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林：“文革”中我给周总理当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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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文史》2005年第2期　总27期

“文革”中我给周总理当联络员

作者：刘景林　　时间：2006-5-15


　　1966年8月，突然接到一个通知：令解放军报驻福州军区的记者，全部返回北京。我和同组的记者丛乐天、齐广左急忙乘车前往。到京一看，其他驻各军区的记者都回来了。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胡痴立即传达任务。他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由军报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发行量只有十几份，必须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快报》由胡痴挂帅，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主持日常工作，我和其他记者，作为中央文革联络员身份，到各处收集情况，或上报或写出材料。

　　当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在中华大地掀起。我奉命主要了解首都58所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情况，所以就经常到北大、清华、北医、北外、石油、钢铁、林院、地院、人大、科技等大学，一边看大字报一边了解各派组织和活动情况。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贴在墙上，挂在架子上，真是铺天盖地，看大字报的人也像赶庙会似的，川流不息。毛主席推荐的聂元梓炮轰工作组的大字报，赫然高挂在北大院内。不久，北大聂元梓、谭厚兰，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地质学院王大宾等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已浮出水面。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就经常向我汇报情况，传送材料。以后，各校和首都红卫兵组织又联合成立了四个司令部。工作地点周恩来总理给他们安排在天安门后面，过去大臣们上朝前在此等候的朝房内，我又负责这四个司令部的联络工作。也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一部电话和一辆挂有“辰3”车牌的轿车。因为中央领导人都乘坐这个车牌的车，我出入人大会堂、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也就十分方便了。

　　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成立后，周总理指示：军委驻京单位和北京市委要支持红卫兵司令部的工作，并决定在三座门开会研究，同时叫我参加。三座门临近北海公园，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我乘车前往，一进大办公室，就见军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等人已在座，二十多米长的会议桌旁还坐着有关各方的领导。坐在桌东头的杨代总长，指定叫我坐在桌西头。会议开始前，杨代总长又走了过来，想对我说话，我赶忙站了起来，这么赫赫有名的将军又是高职领导，我只是普通的记者，要不是有特殊使命，哪会有此情此景。他对我说：“会议开始吧，有什么指示！”我谦和地说：“我是来听会的！”会议开始后，军地各方都提出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措施。最后杨代总长表态：“大力支持红卫兵的活动，要钱出钱，要物给物，请领导放心，一定办好此事。”尔后，杨代总长又过来征求意见，我说：“回去向总理汇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后来杨成武一夜之间就被打倒关押。

　　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在王府井大街内的帅府园中学，有十几名老师被关了起来，天亮前要被处死，叫我前去解救。我立即乘车前去，到了王府井大街向一个胡同转过去，就到了校门口。一下车就见两个红卫兵，手持用圆钢打造的长把弯刀，不断地往水泥地上戳打，发出“当当”的响声，在这动乱的深夜，显得特别刺耳。但他们一见这特有的车牌的车停在门前，立即停止了戳打，又见我穿着和毛主席一样的草绿色的军装（当时部队还未发放），就陪我进了学校。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头头问我：“有什么事吗？”我说：“你们把老师都关押起来了？”她说：“他们都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她带我到一个教室内一看，十几名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师，已被折磨得狼狈不堪了。我当即对这个红卫兵头头说：“我奉周总理的指示，立即将这些老师放走。”这个头头看了看我，就对老师说：“你们都回家吧！”老师们一阵惊喜，急忙逃出学校。我再次对这个头头说：“要从灵魂上闹革命，再不许伤害人！”她点了点，我才离去。

　　另一天下午，又传来周总理的指示，叫我带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和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去处理东安市场红卫兵杀人事件。当时，红卫兵杀人事件时有发生，就在东安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学，了解到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队员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就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吴德和雍文涛虽是任命不久的北京新领导，但当时因为已处于极端无政府状态，领导说话都不大管用，所以叫我参加。原来的东安市场二层楼上，经常有被红卫兵抓来的各校老师和各街道上的所谓“牛鬼蛇神”，抓到这里比监狱还差，不给吃喝还随意打骂，不服的就处死。这一天又抓来几十名，晚上要处死一些。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东安市场，登上二楼，一看木板屋内已抓了几十人，并正在打骂审讯。我们找到管这事的红卫兵头头，他只不过是个戴红袖章的小男孩。吴、雍向他作了劝说，我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打死人！”并命令他立刻把抓来的人放走。他看了看我们，不得不将人放走。我回来后迅速写《快报》上报。

　　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是彭真。“文革”后，他突然被一个红卫兵组织从家中抓走。周总理知道后很惊奇：怎么中央刚开完会，人就被抓走了：立即叫查清，是哪个红卫兵组织抓走的？头头又是谁？偌大的一个北京，又在这动乱时期，各级行政组织大多瘫痪，叫我一个怎能一时查清呢？我忙了两天两夜。我想这个红卫兵组织和头头一定是有来头的，不然，一个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又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家中起码有一个班的警卫，怎能把人轻易抓走呢？我先从中关村八大学院等红卫兵组织调查起，又找红卫兵四个司令部头头交谈，均无所得。我又转向其他城区。

　　彭真究竟被谁抓走了呢，为什么被抓呢？彭真在文革开始后，任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组长，他为了对文化领域里的大批判加以约束和引导，制定了《二月提纲》，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受到陈伯达、康生的批判。5月16日，中央又发出通知，“彻底揭露那批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并对彭真压制学生运动的错误做了重点批判。这样，彭真的被抓就很自然的了。我的调查又持续了一天一夜。最后，在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嘴里，得知是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抓了北京市的一个大官。我又赶到该校核实，才明确了彭真的下落。可是问到这个红卫兵组织头头的名字时，却都神秘地守口如瓶。后来才在一个校内员工的口中说出了“×××”三个字，呵，这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原来是××的女儿。我报告了这一情况后，周总理也“呵”了一声，全然明白了一切。周总理马上指示，要北京卫戌区司令傅崇碧将抓走的彭真，还有刘仁、万里迅速救回来，转到安全地区保护起来。

　　在另一次调查时，我乘车到了东郊北京第一机床厂，这是生产万能铣床，设备很先进的工厂，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生产急速下降，找领导干部谈话时，正遇到叶帅的公子，时任厂党委副书记的叶选平，他详细讲述了生产和运动情况，思想十分保守。后听说叶帅狠狠地批了他一顿，叫他赶快转过来。

　　我根据调查事实写出，红卫兵运动严重影响生产的情况。为此，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召开有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我和国务院联络员一起研究提供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并在大会堂门口查验进入会场的人员。参加会议的领导人，除总理外，还有江青、谢富治，以及关锋、戚本禹等人。周总理着重谈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关系。他语重心长地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生产也不能放松。如果工人不生产，我们用什么住什么？如果农民不种地，我们吃什么？没有粮食，我们只能喝西北风！”，江青只要求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说“越乱越好！”

　　为了把红卫兵运动推向全国，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了各地红卫兵代表。我因有特殊任务，七次参加了接见，大多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了解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游行的情况。一次，丹东市某中学，有十几名红卫兵女子串连队，从家乡一路步行来到了天安门，我就安排她们站在观礼台上参加检阅。有时报社同志想来看看，我就叫他们来拿观礼票，也算近水楼台。敬爱的周总理在安排接见中，真是费尽了力，操碎了心。前几次都是红卫兵步行通过天安门，但红卫兵走到天安门时，为了多看看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前不走了，时间大大拖长。急得周总理站在城楼上，大声呼喊：“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后面还有几十万！”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从西边喊到东边，送走一拨又一拨，嗓子都喊哑了，但接见一直延长到下午。有一次接见，人多又慢，直到下午还有十几万人未通过天安门。考虑到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只好结束。但这些红卫兵都聚集在天安门前，直到夜深仍未离去。这时天安门城楼上又亮起灯光，周总理告诉大家，下次接见将他们排在前面，人们才高兴地离去！为了加快接见的速度，周总理又安排由解放军两边带着红卫兵通过。但效果仍不明显，总理又安排由部队开大卡车乘载红卫兵通过天安门。

　　几次接见后，驻在天安门后的四个司令部和其他的红卫兵，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就向我反映这一意见。我迅速向周总理转达，很快传来了周总理指示，叫我在下次接见时，将这些人安排在天安门后的通道两旁，接受特别的接见，但不能高呼毛主席万岁，以免影响天安门城楼前接见的队伍。我传达了这一指示，并在下次接见的10点前，将这些红卫兵安排在天安门后的车道两旁等候。快到10点前的几分钟，就见一列车队，从中南海的侧门开出，周总理的车在前面开道，他早一点到达，他一下车就挥手叫大家安静。一会，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等都下了车，毛主席边走边挥手致意，坐在车道两旁的红卫兵都站起来向毛主席挥手，人们都十分激动，但又不能高呼，一直目送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响亮的《东方红》乐曲声和欢呼声才响起来！

　　在天安门前的接见中，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是接见红卫兵的最后，毛主席突然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向广场上的群众走去。急得周总理赶忙在前面开道。群众一看领袖向他们走来，都惊喜地围了上去，后面又有许多群众向前方压挤，这是十分危险的！周总理大声喊着：不要挤了，保护毛主席。警卫人员一看不好，赶忙开来一部小车，才把毛主席和周总理接了出来！

　　另一次是接见时，林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总是机械地挥舞着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本），并在讲话中，用沙哑的嗓子高喊：“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一段话，曾登在报纸上，播在电视里，放在广播中，响彻祖国大地，并被人反复引用。可曾几何时，他就在背后恶狠狠地向反革命小舰队下达命令，是用飞机还是从地面，将他（指毛主席）干掉！要不是周总理及早安排，毛主席就险遭毒手！他创造了一个古今中外最典型的两面派角色！

　　第三次是在10月1日国庆节接见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还按往年的规格，即除中央领导外，其他驻京的中央委员及有关单位领导，一律上天安门，已被关押批斗的领导干部，借用三天上天安门，接见完后再回去批斗。我将这一指示，向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的头头做了传达。这是红司令毛主席的指示，谁敢不听。这些领导干部，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已被拆腾得面目全非，胡子都长得很长。放回后，赶忙理发洗澡换衣服等待接见。这一行动，引起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头头蒯大富的不满，扬言要带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战士，冲击天安门，反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复辟。我将这一情况迅速向上汇报，周总理立即做了明确指示。我在当天夜晚，迅速乘车到达清华园，在一座教授居住的小楼上，找到了蒯司令。他忙问：“刘记者，这么晚来，一定有要事！”我问道：“你想带人冲击天安门吗？”他点点头说：“已准备好了！”我说：“我郑重向你传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不能冲击，如不听指挥，就派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师）一个连的兵力，在中关村等候，全部捉拿归案！”他听了直翻白眼。我关切地说：“要听话，不要蛮干！”他才明确地说：“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回去后立即做了汇报。

　　蒯大富，“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的普通学生，“文革”后因造反积极，得到了江青的厚爱和支持，一时名震大江南北。后出入各地，坐高级轿车，常有女学生做秘书陪伴。他的号召力很大，曾以他为首，联合首都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在事前连夜做了详细调查，包括会议的组织、目的、时间、地点、人数、程序及发言内容等等写出详尽的《快报》。毛主席在这一报告上批示：“明日总理出席”。第二天，周总理带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走上主席台。我坐在总理身后，承接红卫兵递上的各种纸条，再简要地向总理汇报。总理在会后做了简要发言。希望红卫兵们按照毛主席和中央的批示搞好革命，要求大家联合起来闹革命。会议结束，总理离开会场后，红卫兵堵住门口，要求王、关、戚等人回答问题，我只好将他们引到后门离开会场。
　　另一次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红卫兵代表会议上，总理亲自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当唱到“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时，总理用波动的手形容水浪，用手卷起来形容花朵。当唱到“毛主席是不落的太阳”时，用双手高举，像捧着红红的太阳，引得全场激情高涨，掌声震天。一些红卫兵兴奋得竟将护栏压断，从台上掉下来。总理急得忙叫人将受伤的红卫兵送到医院，晚上还在百忙中到医院看望。

　　由于我执行着联络员的特殊任务，又负责了解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情况，加之参与多次重大活动。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通过电话或当面反映情况的人很多，知道我住处的人还常来联系，后来，北京市机关和中央有关部的人也来。有的机关造反派和部长一起来，叫我谈谈对运动的看法。我就十分抱歉地说：“部长同志，我对你们的情况不了解，另外还有很多重要情况，急待我去了解，请原谅！”如山东谭启龙到了北京、北航韩爱晶要去四川抓彭德怀、清华蒯大富正策划要抓刘少奇和王光美等等。

　　还要特别提到，遇到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那是我刚被调回报社参加《快报》工作不久。那天在原报社驻地——北京西城区平安里3号，正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一位记者向一位身着军装的姑娘介绍说：“这是驻福州记者组的刘景林同志！”她没戴帽子只向我鞠了一躬，并谦虚地说：“多加帮助！”介绍的同志也未介绍这位姑娘是谁。坐下吃饭时，我问旁边的同志，他神秘地微笑说，“不要多问，以后就知道了！”很快我就得知，她就是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名叫肖力。肖力是“小李”的谐音，原名叫李讷。跟着江青的别名“李进”而姓。不久、我和肖力同住报社五楼单身宿舍，她的宿舍由黄玉芬陪伴。肖力，中等身材，身着崭新的草绿色军装，脚登一双解放鞋，左肩常挎一个军用挎包。她脸上丰满而端庄，一头黑亮短发，戴着一副黄边近视眼镜，几乎和江青一模一样，只是年青又潇洒。我们逐渐慢慢的熟悉了，不时和她一起打乒乓球，谈论一些问题。我有一辆“永久牌”的新自行车，她有时回中南海，就借给她骑。她是北大历史系学生，她怎么来的报社呢？那是在《快报》编辑部由报社搬到钓鱼台后。一天中午，江青对军报代总编胡痴说：“我想把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交给你负责，让她到军队锻炼锻炼！”月底，李讷就来到解放军报社上班。她的到来，时间不是太久，却使解放军报社乃至总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后话。

　　“文革”中的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有各地串连的，也有用高音喇叭搞宣传的。特别引入注目的是，哈尔滨军工学院，两派都用大型车队，宣传自己的观点。大字报更是满天飞，一会打倒这个，一会打倒那个，先是彭真、刘仁、万里，再到总政主任、副主任萧华、刘志坚，以后到代总长杨成武，再后则谭震林、叶剑英、陶铸、刘少奇等人。我随时将这些重要的小字报、大字报和红卫兵报，一一收集起来，随时上报。每次的变化，都反映了党内斗争的进展情况。其中较重要的是所谓“二月逆流”，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了中央碰头会，讨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参加的有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陈毅、余秋里、谭震林等老干部。而对坐的是“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及叶群。会谈中，火药味十足，互相指责。张春桥指责老干部要推翻文化大革命，是反对毛主席的。陈毅元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呢？”叶剑英则质问说：“难道我们这些老干部要像叛徒和反革命分子一样扔进垃圾堆吗？”性格暴躁的谭震林便说：“毛主席的夫人比武则天还武则天！”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江青了解会议情况后十分反感，立即召集戚本禹和谭厚兰密谋策划，决定反击“二月逆流”。于是北京大街上立即出现了“反对二月逆流”及“打倒谭震林”“打倒叶剑英”等人的大字报。不久叶帅就被免去了军委副主席的职务。

　　当许多身居中央要职的老干部纷纷被打倒，陈毅，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又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他早在1966年9月，就受到外语学院少数红卫兵的攻击。后来我在外语学院，又见到“打倒陈毅”的大字报。再后，在中南海西门外，红卫兵竟架起高音喇叭，高呼“揪出陈毅！”

　　陈帅非常豪爽，又很随便，把年轻人称为“娃娃”，他在一次被迫参加的批斗会上，红卫兵叫他检查，他则举起“小红书”，高声说：“翻到二百七十一页！”在场的人都在翻，可是没有这一页。陈帅一边翻一边拖着声音念道：“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大家都很奇异。陈帅又说：“你们怎么能认为所有毛主席说过的话、写过的东西都包括在这本小书里呢？”陈帅勉强地做了检查。群众高呼“打倒陈毅”时，周总理不举手，并郑重地说：“可以批陈毅，但不能干预外交部的工作，不能打倒陈毅！”可是，1967年4月下旬，因印尼反华而回国的临时代办姚登山，率领三百多名红卫兵。占领外交部，并夺了陈毅的权。8月22日，我听说人大会堂前闹事，就赶忙前去，那里已聚集了一万多名红卫兵，扬言要揪走陈毅。我及时向上汇报。周总理知道后，虽然心脏病发作了，还是迅速赶来，他大声对红卫兵说：“你们如果要想把陈毅带走，我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体上踏过去！”当时我看到周总理十分疲惫，而陈毅元帅，也失去了出访东南亚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豪情，也没有了在福建三都澳游艇上的风采。而风骚一时的姚登山，此前还策划了火烧英国大使馆的行动，要不是周总理及时派人，将英国外交官抢救出来，险出大乱。毛主席从外地巡视回来，知道这一事件后，才把姚登山定为反革命投入监狱。

　　顺便提到，陪同陈毅元帅在三都澳游艇上畅游军港的另两位虎将：刘培善中将，在到京西宾馆办学习班时，上吊自杀。刘培善在福州“文革”中，先支持保守派，结果错了；又到军区管辖的江西省支左，一下转过来支持造反派，结果又错了。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那能想的通。刘死后，周总理说：刘培善同志，是老同志好同志，我们没做好工作。另一位赫赫有名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却死在上海一个庭院内的小井中，怎能想得到！

　　而那一把菜刀闹革命、威镇中原的贺龙元帅，更受到难以想像的折磨。他的夫人薛明写的申诉和揭发材料讲述了详细的经过。贺帅在关押期间，身患严重的糖尿病，医生竟给他注射葡萄糖，他口渴难忍，却不给他一杯水喝，只好从窗口接雨水喝，就是死刑犯人在监狱中，也没有这样的待遇。

　　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通知，叫我参加一个重要的批斗会，我立即乘车前往。当到达军队某机关大院门口时，一看多名警卫把门，戒备十分森严，进入之人都严格检查。但他们一看到我乘坐的车牌，卫兵们马上打敬礼放行。进入院内后，操场上已坐满了人，四周都站着岗；再看主席台下，赫然押着四个人，除一个坐在箩筐内，其他都被军人扭成喷气式。我仔细一看，十分惊奇：没想到，彭德怀今日已押在这里！彭总以下，在筐内的是罗瑞卿，再次是陆定一，最后是杨尚昆。文化大革命最早的信号就是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今天真相大白，不仅要罢彭总等人的官，还要公开批斗。这次是由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批斗会。我多次看过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演出的《长征组歌》，又两次在人民大会堂看过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想历史，这些老一辈的功臣，创下了多么辉煌的战绩，而今却成了阶下囚，居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挨批斗！

　　而最不能理解的是刘少奇，他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地下斗争，直到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党为人民奋斗了一生。但在“文革”不久就受到点名批判。有一天，我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个红卫兵小头头的口中，得知蒯大富策划了一个阴谋：由一名红卫兵冒充公安，把电话打到刘少奇家，说他的女儿刘平平腿被车轧断，已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要做手术，等家长签字，我将这一情况及时汇报。总理知道后，不让刘家人离开中南海。但他们不顾周总理的劝告，还是去医院了，结果王光美被造反派押往清华园。

　　随着斗争的升级，在中南海西门，北京红卫兵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高举各自的旗帜，架起高音喇叭，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有一天，有一百多人冲进了大门。我紧急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总理立即赶到，十分严厉的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是不能冲的，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群众看着威严的总理，才静下来退了出去。江青等人知道这一情况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就发动中南海内部的人员造反，分别在中南海内两个食堂，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后又秘密将刘少奇押送到河南，直到折磨至死，骨灰装在一个木板盒内，盒上写着“刘卫皇”的代名，就这样结束了伟大的一生。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费尽了力，操碎了心，又左右为难的是周总理。他要支持红卫兵运动，又要保护老干部，同时夜以继日地管理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有两次他在中南海接见红卫兵代表，使我终生难忘。

　　一次是由各派参加的红卫兵代表会议。地点在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大会议室。我乘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入。中南海是帝王御花园，遍地奇花异草，亭台楼阁，红墙碧水，极为幽静壮观。可今天，园内外都燃起斗争的烽火。我来到大厅后就坐在前排，许多红卫兵头头和我打招呼。不一会，周总理从侧门走到前台，大家热烈鼓掌。周总理问：“同学们好，红卫兵小将们好！”然后叫大家先提问题，在座的七嘴八舌提了不少。总理归纳为四个问题，大家没意见后，他正式开始讲话。周总理首先提醒大家，在革命运动中不要过“左”，他说：“我们在‘一二·九’运动中，就犯过‘左’的错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取消‘百家姓’。取消了‘百家姓’，那怎么称呼呢？有人叫‘无名氏’，那都叫‘无名氏’，还得分一、二、三、四、五，人口那么多，排起来不更麻烦吗？”又说：“我们革命，破的是‘四旧’，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能说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说多数是坏的也不合实际，多数是好的，要注意政策！”

　　周总理在讲话时，不时有秘书请他接电话，周总理就从主席台走到后面的电话室，边走边讲。接完电话，刚一出门又接着讲。周总理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利用。总理要求大家要注意革命的质量和效果，不要光喊口号、搞形式，他指着桌上的暖水瓶说：这个水壶，都改叫“东方红牌”，但不保温，有什么用呢？他希望大家联合起来闹革命，不要分保守派、造反派。这时有的红卫兵站起来说：“总理，你不要和稀泥！”周总理郑重地说：“我就是和稀泥，我是八级泥瓦匠，专门和稀泥，但我和的是革命的稀泥！”

　　说的不少红卫兵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就这样多次接电话，处理国际国内大事，又边走边讲，讲了四个多小时，已进深夜。当会议结束时，有的红卫兵又提出问题要求总理再讲讲，周总理用沙哑的嗓子说：“如果一天能有25个小时，我就再讲下去！”秘书则说：“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是啊，一天只有24小时，哪有25小时？总理讲完，立即乘车赶去。他只能在车上休息一会。

　　另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是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内外有别。“文革”期间中日友好往来照旧。所以总理就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廖承志，去安排中日友好活动。而红卫兵冲击了这次活动。总理不得不召集红卫兵代表做劝说工作。江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红卫兵代表谈到，反对这次活动，周和廖劝阻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江青，却声嘶力竭地举手高呼：“打到周荣鑫，打倒廖承志！”坐在主席台下的我，混身一抖，心想：周荣鑫是总理的秘书长，打狗还要看主人，怎能当面就敢把总理的秘书长打倒！江青这么一喊，还没等我醒悟过来，转眼间，几个红卫兵就冲上主席台，把周和廖给揪走了。肚量再大的总理，脸上也是一红一白的说不出话来！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周总理在这么繁重的工作和沉重的精神打击下，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特别在刘邓路线提出后，邓小平和一批协助总理工作的老干部被打倒，总理的担子更重了。他的身体急剧削弱，心脏病经常发作，有时喘息不止，大家劝说又不听。有一天我看到，他身边的厨师、司机、秘书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办公室门上：“周总理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的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多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邓大姐也在这上面写了：“我完全同意对周恩来同志的批评！”

　　周总理对这善意的批评，虽表示“诚恳接受”，但他仍不停地工作着。就这样一位历史丰碑式的伟人，却屡遭江青等人的仇视。我在调查中了解到，在江青纵容下，一个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专门收集反对周总理的材料，又得到国务院下属的经贸学院红卫兵的支持，他们挂起巨幅标语：“火烧周恩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周恩来为什么阻碍批斗李先念！”这一行动立即遭到院内革命师生的反击。“五一六”红卫兵团并不死心，又从历史档案中查到伍豪（周的笔名）和其他243名共产党员所谓退党的证据，指责周总理有叛党行为。我从众多的上报材料中，也看到了这一材料。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看到后欣喜若狂，将这一所谓变节的证据寄给毛主席。毛主席在他们写的第二封材料信中回答说：“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他们再设法攻击总理时，毛主席说：“把周再打倒，我不是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吗？”伟大的周总理，尽管受到江青等人的污蔑打击，但历史是公正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了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逝世后，十里长街的送行，联合国下了半旗，都证明了周总理在祖国和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地位。我和周总理相处的十分短暂的日日夜夜，不又再次补充了这个证明吗？

　　最后，再说说“肖力”姑娘。因为她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着强大的后盾和特殊地位，才出现了下面所出现的特殊事件。她是北大历史系毕业不久的学生，凭江青一句话就成了解放军报记者和《快报》组成员。但她却很少参加工作。1967年的一天夜里，肖力到了中央文革办公室（钓鱼台）。当时军队“文革”组组长徐向前元帅，有事请示林彪，林彪说找江青，江青说有事，到了钓鱼台却进不了门。肖力却能长驱直入。肖力到了楼上，见到江青后说：“妈妈，我要造反！”江青问道：“孩子，你要造谁的反！”肖力说：“造解放军报的反！”江青说：“妈妈支持你！”江青很快就告诉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胡痴：“小将们要造反，你们要支持！”肖力回到报社，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大字报贴在了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办公室一楼大厅的横梁上。标题是：《《解放军报》向何处去？》当我从外面调查回来，一看这张大字报惊得目瞪口呆。细看这张大字报不仅要夺军报的权，还直接点了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的名，指责：报社党委在思想上贯彻了刘志坚的一套黑货，在组织上包庇了一批有反党罪行的、有严重错误的人，把他们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并特别提到报社副总编冯征：“冯征过去是反党野心家彭德怀的吹鼓手，也是罗梁（指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反党集团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大字报在最后指出：“《解放社报》已经到了严重的时刻”，“必须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落款是“革命造反突击队”，肖力的名字署在最前面。这一张大字报，一下子将军报的主要领导人和不少中层干部打倒。肖力实际上成了军报红色接班人。原来我给她的自行车不用了，由原来给社长开车的师傅，用当时最好的“伏尔加”车接送。

　　这张大字报，彻底改变了军报面貌。也在江青的操纵下，第二天，首都大街上出现了声讨刘志坚的大字报。刘志坚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全军“文革”办公室也被查封。不久经毛主席批准，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这是一箭双雕，母女双赢的计谋，既掌握了军队的喉舌，又控制了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动向。此事立即受到林彪的赏识。那一天，我正下楼，就看到叶群和刚当上总政副主任的关锋，乘车来到报社，主要是接见肖力表示支持。林彪还写了信，称肖力的造反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并说：“乱不要紧，‘乱’而后治。”这一下，肖力的声威大振，她又从平安里搬到报社西直门宿舍，那里原是苏联顾问的专家宿舍，肖力住进了将校楼。

　　1967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赵易亚为军报总编辑。赵原是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军报创始人之一。赵的到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尊敬。他明确表示。支持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但肖力却不甘心，她不仅要掌握军报的领导权，还要有更大的作为。1967年7月25日，肖力带着几名造反突击队成员乘车登上天安门。接着叶群把林彪和江青拉到一起，与肖力等人合影。这次在天安门前召开的群众大会，是为了欢迎从武汉“七·二○”百万雄师事件处理归来的王力、谢富治而召开的。林彪利用这个时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肖力面授机宜：“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肖力早对萧华推荐赵易亚到报社不满，加之有尚方宝剑。不久，就制造出一枚重磅炸弹。1967年8月23日晚上，在军报办公楼对面一幢宿舍楼北墙，贴出了一张标题字大如斗、篇幅悠长的大字报。标题是：《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指责赵易亚“拉一派打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字报同时炮轰总政：“总政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总政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犯的新老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又指出“赵易亚是萧华的死党，是萧华秀才班子中的得力干将，是萧华点名来报社的。”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我看到不少乘坐大卡车的人闯进来，立马将赵易亚揪到五楼会议室批斗。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又看到，在警卫的护卫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来到了报社。并在肖力陪同下，来到军报院内的篮球场上。这里马上挤满了人，灯火照得如同白昼，并架好了高音喇叭。看来事先早已做好准备。陈伯达在话筒前讲话，多数人听不懂。陈是福建惠安人，我在福建呆了20年，对他讲的闽南话，却大多能听懂。陈在讲话中说，支持肖力的造反行动。当晚赵易亚被抓走关押起来。接着，由时任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吴法宪，指定肖力为“解放军报社总编小组组长”。至此，功成名就，肖力理所当然地成了军报的首席领导。当她在砸烂总政阎王殿搞乱全军之后，可能因革命有功，听说又当上了北京市委副书记。

　　但历史是公证的，又是无情的。在林彪和江青相继倒台，江青被最高人民法院判为“现行反革命”后，肖力，又理所当然地受到报社革命群众的揭发和批判。由于肖力的造反，也提早结束了我执行的“联络员任务”。由于林彪、“四人帮”要篡党夺权，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从此，我被调出了解放军报。

（作者系驻济南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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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夏季，我调到解放军报社，在福州军区记者组当记者。1966年8月，接到报社命令：驻福州军区的全部记者立即返回北京。我们到了北京才知道，其他驻各军区的记者也都回来了。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胡痴向我们传达了任务。他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由军报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文化大革命’
　　的动态，发行量虽然只有十几份，但必须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快报》由胡痴挂帅，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主持日常工作。我和其他记者以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处收集情况并上报。《快报》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越办越红火，直到把《快报》编辑部的办公地点搬到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一起办公。
　　
　　我的任务是了解首都58所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受领任务后，我就经常到北大、清华、北医、北外、石油、钢铁、林院、地院、人大、科技等高校去，看大字报同时了解各派群众组织的活动情况。
　　
　　当时，北大的聂元梓和北师大的谭厚兰、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大学生“造反派”的头头已浮出水面。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就经常向我汇报情况，传送材料。以后，各校和首都红卫兵组织又联合成立了四个红卫兵“司令部”。我又负责这四个“司令部”的联络工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这四个“司令部”被安排在天安门后面、过去大臣们上朝前在此等候的朝房里。上级也给我在这里安排了一个房间，安了一部电话，还配了一辆挂有“辰3”牌子的轿车。因为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车都是“辰3”的牌子，所以，有了这辆车我出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也就十分方便了。
　　
　　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成立后，周总理指示：军委驻京单位和北京市委要支持红卫兵“司令部”的工作，并决定在三座门开会研究，同时叫我参加。三座门临近北海公园，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我乘车前往，一进大办公室，就见军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等人已在座，二十多米长的会议桌旁还坐着有关各方的领导。坐在桌东头的杨代总长，指定我坐在桌西头。会议开始前，杨代总长又走了过来，想跟我说话。我赶忙站了起来——这么赫赫有名的将军，而我只是个普通的记者，要不是有特殊使命，哪会如此。他对我说：“会议开始吧，有什么指示？”我谦和地说：“我是来听会的。”会议开始后，军地各方都提出了一些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措施。最后杨代总长表态：大力支持红卫兵的活动，要钱出钱，要物给物，请领导放心，一定办好此事。最后，杨代总长又过来征求意见。我说：回去向总理汇报！
　　
　　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在王府井大街内的帅府园中学，有十几名老师被关了起来，天亮前要被处死，叫我马上前去解救。我立即乘车赶到了学校。一下车，就看见两个红卫兵站在校门口，他们手持用圆钢打成的长把弯刀，不住地往水泥地上戳打，发出“铛铛”的响声，在这动乱的深夜，显得特别刺耳。但他们一见这特有车牌的车停在门前，立即停止了戳打，并陪我进了学校。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头头问我：“有什么事吗？”我问：“你们把老师都关押起来了？”她说：“他们都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她带我到一个教室内一看：十几名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师，已被折磨得狼狈不堪了。我当即对这个红卫兵头头说：“我奉周总理的指示，要求你们立即将这些老师放走。”这个头头看了看我，就对老师们说：“你们都回家吧！”老师们一阵惊喜，急忙逃出学校。我再次对这头头说：要从灵魂上闹革命，再不许伤害人！她点头答应后，我才离去。
　　
　　又一天下午，传来周总理的指示，叫我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和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去处理东安市场红卫兵杀人事件。当时，红卫兵杀人的事时有发生。就在东安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学，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红小兵组织的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
　　
　　吴德和雍文涛虽是中央刚任命不久的北京新领导，但因当时社会已处于极端的无政府状态，领导说话都不大管用，所以总理才叫我参加处理。
　　
　　红卫兵抓来的各校老师和各街道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就关在东安市场二层楼上。这里比监狱还差，不给吃喝还随意打骂，不服的就处死。这一天又抓来几十名，很难说晚上会不会有人被红卫兵打死。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东安市场登上二楼，一看木板屋内已关了几十人，并正在打骂审讯。我们找到这里管事的红卫兵头头——那只不过是个戴红袖章的小男孩
　　。吴、雍向他做了劝说。我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打死人！”并命令他立刻把抓来的人放走。他看了看我们，不得不将人放走。我回来后迅速将此事写成材料，通过《快报》上报。
　　
　　没过几天，我又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寻找彭真。他突然被一个红卫兵组织从家中抓走。周总理知道后很惊奇——怎么中央刚开完会，人就被抓走了？指示立即查清是哪个红卫兵组织抓走的，头头又是谁？
　　
　　偌大的一个北京，又在这动乱时期，各级组织大多瘫痪，要想查清此事谈何容易。我忙了两天两夜，也没有找到线索。后来我想，这个红卫兵组织和头头一定是有来头的，不然，一个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又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家中起码有一个班的警卫，怎能把人轻易抓走呢？我先从中关村八大学院的红卫兵组织调查起，然后又找四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头头交谈，均无所得。于是，又转向其他城区。我的调查又持续了一天一夜。最后，在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嘴里得知：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抓了北京市的一个大官。我急忙赶到该校核实，才找到了彭真的确切下落。我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马上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要立刻将抓走的彭真，还有刘仁、万里抢回来，转移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
　　
　　为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接见了各地红卫兵代表。我参加了其中的七次。前几次接见，都是红卫兵步行通过天安门，当红卫兵走到天安门前时，为了多看看毛主席，很多人便站在天安门前不走了，时间大大拖长，急得周总理站在城楼上大声呼喊：“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后面还有几十万！”他从西边喊到东边，送走一拨又一拨，嗓子都喊哑了。有一次接见，人多又慢，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下午还有十多万人未通过天安门。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接见只好结束。但那些没能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都聚集在天安门前不走，直到夜深仍未离去。这时天安门城楼又亮起灯光，周总理出现在城楼上，他告诉大家，下次接见将他们排在前面。这些红卫兵才高兴地散去。以后，为了加快接见的速度，周总理又安排由解放军站在队伍两边带着红卫兵通过，但效果仍不明显。后来又改为由部队派出军用卡车，让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
　　
　　几次接见后，驻在天安门后的四个“司令部”的红卫兵，因为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就找我提意见，希望也能参加接见。我迅速向周总理汇报。很快传来了周总理指示，叫我在下次接见时，将这些人安排在天安门后的通道两旁，接受特别的接见。但规定不能高呼毛主席万岁，以免影响天安门城楼前接见的队伍。我传达了这一指示。那次接见时，我提前将这些红卫兵安排在天安门后的车道两旁等候。上午10点前的几分钟，只见一列车队从中南海的侧门开出。周总理的车在前面开道，他一下车就挥手，让大家安静。一会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都下了车。毛主席边走边挥手致意，坐在车道两旁的红卫兵都站起来向毛主席挥手。人们都十分激动，但又不能高呼，一直目送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东方红”乐曲声和欢呼声才响起来。
　　
　　1966年的国庆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庆节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指示：还按往年的规格，即除中央领导外，其他住京的中央委员及有关单位领导，一律上天安门，已被关押批斗的领导干部，借用三天上天安门，三天后再回去批斗。我将这一指示，向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的头头作了传达。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谁敢不听。那些被群众组织关押的领导干部，已被折腾得面目全非，头发胡子都长得很长。放回后，赶忙理发洗澡换衣服等待参加国庆活动。此事引起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头头蒯大富的不满，扬言要带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战士，冲击天安门，反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复辟。我将这一情况迅速向上汇报。周总理立即作了明确指示。当天夜晚，我来到清华园，在一座教授居住的小楼上，找到了蒯大富——“蒯司令”。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文革”中因造反积极，得到了江青的厚爱和支持，一时名震大江南北。他出入都坐高级轿车，常有女学生做秘书陪伴，其号召力也很大。他见到我忙问：“刘记者，这么晚来，一定有急事！”我问道：“你想带人冲击天安门吗？”他点点头说：“已准备好了！”我说：“我郑重向你传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不能冲击，如不听指挥，就派八三四一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在中关村等候，全部捉拿归案！”他听了直翻白眼。我又补充了一句：“要听话，不要蛮干！”他才忙不迭地说：“那我们就不去了！”
　　
　　在从事中央文革的联络工作中，在如海如潮的红卫兵群体中，我还结识了一些高干子弟，常常会有人给我介绍，这是哪家司令、哪家部长的公子、千金。他们抱着不同态度和目的卷到这场运动中来，其中就有人组建了“西城纠察队”。这些人都身穿军装，骑着军用摩托，成群结队地在首都各条街道上呼啸而过。
　　
　　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通知，叫我参加一个重要的批斗会。我赶到军队某机关大院。大院门口增加了多名警卫，进入的人都严格检查。哨兵一看我乘坐车的车牌，马上打敬礼放行。这次批斗会是由“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会场就设在大院的操场。此时操场上已坐满了人，四周都站着岗。再看主席台下赫然押着四个人，除一个坐在箩筐内，其他
　　都被戴着红袖章的军人扭成“喷气式”。我仔细一看，大吃一惊——没想到彭德怀元帅也被押在这里批斗。后来才知道，是北航红卫兵头头韩爱晶在江青授意下，带人到四川把彭老总抓来的。另外三个人是陆定一、杨尚昆和罗瑞卿，罗是被用箩筐抬上来的。这些都是创下赫赫战功的高级将领，而今却成了阶下囚，居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挨斗！真让人心酸不已。
　　
　　“文化大革命”中最大蒙冤者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一些红卫兵组织都千方百计地想把刘少奇同志拉出中南海批斗，但由于有周总理的保护，他们才没能得逞。有一天，我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个小头头的口中得知，蒯大富策划了一个阴谋：由一名红卫兵冒充公安，把电话打到刘少奇家，说他的女儿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了，已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要做手术，等家长签字。我及时将这一情况汇报上去。总理知道后，不让他们离开中南海。但他们听说女儿受伤，还是去医院了，结果王光美被“造反派”押往清华园批斗。
　　
　　1967年初夏，北京红卫兵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他们高举各自的旗帜，架起高音喇叭，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有一天，一百多人冲进了中南海西门。周总理立即赶到，他十分严厉地对“造反派”们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是不能冲的，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那些冲进中南海的群众，看着威严的总理，静了下来，接着就退了出去。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费尽了力，操碎了心，又左右为难的是敬爱的周总理。他要保护老干部，还不得不支持红卫兵运动；同时，还要夜以继日地管理着这个问题成堆的国家。我参加过两次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令我终生难忘。
　　
　　一次是有各派红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地点在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大会议室。我来到大厅后就坐在前排，许多红卫兵头头和我打招呼。不一会儿，周总理从侧门走到前台，大家热烈鼓掌。周总理说：“同学们好，红卫兵小将们好！”然后叫大家先提问题。在座的七嘴八舌提了不少。总理归纳为四个问题，大家没意见后，他才正式开始讲话。周总理首先提醒大家，在革命运动中不要过“左”。他说：“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犯过‘左’的错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取消‘百家姓’。取消了‘百家姓’，那怎么称呼呢？就是叫‘无名氏’，还得分一、二、三、四、五，人口那么多，排起来不更麻烦吗？”他又说：“我们革命，破的是‘四旧’，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能说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领导干部都打成黑帮。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说多数是坏的也不合实际，多数是好的，要注意政策！”
　　
　　周总理在讲话时，不时有秘书请他接电话，周总理就从座位上走到后面的电话室，边走边讲。接完电话，刚一出门又接着讲——周总理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利用。总理要求大家要注意革命的质量和效果，不要光喊口号搞形式，他指着桌上的暖水瓶说：这个水壶，都改叫“东方红牌”，但不保温，有什么用呢？他希望大家联合起来闹革命，不要分“保守派”、
　　“造反派”。这时有的红卫兵站起来说：“总理，你不要和稀泥！”周总理郑重地说：“我就是和稀泥，我是八级泥瓦匠，专门和稀泥，但我和的是革命稀泥！”说得不少红卫兵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就这样一边用电话处理公务，一边给红卫兵讲道理，整个会见进行了4个多小时，直到深夜，有的红卫兵还提出问题要求总理再讲讲。周总理用沙哑的嗓子说：“如果一天能有25个小时，我就再讲下去！”秘书解释说：“总理在人大会堂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总理讲完后，接着乘车赶往人民大会堂。
　　
　　另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是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内外有别。“文革”期间中日友好往来照旧。所以总理就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廖承志，去安排中日友好活动。而红卫兵冲击了这次活动。总理不得不召集红卫兵代表做劝说工作。江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红卫兵代表谈到反对这次活动，周和廖劝阻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江青却声嘶力竭地举手高呼：“打倒周荣鑫！打倒廖承志！”坐在主席台下的我，浑身一震，心想：周荣鑫是总理的秘书长，“打狗还要看主人”，怎能当面就敢把总理的秘书长打倒！江青这么一喊，接着就有几个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把周和廖给揪走了。此时的总理，气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说不出话来。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1967年8月，解放军报社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这张大字报彻底改变了军报面貌。在江青的操纵下，第二天，北京大街上就出现了声讨刘志坚的大字报。刘志坚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不久全军“文革”办公室也被查封，经毛主席批准，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因为造反派实际上掌握了军报的大权，因而结束了我的“特殊任务”，我和一大批同志遭到诬陷和迫害，并被调出报社。
　　
　　“文革”结束后，解放军报社为我们平了反，报社党委的决定中这样写道：他们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干扰下，被错误调出报社的。一切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均予推倒，彻底为他们恢复名誉。
　　
　　执行“特殊任务”的那段不平凡经历，使我受益终身，特别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那段历练，让我变得豁达、坚强。（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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