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我与老田的分歧在哪里？

tuffy05

旷新年特稿：我与老田的分歧在哪里？

我认为如果存在所谓左翼的话，那么在当前中国和世界左翼遭受挫折和处于低潮的时候，使左翼知识化、理论化是非常重要的，而左翼的知识化和理论化，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争论，这种争论既包括与左翼的敌人进行论战，也包括左翼知识共同体内部必要的争论。我是主张争论的，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没有争论，就没有知识的增长和扩展。只有阴谋家、野心家和独裁者才会害怕争论，左翼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害怕呢？无论今天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怎样诋毁马克思主义，甚至那些占着马克思主义门面的买办阶级也恨不得换上一块新的招牌，但是仅仅因为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敬意，不敢妄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一、要不要有社会分工？

老田的《中国精英主义极力围剿毛泽东的幽灵》一文写作的时候有一个潜在的要说服的对象就是我。但是，我认为，我并没有被老田所说服，老田用平民主义来概括毛泽东的思想，如果不是过分简单化的话，那么正好落入了胡绳的陷阱。胡绳为了否定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探索，将其简约化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当然并不是像中国的精英们所描述的那么可怕或者愚昧，至少它不像精英主义那么可耻和无知，特别是在一个资源极为有限的国家里。但是民粹主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倒更像是《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些粗陋的“社会主义”。（所谓民粹主义，通俗地讲就是不恰当地高估了底层民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作用，从这一点看来，毛泽东就是如此，实际上毛泽东最后发现：除了动员群众去捍卫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之外，在精英阶层找不到这样可以依靠的力量或者动力，他们是在打倒了就官僚之后自己要成为新官僚，打倒了旧贵族之后自己要做新贵族。民粹主义实际上就是在阶级竞争的社会里，只有老百姓愿意捍卫自身的利益，而精英阶层确实是压制和蚕食民众利益的竞争者）

当然，老田曾经自我剖析，他的思想来源不是西方，更不是西方的新潮，而是中国传统。在公开认同传统这一点上，老田确实是值得赞赏的，至少比那些仅仅因为势利而拜倒在西方面前的伪基督教的洋时髦和洋奴要有勇气和自信得多。如果不是从一种势利的眼光出发，那么，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智慧要比基督教要更加光明和伟大得多。但是问题在于，传统并不能解决现代面临的问题。老田用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想和基督教的“马太效应”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社会理想——的对立所建立的一个观察角度，自有它的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仅仅用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是难以概括现代的思想冲突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在阶级冲突的现实中，不同阶层具有不同言说与诉求，是阶级斗争或者竞争在文化思想领域对垒的一种符号）

老田的思想充满了道德主义的气息，充满了老子返朴归真的向往。问题在于用道德和返朴归真能够解决问题吗？我们允许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吗？老田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对立起来，这样的历史视野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按照老田的历史观，我们只能返回到一种均质的取消了分工的理想状态。老田对于分工和精英的批判性的看法，与现代主流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鲜明的对立，老田让我们必须在这二者之间作出抉择。可惜的是，老田的这种理想在孟子的时代就已经不可能了。（我讲的阶层概念就落实了实际的阶级对立，落实到个人的时候我就换一个词汇：精英主义者。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知识精英主流上是符合他们的阶级本能要求的，是和多数人利益处于对立状态的。我没有设定任何需要回潮的思想，但是把少数人的短期利益最大化凌驾于多数人的生存利益之上，在古代中国固然没有出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没有出路的，不仅在于有未来状态的革命威胁，在现实中中国的国家安全、民生问题和工商业成长就一样没有出路。不是我个人喜欢什么，而是在中国的现实中如果我们真的想解决实际问题的话，有什么样的选择空间）

马克思主义认识到阶级的本质和起源是在于分工。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分工产生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也为此付出了社会的代价：这就是社会的阶级分裂和剥削。马克思幻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分工和剥削将重新被历史超越。但是这种超越必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因为厌恶精英主义，因为厌恶阶级剥削和不平等，不计任何历史条件而取消社会分工，那么这只能导致生产力和社会的退化。分工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不可能简单地被取消。实际上，老田的看法反映的不过是一种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老田所理想化的毛泽东时代曾经明确提出“缩小三大差别”等口号，确实存在着反知识分子和反分工的倾向，这种倾向压抑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毛泽东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老田取毛泽东思想的一面而取消了他的复杂性，这就产生了严重的盲视。（我并不厌恶或者从原则上反对精英主义，而是在中国的现实中我们不能做这样的选择，中国近代史的血写的教训，有力地说明了精英主义在中国现实中的破产。我并不理想化，我自己就是小小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我能够看到中国没有精英主义的制度出路，除非中国能够实现普遍富裕和发达，把社会矛盾缓和。毛泽东需要的知识非资本化，不是什么反知识分子反分工，试问是公社能够促进分工还是家庭生产促进分工？）

老田甚至明确地提出反对“知识资本化”，并认为它是毛泽东平民主义的内容。这种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是劳动的一部分，凝结了知识的劳动是复杂劳动。因此，知识是属于劳动，而不属于资本。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资本，是指生产资料与劳动相分离的结果，资本成为了一种敌视和压榨劳动的东西。如果说知识资本化，与其说是在反对精英主义，那么还不如说是在替资本主义壮大力量。老田把广大知识分子和工农对立起来，实际上，起到了一种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作用。（我没有说知识本身就是资本，而是说不能资本化，资本化的含义我多次定义过：就是依托知识、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去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对立是他们自身的本能决定的，为五张皮服务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快速实现，他们自己选择抛弃工农，这不是我教唆的）

二、民主不重要吗？

老田提倡平民主义，奇怪的是他却对民主极不以为然。倡导平民主义却对民主如此轻蔑，我不禁感到奇怪。而且中国的问题仅仅是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问题吗？那么，苏联呢？斯大林并没有像毛泽东一样实行平民主义，而是明显的精英主义。可是中国和苏联却是一对难兄难弟。那么，中国和苏联他们根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这个共同点就是反对民主和缺乏民主。而反对民主的结果，不论是精英主义，还是平民主义，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可避免地都走向寡头主义。 （我反对的是代议制民主，就是那些高人们极力宣扬的那些东西，这些从历史过程和现实上看，都是有利于精英阶层实现更高程度的整合，有利于保持垄断政治权力的表面合法性，本质是反对多数人利益的一种制度设计。多数人的民主需要多数人能够增加自己的抗衡力量，增加真实的意志表达权利，而不是从对垒的阶层和特定的人群中挑出自己的什么代言人）

40年代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罗莎·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曾经警告：“恰恰从列宁害怕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运动产生危险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看，列宁的组织观念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最大的危险。”“如果社会民主党今天充当俄国工人群众的唯一领导者，那么明天，在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首先是它的知识分子，就必然想把群众变成他们的议会统治的绊脚石。

在当前的斗争时期，工人阶级中的先进部分的主动性、自由首创精神和政治思想愈少，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对他们妨碍和训练愈多，资产阶级政客在复兴俄国起作用就会愈容易，社会民主党今天辛勤劳动的收获，明天就会愈多地落入资产阶级的仓库。”真正的平民主义应该让制度来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权利，使人民的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表现，让人民有广大的发展空间。老田的平民主义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使人们就是对于社会尤其是当代社会的压迫性视而不见，并且从根本上忽视制度的意义。老田的平民主义注定是不可能维持的，只有当内忧外患的时候，统治阶级才有可能被迫执行平民主义政策，向人民妥协和让步。一当这种压力丧失，统治阶级就会迅速地与平民主义脱钩。因此，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民的力量的真正成长壮大，那么，平民主义的破裂和人民的被无情地抛弃是必然的。（所谓平民主义就是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主张，不是什么理想和信念，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精英主义的对立面，不可能受到精英阶层的拥护，有两个主义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利益分配上的互为消长的关系存在。精英阶层具有在通常状态下控制社会的能力，而且越是贫穷的国度他们控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资源份额越大，从外部对他们进行制约越发困难。我同意这个说法，并命名过毛泽东难题。不是因为我认为平民主义易于实施而主张的，而是非此就没有出路，也看不到替代方案，所以才要突出这一主张促使人们去思考和认真对待）

我从来不抽象地赞美民主，我充分地认识到民主的阶级性。但是仅仅因为现存的民主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因此我们就应当拒绝一切形式的民主吗？而且我认为，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比封建主义的独裁要好得多，同样我也认为民主的资本主义要比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要好得多。我们需要认清真正的敌人和危险，我们唯一应当信任的是人民的力量，我们应该反对任何机会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正如《国际歌》所告诉我们的：从来就不需要什么救世主。

老田轻视民主，因为他所向往的是明主。老田轻视民主，是因为他从思想的深处并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因为他本质上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也就是对于圣君明主的崇拜。马克思说分工的结果就是使智慧集中到一部分人的身上，而老田所盼望的平民主义，是人民的智慧集中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代替了全中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成为空前绝后的伟大领袖，而人民因此成为了可怜的只知道感恩戴德的阿斗。我们倒是应当想一想，怎么人民就成为了阿斗，怎么人民就成为一种完全无助的状态？因此，今天的任务，既不是简单地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也不是简单地怀念毛泽东。一方面，如果不否定毛泽东，中国就不可能发展和进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分清楚：是从哪一个方面来否定毛泽东，是站在寡头主义的立场上化公为私，片面地发展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利益，还是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发展工农大众的利益？ （恰恰相反，我不是指望什么救世主，也不是要高举毛泽东，而是对平民阶层在政治上的无组织，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和文化上的边缘，具有深刻的体认，因此对他们在政治上的无力状态具有明确的认识。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才不敢轻视中国古人的老调，毛泽东的艰难探索里程的。事实就是那样，民众无法有效组织起来为捍卫自身的利益去奋斗，寄希望于民主是幼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需要总结革命时代的经验，总结毛泽东时代艰难探索历程的教训，如果有可能的话，要完成文化革命---建设非精英主义的思想格局，帮助多数人的觉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天天讲，难道不是要民众起而警惕少数人的压迫总是有卷土重来的危险吗？）

如果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么就应该使人民抛弃任何束缚压迫他们的天才、智慧、力量、创造性和自我意识的感恩戴德心理，似乎人民的一切都是圣君明主的恩赐，相反，应该使人民认识到，这是一种可耻的思想。如果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不应该对任何圣君明主怀有任何幻想和幻觉。不仅在今天中国重新出现一个毛泽东是不再可能的事情，而且即使再产生一个毛泽东，我们也应当拒绝他。（我认为共产主义是古人和大同或者道法自然是一回事，只是关于人与人关系、人际关系准则、体现在日常生活背后的利益格局的一个参照系，本身没有实践性格。毛泽东的产生不是任何人能够设想的和设计的，如果非毛化成就到了极点，毛泽东就自然会产生，毛泽东代表的是底层社会为捍卫生存权的一种强烈意志，历代王朝国家机器总是在最强盛的顶点上---对底层社会的压迫和剥削也到达了顶点---民众开始大量丧失生存权的时候，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就一定会产生出来。毛泽东之所以可以代表这样一系列的人物，其实是毛泽东能够超越这样一个反抗的意识，真正达到兼容矛盾对立面的高度，因此毛泽东能够少犯前人的许多错误，能够看到前人的许多局限性而自己能够去避免它们，因此毛泽东能够在力量对比极端不利的时代，领导这样一群基于生存权追求的哀兵，迅速完成革命事业。毛泽东是一个人具体的人，其实他更是一个象征符号：多数人总是在压迫下进行反抗的，而且压迫越是严重，反抗就越是剧烈，而且压迫程序一经启动就会自动走向加剧，结果带来是更为激烈和彻底的反抗；要改变这样一个循环场景的重演，唯一的方式是把压迫逐步减轻并最终消除，舍此别无出路。）

2002/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