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围绕《海瑞罢官》事件的论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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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海瑞罢官》问题的人很多，主要是吴晗、江青、姚文元、彭真。由此引起的不仅是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独立王国”的评价，而且被主流媒体定义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几十年来，主流舆论的说法基本定型。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时任文化部电影局文艺处副处长的江青在北京找中宣部及许多文化人写文章批判未果的情况下，１９６５年背着中央领导到上海经过秘密策划，在未经中央批准和向北京市委通报的情况下，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随着言论自由的开放，文档的解密和当时人的回忆，许多内情被不断解开，事情远不止于此。

　　吴晗与姚文元。

吴晗是历史学家和明史研究者，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时，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前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他从１９５９年开始，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的故事》、《海瑞》、《海瑞罢官》多篇文章及单行本篇序。之后，吴晗和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廖沫沙（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

姚文元是著名老右派文人姚蓬子的儿子，秉承了其父的衣钵。自1955年起，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包括胡风、王若望、徐懋庸、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鲁莽、流沙河、周谷城、艾青、巴金、丁玲等名人的文章都被他公开批评过。当时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是小有名气的文艺评论家。1965年11月，以他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姚文元文章不一定是江青组织秘密写的。

江青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同时，毛泽东在审阅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句。〔引自江青秘书阎昌贵所著《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江青话中的“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很可能指的是上海市委，这句公开的讲话显示姚文元的文章不一定是江青组织写的。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正因为毛泽东一口否定自己曾经提倡过海瑞精神，江青和张春桥才没有了顾虑。同时，也证明上海市委在组织写批判文章时，专门通过江青向毛泽东请示，江青只是个二传手。

姚文元的文章究竟是江青组织的还是上海市委组织的，或者说江青只是表示了支持写批海瑞罢官的态度，而组织写批判文章的主要是上海市委，值得进一步探讨。

毛泽东在批“海瑞”问题上的态度。

转引自《毛泽东传》中（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笔者注：当时北京有《海瑞罢官》，上海有《海瑞上疏》南北两出戏），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显然，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喜欢“左派的海瑞”不喜欢吴晗写的“右派海瑞”。

应当肯定此事毛泽东提前知道并有态度，否则即使江青也没有胆量组织写这种有针对性和政治性攻击很强的文章。

上海那位领导人支持姚文元写文章。

在后来的语境里，普遍认为是柯庆施推荐了姚文元。然而事后证明，上海支持姚文元写文章的是陈丕显。姚文元写作开始是１９６６年５月，柯庆施早已到外地住院不理政事，而且于１９６６年４月去世。柯庆施的机要秘书后来作证，在柯庆施生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写海瑞罢官的事。上海市委组织写作班子，组织讨论的是陈丕显，稿子送到北京的也是陈丕显（江青以前到上海都是住在陈丕显家里，两人以前私交很好）。陈丕显在姚文元写文章中担当何种角色需要讨论。

姚文元文章秘密写成不符事实。

江青发现《海瑞罢官》有问题由来已久。后来很多文章回忆，她早在１９６２年就找过中宣部和文化部四位部长副部长，要求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一方面江青当时只是个副县级的副处长，另一方面因为涉及到在职领导干部，大家有顾虑不敢接也很正常。后来还找了李希凡（红学家《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文艺评论编辑、文艺评论组长）。（这些是后来主流媒体报道的，很可能有出入。因为在１９６２年江青只是文化部一个副处长，虽然是毛泽东夫人，当时却没有“成精”，要求中宣部和文化部写文章一说存在疑问）

上海市委曾经专门开会讨论过姚文元的文章。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的文章。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引自《铁骨铮铮，正气浩然——记曹荻秋同志同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斗争》，糜欣祥著〕。

曹狄秋曾说：姚文元的文章，“市委改了四稿”。〔引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当然，这些参会的上海市领导们在文革后齐声认为自己当时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还作了抵制。

姚文元文章写好后，组织过两次专家讨论，一次党内一次党外。参加的人包括上海政协副主席兼复旦大学校长周谷城、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等。当然，这些专家们在文革后也否认自己当时投了赞成票，还说这是张春桥搞的“火力侦察”，从而洗白自己。文章针对的是北京市委彭真和吴晗，侦察上海文化人的说法有点搞笑。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建立班子在上海写，没有背着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张春桥是作为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代表来组织文章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能不执行吗？当时是执行的，还是光荣的。毛主席对上海市委是信任的，寄予希望的。并没有把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开”。〔引自《王力反思录》第756页，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出版〕

以上情况至少说明姚文元的文章并不是偷偷摸摸完成的，而是在上海市委领导下进行。文章经过上海市委反复讨论研究和专家讨论后才定稿。

姚文元文章能否批判吴晗的问题。

1964中央将《海瑞罢官》,《燕山夜话》列为39个可供批判的文学艺术资料，并批转至县团级（宋永毅主编《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此后，全国展开了对文化人及其作品的批判活动。包括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的《逼上梁山》、文化部长副部长周扬的《武训传》、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林家辅子》、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为一》、华东工业部副部长孙治方的“经济思想”、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翦伯赞的“让步政策”、上海政协副主席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等。论职务和名气，这些人都比吴晗高。

显然，批判吴晗并不越规。

北京市委和吴晗在姚文元文章刊发前已经知道。

姚文元的文章在刊发前没有经中央批准，没有通报给北京市委和吴晗本人在出版前不知情，一直是主流观点。然而事实是他们都知道。

在上海市委研究讨论姚文元文章时，其中有一个顾虑就是是否需要向北京市委打招呼的问题。

“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都是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曹荻秋的这段话引自1967年1月8日“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委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的《红卫战报》第16期，《砸烂反对毛主席的上海市委》。

“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九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姚文元文稿是在１９６５年9月１０日，陈丕显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带到北京的。据陈丕显回忆录记载，到北京后将稿子交给江青。原准备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转向彭真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会后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陈丕显的回忆说明了一个问题，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是非常慎重的。１１月１０日才发表，９月１０日送北京，很多人都知道。期间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不过，张春桥自己在姚文发表前，还是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打了个招呼。他和邓拓是老同事，张1949年前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时，邓拓是社长兼总编，张的上级，张当时是理论部主任。张春桥说：“我和邓拓是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邓拓与吴晗两个人好的一个头，不可能不告诉吴晗。而且吴晗在看到《文汇报》姚文后也没有当回事，只是觉得有点上纲上线。

尽管有毛泽东亲自打招呼和上海市委告诉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但作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并不认为这样就是通知北京市委，他后来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围绕姚文元文章引发的斗争。

姚文元这篇政治敏感较大的文章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之所以没有在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刊登，是张春桥的主意。他认为文章刊登在这张非党报上，首先不会引起人们猜测，因为这份民间报纸过去也发表过一些学术争论文章；其次这张上海报纸在全国特别是知识界拥有广泛读者，可以通过对姚文元文章的争论，将知识界同情或同意吴晗观点者都牵出来，便于以后进行更大规模批判。〔引自《以共和国名义判决》〕

文章发表那天，姚文元自己并不知道，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电话通知的，还向姚文元表示祝贺。引自《上海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

11月12日至26日，华东六省一市所有党委机关报全都转载了姚文，全国其它地方除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宣传部代部长徐天贵）以外都开始转载。而北京的的报刊直到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才转载了该文，２０日《人民日报》转载。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十九天拒不转载”说法的来源。

有一种说法是罗瑞卿打电话给彭真，告诉他《解放军报》将要转载姚文，并建议北京的报纸也尽快转载。《解放军报》之所以转载，据说是调查了姚文后，发现是毛泽东同意的才决定转载。

《大事记》的记述是：11月28日，“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同志参加。”

北京媒体转载姚文显然是不情愿的，转载后展开了反击行动。“北京派”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到道德继承论》、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了一篇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以李东石的笔名写了《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文章对姚文元进行反驳。“上海派”也不善，发表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文章，把攻击对象扩大到邓拓、廖沫沙等北京高官文化人。“京派”与“海派”在各自把持的媒体上展开了三个多月激烈的论战。

12月29日，吴晗迫于形势压力，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登于《北京日报》，在一些问题上，违心地承认了错误。

其实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毛泽东第三天就赶到上海，虽然不是专为这件事，支持的姿态是存在的。只不过彭真觉得自己“功力深厚”没有当回事。

当毛泽东得知彭真和陆定一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怒斥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99、1468页)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他的老朋友斯诺中有这样一段话：“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二月提纲》的提出使问题摆上了桌面。

1965年10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曾把《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文件第一部分第一段写道：“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概念的又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上。

在“京派”与“海派”激战正酣和毛泽东已经表态的情况下，１９６６年２月，由彭真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就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向毛泽东汇报。《提纲》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种观点显然有很大的针对性，“学阀”明显指向“海派”的秀才们，公开点名一事指的是吴晗被批。

就姚文元与吴晗而言，一个是文化学者，一个是北京高官，两者不在同一层次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彭真是借用中央文革的名义拉偏架。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认为：“彭真与中央一线，以《评〈海罢〉》发表后中央批转的“二月提纲”以及《评〈海罢〉》发表前的中央两次明确规定，严厉批评并追究的，难道仅仅是姚文元与“上海市委”吗？须知，当时党内基本的组织程序与组织纪律尚在，中央主要媒体也掌握在中央一线手里。倘若批评、处理《评〈海罢〉》肆意诬陷党内著名民主人士、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事件，及其主要责任者，在全国引起的震动，势必超过《评〈海罢〉》发表本身。”(《陈丕显回忆录》，第50页)陈丕显直到文革后仍然不赞成彭真的做法。

《二月提纲》的出现，激怒了毛泽东，他终于走上前台。３月２８日，毛泽东在谈话中直指“二月提纲混淆队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此时的北京市委已经感到大事不妙，开始转向批判吴晗。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全国许多报刊已经展开了对“三家村”的批判，彭真及市委常委会议也做了自我检讨。并在《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自我批评式的编者按语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了立场或者丧失了警惕”。还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歌颂他们、鼓舞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而邓拓“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颂古非今，借古讽今，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配合着编者按，《北京日报》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传了什么》，给《燕山夜话》定性为“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社会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资产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

然而为时已晚。4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彭真，同时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5月11日，李雪峰（华北局第一书记）调任代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第二书记，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宣告解体。

关键人物彭真。

吴晗写海瑞不一定是借古讽今或含沙射影，姚文元的文章仍在文艺批判的范畴。在当时，文艺批判已经司空见惯，报刊杂志经常出现有指向的批判文章，而且很多不同观点的文章登在同一期刊物上。姚文元一个文艺评论家的批评文章为什么让彭真大动肝火，敢于利用手中权力下令国家级媒体和北京所属媒体一律不转载，而且组织行政力量（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是北京市委在职高干）进行攻击，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

在中共党内，彭真虽然属于白区干部，理应与刘少奇是一伙的。但是，他１９４１年就留在了延安，任副校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抗战时到东北局任书记，1947年回到中央后，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仍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兼任北平市委书记。解放后，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法小组长、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组长多个职务。由于他多年担任中组部部长和京城主管，积累了较强的人脉，逐渐形成了政权体制内除毛泽东、刘少奇以外的第三方势力。

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他属于毛泽东而不属于刘少奇。他是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党内高官，能够不断高升并主管多方面的工作显然有毛泽东的因素在内。

毛泽东对北京市委不满在姚文元文章之前就有了。彭真秘书张道一在后来的采访中说：“毛主席1963年12月的批示是冲着北京市委来的。表扬上海，批评北京。毛主席批示，一向不直接批给刘仁，这次特别批给彭真、刘仁，是批评北京跟不上。第二个批示就更厉害了，矛头指向整个思想文化界。”

“一批廖沫沙，北京市委就紧张了。彭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宣传部长李琪等人都认为廖沫沙是好人，不是反党的。因此，有一些批判文章北京市委就压下来了，不予刊登，不组织批判。”

张道一把毛泽东批北京“独立王国”的问题归究到江青的“枕头风”。他在后来的采访中说“江青因此更觉得受冷落了，因为她去上海是柯庆施场场陪她，而在北京，不仅彭真不陪，刘仁不陪，连邓拓也不陪，她便觉得太降格了，心里老大不高兴。”、“毛主席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很可能主要是听了江青的小报告。”“彭真和北京市委在处理和江青的关系上坚持原则，不愿苟同，不愿屈从，使江青大为光火。这也许就是造成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种“枕头状”的一个因素。”

同时他还举出北京当时一些不听招呼的事，“开放自由市场，陈云打过几次电话，让北京开放自由市场，北京就是不开。彭真不同意，认为这样做会助长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助长单干。刘仁专去看过三河县的自由市场，回来后持否定态度。”

北京是不是彭真的“独立王国”，在姚文元文章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毛泽东支持的文章在北京的中央媒体和北京地方媒体不转载，以致于毛泽东要“出小册子”，至少说明彭真的势力在当时非常大。

文革后彭真复出后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能毛主席去世了就把错事都推在他身上。”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态度。

在处理姚文元文章的问题上，目前很少见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行为。不是没有，而是被遮蔽。刘少奇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是主管中央文革小组的书记处总书记，如此轰动的大事不知道是不可能的。从道理上分析，如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倾向彭真的话，文革被否定后，肯定会作为他们的功绩而大肆宣扬。之所以极少提及这几个人，很可能他们当时的态度与毛泽东是一致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政的文化大革命阶段一直以批判彭真为中心。派出工作组的新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起步于白区地下党，后来随邓小平挺进大别山，并在邓小平的中南局工作。解放后在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任书记，后来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刘少奇邓小平推荐并报毛泽东批准的，向学校派出工作组也是他秉承刘少奇的指示进行的。１９６６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

６月２７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谁也不能批评，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我去插手也不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对邓小平，虽然曾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但是，彭真是他领导下的书记处成员，吴晗是他的牌友，在当时的环境下置身事外或随波逐流的参加批判符合情理。
笔者认为，刘少奇是站在彭真的对立面，邓小平至少有同情彭真的成分。
彭真的问题是在权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忘乎所以，老虎屁股摸不得。他可以容许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三位官场文人写文章，可以点名批判其它领导和文化人，别人不能撸他的虎须，包括象姚文元这种文化人也不能批他的人。如果说姚文元是“学霸”的话，彭真则有“官霸”的歉疑。

围绕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过程和社会影响，有文艺批评、政治纠结和权力斗争，肯定还有很多内情没有发掘出来。到目前为止，江青组织说存在争议。但上海市委组织领导写作和把关定稿是事实，北京市委在文章发表前提前得到通报也被证实。孰是孰非是个视角或者说立场观点问题，笔者在此不作评论。

20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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