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奇：回忆与思考

tuffy05

回忆与思考之一

傅申奇


      记得八十年我在原上海动力机厂(南市区的一个选区(竞选人民代表之後，曾
用笔名在香港《七十年代》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大陆的竞选谈起》。
      这以後，十六年过去了。其间，我三度入狱，历十年之久．今天，我初到纽
约，坐在陋室里，但享受到了免於恐惧的自由，思想自然更活跃了。欲把想到的种
种一古脑儿都写出来，作为一个开头，我从大陆的选举问题落墨，其意不只是回顾
。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所以从理论上说，
人民代表的选举是有关选择权力机构的大事。在分级选举顺序中，区县人民代表的
直接选举，是普通选民行使自己权利的基本方式之一。
      但是，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选举的理论含义是不存在的。它的实际
含义便成了(掩盖一党专政和寡头独裁的遮羞布；(愚弄人民的道具；(哄骗国际舆论
和世界人民的帷幕．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宪法赋予的权力，而只是匍匐於中共独裁寡头脚
下的奴才．早先，以“一致通过”丑态来毫不掩饰地表演这种奴性；近些年则加上
些“弃权”或“反对”票的调料来掩饰这种奴性。
      其次，从选举过程来讲，完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滑稽剧。省市和全国
人民代表的选举对普通公民来说，简直是云里雾里不知其然。即便是区县选的代表
侯选人，对普通公民来说也是素不相识或者是知其名而不知为何等样的人。对於这
些由相关党委内定的侯选人，选民要么因为洞悉这种选举的虚伪而嗤之以鼻，胡乱
投他一票；要么无可奈何甘於被愚弄而糊涂地投他以票。

民运人士如何对待这种选？

      那么，民运人士如何对待这种选举呢？大体有两种态度：1、认为参加这种   
选举就是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和人大的代表性。因而，只是揭露这种选举的虚伪性，
而拒绝卷入这种选举，既不运用选举权也不运用被选举权。2、认为充分运用一切合
法手段进行斗争，是民主化进程不可缺少的环节。所以，在揭露这种选举虚伪性的
同时，投入这种选举。 有条件的就运用被选举权，争当人民代表；没有条件的则运
用选举权，并促进其他选民真正地行使选举权。
      我於一九七五年投身社会活动，七六年与民主运动的先驱者王申酉烈士邂逅
而遇，便一道开展组织民主反对派的活动。王申酉於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枪
决後我继续进行这一活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大规模的西单墙民主运动爆发之後
，我便率先在上海打出了第一面民主团体的旗帜振兴社。尔後又与陈军、刘劭夫等
友人创办了《民主之声》。在中共逮捕魏京生、任畹町的第一个压制民主运动的浪
头之後，继续出版《民主之声》，并在全国范内与各地民刊和民运团体的朋友一道
坚持公开的合法斗争。
      基於这种背景，我对选举便采取了第二种态度，积极卷入，尽量扩大社会影
响造成社会效应。


我的选举简况

      当时，上海华东师大、复旦和同济等大学的学生，已经进行了选举。许多有
民主理念的学生站出来，投入竞选，其中以徐邦泰在复旦大学的竞选最有声色，并
正式当选为宝山区人民代表。
      这表明：在知识层面较高的地方，选举可以从虚假走向真实，并产生实际的
结果。那么，在知识层面较低的地方，是否也会产生相似的效果呢？我决定以身试
法八零年四月下旬，我依据当时新颁《选举法》的一些有利因素，(列如：一人提名
三人附议便可非正式候选人，以及可以宣传候选人等等)开始了竞选。
      我首先向选民们发了一份传单，作了自我解绍，宣布争当人民代表，并阐述
了争当代表的目的。我说：人民代表不是一种官衔，而是由选民授权的选民利益的
代言人，我之所以要争当人民代表，是为了表达本选区选民的意愿，维护选民的利
益这不啻是在一湖静水中投下了一枚炸弹，全厂选民被我的举动所震惊，象旅游团
似的，从我工作所在车间的这一头进，走到那一头出，川流不息，都要来看一看我
这个不见经传，而破天荒第一回要在工厂里争当人民代表的小人物是何等样的人。
接着流言四起，有的说：我肯定有局一级干部以上的家庭背景，否则不会有这么大
的胆子；(可见，在专制制度下人已被扭曲到何种程度？正常运用自己的公民权利就
算大胆)有的说：我在社会上早有活动，这一下肯定要挨整；有的说：我是有头脑、
有胆识的小青年，开了个好头。一时间贬褒不一、众说纷纭。总之，引起了大家的
兴趣和讨论。
      接着，我动员一些师兄弟，一人提名，三人附议列为非正式候选人，公布在
厂里的公告栏上。
      厂里的党、政、工、团都动员起来，召开各种会议打招呼，要求全体党团员
和工会会员，抵制我的选举活动，并声称我是人民广场的动乱分子，是即将抓起来
的第十四个人。(注：上海市公安局七九年发布《三(六》通告之後，上海抓了十三
个人)。後来，干脆以即将进行的工资调整，威胁支持我竞选、打算投我票的工人。

      我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争斗，出版一份《选举简报》，每隔两、三天发一期，
既对党政工团的做法提出批评，也正面阐述我如果当选人民代表将为选民做什么。
我还利用业余时间接待选民，与选民畅谈选举与每个选民切身利益的关系。
      广大选民逐步加深了对我的了解，都知道我在场里工作九年，一贯踏踏实实
，为人正派、耿直、勤奋学习，七七年恢复高考後，是全厂仅有两名被录取者中的
一名(注：我因全身心投入民运，於七八年十二月主动退学会厂)，虽为“黑五类”
子女，却是团员，故对我颇有好感。也被我的热情、坦诚、忘我和挚着所感动，支
持我竞选的选民日趋增加。甚至许多党员都向我保证，一定会投我一票。
      厂部党政领导慌了手脚，意欲甩出一个杀手锏。他们在五月上旬召开一次全
厂大会，想出其不意地对我来一次致命的攻击，以形成对我的批判。
      他们在宣读了市委有关人民广场活动的文件，以及《三(六》通告等文件指名
道姓地说我就是其中的害群之马，是要在厂里搞动乱，想激起选民的义愤。选民们
虽然不为所动，但气氛一时紧张起来了，许多人为我捏了一把汗。接着，他们打出
了邓小平七九年一月十五日讲话这张王牌。在这篇讲话里邓小平说：上海讨论会(即
振兴社)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等等。随後大会发言人明确指出：傅申奇就是振
兴社的坏头头，一刹间，全场嘁嘁喳喳的议论响成一片。既然邓小平点了我的名，
看来我在劫难逃了，选民们惶惑起来。
      那时，我坐在大会场的後面，即刻写了一张纸条传到主席台上。我在纸条里
要求大会主持人给我五分钟发言时间。主持人宣读了纸条，但称会议没有这一项议
程，拒绝我的要求。他的话音刚落，我霍地从後排站起来，慢慢地向主席台走去，
全场一千三百多名选民都看着我。
      我走上主席台，冷静但大声地说：厂领导讲了许多违背事实的话，我有责任
也有权利向选民们澄清事实。他们讲了一大堆话，但我只要讲几句话。我说 ："民
主讨论会的许多成员被逮捕了，他们是不是反革命，不必我来讲时间会讲。我只想
讲，我是振兴社的负责人，振兴中华有什么不好？(注：几年後中共在全国开展了“
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我没有被捕，还在这里，还是团员，还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的公民，请问：我手上的选民证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他们哑然无声。我接着说
：所以，邓小平得到的汇报材料是不符事实的。邓的这篇讲话编入邓选後，删去了
(即振兴社)这几个字]你们想借此侵害我的被选举权，是违法的，也是办不到的，我
的话完了"。主席台上的领导们目瞪口呆，无言以答。厂党政领导对我的打击，变成
了对我的宣传。
      之後，党政工团绞尽脑汁，试图挫败我的竞选，但都没有奏效。尽管我被选
举委员会排除出正式候选人的名单，可是认为我会当选的呼声越来越高。
      临近投票的前三天，我请了事假，按早、中、晚三班的时间表，在大会场三
场半小时的演说，并讲《竞选演说》全文刊在《选举简报》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投票那天，我的支持者都认为大局已定，有些工人兄弟甚至准备好了鞭炮，
准备一过半数即鸣放庆祝。
      开始唱票了，黑板上出现了一串串正字，我的选票一直遥遥领先。到五百多
票时，一个同情我的检票人下楼小便时漏出风声，说我已过了半数。也就在这时，
我的票数骤然减少，甚至没有了。最後，选举委员会宣布：厂长七百多票，勉强过
半数，而我的有效票数为六百三十六票，名列第二。他们解释说：由於我是非正式
候选人，所以凡是选票上填写名字时写错的，例如把傅写成付或漏掉一点，都无效
，而把废票算上去我是过半数的。究竟是不是把我的许多有效票算作了废票，这个
谜只有待将来知情人来澄清了。
      即便如此，按选举法规定，我们选区应选出两名代表。如果第一次选举只选
出一名代表，应组织第二次选举。我立即向选民们宣布，我将参加第二次选举，并
提醒选民们不要再写错字。同时上书区选举委员会，要求依法办事。
      但是，区选举委员会对此不加理睬。十几天过去了，一直没有消息，最後正
式宣布：根据我们生产单位的实际情况，不进行第二次选举了。於是，我到区委食
堂散发了抨击区选举委员会，要求举行第二次选举的传单。同时还到市人大常委会
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状告我们厂和区选举委员会。这两个部门都声称无法受理此案
。
      我在厂里又展开了要求依法举行第二次选举的签名活动。有二百三十多名工
人亲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正在这时，厂里正式开始调整工资了。许多签了名的工
人顾虑重重，纷纷来找我，希望我顾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不要把签名上交。鉴於这
种情况，也因为我要把精力投向社会，继续出版《民主之声》，并为全国性的组织
作准备，所以宣布当众烧毁签名信。
      至此，我的竞选活动虽不算成功但还算漂亮地划上了句号。
      同年七月，陈尔晋到上海，我们商讨後一致认为要推动各地即将开始的选举
，尤其是北京地区的选举。我编写了一份《选举纪要》；陈尔晋带了二百份到北京
去，据他说：他把这份《纪要》散发到了北京几乎所有高校。


我的一些感受

      感受之一：我国的工人在十六年前就能适应民主生活，就能正常地运用民主
权利。有人说：我国民众素质太差，无法适应民主生活。我国还不能搞民主，政治
改革应当缓行。
      然而，我们厂的工人用事实表明：工人向往民主、向往当家作主的热情和正
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所有选民，无论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
的，都没有人身攻击的言行，所有的只是正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因而，今天我敢说：中国的工人，甚至许多农民，都具备了民主生活的能力
，政治改革完全可行。
      感受之二：即使是名不符实或不完备的选举活动，也是培养民众自我意识和
学习民主生活的课堂。
        在选举活动中，许多工人从一开始认为：选举是虚伪的因而不必重视，逐
步意识到自己的一票是重要的、有意义的，进而对选举的结果十分认真起来。这就
是说对自己作为个体的消极的否定转化为对自己作为个体的积极的肯定。这是一个
从自我无意识向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而这种自我意识恰恰是现代民主生活赖以存
在的基点。   
       在选举过程中，我充分调动了受压抑的造反派的能量，也充分调动了那些被
认为是落後工人的积极性。但选举过程不是促使他们用搞派性的权谋手段或胡作非
为来表现自己的能量，而是推动他们进行宣传鼓动，用程序化的方式，用正当行使
的权利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因而，如果说中国因为具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民众缺乏民主生活的习贯，
那就更应当让民众通过选举活动来培养民主生活的习贯，使民众了解民主生活的底
蕴和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
       感受之三：一党专政条件下的虚假选举也能产生一些实际的成效。
       综观八零年大陆选举的情况，可以看到：许多大学的学生都通过竞选当选为
区县级人民代表。可是，我和北京的何德甫，河北清苑的王屹峰在工厂里的竞选都
没有成功。究其原因，并非单纯因为大学和工厂间知识层面的差异，一个更重要的
原因是：当时的大学生包括徐邦泰、胡平，都不是明火执杖的民主反对派，中共还
能容忍。而我和何德甫、王屹峰，都是明码标价的体制外异议分子，不能见容於中
共。我开始竞选时，便与境外新闻媒体紧密联系，大造舆论。如果让我当选，就意
味着承认民主反对派的合法存在，这是中共接受不了的。可以肯定地说，我在工厂
里的不成功，不是由於工厂的小环境，而是由於社会的大环境。
       由此我想到：在大陆现有政治条件下，倘若许多有民主理念，但没有被划为
敌对分子的有识之士，能在每次选举中都行动起来，从事非政治性的促选活动，以
想选民所想，急选民所急的真诚言行打动选民，也能取得实际的成果，使虚假的民
主掺入真实的内容。

行动起来、推动竞选

       我以为，民主战士不应只是对大陆现存的选举抨击一番，就算将它埋葬了，
就可以置之不理了。相反，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合法斗争的形式，一点一滴地取得实
质性的内容，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我主张，海内外每一个民主战士，在大陆明年的选举活动开始之前，进行广
泛宣传鼓动。假如海外的民主战士，人人都开掘对国内施加影响的渠道，促使国内
未被划为敌对分子的同道者运作起来，积极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么，每一
次的选举都会不同程度地加强民主力量，并大大提高民众的自我意识和行使民主权
利的能力。
       我认为，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今天，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一步实
际行动要胜过一打纲领。
       而对於海外的民主战士来说，最实际的行动就是：凡是有条件回去的，就回
去直接作一些可能的宣传和实际的运作；凡无法回国的，则运用各种可能的渠道对
国内进行宣传，促使国内的朋友和民众作出可行的努力，去取锝可能是很有限的成
果。
       千万不要忘记：有限的成功叠加起来，就构成完全的成功。
       让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吧！！！
       民主的中国就在前方！！！

http://www.ibiblio.org/pub/packages/ccic/org/bjs/bjs/45/28

tuffy05

回忆与思考之二

傅申奇


写在前面

我到美国两年多，一直忙于琐事，刚到纽约时写过回忆与思考之一《再谈选举》 ，除此就再也没有时间去回顾。值此七九民运暨民主墙运动二十周年之际，使我回首起往事，回到那尘封的岁月。同时也从心底泛起思绪的涟漪。回忆有时使人沮丧，有时令人兴奋和陶醉，但回忆也有使人清醒、使人明智的功效。昔日的错误可以汲取教训，过去的成功可以提供经验。愿我的回忆对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多少具有一点这种功效。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责任》，这个题目是需要诸多当事人以整整一本书来回顾和研究的，我作为当事人所能揭示的只是冰山之一角。如果人们已经忘记了那些往事，或从来就不知道这些往事，我把这一角展示出来多少还是有一点意义的。

一、历史背景

邓小平复出后，中国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宽松，以邓小平、胡耀邦为代表的所谓党内"实践派"，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向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发起了舆论攻势。在此背景下，贵州黄翔等组成的《启蒙社》，首先在北京天安门贴出了一系列大字报，揭开了七九民运的序幕。

1978年11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践派"和"凡是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实践派"为了获得胜利，打出了"民意"这张牌，以尝试建立中国的"海德广场"为借口，给民间的集会和社会活动打开了大门。各派政治力量便利用这一空间，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展开政治活动。

76"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在全国逐步形成的党内外民主派也利用这一空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显示自己的存在，以民主墙为特征的民主运动在全国兴起。随着一些民生和经济诉求得到满足，一些上访寻求公道的个案得到处理，这些人员退出了社会活动的大画面，民主派的存在和诉求就日益明显了。

大潮中的政治倾向纷繁芜杂，甚至还有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来发动群众的。但目的明确的反对派大体说来有"拆庙派"和"补庙派"的分野。在群众运动的大潮中民主派的组织纷纷成立，并且往往以刊物的名义成立。

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贵阳的《启蒙社》、《解冻社》；北京的《探索》、《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今天》等；广州《人民之声》；上海的《民主之声》《海燕》等；杭州的《四 • 五月刊》、《之江》；青岛的《海浪花》；武汉《钟声》；重庆的《童音》；安阳的《民主砖》、《星光》；长沙的《共和报》；宁波的《飞碟》；长春的《雪花》；天津的《渤海之滨》、《天津评论》；温州的《呐喊》等等。

"实践派"在党内取得基本胜利后，对曾被自己利用过的社会运动重新估量，划出了一条底线：对于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活动要加以打击。也就是说，对明火执杖的"拆庙派"予以打击和镇压，绝不手软。而对于知识分子、工人、学生的自发组织，提出了"不支持、不反对、要引导"的方针。

1978年底，上海就逮捕了比较激烈的活动分子滕沪生，这对当时的大形势还没有直接影响。

1979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理论务须会上讲话，把北京的《探索》和上海的《民主讨论会》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组织。

1979年3-4月，继北京逮捕魏京生、任畹町、傅月华，上海则发布了《三 • 六》通告，接着逮捕了乔忠令、殷雄耀、沈海凛、杨周、王辅臣等十三人，随后又把他们认为的幕后黑手胡安宁(呼延民)从西安抓到上海。

但大部分的组织和刊物，有些出于对共产党的深刻认识，确定了"首先反对我们敌人的敌人，即'凡是派'"的方针，把矛头指向"凡是派"，有些出于本身的诉求就比较低，一般都采取了迂回和理智的表述方式，没有越出中共的底线，因此被纳入九字方针的范围，没有受到直接打击。

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停止公开的社会活动，退回书斋，保住在体制内的地位，伺机再动；持这一看法的人们大多数是在体制内有一席之地的，他们被称为"曲线民主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利用还有的空间继续活动，扩大体制外的民主力量，嵌入社会。在民主的社会基础并不完备的条件下，尽可能推进民主化进程。持这一看法的人们大多数是知识化的青年工人。持前一种观点的朋友，后来大部分成了八二年中共推动改革的主流派，最终在89年又走上街头，这是后话。持后一种观点的朋友，坚持出版刊物，并在全国范围里进行串联，成了邓小平每次讲话几乎都要提到的"西单墙"那帮人。那帮人中最活跃的中坚分子就是徐文立、王希哲、陈尔晋、何求、刘国凯、秦永敏、傅申奇、杨靖、孙维邦、张京生、徐水良、叶宗武、王屹峰、王荣清、钟粤秋、朱建斌、牟传珩、徐东平、吕洪来、刘士贤、彭金贵、刘二安、郑玉林、刘力平、王明、邓焕武、何德普等。大家不约而同地为建立全国组织而积极活动。

二、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成立

80年春节前夕，我到北京，拜会了严家祺先生，与徐文立就形势和工作交换了看法，基本决定，稳住阵脚，选择时机建立全国组织，取消原定的武汉全国民刊代表会议，代之以武汉部分代表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武汉的秦永敏、朱建斌、李晓林，杭州的杨晓雷，河南的刘二安，上海的我和湘樊的朋友。这次会议为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奠定了基础。会议决定：暂时停刊，健全各地组织，积累力量，当年 7-8 月同时复刊，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组织。会议的决定通报了各地编辑部，基本得到认同和执行。

这时北京的崔全红公开提出组织全国性科学社会主义协会的建议，籍着讨论这一建议，全国组织的准备工作加快进行。杭州的叶宗武以旅行结婚的名义在全国进行联系。广州《人民之路》派出正式代表戴学伟到各地联络，为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成立作了许多准备工作。

80年7-8月，经过休整的各地民刊重新出刊，决定9月在广州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9 月中旬秦晓春、朱建斌等部分代表到广州之后，广州《人民之路》的何求及这些代表被拘押，但广州的朋友们在王希哲的主导下及时地采取了行动，王一飞在危难关头站出来，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出版会刊《责任》，全国各地的刊物同步进行抗议，而香港的许多朋友及时地造成媒体的影响，党内的同情者也不失时机地施加了一定影响，此时，邓小平对华国锋的斗争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对舆论还有一点顾忌，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代表均被释放。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事实上成立了。

其后，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大地区分会的组织，组成了以长春《雪花》为主的东北分会；以北京《四 • 五论坛》、《北京青年》、天津《渤海之滨》、山东《海浪花》、安阳《民主砖》等为主体的华北分会；以武汉《钟声》、长沙《共和报》、重庆《童音》为主体的华中分会；以广州《人民之路》、《生活》、韶关《庶声》、为主体的华南分会；以上海《民主之声》、《海燕》、《新青年》、《玫瑰岛》、杭州《之江》、温州《呐喊》、宁波《飞碟》为主体的华东分会；以贵州《启蒙社》、《解冻社》、《使命》为主体的西南分会。分别出版《东北民刊》；《华东民刊》；《华北民刊》等。会刊《责任》第一期、第二期由广州王一飞、何求主编，为双月刊。80年1月转由上海傅申奇主编，改为半月刊，三个月内出版了六期(3-8期)，并出版了四期号外。

至此，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成了中共执政后第一个全国性公开的反对派组织，并具有了一定影响。成了邓小平的心头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八一年初，邓小平对华国锋的夺权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整肃反对派的任务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三、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被镇压

3月中共中央发布9号文件和一系列国务院文件，宣布所有民刊为非法，责令停止。

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停止活动，保存力量，等待机会。另一种意见是：付出代价以使这一场条件不成熟的民主运动获得一个悲壮的结尾。后一种意见占了主流，最后决定以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主要成员作一次拚搏，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影响，寻求可能的转机，并作秘密的二线、三线准备，坚持存在。以此为未直接加入协会的朋友留下空间。当时我和陈尔晋等估计：最坏的情况下，中共可能不会打压徐文立、王希哲等一些朋友。这一估计后来被证明是太乐观了。我是抱着有去无回的思想准备上北京的。前些日子，原《民主之声》编委、目前在加拿大的刘劭夫，把我81年4月2日给他的信原件还给我。我在信中写道："组成《爱国护法请愿团》即日赴京。此间《责任》工作由小林(林牧晨----现注)主持，有稿件或其他事可与之联系-----此行凶多吉少，可能有去无回，但《责任》不会倒，已大致作了安排，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法律战，必要时请以《责任》名义活动，或协同其他朋友努力。"

协会由何求、我、杨靖、朱建斌等组成请愿团，到人大状告中共中央违反宪法，侵害了人大的立法权。朱建斌受到阻挠，没有到达北京。我到北京后，与何德普、沙裕光、王志新、侯宗哲、马文都、吕嘉明、李南等交换了看法，当时大家都比较乐观，认为大镇压的可能并不大。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还有群众集会，还有秘密组织散发传单。六日、七日、我和杨靖、何求等作了准备工作，我起草了请愿书，经何求和杨靖讨论后定稿，决定八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人大常委会外面举行中外记者会，向人大递交抗议中共的《请愿书》。八日晚上，我到永定门外徐文立家，离开他家后，就在他家外面的大路上被一大批便衣围住，试图逃跑不成，被围住，公共汽车被迫停下，不少行人驻足围观，我拼命喊叫："公民们，他们镇压民主战士！"。便衣用手捂住我的嘴把我塞进吉普车。徐文立也在当天晚上被捕。

我的眼镜被拿走，车子开了一阵在一堵有圆城门的大墙下停住。我被拉下车，几个便衣踢我的膝关节按着我向城墙跪着。在黑沈沉的夜幕下，我以为他们要秘密枪决我了。我虽然感到不无遗憾，但想到我的老师、兄长、挚友、民主运动的先驱者王申酉仅仅因为一篇文章便被枪决了，也就觉得也值了。这一点是多虑了，邓小平还没有到下这种毒手的地步。我被关进有中央控制台的幅射型监狱，单独关在一个六平米左右的监房里。我可以听到带着脚镣的人犯在走廊里走过，或在监房外放风。

每天早上和晚上可以听麦克风里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反来复去的看一份《人民日报》。无法和任何人接触。我至今还没搞清楚我当时关押在哪里。六天后，上海公安局的三名人员把我押上二十一次特快的软卧包厢，送回上海。从车站直接用小轿车送到一个没名目的地方收容审查了半年，后来我按一些迹象判断那地方在闵行区。在八一年的双十节我被正式逮捕，其后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后来我知道，我被逮捕后中共在全国范围里进行了全面镇压，《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主要活动分子陆陆续续都被逮捕、并被判以重刑。计有上千人被审查、拘留、逮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徐文立、杨靖、何求、王一飞、王希哲、陈尔晋、钟粤秋、傅申奇、秦永敏、朱建斌、孙维邦、杨在行、王屹峰、刘二安、徐水良、王河清、郑玉林、王荣清、徐东平、马兴华、王明、沈建民、童年、何德甫、张京生、刘力平、彭金贵、路建国、历万明、王静湖、吕洪来、刘士贤、黄石、尚运成、李家华、秦晓春、邢大昆、薛明德、刘国凯、邓焕武、毛庆祥、曾省斋、叶宗武、杨晓雷、黄应时、陈增祥、江小茵、尚运成、鲁弟、戴学伟、于卫民、杜应国、刘国璋等等。

原先安排的二线和三线，由于大镇压几乎都消解了，不起作用。我所知道只有上海继续以《责任》的名义抗争。上海的林牧晨继续出版了《责任》第九期，被捕，由于没有越出底线的证据，送劳动教养三年，实际在农场呆了将近五年。82年，上海王建伟、何永全、秦林山、杨勤恒等又秘密出版了《责任》第十期，并到各地大量散发，串联，都被逮捕、判刑，其中何永全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王建伟三年，秦林山和杨勤恒都判了两年。83年，上海任海明、陈震康、陆阳生、练增明、王永刚等继续活动，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任海明、陈震康、陆阳生都以反革命集团罪判了重刑。任海明是很有才干的活动分子，他在全国各地秘密串联，由于打算秘密组党的努力泄露，被判十三年重刑。1992年保外就医不治身亡。成为为民主事业献身的又一位烈士。(在此我们向任海明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1990年原《责任》主编我与《民主之声》的另一编辑张汝隽又以中国民主运动联合阵线的名义出版了地下刊物《复兴》，实为《责任》之延续，出版了五期，又于91年5月遭逮捕。

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虽然被全面镇压下去了，但是，作为独立的当代民主运动中第一个全国性公开组织，她对中国民主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一九八二年王炳章在海外第一个举起民主运动大旗创办《中国之春》时，就明确宣告是大陆民主运动的继续，《中国之春》第一号决议中排列的名誉编辑和致敬者名单绝大部分都是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中坚分子。在今天国内外民运活动分子中，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成员依然是非常突出的活跃人士。如国内的秦永敏、邓焕武、吕洪来、刘力平、王荣清、毛庆祥、郑玉林、牟传珩、邢大昆、何兵等，被判刑入狱的张京生、孙维邦、王明、杨勤恒、陈增祥等，国外的王希哲、傅申奇、王湘( 王一飞 )、林牧晨、刘劭夫、徐水良等。国外的王希哲、傅申奇是中国民主正义党的负责人，国内的大部分朋友成了中国民主党活跃的组党人士。

四、怃今追昔的思考

思考之一、七九民运的性质和意义

《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成立以来，十八年过去了，七九民运也度过了二十岁的生日。回首往事，真有"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之感。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却很少有人进行仔细的探讨和评价。我作为当事人难免有自重偏向的嫌疑，不过我不避 嫌疑，摆出一家之言以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

有人把七九民运党内斗争背景、运动中的群众集会、群众组织的成立、民众的经济诉求以及最后被镇压，与文革的党内斗争背景、运动中群众的奋起、造反组织的成立、经济风以及最后被分化或镇压的历程作了类比。认为七九民运与造反运动类似 ，初期被党内掌权者利用打击异己，随后被抛弃。这种类比从表象上看似乎有点道理，但实际上却忽视了两者之间本质的区别。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主要的不同。

一、主要活动分子的思想、立场不同

文革中涌现出来的大部分造反中坚分子，虽然不少人对官僚主义者压制、迫害群众的作为深恶痛绝，有明确地反官僚主义的意识，但绝大部分都真心敬仰毛泽东，在直觉上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千真万确的，盲目地认为共产主义是将要实现的伟大理想。问题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了压迫人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下造他们的反，把他们攫取的权力夺回来。造反中坚分子绝大部分是在认同现存体制的前提下，争相比赛谁最能领会毛泽东思想？谁是真正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对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当代专制独裁制度没有提出质疑、没有进行反思、更没有提出挑战。遇罗克的《出身论》和杨曦光等的异议只是例外，并没有普遍意义。王申酉在四清时就由于在厚厚的日记里写下大量反动言论被定为反动学生，但他在仍寄希望毛泽东是真心尝试巴黎公社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他写的一本小册子题目也只能是《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

而七九民运的中坚分子，绝大部分属于反思的一代、批判的一代和奋起的一代。其中有经历过文革的风云而提升到对现存体制反思和批判的造反派人士，如王希哲、陈尔晋、徐文立、胡安宁、林牧晨、徐水良、魏京生、景晓东、王军涛、胡平等。

有目睹了文革的闹剧或经历了家庭的悲剧，通过学习和独立的探讨、思考而走上了叛逆者之路的年青一代，如秦永敏、我、朱建斌、陈军等。这些人士大体上是秉持着反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站在对现存体制批判、否定的立场上，想清楚了不惜代价也要投入反对派运动而投入运动的。所以他们所从事的是与官方意识形态进行搏斗，用可能的方式挑战现存制度，力图形成可以与执政党抗衡的反对派力量。虽然许多人仍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框架和语言为武器，但本质上是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陈军的一句话很说明问题，他说：在冬天里我们只能穿上厚厚的棉袄。在当时独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封闭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官方的毛泽东思想，或用早期的马克思来批判晚期的马克思和列宁，确实是一代思想叛逆者不得不走过的历程。

记的我和王申酉相遇时，一见如故，我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一拍即合，我们认为：

毛泽东思想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特别是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始终认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在其物质条件没有具备之前，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中国并没有发生过社会主义革命，只发生了一场政权易手的农民革命，毛泽东不过是头带军帽，扛着马列主义招牌的农民。中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只存在以什么方式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问题。我们主张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市场制度。我们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提出学习马克思理论，批判毛泽东思想的口号。这些思想在七六年的中国是大逆不道的反动思想。

由于王申酉在毛泽东去世时正在写包括这些思想的纲领性文件被拿获，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上海第一把手苏振华的批示是：此人不杀对不起毛主席！毫无疑问，我是在目睹过流血，对共产党政权抱着冷静的否定而义无反顾地投入反对派运动的，心中深深地埋藏着要利用共产党权力斗争而造成的空间，而不被权力所利用的主观意图。

当时许多活动分子的个人经历虽大不相同，但在否定共产党一党专政制度，否定官方意识形态这一点上是相同或相似的。例如，陈尔晋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也以马列主义为本，但在书中对一党专政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共产党两党制的构想，其本质就是要突破一党专政体制。再例如，四川重庆的逢平等人的《明天》一书明确勾画出多党议会政治的蓝图。湖南张京生出版的报纸干脆命名为《共和报》。

在八零年春节的武汉会议上，与会者就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大约讲了三、四小时话。我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并作了答辩。我认为：如果把东方社会主义的试验看作一条道路，而把西方资本主义看作另一条道路的话，那么，这两条道路都有各自的严重问题，走俄国人的路已被证明是走不通的，西方的路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况且东西方已有趋同的趋势，东方需要适度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来纠正，西方需要适度的资本社会化来补足。因此，中国要走自己的第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国家控制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形成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实现国有资本的国家占有；集体资本的集体占有；个人资本的个人占有。国营企业的工人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来支配国有资本。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性。政治上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党政分离，实现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制衡。至于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则由实际的进程来取舍。我个人倾向于内阁制。这些特点综合起来要达到两个标的，既使个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因为社会的自由发展取决于个人自由发展的程度，从而使社会走出低效率的困境。同时又要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节制资本，防止贫富两极的过度分化。

显然我当时的思想具有社会民主正义特质。

如何走向第三条道路呢？我当时认为依据共产党不同的选择具有三种可能：

1 、共产党顺应历史的要求，走在潮流的前头，那么就会形成共产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局面，类似日本的情况。这样就会在政治上比较平稳地走向第三条道路。

2 、共产党缺乏自我更新和开拓的气魄，勉强跟着潮流走，现有的民主党派或新的党派可能崛起，取得执政地位。如此就会伴之以比较激烈的政治斗争走向第三条道路。

3 、共产党抵制或镇压社会变革，共产党能够维持一段时期的高压统治，但社会矛盾会加剧，甚至会发生政治革命，在政治革命中共产党将被淘汰出局。中国将通过社会的动荡和重新组合走向第三条道路。

我的这些想法不能说得到与会者的完全认同，至少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引起了进一步探讨的热情。

我信马由缰写偏了题，我是想说：不管我和许多朋友当时的想法正确还是错误？有没有价值？但这些朋友的思想和立场与文革的造反活动分子是相去甚远的。

二、行为方式不同

造反活动分子的活动方式主要在于分清哪些中央或地方的共产党领导干部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与其取得联系谋求支持。例如上海胡守均小集团内部就曾分析过，似乎毛泽东看上了工总司，考虑要和工总司紧密团结。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始终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棒，以及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当然文革中也出现过仵逆中央文革和毛泽东意志的组织和事件，如五大学生领袖反对军管；百万雄师抗拒中央文革；上柴联司反对工总司。那只是局部的失控或迷失方向。双方争斗的基点仍然在证明谁最忠于毛主席。上海支联会头头陈卜昌在人民广场与工总司辩论时，就是口口声声说：这一边是毛主席革路线的讲坛，而那一边……。而这些争斗最后都以毛泽东的拍板而定错对，以这些头头承认站错队而告终。

七九民运的活动分子虽然也尽力与中共领导层发生关系，也时常引用邓小平的话反驳地方官员的压制行为，但那都是为了扩大与共产党进行合法斗争的活动空间，或为了对可能的空间作确实的分析和把握。活动分子和组织尽管千差万别，可是几乎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内斗，更没有要中共领导层来裁定正确与错误这一码事。例如当时徐文立和任畹町、广州《人民之声》和《人民之路》发生过严重分歧，但没有谁试图证明过自己与党中央更保持一致。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造反活动分子是忠君派，而七九活动分子是反叛者。

三、目的不同

造反活动分子的目的( 撇开个人的目的不谈 )是在毛泽东的指引下，扫除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局部制度和毛泽东的反对者。对毛泽东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加任何怀疑。更不用说反对。

而七九活动分子的目的是要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为危机重重的中国社会寻找新的出路和社会变革之道。

所以很有趣的是，七九年八零年上海部分七九活动分子与造反活动分子关押在同一看守所里时，造反派愤愤不平地说：我们怎么是反革命呢？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是为了遵循毛主席关于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指示而反对非法逮捕江清等人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我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你们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

四、遭遇不同

造反活动分子除个别站错队的，或不讨上级好的被淘汰出局，大部分都进入领导班子，甚至有象王洪文那样进入最高领导层的。

七九活动分子中固然也有体制内的曲线派继续留在体制内，但进入权力机构的几乎没有，曲线派之所以能够部分留在体制内，是因为出现了共产党允许的局部改革。

当局部改革触及政治改革这根神经时，曲线派在六四期间又不得不走上街头。而明确采取反对派立场从事社会活动的大部分活动分子，都遭到了严厉的镇压。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文革是在专制独裁意识形态框架里，由独裁者导演的闹剧和悲剧。是毛泽东不惜损害全民族文化和经济利益而推行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的一场赌博。毛泽东最终输了，但全民族的灾难却是难以补救的。文革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当代专制独裁制度是肯定的，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落后的。

相反，七九民主墙运动却是中国人又一波寻求国家和民族出路的运动，是在独立思考前提下，以现代化、民主化为价值取向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对专制独裁制度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在本质上是革命的、进步的。

七九民主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尽管从人脉上我们可以看到她与目前的民主运动有一些延续，但这场运动本身从意识形态基础、诉求到实际断代的结果来看，是失败了。共产党八二年开始的改革部分执行了这场运动的遗嘱。当前的中国民主运动是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部分接受七九、八九民主运动遗产而再度形成的运动。

七九民运尽管失败了，但其历史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她在共产党一党专政条件下，第一次真正独立地吹响反叛的号角。她是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完整意义上的民主运动。她是民主运动的第一次实弹演习，在这场运动中既有冲击出版物牢笼的壮举，也有民主竞选的尝试，更有组织反对党的图谋。她点燃的民主、自由火炬在中国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传递接续，将留下永恒的印记。

思考之二、七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一、历史原因

林彪坠落在温都尔汉、七六天安门事件及四人帮的倒台，彻底打破了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但没有动摇民众对共产党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迷信和顺从。

邓小平、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开明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缓解民怨的措施，把人们的怨恨引向了林彪、四人帮，间接地引向了毛泽东，但却有效地再度燃起对共产党的信心。经历了动荡的民众有一种过过平静生活的强烈渴望。中国国民心态中有一种寄希望于青天的传统。邓小平被当作青天而补救了共产党频于破产的信誉。人民沉湎于邓青天把中国带进富强、繁荣的乐园。

当大部分知识青年回到城市，进入生产组或其他什么部门，谋到一份微薄的薪水时；当相当部分有事业心的青年踏进高等学府的大门，步入比前辈辉煌的坦途时；当知识分子为失而复得的尊严和利益而小心翼翼唯恐再度失去时；当工人满怀增加工资的希望时；当农民有指望为自己种地时；当高级干部官复原职甚至官升一级，正雄心勃勃欲施展往昔的理想梦时，七九民运就已经失去了她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七九民运至多只能起到启蒙的作用。要起到这种作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理应是最合适的角色。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当时特定的景况，知 识化的工人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以大胆的冲撞和油印刊物来执行这一任务。(当然，知识分子在以后的几年里，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民众的启蒙。这是后话 。)

理性和模糊的理想在求稳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活动分子紧紧抓住防止文革的灾难再次发生这个情结，有一定的煽情作用，无疑是对的，但力度不够。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公民权利对民众来说还是陌生的玩艺，并且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文革中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希冀马上实行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革显然是缺乏基础的。

二、活动分子分子自身的原因

在回顾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之后，活动分子自身的原因就显得不太重要了。这批活动分子即使再出色，也不可能取得直接的胜利。

记得《民主之声》第二期出版之后，在宣布停刊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许多朋友关于是否继续投入运动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原先参与创刊的许多朋友纷纷认为应当退回书斋，从事理论的研究和思想的传播。我赞同他们陈述的许多道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场在不成熟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不成熟的运动，用我的原话来说："是一场早产的运动。"她可能获得的成果的有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我认为：这场运动已具有全国的规模，在实践派与凡是派没有在最后决战中定局之前，仍有发展的空间。让她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是不合理的。书斋里的工作能够做的人有的是，而站在体制外发展党外力量的人却有限得很，我力求使不成熟的运动取得尽可能多的成果，发出尽可能多的光。这对个人来说是意味着付出代价，而仅起到填沟铺路的作用。但是，在王申酉被枪决的那天就觉得死过一次的我，曾发誓要与这个制度而不是与某个人作决死的战斗！与这个制度作斗争有许多方面、许多层面，许多方式。直接以反对派的方式斗争风险最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诗云：

邂逅逢君别，

幽梦常思愁。

但求神州兴，

铺道愿填沟。

那一刻的选择，使我与许多朋友暂时分道扬镖，使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运动，也决定了我近二十年的坎坷磨难，与亲人生离死别的命运，并荒废了我酷爱的学术研究。然而，我至今没有对那一刻的选择感到悔恨。

但仔细回顾，我觉得有几个重大问题值得总结经验教训。

一、魏京生的冒进对运动空间造成的损伤

运动初期，魏京生及其《探索》同人把矛头直指邓小平，发出探索推翻现存法西斯之道的呼吁，从道理上没有什么错。但我认为在认识上这并不具有多少前瞻性。我对于他表达这种认识的勇气是钦佩的，对于这种表达在道义上的合理性是认同的。

然而我对这种表达所产生的作用持否定态度。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刘国凯的意见：由于魏京生这种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冒进，招至了中共的个案打击，刘青因此也入狱，各地活动分子不得不组成了营救刘青全国委员会，从而使整体民运过早地与中共发生了正面的直接对抗，民运的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但应当强调的是，当时全国各地朋友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没有人指责魏京生，也没有人指责刘青。

相反，大家齐心协力，为魏京生辩护，为刘青呼吁。在动辄互相指责、攻击的今天 ，这种态度尤其值得提倡。有一点应当指出：魏京生在《前哨》的访谈里说：当时他有杀头的危险，只有玛丽和刘青等几人为他呼吁。并说许多人现在不敢讲话了，对当时的行为感到羞愧。说有杀头的危险，那是夸大其词。说只有几个人为他呼吁，这严重违背了事实。当时刘青散发的《魏京生辩护词》上半部分，各地的民刊都是大量印发的，下半部分的录音我也搞到手了，只是由于太模糊，没办法印出来。

《民主之声》还出版了《魏京生传》专号，封面上的传字我多刻了一点，对此我还在很长时间里抱撼不已。这些都是有案可稽的。魏京生在社会上的时间太少，不了解情况，对此我是可以原谅的，但并不是每一个推过油墨、奔走呼号过的朋友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话都会原谅。我除了有义务澄清事实，建议魏京生讲话更慎重一点。

二、关于组党问题

早在八零年武汉会议我与秦永敏等就在武汉决定成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虽然在武汉会议上我提出了"多读书、广交友、……"(缓成党这三个字当时没有公开讲出来，但大家都意会到了。)方针，但组党在一定范围里展开了讨论，陈尔晋在全国各地作准备，王希哲在北京与徐文立等开五人会议时也议到这个问题。这对中共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中共组党就经历过各地刊物到全国串联，而后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组党的过程。恰逢第四国际在香港的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联盟》的大陆事务负责人刘山青和联盟负责人吴仲贤，先后到大陆各地与活动分子广泛交流，这加深
了中共的恐惧。中共之所以对七九活动分子进行严厉的打击，这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教训有两条：

1。在当时条件下，以全国性民刊组织的形式进行活动，已经是巨大的突破，应当在这一形式下稳步前进，巩固和发展这一成果，发展组织力量，不宜追求名义上的更高层次。

2。在保密程度很差的情况下，组党事宜不可多议，更不可长时间议而不行，这样既增加了遭受打击的可能，又收不到突破性效果。不如干脆果断地宣布政党公开成立，虽然也会遭到打击，但其冲击力也许更大。

今天的情况与二十年前已大不一样。

二十年前谁若要组织反对党，从党政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普通群众，没有几个会不认为这是反革命行为。可是今天，情况倒过来了，没有几个会认为这是反革命行为。即便是执法人员也不过是奉命行事混碗饭吃吃而已，真正为中共卖命的还剩几人？

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的政治启蒙运动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如果说文革打破了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那么六四屠杀则打破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迷信。六四伟大的启蒙意义就在这里。中共执行的经济片面现代化政策使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贪污腐败在中国大地蓬勃成长，社会不公恶性发展。连普通的老百姓也不得不抱着憎恨的心态看待中共及其政府。目前中国每天发生着工人、市民的请愿、示威行动。他们已不再期待一个新的青天大老爷，而他们又确实在寻找着希望。而一个新政党的崛起，正好可以成为这种希望的载体。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今年以来，民主浪潮在国内已经风起云涌，从年初王炳章回国闯关，启动组党运动，到中国民主党在国内许多省市公开申请注册并开始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全国性《人权观察》组织的成立，到各地《反腐败观察》组织的登记注册和异议人士参加人民代表和村长竞选，以及知识分子全国性组织《中国发展联合会》的崛起，都说明：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即将来临！

令人遗憾的是魏京生先生看不到这些基本事实，说什么组党条件还不成熟，现在应当致力于争取公民自由权利。对此我持完全不同的意见。

我不知道魏京生先生所说的"条件不成熟"是指什么意思，其根据何在。我无法与既没有前提，也没有推导，而只是象毛主席语录那样指示性的宣示展开讨论，还望魏京生先生明确说明他的观点及其依据。目前我只能正面阐述我对组党问题，以及组党与其他民运活动之间关系的看法。

我认为：民主运动是全方位、多层次、多方式的运动，每一层面、每种方式都有其独特的作用。肯定一个层面、一种方式而否定其他层面、其他方式的态度是片面的 ，十分要不得的。魏京生先生就是犯了这种片面性的错误。

我认为组党是所有层次中最高层次的诉求。正如上海晓意先生所说的：组党"提出了本历史时期最高的政治诉求，有高屋建瓴带动全局，撼动海内外，并保护低层次诉求的作用。”

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部分民运人士吹响组党的号角，应该说正是时候。用我在一篇短文里的话来说：是打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我为这些球员叫好。几个月来，中共一直处于进退两难无法接招的事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现在中共推出一个具有屠夫形象的李鹏来接招，宣布中国不容忍多党制，接着又拒捕数位宣布党部已经成立的组党人士。这实在是中共的一着臭棋。使中共在全世界和全体中国人面前自露其丑。正值台湾选举生动活泼充满生机，由此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使中共的丑态更加令人憎恶。从几位朋友以个人安危为代价而获得的效果来看，可说是四两拨千斤。

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有一篇文章对组党的条件作了具体分析，虽不能说面面具到，确是非常客观的。上海晓意先生对西安反对呼应组党意见的评论也写得掷地有声。

躲在自己和几个吹鼓手营造的象牙塔里，整天扛着民运领袖的招牌忙于飞来飞去，时而抱怨别国政府对他冷淡的魏京生先生，也许是孤陋寡闻，也许是根本无暇阅读这些东西，更谈不上认真思考了。也许，中共对组党运动会加大打击力度，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但我相信：中国民主党这面大旗不会倒，不会出现七九民运那样的断代。如果发生和平冲破党禁的过程，中国民主党就会起到类似台湾民进党那样的作用，如果中共封杀了和平转型的大门，那么中国民主党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发挥任何其他民运团体不能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

当然，我觉得组党运动应当防止冒进的错误，浙江、山东等地组党人士缓步推进的

做法是可取的。我现在身处海外，没有资格对国内冒着风险奋勇前行的朋友说三道

四，而只有配合和声援的义务。但我真诚地希望国内公开组党的朋友除了要有勇气

，还不缺少冷静和智慧。如果举措得当，我相信中国突破党禁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了，我衷心祝愿朋友们以较少的代价，取得双赢的历史性成果！

但是。现在，当国内民主党人冒着巨大风险艰苦努力的时候，自封的民运领袖魏京

生先生不是满怀热情地支持和声援，反而站在取消派的立场上，说什么"条件不成

熟"，这禁不住令人想起普列汉诺夫面对失败的工人起义所说的话："本来就不应该

拿起武器。"对于魏京生先生这种取消派的言论，如果有人反唇相讥说：你本来就

不应该批评邓小平先生，那时候条件太不成熟了。魏京生先生将何以作答呢？邓小

平就说过：多党制是迟早的事，但现在不行。魏京生先生的论调与其不是如同一辙

吗？

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魏京生先生居然对媒体说："我们应当特别警惕有的人利

用组党活动的正当性，不顾他人的安危与民运大局，哗众取宠。给中国的民主事业

造成损失。"魏京生先生不是把矛头指向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立场的中共，而是把矛

头指向了组党人士。我不禁要问：魏京生先生的民运大局究竟是什么？

魏京生先生一再以十三亿中国人民的代表自居，由此他发展出一套自己独特的逻辑

：谁不支持他，谁就是反对十三亿人民的伟大事业，谁冷淡他，谁就是冷淡十三亿

中国人民。所以他会攻击法国政府，因为冷淡了他而冷淡了中国人民的人权。

魏京生先生出国到达纽约机场时，受到包括我在内的两百多名流亡异议人士和各界

人士的热烈欢迎，那时他至少还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征性代表人物。这种代表性来

自不易，除了他自己付出的沉重代价之外，是近二十年来无数民运人士前赴后继的

奋斗和所有海外民运团体不断为之呼吁，而加到他头上的。魏京生先生理应运用这

些来自不易的荣誉和光环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贡献。

但是，一年来的所作所为令人失望。魏京生先生把他个人的荣誉、地位当作私产，

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看得至高无上。忙于经营他的小天地。他设立的不是中

国民主运动基金会，而是魏京生基金会。王希哲曾当面问他，你得到的那么多资源

支持过国内的民运吗？他天真可爱地如实回答说：给了，给了魏小涛了。魏小涛拿

了钱在干什么呢？还是请魏京生先生自己来回答吧！如果他不愿回答，也许国内的

朋友会来回答。只是到了有人告诉他，他必须要有个头衔才能得到进一步的经济支

持时，他才饥不择食地要弄个主席当当。欺骗舆论说什么整合了民运，被公推为民

运领袖。

时至今日，我可以平心而论地说：魏京生先生除了代表他自己，代表魏氏家族和几

个阿谀奉承的吹鼓手之外，不代表任何人。他既不代表中国民主运动，更不可能代

表十三亿中国人民。

魏京生先生不去与国内的民运人士及广大群众结合起来与中共抗争，而是一味地指

责外国政府不制裁中国，这是给中国民主运动和中国人民丢脸。

现在，他又站在取消派的立场上，攻击、诋毁组党人士，反对组党运动。这表明他

已经脱离了民主运动。我真的担心：如果他不及时反省，也许他有一天会走到民主

运动的对立面去。

三、摆出决战架势，进京请愿是一大失误

八一年初，中共已一再发出整肃民运的信号。实际情况是邓小平为代表的实践派以

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华国锋罢官已是一个表面文章的问题了，空间已大大收缩，

实践派可以毫无顾忌地下手了。应该采取适应性调整和战略退却了。但包括我在内

的大多数活动分子对此敏感度不够、信息不灵，还陶醉在已经取得的成绩里。当时

《人民日报》以《钝化矛盾》为题发出了缓冲的信息，但我们没有理会，在我主编

的会刊《责任》上和各地民刊上继续以挑战的语调采取进攻的态势。这犯了政治上

的幼稚病。

当中共以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发出最后通牒后，各地活动分子对此进行过讨论和沟通

。有些朋友主张软抵抗，暂停活动，但不按文件要求去讲清楚或作检查，保存力量

伺机再动。另一些朋友认为照常进行，以不变应万变，不予理会。还有一些朋友主

张以攻为守主动出击。组织请愿团进京抗争。

陈尔晋、何求、秦永敏、杨靖和我对决定组织请愿团进京作最后一博的决策起了主

要作用。我们认为：在法理上我们是站得住脚的。当时规定，四九年以后所有政府

法规除明确宣布无效的都有效，而政务院一九五二年颁布的条例明确规定社会团体

和出版物可以登记注册，我们呼吁制定新的新闻出版法，应由法律来规范社会团体

和出版物，由法律来判定社会团体及出版物合法还是非法。中共一再声称共产党也

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中共本身没有立法权，立法权属于人大，法律和法

规的解释权也属于人大或人大法制委员会。中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宣布我们是非法

组织和非法刊物是毫无道理的。中共显然是一种越权行为，如果我们抓住这一点进

行抗争扩大影响，到人大告党中央违法是言之成理的，如果做好了可以争取知识界

、学生和部分党内人士的支持和声援。我们具体的诉求是要求人大尽快制定新闻出

版法或制定临时条例。如果在新闻出版方面有所突破其无疑是意义是巨大的。这些

想法得到大多数朋友的赞同，成了主流意见。

但我们忽视了一个关键点。我们有一个致命的阿基里斯脚跟。中共对我们组党的设

想和准备已掌握了许多蛛丝马迹。而中共和邓小平对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无 论我们采取怎样合理的态度，提出怎样温和的诉求，都不会得到邓小平的宽容。

当时合理的选择应该有两个：

一、采取适应性调整，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把运动转化为启蒙运动，寻求局

部性的突破。

二、干脆运用少部分力量，提高层面，宣布组党，使民主运动形成多个层面，以较

少的代价换取其他层面的存在。也许这最终也难以挽救运动被全面扑灭。但至少使

运动真正以悲壮的色彩打上句号。

当时我们以合乎法理的温和形式进行低层面的抗争，遭到的却是极端敌对的镇压，

损失是同样的，但政治上的突破意义及悲壮性效果却不够。因此激进和温和方法的

合理运用，对今天来说还是一个值得仔细琢磨的课题。

目前，国内的民主运动正发生着与当年有惊人相似之处的情况，但愿这段往事的回

忆可以给国内的朋友提供一些借鉴。

题外的话

由于中共领导人囿于一党之私利，压制社会进步的正义要求，酿成"六四"的大悲剧

。似乎出现了我八零年说的第三种情况，但也不尽然。中共部分执行了七九民运的

遗嘱，在经济方面大幅度开放。特别是吸取了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的

教训，加大了开放的幅度。想把民众的主意力转移到发财致富的道路上去，以缓和

政治上的对抗。但是，这对挽救中共的专制独裁制度来说无疑于饮鸩止渴。中共所

采取的每一个挽救独裁制度灭亡的措施，都在减少其挽回自己颓败所可能采取的手

段。初期，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淡化了人们的政治意识。然而

这种开放是不负责任的，在经济改革的幌子下，权力阶层以掠夺国有资产的方式推

行着国营经济的私有化。发财的毕竟是少数，于是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社

会公正受到致命的损伤。在"一切向钱看"方针的错误引导下，社会道德急剧恶化。

而公民社会却不以中共的意志为转移逐步发展起来了。过了表面繁荣的假象期，泡

沫经济的征兆已日益显露，社会矛盾正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积聚，有恶化的趋势。事

实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滞后的政治改革将把我们国家拖到崩溃和动荡的深渊。

杭廷顿曾分析过：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后而下滑，就容

易发生政治动荡甚至政治革命。今天的中国就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间。选择并不是不重要的。中国走向现代化、

民主化是顺乎历史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不是中共所能左右的。但中共却违

背自己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精神，继续拘捕和平、理性进行组党和其他活动的异议

人士，把和平进步的门一扇扇关闭起来，其结果必然造成滔天洪水，给中国和中国

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我们的历史责任就是：和中国各阶层有理性、有良知、有责

任感的公民一道，与中共领导人对历史和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坚决斗争，争取

以平稳方式走向民主化、现代化的最后一丝希望，同时也为可能发生的革命作好准

备。等待是没有出路的！

现在，中共当局面对民主运动的又一次高涨，面对国内民主党的组党活动，继续采

取压制的态度，宣称组党活动是非法的，甚至宣布《中国人权观察》这一类的组织

也是非法的，并开始进行新一轮的迫害。但时代不同了，他们已变得相当虚弱，他

们对自己制定的法律也毫无信心，他们尽量避开法律程序，用劳教或者用秘密判决

这种违背国际社会人权原则的手段，来迫害政治犯。

对于中共目前的政策，我作为民主正义党的负责人，宣示我们的对策是：对革命与

和平改革这两种可能都作好准备，尽最大努力，促使中共向开放的方向走。如果中

共真正按联合国两个公约的原则办事，逐步开放党禁、开放言论，中国民主正义党

承诺：将放弃政治革命的主张，加入民主党，按宪法和法律原则活动，承认江泽民

的国家元首地位，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以在野党的身份，承担起监督和制约

的社会功能。以我们为中国民众服务的纲领，在公平、合法、和平的基础上与中国

共产党竞争执政权力。而如果中共在镇压之途上越走越远，那么当广大人民大规模

奋起的时候，我们将和广大人民一道进行政治革命结束中共的腐朽统治。

我以为：大陆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实的障碍是中共认识上的误区和维

护既得利益的顽固立场。许多学者、专家曾口口声声说由于中国人特有的国民性，

中国不适合搞民主。台湾的经验对此作了有力的反驳。香港《信报》的评论说：台

湾真正的民主选举也不过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事。但发展至今，台湾已全面实施普选

，立法委员、县市长及总统都由普选产生，比起西方的民主制度毫不逊色。华尔街

日报社论说，中共宣称中国大陆尚未为实施民主做好准备，但是有很广泛的证据显

示，中国大陆至少已准备好要展开民主的进程。事实上中国大陆实施民主再延迟下

去可能更危险。整个中国大陆现在正处於「下岗」的时代，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兴趣

日增，不满的情绪也日益增高，因为薪水未发放所引起的公众抗议事件到处都有。

并且指出：过去一年来在东南亚所发生的事情证明，允许人民参与政府因应危机的

努力也比较好。想要强力压制不满将导致爆炸性的结果。而社会的动荡不安将使经

济复苏更加困难。北京当局应该考虑，像徐文立等人欲筹组的一个反对党远比发生

民众暴乱要好的多。民主党人为了突破民主政治的障碍，正在继续高举和平、理性

的旗帜抗争，但能否破产障碍，还取决于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呼应力度和中共本身的

选择。我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和平走向民主的历史性机会。我呼吁中共放弃偏见，

诉诸理性，作出对国家和全民族负责的选择。

当然，开放党禁执政党就有下台的可能，当年蒋经国决定开放时就说过：国民党要

作好下台的准备。但实事求事地说，就中国的情况看，小小的民主党要挑战中共的

执政地位还遥远得很。在今天的台湾，民进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要挑战国民党

的执政地位还是困难重重的，这几天国民党在选举中又光复了台北市，再度获得议

会的多数，保持了执政地位。而民进党的存在对台湾的社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中共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而不固执于一党的利益，开放

党禁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我相信：如开放党禁，江泽民可能是中国第一位真正民选

的总统。而江泽民再次镇压民主运动，无疑将成为最后一个刽子手。做第一位民选

的总统？还是做最后一个刽子手？江泽民正面临选择，我希望他选择前者。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于纽约

(回忆与思考之二 全文完）

http://blog.boxun.com/hero/201007/fushenqiwenhui/106_5.shtml

tuffy05

傅申奇的简历

1954年出生于上海
1975年开始社会活动和组织活动，与戴元震、王家木、狄根存等组建新民学会，1976年与民主运动的先驱者王申酉相识，与王申酉、吴佑群、何永全等组建秘密的青年马克思小组，
1977年与林欧、何永全等出版民间刊物《鱼园》，
1978年公开参加民主墙运动，与何永全、王建伟、唐芝芸、张正勇、任爱祖、彭培能等组建上海第一个公开民主团体《振兴社》，
1979年与陈军、秦林山、张汝隽、刘劭夫、李建明、练增民、赵振华等创办民主物刊《民主之声》，第三期开始任主编直到被捕。还参与编辑、出版《青年笔记》、《民青报》、《民主讨论》，
1979年1月开始全国串联，参与《上海青年经济研究会》活动，担任世界经济小组组长，
1980年2月在武汉与秦永敏等组建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同年参与组建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从第三期开始任协会机关刊《责任》主编，直 到被捕。与杭州、温州、南京、绍兴等地的同人一起组建了华东民刊分会，出版《华东民刊》，推动组建中华民刊协会下属的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民刊分会。
1980年4月至8月在上海动力机厂竞选南市区人民代表，发表竞选演讲，出版《选举简报》、接待选民，与党、政、工、团全面对抗。作为被排斥的非正 式候选人，选民们必须填写名字，仍然获得实际过半数的第二高票，但被官方做手脚以错票和废票为理由，不能当选。接着发动几百名工人联名要求根据选举法举行 第二次选举。后到区选举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访、上告、抗议。因组织全国民刊代表大会的需要，自动停止选举方面的抗争。9月编印两百多 份《选举纪要》，由陈尔晋带到北京，送到各高校，触动北京高校的选举运动。
1980还参与出版李容主办的民间文艺刊物《筏》、参与全国各地轮流主办的《学习通讯》、《学友通讯》等的编辑、出版，
1981年与何求、杨靖、秦永敏、朱建斌、陈尔晋等组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上京请愿团，在北京被捕，被判有期徒刑7年；
1990年与张汝隽等秘密组织中国民主运动联合阵线，出版地下刊物《复兴》任主编，
   
1991年64前夕被捕关押1年9个月；由于海外同人的呼声、国际舆论的声援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干预，于1993年2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没有主刑的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当庭释放。
1993年6月因支持上海民运人士64前后的抗议行动和与吕洪来、王希哲等组织全国性的青岛会议，被判劳教3年；
1996年9月在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人员的帮助下，携妻子和儿子流亡美国；
1996年年底与陈军、吴学灿等组织《百日囚车》行动，
1997年初与陈军、吴学灿等组织《公民论坛》，
1997与唐柏桥等纽约和各地的同人组织64八周年纽约大型纪念活动，
1997年与张林、鲍戈、唐柏桥、郭岩华、陈破空等组织欢迎魏京生的机场大型欢迎活动，和欢迎大会，
1997年底与张林、高光俊、孙云等开始筹划组党，
1998年与王炳章、张林、王希哲、高光俊、潘国平组成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临时总部的领导核心，担任秘书长，并组建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推动国内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
2003年组建《王炳章营救委员会》任召集人。在发拉盛街头散发传单时与中共的追随者邓益之发生争论，邓当场倒地瘁死，邓被中共追认为烈士，遭到《侨报》、《中文电视》的大肆攻击和抹黑，
2008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论坛》任召集人；
2009年9月开始推动筹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目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请看：www.cdpsite.org)
从1997年开始一直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主持《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fushenqi-sitefolder
【傅申奇文汇】全部文章
http://blog.boxun.com/hero/fushenqiwenhui/
【民主之声】全部文章
http://blog.boxun.com/hero/minzhuzhisheng/  
tomsqfu@gmail.com
Skype:shenqi.fu
twitter:fushenqi

http://fushenqi.blogspot.ca/2011/05/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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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全（1956年5月15日－），工人丶自由撰稿人；因1978年参与推动上海“民主墙运动”并在运动镇压後坚持数年，1984年，他在被捕一年多後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五年。


何永全1956年出生在上海。1975年春，他高中毕业，5月，他被分配到上海第二耐火材料厂当工人，年底在上海市虹口区图书馆结识了傅申奇，不久又由傅介绍认识了一年多後被枪决的上海师范大学民间思想家王申酉。

1977年春，何永全与林鸥丶傅申奇等合办了一个文学同人刊物《鱼园》，主要刊登诗歌丶小说和翻译作品，共出了六期。

1978年11月中，“民主墙运动”在上海人民广场兴起（因此也称“人民广场运动”），何永全与傅申奇丶王建伟等人於当月底贴出《结社启事》，宣布成立“振兴社”，为当时最早公开成立的社团。

次年元月，何永全参与编撰《民主之声》创刊号，此後在《民主之声》上曾发表《四五精神永存》，成为几年後被判刑的罪证之一。

1980年9月，“全国民刊协会”在广州创立并出版机关刊物《责任》，次年1月转由上海傅申奇主编出版了第三至八期。随後在4月的全国民刊大镇压中，傅申奇与北京徐文立丶广州王希哲等上千人被拘审丶逮捕。何永全与王建伟丶秦林山丶杨勤恒等在上海又筹画和编撰了《责任》号外，包括表明对镇压和取缔看法的《告全国同胞书》以及全国各地被逮捕人员名单和消息；但此後因经费不足而停刊。此外，何永全还撰写了一些诗歌丶短篇小说丶寓言等。

1983年，中共中央先後发动“清除精神污染”（俗称“清污”）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俗称“严打”）两大运动。8月19日，何永全等参与编《责任》号外的一批民刊人士同时被捕并被抄家，包括他尚未写完的《回顾与总结》等全部手稿都被搜走，他先後被关押於上海市公安局第一和第二看守所。

1984年1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何永全等四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案”，何永全做无罪辩护，指出控方所指控的发行“非法刊物”等所有“犯罪事实”都发生在上海市政府八十四号文件──《上海市人民政府关於取缔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的决定》（1981年10月9日发布）之前，而文件明确说明：在接到该文件起，就应停止任何非法活动，可以不追究，那麽文件之前的活动就更不应该追究。然而，法庭在11月宣布判决书，仍判定四人有罪，判处何永全有期徒刑五年，王建伟三年，秦林山和杨勤恒各两年。何永全又基於同样理由提出上诉，几天後即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久，他就被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

何永全於服刑期间，在狱中写了一些诗歌，包括长诗《基督之死》。

1988年8月18日，何永全刑满获释。此後，他在谋生之余写了长诗《用心火驱走黑暗的人》和几篇短篇小说，但几年後即停笔专事生意。

2004年，何永全又开始提笔写作，在海外网站《民主论坛》丶《议报》丶《自由圣火》丶《人与人权》等发表，包括政论丶回忆录丶短篇小说等。

2009年，何永全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参考资料：

井蛙，《民运人士何永全──上海作家的牢狱史记（之3）》，《民主论坛》2004年7月25日。
何永全，《我所认识的王申酉》，《民主论坛》2005年2月16-18日。
何永全，《狱中见闻》，《人与人权》2006年4月号，2007年9丶11月号。
范似栋，《老虎》（第一册），毒蜘出版社，2007年。

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4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