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江青与河北梆子

蓝白脑子

《文革期间江青与河北梆子》

·甄光俊·

　　在八亿人口八出戏的年代，以“文化革命旗手”自诩的江青，想在京剧以外的地方剧种里也确立一个样板团。她物色来物色去，最后选中天津的小百花（河北梆子）剧团。于是，引出在特殊岁月里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秘密行动。

　　◇　江青对河北梆子情有独钟

　　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１９２９年１５岁时进入山东实验话剧院学习表演艺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在上海从事电影职业，更名为蓝苹，曾经主演过《都市风光》、《狼山喋血记》、《两毛钱》、《王老五》等故事影片。她从年轻时候就喜欢看河北梆子。１９５９年，她在北戴河陪同毛泽东看了天津小百花剧团和河北省河北梆子青年跃进剧团的演出后，这两个年轻演出团体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增强了她对河北梆子的兴趣。此后几年间，她曾经多次就河北梆子生存状况发表谈话。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８日，她同首都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提及河北梆子，特别指出河北梆子男声需要改造，否则音域不合适。文革进入破“四旧”的高潮阶段，她还于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５日接见上海芭蕾舞团《白毛女》剧组时，几次提到河北梆子艺术。她说：“河北梆子女声没问题，男声不是低八度就是高八度，需要重新设计。有几年，我想把几个梆子团弄到北京来，帮帮他们。因为忙于主席身边的工作，没顾上。”她认为：“天津的‘小百花’演出很有功夫，可惜近几年无声无息了。”１９６８年６月，她在北京看完某青年河北梆子剧团的演出后，批评河北梆子“男声唱腔嗓音嘶裂，高而不美，没文化，少气质”，她指示中央文革文艺组组织力量改革河北梆子。

　　１９７４年夏天，江青在北京审查某河北梆子剧团移植京剧现代剧目《龙江颂》时，边看戏边谈话，谈了以下一些内容：“你们的胆子要大点儿。梆子是花腔女高音，非常活泼。梆子的长处要保留。比如‘心潮激荡’、“稻谷飘香”等处，要发挥你们的优点，不要捆在音乐里头。板胡应该很突出，梆子不能敲得太响，但不能没有。语言方面，必须保留河北地方的语言。戏不要改动，先试验试验。”

　　１９７４年８月４日，江青就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来信所反映的粤剧问题，在写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信中，又一次谈到河北梆子。她说：“全国剧种甚多，当地人民爱听地方戏，因为语言容易懂。我们还只是攻克了京剧，河北梆子、粤剧、评剧、湘剧、山西梆子等，只能说有些初步成绩，也有不像本剧种的问题。但是，我们鼓励他们逐渐突出本剧种的特点，不能要求过高。我对梆子、粤剧、越剧寄予殷切希望。大剧种改革了，其他就容易了。”

　　◇　天津“小百花”意外得宠

　　因为江青在文革初期不止一次对人说起天津的“小百花”和河北梆子大有搞头之类的话，引起了“支左”联络站的重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文化组的负责人几次召集小百花剧团各造反派的头头儿作传达，希望他们尽快作出反应。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形势混乱和剧团内部分裂等原因，没有从组织上得到落实。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上旬，不知江青出于何种考虑，要看天津小百花剧团的古装戏。１１月８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以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名义，打电话给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下令选调小百花剧团即刻晋京。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受宠若惊，责成文教组副组长王曼恬亲自部署。（在粉碎“四人帮”后，王曼恬作为“‘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被隔离审查。）

　　此前，王曼恬等人把小百花剧团视为眼中钉，称它是文艺黑线上的毒瓜，扬言要把它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并且逐渐付诸行动。第一步就是于此前两个多月把“小百花”与梆子剧院一团合并为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从形式上取消了梆子剧院和小百花剧团的建制。而此时江青下令调“小百花”晋京，是这些人始料未及的。王曼恬连夜召集由驻河北梆子剧团军宣队、工宣队、干部与群众代表联合组成的革委会紧急会议，秘密开列赴京演出剧目和参演人员名单。她这时也顾不得参演者的出身、成分之类的框框了，一切都从拿出最高演出水平的需要考虑，最后确定仍以原小百花剧团的代表剧目《喜荣归》、《断桥》、《泗州城》为主，金宝环的《投县》、王玉磬的《辕门斩子》作为后备剧目。可是，此时金宝环、王玉磬早被“造反派”揪斗隔离，关在“牛棚”里。现因执行特殊任务需要，在接到晋京演出命令的第二天下午，市革委文教组就通知把她们“解放”了。

　　从１９６４年古装戏在全国禁演，到此时已经４年有余，莫说演员、乐师对传统戏已经荒废、生疏，就是服装、道具，也早被封存在阴山背后；立即就演，不是有些强人所难吗？但在那个年代，执行为江青服务的“特殊紧急任务”，再难，谁敢有丝毫的马虎？在不准走漏半点儿风声的严格要求下，全团上下齐动员，有的翻箱倒柜，折腾服装道具；有的练声合乐，突击排练。夜以继日地一通忙乎，闹得人仰马翻，总算准备停当。３天后由王曼恬率领的一支７０多人的演出队，按照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驻进北京地安门附近的红卫招待所。次日，中央军委差人送来一封江青写给王曼恬的亲笔信，江青在信中说她因患感冒暂时不能观看演出。她要剧团在北京边排戏边等待。

　　演出队在北京待命期间，江青派人送来两个冬瓜，说是她在中南海亲手所种，夏天的瓜在冬天吃，有益健康。这些戏曲演员哪敢随便食用，把冬瓜像供果一样摆在会客室里，一直到后来剧团回天津也没人敢动。不过也没法挪动，已经烂了。

　　一晃半个月过去，一直没有接到江青看戏的通知。最后是总参谋长黄永胜打来电话，说因某国发生政变，江青有公务处理，嘱咐“剧团先回天津，看戏的时间另定”。黄永胜还转达了江青让“小百花”回去之后移植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指示。于是，“小百花”演出队打道回府。

　　“小百花”此次晋京，虽然江青没有观看演出，却在她那里挂上了号，从此有了联系。江青垂青“小百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也对“小百花”刮目相看，自然转变了对“小百花”的态度。遂即下令有关部门，分别从天津音乐学院、歌舞剧院调来施光南、冯国林、杨长庚等当时在音乐界小有名气的青年作曲家到梆子剧团，吸收梆子界原有专业作曲和部分演员、乐手参加，组成河北梆子唱腔音乐改革小组，以移植现代京剧《红灯记》做试验，尝试河北梆子男声唱腔的改革。唱腔音乐改革小组因为有“落实江青指示”的护身符，而成为当时天津文艺界的骄子，日常活动直接受市革委文教组的领导，各方面享受特殊优待。市革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也多次到梆子剧团坐镇指挥。唱腔音乐改革小组个别成员，在梆子剧团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对老艺术家和“小百花”的演员们动辄训斥，张口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闭口就是“砸烂文艺黑线，”自以为他们是文艺革命的救世主。

　　１９６９年春天，天津市革委会先后两次将河北梆子《红灯记》的试唱录音带，呈送江青审查。此后，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于会泳奉江青之命，派出李劫夫、李德伦、殷承宗、傅庚辰等著名音乐家专程到天津，了解小百花剧团男声唱腔改革情况，并给予具体的指导。１９６９年，根据京剧样板戏移植成的河北梆子《红灯记》，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荧屏，同时成为天津市重大演出活动必有的节目。在八亿人口八出戏的历史年月，能获得如此殊荣，实在够人羡慕了。河北梆子唱腔音乐改革小组因此被指定为文艺革命的先进集体，出席了１９６９年天津市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　让人捉摸不定的古装戏演出

　　一晃几年过去。１９７４年６月，江青从北京经天津去宝坻县小靳庄视察社员赛诗会时，于２４日晚，在干部俱乐部秘密观看了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原小百花剧团）演出的古装戏《断桥》、《泗州城》和现代戏《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她在看《泗州城》时，显得格外兴奋，不时为演员们的表演鼓掌助兴。当天看完演出，她提出第二天重看一遍《泗州城》的要求。第二天晚上，河北梆子剧团在干部俱乐部再次为她演出《泗州城》和新编现代小武戏《渡口》。演出结束后，江青在会客室接见了演出人员。她说起几年前调小百花剧团晋京演出的事，但那时没有看成，今天看了，很高兴。她说《泗州城》的武功表演非常精彩，每位演员都很讨人喜欢，只是脱离梆子传统韵味远了一些，唱腔还可以再加工。她对小戏《渡口》也很欣赏。她断言这出戏进一步加工锤炼后，一定会成为玲珑剔透的珍品。

　　江青回到北京之后，把《渡口》推荐给国务院文化组，并说该剧可以拍成戏曲艺术片。国务院文化组分管电影的领导小组成员刘庆棠，随即赶到天津，在八一礼堂审看了河北梆子剧团演出的这出小戏。后来，于会泳又对该剧剧本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由于有江青的关照，河北梆子《渡口》很快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舞台艺术片，通过审查后在全国公映。一时间，全国不下３００多家剧团、宣传队学演了这出小戏。身为“样板团”的上海京剧院也派出演员到天津，向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对口学习这出戏。他们回上海之后，将剧目改名为《锦江渡》，在剧场演出的同时，还由上影制片厂摄制成京剧戏曲影片。

　　１９７５年，上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朱逢博出国演出，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出国演出所带节目，必须突出民族精神。江青指示，可以让朱逢博在节目里加进河北梆子。江青一声令下，国务院文化组立即执行，火速将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在《红灯记》里扮演铁梅的演员借到北京，与朱逢博一起住在西苑旅社，负责向朱逢博传授河北梆子“说红灯”、“仇恨入心要发芽”两段唱。朱逢博出国前在北京举行的节目审查演唱会上，演唱了这两个唱段。此时已从天津调到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的王曼恬，于同年１０月将朱逢博所唱这两段唱的录音带，交给天津市革委文教组负责人带回天津。对戏曲一窍不通的王曼恬假充内行地说：“同样的曲谱，朱逢博一个歌唱演员，怎么比你们梆子演员唱得有味道？”她要天津河北梆子剧团的演员好好对照学习。

　　按照江青的指示，天津河北梆子剧团于１９７５年做了两件事，一是派出演员到宝坻县小靳庄，辅导社员群众学唱梆子《红灯记》；二是再次被秘密调进北京，接受对传统剧目《断桥》、《泗州城》、《打周仁》等剧录音、录相的任务。剧团在北京期间，江青委派王曼恬给演出人员送来一些芒果，表示对“小百花”们的慰劳。

　　江青对天津河北梆子古装戏的关注，在戏曲界引出种种猜测，弄不清这究竟是为了传统戏在临终前留下一点儿遗音遗容呢，还是预示着经过严冬肃杀的传统戏，还有一线复苏的希望？或许，这又是这个“女皇”包藏祸心的“阴谋”！此间疑云，到现在依然萦绕在人们的回忆中。

□　《文史精华》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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