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涛 恶梦醒来不是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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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与胡锡涛二个人的经历是相通的。64年我们罗斯鼎小组被调到华东局内刊时，便已相识。他在文艺组，我在历史组。文革运动开始以后，他来大批判写作组工作，二人又在一起共处。68年9月成立红旗组稿小组。我又调他离开内刊来写大批判文章。他调《红旗》编辑部工作时，我与他仍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从他那儿我打听红旗的动向。姚文元在红旗的指示，他很快传递给我了，便于我掌握宣传的动态。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便是借此与北京的《红旗》相呼应。二者的区别，我们可以比那时北京的《红旗》搞得更加轻松活泼和更加自由一些，更贴近青年读者的胃口。四人帮被抓以后，我们中断了联系。九十年代我出狱以后，他来上海，我们又有过相聚。现在他在北京，我在上海。相隔二地，大家都老朽了，就很难有相聚的机会，只能偶尔通通电话。这次的稿子他寄给我以后，我加了不少按语，实际上是二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在一起沟通思想和观念。大家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相互之间知心知底，因此可以说是无话不说的了。由于篇幅较长，故分上、中、下三篇刊载。以下是作者的文。     朱永嘉



四十年前，看过一部美国影片《恶梦醒来是早晨》，此片是讲种族歧视，因为文革过后，第一次上映美国影片，票房很热闹。我只是借此片名，发一点感慨而已。中国没有种族歧视，但有政治上的歧视现象，且很普遍，很严重，而且古已有之，历史悠久。

生活在现代中国，不求发财，只求政治平安无事。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民怕官，没有官怕民。（按：官怕民的情况也是有的，那是在农民革命的时候，水浒里面也有官怕民的故事。）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头的三年，却相反，民不怕官，官怕民比比皆是，因为毛泽东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就是要求“自下而上揭露我们的阴暗面”，弄得当官的人人自危，害怕过不了“运动关”。“文革”所以积怨如此之深的根子，便在这儿。现在的四、五十岁以下中青年人，都已拎不清文革来龙去脉，只盼望有一份好工作，让钱包鼓起来。现在的生活的确日益好起来，但社会风气则日渐坏下去。这种现象，正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文革的纲领只有四个字“斗私批修”。民间戏称：“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实际的情况是，人民普遍盼望结束贫穷，过上小康生活，谁都不在意修正不修正。红卫兵造反派夺权之后就打内战，打得天昏地暗。毛泽东只好派出军队，实行军管。但军队人数有限，三支两军工作，面太广，量太多管不过来。于是，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由省、市革委会派出工宣队进驻文化教育系统。紧接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面对这场“再教育”运动，有人说这是三不愿意：学生不愿意、家长不愿意，农村干部和农民都不愿意，农村粮食不够吃，住房本来就简陋不够住，城里的学生下放农村，等于增加农村的负担。（朱按：其实并非都是如此，这个说法有片面性，以偏概全，问题出在知青上山下乡以后的后续工作没有做好。凡事总还是应该一分为二，既有方针上的事，也有工作上的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一个时期，与工农群众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接一点地气，在那时可是大方向。早在延安时，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毛泽东便要他到农村去，向那时的劳模吴满有学习。早在五十年代，便有知青去农村和支援边疆的工作。邢燕子便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知识青年在6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出了一个上海去的知青朱克家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后来这二个人都成为中共十大的代表。记得是周总理讲的，他们二个人，一南一北，一男一女，他们确实是知青中的先进代表。知青上山下乡也出了一批人才。现在的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经历过这个历史阶段。孟子讲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也。我并不是否认在知青上山下乡这个运动中，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所以毛泽东才给李庆霖写信，并寄钱给他。从而推动各级领导重视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后知青返城，为了解决知青就业，允许知青搞个体经济，为市场经济起步创造了条件。其实当年所以要知青上山下乡，实际上碍于城市人口的限制，在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国民经济计划限制城市人口五千万，所以有那么多工人下乡。68年到69年在这条线限制下，才发动知青上山下乡，解决眼前城市就业上的困难。现在大学生当村官，还不就是那条道嘛。所以什么事就是不能形而上学地一竿子打到底。人的认识总要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进步。知识青年回城也是大势所趋，但不要完全否定前面的工作。那时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带头发表伤痕文学的作品。后来这类作品如火如荼地流传。仔细读读，实在格调不高，哭哭啼啼的，缺少一种昂扬的志气。后来不知什么人带的头，把自己的儿孙往海外送，使之成为一种风气，蔓延开来。所以现在城市中有钱有势的人都把自己的孩子往海外送，到外国去接受洋教育；没多少钱的，变卖了房子，让孩子出国去接受洋教育。去一些人出国留洋并不坏，成群结队，那就是问题了。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过来的。有一些人出去以后，成了挥霍花钱的种子，在海外的影响也不好，在外面也没有学到什么。弄了一个洋学位做招牌而已。思想都变了。将来怎么能让这一批权贵阶层的败家子接班呢？难道真要西方霸权主义来为我们培养接班人吗？杜勒斯地下有知，他会兴奋得发狂呢！其实现在的青年人，他们最缺的还是劳动这一课。如何培养他们劳动的观念和习惯，他们缺少的是与工农结合的一课，如何接地气，能平等待人，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做起。做一个有志气、有道德、有高尚情操的中华儿女，绝不是那种珠光宝气地去挤进洋贵族和富商的圈子中去斗艳争宠，那骨头不太贱了呀？如果有什么红三代以此为荣的话，那么他们只能是中国垮掉的一代，不可能成为其他什么，他们只能是社会渣渣而已。如若不信，咱们拭目以待。我如此大喝一声，还是为他们好，希望回头是岸，别再往死路上走。现在许多问题在价值取向上都被颠倒了，我们过去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这可是我们祖宗马克思的主张。现在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高考这个独木桥可害苦了农家子弟。大家都想做人上人，那什么人参加劳动来养活我们那么庞大的人口啊！教育的目标是树人，培养能顶天立地的有中华民族骨气的人，培养热爱劳动，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不是那种奴颜婢膝跪倒在洋人脚下的奴才。教育观念上的失败，那可是最坑人的啊！我们将要为此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想到这，真让人痛哭流涕而长叹息！）

经历十年文革，可谓经风浪，见世面，长见识。我不当演员，只当观众，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仅仅是观潮派，内心则倾向保守派。复旦中文系的一些党员教师却把我当作“白专典型”抛出来，开辟了大字报专栏，称我为“周扬的得意门生”，见鬼，我与周扬素不相识，何来“门生”？（朱按：其实我也有与你同样的经历，被当做“白专道路”的典型。我还有对资产阶级教授执行投降主义的帽子。不仅大字报贴满全校，还开了好几次斗争会呢？其实，这阵风吹过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能太当回事。）在我65岁时，复旦的名教授章培恒让人传话过来，称我有一篇文章在《新建设》1965年第5期发表，毛泽东见了后，说了一句好话，称此文“难能可贵”，引起市委上层的重视。于是，柯庆施让石西民把我调到华东局内刊当编辑，和姚文元在一个办公室，他是文艺组长，我是唯一的组员。（朱按：由于你不是党员，怎么一下子进了华东局的机关。他们是党员，怎么轮到你这个非党员的教师呢？这是他们出于嫉妒心理才贴大字报，说你白专道路的典型。）石西民后来被陆定一调去文化部当第二副部长，张春桥来接掌写作班，（朱按：张不兼华东局的工作，所以写作班与华东局内刊分家了。胡的编辑在华东局内刊，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都属市委写作班。而胡锡涛在文革开始时仍留在华东局内刊。）张根本不来内刊上班，常常陪着江青看青年演员的样板戏节目。有一天，他突然来内刊视察大字报，在我的大字报专栏前看了好久，让我好紧张。

（朱按：67年夏，写作班成立专题写作组与大批判写作组。朱负责大批判写作组的工作。成员以非党为主。那时华东局内刊没有事干。大批判写作组也在高安路十二号，与内刊同一办公楼。胡锡涛被朱拉到大批判写作组来写文章，所以他成了写作班的成员。六九年他被找来参加写批判斯坦尼拉夫戏剧理论的文章。这个时期他都是遵命写文艺批判的文章。七〇年写作班重建，胡也就调到写作组来了。）1971年冬，我的命运发生了不妙的转折。12月，我与徐缉熙奉命撰写评京剧《龙江颂》的文章，完稿后，徐景贤说要赴北京由于会泳审阅、定稿后，送《红旗》。不料，于会泳住医院养病，不肯见我们俩。无奈之下，在《红旗》截稿那天上午，我们硬闯医院，逼于会泳表态，他说稿子不行，要重写，按“三突出”原则来写。我们回旅社，即《龙江颂》剧组的驻地，吃了午饭睡一觉，决定改写，或重写，但绝对不按“三突出”原则来写。因为在京剧三国戏、清宫戏的传统剧目中都是“三突出”，我们不想重复这个老套子，就按毛泽东《矛盾论》的论述来梳理戏剧矛盾，拼到半夜12点半，总算交稿。过了两天，《红旗》杂志来了一位高个子编辑荀春荣（后来成为我的搭档），称“我们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要找老胡说说。务必去工宣队办公室。”

我随即去了办公室。这两位很客气，倒茶、点烟之后，便开门见山：“我们想请您留下来搞编辑工作，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明白，他们是奉姚文元的命令行事。我毫不犹豫回答：“我不想来，原因是怕北京这个最大的是非之地，出现波折是难免的。特别是宣传口，已经换了四、五批人，肯定还会换人马。我是小拔拉子，行政22级，但我不想有后台，后台一倒，我也跟着倒，上哪儿找工作？两眼一抹黑，谁会认识我？而在上海写作班写文章是很累，但上下关系很和谐，就像一个球队，相互配合很默契，万一散伙，我找工作不难。再有一点，虽说不出口，也非说不可，22级在上海是每月60元，在北京则是56元，两口子都来北京，要降8元，现在没有稿费，完全靠这点工资，我上有老，下有小，怕很难支撑下去。” 他们没有想到我如此回答，就直言：“请你来《红旗》，不是我们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思。”我说：“当然不是你们二位的意思，而是文元同志的意思，请你们如实转告就行了。”

我以为只要如实说真话，姚文元也觉无趣，必然打消这个主意。然而，我估计错了。12月2日，红旗领导班子按惯例去姚的住处开编前会，把我也捎去。地点在钓鱼台18号楼他和张春桥的住处。在西大门入口，门卫检查很严，每人要填表，可谓“侯门深似海”。由军宣队孟兵山领路，一共13个人鱼贯而入，只见姚文元已坐在客厅中央，气鼓鼓，瞪着一双金鱼眼看着我：“听说你想不通，不想来？”老相识了，不用转弯抹角，由于人多，不能用重复老话，只能直言：“真的不想来。”姚随手甩出一个牛皮袋子，“你的档案已经调来半年了，你还胡说什么？”我一时气急败坏，这胖老朱一点风也不透，害得我在北京出洋相，面对十多个陌生面孔，只好说：“我入党一年多，只能服从组织分配，思想上保留个人意见。”姚把档案袋拾给孟兵山：“立即去中组部办手续，开会！”回到招待所，我立即与朱永嘉通电话，“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通通气，害得我在北京出大洋相！”朱哈哈大笑，“这是组织上反复讨论过的，春桥也参与了，也同意调你来京。本来想让你和肖木一起来，但肖木已被王洪文调去，我们只好从内刊调郑宗汉。全部过程大约有一年左右，等你回到上海，再跟你讲全部过程。”谁知隔墙有耳，我嗓门过大，让隔一层门的剧组领导陆某听得一清二楚，立即向于会泳报告。次日，上午十时，于会泳在北京市市委会议大厅（当时尚未成立文化部，还是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兼任，临时开会也是借市委礼堂），只见他脸色铁青，阴冷问一句：“这《红旗》杂志办得好好的，难道还缺你一个人？”“当然不缺我，我也不想去，但人事安排由是文元与春桥商定的，我是昨晚与朱永嘉通了电话才知道真相。”“既然这样，你推荐个人吧。”我毫不犹豫脱口而出：“余秋雨！”在旁不发言的徐缉熙也开口：“余秋雨是个人才，年龄只有二十出头。”于会泳叫秘书把名字记下，立马又对我下命令：“你不能马上走，上海音乐学院有三个人后天就来，你必须见了面之后回上海。”我想，我不归你管，夜长梦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谁知，到了上海之后，文艺组长陈冀德奉命把我和徐缉熙接到康平路，徐景贤训了我整整五个小时，称我在北京得罪了于会泳，不守纪律，私自跑回上海，让我痛哭流涕作检讨。次日清晨，朱永嘉与王知常进来，我从迷糊中醒来，觉得很受委屈，还是王知常明白，点破其中奥秘：“老徐怕老于，因为老于背后是江青。”啊，这点道理我怎么就糊涂了呢？朱永嘉笑着说：“这一下，该懂了吧！”春节过后，写作组在康平路141号开了一次给我送行的欢送会议，大家都鼓励我，但我却在会上失声痛哭，几次泣不成声。我这个人好动感情，心里实在不愿离开那儿。写作组那儿没有当官的，也没官好升，就是写文章，各尽其能，所以也没有任何勾心斗角的事，党员与非党员也没有界限，小青年多，有生气，也不搞人斗人运动，没有稿费，没有利益上的纷争，心情反而舒畅，讲起话来也可以没遮没栏，没有过去华东局那样等级森严的机关作风。去北京，就不一样，那儿官气更重，上下之间等级森严啊!说话也难。

我正式在红旗杂志上班，是在1972年3月20日。那时，全部编辑只有10位，加上我和郑宗汉，是12个。编辑部无高低之分，有三个临时召集人，第一召集人许健生，行政15级，原从安徽宣传部1961年调来，分管政治类稿件；第二召集人林兆木，行政21级，从北京市委写作组调来，分管经济类稿件；第三召集人余征，行政18级，系原红旗的第八组（即反修刊物《内部未定稿》，和华东局《未定文稿》性质相同），分管哲史文教类稿件，我被安排在余征一个组。一年后，算作“召集人会议”（即去钓鱼台开会）的列席者，但是，姚文元不准我记录，只准林兆木、许健生记录，一直到他下台为止，我和普通编辑没有什么差别。

我最后执笔的是为《人民日报》写的文章，题目是《按既定方针办》。这几个字的根据是苏振华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后来这文章成了姚文元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这件事只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这样无中生有呢？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10月16日，我们大队人马从石家庄郊区的红旗五七干校劳动归来，中央军事学院（即国防大学）派出一支由10位军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红旗，组长是军级干部狄文蔚。在工作组进驻的当天晚上，便立即把军宣队孟兵山和三个召集人加上我，统统叫到会议室开会，宣布：我们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来红旗协助你们工作的，希望诸位能理解，配合我们。”于是，一个个都用外交辞令表示欢迎，最后轮到我发言，不能用这种不冷不热、不着边际的外交辞令，只好直言不讳：“他们几位都与姚文元素不相识，都只是工作关系，而我不同，我和姚文元在十多年前就认识，他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就在我俩的办公室完成的。凡是我见到的，知道的，我都会如实交代。”军人喜欢直言不讳，不喜欢外交辞令。虽然我也办了“学习班”，比许健生晚半年，均为“半托”，白天必须去规定的房间写交待，晚上十点之后方可回家。狄文蔚搞了半年多就撤退了，在撤退前，他让他的秘书告诉我：“你是一直被监视的。”我颇为惊讶，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

后来调来一位秘书长，兼任党委书记，他是林育英的儿子，林彪的侄子，叫林肖峡。上任后不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称我为：“锡涛同志”，“我不是来整人的。每次政治运动来了，都说打击面要控制在百分之五以内，但是累积起来，从反胡风、反右派运动到现在大约有七、八次，至少有上千万人次受到打击。大的运动，七八年来一次，无休止搞下去，岂不自己把共产党整垮了吗？”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如此坦诚的肺腑之言，让我终生不忘。（朱按：文革刚结束，有人讲这一类话似乎是得人心的。但对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地一棍子把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全盘否定。各次运动总有它因果关系，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我不赞成有意识地去整人。我知道过去有整错人的地方，也有不少整过头的地方，伤害了同志之间的感情添了不少不必要的恩恩怨怨。但是干部队伍思想作风的整顿，过若干年整顿一下，还是非常必要的。许多事办不好，与我们干部队伍的思想不纯、作风不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歪风邪气横行不受抑制有关，那怎么行呢？方针政策即便是对的，在执行的环节过与不及也可以扭曲事态发展之方向的。如果方针路线是正确的，那么干部队伍的状态是起决定作用的。所以过一个阶段，整顿一下队伍还是必要的，不是去整群众。这许多年没有雷厉风行整顿干部作风的运动，如此下去长期不整顿队伍的思想作风，干部队伍烂了，共产党也会垮的。我们现在主要的危险在这里。对于干部队伍中的歪风邪气听之、任之，放任不管，有时反而是害了干部，有的人判刑时，反而怨我们管教不严，才走上不归之路。）

1979年4月，“学习班”停止，我和许健生都可以自由回家。1982年1月，上级宣布我和许健生“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但均无处分。我喜出望外，便打报告要去上海探亲，但编委会、党委会不批，说要认真考虑一下，过了三个月，意见下来了，同意我去上海探亲，但不能乱串门，特别是复旦不能去。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你的对头，要抓你的小辫子太容易了，你受得了吗？”言之有理。可我到上海后，除了安慰我父母双亲，第一站恰恰去了复旦第七宿舍，看望我从前在复旦中文系的总支书记李庆云，向他报个平安，可偏偏他不在家。次日，他夫人于翠松买了一盒“祝你平安”四字奶油蛋糕，特地送到我家。我不在，琢磨了半天，感觉有火烛小心之意。明白此意，便不再去复旦。

从1982年起至1986年底，我一直在《红旗内部文稿》当编辑。工作驾轻就熟，并不紧张，白天编稿或写稿，晚上看杂志上新刊登的小说。当时称为“新时期”，提倡“创作自由”，小说创作出现井喷，大量批判文革之前极左思潮的文学作品使我惊醒、振奋，对我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我的思想启蒙就是从阅读新时期小说开始的，如饥似渴的阅读使我如梦初醒，但梦醒来之后，路在何方还不清楚。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朱按：其实对那时期所谓的新启蒙运动思想解放，恐怕得打一个问号。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其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泛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思想上讲是利益驱动。我不否认利益驱动积极的效果。过去吃大锅饭，大家没有积极性。现在有它，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些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取向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有副作用。积以时日是肉欲横流、社会风气的败坏，而且是干部子弟领风气之先。如果听之任之，它也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1985年夏季，中央提出整党，要求三年内转变党风，还要求清查“三种人”（造反起家、有血债、有帮派思想）。我给自己算过命，我不是造反起家，而且对造反派有反感，1968年12月，朱永嘉向我和其他二位同志传达周总理批评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原来是响当当，现在怎么变成静悄悄啦？我立即写了一篇杂文《从响当当到静悄悄》，投给《解放日报》，次日就发表。至于帮派思想是有一点，但不严重。大概由于我一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而且自由主义、口无遮拦，怕我给他惹祸，所以成了姚文元心目中的问题人物。否则，姚文元怎么会派人监视我在红旗的行动？就在我错估形势之际，过了国庆节，《红旗内部文稿》的头头（原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在编辑小组的会上很客气地宣布：“老胡，你想开一点，三种人这帽子你戴上，党籍就保不住了，领导上还是会信任你的……”突然，我觉得天旋地转，要呕吐……立即奔向卫生间大呕大吐，直至黄疸吐完为止。小组会只好暂时收场，让我回家休息。

经过几番挣扎（包括两次由《红旗》协助我上诉胡耀邦），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最后，我想明白了，局势决定命运，政治局势要给我戴上帽子，只能戴上，决不能逆势而行。我是蚁民一个，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踩踏的蚂蚁。（事后，隔了两年，党委特地赶来武汉，是由于上海复旦有人向中央写信告我，才造成这个局面。）戴上三种人帽子，就必须离开北京，沿海十四个大城市不能去，只能在内陆省份选一个；大学也不能去，怕我去向学生放毒，只可选社科院。我便选武汉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就在我选择未定，单位派人外出联络时，红旗出版社负责人给我一个出差上海去退手稿的任务，先让我看书稿，写出意见二千字，经他们审阅表示同意，旅差费全部报销，事后另给三百元“辛苦费”。这等于让我免费去上海探亲，何乐而不为。到了上海，见了三位作者，他们把我当作“钦差大臣”，看了“意见”书，就看出信是我写的，便约定在四川路东亚大酒店为我接风。其中一位是复旦中文系63年毕业的楼宇生，在上海电视大学教务处当副处长，侃侃而谈：“我们电大实在大，在上海有七、八万学员，你猜猜哪个单位学员最多、考试成绩最好？”我摸不着头脑，猜不出。“上海提篮桥监狱，你应该知道底细。”对不住，仍旧猜不出。他只好明确提供答案，“提篮桥监狱有三个政治犯，朱永嘉、王知常、肖木，你总该认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岂止认识，他们三位都是我的良师益友，都是原上海写作班的核心成员。被捕入狱，完全是政治运动造成的政治歧视。政治歧视总要抓出政治辫子，有了辫子就可判罪入狱，不入狱，就是运动走过场，无法向上面交待。好人入狱仍然做好事，努力争取为青少年刑事犯上课，普及文化知识，提高青少年犯人的文化素质。教员全心全意教课，学员为全神贯注听课，谁也不歧视谁，政治上不分孰高孰低，一律平等，情同手足。这种教学现象，是中国的奇迹，世界的奇迹！（朱按：那时刘云耕是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比较开朗，所以能如此在监狱中办大专班。）

回到北京后，想了又想，党籍是关系名声的事情，关键是要做人，做事。如果我硬着头皮不签字，会让红旗杂志的编委会、党委有压力，而对我个人也无益，为减轻组织的压力，我个人实在并不重要。签字就签吧，我本来就不能做党员。1970年也有一个整党运动，口号叫做“吐故纳新”，我是在内刊的党员鼓励下，去华东局五七干校申请入党，当时的干校宣传系统的支部书记是一位叫郑英年的处长。他对我说，“在你前面有一大串人已经排队多时，你也必须排队，先劳动三个月再说。”好吧，劳动就劳动，但三个月之后仍无动静，朱永嘉则催我快点解决组织问题，回沪去写复旦五七文科的调查报告。见我在干校仍无进展，就派我的同事姚汉荣到干校做工作。姚汉荣冒着酷暑去干校住了三天，分别向有关人士做说服工作，居然一说就服，关键点是什么未向我透露半个字，这是组织原则，我不能打听。还是原宣传部理论处的处长姜丕之问我：“你在《新建设》发表的论文，是自己投去的，还是通过什么关系进去的？”我答：“完全是通过邮局寄去的，没有挂号，没有内部关系。” 全部的关键是我这篇论文在1962年5月《新建设》发表之后曾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在复旦，只有校党委和中文系总支知道，姚汉荣在中文系总支当过总支委员，可能也有耳闻。这事，至今也只是猜测、推论，因为在当时干校，吸收新党员不是容易之事，没有特殊原因是过不了关的。

结果，我是在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的晚上，在华东局五七干校的宣传支部大会上，以49票赞成，1票弃权而通过，成为中共党员。1985年11月15日，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与办公室联合的支部会上，以12票赞成，开除党籍。当了15年党员，苦甜酸辣难以言表。

作为“三种人”开除出党，按当时政策，户口和工作关系必须一起转移。但，红旗的领导网开一面，没有要我转户口，“以后再说”，等于“以后不说”了，也不要求我退出住房。更重要的，在我工资档案中由每月从74元加到94元，还补给我一个副编审职称。只要给我一点阳光，我就感激万分。湖北人号称“九头鸟”。但对我一点不排外，传说文学所来一个“姚文元秘书” ，于是外所人纷纷来看熊猫先生啥摸样。平时，我上饭厅，打开水，走在路上，眼睛只看地上，不看他人。正可谓“夹紧尾巴做人”。可是，问题马上就来了，红旗杂志传来副编审职称评定书，到省委组织部就通不过，声称“作为三种人不放，必须考察一年以后再说。”院长劝我到中组部求援，可中组部门槛太高，我不知道找哪位首长。想想还是写信给红旗的首长，但红旗的领导也是和走马灯一样换，一时也找不准，索性再回一次北京，直接交谈，我去红旗，直奔二层主编办公室，见到苏星，就开门见山：“北京的粮票在武汉不通用，像我这号人省委组织部长说‘至少要考察一年再议’，你再派人去武汉面谈。”苏星为人爽快，答应立即办。若晚一步，他就调中央党校去当副校长了。职称一事，总算在秋天落实了。但不久，又发生一件麻烦事。文学所要出一本论文集，原是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签约，但因为怕亏本，单方面毁约了。论文集不出，文学所多数人的文章就等于报废了，我的文章都已公开发表，毁约跟我个人并无关系，我可以不管，但为了多数人着想，我得冒险当一次武训行乞求人赞助。请人出资，就必须为人效力。

第一个求助对象是《今古传奇》主编李传锋，请他出资两千元，因为我撰文评论他的动物小说已发表，他犹豫之后，总算答应了。第二个求助对象是郝孚逸，时任湖北省社联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人称“郝主席”，架子大得吓人。他原是复旦外文系总支书记，兼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据他自己说，当年石西民曾想把他调入写作组，但后来，他和金冲及、沈竹都跟石西民调往文化部，在政研室工作。他在五七干校，诬称金冲及是国民党特务，害得金冲及三年受审不能回家。我应该避开此人，但因为我“人穷志短”，工资94元，只好求他赞助一千元。他不说同意不同意，只说他是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副会长，按规定，必须发表一篇一万五千字的论文，但他视力衰退，一只眼已瞎，另一只眼也看不清文字，右手是小儿麻痹症造成残疾，左手写作很吃力，总之，意思要我代笔，我一口答应。他给我一本参考书。我花了三个月时间为他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六千字的论文，他竟在三个刊物发表，先在由他主编的机关刊物《湖北社会科学》上全文发表，然后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人家嫌文章太长，观点不新鲜，只在“来搞摘录”上摘了一千字。他同时还寄《红旗》杂志，也嫌太长，只用其六千字（因为他儿子拿了校样到我房间来核对引文，我才知道）。这还不够。他还在全省社科类刊物评奖会上申请，要求评一等奖。人家看在他是全省社联副主席的份上，给他评了二等奖。他不知足，还要我为他主编的《文学新论》这本所谓理论著作写一篇“绪论”，一万二千字，我也勉强接受。完成后，还要我修改书中的两章书稿，我也只得同意。他实在太厉害，我干了这么多劳动，他应该放手，拿出一千元。钱不是他私人出，而是从他编辑部公款中支出。然而不，因为我是“三种人”，他可以端架子，竟说：“你们文学所只是副所长来求我，为何正所长张啸虎不来找我？”天哪，张啸虎住在他家的正对门，相隔仅一层墙，而且，张啸虎和他都是复旦文科毕业。他比张低一届，毕业于1949年，张是1948年毕业，仅仅因为张在反右运动中打成右派，发配农村劳改，一直受到歧视。所以两人虽为同学，相隔一层墙也不往来。真没法，我只好上门劝张啸虎所长，“为了一千元赞助，你就委屈一下，去他家坐三分钟也行。”张是老实巴交的人，穿上西服，系上领带，由我引入郝家。但郝孚逸端起架子在书房和客人聊天，故意怠慢张啸虎，气得我在客厅吼叫，“老郝你必须出来见客！”他装作若无其事，慢慢吞吞言道：“最近忙吗？”张啸虎立即起身，哈着腰，“谢谢你支持文学所的工作！”我立即递一张字条给郝孚逸，称：“这是印刷厂的银行账号，请立即汇款过去。你们谈，我不奉陪。”（朱按：郝孚逸此人曾是复旦大学外文系总支书记，是一个喜欢经营仕途的人。但这也难怪，残疾限制了他学养和能力上的发展。高度近视限制了他的阅读，故文学只是他学生时代阅读上的爱好，谈不上研究。）

湖北省社科院和湖北省社联，是一个院内、一个大楼内的两个平级单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文革之前没有这么庞大、复杂，只有在北京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上海有社联。文革之后，胡乔木出任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以后，社科院、社联便和作协、文联一样，迅速发展、膨胀开来。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人是由国家养着。有不少文人和法轮功一样，盼望共产党下台；如果不下台，走第二国际道路，以议会制代替一党制，不想想谁来养活上百万大大小小的作家、文人？

我是一个贱骨头，贬为“三种人”之后更贱了。明知郝孚逸势利眼，不好惹，偏要上门讨乞。这本论文集是出版了，还发给每位作者一点稿费，我自己没拿，已在首次发表时拿过稿费，总不能再给自己发稿费。由于这本论文集的出版（由文化部下属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文学所评我为“先进工作者”。我靠什么精神得此称号，是靠我武训精神。

再过二、三年，院里评职称，所里三次动员。我再三声明本人不够格，放弃申请。后来，院党组书记（即院长）派专管职称评审的副院长到我宿舍来动员，我还是表示放弃，理由是：87年我刚到武汉，省委组织部拒绝让我转为副研，我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带了“三种人”帽子，和林冲一样脸上刻了金印，洗不掉了。那位副院长说：“上面后来有文件规定，列入‘三种人’，有效期三年，你那时尚在有效期之内，现在过期了。（朱按：上海对“三种人”不管多少年过去了，至今还另眼相看。）不用顾虑太多，快准备文章材料，还要写一份述职报告。” 7月30日在院内学术委员会过堂。评职称要过两关，第一关是院内学术委员会，都是院内的所长、副院长，由院长主持；第二关是高级评审委员会，多数人是从名高校请来的知名教授。合格的底数是14票，不到14票算不及格。为求过关，走后门托人情者不在少数。我自知过不了关，但绝不走后门。在第一关，述职者的讲稿千篇一律讲自己的奋斗过程以及未来的宏大抱负，让委员们昏昏欲睡。我没有讲稿，只讲故事，讲郝孚逸如何刁难我这个“三种人”，最后还强逼张啸虎“老右派”上门求情。院长夏振坤、第一副院长张正明（曾任大右派费孝通秘书）都是“老右派”的过来人，所以听者无不义愤填膺。最后，我说，老郝还通过我们院的科研处长张武同志（他本人在场，正因为有证人在，我才捅开底细）传话，要我跟他合作写一本“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史”，可以写上我的名字。对不起，我欠郝孚逸的钱早已还清了，他该知足了，我不想再当驯服工具。

第一关很快就通过。过了两天，是第二关。8月1日下午6点，我冒雨从院子东侧小路出大门，路过餐馆后门，正遇见两位本院评委。他们老远向我挥手：“老胡恭喜你啊！你得了20票。”后来，遇上张正明。他是老烟枪，去买烟，问我去干什么？我说：“想跟北京打长途电话，赶快寄英语教材，我要准备英语考试。”他笑言：“英语考试也是走过场，你已过关，还考什么！20票不容易。”唉，背运时，神仙都救不了；来运时，门板也挡不住。

我常说，文化大革命十年以及后来的审查运动和整党运动，我是靠阿Q精神活着，没有阿Q，我早死了。徐海涛是开枪自杀，于会泳是喝厕所里刷马桶的盐酸而死，王曼恬（王海容的姑妈）是上吊而死。我选好了地方，准备跳楼而了结此生，但想到儿子还小，老婆还年轻，终于打消了自杀念头。人在绝望时都想死，因为忍受不了人格侮辱、精神折磨。士可杀，不可辱，古今皆然。所以，我特别钦佩朱永嘉等三人身陷囹圄却无自尽念头，还要为青少年讲课。

2004年9月30日，我去上海，特地给复旦章培恒一个通话，问他何时有空。他说：“晚上都有空，欢迎你来。请朱永嘉也来。”然后，他又问朱的电话，他立即电话告朱，让朱在家里等着。下课后，他叫出租车接他与我同去。章培恒为何对朱永嘉如此厚礼？这故事，我后来才知：解放初期，中文、历史两系教员曾同为一个党小组。经反胡风运动，章因为与胡风分子贾植芳私交甚好，割不断关系而受牵连，丢了党籍，但朱没有因此而疏远章，反而若无其事，仍与章交往如常，毫不介意。（朱按：章培恒也写过一篇关于晚清小说的文章，受到过毛泽东的表彰，是姚文元给我说起的。所以在文革中后期，军宣队进驻复旦以后，我去复旦，让章培恒随刘大杰搞中国文学史。毛通过姚要我们标点注释大字本时，我让章参加了这个工作，多少改善了章在校内的境况。）人在失意时需要友情温暖，所以朱永嘉在倒运之后，章也照样以厚情相待。那天晚上，章叫保姆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宴。席间，我问朱：“你怎么会在提篮桥监狱里想到给青少年犯人讲文化课？”他直言不讳：“因为监狱的生活太单调、太无聊，中国的政治犯比刑事犯待遇更低，要求更苛刻。为了解闷，我只有读书和讲课才能活下去。监狱长不需要向上级请示，就同意了这个要求。这样，我和王知常、肖木就有事情可做，还可订阅报纸、杂志，有了精神生活，感觉上不是度日如年，好像日子过得也很快，铁窗生活也有一点生活气息。”（朱按：那时刘云耕任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他比较开明，所以才能顺利在监办一个电大的文科大专班。我释放前一个晚上，刘云耕还找我深谈了一个晚上。历史系教师告诉我，是刘云耕亲自把我的关系放在复旦的。当年司法局的李庸夫局长鼓励我在受审查和关押时好好读书，将来还要用您的。但这些承诺都没有兑现。我还没有胡锡涛幸运，至今没有职称，至今退休金是工人最低档。老了，走路也不便了，病也多了，难啊！正因为难，我八十三岁了，还放不下笔，戴了老花镜加放大镜，看书、写字，否则的话，早就该安度晚年了！人就是那么贱！）我也向章培恒提一个问题：“上海《咬文嚼字》的一个编委，名叫金文明，咬定余秋雨抄袭你的《洪昇年谱》352字，而且咬定余秋雨抄错了一个古人的名字，你如何看这件事？”章培恒知道此事，轻松笑答：“年谱本来就是供人研究作参考的。当然，余秋雨用引号更规范些，不用引号也无所谓，说不上抄袭。至于说书中抄错了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是有两种名字的说法，不能说余秋雨之错。” 朱永嘉也从中解释说：“古代抄书是常事。《汉书》大段大段抄《史记》，没有人说班固抄司马迁。史料是可以互用、通用的，不必大惊小怪。在中国，出一个人才很难，毁一个人才则很容易。”（朱按：这件事，金文明先生本来出于好意，余秋雨不领情，不谢别人的帮助，反而恶言相向，所以才出现后面的问题。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咬文嚼字》对改正文风有益。死要面子的结果，是活受罪。余秋雨是一个人才。有时候太顺利了，有名有利，反而害了他。他是为名利所累，艰难困苦有时反而是造就文学人才的条件。屈原、司马迁、班固、柳宗元、韩愈、刘禹锡、元稹、白居易、苏东坡，哪一个不是在倒霉的境遇中造就他们文学和思想上的辉煌。好文章都是他们倒霉时写的。有一句话“江郎才尽”，江郎即江淹，是南朝的文学家。著名的《别赋》与《恨赋》是在他倒霉时写的，当他仕途通达时，文采便尽了。文学的创作为什么如此与作者的命运相连系。大凡好的作品都是对社会不公的抗争。当作者处于不公的压抑下，他才会发出抗争的呼声。作者的社会地位变了，自然很难有好的作品了。因为那是遵上命而为了。当白居易身处中书舍人和翰林院时，为帝王起草的诏敕和答文，就很难有其才器横溢的景况了。它那个地位反而拘束了他。白居易如此，苏东坡何尝不是如此。尽管文人都把这个地位作为人生的顶端，但那儿都是埋没他们才情的场所。记得韩愈在《柳宗元的墓志铭》中说：“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俗人皆以官位仕途论人，其实文人不然。仕途与文运往往是背道而驰的。我记得有一个叫孙达人的。他写了一篇关于让步政策的文章，受到毛主席表彰。于是张春桥在65年时把他借调到《文汇报》，要我帮助他再写一篇让毛赞赏的文章。这就难了。后来他为官去了，再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好文章。干嘛要文人去谋仕途的发展呢？这是二股道上的车。我自己是五十年代就主动从政工岗位退下来当教师的。历史偏开玩笑地把我卷到政治漩涡之中，命也夫！文人有时受一点委屈是好事，因为有牢骚才能写出有情有义的好文章来。所以我并没有把自己的委屈太当回事，还是走自己的路。现在文人太养尊处优，只会写一点风花雪月无聊的东西，所以反而出不了好的作品。人都养懒了。）这顿晚宴，让我深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能让余秋雨也来品尝一下，想必会更受感动。

余秋雨自文革以后，除了前几年略受一点歧视，之后，自强不息，迅速崛起，成为文坛一颗闪亮的新星。大明星都很珍惜自己的羽毛，都与有过政治处分的老友保持距离，生怕受到牵连。这也不奇怪，因为名人都把名誉当作第一生命。中国作家、文人、艺术家之间都不团结，因为政治运动太多，负面影响太深，政治歧视至今不能消除。友情比爱情更可贵，更应珍惜。想当初，朱永嘉、王知常等等怎样爱惜你，重用你，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抹不掉的。你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借我一生》前二章，其中《冬天的斯坦尼》一节，因为你提到了我。朱永嘉特地打长途电话，当作喜事告诉我。王知常早已双目失明，如今又得中风，怕不久即去上帝那里报到。你不想见面也可以，不妨派你秘书传一口信过去。如果连这也不行，算我没说。任何人在生活舞台上都要谢幕、闭幕，章培恒待你不薄，去年因患前列腺癌久治不愈而走了，你不觉得遗憾吗？(朱按：余确实是一个人才，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但现在我对余已不抱任何希望了。生活太富裕了，反而埋没文采。有一种动物，像变色龙那个东西，到啥环境，变啥颜色。适者生存，这大概也是自然规律。人各有志，何必勉强呢？老胡啊，你看人的心地还太善良。)

最后，我想把上海写作组与北京“梁效”作一比较，以便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梁效，即两校（北大、清华）的谐音，实际上只有北大的教员，而且多为名教授。它成立于1974年批林批孔初期。它的具体领导者迟群（8341部队宣传科长）和谢静宜（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一般干部），都不是文化人，不会讲课，也不会写文章，让他们管梁效，可谓外行领导内行。管理是全封闭，让这些文人都住在北大校园一幢招待所，大门口有两名警卫战士站岗，不论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或其他来访者都必须出示证件和介绍信，填写会客单，然后去楼下一层等候，由工宣队上楼请出被访者。来访者与被访者的谈话都由工宣队陪同、监视并做记录，最后由访谈者双方签字。其过程很像进牢房探监，而关在牢房里的文人们不能随意串门、交谈，只有做工间操，才可到院子内散步，但也不能随意谈话。他们的优待就是吃小灶，一荤一素加一汤，相当于今天的盒饭。他们的精神享受就是听谢静宜直接传达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朱按：文人的创作，要宽松自由的环境，才能舒展思维的触角去思考各种实际生活和各色人等，才能触发灵感。写作要有激情，这样的行政管理、遵命习作，那是很难产生有成就有价值的作品，也不利于人才自身的成长。文人只有身处社会矛盾的疾风骤雨之中，才能洞察人性在各种状态下的本身。对文化的管理，不在管字，而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自由表达的环境，让他们在争辩过程中显示自己才能。管的职能是善于发现他们的才识。毛主席是从二篇文章中发现他们才识的。章培恒是在自然的环境中得以成长，而胡锡涛则是在行政机关的环境条件下，就难以自然成长。现在学校的管理也行政化、官僚化了，这倒是值得人们忧虑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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