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革命和乌托邦的尽头

tuffy05

革命和乌托邦的尽头

文/ Jean Baudrillard (英译/ Michel Valentin)

译/ 虔凡

今天，有这样两种事件：一种是选举和纪念类活动；另一种是较为极端或异常的现象，例如病毒或是世界范围内自行传播的连锁反应（艾滋病、恐怖主义、华尔街危机、企业收购、计算机病毒）。第一种事件可以称之为政治性的，而后者则是跨政治性的(transpolitical)。

那些宏大意识形态的、历史性的或是政治性的事件正在日渐衰落。它们正逐渐被遗弃在记忆深处，并且以另一种形式重新浮现——即，纪念仪式。它是保持我们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一种毫无粉饰的纪念冲动。我们几乎可以称之为纪念式病毒。有人甚至会庆祝那些并没有发生之事件的周年纪念，像是1987年的华尔街危机。在法国，我们这些人都被娇惯坏了，社会主义竭尽全力地投入纪念活动中，而不是趁早地投向未来。结果，所有的纪念碑，所有这个政权中伟大的项目都成为了像是陵墓、几乎葬礼那样的纪念物：比方说，卢浮宫的金字塔、新凯旋门、还有此起彼伏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当然，我们不该忘了法国大革命这一卓越非凡的政治事件，其二百周年的纪念仪式会成为本世纪末一场最漂亮的庆典“模拟(simulation)”。

纪念仪式就像是罗兰·巴特所谈及的摄影，它是为了庆祝和标明那些不在场的事物。因此，以政治性的想象来看，二百周年的纪念标明了法国大革命的彻底结束。遗忘的行为有两种形式：其一，是记忆缓慢或剧烈的丧失；其二，是一种蔚为壮观的推广，也就是说将历史移进了广告的时空。那么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大众媒体则成为了欺骗性的世俗策略的所在，它们从以未来为基点转向了过去。在各种广告图像、基于原始场景的所在地而合成的记忆、或是建国神话——尤其是使得我们偏离了真实的大革命历史事件的那些神话——的帮助之下，我们身处为自己进行虚构的过程当中。在今天的法国，大革命早已不再被提上议事日程。

正如路易·梅尔马兹（Louis Mermaz，译注：生于1931年，法国政治家，曾在莫鲁瓦内阁中任运输和设备部长）所说：

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所建立起来的良好传统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它已经成为了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但是法国大革命已经不再出现在法国的议事日程上了，因为这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并且成为了此后两个世纪间世界上许多其他革命的范本……在如今的法国，我们所有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要确保不再有革命发生 。我要响亮而清楚地宣布：我们不再是革命者，因为现在的情形不再是革命性的了。

事情就是这样：大革命，作为一种纪念，也作为对于文化遗传的庆典，标志着历史的终结。事件已经发生，并且结束了，终止了。而今天，因为我们在历史终结的这一端支撑着自己，因为我们整个政治体系是建立在这一历史终端之上的，因而我们都非常热衷于纪念活动。我们不仅无法再成功地创造出一段新的历史、一段原创的历史（事实上，今天的政治行动基本上是以拯救或恢复法国为目标的，就好像她是“危难中的杰作chef-d'oeuvre-en-peril”）但我们甚至无法成功地保障它象征性的再生。

我们放弃了1989年世博会在巴黎的举行，不然那至少会是一桩现代的而又有生气的事件。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正在巴士底广场建造一座歌剧院。这是多么犬儒的一种复兴啊！当然了，人民无需再次经历风暴，因为自大革命之后的两个世纪里，皇家贵族的音乐已经成为了人民的音乐。真是一种嘲笑！真正的人民并不能享受它，因为只有有文化的人民才会前往这些场所：在一段公开的规则条例说明里这么写着，只有少数的特权之人，通过艺术或是娱乐，才神圣化了这些其他人为之战斗甚至牺牲的地方。尽管巴士底歌剧院是满足“左翼”私人趣味的一项工程，但也想象不出有比这更好的大革命墓碑了。最糟糕的是，它的建筑简直面目可憎。人民没有这样的幸运！难道会有人胆大到在具有象征意义的1989年7月14日那天去席卷大剧院，然后将其推倒吗？甚至更极端一点，会不会有人取我们现代文化中执政者们鲜血淋漓的首级而置于长矛之上？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甚至连89年的文化遗产也都是危险的（更别提92年或是93年）。在瓦伊达(Andrzej Wajda)的电影《丹东(Danton)》公开发行之前的私人放映上，有不少社会主义者冒出一身冷汗。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的政客们就站在那儿询问自己是否要在1989年举办一次世博会！那么1789年的那些人民有没有问过自己是否要展开这样一场革命（有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式和整个王国的状况）呢？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制造革命。他们只是这么做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治举动，应当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避免。

人们不自禁地就会作出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绝对难以置信（但又颇具魅惑）的恳请：假设，在纪念活动开始之前的时间里，另一场——真正的——革命进行了干预，那会怎样？当然这种可能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因为它会危及到纪念仪式。因此，如果你愿意，那就没有革命！这正是纪念和致敬将选举和公众意见的民意调查相结合起来的地方：他们将每一件事都发挥出作用以至于现实被挤到一边，因此它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了——永远不再。

我们已经不再创造历史了，我们已经与自己的历史达成了和解——至少在法国是这样的。我们还想与整个世界分享这一伟大的和解，所用的方式就如同当年我们传播大革命的理想（及其军队）一样。时代已经变了。今天我们对于大革命有一种“愿景”，一种有关“人权”纯粹虔敬的，但却甚至并非是怀旧的愿景。它是一种沿着后现代的路线循环的愿景，是一种智识上的舒适。这种愿景与弗朗索瓦·福雷(François Furet)——历史学家当中的“法国大革命之王”，以及对于纪念仪式最主要的阐释者——将圣-茹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从大革命的字典中排除出去的愿景一致，其托辞是圣-茹斯特仅仅是一种多余的、高级的修辞。而且同样是他，还作出过如下补充：“顺便一提，大革命的那些人都不是真正的、伟大的政治人物；只有大革命这个事件才是伟大的。”这就是我们研究纪念仪式的人，他完美地例证了只想保存大革命的积极效果而仔细地去除了荣耀背后所有痕迹的那些人。

人们忘记了这样一场荣耀的事件也同样是为了荣耀本身。各种各样的荣耀。包括那些恐怖(the Terror)的荣耀——而任何可以遗忘圣-茹斯特的人，都丢失了能够感受到荣耀的最后那点闪光之处。今天，荣耀所带有的“节日性事件”的光环已经彻底将我们混淆了。

不过离我们更近的是，就在今年，我们带着某种愉悦见证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事件并无纪念活动。这个空白（对我们而言愉快地）证明了，仍然有一些事件逃脱了沦为纪念活动的宿命。对于法国大革命我们只能希望有这样相同的命运。让历史学家们自己忙活去吧，他们在忙着埋葬历史。让政客们也自己忙活去吧，他们正忙着埋葬政治。让我们自己保有对事件和其荣光的怀恋。

人们所纪念的只是那些相关记忆已经被洗白了的事件，那些事件的历史影响已经无效了。所被纪念的并不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事。而如果这事件永远不会再发生，这就意味着，从某种方式来说，它完美地达到了成功。它被彻底地实现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件可被接受的事实，但是它的核心观念也已经一起丢失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整个黑格尔式观点的根本性失败，即观念如何得以实现的观点。那么出于同样的理由，它也意味着现代性遭遇了矛盾的失效。有关进步的想法也是如此；进步在持续地进行着，但有关进步的理念却已经消失了。生产，总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下去，但是将生产视作社会财富来源的理念已经消失了。有着同样平庸命运的还有所有那些可以被称之为后现代的伟大理念，当它们得以实现之时，其成就的壮观和不可抗性也就与所有的卓越、所有的消极、所有的矛盾、和所有的理想之消失达成了正比。

我想要谈及的正是这样的发扬推广，这样一种对所有的现代性之伟大构想的虚无主义式的泛滥（一旦它们被掏空了其理念的部分，就仅剩下简单的可操作性，即一种简化了的运算法则式的存在）。我也想要谈及的是，乌托邦（以及出于同样的原因，大革命）是如何非常矛盾地终结了。

这样一种否定本身/ 这样一种不能成功地否定自己的否定/ 这样一种未能成功否定自己的无产阶级

这是自马克思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所能给我们的最清楚的证据。无产阶级没能成功地否定自己的阶级性，从而以此消除阶级社会。或许这是因为无产者并不是一个阶级，这与所说的恰恰相反——这也能从而解释，这样一种自我否定的困难所在。从这样的情况来看，人们可以说只有资产阶级才真的是一个阶级，因此也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自我否定（一个粗糙但仍然有趣的假设）。而这一点资产阶级也确实达成了。资产阶级以形成一种无阶级的社会来进行这样的自我否定（连同资本一起）。但是这却与无阶级的社会毫无关系，因为这样的社会本该由一场使得无产阶级能够得以否定的革命而来。

至于无产阶级，它非常简单地消失了。它消失的运动与阶级斗争的消失运动一样，还与生产力这个概念的消失一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资本按照自己的逻辑得以发展和延续，那么它应当已经被无产阶级打败了。马克思的分析无可指摘，那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但是他却没有预见到资本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当它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之时，它会进行自我否定，从而达到一种跨政治性的状态，将自己置于生产和政治之矛盾关系范围之外的轨道上，它用一种漂浮的、狂喜的、侥幸的形式获得自主权，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将世界都累计到它自身的图像之中。资本（如果它还能被这么叫的话）成功地挽救了政治经济，以及价值法则。因此，它成功地进行了自我否定并且逃脱了自己要被终结的宿命。从现在起，资本作用于它自己的终结之外，并且以一种非参照性的方式成为超限(transfinite)。这种变异最早体现在1929年的危机事件中。87年的崩溃则只是同一过程的化身。

按照革命的理论来看，还有一种现存的乌托邦的想法：不仅仅国家会消失，政治也会进行自我否定，从而成为透明社会的一种典范。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政治确实消失了，但它并没有进行自我否定。它并没有为了给整个社会让路而消失。它席卷着这个社会，与它一起迈上消失的道路。我们现在正身处跨政治性之中，也就是政治性上的零度，及其再生产和无限“模拟”上的复制阶段。没有革命以裹挟着政治超越其自身的方式来终结政治。然而，一切不通过否定自己的方式超越自身的事物都有权利达到无尽的复兴。政治永远不会停止消失。它将不再开创新的时代，也将不再允许其他事物的出现以取代它的地位。我们已经来到了政治迟滞的时代。

同理，艺术也没能成功地进行自我否定以将自身实现为世界，并成为生活的理想形态（席勒）——自现代以来（而在此之前，艺术并不需要否定自我，否定一种乌托邦式的整体：宗教的整体已经存在着了），这一直是艺术的乌托邦。艺术并没有在崇高、在对这世界卓越的理想中革除自己。它在对日常生活进行总体性的美化中革除了自己。艺术在对平庸的反式审美中，为了纯粹的图像流通——媒体、广告、展览和演出、音像、视频……等等——而消失。以这样的情节转折来看，艺术稍稍领先于资本。人们可以认为29年的危机是政治秩序中的重要事件——那时，资本的策略性危机渐渐变成了劳动阶层的反式政治时代。而在艺术秩序中，重要的事件无疑是达达和杜尚，他们让艺术得以弥补艺术自身审美的游戏规则：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开启了对图像之平庸进行反式审美的时代。

历史也同样如此：历史没能成功地否定自我（这是历史真正的尽头），而是在并不确定之事件的连锁反应中进行增殖。时间以一种恒久的“当代性”进行弥散传播。

此外，两性的乌托邦也没有实现。正如政治和美学的乌托邦那样，性也应当否定自我，尤其是否定性别差异。性解放仍然在梦想着一种欲望的整体，及其能同时在我们每个人——男性和女性——身上得以实现。这是性的理想，一种欲望能够达到“超越”性别差异的假定。然而，性也没能成功地否定自己。它仅有的成功是，通过性解放，在性的表征之中立的循环流通中达到了自治。

性别差异正在消失的过程中，并逐渐步入一种性别转换的情境，而这与通过性来对生活进行革命毫无关系，它更多的是一种混淆，以及一种实际上导向性冷淡的滥交。同理，政治无法否定自己的这种可能性也将其导向了对政治的漠不关心；而艺术的无法自我否定则导向了美学的无差异性。

上述这些都将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命题：传播和信息的巨大成功，是不是社会、以及社会关系无法否定自己，甚至无法否定其作为一种疏离异化的关系，从而达到社会透明度所带来的结果？在没有更好的事物出现之前，社会关系在传播中翻倍地强化自己，在网络的多重性中复制自己，并且落入对那些网络的漠然之中。因此，传播比社会更具社会性，它是超-关联的(hyperrelational)。它是一种过载，事关社会之技术所运作起来的社会性及其在媒体中的运作。它是通过关系的技术（并非社会，而是其自身的定义），提升到了瞬时性和普遍性的有关关系的概念。社会是一个间歇性的、异常的事件，但这个事件却非传播之所是，因为通过过量的关联效应，传播所导致的是对社会关系的漠然。在知识的领域中，还有一种和在信息中实施时类似的情况。知识无法否定自己（即，知识脱离了它的对象也脱离了那些知晓这些知识的人）所导致的是知识作为信息的即时性，以及消息的迅速交换成为了交互对接（或者说是，行动成为了互动）。那些既不能与生活完美协调，又不能深入地改造生活的知识，在表面上向所有方向进行中立的弥散，并且这一知识交换的过程所发生的时间被缩减到最低限度。这些是信息，而知识早就不再进行交换了，它们早就同时存在于进行交换的双方。它们只对事情进行评论。

对于传播，也或多或少有相似的情况。交换不再保有暂时性——这段转瞬即逝的时间，这对于交换的发生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时间。（这对于象征性的交换也同样适用——在这类交换中来回往复的时间是根本性的。）现在，这段转瞬即逝的时间被切分和短路了，时间消失了（也被称之为崩塌）。在传播的交互对接中，对话的双方彼此穿插，就像是男女之间的性交，两者迅速地互为彼此，不抱有任何姗姗来迟或（延缓）回归的希望。人们会说，“它”进行着传播交流，就好像在谈论着一种特别的客观情况、一种独特的回路系统、一种未经分化的运行，就好像没有时间让主体的分离发生——此外，它也不再是其发生之所在了。要让“它”传播得顺畅，那传播必须尽可能地快速，也就是瞬时性。

确切来说，没有时间会留给沉默，因而沉默被排除在传播交流之外。沉默也同样从电视机屏幕中被排除了出去。文本可以拒绝发声；而一幅媒体上的图像，却不能拒绝发声。媒介的对话就像是图像，它们从来不会缄默不语。这就像是联络和反馈的临近必须成为一个整体，犹如有机硅芯片的集成电路。图像和信息必须毫无断裂地彼此跟随。但是沉默则是这个电路里的中略部分，它使得反馈成为不可能。或许，编排稳妥的程序中所出现的这一点小麻烦展示出了另一些可能：一个答案，或是一个问题、一片空白。电视上的这种失言(lapsus linguae)或者沉默，因而变得非常重要，它可能毫无意义但却破坏了传播的过程，这种悬停充满了悬念、负向的强度和不可否认的舒缓。这是一例反证，整个不停歇之图像的流动、这种密集强烈的传播，是一种强制的情景，一种将我们从真空中释放而出的不停歇源流的虚构：这是电视成像背后的真空管，也是我们自己大脑中屏幕的成像，我们对两者的观看怀有同样的迷恋。一个工人在工会大罢工的当天端坐着看电视屏幕的这样一幅画面，有一天会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学上最美的图像之一。

有些离题了，让我们回到这篇分析的主题上，即有关自我否定。信息和传播是并不进行自我否定的框架结构和集体性的装备。媒体、民意调查、广告也并不进行自我否定。总的来说，我们身处一个不再对自我进行否定的社会之中。人们仍然试图从批判性的观点来分析这个社会，但难度也越来越大。但这个社会因为其内部结构而并没有产生批判性的观点。它只产生了一种积极性，一种自适其理并且自我实现的内在操作性。它只用遵循自身的方式否定自己（像时尚那样）。这其中并无真正的否定性，而只是一种绝对的积极性，无论它是多么的机动和偶发。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消费社会的情况，一个有着自我实现和自我证明之倾向的社会。消费社会其原理的目标是从需求的领域中消除所有的否定性，从生产中消除所有的内部否定性。

至于生产，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在一段时间密集的历史的否定性之后，生产也倾向于成为自治的了，其方式是消除所有的否定性，以及持续地推进一种无限的自我复制的逻辑，这种逻辑里缺乏将内容——既非有关生产方式的内容，无论这内容有多异常；也并不有关生产力——投入到对生产形式进行质疑的能力，因为现在的形式已经是跨生产性(transproductive)的了。人们往往对“消费力”和“消费关系”能够对消费的逻辑提出质疑，持有徒劳的期待。但是今天，如果有人将任何“传播力”或者“传播关系”置于可以建构一种新的历史否定性的地位上，那他会陷入困境。传播或者信息中唯一的否定性，建构在意外、故障、违规、噪音、衰落、寄生物、干扰、恐怖主义、灾难和病毒之中。而这种否定性既非逻辑的，也并不具历史性，而是异构和偶发的。以其自身的逻辑来看，这种结构只能生产出积极性。这就是为什么一种传播的乌托邦从来没有被生产过。而存在另一种社会这一乌托邦——人们可以在生产时代里对此抱有梦想——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已经存在于此了，它是一种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

当然了，这种不间断的积极性之生产也存在着可怕的后果：如若否定性酝酿出了危机和批判，绝对的积极性则会酝酿出灾难，因为它无力以顺势之量从危机和批判中进行自我提炼。对自身的否定性和批判性要素进行追踪驱除的任何结构、任何系统、任何社会主体，都面临着逆转和内爆这类灾难的危险——同样的方式，对其细菌、杆菌和所有天敌进行追踪驱除的任何生物体，最终都会面临着诸如癌症这样的危险，也就是说其细胞飞速的自我复制和贪婪的积极性。它所面临的危险是被自己的反体所吞噬，而别无他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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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凡，自由撰稿、翻译、艺术批评。现在纽约攻读艺术史硕士。

原文出处:

Jean Baudrillard,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Utopia,” in William Stearns and William Chaloupka, eds., Jean Baudrillard: The Disappearance of Art and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 23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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