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 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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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
——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2003年9月于哈佛大学

郭罗基


1957年1月，冯定来到北京大学，始而被尊为“红色教授”，后来又成了“修正主义者”。这是那个时代的戏剧人生。冯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生涯，1952年因一篇文章而闻名全国。

“三反”、“五反”运动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时，共产党内有一股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情绪。这种情绪由理论家表达了出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1、2、3期连续发表了艾思奇、于光远、杨耳（许立群）、吴江等人的文章，认为资产阶级不再具有两面性，只有一面性了，那就是反动性。毛泽东发现了问题，指出《学习》杂志“犯了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那时倒没有整文章的作者，而是追究领导的责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检讨，并被降为副部长，由习仲勋任部长。

同一时期，冯定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2万多字的长文，题目也很长，叫做“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他认为，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两面性，不赞成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这篇文章被毛泽东看中，肯定冯的观点“基本正确”，修改了“有些缺点”，命《学习》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转载，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是写文章的行家里手，经他一改，增色不少。在一批理论家犯错误的时候，冯定被认为是站在正确方面。

冯定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华东局撤销后，1952年6月到北京任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马列学院一分院是为外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机构。后来发现，脱离了本国的实际学习马列主义，就象当年苏联为中国共产党所培养的干部那样，大多成了教条主义者。1956年，撤销马列学院一分院，并将二分院改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冯定调到北大。毛泽东说：“就当一个教授，不要当领导。”他主张，冯友兰可以讲他的唯心主义，让冯定讲唯物主义，两家唱对台戏。谁知对台戏没唱起来，“文化大革命”中二冯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同唱一台戏。

按共产党的惯例，不当领导干部就不能体现人的价值，于是冯定最终还是担任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冯定在北大是级别最高的人（行政6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才8级），拿的钱比一级教授还多。因为他的资格很老，早在1925年底就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事件后去了苏联，1930年回到上海，在地下工作期间曾脱党。后又找到党组织，去了苏北解放区，投入新四军。因为他脱党的这一段历史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大麻烦。

北大党委分工让冯定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具体落实下来，只是每年向全校学生做一、两次大报告。他的宁波官话很难懂，更成问题的是他没有练出做报告的架势。到北大做报告的那些带兵的、搞群众运动出身的老干部，个个都是语言大师。象何长工，他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大老粗，讲话却很生动。陈毅、胡耀邦等人更不用说了，他们一登台就特别吸引人，在报告的过程中总是笑得人前俯后仰。他们做报告有一定的腔调，和平时讲话不一样。每句话的后半句必提高声调，特别是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迸出来的，因此在大庭广众之中人人都听得很清楚。这大概是战争年代练出来的本事，那时没有扩音器，必须讲究做报告的技巧。冯定平时谈话也很风趣，但做报告象坐在那里谈家常，絮絮叨叨，每句话的最后几个字往往含糊其词，前一句话没听清，后一句话就接不上了。有一次，李普（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别出心裁，当冯定作报告时，在大饭厅的台上树立一块大黑板，让我将关键词作板书。虽然我写的字大如斗，坐在5排以后的人就看不清了，效果丝毫未见改善。那时对学生管得严，听不懂也得坐在那里从头听到尾，会场上嗡嗡声不断，但不能走人。如果是现在，恐怕人都跑光了。

冯定作为哲学系的教授，开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一开始有很多人慕名前来旁听，两次以后，听课者就越来越少。他讲课也象做报告那样，学生不得要领。但学生考试就犯难了，只好由助教来帮助教授“归纳”要点。

冯定在北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哲学课程，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人们追忆的东西。他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提出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倡议。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念冯定百年诞辰研究文集，语多溢美之词，但对于冯定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恰恰估计不足。[1]

（一）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迷信苏联，以为只有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才有资格出版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亚历山大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康士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本书，所据者均是斯大林哲学体系。

1938年，苏联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4章第2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由斯大林亲自撰写，问世以后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世以前，苏联30年代的哲学界是比较活跃的，还没有确立思想垄断。当时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主编德波林（1881--1963年）以及在他周围的一批哲学家，执苏联哲学界之牛耳。斯大林发动德波林的两个学生米丁与尤金带头造反，批判老师。哲学批判最后演变为政治围剿，德波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德波林学派被打成“匪帮”。批倒批臭了德波林，斯大林就以自己的著作占领了哲学阵地。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注意从理论中引出实践意义，在普及哲学方面起过良好的作用，也有一些便于应用的警句，如“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但在哲学理论方面是肤浅的，而且包含着严重的错误。

斯大林的著作一出，哲学教科书形成了固定的框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成两大块；先讲辩证法，后讲唯物主义；辩证法被概括为4个基本特徵；唯物主义则是3个基本特徵；历史唯物主义又是4个要点。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被分成两个板块，原因就在于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作了错误的说明。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照此说来，在时间上，是先有辩证唯物主义，经过“推广”，才有历史唯物主义。[3] 在理论上，辩证唯物主义只适用于自然界，历史唯物主义才适用于社会生活，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应用”。

斯大林的这种说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真实过程和理论的逻辑联系。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仅止于解释自然，在社会历史面前就停步了。马克思借助辩证法，把唯物主义进一步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从自然到社会，是唯物主义的彻底发挥，也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以，在时间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同时产生的。在理论上，历史唯物主义非但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应用”，而是其中的“核心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特别指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义语）的论述，是他“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4] 在体系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内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层次，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板块。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哲学变革中具有决定意义，但不是在体系中占有最高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是“辩证唯物主义”（Dialetic Materialism），“唯物辩证法”（Materialist Dialectics）为同义语，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斯大林不仅割裂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时又割裂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他认为，辩证法只是研究自然界的“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看作是永恒地运动着、变化着的现象，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是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是人把自然界“看作”如此，还是自然界本来就如此？人把自然界“看作”如此的“方法”又是从哪里来的？斯大林还认为，唯物主义只是“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的“理论”。难道唯物主义就只能解释自然而不能应用？如果唯物主义能够应用，难道就不是方法？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也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斯大林割裂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同时又割裂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似乎唯物主义是世界观而不是方法论，辩证法是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

在斯大林的哲学体系中，是没有认识论的，他只是在唯物主义的第三个基本特徵中讲到认识问题。哲学面向三个领域：客观世界的领域，主观世界的领域，主客观相互作用的领域。主客观相互作用的领域就是认识论研究的范围。因为斯大林不研究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认识论，实践的观点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不具应有的地位，他也不能理解作为研究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结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何以是统一的。

斯大林的哲学，不仅在体系上层次混乱、互相割裂，在观点上也有许多错误。他把量变质变和事物的内在矛盾与联系和发展并列，说成辩证法的4个“特徵”，从而取消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他根本不提“否定之否定”，而后苏联哲学界把“否定之否定”说成是黑格尔主义。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发生作用所出现的前进运动、上升运动，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塞入量变质变。显然，量变质变并非都是前进运动、上升运动。水的分子运动从量变到质变，成了冰或汽，冰或汽又可以变成水，有什么前进、上升？斯大林论述矛盾时，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片面地强调“斗争”，这是他在实践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

斯大林说：“唯心主义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的哲学派别是不可知论。他将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混为一谈，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又不符合哲学史的事实。恩格斯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基本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本原性问题，依据这一方面的不同回答，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派别才是不可知论。恩格斯说，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5] 因为黑格尔是坚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并不能被等同于不可知论，实际上唯心主义者还曾驳斥过不可知论者。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斯大林根本没有提到。也象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一样，这些哲学上深刻的命题，都是他的思维能力所无法理解的。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一生中两个伟大发现的第一个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斯大林不能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成为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原则是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原则推导出来的：“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原则在马克思以前已经讲了几千年，但没有人“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推导出社会存在第一性。而且，斯大林根本没有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这一概念，他也象描述自然存在物那样去说明社会存在。虽然他引证了马克思的话：“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没有注意到社会存在的主体是“人们”。他把“社会存在”等同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和生产方式。他说：“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难道地理环境怎样，人口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虽然他又说，地理环境、人口不是决定社会制度的主要力量，那么作为非主要力量的决定作用何在？

斯大林还认为，在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因此“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他在理论上取消矛盾，却在实践上制造矛盾。按照他的观点，既然人与人的关系是“一致”的，若有不一致，一定是“帝国主义的颠覆阴谋”。于是无矛盾论成了为肃反的必要性作辩护的工具。

斯大林是拥有无上权力的政治领袖，又是蹩脚的哲学家；可怕的是他以无上权力的政治来推行蹩脚的哲学。1938年以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只是注释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僵化，观点错误，贻害无穷。

（二）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负有培养马列主义教员的任务，教的就是斯大林哲学，讲授者都是苏联专家，中国人只能当助手。苏联专家讲授的是标准答案，回答问题时少一点不行，多一点也不行。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学术界批评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马蜂窝”。哪知批评不得，批评者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奇怪的是，从人民大学飞出来的众多“教条主义的马蜂”，许多最后竟成了“右派分子”。苏联的教条主义老师思想太僵化了，反而促成中国学生从反面进行思考。人民大学培养的马列主义教员大多在各大学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中，大学的马列主义教研室都是重点打击的对象。此后，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历次运动直至“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等，总是首先将矛头指向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这种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到了江泽民时代，共产党员成了资本家，资本家可以加入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终于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反右运动”之后，有些大学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全军覆没，北京大学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也溃不成军。没有人给学生上政治课了。1958年，北大党委从中文、历史、哲学、法律等系抽调了一批调干生（50年代从党政军机关调到大学学习的年轻干部），加上几个老教员，约50人，以党委书记陆平为主任，李普（原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为副主任，组成一个庞大的政治理论教研室，负责全校的政治理论课。当时我是历史系3年级学生，一下子成了政治理论教员，分配我去讲哲学。我自己还没有学过哲学，领导人以不允许讨价还价的口吻说，“边干边学”。1958年入学的东语系唐家璇他们那一届是我的第一代学生。一年以后，政治理论教研室解散，所有的教员被分配到哲学、经济、政治3个系，并由这3个系分别负责全校的政治课。谁知教马列主义是个危险的行当，我也步前人之后尘，在80年代成为“自由化分子”，而“自由化分子”不过是“右派分子”的别名。

我到哲学系后，与冯定有了进一步的交往。

1959年10月，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是康生）下达一个任务，说我们中国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要求北京的高级党校（即如今的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上海（以复旦大学为主）、湖北（以武汉大学为主）、吉林（以吉林大学为主）各编一本。编书的指导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同时编写6本，自然含有竞赛的意思。

北大哲学系极为重视，党总支书记王庆淑负责组织工作。编写组聚集了30多人，冯定任主编。在编写组的第一次讨论会上，冯定作主要发言，那时叫做“抛纲”。他既不赞成按照斯大林哲学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也不同意斯大林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只适用于自然界。这个意思表达在他后来撰写的“绪论”中：“辩证唯物的世界观，是既能说明自然现象，又能说明历史现象的；而且是必须既去用于自然现象，又去用于历史现象的”。“我们想把历史现象的说明，贯穿在全部的哲学中，特别是在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中，所以不将哲学分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两部份了。”虽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未有恰当的解释，不再分成两大块是明确的。

冯定很重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这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他主张应当强调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意义，哲学史是围绕哲学的基本问题发展的，作为哲学史发展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由此出发，展开体系；从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回答，阐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然后以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来说明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作为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就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最后，描述哲学发展的线索，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冯定的发言，引起热烈的讨论。北大哲学系的教师中，只有个别人出自“教条主义的马蜂窝”，绝大部份没有受过苏联专家的熏陶，而且一些人对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早已对斯大林哲学体系发生了怀疑，但不敢说。不久前多少人因批评苏联专家的教条主义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记忆犹新，更不用说批评教条主义的祖师爷斯大林了。但既然冯定说了，大家也就没有顾忌了，一致同意打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板块结构，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列出如下9章：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三章 唯物论和辩证法

第四章 辩证唯物自然观

第五章 辩证唯物历史观

第六章 辩证唯物认识论

第七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第八章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

第九章 哲学思想的发展

冯定的设想以及北大哲学系根据他的设想拟定的教科书大纲，是突破斯大林哲学体系的先声。冯定负责撰写第一章，其余8章各成立一个编写小组，3到8人不等。我被分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这一小组。每个小组拟出章以下的节和节以下的段两层标题，提交大组讨论。讨论中，各小组总是极力为自己的提纲辩护，尽量扩充“地盘”。尤其是第五章“辩证唯物历史观”，他们把当时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全部内容都塞入这一章。在苏联和中国，取消了社会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样一来，一方面放弃了对具体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包罗万象的体系。按照冯定的设想，辩证唯物历史观只是说明对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而对全部的社会历史现象的说明应份散在众多的章节中，特别是在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中。这个编写小组的成员思想不通，拒绝批评，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定下如下8节：

第一节 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第二节 社会基本矛盾

第三节 阶级斗争和国家

第四节 革命和战争

第五节 无产阶级专政

第六节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七节 两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

第八节 主观能动作用──群众、阶级、政党、领袖

节以下的标题更显得庞杂，如“树立阶级斗争观念，掌握阶级分析方法”，“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份”，“人民公社是我国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高度统一”，等等。

1958年以后的集体编书都是“人海战术”。北大中文系居然发生了低年级的学生编写高年级的教科书的现象。当时我和其他一些年轻教师都是哲学新手，其实是没有资格编写哲学教科书的，编出来的书质量如何可想而知。但集体编书的好处是效率很高。北大哲学系这部70多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两个多月就编成了。如果有一位强有力的主编，明确意图，统一提纲，修改书稿，集体编书的缺陷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弥补。然而，冯定这位主编是“甩手掌柜”，他只负责写第一章，其他都不管，讨论各章节的提纲他没有参加，教科书的初稿他也没有看过。因此，这部书稿的问题多多。

从全书9章的标题来看具有连贯的理论线索，但全书的文字没有体现出来。每章都是各自为政，力求全面，内容重复。第二章“哲学的基本问题”、第三章“唯物论和辩证法”、第四章“辩证唯物自然观”都大讲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论述物质第一性时又大讲物质、运动、时空、规律。如果哪位教师按本教科书来讲授，一定无法进行下去。特别是第五章辩证唯物历史观，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大家称之为中间凸出的“大肚子”，全书成了畸形结构。各章的体例不一，文风参差，总之，充其量只是论文集，不象一部完整的书稿。

尤其扎眼的是，书中到处都充斥着“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类句子，而且反复使用了“全面的”、“深刻的”、“光辉的”、“创造性的”等等字眼。毛泽东的肤浅与谬误也成了“发展”。例如，说“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否定之否定原理”，就在于用“肯定否定规律”代替了“否定之否定规律”。[6] “否定之否定”揭示了发展的周期是3个阶段，着重强调第三阶段的特徵；而“肯定否定”只是表明两个阶段，恰恰阉割了“否定之否定”。为了“联系实际”，书中还提到了当时发生的大事小事和各种标语口号，如多快好省、力争上游、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大炼钢铁、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两条腿走路、农业八字宪法、树立对立面、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等等。我对这种做法曾提出异议。我说：教科书不是时事手册，不能把当前发生的事情都写进去。现在看来很新鲜，以后年年得修改。而且举例不能代替论证，联系实际仅限于举例也是一种庸俗化。

教科书初稿完成后，全体教员投入“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是庐山会议的反彭德怀运动的继续。我在编书过程中发表的不同意见被指责为“抵制毛泽东思想”，于是我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共为了笼络人心，于1962年1月召开了有7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让大家“出气”。毛泽东在训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作了几句象征性的“检讨”。接着又搞了一个“甄别平反”运动，为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人们甄别平反。我也被甄别平反了。哲学系副主任冯瑞芳宣读的平反决定中说：“郭罗基同志的意见非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1959年编的教科书到了第二年就显得过时了。

（三）　

1960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的指示，6本哲学教科书编写组的代表聚集到高级党校讨论。北大去的人最多，有10人；高级党校除了艾思奇外，只有3人，最少；其他4本书的代表是6到8人不等；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关锋，哲学研究所的吴传启、林聿时、邢贲思、林景耀、陈筠泉，《人民日报》的王若水等，共50多人。我和王若水一见如故，在后来的40多年中，经历相似，成为莫逆之交。

陈伯达和康生到会讲话。陈伯达讲话有浓重的福建口音，“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演讲要由王力来翻译。这次讲话，没有翻译，大部份听不懂，但主要之点，由于他反复强调，一再解释，不仅听懂了，而且印象深刻。他讲的主要之点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箭双雕；既要反对南斯拉夫的铁托修正主义，又要反对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暂不点名。经过他的讲解，人们方才明白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40周年，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社论。当时人们以为只是针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实际上这是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伏笔。陈伯达讲话后，“一箭双雕”成了具有特殊含义的流行术语。从北京的理论界开始遍及全国，在课堂讲授和发表文章中总是明批南斯拉夫，暗指赫鲁晓夫，引证南斯拉夫的文字，针对赫鲁晓夫的观点。这是1963年公开的中苏论战前的舆论准备。康生的讲话除了附和陈伯达外，记得他最后说：“陆定一，陆定一！”其时陆定一早已恢复了中宣部部长的职务，听者费了好一会神才弄清康生的意思不是呼叫其名，而是说“陆（6）本教科书定于一”，编出一本中国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来。

高级党校并没有编出书来，而是以1956年出版的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充数。人民大学和上海、湖北、吉林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书名，分上下两册。北大的书名和体系是独树一帜的，但书稿并没有装订成册发到大家手里。北大的代表自己都认为书稿太粗糙，拿不出手。白天参加讨论，晚上关起门来修改书稿，由北大印刷厂按章印成单篇分发。

中央理论小组委托艾思奇（时任高级党校副校长）主持讨论。讨论没有一定的章法，只是就几本教科书中的不同说法提出问题，而且根本不注重哲学体系的研究，似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板块结构毋庸置疑。北大的书稿常常受到批评，特别是第一章《绪论》，被认为“是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本受到较多批评的是湖北的书稿，其中有关认识论的章节被认为是“机械反映论，不是能动反映论”。它的作者是另一位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主持人艾思奇的思想倾向是比较“左”的。幸而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去世了，否则很可能是“中央文革”的成员。讨论会上，关锋、吴传启、林聿时非常活跃。他们3人是合作的夥伴，常常以“撒仁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为笔名发表文章，多方裁决学案，一时称霸文坛。关锋之成为“中央文革”的成员，决非偶然。关锋在会上发难，吴传启在一旁助威，林聿时在会下串联，对北大书稿的第一章形成围攻之势。

李达没有参加讨论会。冯定是列入讨论会名单的，但他不来。冯定以通俗哲学家自许。大学教科书不能用通俗著作的笔法来写。他的这一作品，俗则俗矣，通则不大通。“绪论”一章确实粗糙，概念不规范，论证不严密，文字不通顺，总之不象哲学教科书。但无论如何与费尔巴哈却沾不上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冯定强调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费尔巴哈退居乡村，拥抱自然，冯定强调研究社会，深入实际；费尔巴哈颂扬人类之爱，冯定强调阶级斗争。现在看来，冯定的思想也未能免左倾之俗，但因在中国社会高歌向左进行曲的年代中因为“左”得不够，所以就被认为是“费尔巴哈”。

当时在高级党校一连几次会议批评“费尔巴哈”，实际上冯定只不过是叙述中将一般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概念上混淆不清。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王庆淑在会上发言，暗示“绪论”这一章是冯定同志写的。她的意图是不致使会上的批评对北大的年轻教师有压力。其实，她不说谁都知道，因为冯定的文风与众不同。在后来北大的党内斗争中，王庆淑被指责为“推卸责任，打击老干部冯定”，这又引出另一个曲折的故事。当时国内还没有流行“修正主义”的帽子，给冯定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是4年以后的事。

其他几本教科书的体系，都是以斯大林的板块结构为基础，参照毛泽东在延安讲课的《辩证唯物论提纲》，将《矛盾论》嵌入辩证法，将《实践论》嵌入认识论，将“两类矛盾”嵌入历史唯物论，将“否定之否定规律”改作“肯定否定规律”，原来的斯大林哲学体系修正为斯大林－毛泽东哲学体系。由于北大的书稿受到批评，在体系方面的创新似乎就不值一提了，冲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初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这种探索被扼杀，直到80年代才又复活。由冯定所倡议的、北大哲学系教师努力实践的哲学教科书的体系改革，超前了20多年，当然是注定不能成功。

高级党校的哲学教科书讨论了3个多月。虽然时间拖得很长，大家倒也并不希望它快快结束。因为“困难时期”已经开始，北大的食堂没有肉吃了，而高级党校的伙食油水还很足。与会者这才知道，中央机关和老百姓吃的是不一样的。

讨论会结束之后，并没有“陆定一”。外地来的都回去了，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参加高级党校讨论会的成员又移师北京市委党校，继续讨论。中共北京市委意欲组织北京市的力量编写一部哲学教科书，1960年秋天留下少数教师编写（我没有参加）。1961年8月，编成一部《辩证唯物主义》（上、下两册），大体上还是斯大林－毛泽东哲学体系，但比1959年编的5本书具有更明显的“左”的色彩，强调“哲学从来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激烈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批判国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武器”，充斥政治语言，没有哲学味道。这部书仅是内部发行的“讨论稿”，并没有正式出版，而且其《历史唯物主义》部份也未继续编写，因为编写组的大部份成员又投入全国通用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去了。1963年，出版了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斯大林－毛泽东哲学体系。这就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最后成果。

1958年，苏联出了新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完全抛弃了斯大林体系。中国却接过斯大林的传统，将苏联的变革称作“修正主义”。中苏论战中，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对立，实质上是苏联自身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对立的再现。苏联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时间差，转换为60年代中苏两国的空间差。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怒吼，不过是在苏联已经结束的斯大林时代在中国的回声。

（四）　

1963年，教育部计划编写一套中学政治课教材，从初中到高中共6本。高中的3本是：高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常识》，高二的《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三的《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教育部聘请冯定为《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的主编。冯定要求北大哲学系为他配备两名助手，哲学系指派我和孙伯?参与《辩证唯物主义常识》的编写，另外还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李冠英和一位中专教师齐鲁（负责试讲），我们5人组成了编写组。这6本教材编写组的成员（半数是从外地调来的）都集中在教育部招待所。冯定还是住在自己的家里。他又象上次哲学系编写教科书那样，写了“绪论”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主编会议，他不来参加。教育部也发现，他的文风是不适宜写中学教材的。于是教育部又任命我为组长（其他的编写组主编与组长是同一人），要求将“绪论”重写。

冯定的优点是不抓权柄，没有架子，缺点是不抓工作，肩膀不硬。他是一个悠闲自在的人。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有充裕的时间和超脱的心情来作自由的思考。编写中学教材不需要构造严密的体系，也不涉及艰深的理论。但这一时期在闲谈和讨论中冯定发表的一些见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冯定说：“物质是能动的，意识的能动性来自物质。”中国人讲哲学只说意识是能动的，讲到1958年就成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冯定的说法正是纠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在中国的走样。

“大跃进”留下了多少疑问、多少困惑、多少遗憾！彭德怀为了反对得不偿失的“大跃进”，在庐山会议的正面战场上的较量失败了，但理论家们还是在哲学战线上迂回前进，其中最顽强的战士是杨献珍。他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将思维和存在等同，他通过批判哲学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来反思“大跃进”。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并非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歪用哲学命题是为了贯彻政治意图。人们从哲学上批评杨献珍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错误，结果杨在政治上的反思也变得站不住脚了。

杨献珍犯了与毛泽东同样的错误，以实用主义的手法强扭哲学为政治服务。冯定提出的哲学命题却足以有力地纠正“大跃进”的主观唯心主义思维方法。物质是自己运动的。如果物质没有能动性，何以能自己运动？物质的自己运动产生了意识，有了意识仍然离不开物质。物质的能动性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体现，就是人的物质活动即实践的能动性。论说物质（不是物体）的能动性，并不否认意识的能动性，而是强调发挥意识的能动性必须具有物质根据。“大跃进”的逻辑是人的“胆”决定地的“产”。这就是不要任何物质根据的“胆”大妄为。“大跃进”的失败是对主观唯心主义的严厉惩罚。

批评杨献珍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还算是学术讨论，但后来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就变成政治讨伐了。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的主张是将共产主义运动“一分为二”，大部份的共产党也要“一分为二”，分出“革命共产党”或“共产党（马列）”。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被说成是为修正主义服务的“阶级调和论”。批判杨献珍的同时，哲学家们也面临着站队。《红旗》杂志找到冯定，约他写文章批判“合二而一”，而且出示一份名单，一边是没有资格写文章的，另一边是有资格写文章的，冯定属于后者。但冯定不识抬举，婉言推辞，拒不批判。事后他对我们说：“有什么好批判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不是一回事吗？老是讲分，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这样分下去还了得？”

冯定在苏联学习时曾受王明路线的打击，故后来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但这时对于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他是有看法的。60年代的中国乒乓球队打遍天下无敌手，每次打赢了都归之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冯定说，“打输了怎么办？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他说这是陆定一讲的，但显然他本人也是赞同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陆定一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果然有这一条。

冯定的夫人袁方说，冯定之所以被打成“修正主义者”是康生搞的鬼，因为他们在莫斯科的时候就有宿怨。很可能，这一时期冯定的言论经康生“上达天听”，触犯了逆鳞。虽然作为批判“修正主义”靶子的是冯定公开发表的著作，但决定他命运的也许是这些没有公开发表的言论。

那时教育部招待所在石驸马大街，离我们不远的民族文化宫也住着一帮人，那是写作“九评”的材料组，关锋为头，其中有两位是我们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张恩慈和高宝钧，关锋的助手阎长贵又是李冠英的同学，所以我们两组成员常在晚饭后串门。我们以赞赏的口气谈到冯定的一些言论，阎长贵又传到关锋的耳朵里。不料关锋大不以为然，他说：“物质怎么是能动的？让冯定同志写出文章来发表”。我一听，觉得苗头不对，大有“引蛇出洞”之意，没有转告冯定。

我又想起1960年高级党校教科书讨论会上关锋带头围攻冯定的情景，为冯定担心。我找了两条马克思语录，对阎长贵说，冯定的讲法是有经典的根据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7] 马克思的生花妙笔形容物质能向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还不是能动的？马克思还说，在霍布斯那里物质失去了“感性光辉”，唯物主义就变得敌视人了。如果你说《神圣家族》是早期著作，不算，好吧，还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说它是“包含着天才世界观的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第一条就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了解能动的方面，“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8] 什么叫“抽象地发展了”？那就是离开了物质、离开了人的物质活动即实践，强调意识的能动性。在那个没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年代，引证语录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我要阎长贵去告诉关锋。关锋的作风与他的山东老乡康生很相象，阴阳怪气，莫测高深。这时关锋的顶头上司正是康生。关锋向康生汇报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有一个间接证据可以说明问题。到了1979年，北京举行“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反思学术讨论变成政治批判的教训时曾以“合二而一”问题为例。有人在会上揭发，中宣部的“黑材料”中说，北大哲学系青年教师郭罗基、孙伯?赞成“合二而一”，背后是冯定。这显然是指编写中学教材那个时期的事，而且肯定是通过民族文化宫那条线上去的。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和周培源、于光远谈论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哲学意义。他忽然对周培源说：“你们那里的冯定，我看就是修正主义者，他写的书里讲的是赫鲁晓夫那一套。”周培源大吃一惊。不久，《红旗》杂志发表读者来信，揭露《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引发对冯定的公开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观点，即“和平共处”、“反对个人崇拜”等等，1956年“赫鲁晓夫那一套”首倡时，中共中央是赞同的；后来转了180度，变为反对，于是留在别人著作中的时代烙印就成了“修正主义”。

北大的党内斗争围绕“冯定问题”产生了很多纠纷。哲学系反党委的一派站在维护冯定的立场上，批评总支书记王庆淑“打击老干部冯定”。周培源向党委书记陆平通报了毛泽东的谈话，陆平为可以将哲学系反党委的一派置于“为修正主义者辩护”的境地而欣喜，他一方面封锁消息，一方面由党委宣传部秘密组织人马写批判文章。哪知哲学系也从其他渠道得知即将公开批判冯定的信息，顾不得原来为冯定辩护的立场，立即决定批判冯定的代表作《平凡的真理》，指定了6个人（孙蓬一、张世英、陈启伟、夏剑豸、柯木火和我），组成批判组，以孙蓬一为头。由于我和冯定的关系比较密切，还特别关照我：“这是对你的考验”，限时限刻，必须交出批判文章。此前，6个人对《平凡的真理》或是未看过或是没有看完。由于看过书再讨论已来不及了，就先确定批判什么，再分头看书写作。当时的分工是，批唯心论、实用主义真理论（张世英），批矛盾调和论（陈启伟），批唯心史观（郭罗基），孙蓬一写前言后语，“戴帽定性”。全文由孙蓬一统稿，署名“陆锋”，题目是“评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抢在北大党委的前面交给《红旗》杂志发表。《红旗》杂志的主编陈伯达将题目改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

《新建设》（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又约我写一篇“评冯定同志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的文章。我的文章没有政治帽子，发表时被编者修改，加上一句：“暴露了他以资产阶级思想篡改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反动企图”，对此我非常恼火，认为这是强加于人。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我即使声明更正，人家也不会理睬。我历来认为，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只能区分正确与错误，不能判定革命与反动。我到冯定家，出示文章，指着那句话说：“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对‘反动企图’四个字尤其反感。”他说：“别人都这样写，你不写就不行嘛。”我心里真不好受，一再表示歉意。他反而开导我：“多写这一句并不能增加我的罪名，你不写或反对写，倒成了你的罪名。”

6本中学教材于1964年7月完成。8月，中宣部召开全国政治理论工作会议。当时的风向是反对修正主义，这次会议却是顶风反对教条主义。陆定一和周扬在会上的讲话对毛泽东有所不敬。这两个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并非无因，祸根早在这时就种下了。由于会上批评教育部在政治理论课中搞教条主义，6本中学教材就束之高阁了。批判冯定时，他的没有出版的《人生漫谈》也未能幸免，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不在横扫之列，因为其中实际上已没有冯定写作的文字。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从1964年就开始了。先是批判杨献珍、孙冶方、冯定，后又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其他的批判我都回避了，孙冶方是我的老乡，翦伯赞是我的老师，我还可以沉默，唯有批判冯定逃不了。被强迫参与，内心是很痛苦的。但我对冯定的言行没有揭发一个字，参与揭发的倒是他的研究生。

（五）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经历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抛弃了斯大林－毛泽东哲学体系。

以前通用的哲学教科书──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再教，也没人愿学了。80年代又一次掀起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热潮。这一次是学术界自发的行动，没有官方的授意。那时我已被邓小平从北京发配到南京，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孙伯?已先于我调到南大哲学系。我们两人介绍了1959年冯定关于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思考，接续中断了20多年的事业。南大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的讨论绵延几个月，还为研究生和助教进修班开设了专题课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讨成为激活教学、促进研究的重要手段。

当年我们曾认为冯定的设想已非常严密，而这时经过讨论，却发现漏洞很多。冯定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但在他的体系中，并没有世界观，只有自然观和历史观。方法论只有名称，在体系中没有相应的部分。在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之后阐述作为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唯物辩证法，这是以认识规律代替思维规律，而且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不是同一层次的。总之，冯定的体系所包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部份是不完全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层次的结构是不完善的。

人们常常引述恩格斯的话，“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9]，并且将这句话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冯定设想的体系也是以此为据的。但这样的理解其实并不正确。人们只是引证了词句而没有深究思想的轨迹。恩格斯的那段话带有唯物辩证法所脱胎出来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印迹。他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否定之否定”引出来的结论。黑格尔按照“否定之否定”构造的体系是从思维到自然再到社会。恩格斯加以唯物主义的颠倒，就成为从自然、社会到思维。后来恩格斯改变了提法。在《自然辩证法》中，他首先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这两个方面抽象出来的规律又和思维形成最一般的规律。他在《费尔巴哈论》中达到一个全新的提法：“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10]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被表述为“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

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首先应当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弄清对象是起点，表述体系是结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对象系统地叙述出来，就是合理的理论结构。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又离不开全部哲学的对象。所有的哲学都有共同的研究对象，离开了这种共同的对象就不成其为哲学。哲学都是从总体上研究世界，研究世界的一般。至于世界的一般是什么？回答就不同了。唯物主义哲学力图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说明世界的一般，唯心主义哲学则是从主观的意志或先验的理念出发来说明世界的一般。历史上，无论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都是将世界的一般归结为某种本体，认为不同的事物内部有共同的本体，多变的现象背后有不变的本体，本体既是始初的又是终极的。本体是“宇宙之砖”，一旦抓住本体，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识破万物的奥秘、穷尽世界的底蕴。区别只在于，唯物主义认为本体是物质实体，唯心主义认为本体是精神实体。它们都是企图发现世界的绝对存在物的本体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抛弃了对世界的本体的幻想和追求，而是从现象揭示内在的规律，从众多的规律中研究世界的一般规律，这就是辩证规律。世界的一般规律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对它的探求所得到的看法是逐渐加深的。于是，关于存在的哲学从本体论转变为世界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著有《社会存在本体论》，虽然意在分析人的异化，毕竟本体论方法已是过时的哲学。

辩证规律的系统是逐级抽象区分为层次的。人的世界是从自然到社会。社会产生于自然，又不同于自然。自然界的特殊规律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则是哲学的对象。社会界的特殊规律是社会科学的对象，社会界的一般规律也是哲学的对象。从自然的一般规律和社会的一般规律中再度抽象，就是外部世界的一般规律。

人的头脑可以反映外部世界的一般规律；外部世界的一般规律出现在人的头脑中，又转化为思维的一般规律。头脑自身不能产生任何规律，头脑中的辩证规律都是来自外部世界。仅仅反映自然的一般规律或社会的一般规律还不成其为思维的一般规律，必须是在自然和社会抽象为客观世界的层次上，外部的一般规律才能转化为头脑内部的思维的一般规律。人只有以与外部世界一致的辩证规律来思维，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和变革世界。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外部世界的辩证规律和思维的辩证规律是两个系列的规律，但又是一致的，即本质上同一而表现形态和作用方式不同。

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何以能出现在人的头脑中？必须经过认识。认识是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之间的领域，是从客观到主观、从主观到客观互相过渡的桥梁。认识过程的一般规律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辩证规律。认识的一般规律必须符合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通过认识过程，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才能转化为思维的一般规律，而思维的一般规律也才能反作用于客观世界。因此，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和思维的辩证规律的一致，内在地蕴涵着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辩证规律，即认识的辩证规律。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进一步抽象即最高抽象是一切运动的一般规律。

总起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外部世界的辩证规律、认识的辩证规律、思维的辩证规律以及三者一致的辩证规律；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是物质运动、认识运动、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系统地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就得到一个体系的层次结构：

第一层次

自然的辩证规律（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

社会的辩证规律（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

第二层次

从自然的辩证规律和社会的辩证规律中抽象出来的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客观辩证法）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

认识的辩证规律（主客观辩证法）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思维的辩证规律（主观辩证法）的理论形态是辩证逻辑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第三层次

物质运动、认识运动、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一般辩证法）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体现了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

总起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层次结构是表述从特殊辩证法到一般辩证法的逐级上升。

以上所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体系，编写教科书则只能从现有的研究水平出发。例如，作为从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中抽象出来的客观辩证法，与一般辩证法如何分别说明，现有的研究还没有提供实际的可能。叙述的次序和研究的次序也可以有所不同，作为研究结果的一般辩证法，在教科书体系中不妨作为入门的向导。我们设想的教科书体系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一般辩证法）（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历史辩证法，最后说明从自然到社会统一的客观辩证法）（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主客观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学（主观辩证法）（方法论）

这样的教科书体系可以简称为“一总四分”，在当时的学术界不失为一种有影响的见解。南大哲学系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成5个分册，分别确定主编，组织力量编写。由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完成了，但书稿搁在南大出版社不得出版，原因是邓小平说过“不许郭罗基发表文章”。1989年“六四”以后，北京公布了一个不许出书的名单，先是方励之等11人，后又扩大到18人，其中没有郭罗基。于是南大出版社社长自作主张，乘机推出，我的这本书总算出版了。其他几本连初稿都未完成。虽然认识论的编写充分考虑到讨论体系时强调的理论线索，并为体系提供了一个图式[11]，但毕竟其他部分仍属虚置，因此这样的教科书体系的优劣也就无从评价。

南大哲学系继承冯定的思考编写教科书，又流产了。80年代其他大学还是出版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六）　

恩格斯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外部世界的一般规律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两者之统一。列宁进一步提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统一[12]。这些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原则。

恩格斯在他的时代里所说的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内在地包含着认识运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说明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不同，就是这样讲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3] 外部世界的物质辩证法成为人的头脑中的观念辩证法，必须经过“移入”和“改造”。这种“移入”和“改造”的过程就是认识过程。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告别费尔巴哈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关键在于发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是从认识论领域突破的。但马克思、恩格斯所特别注意的不是认识论，而是历史观，他们的任务是创立一种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们并没有在认识论上多停留，而是借助于认识论的变革去探讨历史观。他们在哲学上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20世纪初，认识论成为时代的热点。作为当时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的物理学发生了一场“革命”，人们的认识突破了原子的界限，从宏观领域深入到微观领域。微观的认识现象与宏观的认识现象具有不同的特点。宏观是主体对客体可以直接观测、又能够实行变革的领域，而微观是主体对客体能够实行变革、但不可以直接观测的领域。人们的认识从来是始于感觉经验，进入微观领域却是一个不能直接感觉的世界。某些物理学家企图以认识微观世界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翻以往认识宏观世界时被反复验证了的唯物主义原理。这就是所谓“物理学唯心主义”。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但他只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以认识宏观世界的唯物主义原理去解释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他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他的批判是简单粗暴的。列宁的这本书以及后人对这本书的颂扬，阻碍了认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列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努力挖掘认识论的意义，倒是有价值的。他将恩格斯的“两统一”发展为“三统一”。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充份体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资本论》既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运动的辩证法，又是认识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认识论，还是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方法论（逻辑学）。恩格斯的“两统一”是世界观、方法论的统一。列宁的“三统一”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虽然世界观、方法论的统一蕴涵着认识论，毕竟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提出。列宁把实际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转变为一个自觉的命题，可以说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以来，认识论是全部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问题，但不是唯一问题。

毛泽东则走向了极端。他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14] 此说有没有论证？没有。他的话是“最高指示”，于是一帮哲学家跟着鼓吹，“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说法在中国相当流行。认识论是哲学，但不能说“哲学就是认识论”。毛泽东的说法既不符合一般哲学，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一开始就是研究世界的本体论。到了16世纪培根的时代，才从本体论中分化出相对独立的认识论。黑格尔创立了哲学的逻辑学。马克思以前，哲学上关于存在的学说、关于认识的学说、关于思维的学说，是自成体系、互相割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的统一。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是从浑然一体走向分化，又在分化的基础上走向统一。从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中也不能得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结论。他说，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是从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是从主观精神到客观物质，认识过程就是在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变换过程。[15] 其实，研究认识过程，同时必须分别研究客观物质和主观精神，否则不可能研究两者之间的变换。研究客观物质得到世界观，研究主观精神得到逻辑学，逻辑学所发挥的作用就是方法论。所以，认识论不能脱离世界观和方法论。

8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自然而然地抛弃了斯大林－毛泽东体系，替代的体系是多种多样的。于是研究进一步深入了。

哲学教科书的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体系是什么关系？毛泽东曾提出“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但这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口号。究竟是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体系，还是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体系是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内在联系发生变革，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了。斯大林哲学体系和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正是因为它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体系。有人指出：“哲学教科书的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科学体系的表述。哲学教科书可以有不同的写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却不是可以任意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具有客观意义的科学体系而存在的。不同的教学体系表述的是同一科学体系，表述有正误优劣之分，但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有不同的体系。”[16]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体系是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它是生长中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体系？有；是否已经最终完成？没有。”[17]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是发展的，作为原理的内在联系的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辩证法到一般辩证法，不断完善自己的体系。

本来是应编写教科书之所需研究体系，由研究教科书的体系而引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体系。不但教科书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不同的讲法。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西欧，20世纪以来远离它的故乡，从西方到东方、从发达国家到落后国家广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民族的历史条件相结合，一方面为本民族所消化、吸收，另一方面本民族的传统思想也融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前进的同时，也发生了偏离和失真。从哲学方面来说，既要承认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多样性，又要清理各种各样的混乱。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体系，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以体系为坐标进行自校正，以保持理论的一致性和一贯性。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段荒唐岁月。那时流行背诵语录，追求“立竿见影”，任何理论体系都被抛之九霄云外。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对哲学体系虽然不能公开研究与自由交流，但也无法禁止人们的独立思考。一旦打开思想的闸门，各种见解奔流而出，8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曾经辉煌一时，中国哲学界花费20多年光阴对马克思主义的切磋并没有白费工夫。

（*冯定生于1902年，卒于1983年。2002年，我动笔撰写纪念冯定百年诞辰的文章，因某些必要的材料留存南京，乃中途辍笔。2003年，我托人将材料带到美国，遂完成此作，文章题目就变成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了。）

（2003年9月于哈佛大学）

【注释】

[1] 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非凡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主编说明：“本文集是‘冯定的哲学与伦理思想’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
[2] 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4－454页。以下引文均出于此。
[3] 也有为斯大林辩解的，认为“推广”之说“来自列宁的著作”，引出列宁的如下一段话：“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见《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文集》，第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他们太粗心了。列宁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推广，斯大林说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难道看不出两者的不同吗？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页。
[5] 同上，第4卷，第221页。
[6] 毛泽东在1958年撰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他将否定之否定规律改为“肯定否定规律”。什么理由？没有任何说明。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9] 同上，第3卷，第181页。
[10] 同上，第4卷，第484页。
[11] 见郭罗基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第40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12]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以及第89-9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90页。
[15] 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0-321页。
[16] 蓟门树，“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和体系论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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