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李宪源《血火痴情——被尘封的底层文革故事》》对话录

tuffy05

Friday, August 12th, 2005   

萧：初读《血火痴情》一到第十五章的感觉，似乎是一种全景式的叙事方式。如果把这种叙事策略用到对文革历史的重构上来，那么势必牵扯到一个前提要求：作者至少能够了解文革所涉及各方的基本状态与动机。我想问，对于这一点，你有多少自信？
李：要论自信，首先在时间上，跟当年急于表达个人或所属阶层特定感受大写特写“伤痕文学”的人相比，我就占了很大优势。因为人们对刚刚发生过的、往往被政治斗争需要所扭曲的重大历史事件真相，总要经过较长时期的“积淀过程”，才能看得比较真切。
我从1966年文革初起时,作为一个把每天去无锡市“三阳”市中心看大字报作为生活常规的少年，直到1996年正式动笔写文革，在这三十年中，与无数相关人物的接触交往并由此积累的素材与感触，象大山般地积压在心头，几乎产生了一种不把它们发泻出来就要不堪重负的感觉。
经历文革跟经历多数人政治思想很混沌的“改革开放”，一个很大的不同处，就是在文革中甚至文革后，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几乎都有明确的文革（或者叫派别）立场。1970年我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在单位里还是社会交往中，哪些人在文革时是造反派，哪些是保守派，在很多地方仍然壁垒分明。交往深了，对不同的人为何采取不同派别立场的个人和社会原因，就会看得很清楚。凭借这种长时期的深广积累，把各类人物原型分门别类地加以的艺术提炼和概括，再利用长篇小说容量大的便利，把最常见的文革人物类型基本都囊括进我的小说，这就避免了其它文革作品普遍存在的“以点概面”偏向。
萧：常见有人在中文网上骂你为“文革余孽”和“文革既得利益者”，1966年时你有多大岁数？
李：12岁，那是一捧起书本连坐马桶时间也不肯放过的年龄；建国后至1966年之间出版过的那些长篇小说，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艳阳天》、《红岩》、《殴阳海之歌》到《青年近卫军》、《　泛汀陡痔窃跹冻傻摹返龋负醵际窃谀歉瞿炅涠文诙镣甑模ù罅吭亩林泄诺浜臀鞣轿难约澳承┱治读物，则是主要是在1976年之后）。因此，对无锡市发生的一系列文革重大事件及有关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场面，我不仅几乎全部亲眼目睹过，而且在认识、理解和把握上，也比我投身于本校中学文革的哥哥姐姐和不大关心政治的爹妈，实际上要全面、完整得多。象小说中王小燕等所贴的《辟谣》告示，“九一九事件”之原型“九二事件”发生当天，学生在市中心贴大字报并向群众解释事变过程的情景，“唐延言”原型人物作“不要责怪无罪学生”讲演的情景，驻锡部队出动军车武装示威大游行、派兵包围镇压湖光机械厂技校和群众针织厂学生工人造反派组织……等类场面，至今回想起来好象还历历在目。
萧：是否你的第二个优势，在于虽然套不上“文革余孽”的罪名，却能够以旁观者的身份，熟知一个“文革余孽”所熟知的大多数事情？
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讲。实际上不少1966年后期才卷入文革的所谓“余孽”，对文革全过程的了解不见得会比我强多少。其中一个原因是，诞生无锡学生造反派核心力量的无锡轻工业学院（即小说中的“苏南工学院”），其原址就在我家门口。好多班上同学来自轻院；早至1966年5、6月份，我就在校园大字报专栏上见过质疑学院领导的大字报。我有一个要好同学的父亲，曾做过该院的系总支书记和院党委宣传部长，从他那里就听他说过对造反学生头头不少负面看法。
萧：你虽然有这些独到优势，但那时你作为一个孩子，对成年人思想和心理的了解毕竟有限。尤其使我注意和担心的是，你的心理分析和叙事，既牵扯到了书记、市长这样的显贵，也涉及了凌漪这样的右派家属。你怎样保证你这些叙述是可信的？
李：
迄今为止，本人所接触过的距离最近、级别最高的中共干部，是在当年“拖拉机”隆隆开进京城之前的高度敏感时期，见过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龚育之和陈必坚；那时两位正在各地巡视和听取意见，我以无锡市中青年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会同情支持所谓“学运”之核心骨干的身份和姿态，参加了两个多小时的小型座谈会。但我觉得就是不见面、不交谈，根据海内外媒介披露甚广的党内“改革开明人士”言论及其一般情形，按照触类旁通方法去推测这类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包括文革时期）的言行动机和心态，误判概率不会很高。
另外，在近20年的国内社会生涯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经常被借调局级机关参于起草各类大小会议发言和总结报告之类文章，跟局级领导、市经委、市宣传部一类领导接触机会大增，在跟包括我那位曾担任四川某部属厂党委书记之大叔打交道的过程中，很容易触摸感觉到这类人所接受和显示的常见思维方式与定向，从中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到他们上级领导一般的思维特证、表达方式和思想习惯。再加上在文革期间有很多直接间接机会，能见识到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各类发言讲话、政治表态和跟群众打交道时的种种表现。以这些积累为基础，只要把同类角色一放到小说特定环境中，同时注重中共组织运作规则以及当时各类中央文件与报刊社论等所构成的冲击因素与影响制约作用，就能比较有把握地推测出市委书记、市长这类“显贵”人物当时的行为动机与心理活动。
而对凌漪这类右派家属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特征，因为本人所处的“历史反革命”家庭背景，熟悉了解程度自然更深了一层。
萧：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透露一点这方面的素材吗？
李：
我所能透露的，是小说中袁世清父亲在1949年前后所经历的荒唐遭遇，就有我父亲的影子。但我父亲不是捡垃圾的，而是一个技术上比较吃香的“七级半”车工；属于“二月逆流”时，支左军代表要专门说服他加入“新保守派”组织的约谈对象。
萧：回到你上面那些解释上，似乎给人以作者具有全面精确把握文革历史和相关人物之无限能力的感觉。
李：
我当然并不具备这种“无限能力”，而只是想强调，以个人得天独厚的特定主客观条件，至少跟迄今为止所出现过的所有文革小说作比较，我确实可以凭借这些优势做得比别人好。如果有人要找出差错来，或者写出比我更好的文革小说来，就必须在这几个方面比我具备更好的条件，特别是要能够做到写作过程不受个人主观立场和政治偏见左右。而我最初拟稿时，尚未形成目前的新毛主义立场，基本是以右翼立场进行历史回顾与复述，近年来再以“毛左”眼光重新审视，觉得依然可以立足于世，才定稿。这种经过左右两种不同视角所思考审视过的东西，其真实可靠程度，或许是当今中国文坛上那些数十年如一日把自己关死在特定“思想牢笼”中的人士，甚难达到的一种客观境界吧？
由此可见，我的自信和自夸，并不是建造在自以为个人特别有能耐的基础上——而是承认自己跟别人一样必然也会存在认识误区，只是相信以本人所处特定历史位置和独有客观条件，我的认识误区必然会小于他人。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听似狂妄的假设，这些年来在我内心深处，其实我一直在热盼期待足以迫使我大幅度修改拙稿现有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的有力批评和建议，也希望读到能够构成强劲挑战的最新文革作品。
萧：对于文革，我们这一代（文革后出生的一代）其实是不怎么了解的，最直接的印象大多得自于长辈的记述、书本（以“伤痕”为主）阅读、所谓“知情人士”揭露的“内幕”之类。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参加文革的基本动力，仍然缺乏很清晰的认识。举一个简单例子，在目前绝大多数人关于文革的叙说中，他们是反对文革的。好象文革只是全世界毛一个人或极少数人的爱好。既然如此，就很奇怪，就象孔庆东曾经质疑过的，既然你当时就不同意，那你为什么还要支持呢？既然你这么反对毛，这么先知先觉，为什么当时一样要喊尊崇毛的口号呢？换句话说，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单一化、简单化的倾向。
李：就是；其实当时拥护文革的是大多数，但在把文革搞成什么样子更符合自己心意上，存在尖锐对立。
萧：《血火痴情》似乎想还原文革的复杂性及其发生的历史动力。但是，我觉得你没有流露你的基本态度，而是相当平静的叙述整个过程。作为一个左派，你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立场溶进去呢？因为这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研究，它本身并不排斥作者个人的偏好？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李：
我的理解恰好相反，一部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应尽量做到不让作者个人的主观偏好，去妨碍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的“真实性”。这里的“真实性”，就是按生活本来的逻辑，合情合理地表现小说人物的举止行为与思想动态。古人云“人情练达皆文章”，作者如不深諳人情世故，笔下人物就难免给人以“虚假”感。如果以我个人目前肯定文革的思路来主导写作，在改稿过程中，就应该给象征文革之重要性必要性的几个“造反派”主角，以鼓舞人心的“光明尾巴”。但是按照他们当时所进入的具体社会矛盾和历史情境看，却只可能遭遇到使人嘘唏不已的悲剧结果。尽管写初稿时，我还没有成为新毛派，但如要存心改，改得不让文革诋毁者们能捞到似乎可以彻底否定文革的“活证据”，我在“十易其稿”过程中，完全可把这悲惨黑暗的结局改过来。但我没有这样做，99%地保留了小说人物和情节的原有框架，只是去掉了一些现在看来太过分、又跟情节发展缺乏紧密联系的“非毛化”插话和议论。
萧：这样做似乎有违你目前的毛左立场，毛泽东十分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利益服务。
李：不能把毛的要求简单化。让各类读者能够在作品中读到他们所期待读到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去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来，我以为，这是小说获取和保持长久生命力的要啻。一部小说在反映文革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上，只要能达到全面的而非片面化的“真实”，从史学研究和史论意义上所能获致的客观结论，必然会是有利于广大平民大众的利益，而不利于少数精英阶级的利益。
萧：你虽然强调超脱既定政治立场的牵挂和扭曲，但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又怎么可能完全排除潜意识层次上特定政治好恶的影响？
李：你质疑得对；也许是主观上这样追求，客观上只能力求接近而已。真要按目前的流行说法，100%地“客观中性”地或者“纯文学”地去表现那段充满激烈阶级利益搏斗和较量的重大历史，我看很难。鲁迅先生强调“喷泉里喷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在此，也许可引伸为这样一种制约：即一个作者不管怎么企图掩盖隐藏自己个人的爱憎喜恶，怎么力求显示一种客观平静的、不偏不倚的叙事过程，总会泄露其特定的思想倾向。
萧：从直觉上说，我认为你对凌漪、黄军、史苏星这些人都是多少带有同情的。我的感觉对不对？是否反映了你上面所提到的“倾向”？
李：
我对凌漪所给予的不仅是同情，而是反映了终于迫使我在“不惑之年”告别右派的基本立场，一种面对“小人物”和“大人物”经渭分明的爱憎态度，一种为古今中外进步作家所共同执守的“平民性”（又称“人民性”）的操持。无论从李白、杜甫到鲁迅先生，还是从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狄更斯到马克.吐温、托尔斯泰、契可夫……，读者均能清楚感受到这类文坛崇高灵魂一以贯之的伟大传统。受这一传统长期潜移默化地熏陶影响，反映到拙稿中，对作为凌漪、奚大雄、葛富林、高虹时等对立面的贾建勋、陆波、蔡国柱、崔志中、戴洪发一类权势人物，讽嘲、挪移、挖苦甚至不露痕迹的鞭鞑，就在所难免。而在前一类“下等人”中，凌漪确实是作品中最为核心、最具历史内涵的人物之一。事实上，她也是众多“读者来信”中最受关注最受喜爱的主人公。作者在她身上所倾注的心血，也许只有市委副书记武遥可以等而比之。
至于黄军和史苏星，我只同情他们值得同情的部分，在今后的阅读中，你会发现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和可变性。
萧：你怎样解释马进积极策划与参与文革造反的基本动机？
李：
被如今“文革正史”所刻意掩盖遮蔽的马进一类角色及其政治作用，其实是文革时期相当普遍的现象。比较接近马进之文革角色定位的，是无锡轻工业学院毛列教研室的两位青年教师，一个叫王文钦，一个叫杨存荣。他俩不仅是造反大学生的“军师”人物。直到“批林批孔”之际，虽然经过了“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残酷打击，两人已皆中年，却仍然亲自出马，为呼吁给造反派“平反”、抨击军队搞现代版“瀋镇割据”、要求加强中央集权、提醒人们警惕“骄兵悍将向长安”危险等，发挥了发愦震聋、冲锋陷阵的作用。
虽然1995年构思拙稿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思想学术界将出现左右之分之争，而只是想把我自己所了解到某一类文革重要人物，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但从现在的思想高度来看，对这类历史人物的描写，似乎恰恰反映了中国左派知识人在思想上行动上的薪火传接关系；当今中国左派对被压迫剥削民众的深刻同情、对政治金钱权力强暴者的义愤痛恨，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重关切与忧虑，跟曾经叱咤风云的文革左派文人前辈们，是一脉相承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年轻的下一代左派，自然会读到我们今天的文章和对话，并把当今左派的思想关注重点，传递给他们的后人。
萧：老田写了许多关于文革的文章，还有萧喜东，也都写了。但从我的阅读偏好上讲，我还是比较喜欢小说这种方式。可是小说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有理论上的相互辩难，最多只能给人一些启发。你在小说里引用了大量的毛讲话及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的历史文献，比如清华附中同学的“造反宣言”等等，但最珍贵的还是对文革中所产生出来的“新型民主”的论述。杨小凯写过这样的文章，陈述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的可能性，左大培在一个访谈中，也说他当时有这样的倾向。那么，是否可以说在当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创新？是不是意味着文革本身是对“17年体制”的一种克服？进一步而言，是不是可以说，普通下层民众参与文革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对“17年体制”的反动？
李：你敏锐地猜测到了文革的某些实质，但就小说所表述的总体情况看，反对这一猜测的人，也能找到有利于他们观点的众多依据。在这方面，不仅是左右之间，就是左派内部，也存在尖锐意见分歧。有些“正宗左派”，至今都把文革造反派“否定十七年黑线统治”的要求，作为继续否定“四人帮”推行“极左”的活证据。而小说的作用和局限，是经过艺术提炼，力求提供全面真实可靠的特定历史画面和生活场景，而不提供结论。
萧：你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穿插铺陈了不少历史文献类的东西，这似乎有些脱离小说的常规。
李：这是一个两难，高度重视社会舆论环境如何推动个体行动之重要作用，乃是《血火痴情》与大多数忽略和有意割断环境与人物联系、孤立渲染“人性恶”之类文革作品，刻意拉开距离的一个重要特征。但确有读者来信对此提出批评，并建议我大量删减这类文章援引。作为一种妥协，在不影响情节发展的前提下，我尽可能地把它们移入了附注部分。
萧：这一次就谈到这里，等看到更多篇章后再聊。
李：好，谢谢你的关注和提问。

tuffy05

李宪源   我有一个野心!——从《干枯风流情》到《血火痴情》
     
从十多年前构思酝酿长篇小说书稿《干枯风流情——文革风云启示录》时起，我就默默定立一个野心：我要颠覆当今有关文革的主流话语！
从工厂到农村，从学校到机关，从地方到军队，从市井街头、底层草民到深宅大院、达官贵人……，我将再现一个无比宽阔壮观的真实历史场面，决不是用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文革遭遇经历，而是用上百名经过精心概括提炼和塑造刻划的、活跃在形形色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要用这样一种空前未有的社会深度与广度，建筑一座忠实反映中国文革历史和中华民族特定时期精神风貌的巨碑，使迄今为止一切反映描述文革的文学文艺作品，羞愧自我阈限与一偶之地一孔之见的单薄肤浅，追悔一味发泄一私之仇、一家之恨的悲苦痛绝及其无法避免的苍白无力与片面狭隘。
凭借自己熟谙文革错综复杂历史之优势，倚仗文革时目睹耳详无数沉浮起落者命运和悲欢离合故事，再加上自己因年龄不足缺乏加入文革资格所赋予的“旁观者清”之得天独厚优越地位，我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颠覆”，如果公诸社会，极可能会引起精英界人士群情汹汹、怒斥如潮。我的担心看来并不多余；曾有热肠好事者，为拙稿出版事宜四出奔走有年，却迄无一家书商，愿冒天下之不韪，敢行众怒难犯之逆事。阻挠害怕《血火痴情》与中国读者见面的人，似乎全然不顾拙稿洋洋60万余字，并不是用大唱“对台戏”的偏激方式，立一个完全相反对立的观照、体验极端，来对抗否定广为流行的另一个观照、体验极端。不是的，本人在文学领域以“兼容并蓄”为己任。由此而作“颠覆”，结果之所以必定有效，是因为我不仅“颠倒”了被颠倒的一段重要历史，而且颠覆了人们惯常颠倒历史的偏激方式！
为使大批重要的“缺席者”重新进入人们审视文革历史的视野，作者虽然刻意描述了许多热诚痴情投入文革之底层积极分子的真实故事，却也一刻未曾忘记细致入微地客观描写各类惧怕、仇视和憎恨文革人士的心理心态，对“杨玲、朱坤兴、老陆波、蔡国柱……”之类“反文革”典型角色，无不给以足够的篇幅，充分揭示他们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的文革处境。由此可见，我所试图实行的“颠覆”，并不是对“被颠覆对象”加以绝对否定和推翻，不是象幼稚园孩子那样划一条“好人”“坏人”的黑白界限，而是把各类具有典型代表意义之文革推动者和反对者们各自特有的心态、想法和经历，一览无遗地包括包囊到作品的核心内容之中。
我想以这样一种在中国文革描述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角度”切入表现方式，实行一个更为狂妄的野心，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要求和期许：就是要使自己的作品，达到这样一种高度，一百年或数百年之后，当人们在谈论中国这段世所函件的文革历史时，他们将不得不提到我的《血火痴情——被尘封的底层文革故事》！——就象今天人们在谈论法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移变迁之时，不可能不提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或要了解中国近代史上明、清两代传统社会走向衰败的情形时，不能不读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样。
为实现这一野心和梦想，我把中国画龙点睛式的白描手法和讲究故事编排、注重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情节的文学传统，跟西方文学细腻微妙、鞭辟入里的大段心理描写和独白，不伦不类地揉搓在一起。为追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绘“滑铁卢战役”场景时那种色彩斑斓、栩栩如生的视象感觉和艺术境界，努力营造一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鲜明艺术效果和震撼人心的强烈感觉，我把简明扼要的人物勾勒和行动描述笔触，与使用浓笔重彩大肆渲染铺陈豪放壮阔的场景描写，死搬硬套地组合在一起。而按照“典型化”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本人种种努力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性的努力，就是我有没有把书中人物写“活”了？他们能否轻松自如地走入广大读者的心中？会不会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效果与结果到底如何？野心是否能成全我的梦想，还是为世人铸作了一个能够无情嘲笑自己的笑柄？在暂时还轮不到后人发言评判的今天，我先把评判权交给见多识广的中国思想网络广大读者。
《血火痴情——被尘封的底层文革故事》曾以《干枯风流情——文革风云启示录》为名，作为“意见征求稿”于1997年初在海外华人最早创办的著名中文电子杂志《华夏文摘》上，连载过其中大部分篇章。书稿发表后，曾收到大量海外中文读者来信和批评建议。在此特别需要致谢的，是多次发给我具有启导意义之来信的《新观察》论坛著名中右人士“愚人”先生。为报答读者们的厚爱和不辜负朋友们的期待，这些年来，经过无数遍字斟句酌的批阅修改，形成了与目前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版本具有较大不同的最新定稿。同时，国内经久不息的底层“毛泽东热”，使我意识到：一度似乎已经逐渐“干枯”掉的“情”，原来具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只要人间存在邪恶与不平，那怕在血火中再洗炼煎熬一千次，一万遍，渴望公正、平等与真正个人自由的满腔“痴情”，将悠悠永存，经磨历劫，愈摧弥坚！这次发表最新修改稿，也是我偿还诸多曾经索稿之思想网友的欠债。特别是老田，近年来深入基层，对文革历史作了大量很有价值的调查研究工作，也结识了很多当年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些文革前辈对拙稿如何看，是我所关心的。　　
发表这部60万余字的拙稿，也是呼应“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之最新“科学发展观”路线，试图通过对文革历史巡回画廊式的广角扫描和深度审视，使我们能够跳出少数精英构筑的政治陷阱和偏见束缚，从一个个相互贯穿的、更有代表性的、充满血火劫难的文革底层故事中，得出我们这个民族充满睿智和独特远见的深刻教训和方向选择。

tuffy05

旷新年评李宪源《血火痴情》

文革历史长篇小说《血火痴情》作者李宪源先生，是网络上被围剿的著名“毛左”人物。尽管我们在思想上有着许多歧见，但是，他不屈不挠的讨论使我心生敬意。他对于文革有着持久的思考热情。文化大革命是对于每一个思想者的一次严峻考验，也是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一道巨大难题。它对于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都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 30年了。尽管已经有了“全盘否定”的结论，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在坦克下形成的“不争论”的“共识”拖延的时间愈长，人们对于文革的认识日形分歧。对文化大革命的审判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客观、公正、全面的研究，似乎还没真正开始。

2003年，我参观重庆著名的红卫兵墓。寂寂墓园，丛丛墓茔，许多墓碑的铭文已经斑驳脱落。年轻的生命在花季提前凋落。对于我们来说，过去年代的热血、浪漫、激情和狂热是如此地陌生遥远，不可接近。曾经发生的一切都变得不可理解，不可思议。在今天，剩下的只是时代的荒谬、残酷和非理性。

很多人将文革和纳粹德国以及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可是，事实却是，在所有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在毛泽东的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并且，中国与苏联以及所有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反映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异化的强烈焦虑和深刻忧思。文化大革命是对斯大林主义的造反。它企图轰毁无比强大和牢固的官僚主义专制机器。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指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毛泽东思想”最独特的内容，因此称为“毛泽东主义”。王在《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中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群众运动，摧毁官僚利益集团。王一方面将文化大革命定义为巨大的历史灾难，另一方面又视之为一次悲壮的历史超越。《血火痴情》的作者正是从这样的思路来理解文化大革命。尽管他们两人对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也许完全不同。在小说第17章《以革命的名义》中，作者把文革大革命看作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讨论过的有关作为革命党的中共生死存亡的命运这一问题的回应，即中共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一代一代先革命造反、后腐败变质，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很自信地回答，他找到了一条新道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也因此，作者把文化大革命理解为”继续革命“，看作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一次悲壮的试验。

在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一九七四年三月号上发表的《论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何柄棣教授回忆，他 1942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看到警察打人，加以劝阻，警察毫不迟疑地向他吼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当他回答说自己也是老百姓的时候，警察看见他身穿已经破旧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何炳棣说，在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他在文章的结尾说：“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无论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多少灾难，无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怀着何等复杂的感情，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把平等和公正，把底层人民的权利如此急迫、如此真诚地提到了历史和时代的面前。也许造成历史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过于急迫了。

与国民党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视相反，毛泽东和中共把自己看作是五四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毛泽东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启蒙和改造以及人的觉醒和自觉持续努力。他对于个性解放、精神解放、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民主、群众运动持有强烈的信念。他对“政治”有着持久的关心。他是“专家治国论”和斯大林主义最深刻、最彻底的批判者。他期望将人从官僚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将人的主观创造性解放出来。

与其说文革与纳粹德国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还不如说它令人想起同样发生在德国的另一影响了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这就是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人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浩劫”，“革了文化的命”。埃拉斯慕斯也同样评价路德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所到之处，文明销声匿迹。”不论是欧洲的宗教改革，还是中国的文革，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教义之争，而是实际的利益和权力斗争。随着宗教改革开始的是一个新的阶级的兴起，是现代资产阶级登上欧洲和世界的历史舞台。文化大革命则关系到另一个新的阶级的历史命运。

宗教改革不是凭空和偶然地降临德国。1456年，在德国的符腾堡印刷出版了欧洲第一本书——拉丁文版的《圣经》，经束了《圣经》的手抄历史。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定义“印刷资本主义”，印刷术的发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像威力无比的炸药猛烈地轰毁了封建主义的载体。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达引发了欧洲的政治和社会震动。宗教改革发生在首先在欧洲发明了印刷术的德国的符腾堡。而路德就是符腾堡大学的神学教授。路德不满罗马天主教会的贪污腐化，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著名的批判罗马教会的贪污腐化的大字报《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符腾堡大学教堂的大门上。他还把论纲印刷出来，广泛散发。路德否定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坚持只接受《圣经》和公理的指导。路德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圣经》的德译本。这使得任何识字的人都有可能不依赖教会及其教士们的路径亲自接触《圣经》。在宗教改革之前，《圣经》的解释权力被严格控制在官方教会和教士们的手中。印刷术发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后果就是，许多人都可以拥有《圣经》，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教会再也不能控制和垄断《圣经》的解释权力和权威。当然，宗教改革的另一个后果是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新教派，随之而来的是教派纷争和广泛、血腥的宗教战争。

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了奇特的党国体制。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的党国体制类颇似于宗教改革前罗马天主教会统治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这种以现代化为目标建立起来的现代神权政治把世俗和神圣、现代和传统、本土和西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神权政治在世俗与神圣、现代与传统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内在矛盾。如果说清教是美国人的一种市民宗教的话；那么，以追求平等为目标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一种中国农民的宗教。这种把“造反有理”大写在他们的旗帜上的新的农民宗教，既有“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又有平等的现代理想。它企图创造一个地上的天国、人间的天堂。这场革命，不仅是一场宗教革命，而且也是一场社会革命。

1976年政变和文革的结束，铺天盖地的“伤痕文学”开始了历史的“新时期”。“伤痕文学”是一种“受害者”的文学。它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进行了简单明白的清算和义正辞严的宣判。李宪源的《血火痴情》明显不同于与以往的“伤痕文学”；不是进行道德的宣判，而是从事历史的检讨和思考。在作者看来，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简单的道德混乱，而是一场复杂的利益博弈。这场“全面内战”既不是由于抽象的意识形态，更不是毫无理性的疯狂，而是被压抑的社会力量凭借对于一个特殊的领袖人物的权威和盲目信仰为自身权利冲决。在《血火痴情》这部小说中，没有道德上的完人，哪怕是作者所同情的人物，他们也有道德上的缺陷，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最后都成为了悲剧人物。根据作者家乡造反派领袖“小说真实描绘再现了太湖之滨发生过的许多可歌可泣文革故事”之封背题评看，《血火痴情》似乎纪实性味道很浓，尽管作者坚持这是一部“纯属虚构”的长篇历史小说。

小说从1966年初“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写起。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已经养成了宁“左”勿右的习惯，然而，实际上却是形左实右的社会实践。小说以广阔的视角广泛触及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的矛盾，主要通过锡城市货运公司、惠湖中学、土地庙、苏南工学院，来展现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不同的社会想象，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契机集中地表现出来。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小说一开始就通过货运公司和某农村“土地庙”，揭露了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矛盾。第一章《重逢》叙述舞蹈演员凌漪因为得罪了贾师长，凌漪的新婚丈夫被打成了“右派”，送进劳改营，自己背上勾引老干部的罪名被发配到货运公司当苦力。凌漪的遭遇引起了既具有正义感又在群众中具有威信的、在机关开过小车的司机奚大雄的同情。在第二章《土地庙》中，原《锡城日报》编辑高远因为替凌漪丈夫鸣冤叫屈，被打成右派发配回乡，大队支书戴洪发霸占地主女儿高虹时母女，却受到上面的保护。苏南工学院马进、王小燕等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来到土地庙，发现了农村隐藏的新的社会矛盾。“四清”工作队长马进认为，“四清”运动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两极分化。烈士子女王小燕热情、赤诚，富有使命感，同情高虹时的不幸遭遇，将戴洪发看作是“四清”的对象，因此在“四清”工作队内部引发了冲突。按季家驹队长的说法：“光凭四类分子子女的揭发控诉，就要整共产党，工作队的立场往什么地方放？”

小说中所描写的惠湖中学黄军所代表的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袁世清之间的矛盾冲突折射了当时普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惠湖中学干部子弟骑着“永久13型”自行车在大街上横行直撞，表达他们的特权，“当这支车队一阵风地冲上运河大桥时，大桥仿佛在抖动；当它横冲直撞穿过马路街道时，公共汽车得为它停步让道。”他们因此获得了“夜袭队”的称号。而这个称号曾经是用来称呼被他们的父辈打跑的日本鬼子汉奸的。然而，革军子弟却对社会怀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成绩优秀的同学受到重视，他们觉得自己受到政治上的排斥和压制。可是，另一方面，在底层的同学看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貌似公正，实际上并不公平。那些住在“草鞋浜”的工人和城市贫民子弟，以及一小部分从郊区农村来的农民子弟，除了象袁世清那样的个别情况，他们中的极大多数，即使天资才分与工学院那些知识分子和市委干部子女不相上下，受诸多客观条件限制，处于无法公平竞争的劣势地位上。

苏南工学院围绕着“半工半读”发生了不同教育路线的冲突，据作者介绍，是以武汉大学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为历史原型，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矛盾冲突。在武遥看来，工学院两股对立的力量，体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之间的矛盾。东欧国家的领导集团和某些中国领导人，竭力主张“专家治国”、“专家治厂”和“专家治校”的路线，而毛主席则肯定体现群众路线的《鞍钢宪法》、干部及学校师生定期参加劳动和旨在缩小“三大差别”的人民公社化等。武遥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应该得到充分正视和合理解决的一种内部磨擦和冲突。

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从基层到市里，直到中央的矛盾和互动。锡城人物的命运与上层的斗争相联系在一起。“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和“陈再道事件”，直到林彪事件，无不影响到锡城人物的浮沉。在作者看来，1966年的“全面内战”形成了文革的高潮。1967年的“二月逆流”、“百万雄师”和“陈再道事件”成为了文革的转折，体现了毛泽东在军方压力下的战略退却。1968年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思想震撼了中南海，使文革走上了“穷途末路”。在极左思想的“省无联”看来，中共的整个上层统治阶层在建国十七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 “官僚主义者阶级”；而“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阶级。文革中所形成的新政体——革命委员会，不过是”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一月风暴“只是”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林彪事件成为了文革的终结。

这部作品不同于一般的虚构叙事作品，大量地引用了历史文献，出现了大量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作者无法忘情于历史。它体现了作者试图通过小说还原历史真相，寻找历史的真实轨迹的强烈愿望。同时，他不仅将文革看作是一个历史事件，同时也是一桩重要的思想公案。

作者将文革看作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一次失败的实验。对国家管理的理想形式和民主政治的思考和探索是作者最重要的出发点。小说第十二章《乱套》通过市委书记陆波对于文革的感受来揭示文革政治的特点。陆波对文革发生的最初感受，来自于文革发动的方式。陆波对于文革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措手不及，迷惑困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底下群众中都传开了，市级领导却竟然被蒙在鼓里。文革文件不是像以前一样一层一层一级一级地传达，而是通过报纸和广播等大众传媒一下子就直接捅给了老百姓。这表面上是抹杀了一个时间差，然而，实际上打击和取消了长期以来制度化了的领导干部的权威。不分高低贵贱，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任何人，包括“牛鬼蛇神”可以不分先后次序，分享原来由各级领导干部垄断的传达文件的精神，形成了“文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常局面。领导干部丧失了对于文件的解释控制权。正如陆波所忧虑的：“一旦缺少了这种必不可少的解释和指导，每个文件读者，不管他是心地纯正还是心怀叵测，对文件精神都可有意无意地误解歪曲，断章取意，各取所需。如此而往，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混乱局面？”

作为“市委书记”对立面的奚大雄，则满怀激情地向凌漪叙述他理想的国家政治：“从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起，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尽下台；而那些本来不起眼的小百姓，不仅对单位里的事情，就是对国家大事，都能说长论短。而且据说这种情况，今后在中国会形成一种制度习惯。不管哪一级干部，都要受群众的管。群众如果不满意，觉得他们办事不公道，随时可以撤换罢免。”

小说描写了因为各种不同的动机卷入文革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唐延言出身一个中共高层领导的家庭，与异国恋人的爱情受到父母粗暴的干涉阻挠。他投身文革，但因为“旧病复发”而被迅速淘汰出局。小说也详尽描写了武斗和在文革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争议的“血统论”。袁世清和苏晨菲为了逃避“红五类”子女红卫兵的迫害，参加“抗美援越”，在途中遭到北京“高干子弟”红卫兵的虐待，最后死于丛林之中。“革干子女”史苏星对他们的死感到同情，从而与“血统论”决裂。

造反派奚大雄、王小燕和马进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具有不同的思想修养、人生经验和性格特点。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富有理想和正义感，反对对于人的歧视和不平等。奚大雄是锡城市货运公司驾驶员，复员军人，他同情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凌漪的命运，热心为她翻案奔走。在文革中，他成为了造反派的重要人物。小说这样描写奚大雄对于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的理解：“连同他们的子女家属，亲朋好友，代表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阶层。而真正那些罪恶昭彰、本质恶劣的坏人，在任何地方，都只可能是少数。正因为这一庞大阶层的人，平时不能得到公正对待，老是受到单位领导压制和社会歧视，不平则鸣，他们才会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向过去受到的错误压迫进行反抗报复，以为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享受应有的个人尊严和社会尊重。”马进和王小燕在文革中提出激进的革命主张，主张人人平等，反对任何歧视，不满工人之间的差别待遇。在他们看来，合同工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王小燕是烈士子女，思想单纯、激进，初生牛犊不怕虎。王小燕不满现实黑暗，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是凭着她对理想社会的单纯信仰和青春的热情。“只要有人敢于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不同意见，就会给你加上种种帽子，直到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她对政治压抑和社会专制有着天然的强烈的不满。马进是苏南工学院马列教研室讲师，比起单纯天真的王小燕来，他是一个成熟的思想者。参加文革的过程也是他不断思考的过程。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文革，其重要的政治目标和理想是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经验，对国家机器和统治阶层形成有效的群众性监督体系，加强党群关系，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对文革的结果深感失望。在他看来，毛泽东对发动文革缺乏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不同集团的政治态度缺少准确的把握，造成人们普遍的思想混乱和白热化的派别斗争。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普遍存在“结党营私”、“以人划线”、以权谋私的现象，到处盛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家长制式的个人独裁统治，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首脑，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反对自己的大批干部群众，扣上“反党乱军”等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高层领导的个人沉浮，代替了政治原则和路线斗争的是否标准，助长了“跟人不跟线”的倾向，最终导致了崇高政治信念和革命理想的丧失。

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使这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走上了悲剧的人生道路。小说以造反派的悲剧命运结束。造反派遭到了蔡国柱所代表的“支左”驻军的镇压，奚大雄等造反派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马进写“告毛主席党中央意见书”，被蔡国柱定为攻击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执行枪决。王小燕参加“炮打张春桥”密谋，逃亡海外参加菲共游击队。在凌漪自杀以后，奚大雄也卧轨自尽。

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之一是官僚集团构成了仅有的精英集团，官僚集团垄断了权力，没有任何制衡他们的力量。它在周期性的玉石俱焚的农民起义中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和还魂。今天，官僚利益集团无比地贪婪和彻底地无耻。今天，许多人依靠诅咒来克服他们对于报应的恐惧。可是，诅咒只是恐惧和无力的症候，仅仅依靠诅咒并不能够阻止“暴民”的节日在哪一天再一次重临。《血火痴情》这部小说不是诅咒，而是企图探索文革的社会和历史动因。

文化大革命曾经将湖南一个17岁的中学生推上了中国思想的舞台，并且将文革的内在思路推向了极端。《血火痴情》是一个当时才12岁的文革亲历者对于文革执着思考的结果，是对于文革历史动因的初步探索。如果说“伤痕文学”是对于文革声泪俱下的单纯控诉的话；那么，作者似乎没有充分正视文革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巨大的历史灾难，没有正视正是在文革过程中思想和政治专制达于极端的恐怖。也正是这样，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省无联”的“杨曦光”在文革结束变成了杨小凯之后，走上了和作者不同的思想道路，而杨曦光和杨小凯之间的思路脉络不仅有迹可寻，而且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对权力永远的怀疑和不屈的批判。我不知道，如果在作者与杨小凯之间展开一场对话的话，展开的将是一场怎样的对话？作者自己在文革结束后转向自由派，又由自由派重新回归左翼立场，因此在自己的思想内部本身必然曾经发生过一场深刻而艰难的对话。

2007年12月26日完稿 作者：旷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