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曼珍：我和老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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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4月结婚照  
                                  写在前面的话


    各位团友：
       此文当初只为完成《晚晴》的约稿任务（于去年9月发表）。因涉及一些隐私，不好意思跟团友们“见面”。有的团友看到后，可能觉得还可读，就在微信上公布了。我想发给大家也好，可以听取更多意见。  只是文章太长， 看不下去可随时停下来。很想念大家！            
                                                       曼 珍      2014.3.12   


老吕是我的爱人，名叫吕祖荫，今年８８岁。我比他小１４岁。不少人初识我们，都会很惊奇：他俩的岁数怎么差那么多？！

                               千里姻缘

我出生在江苏宜兴的一个教师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学业和思想品德教育，是听刘胡兰事迹和阅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长大的，对党和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感情。１９６０年上复旦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时入党，因在德智体方面有较全面的发展，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奖章。

１９６２年大学毕业时，校方想让我留校做团的工作。但充满浪漫和革命激情的我，自打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就渴望将来当一名中学教师，更一直向往首都——毛主席所在地。正好分配时，有北京中学教师的名额，我便坚决要求来北京工作。母亲因我这个独生女要离家远去，急得在地上打滚；我当时大学毕业刚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男朋友，也不愿我到北京工作。但我义无反顾。我被分配到北京政治学校当语文教员。两年后，市委宣传部支部生活编辑部缺人手，我被调任编辑。

吕祖荫是云南宣威人，家境清寒，从上高小起就滋长了爱国主义思想，富有正义感。他在昆明上西南联大，后随学校回迁北京，上北大中文系。一篇《生命之歌》作文得到沈从文教授的赏识。沈教授亲自将该文送天津《益世报》发表，并鼓励他以后从事写作。但他１９４８年入党后，就把党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志愿了。北平解放后，离毕业还有几个月，被分配到北京市委工作。１９５８年夏天，接替张道一同志任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支部生活》主编。

１９６４年底，我从“四清”一线到支部生活编辑部报到，是老吕接待的我。他那时３９岁，单身，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成熟、质朴。

对编辑工作生疏的我，渴望尽快提高自己。在得到编辑部几位老同志帮助的同时，得到老吕手把手、耐心细致的指导。此时，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上学的男朋友和我相隔遥远，加上学校环境的影响，最主要还是恋爱基础不牢固，两年多来很少给我写信。我发现他对我的感情有变化，就想和他分手。老吕得知后，劝我不要轻易做决定。一次，我打球扭伤了脚，老吕用火点着酒精，不断燎火给我揉搓伤口，我很感动。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从他办公室门口经过，发现里面坐着一位比我年岁大的女同志。之前，就听说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敏感的我，顿时心里一阵难过，这才意识到自己喜欢上他了。第二天一早，他发现我一人在办公桌前呆坐，得知我的心思。原来，他心里喜欢我，但觉得和我年龄相差太多，不敢往这上面想，而且我和男朋友的关系没断，他才和那位女同志见面。但对方听他介绍自己有食道憩室的毛病就打退堂鼓了。于是，才有了我俩的相恋。

我们下班后经常在办公室聊天。他给我讲解自己收藏的名画，我给他唱我俩都喜爱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当时觉得像他这样既懂政治又懂艺术的人不多。一次，他对我说：我俩恋爱就像站在地狱大门口，要准备进去后有风险。我听后很吃惊：是不是他自知政治思想有问题，感觉像站在地狱门口？吓得转身就要离去。刹时间，他一把抓住我的辫子，把我拉回去，解释说：“马克思讲过这种意思，搞科学就像站在地狱门口，一旦涉足就由不得你，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你不用害怕，这是比喻。”我这才安下心来。

部里同志听说我俩的事，有人猜测我是图他每月１３８元工资。比较了解我的李世凯对人说：程曼珍不是那种人！说真的，我那时根本没注意他工资多少。

                              “文革”风云

１９６６年４月初，市委宣传部同志在会议室为我俩举办了简单而热烈的婚礼。我和老吕合唱了一首歌:“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向着党。”老吕因多年来一直用工资积蓄资助自己的兄妹（包括孩子多、清贫的县委书记大哥），我俩结婚时只买了一张旧床和一只旧箱子。

此时，“文革”的风暴即将来临。在４月１６《北京日报》以编者按形式批判“三家村”之前，宣传部就开始在支部生活编辑部中层范围,让老吕检查“不突出政治”的问题（主管部长事前组织有的同志查阅了历年的《支部生活》，并从新华社调来一位同志准备接替老吕的工作）。

之后，中央批判北京市委为“独立王国”，后又升级为“修正主义集团”，宣传部开始了对部长李琪和处长们的揭发批斗。老吕成了“黑帮分子”，我因此成了“黑帮老婆”！在顺境中长大的我，一下子从高处摔下来。

虽然当时市委宣传部对“黑帮”的批斗，比起社会上那些厉害的要文明许多，但在一次会上，竟有人喊要对黑帮分子“踏上一只脚，再踏上一只脚”，一连喊了六七个“踏上一只脚”。还有一次李琪部长在会上刚表示要检查自己的错误时，那人竟然拍着桌子怒吼：“你有什么资格检查！”（《人民日报》点了李琪同志的名后，传来他在北京饭店会议期间自杀的消息）。

没有一点党内斗争经历的我，被当时的情势吓懵了。开始，我不敢回家。晚饭后，径直回老吕办公室躺下。我告诉老吕我不回家了。他想劝我，但知道没用，便什么也没说，悄悄拉下窗帘（知道我怕光），独自回去了。

后来，因怀孕反应大，我不得不回家住。老吕尽心尽力照顾我，经常赶到东安市场附近的小吃店给我买馄饨吃，还总劝我多吃一些。我心里很难受。

此后，经历了抄家批斗，老吕和其他“黑帮分子”被集中到京郊“反修堡”劳动、学习，后来又和宣传部几个“黑帮分子”被安排到某工厂劳动。因为远离批斗，这是“文革”中比较清静的日子。

１９６６年底，我挺着大肚子，在老吕的护送下，独自挤上拥挤不堪的火车。当时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更谈不上找座位，最终在好心人帮助下，挤到厕所边一小块地方坐下。就这样十分艰难地回到上海父母家，准备生孩子。这期间，接连收到老吕惦念我的来信。后来，我以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的名义，给老吕写了一封信，说她很想念爸爸，让他注意身体……



我父母“文革”后，来京与我们团聚


       我休完产假回到单位，发现在满墙的大字报中，有一张严厉批评我的大字报，说我“和黑帮分子吕祖荫划不清界限”“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严重”。原来，我以小女儿名义给老吕写的信被革命群众截住了。这当头棒喝，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处在非常矛盾的境地：老吕是批斗对象，是“黑帮分子”，但他又是我最亲的亲人。我加紧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论述，尽量提高对老吕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同时，开始揭发他的“错误和问题”，记得曾揭发他对我谈起不同意林彪说的“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等。
１９６７年，市委机关干部集中到市委党校搞运动。市委的“黑帮分子”也到党校劳动和接受批斗。至此，老吕的罪行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一是因为他在１９５８年担任《支部生活》主编后，先后在本刊撰写《说故事讲哲学》《共产党员修养漫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专栏文章和许多社论、思想评论，其中一些被认为“影射”。更要命的是，１９６１年他曾应邀在《前线》发表《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一文。文中有一段讲，唐太宗信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因而善于听取大臣魏征的进谏，而古代有的皇帝却不能听取不同意见，以至于闹到臣子不得不进行“尸谏”“兵谏”的地步。此时也被认为是“影射”。有人在批斗会上指责他，“难道想对党和毛主席尸谏兵谏不成？！”二是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他曾下放到基层劳动，对大跃进中“左”的问题有切身感受。后来在１９６２年北京市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会议上，他对大跃进以来的的问题直率地发表了看法。此时被指为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文章，有言论！但老吕的认罪态度却不好，被认为是“顽固不化”“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这一阶段，我三天两头要参加对老吕的批斗。我和他近在咫尺，还不时要发言、表态、喊“打倒”，日子不好过。一些人开始劝我离婚。工宣队、军宣队同志用革命的道理启发我，说根据我的情况，原本将来可以分配我干重要的工作，可是因为老吕的关系，就不行了。我本来是最听党的话的，“为党干重要工作”最能打动我，但我没做声，心想：那就能干什么干什么吧！不久，母亲派表哥来让我离婚，我知道她老人家本来不赞成这门婚事，现在又这样，不知多忧心，但我没按她的要求做。我不想和老吕离婚，当然有孩子的原因，但主要还是我觉得他虽然有严重错误，但并不像当时批判的那样“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从本质上说他是个好人。我还想到他有很多兄弟姐妹，我不应把他逼到绝路，而伤害了这“一大片”。  

我没有离婚，但要求自己和他划清界限。除认识他的错误外，坚持不和他接触。直到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我下放到门头沟劳动那几年，也坚持不和他同时回家，和他没有任何联系。“文革”后期，一次我俩不巧在家里碰上了。他对我说：“我不好要求和你在一起，怕对你有不好的影响，但我还是希望能在一起谈谈，能得到你的帮助。”因为“五一节”快到了，我答应到时候和他一起回家。不料下放小组组长听说我要和老吕见面，有意安排我假日在下放点值班（以往节假日都不安排值班）。老吕回家没见到我，很遗憾。

“文革”后期，老吕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我印象中他是市委机关受处分最重的），１９７３年平反，次年被分配到市园林局工作。老吕原以为会让他干老本行，但市园林局认为他“不适合做党的宣传工作”，安排他到天坛公园园艺队当副队长。

                               路遥真知

我和老吕从相识到结合，不到一年半时间，说实话，我对他知之不深。倒是经历了“文革”和以后的多年相处，才对他有了真正的了解。除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功底以外，他的思想、精神，受历代文人中他最推崇的屈原、杜甫、鲁迅影响很深。我印象中比较突出的是：

这么多年，无论环境、形势发生什么变化,老吕的理想信念、政治观点没有改变。而且实事求事，不跟风，从来是说真话，表里如一。１９７５年，市园林局党委副书记刘文伯让老吕跟他一起到中山公园蹲点。当时我是该园管理处的宣传干部。一次我组织理论小组学习《红旗》杂志评论（印象是“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他听我念完后，当即表态：“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场同志十分惊愕，我作为组织者更觉尴尬。但后来我认识到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2010年，老吕参加单位在大觉寺的休养活动
他坚信马克思主义，也坚持独立思考。常说“脑袋要长在自己肩膀上”，并动手刻了这几个字的章。９０年代，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大意是不能让站着看的对正在干的指手划脚。老吕认为这样说会堵塞言路。在一次北京市委组织的老干部座谈会上，他对该文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

８０年代，《人民日报》发表一位有影响力报业人士的文章，因强调法制而否定德治。老吕主动撰文批评。《人民日报》很快登载了老吕的文章。这位人士再次撰文反驳老吕的观点。老吕又写了一文，这次《人民日报》没有刊用。后来，北京杂文学会将以上四篇文章汇集起来，加了“编者按”，认为老吕的观点是正确的。

老吕比较豁达、坚韧。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乐观向上，直至“文革”，从来没有消极过。他以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鞭策自己，把逆境作为对自己革命性的考验。“文革”以后，我俩被勒令迁至晨光街居民大院一间七八平米的耳房居住。附近厕所的下水道从屋底经过，屋内阴暗潮湿。老吕设法点上香驱赶臭味。我女儿从上海来京后，和我在床上睡，老吕没地方，只好将床垫高，在床底下睡。过不多久，发现耗子在枕头边做了窝，他不以为意。后来，还在题为《小屋》的诗中写道：“不嫌屋漏多潮湿，却喜园小有幽花，冬日斜阳穿屋角，夏夜明月透窗纱，西风怒吼寒侵骨，暴雨倾盆银河塌。胸怀天下甘为牛，人类解放乐无涯。”

他对人宽厚，常说要以德报德、以德报怨。“文革”一开始，一位老吕一直很关心并亲自送他去治病、疗养的老编辑，突然从疗养院跑出来，对老吕进行猛烈批判。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跳楼自杀了。“文革”后谈起他，老吕总感到惋惜。另一位“文革”前生病时得到老吕关怀的女干部，“文革”中写大字报，说老吕在一次会上的发言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老吕没有怪她。对其他“文革”中批斗他的同志，老吕也没有怨言，以后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老吕不计较名利。１９７９年，他由北京出版社调回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市委决定办理论刊物《学习与研究》，一时宣传部没人愿意去办。老吕在“文革”中因文章获罪，有人认为他不该再揽这类活儿，但他主动请缨。后宣传部委派另两位同志任该杂志社一、二把手，老吕排在第三。他对排名没有任何想法，试刊时主动提出写发刊词。一、二把手认为现在没有邓拓那样的大手笔，不必写发刊词了。老吕力主要写，最后由他写了发刊词。在该刊十周年紀念座谈会上，陶铸夫人曾志称赞发刊词写得好。

他关心群众利益。１９７６年我市发生地震，随时有余震危险。周围群众想进入中山公园搭地震棚。该园党委书记从公园管理考虑，不同意群众进入。管理处没人提出不同意见。当时在那儿蹲点的老吕直率地对书记说：“都这个时候了，怎么能不让群众进入？！不能这样做。”管理处看门的老工人对我直翘大姆指（后来我家和许多群众都在公园住了一段时间的地震棚）。一次，他见一位“城管”不文明执法，当场予以制止。事后还在《支部生活》发表《但愿官清吏不横》一文。

天长日久，我对老吕的缺点也看得清楚。他生活上不太讲究，不爱干净。前些年有劲摆弄花草、石头，也不愿把案头弄整齐一些。有时过于自信，固执。有些理想化，有的观点也有片面性。

我的“复旦”校友、新华社资深记者郭玲春多年接触老吕后，在送给他的87岁生日贺卡中写道：“你学识丰厚，胸襟坦荡，不屈从于权势，更不为世俗所惑，是铁骨铮铮的男子汉。”虽为过誉，但老吕确实很正直。所以尽管也有缺点，但我从心里还是很敬佩他。我认为当初选择他，以及“文革”巨大压力下没有离开他，是正确的。

                               相扶相依

我和老吕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在事业、生活上互相扶持、帮助。

１９８５年老吕从《学习与研究》主编岗位离休。此时正是我工作最繁忙的阶段，老吕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琐事。无论是我忙杂志社的事情还是数日外出开会、活动，他都支持。原本不赞成我和老吕结婚的二老，亲身体验了老吕的为人，特别是对他俩的关心照顾，对老吕比较满意。１９９０年我父亲病重，气管里的痰咳不出来，老吕毫不犹豫使劲用嘴去吸，就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虽然最后父亲去世了，但老吕的行为很让我感动。



2009年摄于中山公园碧桃树前
老吕离休后像以往一样关心国事和世界形势。经常和我一起讨论国内外大事。我俩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有不同看法就会争论，有时争得很厉害。我时常对人开玩笑说：“在我们家，谁也不服谁。”

老吕在职时就勤于笔耕，多以东山、南石、华松等笔名发表散文、随笔、政论文等，其中多篇文章获市级奖项，所著《共产党员修养新篇》被评为全国党建读物一等奖。他离休后用很大精力写作。先后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习与研究》、《前线》等报刊上发表１２０多篇文章。先后由北京出版社和同心出版社出版《一心集》《毛泽东诗词解读》，并自费出版《赤心集》。还有包括《百花颂》、《杜诗解读》等几本未出版的作品。写作成了他的生活需要。



家中的奇石、花卉      
我和老吕都爱花、爱石头。他花钱花时间连拣带买收集了各样石头。进了我们家，满眼都是石头：有巍峨耸立的泰山，有黄河之水天上来，有菊花、牡丹花，有大棋盘、瀑布，有蝶双飞——梁山伯、祝英台……他喜欢的每块石头，都是我之所爱。

２００５年５月，老吕突发心肌梗塞，经治疗无大碍，但时常感觉胸闷。他还患有肾病、前列腺增生等多种疾病，加上年老体弱、行走困难，每年都要住一至几次医院。他在家时我悉心照料；住院时，我每天去医院探视，送吃的，陪伴他。近年来，他的记忆力大不如前，更需要我的照顾。他已经一天也离不开我了。

今年５月１１日，全家人给老吕过了米寿生日。普通的饭菜、简朴的场面，却洋溢着浓浓的亲情。我和儿孙们的夸赞、祝福，让老吕倍感温馨、幸福。



全家福：我和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女、外孙给老吕过生日。
我在结婚４０周年时，曾作词、作曲一首：“坎坷坦途四十年，相濡以沫情弥坚，艰苦努力齐奋斗，枝头果实美又甜。”如今我和老吕很快要步入金婚。我多么希望和他这样相扶相依，直到永远。

附录




历经风雨比翼飞




——读程曼珍的《我和老吕的故事》




张学律




吕祖荫和程曼珍，都是我多年相处要好的同志。看了《晚晴》今年第9期程曼珍写的《我和老吕的故事》后，加深了对他俩的了解，一些细节甚为感动。情之所至，写下这几行字，以示恭贺。

   

             老吕米寿程古稀，相濡以沫情怡怡，

         相识市委宣传部，齐心办刊生情意，

         同歌一曲心向党，一张旧床伴婚礼，

         同心不问年龄差，同德哪管地东西。

         一度雾霾遮圆月，阴暗时日也不离，

         忽如春风吹大地，世事万物焕生机，

         党的儿女忠誓言，经风经雨志更坚，

         真爱难为环境变，亦非时间能推移。

         老吕一生文笔好，人品更比文品高，

         老程热情红似火，巾帼风采重任挑，

         长期领军办党刊，联系群众架桥梁，

         传播马列求真理，贯彻政策亦周详。

         先后离职不停歇，下岗在岗一样忙，

         老吕耄耋不辍笔，著文不俗正气扬，

         各施其长建功业，相互补短福满堂，

         尊老爱幼好家风，天伦之乐寿增祥。

注

1、“心向党”，指二人在婚礼上同唱“一心为革命，一心向着党”。

2、“不问年龄差”，指俩人结婚时老吕比程曼珍大14岁，他们抛弃世俗之见，坚定地走到一起。

3、“哪管地东西”指的是老吕是云南宣威人，老程是江苏宜兴人。

4、“领军办党刊 ”,指二位曾先后担任北京《支部生活》总编和《学习与研究》主编，程曼珍后任前线杂志社社长。都是宣传思想战线上的老兵。

                                           （本文原载《晚晴》2013年第11期，作者为《北京支部生活》原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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