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弓、戴坤：“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有哪些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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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研究述略

　　七千人大会是新中国以来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学术界对这次会议一直较为关注，特别是最近１０年，学术界对会议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取得不少成果。著作方面主要有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埋首10年，对七千人大会作了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并对一些史实进行了考辨，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是近年这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力作。此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等著作，对七千人大会也有所涉及。论文方面有数十篇重要文章，如陈晋的《七千人大会启示谈》、王海光的《在历史节点上的风云变局：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何云峰的《七千人大会上党内高层的分歧》、肖剑忠的《党内民主精神的弘扬——对七千人大会的再认识》等，这些论著围绕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主题、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会议的成绩、会议的局限性及会议的启示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和一些新观点，对深入研究七千人大会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一、会议召开的背景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有其深刻的国内外背景，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作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方面因素。首先，从经济方面看，直接起因是“大跃进”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粮食征购问题。但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国民经济遇到大的挫折，则是召开本次大会的最根本原因。①有研究者指出，1962年初，中国饱受了3 年自然灾害之苦，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大跃进”所造成的损失几乎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积累化为乌有，工农业状况令人堪忧，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②

　　其次，就政治方面而言，庐山会议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批判和随后的反右倾斗争，不仅打断了经济上的纠“左”进程，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风气逐渐上升。③此外，由于地方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中央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因而成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初主题”④。

　　再次，在思想认识上，当时全党的思想认识状况与中央要求工业要调整后退很不相适应。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继续抱有“大跃进”思想，等待形势好转，准备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虽然认为要大力调整经济，但怕被说成是反“三面红旗”，怕被拔白旗，对调整取观望态度；也有一部分干部和党员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不足，有严重的埋怨情绪。⑤在极端的经济困难形势面前，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和认识，这都需要中央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解除人们心中的困惑，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⑥

　　最后，从国际环境方面说，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向中国发难，中国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心一意把中国事情处理好，“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也是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因之一”⑦。另外，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的爆发，也使新中国面临巨大的国际挑战，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争取国内形势的根本好转。⑧

　　二、会议主题

　　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主题是不是有变化，目前学界有争议，存在着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大会的主题是有变化的，即从以反对分散主义为主，到以总结经验为主。原因是会议在分组讨论刘少奇等起草的大会报告时，出现了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毛泽东得知后决定顺应会议潮流，重新组织了报告起草委员会，先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指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至此，大会的主题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一转而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⑨。大会由原本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权威，转向中央领导和地方干部共同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是时势使然。⑩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会的主题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第一，大会的最初主题“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是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央高层领导对此都达成了共识。第二，后来报告稿虽经过与会同志们的议论纷纷，再到21人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集中各方面意见，但直到定稿主题始终没变，“总结经验只是中间的一个过渡，顶多说是对主题的微调，更重要的还是要落实在反对分散主义上”。最后，大会后期，毛泽东作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强调民主，鼓励大家讲话、出气，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真正的集中，并未改变反对分散主义的主题，所以，“开‘出气会’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最初主题”，是对会议主题从更高和更全面的层次上的坚持。11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会实际上有两个主题，但在会议进程中两个主题的关系有变化。从当时中央发出的召开大会通知和稍后起草的大会的报告看，大会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总结经验，讲清楚‘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一个是解决问题，反对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但两个主题不是并列的，总结经验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重点在后者”。但随着会议召开，当毛泽东得知不少与会者不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的主张时，果断决定重新组织起草委员会起草大会报告，先弄清当前的主要矛盾，“这个决定，实际上使大会原拟的两个主题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成了以总结经验为主”12。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认识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动员全党战胜困难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有些问题上也反映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认识分歧，“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13。一些论者概括了以下几方面分歧：一是对当时经济困难形势的认识。刘少奇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国内形势还有相当大的困难，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与毛泽东在1961年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形势是一天天向上升，是有矛盾的。14 二是对经济困难产生的原因、成绩与错误的估计等认识上。毛泽东对困难，更强调的是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待认识。而刘少奇提出“两个三七开”。对苦难的原因，他比较注重“人祸”，借用了湖南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但没有一概而论，而说“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15。 对成绩与错误的估计，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16。跳出了毛泽东将错误与成绩比作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框框。 三是对错误责任的分析。毛泽东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是出于自己是主席要代表中央来负领导责任，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什么具体错误；彭真则认为中央的领导人与中央机关都应承担相关责任，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17 四是关于“三面红旗”的认识。毛泽东始终对“三面红旗”持肯定态度，认为“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错误只是执行中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在会上的发言，表明他们对“三面红旗”持有某种程度的保留态度。18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分歧的实质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于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19訛分歧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两方面：首先，调查研究深入的程度不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以听取汇报为主，即使下基层，也有地方干部陪同，没了解到实际情况；而刘少奇在湖南深入基层，亲自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这就造成两人对形势估计的不同。其次，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差异。在对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过于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这必然与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刘少奇产生了认识上的差异。19

　　四、会议的功绩

　　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造成全党头脑发热，“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一次冷静的反思。它在党的历史上有自己的特有的地位，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张素华认为，七千人大会取得了以下成果：一是使全党恢复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对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注意那些问题，应该怎么搞，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三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四是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是，人们认识到过去几年最大的经验教训是“缺乏民主”，此前人们比较强调是缺乏经验。20

　　张曙明认为，这次大会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20世纪60年代初严峻的经济形势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产生困难的原因。对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调整国民经济方针起了积极作用。会议制定了相应的调整措施，使国民经济逐渐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扭转了困难局面。21

　　更多的研究者指出，大会在发扬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第一，这次会议的程序安排，实行的是“起草会议报告草稿——与会代表听取、讨论报告草稿——正式报告”，这种程序安排充分地体现和贯彻了民主集中制，保障了党内民主的充分实现。22第二，大会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会上以诚恳的态度，承担了中央所犯错误的责任；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都在各自的报告和讲话中，就工作和决策上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23中央领导集体发扬民主，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纠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这在中共执政党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4第三，中央领导在讲话中突出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的讲话，就严厉批评了党内有些领导脱离群众，不许个人讲话的专断作风，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讲话后，邓小平在有关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中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从各方面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实行监督，建议领导人的党组织生活主要应放到党委会、书记处、常委会去。刘少奇在修改大会报告时，不仅主张把民主集中制加进报告，也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党内民主固然重要，但党内民主不能代替国家的民主，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实行人民民主。25

　　五、会议的局限性

　　七千人大会虽然在发扬党内民主精神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民主集中制未得到彻底贯彻，使这次会议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历史局限性。

　　首先，大会“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26。大会“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前提下，作为执行‘正确路线’中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来进行的；大会给许多被错整的干部和党员甄别平了反，但是却未给当时最大的冤案‘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平反”27，表明党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的清理。

　　其次，民主集中制在大会上没有得到充分贯彻，相反却逐步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28大会“对党内民主集中制上存在的问题，作了认真的批判清理，但是，只着重于省、地、县三级，而党中央领导核心即政治局和中央常委内政治生活上存在的缺点错误，却没有得到检查和改正”29。大会已经认识到党内缺乏民主是导致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但如何保证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则没有进行深入地讨论和总结30另外，毛泽东对林彪在大会上宣扬个人崇拜的发言很欣赏，很快批给全党学习，说明毛泽东在思想深处对党内民主的认识是不充分的。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局限性，严重影响到会上民主精神发扬的彻底性。31

　　再次，大会在党内民主精神的制度化方面也存在缺陷。主要是未能将大会上有助于发扬党内民主精神的许多好的做法和创举，转化为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固定下来，会议结束后，那些好的做法和创举多数便被弃之不用，退出了历史舞台。32

　　最后，有论者从政治沟通的角度对大会的局限性进行了研究，认为大会留下了如下遗憾：一个是毛泽东虽然作了自我批评，但未能从根本上认识自己的错误，以至后来变得越发专断，阻断了政治沟通渠道；另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没有进行充分的政治沟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被掩盖，这就为后来“重提阶级斗争”埋下了伏笔；再一个是政治沟通的新局面仰仗于领袖的圣明和恩赐，带有一定的人治色彩，未能从法治高度建立保证政治沟通正常充分开展的制度和机制。33

　　六、会议的启示

　　七千人大会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大反思，它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薄一波认为，七千人大会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一是犯了错误就严肃认真地对待，勇于正视，努力纠正，这是一个郑重的政党的标志。二是创造良好的民主气氛，让大家充分讲话，真正实行‘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地委，省委，直至中央），上级虚心听取意见和批评，反复进行检讨。三是各级领导同志勇于承担责任，带头进行检讨。”34

　　陈晋认为，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过程和方法，对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难题、总结经验有重要启示：第一，解决难题，要上下通气，在互动中找出难题背后深层原因。第二，总结经验，需要把碰到的实际问题具体地摆出来，深入下去进行分析，才能找到焦点问题和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第三，对需要解决的难题形成共识之后，还需落实到解决难题的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和办法并一一贯彻于实践当中。这样，总结经验才算是真正地全面地收到了实效。35

　　还有研究者认为，大会留下了发人深省的两方面启示：一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从实际出发，因此要求决策者对国情应有深刻而准确的了解；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党内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社会主义建设要正确处理好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在党的建设方面：必须正确处理好统一思想与解放思想的关系，坚持两者的有机结合；党的组织建设要严把党员干部质量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反腐拒变能力，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挥党员的主人翁精神。36

　　综观近年学界关于七千人大会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前有很大的进展。一些著作不仅提出了新见解，而且考辨了长期被研究者引用材料的真伪；一些观点的碰撞反映了本专题研究的深入。但从另一方面看，不少论文的资料来源于二次文献或三次文献，而对原始文献的挖掘明显不够；一些不同观点，如关于会议主题有无变化，则存在着对他人观点未准确理解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有些研究还不够细致。此外，正如有学者指出，七千人大会还缺少放到更大的历史中去考察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显得有些孤立的就事论事，多少反映出七千人大会的研究还需要有更宽的视野和更科学的方法。

　　①④⑥⑦⑨13 15 20 30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８、15、１７、１８、５１、２７７、２８０、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１页。

　　②韩威：《七千人大会始末》，《历史教学》2002年第4期。

　　③23张富良、殷安阳：《“七千人大会”——发扬党内民主的典范》，《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⑤27 29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２９６、305、３０５页

　　⑧19 36张丽：《七千人大会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⑩王海光：《在历史节点上的风云变局——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1 14耿淑：《1962年七千人大会若干问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2 35陈晋：《七千人大会启示谈》，《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

16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7何云峰：《七千人大会上党内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

　　18吴继平：《七千人大会存在历史局限性原因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支中：《七千人大会的毛泽东和刘少奇》，《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第2期。

　　21张曙明：《七千人大会与中共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

　　22 31 32肖剑忠：《党内民主精神的弘扬——对七千人大会的再认识》，《世纪桥》2002年第3期。

　　24王双梅：《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和发展》，《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

　　25 33何云峰：《从政治沟通视角看七千人大会》，《长白学刊》2010年第1期。

　　26 28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１２０６、1206页。

　　3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７３３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  上海  200062）


来源: 北京党史 | 来源日期：2012-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