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传》：毛泽东从提倡海瑞到批判《海瑞罢官》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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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如何发生：毛泽东从提倡海瑞到批判《海瑞罢官》的转变


摘自《胡乔木传》，著者：胡乔木传记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山雨欲来

自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问题连续作出两个批示以后，文艺界的批判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很快又波及哲学、史学、经济学等领域，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问题似乎主要出在意识形态领域，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一时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各项建设事业依然向前推进。可是，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搅乱了胡乔木的心绪。这就是1965年11月10日登了两个整版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断定《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把《海瑞罢官》中写到的明朝正德至万历年间的“退田”“平冤狱”等内容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起来，认为“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文章指责剧作者吴晗的用心是为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翻案”。

胡乔木一眼看出，这不是一篇学术批评和文艺批评的文章。文章把问题提到非同一般的政治高度，涉及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层在整个国内形势的估计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存在的分歧，后面必有深刻背景。至于扣到吴晗头上的那些大帽子，完全是无中生有。吴晗之所以写海瑞，缘自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这点，胡乔木最清楚。因为向吴晗传达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的精神，请吴晗写海瑞的，就是胡乔木。

1959年4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毛泽东要求头脑不要发热，要互通情报，解除封锁。针对当时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浮夸不实、弄虚作假、不说真话等不良风气，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说要学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于讲话，不怕警告，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毛泽东还指示胡乔木，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 。会后，胡乔木回到北京，找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吴晗是明史专家，他写的《朱元璋传》，曾得到毛泽东的好评和鼓励。胡乔木把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的讲话告诉吴晗，并请他为《人民日报》写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积极响应，6月16日就在《人民日报》上以刘勉之的笔名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意犹未尽，接着，他又写了《论海瑞》。此文于8月31日完稿，吴晗亲笔工楷抄清，送胡乔木。胡乔木从内容、结构到文字都作了精心修改。文章开头两段导语，由胡乔木重新写过。文章的结语部分，大大加重了对右倾机会主义批判的内容，说“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说这样的人“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说要“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要让人民看清他们“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这些话都是胡乔木加写的。 这时庐山会议刚刚开过，加上这些话，正是为了配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形势。《论海瑞》经胡乔木修改后于9月6日定稿，在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其后，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又约吴晗写以海瑞为主角的戏。吴晗在北京京剧团同志的协助下，经过七次修改，于1960年底写成新编历史京剧《海瑞》。1961年初上演，剧名根据友人蔡希陶的意见改为《海瑞罢官》。该剧颂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揭示了海瑞这样的官吏在封建社会必然的悲剧命运。

从《海瑞罢官》的创作过程可见，它是以海瑞的生平事迹为题材，突出表现毛泽东当时提倡的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同姚文元文章中所指责的那些东西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为什么竟要如此曲意构陷、大张挞伐呢？那时身在杭州的胡乔木，无从得知江青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康生勾结，与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批判《海瑞罢官》的经过，更想不到“文化大革命”动乱的邪火正由此点燃起来。不过，他从这异乎寻常的做法中，依稀看到了暴风雨到来之前天边卷起的滚滚乌云。

胡乔木模糊地感到，有一种危险在向他逼近。他本人既然同吴晗及其写的海瑞有关，在这场是非之中就少不了麻烦。事情将会怎样发展，胡乔木非常关切。眼看半个月过去了，《人民日报》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未曾转载，其中又有什么蹊跷呢？胡乔木惶惑不安。这时，刚好他的秘书商恺回北京办公室值班。胡乔木让他找吴冷西，提醒人民日报要注意学习解放军报，同时表示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关切。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是1964年7月成立、由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的成员。

吴冷西见过商恺后，于12月1日给胡乔木写了一封长信，托前往杭州的范若愚带交胡乔木。吴冷西告诉胡乔木：“前天彭真同志要我转告您，关于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人民日报已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决定展开讨论，主要是引导大家讨论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学术问题。关于姚文中的政治性问题，也可以讨论，但不是着重点。姚文中点了人民日报《论海瑞》。彭真同志说，此文政治上没有问题，但对海瑞评价过高了。人民日报本来不准备公开批评吴晗，因书记处曾决定吴晗同郭老、范老、茅盾、翦伯赞等人可不在报上批评，而在内部批评。但文汇报批评开了，人民日报也要讨论。此事我们是不知道的。因等候中央决定，拖了二十天，有些被动。昨天发表了，按语是经过彭真同志和总理修改过的。准备还组织一些文章，展开讨论。彭真同志嘱我告诉您安心休养，不要为此事分心。” 读到这一番话，胡乔木稍稍放心了些。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没过三个月，彭真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随后被打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政治局内第一个被打倒的人。

随着对《海瑞罢官》讨论的展开，对吴晗及其《海瑞罢官》的批判不断升级。12月8日，《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指名地严厉批判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关于历史主义的主张是背离无产阶级观点的“反动历史观”。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就评《海瑞罢官》等问题发表重要谈话。在场的有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等人。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还旧事重提，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1966年1月初，在田家英整理的这次“谈话纪要”即将在内部通报的时候，田家英告诉了胡乔木这次谈话的详情。胡、田二人都知道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完全无关。这种捕风捉影之谈，在康生、江青一再撺掇之下，主席竟然信以为真。此风若在党内成了气候，后果不堪设想。他们都十分不安。正因如此，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时，“要害问题是罢官”那段话就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里去。对此，胡绳支持，艾思奇同意，只有关锋不表态。从主席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谈话，胡、田二人又联想到前不久中央发生的两件大事：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12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遭突然袭击。二人议论起来，深深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

春节前，胡乔木到上海疗养，住在华山路上一个幽静的招待所。医生针对他头痛病时常发作、脑病又有逆转的状况，建议在药物治疗的同时，采用音乐疗法，调节情绪，怡养身心，以利康复。上海接待部门安排，让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三年级学生丁言仪来教他弹扬琴。他饶有兴味地拿起细长的竹键在琴弦上敲出清脆的音符。每天练习一两个小时，倒也可以稍稍排遣一点心中的郁闷。经过一段时间练习，竟也能够在扬琴上敲出《紫竹调》《杨柳青》《茉莉花》等曲调来了。很快，他还学会了弹奏《东方红》。

可是，政治形势的发展不可能让胡乔木在丝竹管弦中怡然自得。进行“音乐疗法”只两个来月，运动又进一步向胡乔木迫近。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准备。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批评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胡乔木担任过多年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八大以后又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对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听说主席有这样的批评，心情极其沉重。

4月初，胡乔木从上海返回杭州。这回，他没有再住多少年来在杭州一直住的汪庄，而是住到了西湖八景之一柳浪闻莺南边的谢家花园（今柳莺宾馆）。正是清明时节，春雨淅淅沥沥，下得烦人。他感到需要同主席有所沟通，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其时，胡乔木手头正在为即将再版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做整理、修订工作。1963年12月第一次出版《毛泽东诗词》注释本，编辑工作就是由胡乔木主持进行的。此后毛泽东又有新作发表，需要收录进去；个别正文，需要更改；原来注释中个别欠妥不确之处，也需要订正。胡乔木承担起了这项任务。现在整理修订工作基本完成，但关于正文和注释，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请作者本人定夺。于是，胡乔木在4月5日致函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诗词》注释本中“两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的处理意见，并报告：此书“现正就全文作最后一次核校，然后印行少数，在内部征求意见” 。过了四五天，胡乔木就得到毛泽东的批复。在他给主席的那个信封上，胡乔木看到了久违了的主席的笔迹：“已阅，退乔木。”毛泽东对胡乔木根据总政治部几位同志的建议、参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注写成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写作背景的注释，作了重要增补；对《水调歌头·游泳》《七律·送瘟神》两处诗词正文，作了更动。 对这些，毛泽东批示：可以。

从毛泽东的批复来看，他对胡乔木的态度并无异常。这使胡乔木感到欣慰。但形势的发展，又使他不安。

1966年4月9日至12日，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胡乔木虽是候补书记，没有与会。这是正常的，因为他还在养病。从会议文件，胡乔木了解到巨大的政治变动。康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最近三次谈话——3月28日、29日同康生的两次谈话和3月30日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的谈话。毛泽东批评以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通称“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指出，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次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通知由陈伯达起草。二、拟决定成立一个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

书记处会议期间，4月10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这个纪要说：“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在建国后十五年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纪要》全面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事业，还批判了文艺界存在的所谓“黑八论” 。

胡乔木感受到沉重的压力。他在30年代当过文总党团书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领导中宣部和文艺界工作。毛泽东关于“中宣部就是阎王殿”这样严厉的申斥，文艺界“黑线专政”这样严重的批评，“三十年代文艺”是这条黑线的三个源头之一的判断，胡乔木不是首当其冲吗？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个戴罪之人了。新成立的文件起草小组又是以素有隔阂的陈伯达为首，极左的势力占了上风，前途难卜啊！

中央书记处会后，毛泽东于4月16日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讨论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向全国发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号召。

为贯彻落实杭州会议精神，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文化领域各界，都已混进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一俟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从这个《五一六通知》，胡乔木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波涛正汹涌而来，势不可当，深不可测。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浪头吞没的，竟是他的挚友田家英！

1966年5月22日下午3时，王力、戚本禹等人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住地，宣布中央决定：田家英一贯“右倾”，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决定立即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干部会上，办公厅一个负责人又宣布了田家英一条吓人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这条罪名是江青给加上的。关锋和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田家英没有把毛主席12月21日谈话中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那段话整理到记录里去。田家英宁折不弯，第二天上午就在永福堂家中自尽了……

等待着胡乔木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厄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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