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侠记“文革”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几件趣事

tuffy05

《济南文史》2011年第1期 总51期

记“文革”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几件趣事


　　2010年5月我在一部革命回忆录《青春永驻》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做《革命生涯60载，甜蜜事业30年》。就是说，到去年5月，我参加革命工作整整60年了（包括离休后的17年）。我在职的43年中有30年是在计划生育工作岗位上度过的，我和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来，尽管我在全国和省内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的文章近百篇，主编和参编出版专著十来部，前后撰写文稿在百万字以上，但我仍然感到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还有些要说的话没说，要写的文字没写。最近我回忆起“文革”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几件事，尽管都是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回忆起来仍感到温馨有趣。

　　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贯彻中央指示，济南市于1963年1月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由分管副市长周英任主任委员，市委宣传部部长宋鲁昆、市工会主席李和臣、市妇联主席赵建平、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朱晓亭（正局长是党外人士华子修）任副主任委员。下设工作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以下简称“计生办”），朱晓亭兼任办公室主任。开始时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局内，我是1963年2月调到计生办的，当时做具体工作的只有妇幼卫生科的刘宗平和我两个人。我们两人工作到1963年10月，为加强这一工作，市委调市中区副区长郝煜之到市计生办任专职副主任，并在市卫生局挂个副局长职务。同时又调入了4名干部，他们是：市卫生局行政科长王纯年、人事科副科长曹桂英、市中心医院团委书记曲传福、市肥料公司干部李存正，加上我和刘宗平共7人，并把办公室由卫生局迁到市人委大院（即后来的市政府大院），先是在北楼（在市府大楼后面那个老楼）一楼西头，后又迁到大院内的东楼二楼东头办公。1964年上半年王纯年调回卫生局，又调来了市级机关夜校副校长蔡斌，我们7个人在这里工作到1966年冬天。“文革”开始后，市领导要求临时班子（当时在东楼办公的还有政法办、文教办、城建办和抗旱防汛指挥部等单位）要归口闹革命，于是市计生办便归口归到市卫生局里去了。本文说的几件趣事就是在上述这个三四年里发生的。

调查表的“风波”

　　1963年4、5月间，我和刘宗平还在市卫生局办公，我俩商议为了了解已婚育龄妇女的节育状况，搞个重点调查，即对部分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较好的单位进行一下摸底调查。我们制定了一个调查表，其项目大体是：姓名、性别、年龄、现有子女数、现用节育措施等。节育措施又分节育手术（包括男扎、女扎、放环、人工流产）和使用药具（包括避孕膏、避孕栓、避孕套、阴道隔膜）两大项，当时尚无口服避孕药。另外还有一项备注，备注栏里还有一个说明：“用避孕套者快感如何”（这是一位妇产科大夫建议加上的）。　当时计生办就在卫生局妇幼卫生科办公，妇幼卫生科没有科长，由医政科科长周培庆代管。我们把设计的表样给周培庆看看，他没提什么意见。于是打印后就选十几个有代表性的单位发下去了。记得街道面有槐荫区北大槐树办事处，工厂面有国棉三厂，企业面有市食品公司，另外机关、学校、商店等方面也都有一两个单位。调查表发下后尚未收上来便出了问题了。

　　当时统计部门正在整顿统计制度，清理有些部门乱发统计报表。按规定各部门下发的统计调查表都必须报市统计局审批，统计表上必须印有批号，否则便是乱发统计报表。市统计局不知在哪里抓到了我们下发的这张调查表，可算是抓住了个“典型”。那时计生工作刚刚在群众中开展宣传，一提计划生育人们便哈哈一笑。连说避孕膏、避孕套、阴道隔膜似乎都难以启齿。他们认为这个调查表不但没有报批，还把人们难以启齿的内容居然列入统计调查表上，更不能让人“容忍”的是还问使用避孕套快感如何，简直是“低级庸俗”，近乎“下流”语言（实际上这些内容在医务人员和我们计生人员中经常挂在嘴上）。市统计局抓了这个“典型”并未直接找市卫生局，而是汇报给了市领导。在一次市里召开的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有关领导就此事直接点名批评了卫生局。朱晓亭局长参加会议，听后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回来后查问此事，了解情况后对我和刘宗平未过于责怪，把周培庆科长批评了一顿。他让我们把情况说清楚，向市里写个检查报告。我起草了个检查报告，在报告中说明此调查表只在少数单位进行，而且由计生人员或宣传员掌握，并未发到群众手中。并说明我们不知道统计调查表有报批制度，至于调查项目是我们对群众接受程度考虑不周，表示今后保证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报告送上后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真是“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郝煜之来到办公室后，从上海市学习的经验，要建立已婚育龄妇女基础资料，须要设计数种统计表和登记表发到基层单位。为了不违犯统计制度，郝煜之数次找到市统计局长李毓光进行协商，有的统计报表必须办报批手续，有的登记表由基层掌握使用可不办报批手续。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建立基础资料的做法一直沿用至今。不过现在不是表格了，而是把已婚育龄妇女的资料输入微机，办法更先进更科学了。
“察颜观色”与“察言观色”
　　1964年的春天，市里召开一次全市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会，二十多份典型材料在会上进行交流。这些交流材料都是事先整好交印刷厂印出来，开会时发给大家。其中有份材料的题目是《察颜观色，摸透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开会的前一天晚上，大家都在办公室（那个年代晚上开会、学习或加班是常有的事）看看还有什么准备工作要做。我在翻阅印好的典型材料时，看到了上述那个题目。我稍微思索了一下，便问郝煜之主任，是“察颜观色”还是“察言观色”？郝煜之稍微一愣说：错了，应该是“察言观色”。因为“察颜”与“观色”都是看对方的面目表情，是一层意思。而“察言观色”是既看面目表情又听其语言表达内容，是双层意思，因而认为应该是“察言观色”。郝煜之原来是市委第一书记段毅的秘书，段毅是从河北省副省长职位上调到山东来的，职务是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郝煜之是他从河北省带过来的。郝曾对我们讲过，段毅同志对文字工作很认真，他曾为改正一个错别字亲自跑到打字室修改。由于长期给领导做秘书，郝对文字工作也很认真。于是决定立即改过来，把“颜”字改成“言”字。
　　怎么改呢？重新让印刷厂印吧来不及了；用笔改吧，文中的小字可以，题目字号大，用笔改太难看了，于是决定剪贴。当即去人把住在市府后边升平街的一位市府打字员找来，按铅印的字号打出几页“言”字来，一份一份的进行剪贴。几个人分工有剪的、有贴的，文中的小字用笔改改就算了。二三百份材料几个人直忙乎到夜间下一点才完事。其实事后查成语词典，注解说“察言观色”亦作“察颜观色”。就是说如果不改也不算错。但这件事表明了那时人们工作的认真劲和不辞辛劳的工作作风。

在市委第一书记段毅家吃饭

　　1964年的秋天的一天，郝煜之让我把一份汇报材料送给周英市长审阅，我去之前市府办公厅的会计让我把周英当月的工资捎去。周英是段毅书记的爱人，一起从河北省调来的。当时他们家住在仁爱街西头小纬二路路西的大院里，也就是现在市委大楼北门对过市委宿舍的大院，那时大门是朝东开的。我到周英家后，把工资交给她，同时把汇报材料递上。她翻阅了一下又询问我一些情况。我去时是上午10点多了，交谈完后已11点半了。我起身告辞，周市长知道我在市里是个单身（家属在东郊市立三院）便说：你别走了就在我这里吃便饭吧。我心想第一书记家里我怎敢打扰，再说那时粮食定量还很紧，我吃一顿人家就得少吃才行。我说，不用了，市人委食堂有饭，您和段书记这么忙，不能打扰您们。于是我坚决要走。周市长说，你回去食堂可能就没饭了，我又不给你单做什么，我们吃啥你吃啥。她可能也看出我怕见段毅书记，又说，段毅同志今天不在家，你就不要走了，在这里吃个便饭吧。当时我看有些盛情难却，只好答应留下吃饭了。
　　说话间她两个上学的孩子放学回来了，于是保姆便把饭菜陆续端上来了。两个孩子加保姆我们5个人，共4个菜：一盘炒绿豆牙、一盘炒芹菜、一盘妙萝卜菜，还有一大碗菠菜炖豆腐。只有炒芹菜里有点肉，其它都是素菜。主食是窝窝头，还有两三个馒头。周市长递给我一个馒头，两个孩子都主动拿窝窝头吃，我怎好意思吃馒头，也是拿个窝窝头吃。她家吃饭有个习惯就是用公筷，每人面前有个小盘，吃菜时用公筷夹到自己的小盘里，然后再用自己的筷子往嘴里送。我没这样吃过，很不习惯。一不注意就把个人的筷子伸到菜盘子里去了，挺不好意思。周市长看到这种情况忙说：没关系，开始时我们也不习惯，这样做主要是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讲卫生的习惯。我吃了一个半窝窝头，说实在的我也不知吃饱没吃饱，主要是有些拘紧。吃完饭我就告辞了。心中想：第一书记家的饭菜也和我们普通人家生活一样，这就是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吧。

“文秀才”与“武秀才”

　　1965年7月30日（星期五、睛）这天我的日记里写道：“预料中的紧张‘战斗’终于到来了，从19号到今天，整整忙乎了12个昼夜，我和曲传福同志每人分工二十余份材料进行加工整理，每晚写到一两点，最后总算突出来了。这次连续加班12天，开创了办公室成立以来加班最高记录。”事情是这样的：1965年夏天，市里打算召开全市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交流会，选择了四五十份典型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各区、县、各系统报上来的，但文字都较粗糙，须进行加工整理，正如日记中写的，为整这些材料我们连续加班12个昼夜。
　　当时办公室人员分工，我和曲传福负责文字工作，总结报告、领导讲话、典型村料等都由我俩起草或整理，郝煜之进行审改把关。有时改得过乱，其他同志负责抄清。平时办公室的同志称我俩为“秀才”。这次加班时正赶上三伏天，天气非常炎热，那时办公室又没有电扇，无论白天晚上都是汗淋淋的。晚上加班时，我们都穿着短裤，上身穿件背心，曲传福干脆就光着脊梁。平时我俩的作风，我的性格文静一点，曲传福性格粗放些，现在他又光着膀子写材料，于是同志们便称我为“文秀才”，曲传福为“武秀才”。每天夜间一两点时到伙房吃夜班饭，夜班费是每晚每人两角钱，交给伙房，一般是给做肉丝面条。因为连续十多天，炊事员也和我们很熟。有时我去晚了，他们就问“文秀才”怎么没来；曲传福去晚了，他们就问“武秀才”哪去了，逗得大家哈哈直笑。
　　当时办公室同志的宿舍多数都在市人委和市卫生局（经二纬二路）附近，只有曲传福家住中心医院。开始两三天吃过夜班饭，大家都回家休息。后来曲传福觉得虽是骑自行车，半夜往家返，太麻烦也太累，于是他干脆铺个凉席就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睡觉，不回中心医院了。一个多星期没回去他爱人有点不放心了。虽然知道他在加班写材料，怎么这样长的时间呢，是生病了，还是出什么问题了。于是他爱人休班时专程来市人委大院到我们办公室看看曲传福。当她看到曲传福好好的才放心的回去了。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拼命干工作。

破“四旧”帮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忙

　　“文革”初期的1966年8、9、10几个月里，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破“四旧”的狂风。所谓“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传统，具体指什么谁也说不清。“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说是“四旧”就是“四旧”。1966年8月27日（星期六、晴）我在日记里写道：“这几天的革命形势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一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陈规陋习、各类牛鬼蛇神都被红卫兵小将打得落花流水：带有封建色彩的门头字号改掉了、街道、商场改名了、封建式的建筑物拆除了、一些人家中的“四旧”被拿出来示众了、烫发的没有了、老大娘的发鬏被剪掉了、棺材铺被封闭了、港式衣裙和火箭鞋不见了、一些单干商户的门被封了、一些‘牛鬼蛇神’被拉出来批斗、戴高帽子游街，等等，这真是天翻地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从日记记载的情况看，当时已经是“天下大乱了”。许多商户遭殃，许多无辜群众受伤害。但是这种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却红火起来了。
　　平时计划生育工作宣传中，就常讲实行计划生育是新思想、新的生育观念；不计划生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是旧思想、旧观念。这时计划生育工作就和破“四旧”挂上勾了。街道干部和农村基层干部就以破旧立新的名义动员群众实行计划生育，要求有一个孩子、孩子还小的妇女去放节育环；要求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去做结扎手术。思想不通的就说是“四旧”，必须破除。特别是有点这样或那样问题的群众，更怕“破”他的“四旧”，思想不通也勉强去医院做节育手术。于是放坏的、结扎的、做人工流产的人成群结队、戴上大红花，敲打着锣鼓被送往医院，而且多数是结扎手术。有的医院妇产科、外科床位不够就打破科室界限，其他科的床位也接待做计划生育手术的。市立三院把开会的礼堂腾出来安上病床接待做计划生育手术的。一个时期里计划生育搞得热火朝天。从统计资料看，全市做男女结扎手术，1965年是17200例，1966年是34573例，增加一倍还多，这就是破“四旧”那一段工作的结果。
　　应当说群众实行计划生育去做节育手术，这是件好事，现在看来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是被强迫去的。特别当时破“四旧”还伴随着“抄、挖、斗、赶”，街道上有不少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家庭被赶到农村去了。有的妇女躺在医院接受结扎手术，几天以后出院时全家人已被赶往农村去了，也真让人寒心。我作为一名老计划生育工作者，曾参与那段工作，现在回忆起此，还有点愧疚感。
　　不过，计划生育工作的上述形势“好景不长”，1966年的年底，一部分人就来造计划生育工作的反了。他们说市人委1963年颂布的“计划生育十五条规定”是“管、卡、压”，必须砸烂废除，并把大字报贴到市卫生局院里。与此同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泛滥，计划生育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人口出生率连年回升。直到进入70年代，中央下达了文件，这项工作才又抓了起来。

http://ws.jnzx.gov.cn/html/2013/lshm_0905/1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