1990年代，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克实出访日本，当时有人介绍他时，现场的日本客人肃然起敬——原来，他们早就知道中国“文革”时期有个“二胡”，尽管胡克实当时是以科技界身份出访的。由此，足见他在“文革”中的影响面之广及自己在运动中所受迫害之深。

原载于《中华儿女》 2019年8期，转载自http://m.fx361.com/news/2019/0423/50519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