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涛：忆李子云和戴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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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李子云和戴厚英

胡锡涛

　　（永嘉按：这是胡锡涛写的一篇稿子，我上次去他家探视，他一个有病的老人独居陋室，那家里的混乱难以形容。我们勉强坐下，聊了一个下午。他情绪低落，我还是鼓励他再写一点东西。与他一起拟了几个题目。要起身告别时，他依依惜别，拖我一起在附近一家小店共进晚餐。他退休工资虽然够他生活，但老人有病没人照料也不行。我与他告别时，他一定要送我到居住的地方。于是叫了一辆出租车，他陪我到寓所，含泪告别。我怕他回去行动不便，让出租车送他回原来住处，并预付了车资给司机。我望着出租车慢慢离去，心情黯然神伤。回沪以后我收到他来信。并附上这一篇稿件。因涉及二位女才子的经历。我放在手上压了没有发。他文章写得很真诚也公允。这二位女才子都经历过感情的伤痛。我顾虑引起不好的后果。而且李子云去世不久，我更犹豫了。今年春节前后一再去电话给他拜年，他那儿电话一直没人接。开始怀疑他外出旅游了，以后肖木也一再打电话给他，与我一样。慢慢我有不祥的预感，他一个人在家，说不定走了也没人知道。一个孤老的生活实在令人惆怅。也许这篇文章是他的遗作了。他最后为李子云与戴厚英叹息，我为他的一生叹息！现在我们都到了这个年龄段了。每有曾共事的同志或同事离去，总有生离死别的伤痛。我与肖木通电话，他头晕在床上躺了许多日子了。去看吴瑞武，他腿肿发硬了，坐不住。我自己也脚肿，每天靠利尿药消肿，已许多日，肿不退尽。中国有一句老话，脚肿三年，头肿眼前。这是我心脏衰竭的一种症状。我祖父八十三岁是如此去世的。我叔父八十八岁也是这个病去世的。生老病死，本来是人之常情。今年我也八十四了，不算短命了，起起伏伏，见到和经历的人和事也不算少了。比起我许多同志和同事，无论地位在我之上，之下的同事，我还是幸运的。不是怕死，只是感到还有好多他们的往事，他们在生活中善良而又不幸，遭遇冤屈而又不屈不挠，甚至宁死不屈的性格，我还没有交代清楚。希望能抓紧时间，把对故人的往事都有一个交代。这个交代还只能以大局为重，那么将来在泉下若能与毛主席相见，才没有歉疚之感。我所以发这篇文章，也是抱着感伤，给胡锡涛同志有一个交代罢了。）

　　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出过一部爱情悲剧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讲封建意识怎样毁灭农村青年男女的生死之恋，曾轰动一时，看得我也泪满衫。封建意识不仅毁灭农村爱情，也同样残酷对待城市男女，我要讲的故事，是上海作协颇有名气的李子云和戴厚英这两位才女。李子云是夏衍的第二任秘书（第一任秘书是葛蕴芳，和徐景贤成婚）。子云同志与葛、徐都是高中毕业后就参加市里干部培训班，之后就接了葛蕴芳的班，成为夏衍的第二任秘书。因为她年龄正好与夏衍女儿同庚，夏衍待她如同女儿，带她出差，在车上与她聊文学、文化常识，并让她学习写作，帮她改文章，情同父女的传、帮、带，造就了李子云的文学素养与写作才华。她的笔名“晓立”，便是小李的谐音。这一笔名曾在上海滩很响亮，也使子云同志在北京文化界广结名流。

　　李子云于1931年出生，大我四岁，戴厚英是1937年出生小我2岁。她们俩虽是同事但并不亲密，因为李子云有“前科”，颇受冷落。我与这两位女同志认识，是因为我在1964年春天被石西民调入华东局内刊当文学组编辑。我上任之后，受编辑部主任庞季云委托，去找作协文研所的陈冀德，要求以孔罗荪为首的写作班子迅速进入丁香花园，因为内刊的首发号等着发这篇批判“苏修”吹捧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于是，陈冀德与李子云是内刊首批进驻丁香花园的客人。第二批进驻丁香花园的客人，由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姚耐率领的四位中年男性。这两批客人都住在丁香花园的东楼。按当年的编辑部规定，凡请来的客人，每天伙食补助七毛钱。伙房师傅不知如何安排这七毛钱，几乎天天是南方菜腌笃鲜，咸肉烧鲜肉，加竹笋。而李子云和陈冀德不吃肥肉，很怕这个肥而生厌的腌笃鲜，便叫我天天陪她们二位坐一桌，帮她们消灭讨厌的腌笃鲜。不久，我因为天天吃肥肉，身上便生膘，体重便立竿见影发福了。与文学组、经济组两班人马同时出现的还有以复旦历史系的金冲及、朱永嘉、王知常、朱维铮、吴瑞武五位笔杆子，取笔名为“罗思鼎”，他们个个能写善讲，成为三个请来的写作组中的佼佼者，令人佩服。（其中朱维铮最年轻，第一个去世。最近王知常也去世了。遗憾的是年轻的人先走，年长的送年轻的。当然留下的三位都有病。）时间长了，这种差异日益明显。令经济组的人马自愧不如，往往在姚耐来了，他们就热议一番，但不出一刻钟，便悄然无声。李子云好奇，走几步一看，便知他们四位作者与姚副院长在下棋。后来，编辑部经济组的编辑也都目睹这个四人组都常常与姚耐在下棋。事情传到总编辑石西民耳中，后来在一次全体成员的会上，石书记公开批评“工作时间怎么可以下棋？”让姚耐与四位作者很下不了台。于是，在他们交出初稿被否决之后，便自动散伙回原单位。经济组一散伙，无疑为文学组增加了压力。交不出像样的稿子，首先是当头的一把手下不了台。文学组的初稿由我与李子云分头执掌，写出来一看。孔罗荪认为不行，他只好亲自上马，闭门在家重写一稿，但编辑部看了之后也觉得质量不怎么样，但因为时间不允许再重写一稿，只好勉强凑合一期，结果，整个“创刊号”质量不怎么样，比期望的水平差了很远。之后，陈冀德告诉我，“我们这个组就要解散，将有一个更多的人马来接替”，其中有戴厚英，而她自己将去工厂搞四清。在陈、李走之前，姚文元突然从医院出来，特地来东楼看望李子云、陈冀德，我作陪。但我发现，李子云对姚文元摆出一付不屑一顾的神态，故意不抬头，不予理睬，只有陈冀德站起来招呼一声“文元同志”。这种场面，让我好生奇怪，为打破僵局，我就请文元去大房间坐一会儿，李子云始终不理姚。这谜底，后来隔了两年之后，西民被中宣部调去当第二副部长，文化部长由陆定一兼任。内刊总编辑由张春桥兼任，有一次在张春桥的办公室，我和朱永嘉等人都在场，张说：就是在这个办公室，柯老明确说：“李子云是革命队伍中的败类，必须从市委机关赶出去。她给姚溱当秘书，不出三个月，就上床了！”我如梦初醒。原来，孔罗荪有一次见人民日报登出姚溱出任中宣部的副部长，大声惊呼：“怎么样？姚溱在上海被免职，去了北京，反而提升了！”（永嘉按：柯庆施同志是对干部的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抓得很紧的。但这件事，不能责怪李子云，姚溱应负主要责任。在《红楼梦》中贾母不是说过贾政，“哪有猫儿不贪腥的嘛”。从情感上讲，李子云是真挚的。我在丁香花园，与文化广场会场上见过她几次，她总是低着头，不看旁人。我听说过，但没有传过，也没有议论过。对她我抱着同情的态度。在这个生活问题上，女同志是弱者。这点是非我还是明白的。不为过甚之词。）

　　李子云去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身份如何，四类分子，难怪她见了姚文元也不理睬，她的自傲是自卑的反弹。在文革中，李子云的事几乎成为作协工作人员笑谈的资料。但是，陈冀德从不在我面前谈论李子云，几乎一点风都不透，因为李子云已经倒了霉，不能再把她当作谈话资料。陈冀德是正人君子，不是小市民、小人之类的人物。但是，为何陈冀德对戴厚英与闻捷之间的风流韵事并不掩饰，只是为这位小妹妹惋惜而已。因为戴厚英喜欢闻捷、崇拜闻捷，作为闻捷的专案组负责人，看完全部档案之后，便向自己的战友宣布我要嫁给闻捷，把自己的风流写成自传，恨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自吹自擂，巴不得搞出一本博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戴厚英太喜欢出风头，把肉麻当作有趣，难怪获得两个外号：疯丫头，加小钢炮。（永嘉按：事发当时，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是闻捷感到抬不起头。戴厚英倒是敢作敢当。她与李子云不同，没有一点抬不起头的感觉。在心头是理直气壮。她敢于大胆的爱。事后不久，我们便让戴厚英来写作组文学组，具体负责摘译的工作。我们见过许多次，从未提起过那事，只当没有这回事一般。对她婚姻上的悲剧，我还是抱同情的态度。我出狱后，与她都住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她还邀我去她住处闲聊，向我借《易经》和《诗经》，谈一点古典哲学和文学的问题。那时她与陈冀德往来甚多，没有任何因陈是所谓三种人的顾忌。做人是要有一点大无畏的精神。这世上有喜欢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但还是善良的能雪中送炭的人多。）她把自己当作惊世骇俗的炮弹，不惊世不罢休，不把孔罗荪气倒不罢休。因为，《诗人之死》写在前，后写的《人啊人》却发表在前，因为后一部小说在写法上有革新，让这部的每章每人的叙事都采用第一人称，小说一发表立即引起轰动效应，几乎让所有读者与评论者叫绝，惊叹不已。小说最忌平铺直叙，没有艺术的创新，就不可打动读者的心。贯串在《人啊人》中的人道主义，其实是一个老话题，在世界小说领域是老得不能再老的旧话重说，为什么戴厚英能一鸣惊人，因为她有一股气，冤气，加灵气，使她笔下每一章的人物都变得活龙活现，活蹦乱跳，跳进读者的心里就产生了强大的共鸣共振，征服了青年，然后就征服市场。就才气而言，戴厚英大大超过了余秋雨，余秋雨的近十部散文集子和七八部论文集子和著作，抵不上戴厚英的这部小说的震撼力。人比人，气死人，人压人，激活人。戴厚英的怨气是被孔罗荪压活的，当她的《诗人之死》在上海极力谋求出版时，孔罗荪正在全国作协书记处当第二把手，下令全国文艺出版界不准出版戴厚英的作品，把戴厚英逼到死路上，反而激起了她强大的创造力，如同核爆炸，炸开了文艺衙门的闸门。常言道，“置之死地而后生”，戴厚英正是被孔罗荪逼到死路上，反败为胜，一鸣惊人而写出骇世之作。只可惜，戴厚英的作品只有一部《人啊人》，此后的中篇小说则一部不如一部。更可惜，戴厚英写人道主义确实一鸣惊人，而她自己的生命则被她老师的孩子为谋财而活生生砍死。我在《作家文摘》上读到这段骇人的噩耗，真被吓得好长时间蒙头转向，觉得这世界太可怕，太不可理解。一代才女竟死于一个小毛贼的乱刀之下，故，人道主义光是呼喊还不够，应该落实为人的起码品质。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呼喊人道主义，要普及到中国城乡大地，还得走很长的路。逼良为娼为盗的现象，还要靠全民的行动逐步消灭。

　　李子云的苦命与才华，深得文学界的惋惜与欣赏，在她病逝之后被某作家称之为“一片雅云”。

　　戴厚英的苦命与才华，更令人赞叹，可称为一颗惊人的原子弹。

　　两位才女，并非完人，都有其人格缺陷。她们的遭遇和结局，令人无限回味、叹息。
　　2013年10月底写于北京寓所。

　　按：这二位才女，在感情上都曾经是真挚的，然而在婚姻上都是失败者。由于婚姻涉及到制度问题，尼采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制度有可能建立在爱之上。”这话有道理，一旦涉及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制度范畴，那就有太多的利害关系附着在这之上。因为家庭首先是生育儿女，然后包括各自的父母及兄弟姊妹相互之间各种复杂的关系，在种种复杂关系之下，总需要某种牺牲和献身的精神。故婚姻可能是爱情的结晶，但也可能是爱情的坟墓。看起来二者似乎完全对立，但要真正处理好爱情与婚姻二者的相互关系，使之达到善始善终的人生美好境界，那么相互之间除了爱之外，还必须有许许多多在各自隐私和利害上的宽容与体谅。否则的话往往或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或是痛苦地厮守一辈子。情感属于非理性的领域，因而理想与现实的完全一致，是要有能耐来坚守的，可来不得任何一点任性，否则会有一辈子的遗憾，而且影响和伤害你周围的人。从婚姻制度这个视角讲，任何制度都带有双重性，也许这世上没有不带某种遗憾的制度，情与理的统一和融合，需要有宽恕和理解的精神。现在是我孙子辈谈情说爱的年龄了，我讲这些话，在他们热恋时，会认为我这是多余的话，当他们到晚年时，一定能体验到其中的甘苦了。这份稿子是我外孙打印的，他们正在谈婚论嫁，作为外公，我祝他们一辈子幸福美满。

　　4月11日的补白：

　　昨天与陈冀德通电话，讲起胡锡涛这篇文章，我这些天一直为联系不上他而感到非常担心，她说找不到便说明他还在，如果出事，肯定会有人告知的。陈冀德说胡锡涛在上海有一个姐姐，有电话，可以问一下。她去电话讯问，得知胡锡涛还在，2月14日一个人在家跌倒，爬不起来，电话铃响他也知道，但无法接。隔了两天，门房见他没有去拿报纸，觉得情况异常，便去敲门，又找他的妹夫来，打开门，见到他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已经昏厥过去，便叫救护车送医院抢救，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就把他转到老年公寓，不能让他一个人呆在家里无人照料了。进老年公寓一个月需要五千元左右，他退休工资四千一百元，个人还需要零用，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的住房出租，月入三千，这样可以应付过去了。陈冀德告诉我胡锡涛住一个人的单间，有电话。今天上午我便与他通话，他复述了自己在家中跌倒的情况，他说门房间看门的人救了他一命。现在脑子不行了，过去赶稿子搞通宵，睡不好，吃了五十年的安眠药，把脑子给吃坏了，所以才有突然昏厥的事情。过去成把吃安眠药，现在不敢吃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小便失禁，老了反而尿床了，每天都要晒被子，实在伤脑筋。人老了，孤独了，生活不能自理，年老反而变成小孩子了，需要人帮助照管。一般中青年，照顾自己的小孩子会比较有耐心，照顾老人就缺乏耐心了，小孩子是未来的希望，老人就难说了，照料也是出于同情。胡锡涛说现在每天还能看报，他订了三份报纸，现在收支还算平衡，活着也就是混日子。我打电话告诉肖木，肖木也很感慨，他说自己健康情况一日不如一日，这个天气还脱不了棉衣，头晕，拿不起笔了，感冒以后鼻涕淌不停，已经许多日子，就是好不了。人衰老了，免疫功能下降，生病后恢复起来很慢。现在大家要见面也很困难，自己走不动，，乘车也要人扶，何况还晕车，饮食也日少一日。胡锡涛比我小五岁，肖木比我小三岁，他们的景况已是如此，实在令人感慨。人老了，若无亲人照料，实在凄惨。我们多少有一点退休金收入，尽管入不敷出，但还能东拉西扯地将就过日子，农村孤老，一旦有病，那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的保姆讲她丈夫的爷爷今年九十一岁了，跌了一跤，从此卧床不起，躺在床上等死了。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世界各国都有。我有一个老师田汝康先生，晚年去美国，住了老年公寓，是免费的，每天只能见到给他送饭的那个人，孤独极了，就回到上海，在复旦住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云南家乡，便死在那里，晚景凄凉。我有一个邻居，比我大两岁，儿子几次要送他进养老院，他坚持不去，有一个保姆朝夕陪他，几次昏厥，都是保姆把他抢救回来。春节期间保姆回乡探亲，他到养老院住了一个月，在那儿吵了几次，现在保姆来了，他又回家了。我们这一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又为新中国尽心尽力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如今年老了，想要有一个夕阳无限好的晚景，居然如此艰难。相比我过去的这些同事，我还算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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