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中国邱县（1）

蓝白脑子

《文革中的中国邱县》（1）

一、翻开历史尘封的旧页
山雨欲来风满楼
历史上，二十世纪一再将中国拖进生死存亡的隘口。

这个集众多民族结集的华夏大族面对的灾难，在这个世纪异乎寻常的频繁和深重。内忧外患，象两把架在她脖子上的钢刀。当西方国家走进工业化时代，用民主宪政把社会整体推进现代文明门坎的时候，新世纪的曙光，似乎远远还没有浸染到破败的长城和黄牛犁铧重载着的太平洋东海岸。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整个中国引颈待戮般地忍受着磨难和煎熬，一百多年来，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共同经历了太多的选择：机遇与灾难，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

——这位羸弱已极的东方巨人，拖着寒伧到极点的孑然身影，从十九世纪蹒跚走来，又跌跌撞撞地闯进了前途更加深浅叵测的二十世纪门坎；这个被万里关山和浩淼海洋围拱起来的、患自闭症的东方巨人，面对钢枪铁炮顶在胸膛的恫吓，不得不一次次屈辱接受强行的洗掠和任意的屠宰。这片由广漠黄土和欧亚大陆架支撑的斑驳的梯型圹壤，四处流离着一群群家国破碎的长辫男人们，并由他们枯瘦的扁担和凌落的小架车，拖着面色菜青的小脚女人们——如蚁浸巢般地四处漂荡。二十世纪之初，中国面对的是分疆裂土，辱国丧权，政权更叠，哀鸿遍野。洗劫的尘埃，遮掩了亚细亚阴暗的太阳；灾祸和内乱，笼罩了几代华夏人的苦难人生！多少年来，头脑清醒的中国人从没有放弃过天地再造的谋求。他们荐血轩辕，致力国富民强，魂系华夏一统！君主立宪；康梁变法；科学救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千万华夏儿女，为这场最廖廓最深远痛楚的复兴东方洵灿文明的血腥孕育，断头捐躯，热血沃野；她激烈地融汇了华夏五千年悠久文化与新世界文明的剧烈冲撞！她在历史十字路口不断徘徊，不断面对生死诘问，整整用了一百年苦苦索解着民族复兴的泱煌大梦！

内忧外患，兵战祸，把东方大陆一个世纪的下半叶和又一个世纪的上半叶，搅得沧海横流，周山折断。

爱新觉罗氏，袁世凯，康有为，黄兴，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谁主沉浮？

历史是无情的，它冷峻而苛刻。任山高水长，崖冷云暖；中国，最终选择了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共产主义。选择了亲比爹娘、恩比山高海深的大救星毛泽东。

时光流转，星转斗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十七个年头。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

公元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国人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未雨稠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重要社论。紧接着，8月5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亲自发表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为“文革”掀起高潮亲自上阵，推波助澜。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和《五一六通知》精神，地处冀南东部贫穷的弹丸小县——丘县（后易名邱县）的中共县委于8月6日至11日召开了1339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主要内容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树立一批敢造反的尖子，并传达了8月8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紧接着邱县第一中学（简称县一中）贴出第一批大字报，邱县“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

客观地说，邱县是个民风淳朴，但不乏勇敢性格的平原小县。在近代中国人民解放史上，邱县人民义无反顾地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道，坚决抵抗过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的奸杀掳掠和耀武扬威。由于这是毗邻鲁西北的冀南东部小县，与冀南西部的涉县（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所在地）不同的是，西部太行苍茫纵深，抗日军民便于依山依险抵制军械远远优良于自己的日军；而邱县既无山险，也无水依，平原作战的弱势状态十分突出。
就是在这种极端险恶的环境下，邱县人民坚定地与日军残酷的“铁壁合围”周旋、苦斗、死拼，以弱对强，百折不挠，从不屈服。在种种凶险和恶劣的环境中，邱县迎来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

在这片土地上，邱县人民与八路军一道，在香城固打赢过震奋全国的伏击战，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取得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信心。
这里是革命的老区，在最艰难岁月参加共产党或加入抗日队伍的当地农民不计其数。在这样地处荒僻，人口稀少，经济极端贫困的县域内，八年抗战期间不论处在多么凶险和恶劣的环境中，共产党在这里说话算话，中共领导的抗日政权从没有过失灵，被冀南四地委誉为：“邱县是有敌人无敌区”的抗日模范县。
多少年来，这里的人民从骨子里把共产党，把毛主席当作拯救百姓的大恩人、大救星，至死也要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也超乎寻常的坚决。邱县人民这个“水”，一直默默地承载着共产党这只大船。负重的“弱水”拼尽了全力，竭尽了所能，付出了所有。

人民对党的信赖，远远超过了对自身的认可。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身着军装、佩戴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在天安门检阅了首都百万群众游行队伍。

邱县县一中有140名教师进京受到接见，回县后立即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团。8月25日，县一中第一次把教导主任李保书揪出，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几天内从县城到农村成立了许多名目的红卫兵组织，如造反总部、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红战师等。全县红卫兵很快发展到4万人，红小兵（小学生）也发展了约1万人。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50万名红卫兵后，县一中和各公社中学的红卫兵纷纷走出校门，到北京、南京、湖南、上海等地进行革命大串联。开始都是步行，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意志。走一路宣传一路，学习外地搞“文化大革命”经验，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后来为抢时间，红卫兵上汽车、坐火车，走遍全国各大城市。各地设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住宿记帐，乘车免费。

邱县县委、“人委”支持红卫兵行动，转发了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等以上学校，革命师生外出进行革命串连吃粮标准和经费开支的试行办法》，县财政负责解决红卫兵（师生）外出串连和外地红卫兵来邱县串连的伙食补助，并在县招待所设立红卫兵接待站。全县各个中学停课，师生纷纷走出校门，奔赴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至到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要求他们回原地复课闹革命，邱县红卫兵和师生才停止了串连。

但是，“文革”的硝烟，实际上才刚刚燃起。

从1966年8月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邱县渐渐形成高潮。县城和农村，大街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大字标语：“彻底砸烂黑县委，打倒邱县的陆平”，“彻底摧毁邱县黑势力”，“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恶事实”、“打倒保皇派×××”等，当时，一个单位只要一贴×××大字报，红卫兵头头马上带领全体红卫兵队伍，敲锣打鼓，把×××揪出，批判其所谓罪恶。在大辩论中，有批判者与被批判者辩论，有红卫兵组织之间观点不一致的大辩论，也有的外地红卫兵组织参加当地造反组织的大辩论。
文攻武卫，弓张弩拨。

1966年8月22日至29日，新华社连续报道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革命行动。邱县的红卫兵、红小兵，首先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了大抄家，继而，走村串户大破“四旧”。砸神像，摔香炉，毁古书，禁止一切宗教活动。一些文物、古迹、寺庙、戏衣，古碑和古坟，旧屋和徽记，名人字画、古式家具、祖传家谱和器皿等统统被捣毁，各百货商店的商品印有“龙”、“凤”、“麒麟”等图案的也一律销毁。

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拉开序幕。

南辛店供销社百货门市，部分商品因有上述图案，8月27日早8点多，被南辛店农中、高小的红卫兵（师生）放火烧了132种商品，损失1500多元。大街上见“飞鸽”自行车商标就撬，见尾灯就砸（扬言飞鸽向右飞，尾灯隐现国民党党徽），当时，现代迷信弥盖全国，也弥漫了荒僻的邱县。

破“四旧”后，开始了“四新”（新文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妇女剪去了长发，留小分头，脱去花布衣，换上绿军装。县城门店、机关、学校、村庄纷纷更换卫东、红旗、永红、立新等“革命”名称。

山河一片血样红色。

1967年3月，全国各地的各级革命会要求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苦，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苦，思新社会甜），并组织干部、群众吃忆苦饭（吃糠菜窝头）。邱县不无例外地在全县推广南辛公社西倪宋经验：在毛主席像前摆忆苦台（糠窝头），思甜台（玉米面窝头），幸福台（白面镆），每天吃饭前看“三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四首先”成为当时流行的政治膜拜，干部、群众在饭前或工作前，必须面向毛主席像做“四首先”：（1）全体站立，面对毛主席像，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一人领念，大家齐声高呼：“首先，让我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2)首先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3）首先背诵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4）首先唱一首革命歌曲（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对话流行公共场所，社交或者购买商品，首先以毛主席语录对话开头。比如，进商店买者先说：“斗私批修”，售货员对答说：“为人民服务”，而后再说买啥商品。村头路口均有红小兵把守，行人背一条毛主席语录才放行。

“忠”字化形式把个人崇拜推向又一个极端。为表明对毛主席忠心，大搞“忠字化”活动。每人胸前至少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门口、街口都绘有毛主席巨幅画像；门、窗、家俱等处都印有毛主席头像和“忠”字；大街两旁树立语录碑；居民房屋、中堂绘有毛主席头像放光芒图案；有的还编演“忠”字舞、唱“忠”字歌、行“忠”字礼。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晨自觉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请示一天工作如何做好，晚上汇报一天工作成绩，检讨不足，狠斗“私”字一闪念。

膜拜形式如同宗教朝圣，邱县的做法，实际上是当时全国个人崇拜的沉重阴影的一部分。

1966年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以后，全面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永远忠于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活动，很快在全县形成高潮。早晨各机关进行天天读，雷打不动。每逢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下来，不论是白天或夜晚，全体干部群众集合，敲罗打鼓上街游行庆祝。夜来忽传锣鼓喧天声，四季不断鞭炮响，“革命”的狂热，令所有的人头脑发烧。“革命”者声色俱厉，炮轰火烧；被革命者惶惶不可终日，肝胆俱催。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月27日上午，县直十几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委、人委的印章，罢了县委书记、县长的“官”。
当天晚上一些“造反派”头目组织由各社干部反夺权，时过两天（1967年1月29日）又有一些县直机关的“造反”组织联合部分公社和农村的造反组织进城，找夺权者辩论，邱县政治斗争气氛十分浓烈，大有改天换地，舍我其谁之势。

在这个全国动乱的政治形势下，1968年的河北省邯郸地区的邱县之内，由于夺权与巩固权利的趋动，终于酿成刑讯逼供之凶狠残忍、灭绝人性之亘古罕有的抓“国民党”大冤案。同年，“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从县武装部政委职务抢班夺权上来的革委主任赵玉春等人，乘乱在全县制造了所谓抓“国民党”案。从当年元月到1969年3月，只有12万人的邱县有3835人被打成“国民党”。523户被抄家，1316人被打伤致残，734人被逼打致死，受株连群众达数万人。

邱县建党以来六任书记、七任县长被指定为“国民党员”。县直局级干部80％、公社干部70％、农村主要干部50％被打成“国民党”；其酷烈和灭绝人性，为邱县有史所未见。
一时，邱县境内“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处处闻哭声，专政组里棍棒舞，何处不是动肉刑！”成为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
这个有史以来就没有富裕过的平原小县，除了赵、惠这样罕见的恶人，还有不少影响过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特质的人物。在这本同样载略人物的方志内，第一个记述的本籍人物就是名传今古的高士——许由。

这个自上古时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人物，由于他拒绝尧的天下禅让，出走箕山颖水旁洗耳，以清洁听闻的故事——而成为一个民族关于蔑视权力，淡漠功利的传奇记忆。关于他的故事，在中国，在冀南城乡都可以说令人耳熟能详，脍炙人口！

他的故事美仑美奂，妙不可言。

关于许由，他不可理喻的冰清玉洁人格，对待江山社稷统驭之权的漠视，对人世间至高无上尊荣的淡漠，让蝇营狗苟，追逐名利的世俗社会千百年来为之高山仰止。

排在许由姓名后面的，还有一些足以留音空谷的人物，他们的事迹和人品，曾深深地打动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深深影响过中国人的心灵史。

他们是：段干木、程骏、魏征、孙维城、袁万里、马永贞等等诸多人物。

他们是圣者先贤，良人彦俊；他们品行忠贞悌孝，仁义忠信，美名曜烁星汉，传播海内，在华夏民族慷慨悲歌的历史长河中溢彩流光，历久弥新。

这里耕读相传。虽是贫瘠荒凉的县域，但历代这里不乏名门教化，十数代血胤贤良辈出，谥名乡里，堪称累世名家；这里不乏安贫乐道，风范乡梓的仁者贤者，十步留芳草，十邑延忠信；这不乏闾里开明的缙绅之户，大义行道，扶危济难，淳化乡里，可誉可嘉。

这里植根儒家之教化，行佛家之慈悲，守农耕之本份，对“神圣”和“苍天”有着天真的敬畏和单纯的迷信。这样的社会文化的传承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是加重灾难的民气的重负？还是凸现邪恶的清白底色？是极易污浊的单纯人格还是广泛的社会盲从人众？这些兼有田野般淳朴品格的农民、敬天畏地的信徒，是怎么在短短的时间内使，那么多无辜人们一下子就陷入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

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人

自古以来，凡改朝换代或嚣尘甚上的年代，必然出现一些风云人物，这些“人物”或是乱世枭雄，或奸屑群小。历史的暗角，就是由于这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物的粉墨登场，使本来就纷繁的人世间更加混乱。

震惊冀南的邱县“国民党案”甬始者有两个关键人物。如果不是“十年内乱”，他们都不太可能有机缘载入方志。

历史很意外地把这两个极可能很平庸的人物收录了进去。

赵玉春原本是县武装部的副政委，由于这个人极端“政治化”， 风起青萍之末，靠“造反”发迹，被推上了邱县的政治舞台。

这个不起眼的外籍人物的出现，让古朴而贫穷的邱县于“十年浩劫”间，陷入翻天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泥淖，让未雨稠寥土地，陷入更为深重的天灾人祸。
关于这个人，2001年编纂的《邱县志》对其有如下记载：

赵玉春（1925——1996），河南省民权县李馆村人。1940年加入共产党，1942的参加革命工作。历任部队文书、指员员、团政治处主任、邱县武装部政委。1967年3月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核心组长、地革委委员。

赵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期间，被惠志广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左右，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采取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手段，施用酷刑三百多种大搞逼供，在全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假案。把邱县从共产党建立以来到“文革”前的6任县委书记、7任县长打成“国民党员”，把文革前80%以上的县委机关和县直科局级干部，70%以上的公衬干部和50%以上的大队支部书记都打成“国民党员”。在这一假案中，共打成“国民党员”3835人，打伤致残1316人，逼打致死544人。赵玉春亲自审讯后不久被逼打致死的就有4人。他制造的这个“国民党”假案，牵涉到全国16个省（市），52个县，23个部队和中央8个部，使100多名领导干部受到迫害。

1974年赵玉春被依法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78年保外就医，1996年死于山西沁原县。

他“善终”的这一年，是文革发动后的整整二十周年！

这个简介附着他的照片。从照片看，他当时的年龄好象只有四十岁上下，身着当时的红星领章军服，由于帽檐下阴影过重，这个绷着嘴，鼓着高颧骨，面无表情的中年汉子，显得阴气森森。

客观地说，他算得上一个参加革命较早的干部，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和历史环境，这个人很可能在这个并不富裕的平原小县平静地终老一生。“文革”期间，在他主政邱县的短暂几年内，我们看不到他为之饮食一方的穷县，办过一件可以彪柄后尘的好事。

历史是无情。也只能这样认为，由于这些人权欲攻心的缘故，加上权利再分配造就的浪翻潮涌，邱县，已经风雨欲来。他个人的作用，更加重了那个年代人民所要承受的苦难，使可怜的邱县陷入了自古没有过的弥天大祸！

至到现在，我们也无法弄清这个介于人妖之间的怪物，是抱着什么样的人生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另一个因祸害一方而载入方志的本籍人物，就是赵玉春的主要搭档惠广志。

据了解内情的人介绍说：这是个与狼一起犯奸作科的人物，相当于传说中伏在狼身上的狈。狼群的奔袭和围攻，常常离不开狈作首脑。这个人就是专门伏在狼背上撕咬猎物的魔鬼。
方志如下记载：

惠志广——1933年生，大郭斗村人，现在押。1952年参加工作，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公社资料员、县委办公室干事。“文革“中任县革委委员，“三代会”副主任。伙同赵玉春等一伙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邱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大冤案。采用数百种刑法，大搞逼供，坐阵指挥逼打致死多人。1969年4月17日畏罪潜逃，1969年12月9日揖拿归案。1970年5月4日，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公职。1984年11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惠志广死刑，缓期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
翻阅邱县史籍，如惠广志这样凶残暴戾，大奸大恶的人物前所未有。史志，又并非是判决书，但以上文字中采用的上百种刑法，逼打致死多人，如果付诸现实，面对无辜生灵去实施，已经令人毛骨悚然了！

“文革”使人的兽行无限度的膨胀了，沉渣于人灵深处的邪恶在瞬间爆发了。是“文革”创造了这些人物？还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物，才创造了中国一隅偏镇和全国大大小小的邱县“文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人的最初的终结，并不是由于“文革”结束而开始的。邪恶到极致的东西，总能唤起人们的警觉。在那么多让惠广志们恣意荼毒的生灵面前，那些枉然死灭生灵们极端的痛苦和无比仇恨的目光，像冰锋和刀刃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对视着刽子手们。

那些仇视和悲哀，冷漠和固执的目光，那些破衣褴衫和尘土蒙面的人影，如魂如魅般地行走地风雪和冬夏之间永无尽头的路上，他们身上所承受的沉冤和暴戾的怨愤气息，已经逼得惠广志们浑身发抖了。

他们的妻母子女，他们未亡的后续者们毕竟活着。

这爿养育过五千年文明的土地，从来都恩和怨是分明的，那些农民和工人，为了报效共产党分给他们的土地，用鲜血和汗水，用儿子和丈夫的性命，用新媳妇的棉被和母亲的乳汁还报过红色政权。他们深信共产党、毛主席没有错，错在这些拎着棒子上来的悍仆们身上。爱有多深，恨也会也多深。十年之后，“四人帮”的倒台的消息传来，自发奔涌到街头人民群众用喜泪和鞭

炮旋起的风潮就证明了这一点。那潮水奔流的喜悦不啻于开国大典的盛况。

这个世个没有鬼，如果有也是藏在人心中。那些施暴者们远比人民更聪明。

1969年，中国依然沉沦在红色的血腥漩涡之中时，惠广志之流嗜杀成虐的坏人就已经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也许是第六感觉，或许是“明眼人”点拨，这一年，惠广志开始负罪逃亡。
惠广志的潜逃，无言地在铁壁垒森严的“文革”时代，证明着人心不可欺侮，良知不可辱谩！这在炙手可热的1969年，在红色风暴旋涡中心的年代依然如此，是历史真正令人回味的地方。
时值“文革”三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溯这段历史，而每件惊心动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它的活剧表演者。不论是人生舞台还是历史舞台，不论忠烈还是奸邪，不论清白还是污淖，历史终会还其本来面目。

一个普通人，如果不是干过惊天动地的坏事，以他浅显的资历和事迹，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载入史书。如果有了意外，这样的载入除却是对自己不光彩往事的记录，还有对于他们施恶的人们的灭顶之灾。大善的对应就是大恶。

对于某些人来说，随着历史的陈页不断翻过，他们已经被扫出应属于过自己的人生舞台。但是，历史却永远不会随着这些人自然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人类兽行的记录，永远不会躲在人们忽略的地方，否则，它就会冷冷地耻笑着人类的良知。它像试金石，不断测试着人性的真伪善恶，疑惑地打量着人类从远古附着在人身上残存的兽性。

豺狼尚不伤及同类，而做为聪慧的灵长类生物的人，怎么会如此疯狂地啮咬周边的人？

有多少无辜者，成为权欲者的凌虐对象和牺牲品？

狼狈同行，必有余殃。

方志上对其它参与制造假案的人没有详细记载，事实上，同他们一起押上历史审判台的还有许多，只是历史镜头焦距无法把太多的邪恶角色网尽视角。在这本《邱县志》中对掀风作浪的参与者只有一个数字的统略：党纪国法处理情况，而没有出现更多的名字。

历史似乎把他们忘了。

但是，他们永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最阴暗的地方，长久地伺机待动。他们是一群邪恶闹剧不甘寂寞的哄闹者、助襄者和参与者。时代变了，人们确实也应当放眼风宜长，“文革”过去之后，不堪的事许多人不愿再提及了。我们这个民族象阿Q一样不愿回想一切不快的事。但是，在这个可爱民族性面前，历史终归是历史。

那血腥一幕永远无法从历史的深处抹去，也无法从我们的心底里抹去。如果时空颠倒，那些隐藏在我们心底里的“小人”会不会再蹦出来？

我们自己会不会也成为新的“红卫兵”？

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拨乱反正——这个自古就为清明政治做注脚的专用词，很遗憾用在了共产党执政中国不到二十年的蹉跎岁月里。历史的笔墨，用万分遗憾的笔录，辛酸地在此记录了我们这个民族在这段历史中留下的共同劣迹。但愿以后的历史，永远不再有这样令人蒙羞文字出现。在那样的混战中，谁也不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无论是施虐者还是被施虐者。

但愿，中国的“文革”与希特勒的纳粹集中营一样，永远地成为人类的过去时！

邱县人其实并非天生此性情，他风清月朗的人物品格曾月下林泉般地滋润过一个民族的社会价值观。古代邱县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也许，这个人仅仅嫌憎权势力与生俱来的血腥气味，不想让自己如雪的性灵为之污染；或许，他曾深深怀疑过自己的人品远远够不上表率九州，所以知难而退。几千年后，同是这位贤者故里的“革命派”，他们是怎样逐腥嗜膻，一拍即合，把坏事一起做到极致？他永远不得而知。

这就是我们在“十年文革”已经发生四十周年重写它的初衷。并以此祭献给经过苦难的邱县，献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二、贫穷落后是“动乱”的瘟床

没吃过饼卷肉的遗憾

几乎无一例外，任何一个历史转折时期都有它成因的必然背景。

贫穷，一直是人类世代力图摆脱的梦魇。

这个故事似乎跟我们要讲的事情并无关联，但我们却在无意中读到了这样的故事。

应当说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农民典型。

东南乡有个独身汉，名叫王未兰。他勤俭憨直，不善言辞。灾年父母饥饿早亡，一生愿望如同他的世代祖先：“攒钱、盖房、娶妻、生子”，到老能过上好日子，天天能吃上饼卷肉。
人民公社化年代，他当饲养员常年挣高分，一年到头能分上几十元，但进城赶集总是怀揣窝头，站在大众食堂烙饼炉旁边，眼看着别人吃饼卷肉，却不舍的买一卷解馋。后来攒钱买了辆飞鸽牌自行车，晴天喂饱牲口照例去赶集，闻饼卷肉的香味，回家把自行车吊在梁头上，躺在土炕上继续做娶妻生子、天天吃饼卷肉的美梦。

转眼到了中国春天刚开始的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他的门坎。种棉花、速致富、盖新房、添家具，他48岁那年开始有人登门提亲。然后此时他却受到命运的捉弄，偏偏患了噎食病（食道癌），吃不下去饭，发现时已到晚期。一天天消瘦，汤水难进，临终断断续续地说了句“我这一辈子也没吃上饼卷肉……”就咽气了。

他死后，族弟在他枕中找出一叠人民币（外人谁也不知有多少）。烧“三七”纸时，“良心”驱使族弟骑车到县城买了两张饼卷，一卷肥肠，一卷牛肉猪肘。恭敬地放在族兄的坟前。不停地说:：“哥，吃吧，哥，解解馋吧”。片刻，见四周无人，捧起饼卷，自言自语道：“还是我替你吃了吧！”

物质基础的极端匮乏，是制造社会动荡的要主要动能。人类有史以来的奴隶造反，农民起义及灾民哗变所构成的社会动荡，都与众多极度的贫困人口无路可走，揭竿聚集，引而爆发有关。从斯巴达克斯起义到中国的辛亥革命；从古埃及尼罗河边奴隶们的角斗之剑到法国爆发的巴黎枪声，共产主义就是在工人阶级遭受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残酷压榨时期，而孕育萌生的历史产物。

在中国，历史上也几乎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是在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政治极端腐败，人民求变以图再生的要求下完成的。
共产党在中国建国后，新中国在最初建国几年间，得到了太平岁月的休生养息。但是，共产党执政策略很快又出现重大失误。经针对整治知识分子的1957年“反右”之后，万马齐喑，真话不敢再讲，良心不能舒张的局面已露端睨，社会的良知已经大打折扣。

在取缔敢说真话土壤的“反右”的基础上，1958年荒涎不经的“大跃进”和“共产冒进风”应运而生；恶果很快接踵而来，1959年和1960年开始大量饿死人。六十代最初几年的“自然灾害”，加上无休止的“三线”建设等因素，瘦骨抽髓，人民生活水准一降再降，乡村凋蔽，城市荒凉，国民经济几度濒临经济崩溃边缘。亿万人饿肚皮，上千万人成为饿殍。整个中国腹不裹食，衣不遮体。

到“文革”初期，国民经济稍作调整，国民经济的压力稍有缓解，“十年文革”又一次把七亿贫穷的人口，引入到精神替代物质的释放颈口。潜伏在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人的各种欲望，终于酿成了全面爆发。

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知识分子不敢说话；邪恶，才有了最无可遏制的流行市场。

人类最本能的欲望，永远都愿意皈依在神圣外衣之内；犹如奸恶横行，也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文革”时期的夺权造反，大很大程度就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用成为改变命运的冒险！经济破败，良知泯灭，文化沦丧，政治混乱，法典驰废，社会的秩序一再打破，新的制衡点在风浪中不断弥合和破裂，不断在寻找新的制衡点。

打倒人者立足未稳，自己又被打倒；用出卖良心和灵魂刚刚换取的权力，又被新的跳梁客霍然从背后杀出予夺。蚌埠相争，黄雀后面是受人暗算的渔翁。
毛泽东曾说：我们要严防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但他并没有想清楚席卷全国的权力再分配，怎么才能有效地严防那些心藏叵测的人。毛泽东联盟刘少奇打倒王明，再用林彪便取而代之刘少奇；林彪还没有站稳脚跟，又接着沉戟沙滩。时势造“英雄”。“英雄也受翦灭。

只是我们要讲的王未兰似乎跟“英雄们”毫无关系。

但有了这样的农民做广泛的社会基础，“英雄们”肆意妄为还有什么顾忌？

僧是愚民犹可训，愚民式的农民还有不好导训？

王未兰只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如果一直活到“文革”时期，他会怎么样表现也不难猜测，他们当是蕴藏着最可能是“革命”利用的对象。同样，对于因谆善导，“驯服”愚民的人来说，要骑在别人头顶上活着，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抬轿子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就是很好的利用了农民改变没有土地的社会现实，很成功地发动了红色暴动。

革命成功的玄机一但掌握就会成为政治上的现成策略。

“文革”是一种“革命”的形式，它与打土豪分田地，有着曲径同工之妙。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人性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着生存的危机；它和其它“革命”形式一样，再次释放着各种人的欲望，淋漓地暴露出人类最丑陋、最贪婪，最凶残，最疯狂的阴暗部分。

也许，一个一生没有吃过肉卷饼的王未兰永远不会关心什么政治，但当王未兰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典型人物的时候，就很难说这个阶层不会成为爆发烈焰的助燃器。因为，没有一个贫穷和破败的人生，会永远保持心理平衡，只有富庶和自足的社会才不会渴望动荡。历史所有的剧烈动荡周期，无不与饥饿和基本生存欲望得不到满足结成周期的孪体。
王未兰，作为一种农民的典型形象与李自成，洪秀全，张角和宋江作为农民典型一样令我们感到悲哀，它让我们深深感到，人民的基本生存欲望得不到满足，这个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真正安宁！

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高瞻远瞩地解决了中国人温饱问题后，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局面，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历史，总有它的运数和禅机。

人如何变成恶魔

在晚年之际，呼吁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巴金老人曾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只有人与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在异化。这个人与王未兰一样，都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物。我们不知道他有没做过帝王梦，由于“文革”，他得以喜遇“良机”，一时生杀夺予，独断专行，罔视天理良心。自以为算得上耀武炫威，光宗耀祖了。

假如没有“文革”，他最多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县城普通一员，是个从乡间走进城里的“小市民”。

他生得白白净净，看似文净，其实脾气很怪。和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的执拗和别扭。人家往东，他偏往西；说话、处事、总喜欢扭着劲儿上。越古怪，越无能，越要用古怪行为掩盖无能。如果不是突然刮起“文化革命”旋风，他也许默默无闻。真是乱世出英雄，“文化革命”狂风骤起，使他从县委的一个小干事，一夜间就成了邱县的风云人物。

也许，隐在他内心深处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从没有得到过真正释放，这个机会对他来说只能用“千载难逢”来形容了。豺狼只有在欲火中烧时，才会红了眼，才能看出其本质的凶残。西方谚语说：上帝欲将毁灭一个人，必先使其疯狂。作为一个权欲极强的人，他似乎要“文静”得多，如果不是遇到“文革”，他的所有毛病也只能收敛为小缺点，小脾性。除了能跟周边的人找点麻烦之外，还酿不成重大的社会灾难。没想到时代骤然变了，他完全可以由着性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事事。其实，他的生活环境、他的血液里、他的耳濡目染，很多时候是在污秽中铸就的。

1966年初，邱县公安局从乡间破获一起“九宫道”案件，从他舅舅家搜出“黄绫珠”“八挂图”。经查：他的外祖父就是坛主，舅舅是外帮，父亲是‘内阁’，母亲称之为“如意菩萨”。自幼的耳熏目染，使他明白了许多“神”权至上的玄机；而且，也明白了“神”是可以由一些人来捏造的。

他沉默不语是在窥测时机，等待大展宏图。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个时机就在1966年这个不寻常的年代魔幻般降临了。

也许，一切会道门和黑社会帮派的首领，天生就是李洪志之类的“政治人物”吧。耳熏目染，口传神授，使他自幼就从外祖父一家的生活中，窥测出该从什么时候、什么缺口、什么地点吹风点火，呼风唤雨最合适。不用细致描述他造反起家的发迹史。从他登上“三代会”第二号人物的宝座起，在清查“国民党”的台风中，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斗中，他最大的政治才能就是“智勇双全”，即有主意，又敢出头硬干，用他人的生命和枯骨垒积成个人晋身的台阶。

这一切都算得上“功勋卓著”。不然那“三代会”二号人物的头衔怎会很快落在他的头上？

权欲的满足，犹如对罂粟的吸食。

请看一帮造反弟兄对他的肉麻“爱护”和崇拜。有一天，他生了“病”，在家休息。前往探望的人不少，于是办公室宣布道——“不能去打扰他。打扰他就是打扰革命，革命需要他好好休息。凡前往探病的，必须经县革委批准！”

多么威严！多么风光！多么尊贵！——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人生境界？

同村的邻居旁敲侧击地对他父亲说：

“别让他由着性子来，稳当点好！”

他父亲简直不屑一顾，得意洋洋地说：

“乱世出英雄嘛！”

一个家庭如果能出个“英雄”，那也算是祖上的阴德，祖茔的风水，上可光宗耀祖，下可显赫邻里。进不了紫禁城坐天下是老天注定的，可当个“土皇上”也是一方人物，跺跺脚就让别人家的房宅四角颤动，唾沫能淹死个人，发个脾气能搅得风风雨满城，这可是土里刨食、装神弄鬼骗个蝇头小利人家祖宗八辈都没有出现过人物呵。
小农式的浅薄和卑微，将流寇一样的草头王视若光耀祖宗的招牌，不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悲哀？在县里，他那一身军便装在当时是最时髦的。要权有权，要物有物，说整谁就整谁，生杀夺予，施尽威风，出尽风头。

“土皇上”不可一世的权欲享受他已经完全领略过，可梦中的帝王生活是怎样的呢？他按臆测的情景想尝试一下。有一天，他终于按照自己的想象，找到了一种显示尊贵的方法。他抛开喧嚣县城，一头扎进家里。他脱得精赤条条，钻进那条绘龙画凤的棉被窝里，在土坑上一下子躺了六天不起。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都成了他随唤随到的侍者。饿了，老婆做好饭，在被窝里喂他；想吃糖豆，老娘将糖纸剥开放进他的嘴里。想抽烟，老爹先点燃，再让他叼上。腰乏困了，老爹还得给他舒筋捶背。想屙了尿了，闺女给他端屎端尿……他想，一心想做“门道”“土皇帝”的亲戚们，你有过这种享受吗？

旧社会村里的土鳖地主老财在炕上躺过六天不起吗？他表情平静，但心里有种道不尽的满足和舒坦，他突然感到受人崇拜的份量。这一切都不用问，因为从老爹、老娘、老婆、闺女，那陌生的激动、慌张、羞怯、恭顺、羡慕、满足的眼神里，他已经看到了答案。视野之内，方圆数村，列祖列宗谁都没他这份风光！
为了显示威风，他让跟随他左右的“专政队员”将村“专政组”抓获的“国民党”押进他的“金銮殿”，他依旧赤条条地用被子裹着身子审讯。
“专政队员”腰里悬挂着“王八盒子”，虎视眈眈地站立在两边，好象就是日本宪兵队里的汉奸；大明帝国的“东厂”和“锦衣卫”；蒋介石的“中统”、“军统”；德国人的“冲锋队”；日本鬼子的“宪兵队”。而这些“土汉奸”们，不正像他的卫队吗？

他的一声叱喝，“国民党”就浑身哆嗦。

老爹、老娘、老婆、闺女，哪见过这威风凛凛的场面？戏台上县太爷审案，三班衙役，恭候助威，也要相形见拙。刹那间，小屋变成了县大衙、督察院、金銮殿，如果再有人跪伏在地，呼喝一声“吾皇万岁”，那欲念中的帝王梦，就不再是梦，是活生生的现实了。

遵照他的吩咐，村专政组将“国民党”犯押进他家，他要躺在被窝里“抓革命”。

“态度老实吗？”

“……”

“念咱是一个村的，只要你低头认罪，听我的话，我给你活路！”

“……”

“政策是皮条，攥在我手里，能松能紧，我把丑话说前头，到时别怪我不讲情义！……”

一声叱喝，“犯人”被押走了，活生生的现实让人飘飘欲仙。

他通知村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村民们忧心忡忡，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来了。会场黑压压地参差不齐。会场前边，放了张方桌，旁边放了把太师圈椅。在村革委会主任及地心政人员的陪同下，他来到会场。有位在场的农民画家清晰地记着当的场面。经他描绘，画面是这样的：他穿着洗过几水略微显旧的军便服，腰扎武装带，别着两把盒子枪；方桌旁边的太师圈椅原来是给他老爹准备的，他老爷子似的坐在太师圈椅上，跷着二郎腿，叼着烟卷，慢慢悠悠地吸着，喷吐着烟圈儿。

村革委会主任在另一侧直立恭候，他上穿件白短袖衫，下穿紫花布裤衩，裤衩是乡下传统做法，长过膝盖，脚穿黑凉鞋，短袖衫左臂，戴着印有×ד造反团”的红袖箍，右肩挎着“红宝书”袋，“红宝书”袋巴掌大小，红背带却极长，挎在肩上，颇与今天时髦女郎挎的高级背包相似，只是色彩不一样，而且，他的胸前，别着枚毛主席像章。他声嘶力竭地讲着，唾沫星子满天飞。虽然现已无人能完整回忆当年这位“三代会”二号人物讲话的完整内容，但主旨是讲“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他激情满怀地讲着，他那个一心“得道成仙”的老爹在一旁得意地摇晃着脑袋。胆战心惊的村民蜷缩着脖梗，不敢把那些不知有什么来历的话往心里记。

就是这位在邱县“三代会”当家作主，曾经躺在炕上六天六夜提审犯人的全县第二号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干尽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搞得民怨沸腾。落实政策文件一下达，他犹如丧家之犬，惊弓之鸟。他一手能遮天的邱县不敢再待下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于落入法网，关进大狱，得到应有的惩处。他恶贯满盈，法律惩处了他，冤仇本该了清。一时期县里不知从哪里涌来的孤儿寡母挤进他家，又哭又闹，来了一拨又一拨，如同冤魂缠身，无法驱散。这是痛苦的长啼，是悲愤的诅咒，是含冤茹苦的控诉。发泄、呼喊，用尽了奚落、嘲弄、讥讽，以求心理上的短暂平衡。而当这种渲泄达到顶点，理智又完全失控，报复行为占上了上风，于是，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家的门楼砸了。

也许街门楼在那时是权力的象征，权力坍塌了，门楼岂容它存在？

他的家属，他的子女，面对如潮的的遗孤寡母，似乎意识到自家的罪过。同样的胆颤心惊，不敢言语。但内心服气吗？怕谁也说不清楚。

象征着权势的街门楼坍塌了，标志着这个家庭的败落，——也许，标志的是一个时代的彻底败落！

这种败落是永久还是暂时？

这种败落似乎从专制到极致的秦始皇到另一个极端专制的朱元璋时代的倾颓；从蒋介石反动统治在大陆中国的倒台到“四人帮”覆灭，我们从中都可以看到了这种影子。那种令人极度憎恶的专制体制的败落，从1966年中国有过的“回光返照”到1976年的扫尽阴霾的“十月金秋”，历史的重复和清算令人回味久长。

几年后，他的父亲死了，死在五黄六月。

在穷困的农村，没有冰冻设备，这种时候死了人，搁三天就得出殡下葬。

对与他结下冤仇的人来说是天赐良机。农民有农民复仇的方式，农民有农民的憎嫌表达。

这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死了老子小三辈。当孝子的见人就得磕头。可眼下磕头不管用了。既没人帮忙，又不让他出丧。无奈何，他挨门磕头，当然要数说自己的罪孽，哀求宽恕。就这样，第八天头上才允许他出丧，葬埋死人。天又闷又热，尸体散发出一股呛人的腐臭。

这股阴森的臭气，令当时的侧目者至今难忘。

人民如蚁虫，“英雄”们才能掀尘荡灰，飞扬拨扈。

有了王未兰，就一定有王未兰这类农民的另一种极端：惠广志之类的人物。历史从来都是辨证的。王未兰满足有肉卷饼吃；而惠广志则满足躺上炕上有人点烟吃糖还能升大堂。王未兰在希望中熬到了死；惠广志则用周边人的生死做“革命”乩坛，鸣锣开设人肉道场，实现了生杀夺予的尊荣尊宠的梦想。

地狱，制造在人间

凡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总能找出激荡风雷的理由。

历史上，有过狼群围城的记录。据说，狼群攻城掠地，扫荡村落和驼群，必然先对周边地区数百里之内的所有狼群发出“通告”，它们对其它生命的报复是不需要理由的。所有的理由就是其它生灵的肢体可供它们分享。

法西斯希特勒发动反人类战争的前夕，就开始反复为他杀伐同类寻找理论根据。

狼群围攻人类，也会有它嗜血的理由。它们会在同仇敌忾的前提下，向一切弱小的生灵张开利齿。

一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县志”成了后来邱县血雨腥风的导火索。这本县志也就成了“赵政委”和“惠主任”他们大开杀戒的开端和理由。这本县志清清楚楚记载着：现任县中中学校长刘雷曾是“国民党县教育委员会委员”。以他们的逻辑，国民党的县教育委员会委员，就是当然的国民党员，而一切国民党员是当然的共产党的敌人。找到这样的“突破口”，他们“向毛主席邀功请赏”，进而“升官晋爵”，“光宗耀祖”的机会就都来了。

于是，造反派的头目们灵光的大脑展开了“文革式”逻辑推理：“国民党的县教委委员”，必然就是国民党！更为可怕的是，这位“国民党”的儿子解放后一直担任着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刘一心，1952～1958年任中共邱县县委书记，时任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虽然红色风暴来临之前，这位县委书记已经调任异地，现在也被那个单位和部门冠以“走资派”！由此推断，这位“走资派”的父亲是“国民党”，他也一定就是“国民党”，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都应当是必然的“国民党”在邱县的总后台。
由这个“国民党”领导的邱县中共党组织，也就必然是国民党的暗中组织！

有了这样的“题目”就可以大有所为。

1967年7月，县革委研究贯彻执行6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时，已经靠造反夺权成为县革委会主任的赵玉春，让县革委常委陈××当抓叛徒队长。

陈××时任县邮电局副局长，历史上曾两次被捕，他即怕抓叛徒抓到自己头上，又对原县委书记刘一心任职期间不重用自己而怀恨在心。便利用赵玉春和县人武部长于好山之间的矛盾，提出“贯彻中央指示不能死搬硬套，要结合邱县具体情况，邱县黑势力还是主要的，根子是刘一心，于好山是黑干将。刘一心是个总代表人物，把他揪回来就解决问题了。”
赵玉春表态说：“好！你是邱县的活字典，听你的，你组织几个人整他的材料”。

陈××马上组织“三老”（陈××、石××、张××）出主意，组织“三少”（惠志广、石××、石××）编材料。陈××说：“旧县志上的教育委员一定是国民党”。“三少”就根据陈××说了句无中生有的话，把刘雷定为“国民党员”，刘一心（刘雷之子）定为“国民党”的总后台。说他们明是共产党，暗中为国民党办事，邱县县委一翻牌就是国民党县党部。

他们按上述编造的假材料，给地区革命委员会写信，把刘一心从省二医院揪回邱县批斗。把于好山从邯郸县人武部（时任部长）揪回邱县人武部实行专政。

地区革委会立即帮了他们的的忙。

很快，那位身为“走资派”的前县委书记被揪了回来。

这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他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的共产党员，在这片贫穷土地上含辛茹苦工作多年，也为一方百姓改变贫穷面貌费尽了心血。他当然不会承认打手臆断出的罪名。于是，上刑就成了一种碎筋折骨，损肝伤肺的“伺候”。

这位走投无路，盲然不知如何应相对的原县委书记领受着烈火般的狱刑。

其实他并不知道，他之所以罹临这样的祸端，就是由于他从没有真正欣赏过属下“赵政委”，在“赵政委”与“同僚”于好山不和的境况下，“赵政委”没有得到这位县委书记的支持。现在，“赵政委”风水终于轮流转了，他竟然能支配起从前“顶头上司”的命运了！小人得志，天翻地覆。

他们父子竟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全县性灾难，这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一个桃李满邱县的老教师；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竟然都是“国民党”！后面的“文章”就可以让别人任意地涂写了。
1968年1月，县成立“三代会”（工人、农民、红卫兵代表），焦学金任主任，惠志广任副主任。“三代会”内设8个专政组，30个审讯室，成为全县抓“国民党”的策源地（抓国民党期间，县直农村共设专政组296个，审讯室404个）。

1968年4月17日，“三代会”首先对刘雷下了毒手，用数种酷刑折磨他，晕过去就用冷水泼醒。70多岁的老人，经不起酷刑，被迫在他们编造的假材料上按了手印。他被迫承认不仅自己是“国民党”。他的儿子——前县委书记也是由他介绍加入的“国民党”。

酷刑之下，不可能没有屈辞。

“屈打成招”只不是恶运的开头，决不是结果。

他一承认，带来的冲击波很快就牵动了一个县。

令人震惊的是刘雷被人打死后，尸体被浸泡在马尔福林防腐液中。赵玉春利令智昏地说：“我挖出了一个‘国民党集团’，是有功之臣，我要将这具国民党的僵尸抬到北京，向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邀功请赏！”

急功近利之下，必然神智不清，或者，不是智昏就是聪明得过了头！——这实在令人难以猜测。

总之，他们凭空捏造的“国民党案”不啻睛天一声霹雳，在邱县的上空炸裂开来。

有了这个老人的“供词”，接下来就要用血腥讨要人证物证了。

当时流行一句话：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于是他们找来当地两名曾加入过国民党的人，用严刑来撬他们的嘴。这更用不着费什么周折，他们很快就按“刑讯”者的旨意写下了交代材料。他们加入“国民党”也是老校长刘雷介绍的。

赵玉春和惠广志等人异想天开地联想：老子既然是“国民党”，他的儿子也一定既是“国民党”也一定就是这个县“国民党的总后台”！一个共产党领导县的县委书记既然是“国民党”，这个县的县委自然就不是共产党的县委，而是翻版的“国民党县党部”！

这个石破天惊的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无疑在邱县就是“天字号大案”大胆杀伐的开端，就会在全县全区全省直至全国引起轰动！

平日里，倍受全县百姓尊敬的共产党县委书记和他的校长父亲都是“国民党”！而且，言词凿凿，黑纸白字。

那个时代，人民最恨什么？什么就可以成为被打倒者的罪名。

人民最恨叛徒，最恨内奸，是恨工贼。人民领袖、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的罪名，就用它们肮脏地冠在了他的头上。人民自己动手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中国的专制政权，并把那个独夫民贼，腐朽黑暗的政治集团逐出大陆，那么，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就一定能成为执权者强加给对手的罪名，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欲将施之罪，必先冠其恶名。

历史上的一切扬恶抑善、激清扬浊的丑剧，都是这么开场的。

赵玉春、惠广志和他们的同伙们，乐此不疲地动用天才想象的刑法，逼供出又十多名“国民党”，他们有副书记、有部长、有局长——

按数字塔向下施以峻刑厉法，其中八位“国民党”又阶梯形地接着咬出二百多“国民党”！

雪球越滚越大，仅仅七天七夜，子虚乌有之间，一下子又有四百八十多人“招认”了。为了扩大战果，打手们在全县搞了十八个试点村，形象地称为“爆炸点”，很快，这股烈性而邪恶的火焰遍及全县，直至触及全地区，乃到国内许多省市和国家机关。共产党的天下，一时“国民党”糟粕也满盈人们的视眼。

如果，这些人真的是“国民党”，共产党如何能在此执政？

这不是他们要考虑的。

让他们“开口”“交待”是他们唯一要办成的。这似乎不是什么奇迹，更不是什么秘密。

他们最早就是用“电刑”开始的，这个“天才”的发明让他们取得了“突破”。他们让两个真正参过“国民党”的人，用电话线的低压电相互摇动触电。

两个本能自卫的人在拼命对摇的过程中终于“分解了”。他们“缴械投降”。

“敌打敌”的用刑方法在运动的初始阶段，几乎就是最“文明”的刑罚，但地狱之门全面打开，魔鬼必然疯狂起来。披着神圣外衣的魔鬼一朝主宰世界，这个世界必然就是杀人的屠场。他们发明的“刑罚”比白公馆，渣滓洞毫不逊色。为了佐证“国民党”的货真价实，他们指鹿为马，这那些用尽极致侮辱和精神折磨手段，逐渐打垮“专政对象”的人格意志；如果屈服不了，就用死亡和对亲人的牵连恫吓他们。

被他们打怕的人们，开始自己动手画出“党证”，“选举国民党县党部”，挖出“发报机”（系解放前共产党区党委的一个宣传机关报废的土造油印机），搜出防洪红袖章做暴动证据。
这是多么大的收获呵。

1968年4月15日，县成立斗批改战斗队（三代会原班人马），赵玉春在会上明确表示：“你们战斗队任务就是要杀一批，抓一批，处理一批。”20日，看赵玉春眼色行事的惠志广向赵玉春汇报说：“刘雷承认了，还承认他儿子刘一心是他发展的国民党员”。赵玉春说：“县委书记是国民党员，一定要把这个集团搞出来，把上根下线都追清，有多少抓多少。挖出国民党，靠教育不是万能，没有一定温度是不行的。国民党顽固，群众起来揍他几下有啥要紧，对坏蛋打就打了，死就死了，我当家了，愿捕谁就捕谁。”

此后，惠志广等人对前县委书记刘一心又下了毒手。他们用尽各种刑具，将刘一心连续拷打7天7夜，几度昏死，诱其招认老县委一班人都是“国民党”，刘一心在非刑逼迫下，不得不招认。
5月1日夜，“三代会”对原县委、人委县局级干部共8人（号称八大专案）动了大刑。通过逼供、引供、串供及指名认账的办法，一夜之间将这些人打成“国民党”集团。
冤狱既设，妖魔就可开设人肉道场了。

地狱之门在邱县开始真正启动。

中国二十世纪的罗织经

“你是不是‘国民党’？说！”由游手好闲者和平素里郁郁不得志者们组成的打手们喝斥道。

妖魔既成正果，佛不下地狱，舍之其谁？

一股股忍的疼痛撕扯着他的心，他努力镇静住自己，忍着疼还是那句话：

“不是。”

“你是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他说得慷慨自豪。

又是一阵没头没脑的毒打。

这位姓王的共产党员始终咬住牙关，不肯承认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

“造反派”在他的手腕上穿上铁丝，一阵剧疼昏了过去。鲜血顺着手臂流淌着，滴在地上，旋即便凝固了。等他苏醒过来，才知道自己的两手已被吊在屋梁上。两臂举着，脚刚刚踩着地，腿稍为软一下，全身重量就会全集中到一双手腕上。他强忍着钻心的剧疼，死不承认。

打手们围拢来，得意地问道：

“这回该说实话了吧？”

“我生下来就不会说假说！”他说的是真话。

恶魔执掌的地狱是听不得真话的。“少罗嗦，你到底是不是‘国民党’？”

“不是！”

“好！不是就这么吊着。啥时承认了，啥时就放你下来！”一个类似鬼子炮楼汉奸队长的专政组长气急败坏地叱责道。

王××就这么被吊着，稍一点头，绳子就拽提紧点，就会撕心裂肺地疼痛。后来，“专政组”让他老娘来给他送饭，意思是做他的思想工作。老娘亲提着瓦罐，里面盛着米汤。她见到孩子浑身是伤被吊着，泪水从老眼中涌出来。

“孩子，你……”老娘亲泣不成声。

“娘，你怎么来了？”王××惊喜地说。此时此刻，他真想向亲人倾诉一腔冤屈。可又怕娘扯了他这副惨象难过。“娘，你走吧……”

“孩子，娘给你送点米汤，你喝口吧！”

老娘亲用颤抖的手捧着瓦罐，喂王××米汤。他的双手还被吊着，铁线串肉的地方，是一片黑色的血污。

“孩子，说了吧！别嘴硬了！”老母亲希望儿子早点结束这种地狱酷刑。

“娘！”王××宽慰着母亲：“你知道，我从小就不会说假话。咱不是‘国民党’，咱咋能胡说呢！”

“那他们……”老娘亲知道儿子承认的后果，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娘，我顶得住！……”王××咬着牙说道，泪水从脸上流下来。

母亲的心让刀割了一样疼痛着。

王××在屋梁上被吊了七天七夜，168个小时。他始终没有松口，没有承认自己是“国民党”。

七天七夜！

度日如年的七天七夜。

他用铮铮铁骨，表白着自己。用血淋淋的忠心，表白着自己。他用生命抵抗着不白之冤。

在邱县，他也算得上是个很有名气的人，是个农业生产上的好手。特别是种棉花，他曾去山西参观过全国植棉能手种的棉田。他被评为全省青年标兵，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写出过他青春的辉煌篇章。

“文革”中清查“国民党”，没有漏掉他。因为他是党员，是村干部，是县里的红人。既然全县有那么个庞大的地下“国民党”集团，他能不是“国民党”？他被关进了“牛棚”。

开头对他的是“温火”，说明情况，喻以大义。遗憾的是这位姓王的农民，犟筋一根，很不“懂事”，嘴咬得紧，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国民党”。

“你不是‘国民党’？”他们希望这不是真的。

“不是！”王××回答得干脆肯定。

“再大声说一遍！”专政人员失望透了，动了肝火。

“不是就不是，咱不能胡说！”王××一字一句，说得很老实。

“你诬蔑谁胡说？” “造反派”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吼叫道。

“反正有人胡说。”

“太嚣张了！”

专案人员收起温和的面孔，脸孔一下子变成了凶神恶煞。

“让他头脑清醒清醒！”

皮鞭顺头抽下来，在肩上、背上、手上、腿上，立即留下一条条血道子。

“老实坦白你的‘国民党罪恶’！”

震惊之余，他想笑，这是开的啥玩笑？自己就入过一个党，那就是共产党。现在说是“国民党”，岂不好笑？他才三十六岁，刨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十九年，在国民党呈凶的年月，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会是“国民党”呢？他稳住情绪，平静地说：

“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国民党！”

他本来就站的好好的，答话刚出口，后脑勺便沉重的遭受一击。

“低头！”

只觉得脑袋“轰”地象炸了似地，他强忍着，没有栽倒。可是，还没等他站稳，两个壮汉从两边铁钳般拧住他的胳膊，猛地向后上方一拧，两只胳膊倒翘着，摆成翅膀的样儿，头被死死地向下摁，屁股高高蹶起。

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他只感到浑身疼痛，脑袋发胀，胳膊断了似地。他的脑海里，蓦地变成一片寂静的荒漠。

对他，这只是简单的刑法：弯腰、蹶腚、架飞机。

审讯在继续，刑法在变换，不信撬不开他的嘴！接着“专政”人员给他戴“五星”。五星是铁制的，四五十斤重，用铁丝拴着吊在脖子上。铁丝立刻勒进肉里，整个身体都在往下沉，往一起缩，头上汗如雨下。两腿慢慢麻木，慢慢变软，终于“扑咚”跌倒在地上。

还不承认吗？再换个“老头看瓜”。将腰弯到贴着胯，把脑袋塞进裤档里捆起来。腰椎无限制地拉长，骨节“喀巴喀巴”响，呼吸短促，直感到难忍的憋闷。

他咬着牙坚持过来了。再换刑法，来个“挤刺猬”。让脱去鞋、袜，光脚站着，用铁棒使劲挤压脚指头。人常说，十指连心，其惨其痛之状令人发糁。

一个在邱县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就是专政人员眼中最好的突破口，只有打开这样的缺口，才能打开一片，才最有说服力，才能证明从前这些人原本就是坏蛋，而他们这些受人冷遇的人才是真正“忠良”。

这样的人岂能轻易放过？

所以，这个“专政对象”除了受刑讯，还得接受批斗，以期推动全县的运动。最高记录，一天批斗八场。光在县城批斗不行，还得拉到各公社去批斗。儿子、女儿平时已见不上他，只能在游斗路上远远望着父亲。只见父亲的脸色腊黄，人瘦了，老了，头发胡子老长。细心的女儿见父亲走路一瘸一瘸的，还不时打着趔趄。她挤进人群，凑到近前一看，只见爹的脚肿着，不能穿鞋，只得将鞋剪开，趿拉着往前捱。儿子、女儿回到家，将看到的告诉母亲。一家人哭成一团。女儿掂念父亲，挑灯熬夜，比着父亲的鞋样，给父亲做了双宽宽大大的特制鞋。“三代会”大院戒备森严，鞋无法送进去。后来打听到父亲要被揪到十几里地外的一个公社去批斗，便赶去那个公社送鞋。儿子、女儿有些怕，找来姨父、舅舅，一块儿去。

公社没有开大会的戏台子，临时用桌子搭起个高高的批斗台。只见父亲被摇篮到批斗台上，四周是黑压压的百姓。不知此时他们想没想到鲁迅小说《药》里描写的场景。刽子手绞杀革命党人，观望杀人者的群众如潮涌，挤着朝前想看热闹。他们压根儿不知道同情、良知、痛楚、悲愤、感动、触动为何物，纯粹是为了看“稀罕儿”。

人性麻木了多少年？解北京之围的袁崇焕被杀时，北京人吃他的肉片的有之；秋瑾为拯救民国，为国民啖血馒头的有之；日本人杀抗日志士时，哄笑一边的看客有之；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灭绝人性的批斗会上，多少人的心灵变成了没有知觉的石头，无人知道。

人们的灵魂集体风干了。

良知受到一次次的轮奸。

时令正置暮春，卷裹着苦咸沙土的寒风，令人打着冷战。

造反派慷慨激昂，揭批着他的罪行。批斗结束，将他从批斗台上推了下来。他倒在了血泊里。人群中，只有了解他懂他的亲属们捂上眼睛，任泪水从指缝溢出。

还有一位被认定的女国民党员也被揪斗。不知是出于自发，还是受人指使挑唆，这伙半大小子硬逼迫她将衣服脱光。她受过各式各样低三下四的屈辱：罚跪、爬街、敲着锣游街……但女性的尊严还深埋在心底。现在，硬要逼迫她在异性面前脱光衣服，她不甘凌辱，本能地缩成一团，手紧紧攥着衣襟。这伙公然的流氓见她不服从，便一窝蜂似地拥上来，你推我拽，又撕又扯，衣服被撕破了，条条缕缕。

她最终没能护住自己，赤身裸体地横陈在光天化日之下。

洁白的女性胴体在阳光下奇异地坦露着，好象早产的婴儿拖着血腥的胎盘，僵死地流溢出人性可怜楚楚的母体。

没有谁觉得还有什么色情诱惑，只觉得女人最后隐秘的尊严被无情地践踏着。

这个女人连羞耻的权利也被粗野地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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