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燕 陈伯达和小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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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作恶在小站

谢燕


   小站历史上三次闻名全国

  小站是天津市南郊的一个集镇。加上周围的几个村庄，我们称之为小站地区。小站的历史既不悠久，环境也不优美，与天津西郊的杨柳青镇相比，就差得远了。但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它曾几次闻名全国，影响很大。
小站地区原是一片海滩。海水退去以后，只长芦苇，不能种庄稼。据史书记载，清朝末年，清军提督周盛传奉李鸿章之命，率部进驻离小站不远的河北省青县马厂。他们开挖马厂减河，同时构筑驿道，每逢40里设一大站，10里设一小站。小站这块地方适逢设小站，就以“小站”命名。周盛传又率部开垦荒地。他们发现在这盐碱地上适宜种植水稻。由于不断更新水稻品种，改进栽培技术，加上南运河的水含有丰富的腐殖质，终于历时十年，培育出一种品质优良的稻米。这就是如今全国闻名的“小站稻”。
   小站另一次出名，也是在清朝末年，袁世凯在这里设营训练陆军。小站成为北洋军阀的摇篮。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有三个总统（袁世凯、冯国璋、曹琨）、一个“执政”（段祺瑞）、三十多个都督出自小站营房。如今小站地区的一些地名，如西右营、东右营等即沿袭当年的称谓。
小站第三次出名，是陈伯达在这里蹲点，开展“四清”运动。

                   小站成为“四清”试点单位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节粮渡荒取得一些成效，国民经济开始有所好转的时候，毛主席、党中央又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先是在少数城市的基层单位开展了“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在部分农村进行了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1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在这个文件中，又将城市“五反”和农村社教一律称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
   早在1963年下半年，中共天津市委就遵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共河北省委的指示，在郊区农村六个生产大队进行了“四清”试点。年底，又把南郊区（现称津南区）小站公社和北闸口公社（即小站地区）定为“四清”试点单位。由市委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于1964年1月17日进驻这两个公社。
   在工作中，市委工作队和南郊区委坚决贯彻“双依靠”方针，即依靠贫下中农大多数，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大多数，尤其是对社队干部，不论问题大小，都不能急于处理，而是首先放手让他们工作，对待他们的缺点错误热情帮助，甚至允许他们“吐吐苦水”，“摆摆功劳”。社队干部与工作队就没有形成对立状态。同时，工作队还相应地强调了“双团结”方针，即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一般错误的干部采取“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方针，因此，对农村各方面的工作都起了积极作用。
1964年1月4日到14日，天津市委召集市、区两级主要领导干部，郊区“四清”试点工作组干部和郊区区委书记开会，根据中共中央华北局最近召开的太原会议精神，对整个郊区农村的“四清”运动，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决定从1月下旬开始，将郊区143个生产大队（占生产大队总数的20%）列入第一批“四清”单位。“四清”工作队按照农村每个生产大队配备干部7名，每个生产小队配备干部2名的要求，抽调2415名干部组成，并于1月20日开始集训，春节后进驻“四清”单位。
后来根据陈伯达提出的“集中精力搞好南郊区”的意见，天津市委又调整了郊区“四清”运动的布局。决定除南郊区外，其他郊区的“四清”运动，大部分都暂时停下来。
当时毛主席对中国文艺界的情况很不满意。毛主席有一次和陈伯达谈话，说到文艺界的领导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时，毛主席希望他下去参加“四清”运动 ，“接触群众”。毛主席说：“如不肯下去，可以派军队让他下去。”于是，周扬在陈伯达的关心下，来到小站附近的西右营村。听说周扬来了，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以及天津市南郊区委宣传部长陈喜荣等也赶来作陪。人们把这四位宣传部长戏称为“四进士”。
陈伯达是在1964年3月，带领一个工作组来到天津的，直到1965年9月才离去。
鉴于这些重要人物来小站蹲点，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又加派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江枫同志带领一批公安干部前往小站参加“四清”运动，兼负保卫这些重要人物的人身安全的责任。

             陈伯达一手操纵小站“四清”

陈伯达这次来天津和以往历次来天津有几点不同：一是他自称此行是受毛主席的派遣。二是他此行不是调查研究工业生产管理中的问题，而是抓阶级斗争。 “不唱东来不唱西，只念一本阶级斗争的经”。三是他主动提出到小站去蹲点，为党中央领导“四清”运动取得经验。
   原来陈伯达对小站地区的情况早就很熟悉。1960年、1961年，他两次到过小站，整了小站附近坨子地村劳动模范姜德玉，迫使天津市委监委将姜德玉定为富农分子，清除出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和荣誉称号。
这次陈伯达一行来到小站之后，首先听取了已在这里工作几个月的“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工作队汇报说：小站地区的居民都是外省外县的移民。移来的时间有早有晚。各人的经历也不相同。相互之间不够了解。全国解放以后，小站地区进行过几次民主改革运动，但按照工作队所了解的情况，认为每一次都进行得不很彻底。
   当工作队汇报到当前“四清”运动情况时，陈伯达面孔严肃起来。他批评工作队领导思想右倾，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以致运动搞了几个月还不见成效。他要求大家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擦亮眼睛，准备战斗。他谈了他对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的看法。他说：“张凤琴不像贫农，她当了支部书记发了财，成为村的首富。双层玻璃暴露了张凤琴。我看她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
其实，周扬同志在西右营蹲点，就住在张凤琴家。陈伯达进村后，去张凤琴家看望周扬时，和张凤琴说了几句话，又在张家屋里屋外看了看，总共才用了二十分钟时间，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工作队奉命下乡搞“四清”，本来就是要找问题，整人的。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工作队发现小站地区干部中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但还够不上敌我矛盾。这些问题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给那些有错误、缺点的干部进行一番批评教育，也就解决了；从来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现在，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工作队队员们的思想认识顿时“豁然开朗”，一致认为陈伯达究竟是党的著名理论家，他领会毛主席的思想确实比我们高明。
遵照陈伯达对小站地区“四清”运动的要求，工作队放弃了“双依靠”、“双团结”的工作方针，采取了“先夺权、后清理”的工作方针，让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干部全部靠边站，听候处理，他们的工作由工作队派人接替。
这样一来，张凤琴就成为小站地区“四清”运动中的第一个遭到打击的对象。
这时，西右营的“四清”运动正进入“洗手洗澡”阶段，大队干部逐个检查过关。工作队按照陈伯达的意见，放手发动群众，集中检举揭发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的问题。陈伯达进一步提出：“张凤琴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一帮坏人勾结一起搞反革命。他们自称贫农、劳模、党员、干部，挂羊头、卖狗肉。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上面有人支持。”后来陈伯达又要求工作队抓紧整理张凤琴的材料，并且指示“要把张凤琴的问题和有关的人联系起来，看到底是什么关系”，“任何问题不摆到一定原则高度不能解决”。工作队就下手搜集拼凑材料。他们上纲上线，将张凤琴的一切言行，都视为反革命活动。张凤琴不仅是一个“假贫农”、“假劳模”，而且以她为首，形成了一个“反革命黑帮集团”，将和她有过历史关系、工作关系和亲属关系的人都划进这个集团。西右营附近的东右营、北义心庄和西右营原为一个生产大队，张凤琴任党支部书记。这两个村的干部也和西右营村的干部一样，被定为冒充贫农、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张凤琴“黑帮集团”的骨干；并且诬陷他们把持了这三个村的党政大权，妄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这个材料经陈伯达审阅认可后，送交天津市委，迫使天津市委作出决定，将张凤琴开除出党，撤消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被划入张凤琴“黑帮集团”的成员共有88人。其中有12人被开除党籍或者其他党纪处分，有11人被定为地主、富农分子，有4人被判刑。此外，还株连家属138人。
接着，在陈伯达的同样思想指导下，并采取同样的手法，又接连在坨子地村揪出了以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姜德玉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小站镇揪出了以党总支书记张玉仑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划入“姜德玉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共有77人。其中，6人被撤职，18人受到开除党籍或者其他党纪处分，3人被戴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3人被判刑。姜德玉本人被逮捕判刑。被划入“张玉仑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共有89人，其中9人被开除党籍，3人受到党纪处分。张玉仑同志本人被逮捕判刑。当时小站地区生产大队共有314名干部，在“四清”运动中遭到不同程度打击迫害的干部就有258名，占82.06%。一个好端端的小站，几天工夫就被陈伯达弄得是非颠倒，人人自危。有的村民埋怨道：共产党真是会折腾，连一顿饭的工夫都不让人安安稳稳的过好。
揪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之后，陈伯达背着天津市委，命这三个“反革命集团”所在地的“四清”工作队负责人前往北京，住进天津驻北京办事处，编造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他们在陈伯达的亲自指导下，用了一周时间，编写了这三个“反革命集团 ”头子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仑的历史大事记和这三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社会关系分布图。
1964年8月4日，陈伯达以个人名义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将这份“大事记”和“分布图”送上去。陈伯达在信中说：“主席吩咐过，这些材料可以印发到县级，供大家参考。”又说：“除了这些图表和大事记外，工作组还准备写一篇叙述斗争发展过程的材料，但是过些时候才能写出。写出后，当即送中央审查。”党中央即于8月12日将陈伯达的信和小站地区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文字材料，转发至全国县团级党委。党中央在指示中肯定了小站地区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四不清问题的做法。
陈伯达又提出：要乘胜深挖穷追，揪出后台。陈伯达在夺权一开始就曾对工作队说过，张凤琴“上边有人支持”。要“把张凤琴的问题和有关的人联系起来，看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么上边支持的人是谁呢？天津市南郊区委是小站地区的直接领导，这时，南郊区委竟有一位干部挺身而出，充当这个角色。这就是“四进士” 之一、陪同周扬在西右营蹲点的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他对陈伯达的所作所为发表了不同看法。结果被扣上“破坏运动，保护坏人，反对领导”的罪名，定为上面的根子之一。区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由于自己的工作性质，平时和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都很熟，尤其和张凤琴的联系比较多。陈伯达要找区委干部中谁和张凤琴关系密切，他正是最合适的人选。这样他也被认为是上面的根子。区委两位干部都包庇张凤琴，区委书记刘晋峰就罪责难逃了。在陈伯达的压力下，经河北省委批准，天津市委作出了改组南郊区委，将刘晋峰调职，将陈喜荣、于荫田撤职的决定。
至此，陈伯达便顺理成章地责成天津市委将小站地区“四清”运动中开展夺权斗争的经验，写一份正式报告，上送党中央。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同志这时正担任市委“四清”工作队总团团长。他受天津市委的委托，主持这个报告的起草工作。市委办公厅主任王辉同志奉命参与这一工作。王辉同志近年写了一篇《陈伯达炮制天津“小站经验”》的回忆文章，详细地谈了这个报告的起草经过，以及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
这个报告定名为“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经陈伯达审查认可，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后，于1964年9月25日，上报河北省委、华北局和党中央。
报告长达两万字。共分九部分。第一部分是“小站地区的历史面貌”。第二部分是“四清运动以前，这里是谁家的天下？”第三部分是“这些坏人在区上有靠山”。第四部分是“工作组遇到区、社、村干部的抵制”。第五部分是“群众初步发动，革命声势不足”。第六部分是“大军压境，展开夺权斗争”。第七部分是“改组区委领导”。第八部分是“运动的重点转入清算经济问题”。最后部分是“九点经验”。报告中最厉害的是这么几句话：小站地区的政权是“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他们“长期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这里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三个反革命集团”“上面的根子就在（天津南郊）区委。区、社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就是他们的保护人”。
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刘少奇同志起草、并经毛主席审阅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同时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党中央在这一文件中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将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党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党中央在扼要介绍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做法之后，阐明了小站地区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和解决办法。强调“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在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
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发出以后，全国各地广大农村迅速掀起推行小站夺权斗争经验的高潮。“小站经验”流毒全国，被打成反革命的农村干部不计其数。小站这个地方因此又一次名扬全国。

              天津市委不信服陈伯达

陈伯达一手操纵小站“四清”运动，接连揪出三个“反革命集团”，就使天津市委处于比较被动的境地。在天津市委领导下的小站地区，发生了这么严重性质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市委总是有一定责任的。不仅如此，在陈伯达到天津来蹲点前不久，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说老实话，做老实人》的文章，介绍张凤琴的先进事迹，赞扬她在工作中如实反映情况，不沾国家便宜，不隐瞒缺点错误。陈伯达及其带领的工作组抵津时，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在向他们介绍情况时，又肯定了小站地区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无论是土改、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都比较快，近几年来农业生产也不错，农民生活和解放前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区委书记刘晋峰是个好同志。……”万晓塘同志还一一谈到小站地区的几个劳动模范的积极表现。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落差竟这么大，这是市委领导人没有想到的。
不过，从内心讲，天津市委领导人并不信服陈伯达在“四清”运动中的所作所为。
他们认为，小站地区的广大干部，包括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仑在内，也许在经济上，在工作作风上有一些问题，程度不同地脱离了群众，群众对他们有意见。当然，坏人也可能有，但决不会这么多。因此，对于周扬同志在西右营蹲点时所发现的一些问题，天津市委就非常重视，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陪同周扬同志在小站蹲点的李夫同志（离休前任《今晚报》报社社长）近年撰写的一篇回忆王亢之同志的文章写道：
“我们明察暗访，听到群众对村干部特别是对村长张凤琴有些意见。亢之第二次去看望周扬。周扬对亢之说：‘问题越了解越复杂了。我好比医生，但在这里只问病情，不开处方。’亢之说：‘好，我向市委汇报。’
五一节前，周扬走了。临走时，亢之、方纪去大理道招待所给他送行。在会客室里，周扬说，希望天津市委过问一下西右营的事情。亢之说：‘我去蹲点’。”（《王亢之纪念文集》12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最近，原天津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同志也告诉我，他第一次陪同陈伯达去小站时，他们乘坐的汽车开到村外，陈伯达便叫停车。陈伯达要步行进村。这时有几个正在地头干活的社员拦住陈伯达，向他反映大队干部的问题。后来，李树夫同志将这些见闻向万晓塘同志汇报，万晓塘当即表示，一定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天津市委对于陈伯达一手操纵，在小站地区“四清”运动中揪出张凤琴、张玉仑、姜德玉三个“反革命集团”，怎么也不能相信。不过，陈伯达不仅作为党的理论家，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此次到小站蹲点所做的工作，屡屡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肯定，天津市委不能对他公开顶撞。陈伯达初来天津蹲点时，万晓塘同志在市委书记处会议上还曾强调说，“天津市委作为党的一级组织，要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坚持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分管农村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同志此时担任市委“四清”工作队总团政委、党委书记，在南郊区咸水沽扎营办公。咸水沽离小站很近。他要求总团的工作人员不要到小站去了解“四清”情况，并转告各分团的负责人也不要到小站去取经。“四清”期间，他本人就没有去过小站。
陈伯达在小站的所作所为，涉及如何看待全国解放以后党所培养的劳动模范问题。在陈伯达的眼里，农村是一团漆黑，劳模都是坏人。谷云亭同志就暗中做工作，保护劳动模范免受伤害。他告诉市委农委的负责人，赶快派人到有劳模的生产大队去，占住那些地方，把劳模保护起来，以免陈伯达插手。市委“四清”工作队总团还在派遣工作队进驻白塘口生产大队和灰堆生产大队开展“四清”时，要求他们注意保护劳动模范李吉顺、范玉明，不要照搬小站经验。
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对南郊区委的处理意见时，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坚持要保留南郊区委书记刘晋峰同志的党籍，只将他的工作调动一下。他说，“天津解放以后，我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他在天津县公安局工作，我们在工作上联系比较多，我对他的为人比较了解。他工作认真负责，对敌斗争坚决。我认为他工作上可能有缺点，决不会包庇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同志我们还是要保护。”会后，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同志约见刘晋峰同志，通知他：组织上已决定将他调离南郊区，到西郊区去参加“四清”运动。同时还嘱咐他，改名换姓叫刘涛。到了西郊区委所在地杨柳青镇，首先去找在那里领导“四清”的市委政法部部长桑仁政同志。桑仁政同志会给他安排工作。对于组织上这样的处理，刘晋峰同志不服。他找到万晓塘同志，诉说自己的苦衷。万晓塘同志耐心地开导他：“陈伯达这个人独断专行，听不进我们的意见。现在中央又已批转了他的报告，市委不能不执行。面对这种情况，你要经受考验，相信党会正确处理。”
如此说来，这时陈伯达和天津市委的关系，一定是很紧张的了。我拿这个问题去请教李树夫同志。陈伯达在津工作期间，李树夫同志一直负责接待。他告诉我：就他所见，在“四清”运动中，陈伯达还没有来得及整天津市委。他只听陈伯达说过一句话：“万晓塘这个人不行”。至于怎么不行，陈伯达没有具体说，李树夫同志自然不便问。万晓塘同志对陈伯达的看法，李树夫同志有一次向万晓塘同志汇报陪同陈伯达工作的情况时，也只听万晓塘说过一句话：“陈伯达这个人的思想是很左的。”

           三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假的

那么，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究竟有没有问题？
中共天津市委于1973年、1983年，先后两次对陈伯达小站“四清”运动中所办理的案件进行了复查、甄别，结果证明都是冤假错案，报请党中央批准后，已一一予以平反。
1973年，在“批陈整风”期间，天津市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出调查组，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重点复查了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仑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将调查结果写成了《关于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地区四清中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行的调查报告》以及附件《关于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地区四清中炮制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情况》，送请中央审查批准后，对遭受打击的一部分干部、群众进行了平反。由于当时处在“文革”时期，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有不少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平反，有些问题只是得到初步解决。
对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情况调查结果是：共有246人被列入这三个集团的名单。其中确有个别坏人，也有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但构不成“反革命集团”。因此，三个“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应该推翻。陈伯达炮制的“小站经验”不等到“文革”结束就被否定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天津市委和南郊区委先后派出调查组，对小站地区“四清”运动遗留问题再进行复查。他们于1979年作出第二次复查结论，并进一步研究落实党的政策。1983年6月17日，天津市委向党中央呈报了《关于对小站地区四清运动中夺权斗争问题复查结论的报告》。同年7月8日，党中央批复同意，并转发全国，以便彻底消除不良影响。
据两次复查结论报告说，西右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被定为富农、黑帮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显然是错误的。经反复调查证明，张凤琴解放前讨过饭、当过童工。解放后家庭成分评定为贫农。她在土改中对敌斗争坚决。又带头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组织了西右营村的第一个互助组，第二年成立第一个初级社。因而在群众中有比较高的威信。先后担任村、乡妇联主任，市妇联委员，初级社、高级社社长。曾出席河北省党代会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劳动模范。1960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有人检举她结婚时“穿的是大衣、皮鞋，红绸子腰带露出一尺多长。”在陈伯达授意下，这样的事也写进“三个反革命集团大事记”。实际情况是：大衣、皮鞋确实穿过，都是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扎红绸子腰带则纯属子虚乌有。
陈伯达说她家的“双层玻璃暴露了张凤琴”。这又算是什么问题？土改、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普遍有所改善，许多农家都盖了新房。张凤琴家也盖了几间土坯房。为了有效的御寒，窗户用了双层玻璃，这在当年农村很流行。陈伯达还没有看出，她这房采用了“穿鞋带帽”的做法。“穿鞋”是在墙根上铺七行砖。“带帽”是在房顶上铺一层瓦。这和过去农家盖的土坯房相比，讲究得多了。难道新盖的房子要比过去盖的房子更差，房主人才算革命的吗？
“四清”运动前，小站地区各生产队普遍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的责任制度，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张凤琴领导的西右营生产大队，也这样做，是对的，却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
至于工作队整理的材料上说张凤琴领导的三个大队（原为一个大队）在1960年节粮渡荒时期弃农经商，办工厂，投机倒把的问题，那是因为当时没有粮食吃，农民个个挨饿。张凤琴为了不饿死人，遵照上级党委的要求，发动社员们想办法，找吃的，与追求盈利完全是两回事。
张凤琴的错误，根据群众揭发，确有这样一件事，即有一年，生产小队完成粮食上缴国家任务后，有一点超产粮，经她同意，和几个队干部私分掉了。这是不应该的。尽管如此，也只能说张凤琴犯有错误，决不是阶级敌人。联系她的全部历史加以考查，还应肯定她是好干部。
姜德玉、张玉仑与张凤琴的情况大致相同，就不一一赘述。

              陈伯达为“左”的理论作 “贡献”

陈伯达为什么要炮制这些冤假错案，打击迫害无辜的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
有的同志认为，这是由于陈伯达和某人有私怨。我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现在我就作一点分析，试图弄清这个问题。
陈伯达原是一介书生。参加革命以后，凭他的天赋和学术造诣，如果能在党的领导下，老老实实地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有可能取得一些重大的成就，他本人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专家，而不至于落得现在这样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是，他还不甘寂寞。他说他是“小小的老百姓”，又说他的强项不是写作能力，而是行政办事能力。……
陈伯达在津期间，和他交往最多的是市长胡昭衡。他们都有很高的学历，自称是“秀才之交”，不同于一般干部关系。据作家权延赤在《天津市长胡昭衡》一书中说，陈伯达每次见到胡昭衡时，都要问：“最近有什么消息？”“有什么人到天津来过？”“说了什么话？”这些问话实指的并不是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琐事，而是党中央领导人——陈伯达有时也提到他们的名字，如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以及林彪，最新的行踪和言论。
这就很难解释：陈伯达当时是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主席身边的笔杆子，却要向一个地方官打听党中央领导人的动向，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陈伯达在和他的同乡、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陈矩孙（陈杰）谈话时，就曾说过真心话：“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
陈伯达过去十分重视刘少奇。但毛泽东显然比刘少奇重要，他跟准毛泽东。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写道：陈伯达“最关心的，是摸毛泽东的动态。毛泽东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他总是在揣摩着毛泽东的心思，千方百计迎合毛泽东。看风向，摸气候，是他的本领。”
权延赤还说，陈伯达在和胡昭衡同志闲聊时，一听到胡昭衡说起毛主席的某项指示，他会马上打断胡昭衡的话，而将毛主席的这项指示一字不漏地背诵给胡昭衡同志听。人们不能不佩服这位“老夫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功夫深。
但是，大家知道，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因素是经济。按照意识形态划分阶级成分是错误的。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陈伯达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陈伯达把这个错误的说法变成自己的行动，只能证明他心术不正。
陈伯达摸清了领导意图，认清了政治风向，来到天津小站领导“四清”运动。和以往的工作不同的是：这次他不是以一个理论家的角色，而是以一个实践家的角色出现。他所采取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思想路线。他要直接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取得所谓“经验”，用以说明毛主席估计形势，作出决策的英明正确。他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迎合了毛主席，而且促使晚年的毛主席继续犯错误。
我无法了解陈伯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情况，只能从一些片言只语中寻找蛛丝马迹。据历史档案记载，1964年6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第一次提出：“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如白银厂、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毛主席讲这话的时间，不是在1964年9月25日天津市委上报《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之后，也不是在1964年8月4日陈伯达写信给党中央送上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文字材料之后，那么，毛主席又是从什么地方得知小站“搞修正主义”的呢？我的推测是陈伯达在这之前向毛主席口头汇报过小站“四清”的情况。我的根据是陈伯达在给党中央的信上，一开头就说：“主席吩咐过，这些材料可以印发至县团级。……”可见他们谈过话。这个事实十分重要。毛主席正是根据陈伯达汇报的小站“四清”情况，加上甘肃省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即白银厂）的“四清”情况，一个农村，一个工厂，两个典型，而对当年我国国内形势，作出了这样严重的估计：“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
在这期间，毛主席还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上报的材料上作过批示，对国内形势进一步作出完全违背实际的估计：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文学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中国存在一个“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毛主席觉得开展“四清”运动还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如同一名医生一样，又给社会主义的中国开了一剂治病的猛药——“文化大革命”。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坐镇北京。我们在此还要揭露，在这期间，他仍然遥控着小站。1967年2月，党中央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在2月20日夜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声色俱厉地斥责了参与“二月逆流”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陈伯达则适时地给毛主席送上他派人搜集整理的一份所谓天津小站“反革命复辟”的材料。既然党中央发生了“二月逆流”，地方上又有“反革命复辟”，于是毛主席作出批示：“现在从上到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陈伯达接过这句话，又发展为“从上到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后来，毛主席对这个“反革命复辟逆流”到底有没有，发生了怀疑，陈伯达仍坚持说“有”，并就这个问题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社论。只因为送毛主席审阅时不知道出于何种考虑被压下而没有发表。
这使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左”的理论指导了“左”的实践；而在“左”的实践中产生的种种所谓阶级斗争情况，又为“左”的理论升级提供新的依据，使这种错误理论继续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就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形成。操纵小站“四清”的陈伯达自有他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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