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邓拓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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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人知道邓拓，是因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时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以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开设“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共发表杂文150多篇。1961年9月，邓拓又约请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合作，共同以吴南星为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从邓拓于1961年10月间发表第一篇文章《伟大的空话》开始，到1964年7月吴晗发表最后一篇文章《知难而进》结束，近三年的时间里，“三家村札记”栏目共发表三人文章60多篇，其中邓拓写了18篇。“文革”全面爆发前夕，《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就成为江青之流猛烈批判的目标。1966年5月8日，江青主持写作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高炬的化名在《解放军报》发表，同日，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明真伪》则在《光明日报》发表。两篇文章均以居高临下之势，对“三家村”作了“上纲上线”的批判。高炬文章说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何明文章则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地报刊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并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5月1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7期）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从此，全国各地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运动，邓拓则在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外，又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5月17日夜，邓拓含冤自尽。“文革”中，因忍受不了种种迫害而自杀者不计其数，而第一个自杀者当是邓拓。

　　邓拓于1979年获“平反昭雪”，而他在60年代初期的那些杂文随笔则受到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的高度重视。美国的J.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十章中有一节专论“北京市委的知识分子”，其中说：“邓拓是和北京市委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官员的领袖。——他以他对大跃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结合着对‘五四’时期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儒家传统准则（尤其是关怀农民处境的重申），为这批人树立了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把官僚主义的领导人大概私下说过的话寓言似地但却是生动地在公开场合说了出来，——尤其是邓拓，他利用古代人物和历史事件转弯抹角地批评当代的人和事。他的杂文表面上似乎是温和的社会和历史评论，但实际上却是对毛的领导和政策的毁灭性的（虽然是含蓄的）批评。”这二位美国学者特别强调邓拓对毛泽东的批评。他们说邓拓的《专治“健忘症”》意在暗示“毛患了一种导致他不合理的行为和决断的精神错乱症”。他们引用了邓拓文章中这样的一些话：“得了这种病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其结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变成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这二位美国学者认为这是在明确地批评毛泽东。邓拓文章中说得了这种“健忘症”的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勉强说话和做事，就会出大乱子”，也被二位美国学者说成是对毛泽东的“忠告”。邓拓的《王道与霸道》一文，则被认为是“对毛的最大胆的批评”。邓拓的《爱护劳动力的学说》被认为是“尖锐”地“攻击了毛的大跃进政策”。邓拓的《两则外国寓言》被认为是“批评了毛的唯意志论的发展观念”。这二位美国学者还强调邓拓为彭德怀所作的“辩护”：“在攻击毛和大跃进的同时，他为彭德怀进行辩护。他的几篇杂文显而易见地是暗指彭，描述了勇敢而廉洁的官员，他们因为抗议不公正的行为而受到不正当的控告。他描述的一个人物是明代的高级官员李三才，李三才因为在朝廷上勇敢地揭发宦官的罪恶而被罢了官。李一再上书要求皇帝亲自审问，但他被拒绝了。据传，李于是说：‘余难自抑，欲以帛百端尽述余之苦。’这可能是暗指据传彭那时正在写的为自己辩护的80000字自述。邓于1962年3月29日在《北京晚报》发表这篇短文，彭的辩护最终在1962年6月提交党的中央委员会。”[1]这二位美国学者还认为，邓拓杂文“要求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领导所不准许的学者们在政治决策中的发言权”。[2]

　　不仅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的作者这样看待邓拓，美国学者、西方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P?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也写道：

　　人们对毛罢免彭的不满始于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写的一个有寓意的剧本《海瑞罢官》，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而被皇帝罢免的经过。

　　毛马上就看出（尽管当时没有发作），是对他错误地罢免了彭德怀作出的尖锐批评。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 ：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错觉中竟吹嘘自己说打破了世界奥林匹克跳远记录，细心的读者都会猜到那位运动员是谁。

　　这位作家还写了一个讽刺健忘者的故事。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急性子，老是忘记以前说过的话，理智在渐渐地丧失。此文在最后十分隐晦地写到：“如果谁发现已有此症状，他必须马上得到充分休息（影射高岗搞分裂时朱德对毛的劝告），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做。”

　　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典型的中国提意见的方式，但这已经够大胆的了！[3]这位“专栏作家”即是邓拓。所谓“才能平平的运动员”的“故事”是指邓拓的《两则外国寓言》一文，而“健忘症”的“故事”则是指邓拓的《专治“健忘症”》一文。在这些海外学者看来，邓拓们当时是十分明确地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在既委婉又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并要求毛“休息”。在这些海外学者笔下，邓拓简直有点“持不同政见者”的色彩，甚至有几分“自由主义者”的味道。《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而P?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极大轰动，三十余家国外报刊给予极高评价”。[4]在被译成汉语前，该书“已经以六种语言出版”。[5]可见，关于邓拓的这些说法，在国际上流传甚广。

　　国内的论者虽然不至于对邓拓如此“拔高”，但对他的《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往往赞不绝口。国内有些论者，极力强调邓拓作为“书生”的一面，浓墨重彩地描绘邓拓的“书生”形象，雕肝琢肾地突出邓拓的“书生”气质，以至于让人忘记了邓拓的本来身份。

　　也有人提醒大家注意邓拓“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王均伟在《书生之外的邓拓》中写道：“今天人们在怀念他时，《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被赋予了许多微言大义，感慨他‘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评价说，他忠诚于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高唱赞歌。在读他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杂文时，我也是相信这样的评价的。可是后来在读有关邓拓的传记和文集时，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有关他的几本传记里，或者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1960年夏天，邓拓有过一次江南之行，并写下了旧体组诗《江南吟草》，其中颇有歌颂“大跃进”、赞美“大好形势”的作品。在邓拓的笔下，其时到处是饥民并已开始出现饿殍的江南简直是人间天堂。王均伟这样解释邓拓写下这类诗作的原因：“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为规范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场，对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非政治家，无疑有重大影响。是不是因为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邓拓的笔下才写出了与‘口径’一致、与现实却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支笔不敢正视现实，把人民吃不饱的现实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的人间乐土，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大环境里，邓拓没有能够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证据，对此完全没有必要回避或遮掩。”[6]

　　按照王均伟文章的说法，有着两个邓拓，一个是作为“政治家”的邓拓，另一个则是作为“书生”的邓拓。《江南吟草》中那些粉饰现实的颂歌，表达的是邓拓作为“政治家”的现实姿态；而《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里发表的那些文章，表达的则是邓拓作为“书生”的良知和道义。这样的解读，虽然比把邓拓主要看作一个“书生”要令人信服，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但却也未必揭示了邓拓的本来面目。

　　二

　　要准确地理解邓拓为何写下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就必须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思想文化氛围有尽可能多的了解。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和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八个半月的纠‘左’，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如果不是庐山会议后期中断了这一进程，‘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就是历史。它的发展，并不因为我们开始纠‘左’而不犯更严重的‘左’倾错误。”[7]彭德怀的直言使得庐山会议变纠“左”为反“右”，并导致“大跃进”的新一轮狂潮。但毕竟“历史是无情的”。“大跃进”带来的最严峻后果是粮荒。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就在全国农村普遍出现。邓拓在1960年所歌颂的江南也不例外。例如，地处南京市东南面、属南京郊县的高淳县，本是鱼米之乡，但据中共江苏省委通报，在1958年和1959年春，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0000多人。而“该县县委采取了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提出：‘哪怕流血牺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深翻好像打仗，在战场上如有士兵临阵脱逃，可以就地正法！’[8]等口号，造成部分基层干部严重强迫命令，采取吊、打、关、押、罚跪、停睡等手段，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件”。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报告，奉贤县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有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余人，各社和生产营，都搞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9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间，兴修水利拆房3188间。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9]再如河南信阳地区，当时的情形也令人不堪回首。1960年12月22日，中共信阳地委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这样说到各区、县打人和死人的情况：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000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0000多人；新蔡县原报告去冬今春死30000多人，现在增加到近100000人。信阳辖内的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到1960年年底，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死亡达30%左右。该地区在“反瞒产”中被打死者也很多。光山县从县委书记到公社干部几乎人人动手打人。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将“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在一个公社主持“反瞒产”时，一天内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有5人被活活打死。既然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打人，公社干部自然不能落后。这期间，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参与打人者占93%。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公安机关为逼粮而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瘐死狱中；为逼粮而短期拘留19720人，有667人死在拘留所。农民的最后一粒粮食都被逼走。到了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有的村子连续80天不见一粒粮食。浮肿、饿死和外逃现象十分严重。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因为思想问题。”面对随处可见的饿殍、被遗弃的孩子，路宪文仍命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的外流”；封锁村庄、道路，不准人们外出逃荒；不准城镇机关、企业单位收留农村来人；不准街头和交通要道上出现流浪汉。中共河南省委在后来向中央的“检讨”中，说这个时期的信阳“形成了一种恐怖的世界，黑暗的世界”。[10]中共信阳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信阳党史大事记（1949—1999）》记载，仅1960年信阳全区减少人口40余万人。[11]“大跃进”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种可怕的状况当然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据推测，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减少的人口数，总共在4000万左右。”[12]

　　如此严峻的形势，迫使最高层不得不对政策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策略，就连毛泽东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做自我批评。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所谓“五风”，则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1961年3月，《农村六十条》开始起草，6月间正式颁布实施。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自然科学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中强调：“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与此同时，《科研十四条》也被制定，其中鼓励科研人员“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并强调要“正确地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界线，区别对待，防止混淆”。1961年8月，《高教六十条》被制定，其中说：“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196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了《文艺八条》，其中强调了“双百方针”，强调了“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1961年9月，《工业七十条》也颁布。[13]1962年1月11日，所谓“七千人大会”开幕。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薄一波曾特意写到会议期间的“一个小插曲”：“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同志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而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果然做了“检讨”：

　　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等于是承认“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灾难应由自己负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的确是极不容易的。对此，薄一波评说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14]

　　还应该提到周恩来和陈毅在这几年间的几次讲话。这几次讲话，思想之“解放”，今天读来仍然感到“鼓舞”。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作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开头就说：“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又作了《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也是一上来就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特别是陈毅于1962年3月6日所作的《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谓快人快语，说了许多“出格”的话。陈毅首先谈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一开场就说：“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有气，今天要来出出气。——那些做党的工作的同志、搞政治工作的同志跟科学家之间，关系很不正常。科学家觉得受了委屈——因此，他们科学论文也不写了。特别是大炼钢铁、大办水利中间，有很多做法是违反科学的。一亩地，硬说可以产一万斤水稻，他们早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违反科学的，但是不敢讲。他们说‘一讲就说我们保守，就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好不讲’。现在事实证明一亩地搞一万斤水稻几千斤麦子，是靠不住的。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听听这些科学家的话，也许我们少走弯路。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六十个剧本’，现在恐怕谁也不敢讲了。这些不合理的事，不合科学的事，浮夸、谎报，以及把不可能的事情认为可能，它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在讲话中，陈毅还主张“搞工厂，倒是要学资本家”。对“审查文艺作品”，陈毅也提出了异议：“现在我们要问他：什么人给你那样大的权？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今天轻易做这个结论，明天做那个结论？什么人给了你这个权，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动员人家写了半年、一年，结果一分钟功夫，就否定完了？对人家的劳动为什么这样不重视？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可？！又是哪个给你的权？中央给你的？中央宣传部给你的？宪法上载有这些吗？都没有。昨天我对一位同志说：中央没有决定要审查文艺作品。”类似的“出格”之语，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还说了不少。这次讲话，赢得了60多次掌声和笑声。[15]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氛围中，邓拓写下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

　　三

　　不过，在分析《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前，我们应该明白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邓拓写过些什么，或者说，应该明白在中共中央决定对政策进行“调整”前，邓拓公开发表过怎样的言论。

　　毫无疑问，在此之前，邓拓是“大跃进”的歌颂者。为纪念1958年10月1日的“国庆”，邓拓发表了《从天安门到全中国》一文，其中说：

　　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来庆祝国庆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稻谷、马铃薯、高粱、玉米、谷子、红薯等最新的纪录。我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光学仪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种创造发明，一定都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这一切说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发展，客观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只要客观可能的事情，通过主观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可以断定，我们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想想这美妙的未来，我要高吟一首诗，为天安门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赞颂：

　　古来岁月去悠悠，

　　独向高城瞰九洲 ；

　　今日天安门外路，

　　四通八达遍环球。[16]

　　这完全是与当时的主流“口径”相一致的。邓拓喜作旧体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12月出版过《邓拓诗词选》（本文所引所论邓拓诗词均见于该书）。在这本诗词选中，我们看到，1958、1959和1960年这几年，邓拓颇写过些歌颂“大跃进”、歌颂当时“大好形势”的诗词。例如，1959年1月1日，邓拓写了《庆春泽?迎接一九五九年元旦》：“中国飞奔，全球注视，东风吹遍大千。领导英明，前途幸福无边。人民忠勇勤劳甚，更难能足智多贤。有雄心，改造家乡，建设田园。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粮歌舞，钢铁腾欢。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经苦战几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盼将来，星际通航，世界长安。”再如，1959年2月，邓拓写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最后两句是：“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这里的所谓“高潮”，自然指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高潮”二字，在邓拓这时期的作品中是频频出现的。1959年10月，邓拓写了四首《群英赞》，赞美出席全国所谓“群英会”的代表，每首后面都做了注释。第一首是《孟泰会见李凤恩》：“访友探亲又取经，‘大钢’跃进莫休停。东风送暖凤恩笑，孟泰精神老更青。”注释写道：“老孟泰在群英会中会见了老战友李凤恩。为了在武钢推广快速出钢法，李凤恩说要向‘娘家’‘取经’；老孟泰说：‘不分鞍钢或武钢，全国只有一个钢，我们要保住这个“大钢”不断跃进才对！’两人愈谈愈高兴。”1959年12月，邓拓写了八首《香山小唱》，其中《爽心陀远眺》写道：“半山独立爽心陀，瞬息风光变幻多。跃进京华新岁月，青春生命发狂歌。”诸如此类的作品，对“大跃进”的歌颂似乎很“由衷”。王均伟在《书生之外的邓拓》中说：“读这些诗篇，我有一个疑惑挥之不去：为什么面对严峻的现实，邓拓要写这样的词句？是他没有看到真实的面貌，还是他故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如果说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万难相信。首先他是党的高级干部，能够看到当时的各种中央文件，实际上，在一些密级不高的文件里，从1959年起，就陆续出现了云南、山东等地经济困难的记载。其次，他作为北京市委的领导，北京的情况也应身有体会。第三，当时江、浙两省的经济困难也是掩盖不了的，人民生活，物资供应，精神面貌，都在那儿摆着，怎么会看不到呢？”[17]

　　王均伟文章说得不错。邓拓之所以写下这些“大跃进”的颂歌，决非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韦君宜的《思痛录》中这样回忆：从1959年冬开始，“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到了1960年，“情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18]韦君宜夫妇都是在北京生活的高级干部，丈夫杨述与邓拓是经常唱和的好友，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与邓拓在官阶上居同一层次。韦君宜夫妇耳所能闻目所能睹的事，邓拓当然也能耳闻目睹；韦君宜夫妇所能经历体验到的，邓拓当然也不会经历体验不到。所以，要说邓拓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王均伟文章中说，邓拓早年曾写过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对灾荒有过“深刻”的研究，理应对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大灾荒有比别人更敏锐的感觉，这也言之成理。邓拓1929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翌年肄业，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1933年在福州参加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工作，1934年插班到河南大学历史系就读，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是在大学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历代灾荒和救荒的学术著作。这本书初版时用的是文言文，1957年三联书店重印时邓拓将其改成了语体文。198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邓拓文集》收入了这本《中国救荒史》。1998年9月，北京出版社又再版了该书的语体文版大字单行本。出版社在写于1998年8月31日的“再版前言”中说：“鉴于当前严重的抗洪救灾形势，征得了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同意，现出版该书语体文版的大字单行本，以满足广大干部、有关的研究人员、实际工作者及其他读者的急需。”原来，出版社是为了指导当时的救灾而特意出版了《中国救荒史》的大字本。如果说1998年的救灾“急需”邓拓的这本《中国救荒史》，那么，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灾荒，就更用得着邓拓的这本书。别人或许记不起这本书，但邓拓自己总该记起它。作为一个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灾荒与救荒者，邓拓理当比别人对这场罕见的大灾荒有更清醒的预见和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在这本书的“绪言”里，邓拓曾这样给“灾荒”下定义：“一般地说，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如果这样的定义是成立的，那么，当时的灾荒不正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么，不正是决策者随心所欲地改变生产关系所招致的么。按理，当这种“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开始“失调”时，当既有的生产关系被妄加改变时，邓拓就应该能预见到灾难的不可避免；而当灾难触目惊心地降临时，邓拓应当比别人更加痛心疾首。在这个意义上，邓拓比别人更没有理由昧着良心为“大跃进”唱赞歌。

　　但事实也是无情的。在这几年间，邓拓的确是唱着赞歌。1960年7月，邓拓作江南之行，并写了组诗《江南吟草》。在序言中说：“近于病后漫游江南，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时有所感，辄成小诗。”于是，此时其实灾荒已十分严重的江南，是“百里千家足稻粱”（《马山观田》），是“人天美景不胜收”（《游扬州》），是“建设乐园万古传”（《至雁荡山》）。

　　明白了邓拓这几年实际上一直唱着“大跃进”的赞歌，我们才能如实地评价他的《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

　　四

　　对“大跃进”的赞歌，对“大好形势”的称颂，是与中共中央的“口径”相一致的，而《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并不与中共中央的“口径”相背离，或者说，邓拓写《燕山夜话》，写《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也仍然是在迎合中共中央的“口径”。如果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与《江南吟草》一类的颂歌在“口径”上有了不同，那首先是因为中共中央的“口径”发生了变化。前面说过，进入1961年，迫于形势的严峻，中共中央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策略上进行“调整”；毛泽东在这段时间空前绝后地一再做自我批评，在他的带动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也做自我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彭真等人更是在公开场合发表了颇有锋芒、思想颇为“解放”的讲话。中共中央新出台的政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言论，无疑意味着“口径”的“调整”和更新，因而邓拓们文章的面目、腔调也要随着调整和更新。邓拓于1961年3月开始写《燕山夜话》，这正是《农村六十条》开始起草的时候。此前，中共中央已开了一系列会议，在酝酿着对政策的“调整”。作为高级干部，邓拓当然能及时知悉其中情形，并意识到毛泽东和决策层的态度有了改变，意识到中央有了新的“精神”。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很难设想邓拓会在报纸上开设一个杂文专栏。邓拓夫人丁一岚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有这样的说法：

　　《北京晚报》创刊以后，老邓从1961年起，为《燕山夜话》专栏撰稿。他提倡写知识性杂文，力求把专栏文章写得生动活泼，使读者有所收益。当时，听朋友们说，晚上，《燕山夜话》真的成了北京许多家庭在灯光下“夜话”和学习的资料。我把这些反映告诉老邓，他也感到欣慰和鼓舞。他又约请吴晗同志和廖沫沙同志，一起在《前线》半月刊上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

　　就在《燕山夜话》专栏开辟不久，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三不主义”。老邓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用笔来发言，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思写出来。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影响下，全国不少报纸刊物也都开辟了类似的专栏，一扫陈言现话八股腔，以平等的态度和读者娓娓谈心，传播知识，交流思想，有助于驱除“一言堂”的沉闷空气，推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19]

　　丁一岚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写作动机和社会效果的说明，应该认为是符合实际的。邓拓写《燕山夜话》是为顺应新的中央“口径”，是为配合新的中央政策。而“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则使得“调整”的局势更加明朗，使得“口径”的变化更加巨大。作为“文化战线”上的高级干部，邓拓当然觉得有义务加大配合新的政策的力度，于是，在1961年9月，又约请吴、廖二人一起来写《三家村札记》。所以，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与邓拓的《江南吟草》一类作品割裂开来，认为《江南吟草》一类作品是邓拓作为“政治家”对“口径”的迎合，而《燕山夜话》一类作品则显示了邓拓作为“书生”的情操，那是很大的误解。《从天安门到全中国》也好，《江南吟草》也好，《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好，都表明了邓拓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并且“管理”知识和文化的“政治家”与毛泽东和中央“口径”的一致，都是邓拓在努力为现行政治服务。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邓拓为何在临死前认为自己是“冤沉大海”。[20]写《从天安门到全国》和《江南吟草》时自不待言，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也仍然是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在主宰着邓拓，所谓“书生意气”，即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提倡的，往往也是其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提倡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反对的，也正是其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反对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某些具体现象作出了批判，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相反，一些文章仍然表现出一种“大跃进精神”和“大跃进思维”。这也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是一致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然对“大跃进”时期的一些政策作了“调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这场运动，即便在“七千人大会”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仍然是被肯定的。“会上对‘三面红旗’仍然是完全肯定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21]邓拓们在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自然也“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实际上，在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同时，邓拓也仍在写“三面红旗”的颂歌。1961年12月，邓拓写了四首《画意歌声》，都是题当时一个画家的画稿，其中《太湖渔村》写道：“五湖风雨晚来晴，天际飞帆雁阵轻，眼底渔村绕画意，千秋公社送歌声。”《燕子矶新貌》则写道：“翠壁丹崖傍水滨，十年面目已全新。旧时血泪都抛尽，燕子归来报早春。”1961年冬，邓拓还写了《看吴作人等东北采风画展》：“画外无穷意，白山黑水长。昔年边塞地，今日稻粱仓。跃进经三载，红旗举八荒。热情调彩笔，点染好风光。”1962年2月，邓拓写了组诗《南游未是草》，腔调、“口径”与1960年7月的《江南吟草》没有什么差别。例如其中《咏沙村公社》写道：“大理光荣五朵花，银苍玉洱老农家。高原万里东风早，公社千秋众口夸。劳动英雄多后继，青春儿女灿朝霞。但求生产经营好，岁岁丰收愿不赊。”（邓拓此番“南游”游的是两广和云南一带）在一些人看来，这些诗作与同时写下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相矛盾，但在邓拓那里，二者并不矛盾，——它们本来就不矛盾。

　　邓拓的《燕山夜话》共150多篇，在《三家村札记》中则写了18篇。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并无什么锋芒，或者说，都离“政治”很远。其中的《大胆练习写字》、《交友待客之道》、《谈“养生学”》、《养牛好处多》、《中医“上火”之说》、《三七、山漆和田漆》、《握手与作揖》、《大豆是个宝》、《多养蚕》、《谈谈养狗》、《养猫捕鼠》、《白开水最好喝》一类文章，简直可以说颇为琐屑，甚至不妨说有些无聊。如果考虑到其时的民不聊生，就不能不让人想起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类文章中对周作人、林语堂的批评。这类看起来远离“政治”的文章，能够弥合和安定人心，能够不知不觉间消除人们心中的火气，所以，实际上又能十分巧妙地为现实政治服务。邓拓们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主要目的是要向读者传授知识。他们写下的绝大多数文章，也的确像是中小学教师的讲义。面对饥肠辘辘的读者大谈养牛养狗养猫养蚕一类知识，似乎有意在以“精神食粮”代替窝窝头与糠菜团。——说《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多少起了“帮闲”的作用，不知是否有些过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提倡和所批评的，往往都能从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找到理论和政策依据。在当时的纠“左”和“调整”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读书”，1958年11月9日更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22]。虽然毛泽东一般是要求读特定的几种书，但却使当时的人们认识到，“要经常读一点书”[23]。于是，我们在《燕山夜话》中就一再读到对读书的呼吁和对读书方法的谈论。《燕山夜话》的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就是倡议人们利用夜晚的时间读书。在这时期，毛泽东极力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正在这时，毛泽东找到了30年前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此文写于1930年春，是针对当时的所谓“教条主义”而写的。在战争年代文章失散，据说毛泽东多年寻找未得。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馆时，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的龙岩地区发现了该文的石印本[24]。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重现江湖”，对于毛泽东来说有如神助。这能显示他的“一贯正确”和先见之明，从而能够缓解他的现实困窘。如获至宝的毛泽东，将此文加上按语，印发给参加有关会议的人员[25]。在1961年3月的广州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毛泽东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则作为该“指示信”的附件，发到县、团级党委[26]。在这期间，毛泽东将多名身边工作人员派下去调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则亲自下乡调查。明白了这种情形，就能明白邓拓们为何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屡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例如，《燕山夜话》中的《变三不知为三知》，就是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知晓事物的起源、发展和结果。这样的文章，就完全是对毛泽东的响应。甚至邓拓们对某些很具体的问题的论说，也能从中共中央当时的条文中找到“合法性”。例如，《燕山夜话》中有一篇《青山不改》，是强调对山林要注意“保护”，要合理“砍伐”，不能“滥伐森林”。这在今天看来，很难能可贵，但也并非邓拓的“独出心裁”。当时，刘少奇、陶铸等人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大跃进”对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于是便在《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中加了保护山林的条款，并制定了《林业十八条》这样的专门文件[27]。可以说，《青山不改》这样谈论很具体问题的文章，也是在宣传中央政策。何况，《青山不改》只是在正面强调保护山林的重要，并没有直接说到现实中对森林的破坏。

　　由于“大跃进”本身并未被否定，所以“大跃进思维”在“调整”时期仍然有市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有些文章，就仍表现了一种“大跃进思维”。以《燕山夜话》为例，其中的《不怕天》、《粮食能长在树上吗？》、《金龟子身上有黄金》这类文章，就仍是“大跃进式问题意识”的产物。例如，《不怕天》强调“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鼓吹“天不可怕，人能胜天”，这是典型的“大跃进话语”。再如《粮食能长在树上吗？》，谈论的也是在“大跃进”时期才成为“问题”的问题。文章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到来。那时候，不但树上能够长出粮食，而且到处都可以长粮食。无论高山、平原，麦子像野草一样，年年自己生长；甚至种庄稼可以不必土地，只要有水就行。许多在现时看来如同神话一般的事情，到那时候都将变成极其平常的普遍现象。这样的日子距离现在大概也不会太过于遥远了吧。”“外国人往往把巧克力当作高级的干粮，殊不知我国古代人以栗子为干粮，其好处决不下于巧克力。”“我们如果能够利用所有的荒野童山，普遍地种植栗子树和枣树，让这些树林长满了富有营养价值的粮食，够多么美妙啊！”这样的文章，表现的也是典型的“大跃进”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乱想，“大跃进”式的浪漫狂热和弱智短视。

　　《燕山夜话》中的有些文章，还“左”得可怕，这在谈论西方时表现得分外明显。例如《“一无所有”的艺术》、《“无声音乐”及其他》之类就如此。这几篇文章都是从对西方现代艺术试验的批判上升到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批判。在《“一无所有”的艺术》中，邓拓说：“这样的艺术毕竟是太无聊了，它像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迅速地弥漫了西方世界，成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新阶段的不可救药的痼疾。”“这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纪末的悲哀啊！资本主义的末日就要到了。——呻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人民必将得到真正的解放。”在《“无声音乐”及其他》中也说：“这一切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极端空虚和无聊。在那里，生活本身就充满着欺骗、胡混、死一般的沉寂。”在自己的国家到处啼饥号寒、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非正常死亡”时，还如此起劲地批判西方，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恐怕都不能说是“书生意气”使然吧？

　　五

　　邓拓这时期确实写过一些对“大跃进运动”中某些现象进行批判的文章，但在他这时期的全部文章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如今经常被人提及并称颂的，在《燕山夜话》中有《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等；在《三家村札记》中则有《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这几篇。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之外，还有一篇《郑板桥和“板桥体”》[28]也颇受今人重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就不难明白，这一类如今看来不同程度地具有批判锋芒的文章，仍然是与主流“口径”相一致的，仍然是对毛泽东讲话和中央精神的宣传和配合。当时的所谓“调整”，就是对此前的一些言行予以否定，而邓拓的这些文章，只不过是跟在毛泽东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后面亦步亦趋。其批判的尖锐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讲话和中共中央的文件，与陈毅的讲话相比，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邓拓的批判锋芒集中于说大话空话假话。而对所谓“浮夸风”，当时毛、刘、周等人在各种场合都予以严厉的抨击，在正式文件中也将反对“浮夸风”作为重点。所以，邓拓对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批判，完全应该视作是对“中央精神”的呼应。邓拓的有些文章，看来今人对之有所误解。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确有批判锋芒，但恐怕所批判的并非“大跃进”式的妄想，而是另有所指。邓拓临死前写了一封给中共北京市委的长信，为自己文章作了辩解。他说之所以写《一个鸡蛋的家当》，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29]如果细读原文，就会相信邓拓对写作动机的自述是真实的。这篇文章的核心，是对明人江盈科所著《雪涛小说》中那则故事的阐发。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母牛），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邓拓如果仅仅批判这个市人不切实际的空想，那还可以认为是在对“大跃进精神”的嘲讽。但对这个故事，邓拓又作了这样的阐发：“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地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读了这样的议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邓拓写此文确是为了批判当时“投机倒把”的“剥削行为”，甚至不妨说，它是后来“四清”运动的先声。将此文看成是对“大跃进精神”的否定，实在是今人善意的一厢情愿。

　　再如《专治“健忘症”》，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是在批评毛泽东，也是在望文生义。邓拓的好友杨述曾私下对家人说，邓拓写的“健忘症”并非指向中央，他亲耳听邓拓说过。[30]还有一事亦可佐证海外学者对此文的理解是“误解”。当时在邓拓身边工作的苏双碧回忆说：“我还记得，当时有一篇短文，提出吴晗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是影射的事，有人将这篇文章送给邓拓，邓拓同志看了神情很严肃，好久没有说出话来。他那一刹那的神情至今回想起来还像是在眼前。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正面临着一场严肃的挑战，是非被歪曲，黑白被颠倒，‘海瑞骂皇帝’这是历史事实，可吴晗并没有也不会‘骂皇帝’的。”[31]当有人说吴晗在“骂”毛泽东时，邓拓一瞬间的“神情”令亲见者数十年后仍觉如在“眼前”，可见那“神情”的确有着异样的“严肃”，而在这“严肃”里，应该包含着恐怖。邓拓非常清楚，被指控为“骂皇帝”意味着什么。既然对吴晗的被指控为“骂皇帝”，邓拓都感到了恐惧，他自己怎么会如此“恶毒”地“骂”起“皇帝”来呢？还有《郑板桥和“板桥体”》一文也值得一辨。今人之所以重视此文，其实只因为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呢？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当奴才！”这话自然说得很“痛快”。将其理解成是在反对“个人崇拜”、批判“现代迷信”，也没有什么不可。但要说这种理解就符合邓拓写此文的初衷，恐怕也是在强加于人。邓拓这几句话，本是对郑板桥原话的引伸和发挥，表达的是对“郑板桥精神”的理解。而邓拓之所以作这种发挥，应该与当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有关。60年代初期，也是中共和苏共两党的争吵进入白热化时期。1963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是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共有25条。“其中第二十一条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文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每一个国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借口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反对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大国沙文主义。反过来，借口国际分工专业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国家，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人民利益，这也是大国沙文主义。”“第二十二条论述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文件认为，——一个党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把自己一个党的纲领、决议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强行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都是错误的。”[32]1963年9月6日，著名的“九评”中的“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在《人民日报》发表，在11月底前，共发表了“五评”。这些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反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而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为“儿子党”，或者说，是要反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邓拓作为分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干部，在这样的时候说出“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人，不当奴才”这样的话，我以为，也应理解成是对中苏论战的配合。说得直白些，这几句话即便有着现实的政治指向，也是对着赫鲁晓夫而不是对着毛泽东说的。邓拓是“毛泽东主义”最早的宣传者，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主编出版者。在神化毛泽东的历史过程中，邓拓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写《郑板桥和“板桥体”》这类文章的同时，邓拓仍在唱着毛泽东的颂歌。例如，写于1962年2月的组诗《南游未是草》，第一首便是《谒毛主席农运讲习所》：“平生一念为工农，讲学珠江赖启蒙。考察湖南新说立，深谋宇内几人同？井冈割据千秋业，革命长征万里通。建设奠基天下计，东方大地起雄风。”如果《郑板桥和“板桥体”》一类的文章是在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怎样理解邓拓同时宣扬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注意到，在《人民画报》1963年第6期上，邓拓发表了《令人怀恋的漓江》[33]一文，在歌颂漓江自然景色的同时，邓拓也写道：“显然，这个地方的经济和文化都是相当发达的。特别是解放后的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见，漓江之美不仅在于山水，更重要的是如此美妙的山水间，生活着可爱的人民。现在，在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条件下，这里的人民生产建设积极性日益提高。他们进行农业、林业、渔业和各种副业生产，一年四季都可获得丰富的收成。”这真堪与贺敬之同时期的诗歌“名篇”《桂林山水歌》相媲美了。

　　六

　　邓拓年方18岁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他是在生命还很稚嫩的时候便高度政治化了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者组成了邓拓基本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视野。说60年代初的邓拓张扬“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邓拓九泉有知，或许会视为“天大的冤枉”，因为何为“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恐怕邓拓并不了然。海内外的一些人今天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解读，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与姚文元们当初的文章走到了一起，或者说，不知不觉间，在事实判断上，认同了姚文元们当初对邓拓们的批判。这岂不意味着，对姚文元们的文章，也要“重新认识”？

　　当然，《专治“健忘症”》这样的文章，《郑板桥和“板桥体”》中的那几句话，是否在当时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并令他衔恨，不得而知。但“文革”的发动之所以拿吴晗、邓拓这几人祭旗，目的是以此为突破口摧毁北京市委。吴晗、邓拓们首当其冲，恐怕主要不在于他们写了《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些东西，而在于他们占据着北京市的要职。这也可谓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一层，早已是常识了。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李琪，在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开始后，私下里对妻子李莉说：“这次运动是对准彭真和北京市委来的。”[34]“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同志，他在近作《劫后长忆》一书中写道：“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开始，进一步以邓拓为突破口，锋芒直指彭真。江青当时就兴高采烈地说：‘一个吴晗挖出后面就是一大堆啊！’”——[35]挖出彭真当然也不是最终目的，彭真后面还有邓小平、刘少奇。所以，邓拓、吴晗的被用来祭旗，实在并不因为他们写了什么东西。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的命运可以作为一种反证。1966年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控邓拓是“叛徒”的同时，也点名批判了李琪，此后，“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都开始批判他，——李琪想不通，满腔悲愤，于7月10日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6]李琪是继邓拓之后又一个自杀的北京市委要员，而他并未骂过“健忘症”，也没有歌颂过海瑞和郑板桥。

　　曾在邓拓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工作的袁鹰这样回忆邓拓：“特别使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的急就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个重要的节日，一项急促的宣传任务，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应的版面，包括文艺副刊在内。这也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的传统。这类约稿，时间的要求很急，常常不容许作者反复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视为畏途，有的也的确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写这类诗文。但也有不少作者，的确是满腔热情地、诚心诚意地支持报纸的宣传，乐于写这类‘遵命文学’的。最使我们感佩，并且经常称颂的是郭沫若同志。邓拓同志也是这样的诗人。他离开报社去当北京市委书记以后，仍然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有什么要求，写封短简，或者晚上给他宿舍打个电话，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按期交稿。元旦或春节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词，而且最好用《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纯粹因为词牌的名字），按说实在有点违反常情，用现在的话说，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但是邓拓同志理解我们副刊编辑的用意，从不‘还价’，总是欣然命笔。”[37]这里描绘的邓拓，就接近邓拓的本来面目了。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邓拓是乐于写“遵命文学”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应作“遵命文学”看。

　　姚文元等人批判邓拓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了批判邓拓等人的高潮。广大“革命群众”对邓拓们喷射出满腔怒火，必欲食肉寝皮而后快。对“革命群众”的这种情绪，邓拓表示了极大的理解：“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38]当过10年《人民日报》掌门人的邓拓，在批《武训传》、批胡风、反“右”等运动中，一次次地签发过批判材料和文章，并一次次立竿见影地激起过“革命群众”对批判对象的愤恨。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对那副刀俎的厉害，他倒比别人多一分理解。

　　在写给中共北京市委的遗书的最后，邓拓呼喊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39]

　　我相信，这是邓的心声。

注释：

　　[1]此处指邓拓在《燕山夜话》中发表的《为李三才辩护》一文。但原文中并无“余难自抑，欲以帛百端尽述余之苦”一类的话。

　　[2]以上关于邓拓的评述，J.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72页

　　[3]P.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4]见P.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出版者的话”，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5]见P.特里尔《毛泽东传》中作者写的“中文版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17]王均伟：《书生之外的邓拓》，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7]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806页

　　[8]指所谓“深翻土地”，当时认为深翻土地可大增产。

　　[9]高淳、奉贤的情形，见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89页

　　[10]以上所叙信阳地区的情形，见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98—300页

　　[11]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93页

　　[12]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94页

　　[13]这期间的政策制定情况，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有关叙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14]彭真的发言和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以及薄一波的评说，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26—1029页

　　[15]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9页

　　[16]邓拓：《从天安门到全中国》，原载《新观察》1958年第19期，收入《邓拓散文》，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

　　[18]见韦君宜《思痛录?“反右倾运动”是反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

　　[19]丁一岚：《忆邓拓》，载《新闻战线》1979年第1期

　　[20]见丁一岚《致“三家村”作者亡灵的祭文》，收入《书生累》一书，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

　　[2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45页

　　[22]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840页

　　[24]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11—212页

　　[25]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03页

　　[26]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05页

　　[27]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33页

　　[28]此文于1963年11月发表于《光明日报》，收入《邓拓散文》，人民日报出版1980年11月版

　　[29][38][39]见袁鹰《玉碎》，原载《报告文学》1986年第5期，收入《书生累》，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

　　[30]见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31页

　　[31]苏双碧：《沙滩问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0页

　　[32]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87—588页

　　[33]此文收入《邓拓散文》，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34][36]李莉：《李琪在“文革”发动前后的日子里》，载《百年潮》2003年第8期

　　[35]苏双碧：《沙滩问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9页

　　[37]见《邓拓诗词选·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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