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严慰冰匿名信事件及其他

tuffy05

严慰冰匿名信事件及其他

丁凯文


马悲鸣先生传来两篇郭罗基关于严慰冰匿名信的文章，请我作答。有关这个问题，本人以前曾撰文略加论述，该说的话基本都说了，本不打算再多啰嗦。惟郭罗基先生在文中多次提及我和我的文章，由此之故，本人觉得这个问题还值得再予论述，作为对郭罗基的回应吧。郭罗基先生曾在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对中共党史，特别是文革史应该不会陌生，对严慰冰匿名信事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是非认识。没想到，看了郭罗基的文章才发现，郭基本上还是站在共产党“政治正确”的立场上评判这么简单的一桩刑事案。

1960年以前，林彪一家与陆定一一家基本上没有往来，以往也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林彪从事军队工作，但1959年以前因为身体健康的缘故基本上远离中共政治漩涡，中共建国以後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与林彪无关。叶群更未涉入中共党内任何事宜。陆定一则长期从事党务宣传工作，是中共掌握宣传口的总管。林彪与陆定一在工作上也从无交集。套用一句俗话来说，林彪与陆定一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自1960年3月到1966年1月之间，共投寄五十余封匿名信（其中绝大部分是寄给林彪一家的），以罕有的下流语言，辱骂林彪一家，并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此事经公安部门的侦查而破案，日後则被称为严慰冰匿名信案。严慰冰为何持之以恒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这些匿名信的内容到底为何呢？

郭罗基先生对此辩护称：“严慰冰的几十封匿名信，究竟是捏造事实还是陈述失实还是揭露真相？或兼而有之？无从判断。”为何是“无从判断”？郭罗基归结为“因为叶群不公布匿名信”。

郭罗基文中自称法学也是他的专业，那么他应该知道在中国公布案情是公安部门的职责，而非受害者。再说郭罗基先生一句“无从判断”就能将其瞒天过海遮掩过去吗？事实真如郭罗基所言吗？严慰冰案告破後，党内高层对此知之甚清，只不过严慰冰的匿名信太过下流，一般人不愿再作传播。

据知情者透露，严慰冰的匿名信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挑拨林家的家庭关系，指称林豆豆不是叶群与林彪所生的孩子；二是对叶群个人的造谣，无中生有地称叶群与他人有染，而这些有染之人竟然还包括了陆定一；三是恶意辱骂林彪全家。

曾列席1966年5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王力说：“陆定一早就受审查了，就是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信上说叶群在延安时跟陆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陆定一生的。林彪到哪里信就到哪里。”（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页）

吴法宪回忆说：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还说“叶群不是处女以後又跟别人乱来，生下两个小杂种。”还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等。（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第702页）

邱会作回忆说：“严慰冰是陆定一的老婆。大约从一九六0年起，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五年多的时间里，她给林彪一家写了几十封侮辱人格的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从挑拨豆豆同她母亲叶群的关系起，直到乱编乱骂。例如，说豆豆不是叶群生的，说豆豆长得像刘少奇。……陆定一在延安追求过叶群，这是很正常的事，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谩骂叶群，给叶群造谣，总之，信的内容恶毒下流。”（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438页）

林办的秘书官伟勋有一次与叶群闲谈，叶群忽然问
“你看豆豆长得像不像我？”
“像，既像主任又像首长。”
“是嘛，人家都说她长得像我，可是她就是不相信，老怀疑她不是我生的。都是让‘坏人’挑拨的！”（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叶群这里所称的“坏人”就是指严慰冰。正是由于严慰冰长年累月不断地写匿名信挑拨叶群和林豆豆的母女关系，林豆豆与叶群的关系在很长时间内都非常紧张，林豆豆怀疑自己是叶群的亲生女儿。林家为了证明严慰冰匿名信的捏造，找到了当年在延安时期的保育员、接生员等，证实林豆豆确实就是林彪和叶群的亲生女儿。尽管如此，这已经给林彪一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严重伤害和无穷的烦恼。

林办另一位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到林办工作不久，从毛家湾现存档案中看到过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的影印件。这是文革前夜中央公安部侦破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信的内容令人读後不堪入目。”（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请注意，张云生这里的用词是“不堪入目”，这足以说明严慰冰匿名信的丑陋、下流。这岂是郭罗基先生轻飘飘一句“无从判断”就能一笔抹煞的了的？

郭罗基先生指责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说过“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并由此指责林彪这是“断言”，“以後就有人跟着说是‘造谣’”。

林彪这段话所指是很清楚的，就是针对严慰冰的匿名信中所说叶群乱搞男女关系，林豆豆是叶群和陆定一的孩子这种事情。林彪在5月19日会议上散发了一纸证明：

我证明：（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後一贯正派；（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林彪　1966年5月14日（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林彪手书的这封证明信就是因为严慰冰匿名信对林彪一家的恶意中伤，林彪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夫人找回清白。

在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曾质问陆定一：“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个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王力《王力反思录》，下，第593页）

笔者相信，林彪当时确实动怒了。其实，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男子汉，都无法容忍他人对自己和自己的配偶作如此无中生有的造谣和中伤，更何况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请问郭罗基先生，严慰冰匿名信的这些内容算不算造谣？林彪澄清这些谣言难道就是“断言”，且还有错吗？

郭罗基先生还说“严慰冰并没有以自己的行为在社会上造成对林彪和叶群贬损人格、破坏名誉的後果”。此说更是罔顾事实。严慰冰的匿名信很多都是以明信片的形式发出，这实际上就是将信里的内容公之于众，故意给林家以难堪。

据官方修订的陆定一传记，彭真在1966年2月找陆定一谈话，彭真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写他的匿名信，这个问题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许多信署名王光X，发信地址是用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方，自然会被看做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公开的传单。（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事实上，当时就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怎么能说“严慰冰的匿名信没有造成对林彪和叶群贬损人格、破坏名誉的後果”？小道消息在中国的传播往往比“正道”消息的传播快的多。

邱会作回忆说：“严慰冰的做法，当时是触及刑律的犯罪行为，现在看仍然是触及刑律的犯罪行为。豆豆闹，叶群到处找证人，老警卫员、马夫等等，搞得林总一家不得安宁。这件事对林彪的伤害很大。”（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438页）

郭罗基先生另一罔顾事实的是，所谓严慰冰匿名信的动机。文革後，为了给严慰冰写匿名信一事戴上一顶桂冠，严慰冰的二妹严昭站出来说，严慰冰当初就看出了林彪一家的反动本质－－“林彪不甘寂寞，叶群是个妖精，我看总有一天他们会扰乱江山的。”这是典型的用後来发生的事倒推出早前发生之事的动机。

严慰冰从1960年3月开始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那个时候林彪刚刚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队工作，叶群也还远离中央政治。严慰冰竟然能够这么早就预见到林彪日後会上台成为副统帅、接班人，且还会扰乱江山？然後严慰冰就有了充足的理由锲而不舍地写匿名信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对林彪一家恶言辱骂？请问郭罗基先生，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诬指林豆豆不是叶群和林彪的女儿，造谣叶群与王实味、陆定一有染，也是因为预见到林彪和叶群“总有一天会扰乱江山”吗？郭罗基先生将严慰冰的行为美化为“准确地作出了历史的预言”云云，不过是将这一典型的刑事犯罪人为拔高成政治正确，为严慰冰的丑恶行为涂脂抹粉的笑话而已。

事实上，连陆定一自己都没有承认严慰冰写匿名信是看出“林、叶要扰乱江山”，而是说严慰冰有精神上的问题。陆定一的解释是“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严慰冰为何患有精神病？陆定一的解释是“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领导运动的人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整了他们两人的材料……受过这样的刺激，严慰冰就得了精神病。”（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258页）

文革史学者余汝信对此评论说：“陆定一说，严慰冰之所以要写匿名信，是精神有毛病。这总比二十多年前严的亲属称严此举动是出自于对叶群、林彪的‘无产阶级义愤’，向事实真相进了一大步，值得肯定。”（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载《华夏文摘》增刊第500期2006年5月15日）

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由于精神上的问题，属于精神不太正常，这应该还是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很难想像一个正常的人会长年累月无休止地给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毫无利益冲突的人写匿名信，且主要目的是挑拨人家的家庭关系。由此而观之，严慰冰的行为的确属于精神问题。可笑的是，郭罗基先生竟然对此视而不见，非要将其美化为“严慰冰准确地作出了历史的预言”云云，此论岂非大谬？

余汝信对严慰冰还有很中肯的评论：“严慰冰于1930年代到延安。与她几乎同时参加中共革命的知识女性，不少先後与革命的领导者结缘。青年时代的热忱，无庸否定，她们当中，也应不乏优秀分子。但无可否认这一群体中个别人的性格中固有的一些缺陷，不仅没有在革命的过程中得以脱胎换骨的改造，反而在革命胜利後随着夫君地位的显著变化而放大，如睚眦必报，如喜怒无常，如撒泼放刁，如对权力的强烈欲望。文革中的江青，则是最好的例证。”（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载《华夏文摘》增刊第500期2006年5月15日）

郭罗基先生另有一妙论，即偷换原述者的概念。查《周末文刊》上的“读者来信”，该读者不过是说：严慰冰这种无聊的匿名信“在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郭罗基竟然将来信中的论点引伸出“哪个遵守法制的国家”因为写了匿名信而“坐牢13年”。郭罗基先生洋洋洒洒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美国司法体系如何保护批评者云云，完全是文不对题，回避了严慰冰匿名信事件的实质。

请问郭罗基先生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完全与美国国家领导人不搭界的人物，长年累月给美国领导人写匿名信，声称他们的老婆与别人乱搞，并具体指出他们的子女是他们的老婆与写匿名信者自己的丈夫私通所生；美国的警方、联邦调查局及其司法体系会容忍这种行径吗？会因为这些领导人是公众人物就默许这种无端的造谣诽谤而坐视不理吗？在报刊上公开批评领导人的政策或行为与用龌龊手段骚扰、中伤他人的家庭完全是两回事。郭罗基先生不要故意混淆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任何正常的社会，不仅不能针对国家领导人，同样也不能针对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做这种下流的事！如果你做了，你就要付出代价，吃上官司。

前不久美国电视上播出一个白宫工作人员的道歉，因为他嘲笑号召全民健身的总统奥巴马的夫人屁股大。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屁股确实较大，此人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此事一经披露该人马上公开道歉，原因无他，就是避免惹上不必要的官司。

郭罗基先生是北大教员，又在美国生活多年，笔者原认为，郭罗基对严慰冰事件应该有最起码的认知。严慰冰无端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一事本身的是非与对错是很清楚的。严慰冰的匿名信与政治无涉，既非出于“政治远见”，也没有“反革命”动机，仅仅是拿不上台面的女人之间的嫉妒，或心理、精神上的问题。否则中共打倒林彪这么多年，严慰冰的匿名信真有高瞻远瞩和先见之明，中共早就拿出来公之于众，大大宣传严慰冰的革命英雄事迹了，就如同文革後宣传张志新一般。可时至今日中共仍然无法出示这些信的内容，说来说去，中共实在是拿不出手，因此只好用含混的说法声称这是严慰冰“出于一种义愤而进行的揭露和谴责”（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郭罗基先生在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多年，中共的这套手法应该不会淡忘。笔者认为，从事後分析的角度来谈论此案，严慰冰一案仅仅是简单的刑事案，而非政治案。笔者完全同意郭罗基先生“严慰冰没有‘反革命罪’”这一观点，关押陆定一、严慰冰13年当属“政治迫害”。但是是否可以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相关法制，严慰冰的行为就可以解释为合理、合法，不必受到法律的制裁，严慰冰就由此变得冰清玉洁了吗？郭罗基先生反思中共体制的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此事件作客观理性的分析和讨论，而非一味拔高当事人的思想境界，作出不切实际的论断。

其实，这一事件的所有当事人都已去世，笔者也只是就事论事，绝无追究严慰冰法律责任的意思。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它并不因为林彪被中共官方打倒或严慰冰被誉为正面人物而有所改变。严慰冰匿名信事件的基本事实是清楚的，笔者评论严慰冰“心态龌龊肮脏，手段低级下流”并未说错。这种行为在任何正常的法制国家都属于刑事犯罪。此事如果发生在美国，绝无可能由“党组织”出面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一定会将肇事者告上法庭，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外，笔者还想指出，中共建国以来的确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严慰冰“反革命案”就是其中之一，笔者坚决支持予以平反。但是不要忘了，国人在讨论问题时不能用两种不同的标准评论历史和历史人物，中共制造的“严慰冰案”是冤案，难道中共制造的“林彪案”就不属于冤案吗？为什么我们重评林彪案在郭罗基先生口中就成了“热心为林彪翻案的人使劲鼓噪”？难道我们可以再将历史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对于“好人”就要热情讴歌和赞颂，他们的缺点和陋行也随之而不见了，或淡化缩小了，而那些“坏人”即使是被诬陷也是罪有应得？这难道就是号称马列主义哲学家的郭罗基先生做学问的出发点吗？郭罗基在启蒙别人的同时，对此是否也应有所反思呢？

郭罗基先生文中还提到一些史实的问题，我想也有必要在此一并答复。邱会作的回忆里有这么一段话“对此案，周总理的态度是严肃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会上对陆定一，不仅批评、痛骂，还激动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了。总理这样发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总理批评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应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第438-439页）

郭罗基先生认为，邱会作的回忆是个“孤证”，因为不见于王力、吴法宪等人的回忆。其实周恩来到现在都是中共力保的正面人物，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是“参天大树护英华”，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周在文革中的言行仅仅是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而且“人民原谅了他”（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

虽然周恩来在文革中处于三把手的地位，但他却是中央专案组的组长，负责中央一级的高干审查工作，经他签署逮捕入狱的中共大员不知凡几。但是这些中共大员们日後鲜少将受迫害的责任归结到周恩来身上，而是根据中共的宣传口径替周恩来作掩饰，将一切罪责归结到林彪和江青身上。许多中共大员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周恩来的形象，包括那些被打倒的人，如王力、徐景贤等等，亦是如此。周恩来曾对出狱後的罗瑞卿说了一句“珍言”－－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罗瑞卿《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回忆周总理》，刘武生编《评说晚年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罗瑞卿至死不忘。

邱会作在红军时代就曾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建国後邱在军委总後勤部工作也与周的国务院工作多有衔接，文革中更是受到周的保护，特别是在军委办事组工作中及九大後的政治局工作中与周密切合作。2011年初《邱会作回忆录》问世，可以说，这是少有的曾与周恩来密切工作并真实记录下在历史重大事件中周恩来真实的一面的回忆录，其所披露的内情尤为珍贵。

虽然邱会作就严慰冰一案有关周恩来暴怒发火的回忆是一个孤证，但是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严慰冰案在中央高层一经披露，引起众怒。邱会作的一段回忆很说明问题：

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在会议进行期间，一天下午我这里有一件急事，必须立即向叶剑英副主席请示报告。在没法可想的情况下，我打电话到怀仁堂仁政厅。
仁政厅旁边小房子有保密专用电话。接通电话之後，值班的警卫首先问：“你是邱部长吗?”他对我要找叶帅接电话有些为难，但又不好拒绝，于是他去找叶帅去了。
一会儿值班警卫回来带着歉意的口气对我说：“不行啊，不能叫，叶帅在发言呢。”没有办法，我只有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值班室去等候叶帅散会了。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後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
叶帅答复了我的问题，叫我不要走，说一会杨成武要来。杨来了以後，只讲了几句工作上的事，话题又转到开会的情况。杨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对陆定一讲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我边讲边站起来走到陆定一跟前，把拳头伸到他眼皮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杨成武边说边打手势，同时把拳头也伸到我的眼皮底下，说得活灵活现。（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第439-440页）

中共当时对严慰冰匿名信案的处理是非常严肃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处理的。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作了讲话。刘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直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出版，2006年版）

杜钧福《严慰冰案是何时侦破的》一文更进一步揭示了严慰冰案早在1963年夏就侦破了，这与刘少奇的说法相吻合。该文说“为什么当时不处理呢？原因是怀疑严慰冰有精神病。实际上，严慰冰有不正常的行为，陆定一早知道。严慰冰攻击叶群的作为，陆定一也应早知道，当然可能不全知道。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其行为不可能严格保密。1961年，曾请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专家粟宗华医生到京给严会诊。1963年事情败露後，陆定一于11月带严慰冰到上海仍请薛邦祺等会诊。此间陆定一向薛邦祺透露了严慰冰攻击叶群的‘症状’。此次会诊安排了一系列治疗。至此，严慰冰问题已无秘密可言。”1966年初的形势异常紧张，陆定一当然只能死咬自己不知情。

邱会作回忆当时的情况：“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汪东兴向我直接打了一次电话。他说：‘我们这里有两个人，现在到你们那里去拿严昭的东西(严是陆定一的小姨子，总後副部长韩振纪的老婆)。你先告诉韩，把东西交给来人就行了，不要问任何事情，你自己也不要去打听那些事。现在的事，当你能听到的，不用问也可以听到；要是你听不到的事，问也问不到，不仅如此，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陆定一坏的出奇，严慰冰已经被抓起来了。’汪东兴的口气很大，我除了听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邱会作回忆录》，上，第439页）

中共中央在处理严慰冰案一事上颇动了一番脑筋。3月6日陆定一被中央要求南下外地。其实这也是为了更方便中央处理严案。周恩来找陆谈话，对陆说：你最好到外地去，时间越长越好。陆定一先後去了上海、南昌、井冈山、吉安、景德镇、芜湖、合肥。4月30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到合肥，代表中央与陆谈话，告知严慰冰已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于4月28日被逮捕。与此同时，杨、张还传达中央的五条指示：不要泄露消息；不与严慰冰家人联系；继续留在外地，不要回京等。张子意还与陆个别交谈，建议陆定一写信向中央表示自己的态度。陆定一接受了这个建议，写信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措施并遵守中央的几条规定。惟5月6日陆定一接到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陆遂于5月8日乘机飞回北京。（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64页）

从这一过程来看，中央早就筹划好了如何处理严慰冰一案，先是将陆定一调离北京，然後再实施对严慰冰的逮捕，随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清算彭真、陆定一等人。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刘少奇主导党务，而具体负责此事的就是周恩来。邱会作关于周恩来会议上批陆的表现，显然就是来自亲身与会的军队代表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因此，邱会作这一回忆的可信度很高，它恰恰是填补了那些为尊者讳的中共大员们有意隐讳掉的不利于周恩来的内容。郭罗基先生说邱会作以讹传讹还要拿出更过硬的证据。


《周末文刊》2012年第14期 0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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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严慰冰匿名信事件及其他》

马悲鸣

上面是转请丁凯文先生对郭罗基“我料定你们无法回答”的回答。

郭罗基先生“料定你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是:“《读者来信》说：严慰冰写这种无聊的匿名信‘在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似乎对‘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都有研究，那么请你代为回答马悲鸣所回避的要害问题，并且具体说说：究竟在哪个‘遵守法制的国家’因为写了无聊的匿名信而生前以‘反革命’罪坐牢13年、死後还要追究‘诽谤’罪？”

我老实承认：第一、西方法治健全的社会没有因为类似严慰冰的罪行而被判13年反革命罪的。因为人家根本就没有《惩治反革命条例》。但人家也没有类似严慰冰这般没完没了写无聊匿名信的。因为还没等写这么多，写这么长久，早就被受害者告发，而被警方逮捕，被法庭判处诽谤罪制止了。

第二、假设郭罗基先生说得全对，西方诽谤公众人物，尤其总统和副总统，都受言论自由宪法修正案的保护，但严慰冰开始写匿名信的1960年时，林彪刚接任国防部长一年，远不是什么副统帅。匿名诽谤的对象叶群更只是个刚废除军衔制的前共军上校。那么严慰冰这些无聊的匿名信若放在美国也就不会受言论自由宪法修正案对诽谤公众人物者的保护而是定义严格的诽谤罪了吧？诽谤公众人物可以，但诽谤非公众人物不行！1960年的叶群不是公众人物。

第三、周恩来是主管拿人的中央专案组组长，而林彪不是。拿严慰冰的是周恩来手下的安全部门，而不是林彪的国防部。

郭先生上文说：“邱会作所叙述的周恩来‘大发脾气’的情节很生动：‘说着说着，抓起面前的茶杯向陆定一砸去。’对于周恩来的一生来说，这也是孤证。能不能举出另一次或类似的周恩来砸茶杯事件？以周恩来的风度，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编派在彭德怀、贺龙这样的老粗头上，或许还会有人相信。”

其实不然。周恩来很会演戏，凡他要保护的熟人，往往要表现出比别人（如彭德怀、贺龙）更恨，更其恶狠狠地关入监狱，从此该人就没有了惨遭革命群众批斗的风险。看看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革命群众暴打致死的下场和严慰冰姐妹的幸存就可想而知。严慰冰写匿名信，关她一人就是了，干她的妹妹们底事？但若没进监狱，严慰冰姐妹能活过文革吗？万里就曾惊诧于自己被关进共产党的大牢，後来他才慢慢体会到总理的宅心仁厚，只是不好说破罢了。

周恩来的宗兄周树人在《华盖集•北京通信》里说“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以周恩来与严朴的关系，把老朋友的女儿们一把子全关进监狱，在那个自由根本无用的年代，才是保全性命的最好去处。大概周恩来到死都没感觉到政治环境已经安全到可以释放严氏姐妹，或者因为太忙给忘了，才把她们么关了这么多年。

郭罗基先生上文所说：“严慰冰所享有的既不是法律上的有期徒刑，也不是无期徒刑，而是党产的没有刑期的徒刑。如果不是林彪覆灭、四人帮被捉，严慰冰和被株连的三个妹妹坐穿了牢底也不知是何刑期。”这个事应该去问周恩来，被他保护性关押的远不只严氏姐妹。

第四、我不能同意丁凯文先生文中引用的“余汝信对严慰冰还有很中肯的评论”中拿严慰冰和江青所做的类比：“但无可否认这一群体中个别人的性格中固有的一些缺陷，不仅没有在革命的过程中得以脱胎换骨的改造，反而在革命胜利後随着夫君地位的显著变化而放大，如睚眦必报，如喜怒无常，如撒泼放刁，如对权力的强烈欲望。文革中的江青，则是最好的例证。”

江青诚然一句话导致别人倒霉的事干过多次。比如她说了一句北大迫害她女儿李讷，北大便把李讷的老师关进牛棚。江青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剧组说了一句乐队不能用大号。该大号的演奏员就去卖饭票。这其实都是下面的人紧跟首长拍的马屁，未必是江青处心积虑。江青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说王光美不是她的生母，要她划清界限揭发批判。其实这在文革中是再正常不过的政工组思想工作方式了。是亲生的要求划清界限，不是亲生的就挑拨。凡挨过整的家庭子女都遭受过这种思想工作。我本人就有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对方不是江青，而是後来成了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江青这种做法诚然不对，但也没超出一般政工组思想工作的惯例。可严慰冰的匿名信倒真是确确实实的处心积虑，可比江青的即兴讲话和思想工作卑鄙多了。

第五、官伟勋在他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167页上说：“1968年这一次，叶群把林豆豆毒打得最惨。打得死去活来，•••••狠到先是拳打脚踢不过瘾、不解气，竟狂暴到揪林豆豆的头发，把林豆豆关在黑屋里，一关三天，不给吃的。”而这一切的初始原因正是严慰冰匿名信的挑拨；让林豆豆深恨叶群，终使母女反目，才有後来母亲暴打女儿的家庭惨剧发生。最後也正是林豆豆首告的林彪出逃，致使全家一夜之间死得只剩下林豆豆一个，并且至今她还在说着叶群劫持了林彪，仍对生母没有好话。由此可见严慰冰匿名信对林家的伤害之深之重。而郭先生却要我回答：“能否详细说说西方法治社会有关匿名信的‘定义严格’的诽谤？能否举出一件发生在西方法治社会的判匿名信为诽谤的案例？或者，能否举出一件没有社会影响，没有产生贬损人格、破坏名誉的行为後果的诽谤案例？”

也不用举别的案例了，就严慰冰这个案例已经搞得林豆豆痛恨母亲，告发父母，导致全家死无葬身之地，也决不是没有行为後果。

中国的现有刑法中有关诽谤罪的条例网上很容易查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搜索一下，并针对严慰冰的做法看看够不够判刑条件。当然了，严慰冰已死，所谓的判刑也不过是沙盘作业而已。此案可以记载在历史上的，只能是最下作的诽谤。

《周末文刊》2012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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